追寻西柏坡(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志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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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西柏坡试读：

读完志平兄的书稿《追寻西柏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西柏坡、对平山的那种真诚那种无与伦比的深情，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追求，那种对为新中国的建立前仆后继的先烈的至高无上的敬仰以及对这一片热土上无私贡献的普通百姓的赞美，都从这部厚重的《追寻西柏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同时他又给我们展现了一件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的平山、西柏坡人民的无私奉献和中共领袖们在这块热土上的运筹帷幄的往事。所以，在今天熙熙攘攘的世俗里，读过《追寻西柏坡》之后，让我们的灵魂受到一次洗礼，心灵受到一次净化。《追寻西柏坡》是志平兄二十多年来研究平山，追寻西柏坡的心血之作，全书以“追寻西柏坡”、“印象平山·西柏坡”和“西柏坡报告”三部分，构建了志平兄二十多年追寻的岁月和足迹。我与志平兄相识于北京西郊宁静大气的中央党校。那是2002年的下半年，我们带着求知的渴望和学习的心态，相聚在39期进修班上。记得那年冬天在党校学习时，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室内温暖如春，当时志平兄非常勤奋，常常一个晚上可以写上七八千字，第二天早上就和我们一起分享昨夜的辛苦、今晨的喜悦。4个半月的学习，我们带着满足和依依不舍各自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但是，学友间的深厚友谊依然在延续着，大家默默地相互关注着关心着。这些年来我们借助着先进的通信工具始终保持着联系，也不断地收到志平兄寄赠的新出的著作，可见他依然保持着勤奋和激情。果然，我的这个感觉从这部《追寻西柏坡》里又一次得到证实。

几十年来，志平兄热爱平山热爱西柏坡，他这种故乡之爱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里了，成为让人感佩的一种情怀。他为了让后人不忘那些长眠平山热土上的革命先烈，为了彰显发生在平山大地上的事关新中国的历史往事，几十年来他走遍了平山的山山水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平山的每一个村落；几十年来他怀着抢救的紧迫感，访问了数以千计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为平山的光荣留下了无数真实的故事。从这些可歌可泣的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平山人民的无私奉献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艰辛，也看到了平山百姓的无私。志平兄在记录太行山区老人对当年革命往事回忆的同时，常常与被记录者一同歌哭。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在访问平山那些当年为了新中国而贡献亲人、朋友至今依然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太行山区的老人时，常常为他们无私的高尚情操而泪流满面，也为老区人民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贡献而表现出来的自豪而自豪。所以至今，我们读《追寻西柏坡》，依然心潮起伏。

在这部书里，志平兄常常用寥寥数语，就把平山的一些先烈的忠义气节展现我们面前。他通过大量史实称颂平山栗再温为代表的栗家是“举家革命，满门忠烈”，栗再温是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1927年加入共产党的，他是平山县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平山早期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妻子与他一起革命，侄子栗政清1933年入党，曾任平山中共县委委员，共青团平山县委第一任书记，1936年牺牲时年仅20岁。1938年入党的栗政通参加平山团，最后牺牲在陕西扶眉。还有栗政民等等栗家27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栗家已经有15人是中共党员了，所以志平兄凭着他对栗家的了解作出这样的称颂不无道理。还有，当年在栗再温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昭同志，在新中国曾任青海省长，“文革”以后，罗瑞卿曾经拿了干部家属的一沓申诉材料找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问：“王昭同志在哪里？为什么还不出来工作？”罗瑞卿悲愤地告诉他，王昭同志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其情其景，让人动容！志平兄在这部书中还大量介绍了许许多多牺牲之后默默无闻但是生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比如浙江人雷烨牺牲在平山这块热土上一直不为人知，在志平兄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让烈士的事迹广为人知。因此，我想，牺牲在平山的先烈们如果九泉下有知，定会为有志平兄这样一大批有情有义有追求的后人而感到欣慰。

20世纪的平山是有着光荣历史光荣传统的地方，抗战时期是著名的抗日模范县，农民子弟组织起来的平山团威震晋察冀，平山的西柏坡又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数以万计的中华民族精英移驻平山西柏坡为中心的一百多个乡村，为新中国的诞生继续艰苦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平山在西柏坡留下了大量的值得后人怀念的革命历史史迹，也留下了大量的一个先进政党的精神财富。生活在这块宝地上的志平兄深深懂得这块热土的含义和分量，他利用长于斯奋斗于斯执掌西柏坡纪念馆十多年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和自己对这块土地的深深眷恋，踏踏实实地梳理平山的红色史料，用自己的执著还原历史的真相。据说，志平兄为了弄清某一个史实，电话要打无数个，要奔波上百里走访当事人，有时还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刚刚采访过，有的老人就离开人世，许多珍贵史料来不及记录，让志平兄嘘唏不已。

在弘扬西柏坡精神的过程中，志平兄常常以一个学者的严谨，一丝不苟地求证着每一个说法，他从大量史料著作里比较，在当事人的回忆里发现历史的线索，从而还原历史，防止以讹传讹。在这部书中，他廓清许多似是而非的美好的传说，也确定了许多事关中共历史的精神财富的表达。比如西柏坡一直流传这样一个说法，1975年10月，黄维特赦以后曾经来到西柏坡，当他看到军委作战室那筒陋的陈设时，连声说：共产党在四间小平房中就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当败，蒋介石当败呀！志平兄用了几年时间考证，甚至找到黄维先生的女儿求证，结果历史并无此事，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另外还有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来历，“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进驻’和‘移驻’西柏坡一字差异的来历”，“关于‘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一名言的出处和由来”，“关于‘五大书记’的称谓”，以及“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什么时间在西柏坡播音的”，等等，志平兄都作了详细的分析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丰富中共党史，为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出了贡献。这无论对先人来说，还是对后人来说，即使再过几百年，依然是功德无量。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志平兄的这部作品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这种精神，而且看到了他矢志不渝的信仰，看到了他那种敬畏先烈敬畏故土的情怀。所以，读志平兄的作品，常常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似火焰一般的真情。

前几年，志平兄组织一班同志写《非凡岁月》，两年间竟然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走访知情人300余人次，发送了1100多个函件，行踪遍及全国十几个城市和20多个县，而平山的几十乡镇几百个村，都让志平兄和他的朋友们走了个遍。这是需要何等的精神和何等的情怀？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周年，志平兄的这部《追寻西柏坡》编得十分切合时宜，因为这是一部凝聚作者的几十年的心血和追求以及他的敬畏情怀的新著，相信人们读过之后，对我们党的辉煌历史和责任使命，对平山对西柏坡这一片热土，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志平兄将书稿寄来让我先睹为快的同时，也让我写点感想放在卷首。我敬重志平兄有情有义的人品，不敢推辞，读后又受益匪浅遂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文字。

是为序。钟桂松2010年国庆节一　追寻西柏坡

西柏坡坐落于冀西太行山东麓的平山县境内，原是个不足百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元勋们曾在这里指点天下，运筹帷幄，统领百万军民与反动势力进行决战。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拥有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这个小山村最终也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战争的解密固然需要耐心，而唯有岁月的淘洗也才能留住更多的真实。我曾经有在西柏坡工作的经历。其间，接触了大量的人和事，在这座巨大的历史宝库中，我为它的厚重和辉煌叹为观止，也曾为它的平凡和不平凡而震撼。我终于悄悄地走近了它，小心翼翼地探索它、研究它。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柏坡精神的真理之光仍然熠熠生辉，并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西柏坡经验为我们治国、治党、治军、治政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食粮和宝贵的借鉴。在这世纪之交，让我们站在高山之巅，纵观风云变幻，回顾和领悟这段历史吧！西柏坡——由历史搭建的最理想的农村指挥所

在中华民国时期出版的地图上是找不到西柏坡的，它所在的平山县像这样的小村庄有六七百个，如果加上比它更小的自然庄，数目还能翻一番。平山县西部地处太行山深山区，与山西省盂县、五台县接壤，北部与河北省阜平县交界。往这两个方向虽都有便道相通，说起来还是比较偏僻，比较隐蔽的；它的南部紧挨井陉煤矿，同石太线仅一山之隔，向东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从县城至石门（石家庄）不足百里。发源于北岳恒山的滹沱河由晋入冀，自西向东，在县内蜿蜒300余里，沿岸留下10多万亩稻麦交熟的滩淤地，并汇入12条支流河，那气势就很大了。西柏坡就坐落在滹沱河冲出太行的山口处，后来有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说是在“一个马蹄形的山弯里”。

西柏坡所处的滹沱河沿线，在中国历史上是南北纷争的古战场。自春秋战国前期，白狄族部落由陕北肤施（延安旧称）南迁至这一带建立中山国开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其间几千年，你争我夺，兵戈相残，从未止息。20世纪初，世界列强纠合的“八国联军”攻入京津，亦曾南下至平山县城大肆掳掠；其后的晋奉之战，这里是交战之地；蒋冯阎中原大战，这里又是晋军的屯兵区；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又血雨腥风地打了整整八年！今天，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这平山县西柏坡地区的“间史”，去俯瞰人民解放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伟大转折。

平山县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出现了第一批中共党员，不久，就在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组建起一支红军游击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和其后由陕北渡黄河进行东征的过程中，游击队打出了“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展开军事行动进行战略配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平山的党员人数共有700多名，有人说，这个数字占到了当时河北省全省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1937年10月，八路军向华北挺进，在西柏坡一带建立根据地，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平山县就为部队输送了两个团的兵力。抗战初期八路军仅有的三个主力师，120师、129师和115师都曾在平山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在其后的八年中，晋察冀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医院、部队、剧社等曾在平山长期战斗和驻扎，聂荣臻亲率其军区司令部和边区政府在这里战斗生活了整整三年半的时间。红军长征中因坚持每天写日记而享誉全军的“红军秀才”萧锋将军，时任四分区五团政委、团长，他一直在平山战斗了7年，据《萧锋日记》记载，五团在这期间经历的大小战斗共达500多次。八年中，这个仅有20万人口的山区县，共有9万多人参军参战，而日军“扫荡”制造的惨案也多达33起，14，000人被杀。该县在晋察冀的历史上有两项至高无上的荣誉，都是聂荣臻元帅亲自授予的：一是他亲自颁发嘉奖给战功卓著的“平山团”，并命名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从此，八路军、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一是他将“子弟兵母亲”的荣誉称号授予了平山县一名普通劳动妇女戎冠秀。“戎妈妈”以救护八路军伤病员和积极支援前线而闻名全国，她后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14次接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西柏坡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聂荣臻率晋察冀党政军机关由张家口撤回阜平。1947年春季，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委先头部队渡过黄河，穿越晋绥抵达晋察冀的时候，聂荣臻正在平山县的封城指挥正太战役，刘、朱遂赶赴平山与聂会合并协商为中央机关选址问题。根据刘少奇提出的选址条件：在山区，但不能在深山区，既要交通便利，又要适合隐蔽，要考虑将来指挥决战的需要。聂荣臻便主动建议在平山县滹沱河沿岸的岗南至东黄泥一带选址。↓朱德旧居冬景《聂荣臻回忆录》曾记述了他在抗战初期率部进入平山刚接触滹沱河一带的印象：“当我们冲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走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放眼望去——嘿！滹沱河两岸的稻谷一片金黄，在微风中翻着波浪。我对他们说：‘你们看，这真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啊。’”边区初创时，依凭的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但部队粮草缺乏却影响了生存和战斗，乍看到10多万亩良田展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又怎能不使这位在敌后战斗的将军眼前一亮！现在，他决心用这块经营了10年的宝地，将中央留在晋察冀，在这里指挥解放全中国的最后决战。

中央机关在解放战争中的这次选址，也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战事爆发初期，中央曾计划向承德、张家口一带转移，因蒋军进攻而旋即流产，此次由刘、朱率工委进入晋察冀，原打算到太行的晋冀鲁豫去。当下，经聂荣臻极力挽留，由工委电告中央同意，留在平山县的大方案才初步确定下来。刘、朱又派身边工作人员在聂司令员一位副官导引下，策马沿滹沱河从郭苏至西黄泥实地考察了一趟，并绘制成一幅草图，以进一步研究选址问题。标注在图的村子自东向西主要有郭苏、夹峪、陈家略、东柏坡、西柏坡、北庄、南庄、洪子店、东黄泥、西黄泥等。从人口规模来看，除东柏坡、西柏坡不足百户外，其余村庄都在千户左右，甩在两头的洪子店、郭苏，以及再向下游的岗南等地，都是晋冀沟通的山口重镇，不仅人口稠密，而且每逢集日都是商贾云集，物流繁华，物资供应十分方便。之所以最后选择西柏坡，除因其位置适中外，隐蔽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央工委的大队人马陆续赶到，全都在这一带的老百姓家号了房子安顿下来。西柏坡村东头的几户民宅，在此前几年的日军“扫荡”中全被烧成了废墟，虽是断壁残垣，但基础还很牢固。工委在征得房主同意后，对其进行了集中恢复整理，空旷处添加了几座建筑，靠坡根开凿了几孔窑洞，后来又逐步打起围墙，形成了一个整体的院落。这个堪称是村中村的大院，先是由中央工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居住办公，对外称做“工人大学”，一年后的大决战中，就成了同国民党一争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指挥部。《叶子龙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毛泽东初到西柏坡的情况：

到西柏坡的第二天，毛泽东散步登上了柏坡岭，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平山留下了印象。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个著名的抗日模范县——平山县。由该县农家子弟组成的平山团能打善战，后被调到了延安担负警卫的责任，毛泽东数次接见过平山团的干部和战士。

美国记者斯诺曾把30年代中央红军的长征称做是“一个国家的迁移”。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这次迁移，以撤出延安，三委分开，最后又在平山县会合而告结束，实际是中共历史上的又一次长征。这两次迁移相比较，倒有颇多相似之处：同样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由原驻根据地迁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同样都是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经历一番斗智斗勇的艰难周旋和长途跋涉才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同样都是由毛泽东亲自率领人马用了一年时间走完全程，等等。所不同的是：那次是为了摆脱“围剿”争取生存，这次是为了方便指挥进行决战。同样是在走着一条长征的道路，人们的身上已不似上次那样的衣衫褴褛，脸上也多了一些争取胜利的自信，而且始终掌握着指挥和战斗的主动权。更让老百姓感兴趣的是，这次大迁移的人流中，竟还有许多驮在驴背上的小孩子。那是保育院的毛驴队，长长的一串，每头驴背上的插篓里都一边各放着一个小孩儿，孩子们有的趴在篓沿上甜甜地睡着了，有的在神气活现地背着儿歌，也有的在冲着欢迎的人群扮着鬼脸。这大约是同当年进入陕北的红军相比迥然有异的一道风景。后来据胡乔木回忆说，那时候，中央机关各部、委、局，加上警卫部队，共在平山住了100多个村子，有一万多人。1988年5月，薄一波率中央代表团来参加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40周年时说，“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不如改为‘移驻’合适，因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虽然经陕西、山西转战至河北的西柏坡，那是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来到了我们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用‘移驻’比较合适。”此后，“移驻”一词被确定并沿用了下来。↓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平山县

战争年代，保障领导机关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大事。如何保证中央在脱离长期游击转战的状态之后，能获得充裕的休整，能在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中，集中精力和智慧，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指挥部队多打胜仗，是整个西柏坡、整个平山县，也是整个晋察冀的神圣使命。那么，蒋介石和他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以及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又干了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是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中共中央的去向，并处心积虑地对中共领导人实施“斩首”行动。天上有他们的飞机侦察，地下有特务活动，效果也还真有那么一些，这毕竟是蒋介石的老把戏。“彻底消灭共产党”一直是他多年的梦想，可自打内战爆发以来，这仗却打得一塌糊涂，他一再埋怨他的军队不争气，埋怨盟邦不支持，其实他们也都是尽力的，有什么办法？那就只有是利用空中的优势，设法打掉它的首脑机关，使其陷于群龙无首之境，然后再徐而图之。据空军情报得知，中共首脑机关大队人马，已渡过黄河，有向晋察冀迁移的迹象。果然不久就有潜伏于晋察冀机关内部的特工密报，说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现目标。早在共产党军队攻打石门（今石家庄）的时候，蒋就亲自登机到战场巡视督战。石门作为现代交通枢纽，其战略价值自不待言，尤其是石门西部的那片大山更让他觉得心生悚惕：那可是共产党在日军眼皮底下经营了8年的一块地盘，可称得上是虎踞龙盘的战略要地啊！

这都是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客观事实。蒋介石何许人也，别的不说，单看他在解放战争中能在短短几年内依傍华府援助而扯起800万军队，无论如何也得算个人物。我们还是看他在冀西的活动吧。1948年4月11日，紧随毛泽东移至阜平仅一个月，晋察冀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泽东随后避至花山村。1948年9月13日，国民党军出动21架飞机，对平山城东南华北人民政府驻地烟堡村进行了狂轰滥炸。这实际是对城南庄轰炸的一种继续，目标是冲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的，只是特务们没法把情报搞得更准确一点。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根据这次轰炸中暴露的敌特线索，一举破获一个代号为“8·13”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抓捕敌特分子70多名，彻底捣毁了敌人分布在石家庄周边针对冀西山区的特工网络。在缴获到的一幅手绘草图上，敌人把距平山县城西去约50多华里的郭苏镇，已经锁定为重点目标，图中标出了滹沱河以北的郭苏、夹峪、韩庄、米峪、讲里等一带的小河流走向及村庄分布，并在草图附记中注有“讲里村东北角有瓦房一幢（天主堂）毛酋即居于此”。虽说这标注并不准确，但距西柏坡就已经很近了。这次侦破打击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48年下半年。10月下旬，西柏坡总部又粉碎了蒋、傅策划的一次企图偷袭石家庄的军事行动。在撤回北平后，蒋介石才得知中共领导机构确实在石家庄西部一带，并且附近没有配备多少兵力，但已悔之晚矣。一直到大决战结束，他也没有真正搞清楚西柏坡的确切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西柏坡这么个小村子。在历史影片《大决战》中，蒋曾几次大喊“西柏坡”，其实这是一种艺术的虚构。直到今天，也有许多人不知道，当年在大决战进行中，围绕着追寻西柏坡，国共两党还有着如此一番较量。

平山县的乡亲们是早在一年前中央工委搬到西柏坡的时候，就看出了这其中的一些端倪。那时，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村及滹沱河沿岸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和夹峪等村庄，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刘少奇称“胡校长（化名胡服）”，朱德称“朱校董”。老乡们觉得这个“学校”肯定不是一般的“学校”，因为这里车马多、天线多、手枪多、首长多，而且还有哨兵。平山是老解放区，许多人家都有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加上朱德平时爱活动，经常外出打猎、散步，有时还和乡亲们聊天，大家早就认出他来了。但是忠厚善良的老百姓，衷心地爱护自己的领袖，谁都不向外乱说。一直到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这里的保密工作仍做得很好，乡亲们都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称首长们为“大先生”。土地改革——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1945年，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同样遇到和蒋介石一样的挑战。一方面是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农民日益增长的对于土地的要求。谁给予了他们土地，谁就赢得了中国的农民，此时的真理就这么简单。于是，毛泽东一面在军事上与蒋介石开始了斗智斗勇，一方面酝酿在有四亿多人口的大土地上掀起一个“土改风暴”。“三委分工”后，毛泽东给中央工委指定了三项任务：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三件事”，这显然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提法。第一，实行土地改革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虽然有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并在解放战争开始就作出了进行土改的“五四指示”，但由于过去的经验存在太多偏颇，现实的土改中还存在“左”的和右的偏向，且普遍存在运动不彻底的问题，如果不下大力解决这些问题，则很难保障解放区的稳定，很难推进军事上的胜利，就更不要说号召全国的老百姓和我们一同起来革命了。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共产党人的共识。当时，毛泽东正在陕北的沟沟岔岔里和胡宗南的军队打“蘑菇仗”，因此，在西柏坡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土地会议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央工委的肩上。第二，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同样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这不仅因为当时的华北野战军刚组建不久，战斗力很弱，缺乏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更是由于晋察冀连结东北、西北、华中和华东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真正的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这其间还有一层意思，只有将这里的军事问题解决好，将这块地盘夺下来，巩固住，也就为我党把大决战的指挥中心放在这里创造了条件。朱总司令深知此间利害，多次亲赴前线考察，指导部队建设，帮助解决问题，总结战役经验，曾有几次在前方遇险的经历，被远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得知，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忙连电催促使人劝回中央工委驻地。第三，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同样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华北地区主要包括五台、太行、晋绥、华东等根据地，随战争进程已逐渐连成一片，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生产、规范税收、改革币制、促进物流，为支持长期战争奠定物资基础，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董必武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召集会议进行安排部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规定的任务，还为此后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好了准备，为创建统一的中央财政金融体系积累了经验。↑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

这三件事中，“土地改革”的分量显然重得多。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土地问题之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直接领导了全国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他深知搞好土改对于解放战争胜利的作用，因此，在撤离延安移驻西柏坡途中，他就认真研究了我党在以往土地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又结合在晋绥地区的沿途考察提出指导运动的几项原则：一是要普遍开展群众运动，二是由典型引导形成自发的潮流，三是使党员干部接受土改检验。这些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到达平山以后，刘少奇即抱病投入当地的土改实践，多次深入滹沱河沿岸农村进行调研，有时开会晚了就睡在老百姓家的土炕上，甚至同县里的干部彻夜长谈，掌握了指导运动开展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在1947年7月中旬至9月中旬长达近两个月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他不仅亲自主持会议，作重要讲话，认真听取每一位代表的发言，而且还同来自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冀热辽、晋绥、陕甘宁等各解放区的代表团逐一进行了谈话，了解现实情况，把握思想动向，并做出许多针对性的指示。他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经过认真归纳之后，都要向中央汇报，听取毛泽东指示或与之进行深入仔细的磋商。《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在各解放区得到普通响应的同时，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从客观上造成了人心向背的极大反差。随着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刘少奇结合对西柏坡地区的指导，及时敏锐地发现了运动中暴露的乱打乱杀、侵害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等“左”倾苗头，立即电请中央提出“纠偏”的问题，确保了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后来，毛泽东又专门就新老解放区进行土改应采取的不同策略，分别致电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收到小平同志关于新区土改的电报时，他很快给予批示转发，并写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本来是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共产党人却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去研究土改政策，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结合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思想、作风，要求各地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曾有过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把当时的土改看得很重，是将其视作社会转型期的战略需要，不仅如此，可说是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核心。↓一家人（雕塑　刘少奇和农民在一起）

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认为“耕者有其田”这个纲领是政治民主、自由企业和军事力量等一切的经济基础。当我（在延安）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怀疑时，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刘少奇在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上，对一年前的全国土地会议作过一个评价，他说：“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和平幻想、右倾错误、地主富农思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八七会议’。”1927年的“八七会议”由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现实，确立了我党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里将两个会议进行类比，除了下定决心丢弃幻想之外，更多的应是由此奠定革命胜利基础的欣慰。中国的武装斗争，向来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人民拥护，即使蒋介石有再多的美援，也难于阻挡革命的胜利。闹田地、争民心、拉武装、夺政权、得胜利，这是中国几千年亘古不变的历史经验。

在整个土地会议召开期间，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根本没接受毛主席让他休息一个月的劝告。开会时他一直抱个暖水袋，捂在肚子上和大家座谈讨论。一次，他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胃疼发作，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工作人员见状都替他担心，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却微微一笑，示意大家继续坚持开会。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少奇同志一直都在不顾病痛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奔忙着。滹沱河两岸的许多村庄，都留下了他一往情深的记忆。时至今日，当你走进平山去叩访那段红色历史，保不准就会有那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你一些传说：真的！全国土地会议那是在我们村的麦场上开的，周围村来了好些人，我爷爷那会儿在村里当干部，还听过刘少奇讲话。真的，刘少奇是骑着马来的……看这样子，肯定是他爷爷弄混了，不定把刘少奇讲话的哪个会议，当成了全国土地会议。不过，那感染了几代人的荣耀和自豪是绝对真实的。

今天，我们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都深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观点，重读60年前，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一段论述，更使我们振聋发聩，撞击心扉，对“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刘少奇说：

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的脚下安了“磙子”。我们这里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他那里有三万万人，但没有人拥护他，还反对他；我们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群众自动参军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晋冀鲁豫那里，刘邓带走五个纵队，又组织了五个开走了，现在又在组织五个，几十万人参军。负担问题也是一样，农民翻了身，生产提高，从前出三斗公粮还嫌重，现在出六斗也愿意。只要一万万五千万人翻身，我们的力量就比蒋介石大，后备力量就比他大得多。晋冀鲁豫现在仅有七百万人彻底翻身，既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今后搞他七千万或两个七千万，力量是不可限量的呀！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蒋介石，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尽的。几个县搞好就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搞他三百个、成千个县，农民都起来革命，蒋介石有什么办法？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解放区搞好了，蒋管区群众也要起来。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群众头上屙尿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大体上半年可以完成一个大概，以后再仔细搞。我们党内虽然有些不好的现象，要洗刷、批评，但多数同志是好的、忠实于人民的，因而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周恩来在西柏坡

就在刘少奇讲这番话的时候，战场上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的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是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第二次回到这里。会议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考虑很久的问题，他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会议之后，因胡宗南所属刘戡部步步进逼，中央机关于8月1日离开小河村，先到佳县西北的梁家岔，后又转至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由于敌情紧张，粮食供应遭遇困难，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都和当地农民一起，只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熬成的“钱钱饭”。时隔两个月零10天，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陕北神泉堡公布。土地改革——中国历史上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后来的1948年9月，当毛泽东得知在过去的两年里，有160万左右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满怀分到土地的巨大喜悦奋勇作战时，漫步在西柏坡村外一望无垠、稻浪翻滚的田里，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欢愉呀！

即使许多年以后，当人们翻开解放战争的史册，都不能不为其宏大瑰丽和神奇而由衷赞叹。天下兴亡，一朝定论，这其中的道理，竟被西柏坡诠释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共产党人是把人民当做靠山的，顺应民心就能克服困难战胜强敌，推进事业争取胜利。广大的老百姓都是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主动选择的，他们坚信跟着共产党就能争取到生存的权利就能过上好日子。如果再表达得理性化一点，就是所谓“民心所向”的目标，永远都是朝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违。那么，执意要背逆这民心潮流的蒋介石，尽管拥有一国之权杖，再加上美国大老板的支持，最终也还是被淘汰出局了。

淮海战役中，一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押下战场时，看到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而又坚定地向着战场的方向行进时，他非常震惊，继而不无感慨地说：“国民党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气数尽矣！”

陈毅元帅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身临其境的高级指挥员深有所感的话。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平津战役中，华北人民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

那时候，正值隆冬，冰天雪地，他们听说要解放北平、天津、张家口，立即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那情景真是非常感人，非常壮观！当我从孙庄去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分昼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前进，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看不到头啊！我还得知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昼夜组织40，000多人参加突击破冰队，两天内砸了100多里冰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两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在西柏坡纪念馆，至今仍保存着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时间是：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换成公元纪年就当是1947年的10月份了，正是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不久。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冬天到了，你那里很冷吗？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鞋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我们都想看看您，离的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吧。”

西柏坡是个诠释民心的地方，刚走近它时，你看到一座座小院，会觉得很平凡，但，哪怕再稍靠近一点儿，你就能痛快酣畅地亲身感受它的强大和震撼！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距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40年之后，中共党史界资深专家胡绳曾这样评述道：“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大众翻身做了主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都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早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位美国人发表评论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这其中的评价确实中肯，但针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较复杂的近现代国情，每当走进西柏坡，人们也总是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感悟：其一，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多年，农民的土地要求一直未得妥善解决，其间的无数次农民革命最终都做了地主贵族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族群仇杀周而复始绵延不断，幸而由共产党人力主公道刨根究底，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主。其二，进入近现代以来，封建制度已在世界范围内被机器生产摧毁，并在大部分地区逐步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在中国仍顽固残存的封建制度已形成导致国家落后挨打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实施的土地改革便正是使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开端。其三，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在1924年写下“耕者有其田”的纲领，并在这一旗帜引导下开始了革命军队的联合北伐。后来，蒋介石因出于反对共产党的需要，全然站在维护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只是把“土地改革”当做一种漂亮的口号，压着拖着拒不施行，直到失去大陆的执政地位，从1950年至1953年间，才在台湾岛认认真真地搞起了“土改”，由“国家”将土地用购买的形式收购，再分配给农民，使台湾占人口基数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得以稳定，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蒋家王朝”在台湾岛站稳了脚跟。蒋先生虽然一贯对毛先生的做法“不屑”，但这一次却是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学生，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大决战——了却整个民族一百多年的夙愿

很多人到西柏坡参观，看到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总免不了发表评论，往往有人会说：其实蒋介石那会儿早就不行了，兵败如山倒嘛。言外之意，似乎大决战是轻而易举的。但历史是沉重的，人们相信，不论哪一个政权都不会老老实实地坐以待毙，拱手让出江山。毕竟时光已过去了近60年，人们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也是一个事实，但对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这一重大事件，每一个共产党人和共和国的年轻人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在内战初期，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相比，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双方兵力的对比是1:3.38。蒋介石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500万人的庞大军队，我军仅有120多万人。武器装备五花八门，只有一部分武器是抗战八年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土枪、土炮和大刀，且没有自己的武器制造业和武器采购供应来源，更没有海空军。国民党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全是美式装备，还有一半以上是接受100万受降日军的崭新武器。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及大量的大炮、坦克、战机、舰艇。蒋介石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还有相当规模的军火工业以及源源不断的美援，双方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仗一打起来，优劣似乎也很明显。所以大权在手、重兵在握、“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早就不耐烦坐在歌乐山上和毛泽东“谈判”了，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打响了内战第一枪，并且气势汹汹，声称“三至五个月消灭中共军队”。↓朱德在西柏坡↑任弼时教子（雕塑）

战争从1946年6月全面爆发。我们将这其后的一年称做人民自卫战争，经过一年的积极防御，粉碎了敌人关于“三至六个月使解放区成为历史”的神话。第二年，我党中央撤出延安以后，随即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顶着极大压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第三年，在总体实力对比依然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从敌人防守的薄弱环节入手，毅然发起战略决战，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被消灭殆尽。第四年，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向全国推进，解放了大部分国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场战争的一些主要战役基本上集中于1947年、1948年和1949年，所以在习惯上又被人称做“三年解放战争”。在这三年当中，第一年大进攻，第二年大决战，第三年大进军，势如破竹，一往无前，这是解放战争的成功之处。但如果因此而看不到当时我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忘记了赢得胜利是艰苦战斗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却有失公允。

西柏坡时期，是敌我力量彼此消长由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在1947年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12月会议上，由于各大战略区都已纷纷摆脱被动转入反攻，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同时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而这高潮的标志就是打胜仗。在其后东移西柏坡途中，毛泽东又对杨尚昆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五年，前两年多的时间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一半的时间叫做“传檄而定”，有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关于这“上坡”、“到顶”的说法，他曾在西柏坡同周恩来和由前线来的同志都讲过，可见他是把当时的大决战视为“高潮”和“到顶”的。

关于大决战，一般人只知道有三大战役。事实上，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前前后后，总共部署策划了24次战役，所有这些战役也都是属于大决战范畴的。正是这些战役的胜利，为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崛起的历史前奏。更确切一些说，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决战，既是一百多年来民族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是一曲伟大进军的序曲。它为新中国的新长征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厚实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但历史形成的大决战格局，却是连毛泽东在走进西柏坡之前也都未曾料及的。毕竟是在战争年代，其成败得失关系之大非比寻常，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随时根据战局变化进行战略调整才是最重要的。这层意思被后人总结出四个字，叫做“解放思想。”

毛泽东曾在阜平城南庄同聂荣臻谈过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一野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征大军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据点，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据点。

他们此番谈话的时间在1948年4月中旬。毫无疑问，这正是毛泽东为大决战设计的初步预案，除了将东北作为首选，这种分兵出击遍地开花的打法，确是与后来演变的结果大相径庭。在解决步骤上，尽管实际指出了“三步走”，但并未排出具体的时间表。这一切，加上他当时正在考虑出访苏联的情况，说明毛泽东对这场战争越打越大和越打越难的现实还是有所警惕的。虽说从理论上讲“解决得越快越好”，事实上，他可是从来都没有轻敌过。他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的军队虽在战场上屡屡被歼，却歼而又补，都是杂牌军居多。此时，他的全部美式装备的嫡系主力仍在东北、西北、华北和中原战场陈兵固守，若处置不当，他们就会变成真老虎，是要吃人的。

决战前夕，毛泽东同时与南北两路前线将领进行的艰难“磨合”，就集中暴露了当时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压力，实际上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过程。

在南线：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虽然获得重大突破，但反“围剿”斗争却进行得十分艰苦，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比较困难。整个中原战场，由于敌军实行大兵团集结机动，双方一时对峙起来。为打破僵局，12月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方案，欲使粟裕带3个纵队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以便吸引中原敌军回援江南，为我军大量歼敌创造条件。为此，毛泽东在1948年1月和2月份先后3次在电报中作了部署，并请粟裕“熟筹见复”。谁知粟裕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鉴于此举关系全局之重，毛泽东将粟裕召至城南庄，听取其陈述，并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上，粟裕就我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想法，当面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并列举了四个不利因素：一、华东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虽然武器装备和作战实力、经验等各方面都不下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但要成建制的消灭整师、整军的国民党部队，力量还不足。二、10万人渡江作战，是没有后方的作战。如果后方不巩固，供应赶不上，时间一长，粮食、弹药、重武器、伤员安置等一系列问题很难解决。三、我军一个兵团，达不到吸引敌二三十个旅回援的目的。对减轻我中原作战压力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四、解放军分别南下，会削弱中原战场的力量，中原也不可能迅速地变成巩固的华北。建议中原三军依托后方作战，能够得到足够的武器和后方供应，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消灭敌人，力求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慎重考虑，最后毛泽东同意了粟裕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的方案，而且还赋予了粟裕在南线更大的军事指挥权。淮海大战由此开始浮出水面。1948年9月16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歼敌10万人。在军内，有人把它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并列称为“四大战役”。此役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计划，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后又提出打淮海战役的建议。粟裕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不同凡响的贡献，奠定了他伟大战略家和军事家的地位，所以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其实，粟裕当时提这些建议，思想上还是有压力的，他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成熟，会干扰中央的决策，但从局部考虑，提出这些建议，也许能给中央决策提供一些参考。另外，粟裕和毛泽东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在井冈山时，粟裕曾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所以此时粟裕的心情比较紧张是有原因的。此前粟裕曾指挥所部在华东及苏北战场连战皆捷而威名远扬，西柏坡受命亦使其深感责任很大、压力很大，遂逐日奔波在战场上指挥军队寻机歼敌。打开封战役时，因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粟裕病了。一天骑马行进中，突然发烧昏迷从马背上栽了下来，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就坐在一辆马车上奔赴战场进行指挥。我军当时的真正实力和巨大压力，皆可由此而窥见一斑。小平同志在回顾二野历史时说过，那时候，我们的许多新建部队，就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每打一次胜仗，装备就有所改善……过黄河开始战略反攻，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推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后来，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

在北线：东北是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决战前夕，我军在东北已拥有相当实力，毛泽东曾在十二月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东北的林彪现在是壮得很啊！他最初关于东北决战的设想是搞它两三个大战役，并未想到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将大决战的第一仗放在东北，将东北作战的重点放在北宁线，一直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目标。偏偏是在这原则问题上，林彪也表达了他的不同看法。当然，他并不会像粟裕那样对中央坦陈己见，而是同毛泽东兜圈子绕弯子打起了转转，令毛泽东很是恼火。人们不禁要问，林彪这是怎么了？曾一度有人把这段历史公案说成是林彪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证据，也有人说这是两人各自站在全局和局部的立场对问题不同的观察和认识。那么，站在西柏坡，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什么呢？首先，林彪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将领，仅从三大战役就有两大战役担负前线指挥之职来看，就十分了得。据说早在红军时期，林彪就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他历次指挥的战役详情，他有心计，善打仗，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胜仗的机会。以林彪的军事才干，是绝非看不到当时东北战场在全国军事大盘上的分量的，并且也绝不会不认识南下北宁线对于东北决战和全国决战的重要性。也许恰是因为这“决战”二字，对他来说是太敏感了。南下北宁线，关闭东北的大门，必会点燃大决战的导火索，如此一来，蒋军势必作困兽斗，而我军有在决战中取胜的绝对把握吗？眼下面临的决战形势，不能不使这位“林总”联想到发生在东北战场上的另外两次“决战”。第一次是刚进入东北时，我军欲拒蒋军于关外而在锦州一线部署的阻击会战（1945年11月），结果是我方却因武器不足、粮草缺乏和群众基础薄弱，根本没组织起像样的抵抗，眼看着杜聿明依仗美式装备而兵锋犀利长驱直入，我军不得不退居两厢。第二次是在其后不久为扼制敌军更大的扩张而组织的四平会战（1946年4月），这次交战双方都源源不断地分批投入了极大的兵力，我军虽装备较差，却也仗着士气高昂，打得相当顽强，硬着头皮支撑了十几天，眼看要被敌军抄断后路形成合围，林彪遂急忙组织部队趁夜色悄悄撤出，随即给中央发去电报，搞了个先斩后奏，最后不得不退守北满。这次战役被后人称为“血战四平”，战斗打得异常残酷。这两次“决战”，都是中央根据确保东北的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却让林彪切实感受了“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进行阵地对决的凶险。战争是真实的，也是有输有赢的，绝非电影中表现的一方老是打胜仗，势如破竹，而另一方老是抱头鼠窜，屡战屡败。东野虽然近两年依靠土地改革和打运动战渐渐地恢复元气占了上风壮了起来，但那种对于美式装备的畏惧，却早留在了这位“林总”的脑子里面。所以，当毛泽东考虑大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有必要在我军占据优势的东北战场实行“关门打狗”，一举打破同蒋军对峙的胶着状态时，林彪还未能走出以往“决战”失利的阴影。因此，他就要千万百计地推拖，类似“新组建的部队占到很大比例”、“特种部队才刚刚建立”、“粮食运输装备军需均不就绪”等等，一句话，林彪对于此时实施“大决战”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和信心。此种由怯惧而生的情绪，自然不好直接说出口，毛泽东也不再用“决战”的字眼刺激林彪，其间，毛泽东共起草了77封电报发往前线，仅战役打响前，总指挥部和前线的往来电报就有31件，辽沈战役打了52天，而电报来往了近半年，这也是辽沈战役中的一绝。尽管空中电波往来频频，两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却都有一个取胜的共同目标。林彪不听话时，毛泽东就在电报中耐心说服，有时言辞激烈、毫不留情；林彪听话了，毛泽东就“甚好甚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决战前夕，奔波于东北土地上的林彪倒是与那位在天空中飞着的蒋介石各有各的想法。一个高估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一个低估了共产党人进行土改和整党的成就。其实，蒋介石之所以在东北撤军问题上举棋不定，除了政治方面的考量，他对放在东北的远征军骁勇之旅还是有所依恃的。他甚至近乎痴迷地相信这一点：只要共产党的军队有朝一日集合起来，摆开战场和我打正规战，我就能凭借美式装备的强大威力将其全部聚而歼之！总而言之，解放战争中，值得林彪怯惧的理由，必定有其一定的根据，它恰恰说明北线决战面临的压力和风险，是不应该被漠视的。果不其然，五月份东野在林彪执意坚持首先攻打孤城长春的行动，遭遇到了强硬的火力抵抗，原以为能解决的事情并未得到解决，这让林彪在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时候，把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在后来的战役进程中，林彪看到其战场态势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战略设计发展的，遂暂时放弃了与之顶牛的做法。但在1950年围绕出兵朝鲜问题，他又一次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那理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根本不该同世界头号工业国较量。说白了，他还是畏惧“美式装备”的厉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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