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景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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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试读：
炽盛与深化——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年历程（2010—2014）（代序）
梁景和中国社会文化史有广义与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与国内的历史人类学、新史学、新社会史、医疗卫生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有着紧密的交互和关联。而狭义的社会文化史更多指向那些公开以“社会文化史”为名号的学术研究。本文的旨趣主要在狭义的社会文化史，但也会涉及一些广义的社会文化史。
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对中国大陆1988年以来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主要是对22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理论探索、研究基地、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概括的分析[1]和论述。本书全面搜集和整理了22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研究论文、主要专著的书评书序、重要会议的纪要综述和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学界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生学科，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创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2]文化史学科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汇集了二十多年来十几位学者有关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发展的文章，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从创生、奠基到探索、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总结，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已走过初创阶段而进[3]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还有学者认为，“本书相当集中地展示了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为广大青年学[4]者接触、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入门性的工具”。
2010年5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2010年4[5]月28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的召开、2010年8月17日《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在《光明日报》的发表，2010年这一系列社会文化史重要事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从创生奠基阶段进入到了新的成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走过了五年，回顾五年的学术历程，可谓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炽盛和深化的大发展时期。一 高频度的学术活动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交流密度的频繁，即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的频频召开。（1）2010年9月、2012年9月、2014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中国的学者共襄盛举，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进展，并促进有志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努力，辛勤耕耘，创造佳绩。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了清末民国的妇女、婚姻、家庭和家族问题；共和国的妇女、婚姻问题等。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女性再认识、文化史反思、区域[6]社会生活等问题。有关前两届的会议信息可参见会议综述，并已经[7]出版了前两届的会议论文集。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以及婚姻、恋[8]爱、性别、性伦、礼俗、医疗、卫生、教育与司法等问题。三次会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2011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太原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9]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会议重点讨论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视角下的近现代社会生活、社会[10]文化史新领域的拓展等重要问题。（3）2013年8月在湖北襄阳举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湖北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社会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大会提交论文70余篇，提交的论文大部分是以社会文化作为研究视点，“本届大会不仅为中外学者提供了增进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而且为社会文化史的学[11]科建设拓展了更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4）2013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深入和反思、文化史研究的再认识、女性研究的新视野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与交流。[12]（5）2011年3月、2012年3月、2013年3月、2014年3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二十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就社会文化史的具体领域即婚姻、家庭、性别、性伦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二 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近年的研究成果，可谓研究维度宽广多样，科研成果精湛丰厚。有一些专门文章对近年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做了全方位的评介，其中的两篇文章分量较重。其一是李长莉、毕苑、李俊领撰写的《2009—[13]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介绍了2009年至2011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的研究状况，包括社会与文化史理论探索；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文化制度、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宗教与民众信仰；历史记忆与建构等。其二是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撰写的《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14]史研究》，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介绍了2011年至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的研究状况，包括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索；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社会生活、女性与法律；教育与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等。这两篇文章对几年来出版和发表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做了全面的评述，有助于读者对学术现状的把握、认识、理解和思考。下面对一部分研究成果再做进一步的介绍。（1）梁景和著《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该书探讨了“五四”时期的婚姻、家庭、女性、性伦问题，并专门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在此作者不是仅仅在做单纯的文献解读，而是把论题引向深入，既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又对它在近代中国的源流演变予以揭示，归纳总结了五项基本内涵：①“个性主义”的自由平等和自主之权。②“个性主义”的个人独立思想。③“个性主义”的享受幸福、满足欲望的人生观。④“个性主义”的社会责任感。⑤“个性主义”并非一些人眼中的绝对自由、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和为我主
[15]义。有人撰文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最后，作者给出了自己对‘个性主义’的定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一方面每个人对自身要有上述权利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人所具有的上述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辩证地指出了个性主义与社会进步的紧[16]密关系。”（2）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编后记”指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差不多都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当然，社会文化史还应拓宽自身的‘领地’，因此，对其他各种主题的探讨（详见第五编引言），亦应纳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日程。为便于读者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做了简要的批注。……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反映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和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时期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些区域和时段才是社会文化史分析的有效研究范围，而是大体反映了目前研究界的现状。同时，笔者也试图兼顾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不过，不少从事社会史、文化史或统称为新史学研究的学者的成果，都没能选入本书。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若干论著在推动中国史学的进展上正在发挥重要的影响——而是说他们的研究路数与本书提出的选编标准不甚相符。要是选入他们的论著，一方面不尽符合本书的主题，另一[17]方面，编者也担心这样多少有扭曲他们的研究意趣之嫌疑。”（3）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王笛对于茶馆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在撰写《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过程中，萌生了就茶馆写一本专著的念头。《茶馆》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研究茶馆，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城市的内部，它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其主旨是要探索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正如作者所说：“我希望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国家（state）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茶馆》是一部微观史，是一部叙事史，也是一部大众文化史。《茶馆》所反映的学术取向和价值，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4）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这套论丛出版的宗旨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部分学者的研究论文发表出来，以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希望其中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套论丛从2011年以来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了4本。一是杨才林的《民国社会教育研究》（2011），该书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民国时期（1912—1949），80%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愚、穷、弱、私”是通病，外国人耻笑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当时的新式学校教育又存在四大弊病：制度照搬西方；受教育者大多只为做官；内容不实用，毕业即失业；对乡村增益少。为了培养“新民”，为了“唤起民众”，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该书一一做了解答。二是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2013），该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该书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三是梁景和等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2013），该书选取1919年至1949年间，中国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娱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切入点，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从而深入认识、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也有助于今天人们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四是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2014），该书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17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婚礼仪式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该地区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5）罗检秋著《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1895—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清末民初政治鼎革，文化剧变，人伦礼俗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该书系统地梳理了近代精英思想与礼俗变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从孝道、贞节观念和社会礼俗等层面，多角度地研究了五四新观念的确立、社会传播及其局限；另一方面，以此时期主要文化娱乐为个案，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考察了清末民初的京剧繁荣、商业化和坤角走红现象，并分析了“剧以载道”的思想转变。该书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报刊材料，关注当时的新闻报道，舆论热点和社会调查，并结合时人文集、笔记、日记、回忆录、游记等文献，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认为文化与文化的创造者不能完全等同，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并非都属社会精英，历代下层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为精英文化的形成添砖加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不同文化的转化和互缘，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18]该书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6）韩晓莉著《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该书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秧歌小戏作为生发于民间的草根文化，从兴起之初就得到了来自民众的广泛支持，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秧歌小戏发展繁荣的动因。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过程，从世纪初开启民智需要的戏曲改良运动，到根据地时期作为政治动员手段的新秧歌运动；从共和国成立后“推陈出新”口号下的戏曲改革，到“文革”时遭受的严厉打压。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动员。通过这样的文化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表现出不断被政治化的趋势。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如民间戏曲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化，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博弈融合等。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可以说，该书正是社会文化史视角下，从文化整合出发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探寻政治在地方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尝试。（7）梁其姿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向人们呈现了麻风病在中国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凯博文（Arthur 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班凯乐（Carol Benedict）、伯恩斯（Susan Burns）、许小丽（Elisabeth Hsu）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并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一本疾病社会史著作在短时间内就有十余篇来自不同领域的书评是很罕见的，令人不禁将其与十多年前何伟亚《怀柔远人》出版时所引起的轰动相比。但与何著所引起的巨大争议不同的是，梁著却获得了评论人的一致好评，即使个别评论人在某些地方持不同看法，也都基本认同，认为其具有重要价值，是医疗疾病史研究的必读书。……这些在西方学术语境下作出的评论显示，梁著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19]中国的疾病史问题做一探讨。”（8）梁景和主编的《婚姻·家庭·性别研究》。2012年以来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四辑。该丛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可以发表长篇论文，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大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以发表20世纪婚姻、家庭、性别问题的学术论文为主，兼及其他历史时期。在已经出版的四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其中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2000年至2012年）的婚姻问题。这样的研究具有基础性与开拓性，是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所做的前期铺垫。用历史学眼光、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进行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丛书的主旨在于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方面做些有益的工作，也可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20]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9）肖永明著《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张天杰曾撰文指出：“一百多年来，关于书院的研究层出不穷，将千年书院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加以总结研究，为书院精神在现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肖永明教授的《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则是书院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的书院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寺庙、道观是佛、道两家的文化符号，那么书院就是儒家的文化符号。研究唐宋以来儒学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研究理学绝对离不开书院。……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才能真正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不能局限于书院制度本身，而要将书院放入社会大背景之中。……能做到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立体、宏观的研究，与肖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长处是分不开的。……肖教授的大作将儒学、书院、社会三者结合，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来全方位、立体地透视千年书院，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中把握书院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书院的功能、作用与历史地位，对书院的认识得以更加完整和准确。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21]佳读物之一。”（10）梁景和主编的《社会生活探索》。这套辑刊从2009年以来已经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辑。这里所谓的“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便是狭义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相当丰富的内容，同时亦存在其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两性伦理、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这套辑刊主要是以研究狭义的社会生活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来探索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诸如很多社会生活问题是伦理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的哲学高度去诠释；社会生活的具体样法又是经济的一种反映，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生活又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直接进行社会生活的探索；文学作品是从文学的视阈解释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一点看，它与历史学是相通的；社会生活又反映着社会政治，政治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与教育和心理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所以政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也同样可以用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社会生活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领域。所以这套辑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索社会生活问
[22]题。（11）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姜进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女性与演艺是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两个最为活跃和显眼的部分。上海的演艺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所，数以百计的大小剧场影院里，日夜上演着形形色色的人间悲喜剧，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营造着大都市的文化信息。女性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之所以如此，却是因了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个也许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一个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重大历史性变化。”
该书写作的意图在于要“深入展开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在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下，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做深入的探讨，着重考察女性对上海通俗演艺市场的介入是如何影响了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女性又是如何通过参与营造这一都市的公众空间而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本书的研究明确揭示出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带有浓厚的移民性、大众性和女性化特征”。通过该书的研究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总之，上海“女子越剧与摩登女郎的出现、女子文明戏、少女歌舞团，以及抗战时期女性文化的兴盛共同昭示了20世纪中国女性之兴起这一普遍社会现象及其深[23]远的文化意义”。（12）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这套辑刊从2010年以来已经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辑。这套辑刊访谈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辑刊名曰“访谈录”而不称“口述史”，反映了编者对近些年来学界对“访谈录”和“口述史”不加区分现象的一个谨慎的态度。编者曾撰文指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访谈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访谈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的印象鲜明。而口述历史虽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24]和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该辑刊第一辑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山西省保德县进行的采访；第二部分是围绕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在河北省深泽县进行的采访；第三部分是围绕“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问题进行的采访。第二辑是一本生命史访谈录，是访谈者对十名“文革”前农村大学生所做的个人生活史的访谈。第三辑是围绕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这一主题对各类人群（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军人等）进行的采访。第四辑是围绕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娱乐文化变革这一主题对各类人群进行的采访。这套访谈辑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突显它的史[25]料价值。三 新层面的理论探索
五年来学者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现仅就几篇重要论文做大略介绍。
近年来《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几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发表了刘志琴的《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以及梁景和的《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发表了李长莉的《“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刘志琴的文章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探索论文。文章指出，社会文化本身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从本土资源中来建构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梁景和的文章作为理论的思考提出要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它既是拓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也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这篇文章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以及研究生活质量的价值、内容和问题等做了全面的论述和讨论，并特别强调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的旨意是要从一个新的视阈思考社会文化的综合性问题。李长莉的文章在对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论述之后，进一步阐述了“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的问题。这篇文章最后重点论述了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这一主题，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这一主旨的学术路径，指出“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发表了左玉河主持的《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笔谈。其中包括刘志琴的《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左玉河的《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等文章。刘志琴的文章从中国最古老、最神圣、最受尊崇的史学的发展脉络谈起，认为从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发展经历了自身的四大转向，这个转向反映了中国史学自身功能和特征的变迁，即历史学从以神谕为纲到以资政为纲，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到今天的以生活为纲。刘文认为，“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而社会文化史以生活为中心，“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的文章是针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后，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下对社会文化史发展的一些理论思考，文章是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几对概念的辨析进行论述的。通过这样的论述希望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如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理解），要认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与主旨（如对生活与观念的研究），要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如对真实与建构的研究），要抓住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如对常态与动态的研究）等。文章通过概念辨析力图厘清一些模糊认识，以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产生一些共识。左玉河的文章认为“凡是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者，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概括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和探究”。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给描绘出来，呈现出来”，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就是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
李长莉在《学术月刊》2010年4月号发表《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一文，文章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异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趋向与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提炼和概括，进而做了全面深透的回顾与反思。文章最后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前景与进路做了展望，提出社会文化史的三点趋势：其一，时代的挑战，将促进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其二，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将为社会文化史学者利用大量民间史料提供便利；其三，“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昭示了“社会文化交叉视角”新史学范式的优势。
常建华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发表《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一文，该文阐述了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研究，也论述了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文章同时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西方新文化史观照下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罗检秋在《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发表《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一文，该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和欧美“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资借鉴。该文认为社会文化史可以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但尤其要强调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和论题，该文强调要在“不同群体的精神生活”“社会视野中的精英文化”“士庶文化的交融与歧异”“精神生活的正负面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的探索，这不但可以拓展和深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有待于理论的提升和思辨。
近年来，还有部分青年学者也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如黄东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须重视转型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李慧波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之我见》，董怀良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视角“下移”的思考》，王栋亮的《试论人文史观在近代婚姻变革研究中的运用》，张弛的《电影如何成为社会文化史[26]的研究素材》等。四 余论
以上从五年来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和理论探索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反映了五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现状，透视出这几年社会文化史炽盛与深化的发展态势。当然在深入发展的情状下，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学术局限。其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对接不够。在实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怎样把理论探索与专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要做进一步艰辛的努力。其二，学术研究的重镇寥寥无几。在国内应当有更多的学术团队来从事社会文化史的学术研究，现在看来，这样的学术团队数量还过少，这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蓬勃快速的发展不成正比。其三，以往谈及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以及典范的研究专著等问题还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而有所建树。总之，五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并存，我们只是希望在未来的若干时间内，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够出现更为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新气象。
[1]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代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王建朗：《2009—201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3] 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4] 余华林：《一本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入门书》，《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第10版。
[5]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载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43页。
[6] 吕文浩：《〈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王栋亮：《〈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94～301页。
[7] 梁景和主编《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梁景和主编《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8] 参见武婵《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未刊稿。
[9] 杜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338页。
[10] 参见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 参见李俊领《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社会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7期。
[12] 参见徐晨光《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史学刊》2014年第1辑。
[13] 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14] 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15] 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158～161页。
[16] 张弛：《社会生活与观念意识互动的新视野——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7]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527～528页。
[18] 参见罗检秋《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一书的“内容简介”与“导论”。
[19] 杨璐玮、余新忠：《评梁其姿〈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0] 参见梁景和主编《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12、2013、2014。
[21] 张天杰：《千年书院历史的立体透视——读〈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2] 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0、2012、2013、2014。
[23] 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1～7页。
[24] 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5] 参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12、2013、2014。
[26] 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上编理论与方法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刘志琴一 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史学在人文学科中是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广阔领域，既有物质的、制度的内容，又包括非物质的精神活动和风俗民情。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
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产生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既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又各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个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学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一种突破。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还存在学术分歧，但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提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不同国家有相似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社会文化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优势。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史著述中，普遍存在叙述烦琐、细碎的现象，有的按词条堆砌材料，进行简单的描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具体的细节，但这不等于研究的碎化和支离，能不能对零散、割裂的资料进行统合研究，关键在于是否有理论的支点，这是建构学科大厦的重要支柱，有了理论来搭桥架屋，那些零散的砖石、瓦块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
西方人类学、新社会史、大文化史、民俗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在学术界有热烈的反响，也有人尝试借鉴其研究方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一般来说，作为人文学科，有它普遍的法则，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发挥作用，然而，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学术话语，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如在西方民俗学中把渔猎民族的神职人员都叫萨满，可在中国，这一名称特指通古斯族的神职，用西方的萨满信仰来分析满族的萨满信仰，就会发生错位。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俗观念和礼治，在西方也很难找到相应的词汇。
一门学科的建构首先要有科学的概念，而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有时通行已久的概念，也会经受新形势的挑战，当前哲学界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就源于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一个概念会关系一门学科的盛衰，这是新学科尤需重视的经验。
哲学史本是外来学科，“哲学”一词也是古希腊的用语，19世纪末由传教士引进，成为西学的话语之一。而对“哲学”概念做出最早解释的是王国维，说“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又说“哲[1]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将西来的哲学等同中国的理学。这说明中国学者最初是参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认识哲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这部著作在金岳霖看来，“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2]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适不仅把中国哲学史写成西方化的哲学史，其笔下的哲学史与思想史也难分难解，此种套用西方哲学概念和框架写就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学人来说，既不生疏，也不熟悉。许多哲学概念，如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存在与本体，假设与实验，唯物与唯心，等等，是中国传统典籍从未应用的语词，在观感上是陌生的，在内容上却依然相识，因为阐述的对象和内容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所以这一新型的学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生不熟，从这方面说，中国哲学史从一诞生就成了夹生饭，这也势必带来不良的后果。
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这一思路主导中国思想史研究，造成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边界长期混淆不清，直到近几年才有将这两者相区别的自觉。试看现代著名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钱穆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等，诸多著作是哲学史又似思想史，是思想史又似哲学史。这两者所以很难区分，是因为思想史用以分析对象的概念、阐述的体例和框架与哲学史大同小异，学术词语极其相似，所以这两者既有分别而又分别不清，这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史的通病。
一门学科发展了一个世纪，竟然遭遇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诘难，哲学面临如此重大的困境，自然也成为思想史的困惑，因此人们提出为中国哲学寻根、中国思想的根在哪里的问题。呼声最高的是贴近生活，建立中国的理论体系。汤一介提出，从中国典籍中发掘解释系统，创建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学；李泽厚将生活提高到新高度，认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黄玉顺则把传统儒学归结为生活儒学；葛兆光认为思想史[3]应扩大到一般知识和民间信仰的范畴。从当代哲学的自省中，可以看到生活研究对中国思想形成的重要价值。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等，表明一代哲人均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将人类文化的外显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来考察，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趋势。
社会文化史既以研究生活为本，责无旁贷地要担当从生活中建构中国文化观念的系统、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重任，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必将丰富甚至改写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也因此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二 从生活日用中提升中国理念
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和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内容与社会史、民俗史和文化史有交叉，不同的是它不是个别的单个研究，而是对这三者进行统合考察，对生活现象做出文化解析和社会考察；从一事一物的发展和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中，引出深度的阐释和思考。似文化史，可不是精英文化史；似社会史，但并非单纯描述社会现象；有思想史内涵，却迥异于传统的观念史。简而言之，可称之为富有思想性的社会生活史。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最能展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本土特色。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资源，足以创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理论。
生活包含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内容广泛而丰富。以生活为本，具有人类性，不分民族、国别，无论中外古今，也不论文明程度的先进和落后，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要对人类自身的来源、生存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解释，这是一个族群生存发展必须具有的人生态度和对世界的认识。
首先要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生活观念。
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都需要吃饱穿暖，而对生活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生活是源于人的创造，还是神的恩赐，在中西文化中各有不同的解释。西方文化通常把生活来源追溯为上帝的恩赐，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活原料的创造者不是上帝和神仙，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古籍记载，从黄帝开始才有了衣服、房屋和播种耕作、蒸谷为饭、采药为医。传说中燧人氏取火，有巢氏筑屋，伏羲氏养牲畜，神农氏种谷，受到后代尊崇的先人们，无一不是在衣食住行中建功立业。
所以黄帝受到中国人的崇拜，不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还因为他教民农耕、熟食、建房、造车，是缔造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始祖。由他发明的“饮食”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再用草槌敲地取乐，这大约就是先民视为美食美酒的盛事，用自己最得意的生活方式，祭祀鬼神，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和祈祷，这就开始了礼仪的行为。据王国维考证，在食器中盛放玉，是礼字的原初形态，此种食器也就成为至尊至荣的礼器。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的，这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也表现了日用器物与观念形态不可分解的因缘。“生活”，在中国是古老的用语，它的原义只是生命的延续。《尚书》云：“流谓徙之远方，放使生活。”《孟子》说：“自作其灾孽，不可得而生活也。”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秦始皇释放燕国的人质太子丹，使他“可得生活”。在古人眼中，把犯人流放、释放人质回国，或诅咒对手不得活命，都可谓“生活”，就是让人活下去或不让人活，使生命继续存在或不存在，因此“生活”与“活命”是同一意义。
活着，是人类来到世界的第一需要，活着才能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为了活着，首先要有供应身体成长的生活资料，古人对此统称为“日用器物”“服食器用”或“百姓日用”。在《尚书》《诗经》中就已提出日用器物的概念，有关“服”“食”“器用”的用词，出现在[4]《论语》中有111次，《孟子》中218次，两者相加高达329次。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充分表明早在先秦，百姓日用之学就已经成为儒家的经典之教。以后的重要学者没有不对器用进行论述的。到明后期，在理学中出现泰州学派，王艮认为：“圣人经世，[5][6]只是家常事。”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日用之学提到新的高度，促使这一学说发展到极点，以芸芸众生穿衣吃饭的欲望，突破以天理克制人欲的禁锢，萌生早期启蒙思潮。
日用之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伦理观念不断渗透到日用器物的过程。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社会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而言，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古代思想家却给这无知无识的存在物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出自《易经》的名言，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7]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王夫之对此补充说：“无[8]其器则无其道。”就是说，器由道而生，无道不成器，故道在形之上，器为形之下，这上下之别，是因为道为器物之本源，但是无器也就没有道的存身之处，所以这道和器虽有形上和形下之分，两者却密不可分，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外在形式，器有粗细之别，道也有深浅之分，两者相依共存。所以这“器”在常人看来是家常日用，在圣人看来却是“道”之所寓，即器即道是成圣的体验。一方面是圣人的眼光下移到家常事，另一方面是将日用事物伦理化，从这里可以理解朱熹所谓“盖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9]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从日用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由此得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人们不仅从文本的传授和阅读中接受伦理教育，也从日常生活消费与物质用品中接受伦理教化，对不识字的“愚夫愚妇”来说，后者更是接受教诲的主要渠道，这就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价值所在。
对物的伦理化还形成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中覆盖面最广的两个概念是“礼”和“法”。“礼”的字形据王国[10]维考证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法”在甲骨文中又作“彝”
[11]字，此乃米、丝和豕的字形组合，是祭品也是食品，所以这“礼”和“法”的原生态，都是从生活日用中发源。至于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和形下等常用概念，都不是脱离物质生活的独立存在，每个概念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对应物。其实质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义，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对事物的认识是直接从器物一步登天，跃至形而上学，从形下到形上依凭对生活的感悟，而无须逻辑推理。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逻辑思辨，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所以生活日用在中国，是思想观念之源，从概念的发生学来考察，中国哲学的长处不在思辨的形上学，而是经验的形上学，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生活与观念本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行为和反映，生活是感官的满足和享受，观念是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在认知方面也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差异。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并不等同。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这就可能把矛和盾置于相互冲突的境地。试想，伦理是道德精神、价值观，这是稳定的不易变动的因素；器物乃是人的享用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增长不断更新，这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两者共生、共处引出发展中的悖论，即：一方面是生活日用承载伦理说教，扩大了教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又造成生活日用对伦理规范的冲击。明末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就是在生活欲望不断追新求异、越礼逾制的浪潮中诞生的。百姓日用之学的本意是在生活领域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它的发展又对封建伦理起了削弱的作用，最后成为顾此失彼的双刃剑，其根源就在于对“物”的伦理化。
中国人对“物”构成世界的理解，与西方迥然不同。例如五行说，《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中国人对世界生成的看法。若论对单个元素的看重，与古希腊相似，泰勒斯提出“水”，赫拉克利特提出“火”，等等，都是有关世界本原的看法。但中国并不像古希腊那样，从单个物质追究世界的本源，而是讲究金、木、水、火、土的关系。这五行即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金（铁）能砍木，木能扎进土，土可堵水，水可灭火，火可熔金。一物制一物，绕行一周是个连锁的圆。相反则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有赖水而生，木燃烧生火，火烧成灰土，土中有矿生金，金熔化成液体生水。一物生一物，也是一个连锁的圆。如此相反相成，周而复始，都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这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循环史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柳宗元的《封建论》表现出进化史观，但循环史观长期占据正统的地位。每逢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示崇尚的不同，要的就是一物克一物，以示今朝胜前朝。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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