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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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十二）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傅作义之女讲述在父亲身边的潜伏史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各路大军完成了对北平城的包围，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此时，有四人为了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出重大努力，他们分别是：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现名傅冬）和阎又文。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宣布自22日开始停战，属下20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我到《大公报》当编辑
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学时代颠沛流离。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西安、重庆。当时每逢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对抗战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关心社会。我从那时起，就特别喜欢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加入“民联”之后，我和共产党员接触更多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参加进步学生集会的一次经历，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脚，蹲在地上一时难以挪步。一个男青年飞跑过来，扶起我转入小巷。从那一刻我们相识了，他就是我的终生伴侣——越南归侨、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不久，我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与父亲激辩张家口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部队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作掩护，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
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大公报社成平津地下党联络站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当天夜里，我加了个班，写到深夜3点半，才把自传写完。晚上激动得睡不着。第二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取自传人的到来。突然，敲门声响了，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周毅之。我大失所望，正想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却一眼看到了他手持作为暗号的报纸。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断到天津大公报社找我，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北平都要想法多拿点华北“剿总”的便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这些同志缺少路费，我就给他们凑足。那时，觉得为党、为同志做一点事，心里特别痛快。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与你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我说：是毛泽东派来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注意你的。
父亲致电毛泽东求和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或者一个人单独坐在那里考虑问题，饭也吃得少了，我知道他又遇到了难题。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谈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孙连仲官邸去看了卫立煌，并把蒋介石给他发来的让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由此我想到，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接触中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父亲说：“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我办一下？”“能！当然能！”我回答。于是，爸爸说：请他替我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毛泽东“元旦六条”解除父亲疑虑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25日凌晨，中共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在里面。这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说明情况再谈嘛！”“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刘老对父亲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接受和谈条件，平津免遭战火破坏，人民会感谢你的。
1948年12月底的一天，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他们一起去看望马占山将军。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邓伯伯来不久，就与崔月犁接上了头。崔月犁告诉我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他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听了，特别激动，父亲能走到这一步，有我一份功劳在内。
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是林彪派李炳泉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1949年1月21日，父亲宣布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城内守军出城待编。
亲历日军“名将之花”命丧黄土岭
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也是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击毙的中将指挥官。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篇文章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解放军原海南军区副司令员段志清将军，曾在1939年10月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并亲历了侵华日军阿部中将丧命的全部经过。现将段将军的亲历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段志清将军是陕西延长县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军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团。1939年秋季，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命令日军一个先遣大队和伪军1000多人，进驻早就重兵把守的涞源县城，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对我一分区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30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日军便从涞源城出发，分别向插箭岭、银坊镇等地开进。其实，日军的这一突然行动，早在八路军的意料之中。因为涞源战略位置十分突出，如果我军控制了涞源，就可经察南出兵北上，直逼阿部规秀的老巢张家口，而日军则把涞源至张家口一线的据点，视为其插入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他们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抗日根据地割得七零八落。
日军的这次行动，与我军两个月前在涞源、明堡以北打的一次伏击战有关。因为这一战打断了敌人在该处的交通线，使他们不敢再走峪中的公路，只能从山梁上艰难爬行。对此，日军非常恼火，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对我军实施报复。
聂荣臻司令员在获悉这一情报后，即令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迅速集结3个团，在插箭岭至走马驿之间围歼日军。然而，狡猾的敌人进至插箭岭北10公里处时，却突然向东拐去。见敌情有了变化，杨成武司令员即令段志清所在的2团东返，向雁宿崖地区开进，准备和一团、三团一起合力围歼日军。
当时，段志清在二团二营任代理营长。他们营的任务主要是在雁宿崖南面的山梁上阻击日军。战斗打响后，段志清见北面山梁上的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凭借有利地形向我军猛烈开火，压得我军抬不起头，便建议教导员在山梁上指挥部队还击，自己率领七、八两个连前出攻击北边山梁上的敌人。刚摸到日军阵地前，段志清就作了个“打”的手势，战士们拧开手榴弹，像雨点般投向敌群，炸得鬼子血肉横飞。段志清让机枪掩护，自己带领战士趁势杀入敌群，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战。他们有的用大刀砍，有的用刺刀捅，敌人见状异常慌恐，吓得四处逃散。段志清边打边冲，在一个山梁的拐角处，突然冒出3个鬼子来，其中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嚎叫着向他刺来，段志清敏捷地往右一躲，鬼子见没有刺着，又向右边刺来，段志清向左边一闪，右手乘机抓住鬼子的枪身，连开两枪，将这个鬼子送上了西天；另外两个鬼子，也被随后赶来的战士打死了。经过一天激战，雁宿崖一仗，段志清率部共歼灭日伪军270多人，缴获各类枪支200余支。
自从先遣队被八路军歼灭后，在张家口坐阵指挥的阿部规秀气得暴跳如雷。11月4日，他亲自率领1500多名精锐日军，分乘90辆汽车，直奔涞源城。
阿部规秀是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山地战专家。他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对八路军总是不以为然。5日，阿部规秀率领日军气势汹汹地向雁宿崖扑来，此时，这里的八路军和群众早已转移，日军搜索了一天没有找到任何报复的目标。当天夜里，日军在雁宿崖下，把八路军已经收埋的一些敌尸，又一具具挖出来，抬到一起，架上柴禾，浇上汽油，点火焚化，整个山谷中弥漫着敌尸的焦臭味。
第二天，阿部规秀率领日军进至银坊镇，见老百姓大都转移了，又急又恨的他便命部队放火焚烧民房，整个银坊镇顿时火光冲天、浓烟翻滚。
两次扑空后，仍不死心的阿部规秀率领日军于11月6日，由银坊镇向北进行搜索。始终尾随在敌后并监视敌行动的我八路军二团，见日军前行不到5华里，突然向一条沟里钻去。团长唐子安便令段志清带领二营继续尾随跟踪。为了更有效地监视敌人，段志清让侦察组的同志，全身绑上毛草，分别在南北两面的山坡上尾追敌人，密切监视日军的动向。
阿部规秀率部走到山沟尽头停了一会，便爬上山坡沿着崎岖小道，直接向黄土岭奔去。段志清马上将日军的这一动向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认为：这是利用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伏击日军的难得机遇，便立即着手进行战斗部署。
黄土岭坐落在一个大山坳上，东面有一条七八里长的深沟，住在这里的十七八户人家，早已撤离。晚间，阿部规秀把指挥所设在村里。日军则在村北的山头上解下行装，搭起帐篷进行宿营。
分区所属部队接到命令后，乘着夜色对黄土岭的日军展开了围歼行动。一团、二十五团在黄土岭东面的寨坨、煤斗店一带部署，卡住了敌东进的道路；三团在黄土岭以南部防，控制了该地所有的制高点；二团则在黄土岭西北设伏并堵死了敌人的退路；一二〇师特务团也被部署到三团所在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就这样，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我军一夜之间便完成了对黄土岭日军的包围。
11月7日，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浓雾笼罩着群山，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紧张感。上午8时左右，日军整队出发，继续向东行进。走在队伍前面是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敌人，后面则是打着太阳旗的步兵，他们肩上扛着带刺刀的三八枪，迈着大步，脚下发出“呱哧呱哧”的皮鞋声，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9时左右，日军进至下庄子后，发现东边山口上有八路军防守。阿部规秀立即令日军一个中队，迅速占领路旁高地，连续向山口发起攻击，但一次次都被防守在这里的一团和二十五团官兵打退了。见东面部队和日军交了火，埋伏在西南两面山上的二团和三团，立即组织所有枪械向日军猛烈扫射。
在强大火力的压制下，日军很快便退缩到了山沟里。阿部规秀见势不妙，慌忙指挥日军占领上庄子、下庄子两边的小山包，并拼命组织反击。
下午，3时整，我伏击部队全面发起攻击，一团、二十五团从东面迎头杀出，二团、三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日军团团围在上庄子附近约100多米宽的山沟里。我军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起向沟中扫射，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整个山沟顿时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覆盖。
战斗打响后，易县、涞源、满城、唐县等地的基干自卫队，也纷纷赶来参战。当地群众也给部队送水送饭，运送伤员。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军士气高张、愈战愈勇。
日军在阿部规秀指挥下，依仗其雄厚兵力和优良武器，反复向我寨坨阵地发起冲击，遭到强烈反击后，便开始掉头向西，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他们用两个大队的兵力对段志清二营的防守阵地，接连不断地发起攻击。段志清发现数十名鬼子竟然冲上了五连防守的山梁，他立即带领七连赶去支援。刚进入五连阵地，段志清就大喊：“同志们，狠狠地打，要把敌人坚决打下去！”战士们一看营长来了，个个精神抖擞，不少同志从工事里跳出来，端着枪直接向日军进行猛烈扫射，打得敌人连滚带爬，纷纷溃退。
傍晚时分，日军又向二营阵地发起冲击。他们摇晃着太阳旗，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像一群发疯的野兽咆哮着往上冲。段志清告诉大家：“为了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战士们爬在战壕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敌人。当敌人距离阵地只有40米时，“打！”随着段志清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一起向敌人猛烈射扫，手榴弹也在敌群中不断开花，冲在前面的几十个日军，纷纷倒在血泊里，后面的日军吓得狼狈逃窜。仅这一天，段志清就指挥部队打退了日军的7次冲锋。当晚，段志清组织小分队不断对敌人进行骚扰。深夜，他又派五连副连长带一个排，顺着一条沟摸下去侦察敌情，发现沟底有10多头牲口驮着弹药箱，便卸下了20多箱子弹往回扛。被日军发现后，副连长令一个班阻击敌人，其余人员扛着弹药往回跑。
日军如惊弓之鸟，为了壮胆，机枪、小炮一直打到天明。
8日上午，一阵炮声过后，敌人又派一个大队向二营阵地发起猛攻。日军指挥官举着明晃晃的战刀，嘴里“呀呀”地嚎叫着，命令鬼子往上冲。段志清指挥全营拼命往下打，敌人尸体越积越多，二营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这天，日军共向二营阵地发起了6次攻击，但二营就像一颗钢钉牢牢地钉在阵地上。伤亡惨重的日军，此时才真正领受到八路军的厉害。
阿部规秀的指挥所，设在下庄子附近一个独立院落里。一团团长陈正湘在观察时无意中发现，有两个挎战刀的日本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793高地观望。
陈团长料定其中必有日军的“大人物”，当即命令炮兵连迅速上山，想尽一切办法把独立院落摧毁。炮兵连长杨九祥带人上山，经过一番观察和目测，经验丰富的他胸有成竹地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打掉院子应该没有问题！”在杨连长的指挥下，随着一声巨响，4发炮弹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命中目标，正在指手画脚的几名敌军官在爆炸声中应声倒地，连旁边那条狼狗也被炸裂了肚皮。事后得知，阿部中将就是在这次炮击中，右腹部和双腿数处负伤，因流血过多而毙命。日军失去了指挥官，极度恐慌。翌日，便抬着阿部尸体，向黄土岭拼命突围，在我军的无情打击下，日军随着一次次的失败，反扑的气焰开始减弱，战法也乱了，最后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待援。入夜，日军兵力只剩下七八百人了。由于我军各部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乘夜攻击。杨成武司令员命令部队固守已有阵地，同时派出小分队袭扰、疲惫敌人，准备在拂晓发起总攻，全歼残敌。
9日凌晨，突然飞来5架敌机，它们在黄土岭上空盘旋侦察了一圈后，投下7个降落伞，上面除了吊着弹药、干粮外，还有可能是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人员。分析这些情况，段志清估计当天会有一场更激烈的战斗，他要求各连补充弹药、抢修工事，充分做好战斗准备。然而，这天的枪声却出奇的稀疏，日军也没有组织任何冲击。到了下午，团长传达了杨司令员指示，原来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军已组织了2万多兵力，正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而来。为了避免部队伤亡，我军决定撤出阵地向唐河南岸转移。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继雁宿崖歼灭战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共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200多辆，火炮5门及大量枪支弹药，更可喜的是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事后得知）。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也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第一次击毙的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当时，日本《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三天刊登悼念文章。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阿部规秀的骨灰送回东京时，日本“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悼旗致哀”，可谓“哀荣”至极！
事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全国各地报纸也先后报道了黄土岭的战斗经过，刊登祝捷文章。就连一向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蒋介石，这回也给朱总司令发来电报，表示“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廖耀湘悲情回忆中国远征军女兵闯出野人山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到惨重失败，后被逼转入野人山。在野人山，她们历尽磨难，吃尽苦头，最后大部分英勇牺牲在野人山，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是笔者的老乡，又是笔者父亲、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挚友。因而，我得以和家父一起亲自采访廖耀湘，聆听廖耀湘悲情回忆在中国远征军中广为流传的、惊心动魄的关于女兵的故事——
我率领部队越往野人山深处走，情况越复杂，特别是我和杜聿明招来的那些女兵，在这次野人山“死亡大行军”中，其境遇更加悲惨。
黑夜来了，这是我最为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是野人山中的男野人袭击远征军女兵最为频繁的时候。我下令男兵去保护女兵。然而，女兵宿营并不都住在一起，总有几个掉队单独行动的。
一天晚上，我刚布置完几个男兵去保护宿营在附近芭蕉棚里的女兵，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一个勤务兵匆忙走进来报告道：“一个女兵上吊自杀了！”“啊！”我一翻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在哪儿？”“就在前面！”勤务兵指着前面一棵大树。
我冲出窝棚，向大树跑去。大树下站着几个啜泪的女兵，几个男兵正把吊在树上的女兵解下来。“怎么回事？”我急切地问身旁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兵。女兵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向我哭诉道：
黑夜来了，黑夜对我们女兵来说是最为恐怖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兵来到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好后马上便钻了进去。走了一天，又饿又累，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就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被近处不断发出的‘沙沙’声弄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这两天一直跟随我们的怪物又来骚扰我们了。我们被这十分可怕的‘沙沙’声弄得半点睡意也没有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拿起步枪，将子弹推上膛，在窝棚里严阵以待。
忽然，两个高大的黑影从窝棚前一闪而过，我们一起朝黑影开了火，但没有击中。
这是两个男野人，他们已经悄悄紧跟我们3天3夜了。
我们的枪声到底把男野人吓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准备立即生起一堆火，以吓住野人，使他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听说野人最怕火。
附近全是芭蕉树，没有柴火。
一个女兵自告奋勇说：‘我去弄柴火，你们在后面掩护我。一有动静，你们就开枪！’
她提着上膛的枪走出了窝棚，前面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她搜索着向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我们在窝棚里等着，等着，怎么也没有见她回来。后来，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她一定是被跟踪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两个男野人掠走了。
我们一起冲出窝棚，朝前面密密的灌木丛扫射着，一直将我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可得到的，只是子弹空空的回声。我们四处去搜寻。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出了这次事件以后，我把全师能够召集到的女兵，尽可能集中起来，跟着师部前进。
新二十二师是中国远征军所有部队中女兵最多的部队，因而，女兵就牵扯着我这个当师长的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任命一个政治部管“战地小报”的政治队员，专门分管女兵的事。他叫李志明，由于我的任命，官兵们送了他两个绰号：“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
李志明作为“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是十分负责的。他尽可能跟着女兵一起行军，一起吃饭，宿营时在女兵窝棚旁搭个小窝棚，守护着女兵过夜。
李志明有三个特点：一、身强力壮，五大三粗，是军官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而且，有着一副难得的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因而，女兵们自然把这个牛高马大的异性“队长”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她们也戏称李志明为“女兵队长”、“妇联主任”，李志明也一概当仁不让乐呵呵地答应；二、李志明说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我这位师长老乡，他之所以参军到新二十二师，就是因为师长是我。他常跟新二十二师的官兵说：“我们湖南邵阳出了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护国元勋蔡锷，一个就是我们师长廖耀湘。”因而，他对我吩咐的一切，言听计从，特别是这次“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他更感光荣，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特殊的信任；三、李志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军以来，他就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通讯和散文，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致我到家乡招兵时，一听提到李志明的名字时就说：“我们邵阳的大作家呀！”
所以，一到新二十二师，我就将他分到师政治部当政治队员，专管师部的宣传小报，凡新二十二师的对外报道，都出自他的小报。他的文章多次在军部和全国得奖，因而我常说：“这是我们新二十二师不可多得的‘笔杆子’！”
这次，我“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还悄悄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你去当女兵队长，一方面，可以代替我去管理和帮助女兵，及时将有关情况向我报告，以求得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你是作家，还可以为你的创作搜集素材。将来，我们从野人山闯了出去，你就可以以我们中国远征女兵在野人山悲壮的征程，写出一部最出色的纪实小说。”“是！”李志明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定完成师座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将来把这一部纪实小说写好，将它奉献给师座！”“不！”我摆了摆手：“你现在就要打草稿，打腹稿，而且要陆续整理成正式的文字，做为下级的正规报告，定期上交给我，以便我及时了解女兵的情况。”“是！”
从此，李志明宿营的窝棚里，行军的防风灯常常亮到深夜，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女兵又送了他一个生动的绰号：“里常亮”，意思是他窝棚里的灯常常亮着。
一天，行军途中又惨死一个女兵，我心情十分沉重，来到亮着防风灯的李志明的窝棚，拿起桌上李志明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草草地写着《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坐下来，捧着这本草稿，在灯下仔细阅读起来：《廖耀湘的八个女兵》
前面是一条河，很明显，这是缅甸雨季来临之前，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因而，河中泛着黄色的浊浪。几个女兵呆呆地立在河边的灌木丛中，望着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前流去。
她们不知河的深浅，不敢下水。我远远就望见了她们。今天下午，廖耀湘师长交待我，要我当“女兵队长”，因而，无形中就对女兵多了一层关注。我走近看她们胸前挂着的已被沿途荆棘划破的符号，原来这些女兵大部分竟都是我们新二十二师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们应负的责任感。她们看见我来了，竟像获得了什么救星，急促地向我拥来。“啊！李干事，您可来啦！可把我们急坏了！”政治部演出队只有十五六岁的李丹拉着我的衣角，差点跳了起来。“是呀！大李——”被廖耀湘师长称为“女作家”的师报编辑王冬君和我比较熟悉，一直叫我“大李”。“有了你，我们就放心啦！”
我笑了：“可过河得靠你们自己的双腿呀！”“唉！这男女平等呀，什么时候也做不到。”师医疗队护士邱清莲说：“女人在生理上和男人就是有差别嘛！”邱清莲到底是学医的。
女兵们七嘴八舌，还要说些什么，我摆了摆手，说：“天快黑了，天黑以前，一定要渡过河去，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我像一个军官，向女兵们下着“命令”，女兵们果真静了下来。
我走进竹林，用工兵赠给我的2尺多长的用以开路的大砍刀，“咔嚓”一下砍倒一根大竹子，将竹枝削掉，扛着竹竿向女兵们走去。“是这样，”我扛着竹竿，再次向女兵们下着“命令”：“我横举着竹竿，站在河心，将竹竿伸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摸着这竹竿过来，平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叫‘摸着竹竿过河’。”我说了一句笑话，想使女兵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些，岂知平时爱笑的女兵此时竟没有一个笑出声来。
她们神情紧张地站在浊浪滔滔的河边。“怎么，害怕啦？”我问，没有人吱声。“小李丹，”我点名了，“你平时给士兵说快板时怎么说来着？”
李丹垂下了头。
我敲着肩上的竹竿，学着李丹说起快板来：
士兵们，请听清，我们都是廖耀湘的兵！
一二一，急行军！
过大江，爬山岭！
滔滔江水脚下踩！
莽莽山林当小坪……
怎么，真的看到大江就怕起来了？“谁怕来着？”李丹猛一抬头，第一个从士兵堆里站了出来。“好！”我鼓励着，“排好队！”
女兵顺从地排好队。“报数！”我喊着口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整8个女兵，高矮不齐、神色各异。“你们都是新二十二师的吗？”我站在女兵列队前，扫视了一下这8个女兵问。“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竟然回答得很整齐。“你叫什么名字？”我对排在第一位的女兵问。我必须记住她们的名字，以便掉队时便于呼叫和寻找。因而，我对这几个不熟悉的女兵逐个问去。“李世湘”一个女兵立正回答。
李世湘长得单单瘦瘦，微喘着气，显得十分虚弱。她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仍然像一个学生。“干什么的？”“新二十二师师部的缅语翻译。”女兵回答道。“嗬！人才难得！”我打量一下她，“怎么没跟师部廖师长一起走？”“掉队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扶了一下眼镜，轻微地喘着气。“哪里人？”“长沙人。”“半个老乡。”“你呢？”我对另一个个子较高的女兵问。“师医疗队的护士长。”女兵立正回答道。“叫什么名字？”“赵庆香。”“哪里人？”“湖南邵阳人。”“那是我们廖师长的正宗老乡了。”我笑了笑说：“我也是邵阳人。我们可不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赵庆香浅浅一笑，说：“我在邵阳参军时廖师长就对我们说，我们‘宝庆佬’——邵阳人可没有掉泪的习惯。”说完，她微微昂了一下头。
剩下的几个女兵，看我这样随和，便主动自报了家门：“我叫张志芳，师报译电员，湘乡人。”“我叫朱清莲，师医疗队护士，湘潭人。”“我叫何亚菲，师政治部宣传员，衡阳人。”“嗬！”我笑了，“都是湖南人，真是无湘不成军呀！”
我望着眼前这一排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饿得皮包骨、头发长短不一的女兵，哈哈一笑：“这可真是名副其实了！”“好！”我一声令下，“女兵们，现在，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过河。注意河水太急，很可能有人被河水卷走，谁要是万一被河水卷走，任何人千万不能去救，一去救，就会两人一起被洪水冲走。我是在资江河边长大的，对这激流太了解了。记住：这是纪律，也是命令，听见没有？”“是！”女兵不整齐地回答道，声音有高有低。
我扛着竹竿，奋力向河心游去。凶猛的河水，已没过我的胸膛，一个个激浪向我袭来。不过，我有从小练就的水性，恶浪奈何我不得。
游到河心，我迎着激浪拼力站立下来，将手中的竹竿伸向岸边，命令道：“下水！”
邵阳籍的高个子护士赵庆香首先下水，她拉着我伸过去的竹竿，一步步略显胆怯地向我靠来，正要靠近我，上游一个激浪打来，将她打了个趔趄，但倒底也是资江边长大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两晃，挺住了！她立刻伸手抓住竹竿，顶着激流慢慢一步一步向对岸移去……终于移到了对岸的浅滩，她成功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二个、第三个，过去了。到第四个湘潭籍的护士朱清莲时，我体力有些不支，手打了一下晃，朱清莲抓着竹竿的手被甩开了，突然一个急浪打来，她“唰”的一下被急浪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接着，我喘着气，奋力引渡过第五个女兵、第六个女兵。最后，第七个女兵何亚菲和第八个女兵邱清莲，看到前面的几个女兵都引渡过去了，有些着急，便两人一起扶着竹竿吃力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两个女兵在怒涛中着力不一，竹竿在汹涌的波涛中一晃一摇，我竭尽全力，双手紧攥着竹竿，体力几乎耗尽。突然一个巨浪打来，我们三人一起倒在滔滔的江里，我凭着熟练的水性，在激流中喘着气勉强游到对岸，何亚菲和邱清莲却永远留在了滔滔的江里……
渡过去的5个女兵立在河边，望着滔滔地江水，久久不愿离去。“走！”我咬咬牙，命令道：“大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宿营了，我挥着砍刀，砍下一些芭蕉叶，给她们搭起了一个大一点的窝棚，还在她们旁边搭起了一个小一点的窝棚，给我自己住。
因为过河，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将衣服烤一烤吧！这样穿着湿衣睡，会闹病的。”我建议道。
女兵们同意了我的建议，分别去找柴火。
不一会儿，一堆大火在窝棚边升起。因为我在场，她们不便脱衣，便围坐在火堆旁，烤着身上湿透的衣服。火光照映着她们由于长久饥饿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和冻成灰绿色的双手。
女兵们默默地在烤着，没有一点声音。
渐渐地，大概是由于篝火的熏烤吧，她们脸上慢慢有了一点病态的血色，因而，情绪也略为好了一点。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饿不死人，但一个人的情绪却可以窒息死人。我想起了廖耀湘师长常给我讲的：“军可夺帅，但不可夺志。”
于是，我有意找了个话题，与她们聊了起来。“王冬君，”我对“女作家”说，“打完日本以后，你打算干什么？”“我吗？”王冬君从沉默中醒悟过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当一名新闻记者，有可能的话争取当一名作家。”
提起上大学，小李丹兴趣来了，她连忙“揭露”着王冬君的“秘密”：“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她还想跟我们廖师长一样，到法国留洋呢！说什么到法国学文学最好了，那儿出过什么雨果，出过什么巴扎尔克……”“巴尔扎克！”我纠正道。“巴扎尔克也好，巴尔扎克也好，”小李丹一点也不因为自己说错了名字而不好意思，“反正是出了很多作家吧！所以，她要去法国学文学。”“是又怎么样，小妮子！”王冬君十分大方，“告诉你吧，大李，”她面对着我，把声音放低了：“到法国去学文学，还是廖师长向我建议的呢！”“啊！”我确实有点惊异。“有一次，廖师长无意中看到我在昆仑关会战后在师部小报上写的一首不像样的小诗，将我找了去，对这首小诗赞赏不已。说我的文学功底不浅啊！将来要送我到法国学文学，接着他用法文背了一首雨果的诗，然后亲自翻译成中文，朗诵给我听，真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优美的诗。从那以后，我就真想等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到法国去学文学。”“只要努力，我想你一定能去成的。”我鼓励着。“我早跟冬君姐约好了，”小李丹自告奋勇地说起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呀！我跟她一起去法国。”“你去法国干什么呀？”我故做惊讶地问。“到巴黎去学芭蕾舞呀！”小李丹头儿一歪，十分认真地说，“你不知道，李上尉，芭蕾舞是巴黎发明的呀！”“芭蕾舞产生于意大利。”我再次纠正道。“这您就错啦，李上尉，芭蕾、巴黎，”她手儿一挥，“正因为芭蕾舞产生于巴黎，所以才叫芭蕾，而不叫意大利蕾，对吗？”
我“扑哧”一笑，她头一昂：“反正不管芭蕾舞诞生在哪儿吧！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冬君姐到法国学文学，我就一定要跟她到巴黎去学芭蕾舞！”“好，有意思！”我点点头，“你呢？我们的缅语翻译小姐？”我对满脸病容、带着深度眼镜的李世湘说。“我嘛，”李世湘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还来缅甸当翻译，或者说，到北平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再来缅甸当翻译。虽然缅甸人目前暂时还对我们有一些误解，但我想，他们一旦了解事情真相以后，一定会支持和拥护我们的，我很喜欢缅甸的山山水水。”“我呀！”高个子的护士长赵庆香昂昂头，插上嘴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可再也不到缅甸这个鬼地方来了，我要廖师长送我到湘雅医学院学医。听说他跟医学院院长很熟呢，保证一说就成。要我考可考不上，我还只上过初中呢！学好了医，我要当个好外科医士，再到部队来，为士兵们治病，部队太需要好的外科医生了！”
一直在一旁默默不语的文静的译电员张志芳，也被大家的谈话鼓起了热情，大概是因为经常译电报，将眼睛弄近视了，她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向后撩了一下辫子，轻言细语慢慢地说：“打垮日本鬼子以后，我就在当地邮电局当个报务员，再也不到部队来了，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需要我照顾。”
女兵们一边烤着湿湿的衣服，一边谈着自己的理想，随着这熊熊的火焰，女兵们的感情越来越炽热，轻声的充满憧憬的谈话越来越兴奋。她们忘了几十天米粒未沾的艰辛，她们忘了处处布满陷阱和凶险的野人山，她们忘了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而在编织着自己美好和绚丽的理想。
人，是应当为理想而活着。
当天晚上宿营，女兵们美美睡了一觉，仿佛她们美好的理想，明天就能实现……
第二天，女兵们行起军来，步伐也有力多了，仿佛她们正在走向大学的课堂，或者在芭蕾舞练习大厅……有时，竟能听到女兵们久违的笑声。
作为“女兵队长”，我当然更加高兴，我带领着这群女兵，沿着小路向前行进着。
这几天，由于女兵们情绪较高，因而，行军速度也比较快。一路上，偶尔也能听到她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
一天晚上宿营，我照例在她们窝棚边搭了一个小窝棚。
女兵窝棚里传出了女兵们均匀的鼾声，这是我很久没有听到的了。
突然，女兵窝棚旁闪出一个黑影。我一惊，提起砍刀，吼道：“谁？”“我。”一个30多岁的老兵在女兵的窝棚外停了下来，“李干事，你还没有睡呀？”“嗯，”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怎么还没有睡，明天清早就要行军呀！”“我睡不着。”他嗫嚅着，“我已经跟着你们几天了。”“啊？”我更为吃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李干事，你能送一个给我用用吗？”“送什么？”“你带的女兵呀！”“啪！”我一砍刀背打去，“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老兵用左手捂着被砍痛的右手，呜呜哭了起来：“不送就不送，你怎么打人啊？”“好，”我举起砍刀，“我再送你一刀！”
老兵抱着头，窜进了黑森森的密林里。
我气得一晚都没有睡觉，唉！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啊！
女兵们第二天起来，问昨天晚上窝棚外闹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苦笑了一下，说：“来了一头野猪，我将它赶跑了！”
女兵们埋怨开了：“唉！把我们叫起来，一块将这头野猪逮着，我们这一个星期都不用吃草根、刨树皮啦！”
我望着这群衣服褴褛、饥不择食的女兵，能说什么呢？
我挥着砍刀，向前迈进，女兵们紧紧跟在我后面。
忽然，我发现前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颗大树上挂着满树鲜红的野果，我忙向这群饥饿的女兵呼喊着：“快向前跑呀，你们看前面树上挂的是什么？”
饥饿已极的女兵，看着前面树上挂着这么多鲜红的野果，喘着气，不要命地向前跑着，跑到树下，每个人都摘了满怀的野果。吃饱以后分野果储备时，这才发现，身体十分虚弱的缅语翻译李世湘不见了。“李世湘呢？”小李丹惊叫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领着她们往回找。
找了很远，终于找着了：脸色惨白的李世湘倒在一棵大树下的乱草中，她的脸已被巨蚊吃去一半，身上爬满了蚂蟥。
她再也起不来了，再也不能到缅甸当缅语翻译了！小李丹扶着这棵大树，放声痛哭！
我用尽最大地力气，在小李丹扶着的大树下挖了一个坑将李世湘埋了进去，然后砍了一棵树，做了一块牌，上面写着：“中国女兵李世湘，遵照她的遗愿，永远留在了缅甸。”我们在她简朴的墓前，放了刚刚采来的一堆鲜红的野果，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转身重新踏上征途。
李世湘的牺牲，给我们这个小集体带来一种十分灰暗的影响。每个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想：我能不能走出野人山？我会不会像李世湘一样，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留在这荒蛮的野人山？“李干事”在默默的行军中，大个子护士赵庆香说话了，“我看我们是不是分成两个组，这样更便于照顾，掉队了也容易发现。不过，这两组要紧紧跟在一起。”“这个主意很好。”我说，“我和赵庆香、王冬君一组，在前面开路。张志芳、小李丹一组殿后，距离不要拉得太远，上路！”
我们分成两个组，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不断出现东倒西歪的尸体，说明我们的路没有走错。
突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喊声：“哎哟，我的眼镜掉了！”是译电员张志芳的声音。我马上停止砍树，向后面跑去，只见张志芳由于掉了眼镜，在四周到处乱摸着，小李丹则在帮着四处寻找，我也加入帮助寻找的队伍。“啊！找着了！”小李丹指着一堆草丛，眼镜在草丛中闪着幽暗的光泽。小李丹飞快向草丛跑去。“哗！”一声闷响，小李丹一下就不见了。
原来，草丛下是一个野人山特有的万丈深渊，任何人掉下去，都无法生还。小李丹，就这样没留下一句话，无声地留在了莽莽的野人山底。
张志芳失声痛哭，我去牵她赶前面的队伍，她甩开我的手，立在深渊边，不肯跟我走。“小李丹！”她对着深渊呼喊着，回音在森林中回荡着，凄惋而悲切，一直传到很远，很远……
一直到她喊累了，我才使劲拖着她，向前面的队伍赶去。
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说：“赵庆香，你体力稍微比她们强一些，你就牵着张志芳走吧！我跟王冬君在前面开路。”
我仍然努力挥着砍刀，走在最前面，可由于几天来只啃点树皮、吃点草根，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有时举起砍刀，虚汗直流，只得又将砍刀放了下来。
王冬君要接过我的砍刀去砍树开路。
我苦笑了一下，说：“你能跟上我，就不错了！”
我们坐下来，在一堆灌木丛中喘息着。
忽然，我们听到远处灌木丛中传来微弱沉闷的呼救声。
我和王冬君立刻喘息着跑了过去。
赵庆香和张志芳一起倒在地上，赵庆香已经不省人事，张志芳还能说话。
她躺在草地上，断断续续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往前走，赵庆香大姐看到前面芭蕉树上有一串野芭蕉，便对我说，你丢了眼镜看不见，在这儿待着，我去前面将那串野芭蕉采来。我们已经两天什么也没进肚子了，饿得眼睛直冒金星。”“庆香姐走后不久，便传来她一声惨痛的‘哎哟’声。我知道出事了。我摸索着向她身边爬去，好不容易才爬到她的身边。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被毒蛇咬了。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被毒蛇咬了，用嘴将毒液吮出来，就有得救的可能。于是，我在她身上到处乱摸，终于在脚背上摸到了几颗毒牙的印子，我俯下身去吮吸，但看样子，庆香姐越来越不行了……”张志芳说话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说不出话来，由于吮吸，她已中毒。
我赶忙要王冬君去找水来给张志芳喝，我马上俯下身去，对着赵庆香的伤口吮吸起来。还没吸几口，我的舌头便发麻，最后，我也不省人事。待我醒过来，只见王冬君在我身边“嘤嘤”地哭泣着，我起身一看，赵庆香和张志芳已经满身发紫，死在我的身边。
看见我醒过来，王冬君放声痛哭起来。
我用砍刀在赵庆香和张志芳身边挖了两个土坑，将她们掩埋起来。王冬君呆呆地坐在坟堆旁，不肯起身，没有哭声，没有叹息，怎么劝说，她也不肯离开。我只得砍来几片芭蕉叶，在离坟堆不远的地方搭起两个窝棚。
王冬君坐在坟旁的窝棚里，咽咽地哭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到她的窝棚外等，她没有起来。再等，还没有起来。我敲了敲窝棚，没有回音，再敲，还是没有回音。我拉开窝棚一看，竟没有人。
出事了，我马上四处去找。最后，在河畔的浅滩上找到了她的尸体。
她投河自尽了！
我用砍刀在河旁挖了一个坑，默默将她掩埋了。
廖耀湘师长的8个女兵，就这样无声地葬身在这野人山的苍山莽林之间……
看完李志明的《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伫立在李志明芭蕉棚门口，望着北面遥远的青山，久久没有说话。这时，李志明回来了，我们默默地相望着。良久，我才微微点了点头，沉痛地对李志明说道：“这些女兵，都是我从国内带出来抗日的，壮志未酬，就死在野人山，将来回国，我怎么面对她们的父母！”顿了顿，我接着坚定地对李志明说：“回国后，我一定要将这些女兵的英雄事迹，亲自告诉全国人民。”“李志明，你一定要将这本《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全文出版，让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她们的英雄事迹。”
李志明微微点了点头，说：“请放心，我会做到的。”
奥运英雄王润兰：与日寇坦克同归于尽
1936年3月，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代表中国参赛的奥运选手王润兰凭借自幼练习武术的深厚功底，在拳击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打进决赛，引起体坛强烈轰动，但最后却被无理取消了比赛成绩，凸显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国际地位的窘境和悲怆。当他满怀悲愤准备再次向奥运进军时，日寇全面侵华的炮声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民族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烽火战场，最后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虽然他没有在赛场上拿到奖牌，但却在反侵略的卫国战场上用热血铸就了辉煌！他是中国抗战史上第一个牺牲而又鲜为人知的奥运英雄。（一）
王润兰1913年出生于河北饶阳县留楚村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在旧中国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里，当地许多村落为了保境安民，纷纷设坛练武，使武术在民国初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受这种环境熏染，王润兰自小热爱武术，上小学时，他每天都跟着村里会武术的大人们学习拳脚，久而久之，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小拳王。1931年9月，王润兰考入河北省立河间中学，在校期间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各项体育课目更是出类拔萃。他几乎每天都坚持踢球、练习拳术、武术套路和器械。
然而，随着王润兰步入成年，父亲很快就给他下达了“禁武令”：“你应该学习如何经商，这才是正路，不要整天舞枪弄棒不学无术！”但王润兰没有服从父亲为他做出的命运安排，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气焰甚嚣尘上，日军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鲸吞东北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于1933年1月至3月又先后调集优势兵力，在空军配合下进攻山海关，侵占热河，向长城一线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尔后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冀东，进逼平津，把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深睡的东方雄狮，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浪潮迅速在中华大地汹涌澎湃。同年3月16日，中国军队第32军139师在商震军长和黄光华师长指挥下，向进犯河北省迁安冷口关的日军发起猛烈反击，用大刀、刺刀、手榴弹将装备优良的日军第8师团第14旅团打得落荒而逃，一举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冷口关。这次长城抗战中的唯一一次进攻战，使32军名声大振，商震将军也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受此影响，1934年，离家出走的王润兰弃笔从戎，报考时任河北省主席兼32军军长的商震将军在北平举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决心用枪杆子保卫“千年文明古国不受倭寇欺辱”。（二）
入学后，王润兰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战术技术，为他后来的军事指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受中共地下党员谷雄一、王启明、陈锐霆、朱静波、程景明等人影响，王润兰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里。不久，体格健壮、有着良好武术功底的王润兰被选入商震创办的西洋拳击队学习拳击。经过勤学苦练，他很快掌握了西洋拳击的基本技术，并在动作要领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在当时举办的几次有社会影响力的拳击比赛中，他屡屡打败参赛的中外对手，受到教练员和社会武术界的高度赞誉。
1935年底，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华北的局势日益紧张。日军先后向山海关和驻平津的华北驻屯军大量增兵，并不断向中国守军挑衅。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一直对日保持忍让和克制的中国军政当局也开始积极整军备战，广大官兵被压抑的爱国激情终于迸发出来，王润兰所在部队的官兵，每天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表达自己誓死抗敌的决心。
为全身心地投入抗战，离家两年的王润兰于1936年初请假回家探亲，准备在血洒疆场前与父亲和解。虽然他的出走在那个家规极严、崇尚孝道的旧式家庭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但深明大义的父亲看到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儿子回家看望自己，还是十分大度地原谅了他，并为儿子弃商从军卫国保家的选择从内心感到高兴。深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父亲最后在儿子归队前，鼓励儿子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为保卫国家尽忠。
也就在这一年，第11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夜的中国派出了有69名运动员的代表团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王润兰凭借自己出色的拳击功底，在参奥选拔中被选入了只有4个人的拳击项目代表队。
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一手组织派出的这69名运动员（男67人，女2人）分别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几个大项的比赛，另外还派了一个武术表演队（男6人，女3人）和一个体育考察团（男35人，女2人）在赛前赶赴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考察。中国运动员尽管在正式竞赛项目中战绩不佳，但武术表演赛却令西方人看得两眼发呆，人人为之倾倒。特别是双人对练更是深受所到国家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欧洲体坛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奥运会正式比赛中，由商震资助的两名来自32军的拳击手王润兰和靳贵第，分别参加了中量级和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拳击赛预赛中，第一场由王润兰出场对战日本选手，他以三局全胜的出色战绩，将蔑视中国的日本选手连续三次打倒在地，使其心服口服地甘拜下风。在迎战荷兰选手福特时，王润兰与这个强劲对手打得十分艰苦，他在最后一局被对手打得血流满面、几乎站立不稳的情况下，依然以顽强的意志支撑自己，一直坚持到终局仍然屹立不倒，此局比赛，王润兰被媒体赞誉为“中国硬汉，虽败犹荣！”
在决定比赛决赛权的最后一场和英国选手的对打中，王润兰在第一、第二局均以1比1打成平局。从第三局开始，王润兰在熟悉了对手拳路套数后，很快发现了对方的破绽，他迅速抓住战机，连续出拳猛击对方头部，最后以重重一击将对手打倒在地，整整10多秒钟对手也未能站起来。此时此刻，裁判判定王润兰以2比1取胜，获得了拳击赛的决赛权。他是第一个取得决赛权的中国奥运选手，中国运动员为之兴奋不已。意想不到的是在三天后决赛即将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领队竟突然接到奥运会组委会的通知，说王润兰在预赛时已被裁判组判定失败，不能参加最后的决赛。闻此通知，中国全体参赛选手和代表团成员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抗议：王润兰明明在预赛中打败了英国选手，裁判当时已作了明确裁定，怎么三天后又突然变成失败？明眼人自然能看出其中的猫腻。中国领队向组委会进行了多次交涉，一些主持正义的外国代表队闻知此事后也纷纷表示声援。但组委会对此事却一拖再拖，几经来往毫无结果。就这样，由于组委会一些人出于对贫弱落后中国的歧视和某些政治的需要，公然颠倒黑白，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了中国运动员的决赛权！
尽管如此，王润兰在奥运会期间的出色表现还是受到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愤愤不平的王润兰决心一定要在下届奥运会上一雪此辱，打出中华拳王的威风，给中国人争一口气。（三）
然而，王润兰的梦想很快就被侵略者的枪炮击碎了。中国奥运参赛代表团回到祖国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七七事变”，用全面侵华战争的隆隆炮声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有史以来最为血腥苦难的深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奋起反抗侵略，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不少奥运健儿纷纷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之中。王润兰在参赛回国后担任了第32军补3团3营排长，在国破河山碎的生死存亡关头，他所在部队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积极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战斗，与法西斯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搏杀。
1937年8月，日军集中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28旅团和酒井隆少将指挥的6个步兵大队，总兵力约6万人，分三路向漳河北岸进击。时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商震，按既定作战部署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实施正面防御，用层层阻击的战法阻止日军迅速向南推进。9月初，中国守军对南犯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逐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在阵地多处被日军突破后，被迫放弃原有阵地，边战边撤向新的地区布防。9月14日，为掩护主力部队向新战场转进，王润兰所在的补3团奉命在漳河阻击来犯之敌。次日上午，前出到漳河上游附近的日军抓到5名青年农民，逼迫他们涉水领渡向我军进攻。5名爱国青年相约都以立式泅法，齐露胸部诱骗日军渡河。日军信以为真，立即派两个尖刀小队（排）跟随渡河，但顷刻间就陷入了灭顶的深渊，无一生还。而5名中国青年却不见了踪影。随后大批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再次渡河，严阵以待的补3团官兵等到满河蠕动的日军进入火网后，立刻以狂风暴雨般的枪弹将敌人成片射倒，整个漳河到处漂浮着鬼子的尸体。
在爱国激情的激励下，补充3团全体官兵连续奋战4昼夜，打退了敌军一次次猖狂进攻。在这场惨烈的阻击战中，中国守军不少前沿连队因寡不敌众，在猛烈的炮火中全部壮烈牺牲，但却无一人退缩和弃阵逃跑，而进攻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数百具尸体。恼羞成怒的日军很快调集重兵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阻击阵地的中国守军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在重炮和坦克的打击下，守军阵地在一阵阵爆炸声中碎石腾空，血肉横飞，防线不断被突破，人员伤亡过半。面对强敌，王润兰与战友们毫无惧色，他们抱定“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誓死要与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敌寇血战到底。缺少机枪，他们就用打“排子枪”的办法对付敌人的集团冲锋；没有反坦克火炮，他们就用集束手榴弹来炸毁日军的坦克，或身绑炸药与敌人坦克同归于尽；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大刀与鬼子拼杀，最后就用牙撕咬敌人的耳朵，用手抠瞎敌人的眼睛。（四）
9月18日，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日子，我军的阻击战再次进入了白热化程度。日军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而阻击阵地上的中国官兵已连续奋战数昼夜，伤亡惨重，粮弹将尽，但所有活着的官兵仍然顽强坚守着阵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退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每当敌人突破防御阵地，王润兰就率领战士们挥舞大刀同敌人短兵相接，用肉搏战将鬼子反击下去。在惨烈的格斗中，有着一米八以上个头的王润兰，用高超的武术打得日军魂飞魄散，十多个围攻他的鬼子兵个个成了他的刀下鬼。在第二天最后一次反击日军时，一阵敌人的炮火猛烈袭来，王润兰负伤倒在了血泊中，但他坚持不下火线，仍以顽强的毅力继续指挥作战。战至9月21日拂晓，整个漳河北岸横尸遍野，敌我双方的死尸布满了阻击阵地。此时王润兰所在连队已伤亡殆尽，阵地上只剩下王润兰等十余个伤员在坚持战斗。当数辆日军坦克再次吐着死亡的火焰攻上阵地时，身负重伤躺在战壕里的王润兰以最后的气力奋力跃起，抱着集束手榴弹和几名身绑炸药的战士一起扑向敌人的坦克，随着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王润兰等人年轻的生命在血与火中得到永生。
王润兰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授予“民族英雄”称号。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不少中国选手也像王润兰那样在回国不久就作为英勇的战士奔赴抗日战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进入复赛的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卢，他作为空军，在1938年武汉保卫战一次惨烈的对日空战中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另外两名奥运拳击选手靳贵第和靳桂，分别在1937年的安阳保卫战中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殉国。
他们都是中国奥运史上不该忘却的民族英雄。
中国造航母船厂独家内部照片泄露
美国《合众国际社》网站6月2日刊登平可夫的文章称，来自东欧的造船专家进入了江南造船厂内部并拍摄了照片，并向汉和防务评论泄露：中国将于今年开始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该项目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平可夫称，专家们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新址，位于上海的长兴岛船厂的3号船坞，并获得了船厂内部的独家照片。并断定，中国准备在该船坞开始建造航空母舰。文章称，3号船坞长580米，宽120米，由至少2.5米高的围墙完全包围。船坞内已建成一架巨大的吊钩门式起重机，具备至少600吨的荷载能力。文章称，该船坞足够用于建造一艘类似俄罗斯“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级（Admiral Kuznetsov）的空载排水量约50，000吨的中型常规航空母舰。3号船坞的舾装码头也已完成，其中包括一架大型吊钩门式起重机。据访问过该船厂的东欧海员说，该码头长8000米，已于2008年秋天建成。一些大型集装箱也已经运抵船坞附近。
文章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级造船专家已经分析了这些照片。一位熟悉航母项目的东欧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已对长兴岛的设施投资了350亿元（51亿美元）进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法国造船业的专家说，这些设施可用于钢板和型材处理，或者用于航母的分解结构部分的初步处理或组装。消息人士说，该船厂及其所有设施的建成速度非常快。
文章称，尽管中国在保密工作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一名汉和防务评论月刊的记者访问了造船厂附近的长兴镇地区，并采访船厂的农民工，以证实该造船厂建造中国第一艘航母的情况。
文章引用消息人士声称，中国计划在2009年和2015年之间建造、装备并服役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它已被内部命名为“北京”号。不过，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建造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文章称，6月3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日期，因为这一天是江南造船厂诞辰144周年纪念日。因此，中国很可能借此机会由官方宣布航母项目在此日开建。
王亚樵刺杀日军大将杀人魔白川始末
王亚樵，是30年代上海滩的有名人物。他拥有近万名门徒，是称为“斧头党”的洪门帮会首领，与当时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有来往。他自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那些贪官污吏、卖国贼、日本侵略等等，恨之入骨。他曾先后组织策划暗杀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国联调查团长李顿伯爵，甚至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汪精卫、蒋介石等，也几乎死于他的冷枪之下。因此，他被人称作“暗杀大王”。
1932年初，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三省的视线，进而取得进攻中国的新基地，故意在上海制造了一起“日本和尚事件”，借口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人与五名日本和尚发生冲突，指使暴徒纵火，破坏“三友实业社”，煽动日侨游行、集会，捣毁中国人的商店，杀死击伤中国警察，并乘机在吴淞口集结大批军舰，威胁上海市政府，提出封闭上海市各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尽管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了这些无理要求，但日本海军陆战队仍于1月28日深夜1时左右强行占领了上海天通庵车站，并用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几路向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袭击中国军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令自卫还击，并亲临真如车站，指挥战斗。日军受阻，即于次日凌晨派出飞机助战。敌机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乱炸。这一带被炸得房倒屋塌，市民死伤无数。十九路军将士个个义愤填膺，更加顽强地反击，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淞沪开战后，王亚樵眼看日寇侵占上海，凶残杀戮中国同胞，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便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敢死队。他率领的这支敢死队，配合19路军作战，对日寇进行暗杀活动，他又让妻子王亚瑛带领部属家眷给前方战士送衣、送饭、送水，慰劳前方战士，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
3月1日夜晚，日军停泊在浦东江边的一艘驱逐舰和停泊在黄埔滩一带的一艘旗舰，突然被爆炸的轰隆巨响震得东摇西晃，舰上的日军吓得抱头鼠窜，误以为舰艇中了中国军队的炮弹。其实，这只不过是王亚樵跟他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
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亚樵每见到黄浦——吴淞江面上停泊的日本军舰就恨得咬牙切齿，一直想把这一艘艘时刻都可能把罪恶的炮弹射向上海的怪物炸沉。他派人暗中寻觅水性好的人选，一方面向蒋光鼐等申请定时炸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让人潜入寒冷刺骨的江水，将炸弹送到这两艘离岸较近的日舰下。遗憾的是炸药的威力不够，两艘军舰不但未能炸沉，反而打草惊蛇，逼得日本人连夜将所有的军舰都驶离江岸，并在停泊处布下电网，以防再有人来炸舰。
尽管此举并未成功，但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陈铭枢对王亚樵更加赏识，常以“国土”许之。王亚樵亦把陈铭枢视为自己的后盾，并向陈铭枢表示，自己要以身许国，不负知遇之恩。
出人意外的是，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和各界人士协同下，抗击日军节节胜利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却让他们乘胜而收，避免与日军决战。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33天后，终在浏河腹背受敌，不得不撤退。王亚樵等也只好偃旗息鼓。日军的侵略行径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指挥官白川大将得意非凡。他公然决定，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之日，在上海日租界内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消息传到南京。爱国的军政人员无不对白川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和侮辱感到义愤。陈铭枢为此气得拍桌大骂。但作为官方人员，他无能为力。然而，这种奇耻大辱，他实在容忍不下，于是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设法破坏这次大会，以伸张正义。王亚樵拍胸允诺道：“先生请放心。我王亚樵若不给白川点厉害，决不再见你！”4月中旬，王亚樵得到一个消息：4月29日“天长节”，白川义则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祝捷大会。王亚樵知道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对日寇惩罚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去找19路军后方办事处主任范志陆，两人如此这般地商量了一番。范志陆认为事情重大，要向19路军长官请示。蔡廷锴将军对凡是打击日寇侵略活动的一切爱国行动，都给予支持。至于这些义勇军、敢死队等用何等方式，惩罚日本侵略者，则由他们各自策划进行。义勇军、敢死队的活动经费，可在华侨捐款中拨一部分给予支持。
白川义则是继日本植田、野村和盐泽之后的残杀上海民众的杀人魔王。他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时，在东北就已经杀戮了中国无数的苦难同胞，血债累累。白川在2月29日抵上海，增兵两师团，向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击。在八字桥战斗中，他被击败。但当中国军队正在八字桥围歼日军之际，他窥视浏河无兵守卫。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突然派出1万重兵袭击浏河，中国军队侧背受敌，不得不撤退第二防线。当中国军队在3月1日撤退后，整个闸北、吴淞地区的500平方英里土地。被日寇占领。白川义则指使日本浪人等亡命之徒，到处放火焚烧，残杀上海人民，横尸遍地，目不忍睹。
王亚樵对白川的所作所为，已经恨之入骨，早就想把这个杀人魔王锄掉。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再说，暗杀白川大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亚樵是有名的“暗杀大王”，但因为白川是日本驻上海陆海空军总司令官，司令部戒备森严，出入尾随一班卫士和侍从副官，外人不容易接近他身边。这次白川义则主持这个“长天节”庆祝大会，倒是给王亚樵一个好机会。但是白川也知道自己杀戮了无数中国老百姓，血债累累，因此规定庆祝大会，只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出入，不准中国人进入会场。若有中国人进入虹口公园，则一律作奸细惩处。王亚樵苦思：进入会场进行暗杀的人，必须是日本人或朝鲜人，而且这个人要机智勇敢，保证事情顺当，力争成功。但这个角色哪里去找呢？为了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但他是个硬汉子，他认定要办的事，非办到不可。他想起他的朝鲜朋友安昌浩是个朝鲜独立党人，找他商量可能会有办法，于是他就叫弟弟王述樵扮成日本人，到霞飞路宝康里去找安昌浩，请他到沧洲饭店同王亚樵会面。安昌浩流亡在上海多年。他曾在“安那其主义”研究小组与王亚樵相识，而且经常有联系。因为他有亡国之仇，多年来，为了自己祖国新生，一直从事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派同党前往日本，行刺天皇。但在日本二重桥准备行刺天皇时，被日方军警捕获，并被处死，为此他更加痛恨日本军阀了。安昌浩应约来到沧洲饭店，与王亚樵密谈后，欣然答应由他派出勇士尹奉吉等人行刺。他除了要求王亚樵提供炸弹外，没有要求其他任何条件。王亚樵十分赞赏安昌浩的豪爽性格和革命行为，当即给安昌浩提供了炸弹，还给他送去一大笔活动经费，其中也包括勇士的安家费和路费。
1932年4月29日日本驻上海先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在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侵华的日军将领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泽幸一，以及日本驻上海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仓松等驻沪的文武官员和上海的日本侨民。这天早晨，重光葵来到日本总领事馆，他和使馆的官员，面对着日本天皇的肖像，举行了拜贺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便脱下了大礼服，换上西服，立即到虹口公园去参加由白川大将主持的阅兵祝捷大会。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等三人也来到会场。他们是由上海抗日敢死队队长王亚樵派来锄杀日本杀人魔王的。庆祝“天长节”的大会，首先是阅兵，在公园内外宽敞的地方举行检阅式，检阅官为白川义则，总指挥为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参谋长为田代皖加。检阅先从公园外部开始，在园内举行分列式。特邀请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部附属乐团演奏进行曲。参加检阅大会的观众，有日本侨民、欧美人和各国来宾，观众人山人海，几乎把周围的栅栏绳子挤倒了。检阅式结束时，已经11点多钟了。紧接着，由日本侨民主办的祝捷大会开始。会场的主席台就设在白川大将检阅地点偏后一些，那是不久前，为举行颁发军人诏业50周年纪念大会建造的。在台上主持大会的有友野皮居留民团书记长河端贞次、民团行政委员长和村井、白川大将、植田师团长、重光葵公使、野村中将等，他们依次站立。安昌浩、尹奉吉和金天山混在观众群里，分散活动。尹奉吉因天有微雨，头戴毡帽，身穿风雨衣，内藏有炸弹。他混在群众中，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态及主要人物白川义则。民团行政委员长宣布开会并致词后，村井总领事宣读简短祝词，然后全体肃立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这时小雨越来越大。白川和野村、植田、重光葵、河端等站在主席台上。白川身材高大肥胖，挺起胸膛，梗着脖子忘情地唱着国歌，身体纹丝不动。朝鲜勇士尹奉吉觉得机会来了。当国歌将要结束时，他从风雨衣里把藏着的炸弹掏出来，突然向白川站的主席台扔了过去。“炸弹！”站在白川身后的野村眼尖，当他看见一个怪状的金属物抛在台上，便尖声大叫起来。刚叫完，又看见第二个怪状的金属物飞到台上来。他跟着又大声叫喊。肃穆的会场被尖叫声破坏了，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主席台上，马上出现一片嘈杂、混乱的景象。可是站在主席台中央的白川义则、重光葵以及河端，为了表示对帝国的精忠，显出武士道气概，仍然不动，继续唱国歌。“轰隆，轰隆！”就在这时候，尹奉吉抛到主席台的炸弹爆炸了。炸弹威力强大，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几乎把主席台掀翻了。首先看见炸弹飞上主席台的野村想要逃跑，但炸弹把他的左眼炸瞎了；植田正要逃跑，弹片把他的左脚跟炸掉了；站在白川身边的重光葵，突然感到好像有一根大铁棍向他身上打来，他倒了下去。但他本能地用随手携带的手杖强行支撑起身来，可他身体太重了，手杖被压断了。原来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只好倒在血泊里。那位长得满脸横肉，嘴唇上留着八字短髭，体态肥胖魁梧的白川，像一件玩具那样，被炸弹抛上了半空中，然后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其他的日本军官，吓得象狗一样，个个趴在地上，曾经威风一时的将军，狼狈万状。炸弹响后，主席台上下一片混乱，哭声、叫声、喊声，响彻了整个虹口公园。由白川主持的祝捷大会，霎时间变成了白川的送葬大会，“天长节”成了哭丧节。事情发生后，日军出动救护车，把白川、重光葵等重伤员急送医院抢救，野村被炸瞎了一只眼，植田被炸跛了一只脚，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河端当场就一命呜呼了。白川被送往医院，三天后咽了气。消息传开，人心大快。上海市民争相传告，南京政府的官员们亦深受鼓舞。但是此事系何人所为，他们均不清楚，只有陈铭枢心中有数。但他担心日本人知道后会加害于王亚樵，所以一直缄口不言。身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对这件长中国人志气、灭侵略者威风的事自然也非常关注。他派特务头子戴笠去了解内情。戴笠当年在王亚樵手下当浙江游击纵队队长时，就认识不少王亚樵的部下。所以，他很快就了解到此事乃王亚樵所为。戴笠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对王亚樵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他对王亚樵不欣赏。戴笠曾建议起用王亚樵，但蒋介石指示说：“此人不可用。”戴笠也就不再提他。然而，炸死白川之事对蒋介石的震动是异乎寻常的。王亚樵干出了政府官员所不能干的事情。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蒋介石为了拉拢他，特让戴笠派人给他送去4万元钱，以示表彰。王亚樵又把这些钱转送给了安昌浩，并买下了圣母院路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让安昌浩及其同党作为栖身糊口之所。安昌浩的同伴被日本人逮捕后，无论怎么拷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他们自己干的，决非受王亚樵指使。其实日本人早已知道是王亚樵所为，但得不到招认，日本人亦无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八国联军里的“中国军团”
1898年，沙皇俄国通过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使中国的东北沦为它的势力范围，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1898年3月27日，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正式签订。次日，英国政府即电令驻华公使窦纳乐，并照会清政府，正式提出英国租借威海卫。1898年7月1日，英国政府终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订租威海卫专条》。
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认为，光靠一纸空文难以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要想在威海卫站住脚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保证。但是，英国正处于兵力匮乏时期，一是当时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二是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旨在维护威海卫租借地统治秩序的部队，便不可能从本土上增派。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在华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这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到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
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一支主要由300多中国流民组成的雇佣军于1899年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这支部队被称为“中国军团”；又因士兵全是华人，又称“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的北大营、寨子和南、北竹岛等地，担负威海卫界内治安和对外防卫任务。“中国军团”组建后不久，就成为英国殖民当局镇压威海人民的得力工具。特别是1900年威海人民掀起武装抗英斗争的时候，殖民当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对从事抗英斗争的中国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中国军团”不仅在威海卫镇压抗英斗争中，而且还在天津围攻义和团的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奋力抗击。西摩尔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英军作战时，“中国军团”的表现也开始令殖民当局感到难堪，到了1903年，1300多人的队伍一下陡减至500人，约800人开了小差。
开小差现象令殖民当局头痛，而留在军团里的士兵，打架斗殴和涣散的军纪更令殖民当局恼火。据威海卫殖民政府1903年年度报告记载，租借地内全年有270人被判一天到一年的监禁，其中就有100人是。中国军团的士兵或退役士兵。他们中有40名是因违犯军纪被处罚的，如站岗睡觉、不守纪律、赌博等；其余大部分是因打架、敲诈等行为被罚。到了1904年，兵源更成问题了。到刚开业的威海卫金矿做工或去海参崴、南非等地卖苦力，对当地青年有更大的诱惑，殖民政府为了招募新兵，又是张贴告示，又是召集村董作动员。尽管把“中国军团”的作用说成是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租借地的安全，但最终还是未能完成征兵任务。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由于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界内治安秩序也逐步稳定，“中国军团”便失去了继续保留的价值，英国政府和军队再次将解散该军团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06年6月，这支横行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被解散。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
险象环生的日本政府投降内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此前一周内，主战与主和两派各执一词，数次会议争论不休，议而不决。虽经天皇圣裁又圣裁，主战派仍阳奉阴违。其追随者发动“起义”，追杀大臣，包围皇宫，搜查天皇录音，几使《终战诏书》不得广告。
着手收拾时局，主战主和两派各执己见
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胜利在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西方国家纷纷对日宜战，日军从战略优势顶峰滑坡。特别是中国军民拖住了百万日军，使之深陷泥谭而不能自拔，人力物力消耗无穷，随着时间推移，败绩接踵，至1944年夏，日本吹嘘的“绝对国防圈”被摧毁，本土处于盟军飞机轰炸范围之内。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眼看日本败局已定，被迫宣布倒台。
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接收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苦苦支撑了8个多月，终因回天无力而自请辞职。1945年4月5日，铃木贯太郎出任内阁首相，组阁未及一个月，传来噩耗：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投降。
鉴于日本的战争能力丧失殆尽，已如大厦之将倾，铃木经上奏天皇准允，着手制定收拾时局、结束战争的对策，随之向驻苏联大使佐藤发出训令，令其婉请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佐藤的复电颇有点不祥之兆，称训令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要人，正准备出发参加国际会议，故而一时无法得到具体的答复。
7月26日晚上，由美、中、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世界播出，其旨要是敦促日本投降：盟国将给予日本的最后之打击，不至其停止最后抵抗不止；日本应尽速决定一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次日早上6点钟，日本海外广播局，监听到了又从旧金山播出的《波茨坦公告》。
10点钟，日本内阁六巨头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日本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内阁六巨头是为首相铃木、陆军大臣阿南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军令部长官丰田大将、外务大臣东乡。会上，首相铃木、外相东乡申述理由，认为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不明智的。而以陆军大臣阿南为首的军方人士，坚决主张无考虑余地。
屈服于多数的军方的压力，铃木于28。日代表日本政府，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政府的态度是默杀《波茨坦公告》。日本及世界舆论评论说，所谓“默杀”，亦即不予置理，默然无视，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
以后几天中，日本急切地等待苏联的答复，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
美国得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后，把对日本“最后之打击”付诸行动，于8月6日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广岛几成平地，数十万人丧生。以阿南为首的主战派仍不甘示弱，为防动摇军心，以图再战，有意贬低原子弹的威力与破坏作用，由他签发的陆军部的公告中是这样说的：美国的B-29型轰炸机空袭了广岛，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造成了重大损失。
期待既久的苏联的答复终于来了——不仅是断然拒绝调解，更是始料不及的对日宣战！
那是在8日下午，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应苏联政府通知，前往外交部会见莫洛托夫。佐藤暗暗祈祷是好的消息，为营造友好气氛，一见莫洛托夫的面，就笑容可掬地问好客套，以至显得低声下气地巴结逢迎。殊不料莫洛托夫十分冷淡，神情严肃地打断他的话，念了一篇简短的声明，即对日本宣战。
日本政府尚未来得及对苏联的声明作出反应，9日凌晨，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分三路越过中苏边境，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同日，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展开对日军的最后一击。
外相东乡将苏联对日宣战事奏告天皇，请求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早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时，业已产生了停战的愿望，于是嘱东乡转告铃木首相：“鉴于敌方使用了新型炸弹，日本已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应尽早努力结束战争。”他又通过内务大臣木户指示铃木：“应尽快收拾战局，我个人的安危是次要的，务必不能重演广岛的惨剧。”
9日上午10点半钟，铃木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他在传达了天皇的话后说：“广岛已被摧毁殆尽，苏俄军队又大举入侵满洲。皇军实际上已无法再战，依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别的出路，诸位的见地如何？请各抒己见。”
难熬的一阵沉寂后；海军大臣米内先开了口，但也只是问号而非明确的表态：“是把盟国的公告作为通牒接受？还是要求条件？”
阿南抢在铃木前情绪激动地说：“条件当然要讲，无条件投降是不能接受的。”
铃木沉吟着道：“如果要讲条件，不妨提出来商讨。”“首要的一条，是保留天皇体制。”参谋总长梅津的话一出口，众人均表赞同。
阿南补充新的条件：“再有，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应尽量避免，万不得已时，只能作小规模象征性的占领，东京必须除外；皇军武装的解除，对所谓战犯的处理，由日本负责，盟国不得插手……”
正在这时，内阁一秘书匆匆而入，向铃木首相耳语了几句。铃木一愣，默默点了点头，随即不无惊恐地宣布：“美国飞机在长崎又投了一颗原子弹。”
四座愕然，东乡更显焦急：“宝贵时机不能再错过，日本已危如累卵，若再拖延，更加不可收拾，故我认为，条件不可多提，提多了盟国完全有可能拒绝而作最后攻击。”“日本还没有打败。如果敌人进犯本土，必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阿南气势汹汹。丰田、梅津等异口同声附和。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到下午1点，仍是势均力敌三比三，铃木、东乡、米内主张接受无条件投降，阿南、梅津、丰田坚决反对。铃木于是宣布休会，交内阁会议讨论。
草草午饭毕，内阁成员在首相官邸举行，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与会者都是阁员，内务、农商、军需、运输等大臣也都参加。
会上，多数人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保留天皇以维持国体。他们之所以选择投降的理由是：冲绳已成了美军进攻九州的桥头堡，美舰已开始炮轰沿海城市，国民已精疲力竭，日本已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量和手段了，若不投降，必是玉石俱毁。
阿南暴躁地嚷道：“够了，够了，这些情况谁都知道。我本人及我的忠勇部下，都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管形势如何险恶，非打到底不可，宁可玉碎，决不投降！”
听了阿南的话，阁员们暗暗吃惊，他们想起了令人心寒的前车之鉴：1936年2月26日，力主对外扩张的少壮派军官，因不满内阁在侵华问题上采取“缓进”方针，发动了兵变，打伤了主张“缓进”的大臣，连首相也差点丢了性命。而今，政府如果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下层官佐必群起反对，又将重演悲剧。
在阿南、丰田、梅津等主战派恫吓下，相当部分阁员或收回了原先的观点，或沉默不语，内阁会议开到深夜10点钟，以不了了之宣布散会。
御前会议“圣裁”，主战派阳奉阴违
陆军是战时日本的支柱，凡对外重大决策，往往以陆军意见为主导，陆军也因此而目中无人，独断专行，如不能满足其愿望，即采取暗杀手段，甚至发动兵变。铃木首相虑及这一点，与东乡外相私下商量：只有采取一项无先例可循的措施，才能打破僵局，就是奏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裁决。利用天皇至高无上的威望，使陆军的首脑阿南、丰田、梅津等就范，制约住了这几个，他们的部属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两人于是一起入宫求见天皇，道明来意。天皇准奏。
决定日本是战是和、命运攸关的御前会议，在御文库地下防空室进行。与会者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内阁六巨头外，又增加了枢密院议长平沼。
会议开始，铃木报告了前两次会议情况：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意见分歧，分成三比三两派，内阁会议又无结果，要求与会者表明态度。众人个个表态，无一遗漏。外相东乡：如果敌方能保证不触动国体，投降刻不容缓。
海军大臣米内：同意外务大臣的意见。
陆军大臣阿南：日本必须打下去，胜负要到保卫本土战打响才能见分晓。即使投降，除保留国体外，另三项条件也须坚持，亦即关于同盟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应尽量避免；皇军武装的解除、所谓战犯的处理，由日本负责。
枢密院议长平诏：除了必须保留国体外，也不妨要求就三项条件进行谈判。
军令部长官丰田：主张打到底，如果不是由本国军官解散军队，不能保证下属的行为。
参谋总长梅津：日本仍是敌人的有力对手，现在就五条件投降，有愧于阵亡将士。
仍是各执一词，难能统一。铃木即宣布由天皇“圣裁”。
以前的御前会议，都先由内阁或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出决议，当着天皇的面通过。而这次完全例外，事先没有什么决议，直接由天皇定夺，这在日本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故而与会者大都感到突兀与惊愕。
天皇悲怆地说：“国力疲惫。难能再有力量保卫本土，再打下去，只能使日本生灵涂炭，朕同意按外相提出的条件，接受盟国公告。”并含泪继续说道，“在此忍无可忍之际，解除忠诚军队之武装，使昨日尚效忠于朕者，明日即成为战犯，于情实有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亦为不得巳之事。今日应以明诏天皇在遭受三国干涉时之心境为楷模。”
天皇说完，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地下室，众大臣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无不黯然涕下。
根据日本宪法，只有内阁有权批准投降。铃木惟恐夜长梦多，连夜把内阁成员召来会议，宣布了天皇“圣裁”，全体阁员一致表示服从，至10日凌晨4点，拟定了求和电文的措词。
10日上午6时，外务省将求和电文分别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与驻瑞典公使冈本，向他们通告了天皇的态度和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要求两人将求和电文通过瑞士、瑞典这两个中立国家，转达给美、英、苏、中四国，同时附加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
为使盟国方面尽早知道日本求和的信息，外务省还通过同盟通讯社及广播协会，秘密向国外广播了求和电文。
对国内，内阁决定暂不公布天皇“圣裁”，也不公开已发出求和电文事，只是含糊其词宣称：不久政府也许会公布与前不同的重大决策，希望全体国民克服有碍于国体完整的任何困难。然而与此同时，陆军大臣阿南又发布公告：苏联终于入寇皇国，不论明天如何粉饰，其侵略与称霸大东亚之野心昭然若揭；事已至此，夫复何官？只有毅然决然将维护神州之圣战进行到底，即使食草、咽土、露宿也在所不惜……
事实是主战派阳奉阴违。也在10日上午，阿南向陆军省课以上军官传达御前会议作出投降决策时，言词中流露对主和派的愤懑，称自己被逼接受“圣裁”。他一手提拔的一批少壮派官佐立时沸腾起来，大吵大闹，还有哭的，表示反对求和，宁愿战死，又大肆辱骂主和派。其中的代表者为烟中少佐、井田中佐、椎崎中佐，以及阿南的妻弟竹下中佐。
在阿南的默许下，这伙少壮派军官私下里起草了一份公告，以阿南的名义播出。于是在同一天里，日本国民听到了内容迥然不同的两项文告。
11日，这个公告竟然在报上登出来了，首相铃木大为震惊，立即奏告天皇。天皇召见阿南责询。阿南并不认错，而是解释说：“对圣命绝对服从，然在投降生效之前，陆军理所当然要继续战斗。”
天皇对阿南申述的理由难置可否，阿南变更加厉，以参谋总长梅津、军令部长官丰田策划，以日本大本营的名义，向国内外日军，包括中国派遣军下达了继续作战的命令。
8月12日凌晨，日本从美国的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了同盟国对日本求和文告的立场。两小时后，又收到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四大国请瑞士转交日本的声明：自日本投降之时起，禾皇及政府的统治权限，应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管辖之下，其最后的形式，应遵照《波茨坦公告》，根据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
显然，四大国对日本维护天皇地位的要求未作让步，坚持投降是五条件的。
时阁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阿南为首的主战派趁机发难，对主和派大加讽刺，并以维护国体遭盟国拒绝为由，坚持拒不投降。外相东乡见势不妙，建议等收到盟国照会原本后，再作认真研讨。铃木心领神会，宣布休会。
因担心陆军有不测之变，铃木建议天皇亲自颁发诏书，天皇表示：“必要时，朕将义不容辞。”
铃木的担心并非多余。陆军省里，烟中等少壮派军官围住阿南，七嘴八舌：“不准投降，不然，你这个陆军大臣应该自杀！”阿南声声长叹，一言不发。这一群人去见梅津，也是声势汹汹，并要求梅津与阿南公开声明反对向盟国投降。
阿南与梅津答应了少壮派的要求，联名向日本大本营的直辖司令官发去电令：陆军认为敌方之回答，违反我国体维护之真意，决定断然拒绝、坚持继续战争，尚盼各军断然向作战任务迈进。
这两人又拜访各皇族，要他们一起出面，请求天皇改变停战求和的主张。
少壮派欲谋兵变，天皇再下投降令“玉音”
12日晚上，日本政府收到了同盟国的照会文本，13日早上送到了各有关官员手中。在当天上午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主战派强烈要求追加投降条款，否则决作鱼死网破。
是日下午，美国海空军猛烈轰击日本本土，并大量散发招降传单，又在无线电广播中严厉指责日本缺乏投降诚意，故意拖延。
美国的传单撒到日本，公开了原本秘密的日本求和活动，在军内与民间造成了极大混乱。
烟中等少壮派趁此机会，在陆军省防空洞秘密会议，策划发动起义，扫除主和派的铃木、东乡、木户，占领皇宫，把天皇保护起来，以武力切断皇宫与主和人士的联络，促使天皇收回求和成命。
又议定起义以突袭皇宫开始，为此，烟中等决策争取保卫皇宫的近卫第一师团一起举事。于是派人前往秘密联络。
一拍即合，近卫第一师团的贺右少佐、右原少佐，本也已鼓动了部分官兵，用武力反对求和。双方于是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时间，15日凌晨2点；以近卫师团为主体，逮捕主和大臣，占领皇宫；隔绝皇宫与外界联系，宣布实行军管；争取陆军大臣阿南、东部军司令田中支持。
13日夜间，烟中等往见阿南，要求批准他们的起义计划。阿南内心赞同，然因关系重大而未置可否，但说此项计划尚有考虑欠周之处。
烟中纠缠不休，声色俱厉，非要逼阿南明确表态不可，阿南反过来以上司的口吻教训说：“如此重大之事，岂可草率？且容郑重斟酌，明天上午答复。”
第二天，即8月14日，烟中又去见阿南，却扑了空，被告之阿南奉召入宫，参加御前会议去了。
阿南、梅津等变相支持，烟中一伙忘乎所以，几乎半公开地串联。铃木判断陆军将有不轨举动，急忙奏请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圣裁是否接受同盟国12日发出的照会。这时，内大臣木户也来到天皇处，呈交了一份美国空军散发的传单，报告军民思想混乱，谣传四起，恳请天皇迅速召开御前会议，完成终战手续，以免出现不测之祸。天皇批准了两人的奏请，他先把杉山元、烟俊六、永野3位资深的陆海军元帅召来，面谕了结束战争的决心，要求他们严饬部属必须服从。
10点50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举行，地点仍在御文库地下室。
阿南与梅津仍坚持，再向盟国发照会，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如盟国不许，即继续战斗到底。
铃木躬身面对天皇：“对盟国12日的照会，直至时下内阁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求陛下恕罪，并恭请圣断。”
天皇沉默了一会儿后，以低沉的语调说：“朕仔细听取了反对接受盟国复的各种意见，但朕的看法仍然不变，现在重申一下。”他展开拟就的诏令：“继续战争一无是处，徒然继续造成破坏，此时此际，简而言之，以接受盟国之要求为宜。”由于心情痛楚激动，他说话时断时续。
阿南、梅津、丰田等主战派神色沮丧。天皇继续说下去：“朕完全体会到，对于皇军将士来说，俯首缴械目睹国土被占，是何等痛心的事。但朕关心的并非一己之安危，而欲保存国民生命不使继续受杀戮。故朕认为，立即和平结束战争，总比看着日本彻底毁灭为好。”并表示，“如果大家认为由朕亲自向国民解释为宜，朕义不容辞。”
说至此，天皇目视阿南与米内说：“陆相与海相要说服军队接受这一决定，但并不是很容易的，你们假使需要朕到什么地方去解释，朕都可以去。”
阿南、米内惶恐地说：“不敢劳动陛下。”“那好。”天皇提高了声音，“朕要求内阁迅速起草宣告终战的诏书，由朕亲自向国民宣读。”
天皇说完，饮泣离开了地下室。
大臣们失去了自制，由天皇在时的默默流泪，一变满室唏嘘；有几个竟双膝跪地，放声哀嚎。
铃木主持草拟了终战诏书，然后通知广播协会会长大桥：“今日下午3时，随带录音组及最好器材，来宫内省待命，注意，对外绝对保密。”
大桥不敢怠慢，与局长、工程师、录音成员速作认真准备，准时到达宫内省。他们被告之：“结束战争的诏书马上要公布，你们的任务是，为陛下宣读诏书录音。”
也在下午3时，东京同盟通讯社发出电讯：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天皇诏书即将公告。
驻在冲绳的美军无线电台，记下了这则英文电讯，立即传往国内。
下午4时，内阁会议继续进行，铃木发给每个阁员一份油印的天皇诏书草稿，要各人仔细阅读，认真推敲措词，提出修改意见。
至晚上7点钟，天皇的诏书稿最终敲定，由宫内省官员用毛笔抄录了两份，一份供录音用，另一份由铃木于当晚10时人宫，送呈天皇。天皇庄重地签上了“裕仁”两字，又盖上玉玺。
阁员再度开会，逐一在《终战诏书》上副署，议定次日，即8月15日中午广播公布。
美国政府的照会一件，委托瑞士驻美代办转致日本，于14日晚上传到了东京，促令日本政府令各地日军停止军事行动，迅速五条件投降。并告以已委派麦克阿瑟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日本投降的时间、地点及其他细节，将由麦克阿瑟通知。
深夜11点，日本外务省的急电指示驻瑞士公使馆，迅速向盟国递交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外交文本，文本主要内容二项两一、天皇陛下将亲自发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诸条款的诏书；二、天皇陛下授权政府与大本营，为实施《波茨坦公告》诸条款，得在有关文件上署名，并予以保证。陛下将下令日本陆海空军官宪及其指挥下的一切军队停止战斗行动，交出武器。为实施上述条项，命令他们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要求，发布必要的命令。
临近子夜，天皇由侍从保护引导，进入御用办公室。为录音做准备的宫内省庶务课长笕素彦、内阁情报局长下村宏、秘书川本及录音小组等候在此。
天皇走近房间中央直立地上的话筒，像小学生问师长：“说话时声音应该以多大为宜？”“陛下用平时的声音就可以了。”下村宏躬身回答。他征求录音小组意见后，举起手示意录音开始。
天皇手捧《终战诏书》，开始念了起来：“朕深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行吗？”天皇读完后问道。
录音组中的工程师答道：“技术上没有错误，只是有几个词不太清楚。”“朕知道声音低了些，那就再录一遍。”天皇说。
众人稍作商议，同意再次录音。这次天皇的声音偏高了，显得有些紧张，还漏了一个词。
天皇又是自告奋勇：“朕很愿意录第三遍。”
众人看到天皇眼里噙着泪水，都跟着哭了。下村宏深为不安地说：“可以了，陛下不必再录了。”
送走天皇后，录音小组在听了两次录音后认为，第一次录音较第二次好，可以用作播放。
两盘录音片装进了一只土黄色的布袋，然放在哪里好呢？因有“陆军中有人叛乱”的传言，众人商量一阵后，交侍从德川藏在宫内省办公室，锁进一只小巧的保险箱。德川细上加细，抱来一大捆报纸，散放在保险箱上，遮盖得严严实实，粗粗一看，根本看不出报纸下还有保险箱。
日军“起义”接二连三，叛军搜寻天皇录音
中等叛乱分子原定8月15日凌晨2时“起义”，然他们得到了天皇定在15日中午播发《停战招书》的消息，决定提前行动。
午夜时分，叛乱分子将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森刚骗来师团部，软硬兼施，胁逼森刚命令第一师团起义。森刚终不答应，中见时不待人，决定扫除绊脚石。师团部一声枪响，森刚倒在血泊之中。时为8月15日凌晨1点，宣告了叛乱分子的起义开始。
田从森刚的抽屉里取出指挥印章，在以森刚名义发出的《第584号帝国近卫师团命令》上加盖，着人分送各联队长、大队长，分队长。命令如下：
近卫师团将粉碎敌人阴谋，保护天皇，保存国统。
步兵第一联队占领第二、第三卫戍营地，及马场周围，以保护皇室。联队长还应以一部占领东京广播电台，禁止一切广播。
步兵第二联队使用主力，保护在皇宫吹上区的皇室。
步兵第六联队继续执行目前的任务。
步兵第七联队占领二马士宫周围地区，切断与皇宫的一切联系。
第一机械大队以现有兵力保卫皇宫。
通讯分队除保持与师团部的联络外，切断外界与皇宫的所有联络。
骑兵联队、第一炮兵联队、第一工程兵部队待命。
我在师团部坐镇指挥。
标有“帝国近卫师团”的军用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在街上奔驰。他们的肩上都挂着白带子，这是叛军识别标志。
皇宫很快落到了叛军手中，宫廷警卫被解除武装，各进出口被封锁，通讯被切断。近20位要员被逮住，押去一所旧木屋关押，广播协会的录音组，在离开皇宫不远处与叛军撞个正着，也当了俘虏。
烟中声色俱厉审问被关押者，追查天皇录音的去处，得到的倒答是不知道。他估计很可能由宫内大臣石渡或内大臣水户保藏，于是下令搜捕，又传下令去，在宫内各室寻找。
近卫师团发动叛乱的同时，一辆载着“国家神风团”的卡车由横滨开往东京，黎明时悄然停在了内阁首相铃木的官邸前。随着横滨警备司令佐佐木一声吆喝，两挺机枪向宅内开火。射击一阵后，佐佐木冲向大门，要门警开门，称是为铲除投降内阁。门警悄悄对佐佐木说：“我支持你们，首相在凡山私寓，快去抓吧。”佐佐木在走廊里放上一把火，登车扑去凡山，那知铃木已得悉了近卫师团叛乱的消息，逃避别处去了。佐佐木扑了个空，放火烧屋后，转向枢密院议长平沼住处，不管平沼在与不在，放火便烧，随即回了横滨。
以佐佐木为首的“国家神风团”，是另外的反叛者，事先与烟中一伙没有联系，属不谋而合。
内大臣木户的住宅也遭到袭击，与警卫交火，事后知道，袭击者是“思想宪兵”的成员。
东京各通讯社、报社，几乎同时收到了两份新闻稿，一份是驻内阁记者送来，报道内阁制定天皇《终战诏书》详情；另一份是近卫师团部送来的，宣布近卫师团“起义”，反对使天皇结束战争的怯懦而又可耻的政府。编辑们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相信哪一份才是。
陆军大臣阿南知道他的部下已发动了兵变，既欣慰又害怕，于15日凌晨剖腹而死，留下遗书云：皇恩无极，吾欲何言。我罪深重，谨以一死报之。
叛军遵照中的命令，在皇宫各处搜查天皇录音。
对叛军的最大威胁，是负责东京卫戍的东部军。烟中先已明了这一点，故而在叛乱发动前，就派井田去东部军司令部，争取司令官田中大将予以支持。田中即表反对，并力劝勿作此叛逆行动。
天快亮时，田中惊悉皇宫已被叛军占领，马上部署平叛，先是向近卫师团官兵发去命令：第一近卫师团长森刚已被叛乱头目杀害，师团部暂由东部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以森刚名义发布的第584号帝国近卫师团战略命令，是叛乱头目伪造的，应予撤消；包围与占领皇宫的一切部队撤离。
田中大将的命令送到了中手里，他拒不执行，传令尽快搜出天皇录音销毁，又亲自审问录音小组。以死相胁，终于得知天皇录音片在宫内省，又知天皇将，录音播放的地点已选定在广播协会。
一队叛军拥向宫内省，破门而入，翻箱倒柜，上下左右搜查，连天花板夹层都不放过。然而，宫内省的房屋多至数百间，而且式样结构大小相同，叛军如入了迷宫，不知哪间是长官的，哪间是侍从的，娜间是杂役的。不少叛军更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趁乱打劫，搜查成了走马看花。
另一队叛军到了广播协会，占领各室，把值夜班的职员悉数关押。叛乱头目之一的井田闯进第13号广播室，命令播音员安木玲子：“马上做好播音准备，长官要播音。”他所指的长官即是中。中狗急跳墙，欲向全国国民与军队讲话，煽动他们一起造反。
正在这时，响起了尖厉的警报声，是美机空袭。安木玲子急中生智：“快走，当心挨炸弹！”说着做丧魂落魄样溜之大吉。井田摆弄机器，可怎么也不响，其实安木玲子已做了手脚。
不一会儿，烟中果然来了广播协会，从关押的职员中拉了一个播音员，是第二播音室的立野，用手枪逼着立野：“早上5点钟的新闻节目由我主持，给我开机关调节好，我只讲10分钟。”他知道“起义”已凶多吉少，但仍不甘罢休，想通过电台鼓动各方，迫使天皇收回成命。
立野拒绝：“空袭警报没有解除，再则，没有东部军司令官田中大将的命令，不准广播。”“司令官那边、由我负责。”中气急败坏。“司令官已有指示传来，凡要广播者，必须出示由他亲笔签名盖章的特别许可证。”立野不惧淫威，显得理直气壮。“退后一步讲，即使获准向全国广播，也不能马上可以播出，须先通知各地的广播站台，这是技术问题。”“我命令你，迅速通知各地广播站台。”中神经质地叫嚷，“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东部军平息叛乱，《终战诏书》终于播发
叛军渐渐搜向了御文库，那里是天皇的卧室，他对叛乱发生浑然不知。侍从户田和三井眼看危险越来越近，只好把天皇从睡梦中叫醒，汇报了皇宫被占领，叛军正在搜寻录音。
天皇蓦然变色，呆若木鸡，随之咬咬牙说：“通知他们在花园集合，朕亲自去向他们讲话，把朕的决定解释清楚。”
两个侍从再三劝止，天皇于是说：“把侍从武长官叫来，朕有话与他讲。”其用意是让武长官向叛军传达圣谕。“武长官被困在宫内省，御文库与宫内省之间的通道已被叛乱者切断，并架起了机关枪封锁。”户田回答说。“内大臣木户呢？”天皇又问。
户田的回话又使天皇伤心：“听说叛军抓了好多大臣，希望木户幸免于难，有传他的宅邸遭到叛军袭击。”
两人与天皇商定，叛军如敲门时，索性放他们进来，趁他们好奇地观看宫器宝藏时，保护天皇在混乱中走脱。
东部军分头出动镇压叛军，其中一部，一举包围了叛军指挥中心的近卫师团部。留守这里的叛军头目之一石原急得六神无主，忙说是去皇宫的烟中报告，却一时联系不着，他不知烟中已在广播协会了。
田中大将在森严戒备中，径直进入近卫师团部，突然出现在石原面前，手指口斥：“你是皇军军官，竟敢大胆妄为违抗天皇命令，把他关起来！”
石原见几十支枪口对着自己，部下已都作鸟兽散，只得束手就擒。
田中跨上军用吉普：“去皇宫。”
车抵皇宫，在紧闭的黑色大门前戛然刹住。知道是东部军司令官后，乖乖打开大门。
田中前呼后拥至犬井门，召来近卫师团第二联队长芳贺：“谁让你来皇宫的？你执行谁的命令？”
芳贺吓得脸无血色，不知所以，低头嗫嚅：“卑职有罪，求司令官宽恕。”
田中点了点头：“你可以将功赎罪，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马上撤出皇宫，回原驻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调用一兵一卒。如有叛乱头目投奔你处，一律扣押，知道吗？”“明白。”芳贺立即行动，带着所部跑步出宫。
原皇宫警卫重新行使职权，很快恢复了平静，躲藏在宫内各处的大臣们陆续钻了出来，纷纷去御文库向天皇请安。
广播协会里，烟中仍在纠缠不休，咆哮威胁工作人员。这时，占据协会会长办公室的叛军叫他听电话。
几分钟后，神色沮丧而又绝望的烟中走出了广播协会，这是田中大将的电话，告诉他各路叛军都已知罪悔过，撤回了原驻地，命令他停止叛乱行动，缴械投降。
中眼看大势已去，走到皇宫前草坪上，对着自己前额开了一枪。另几个叛乱头目如古贺、椎崎等，也或开枪、或剖腹自尽，被捕的井田、石原等听候发落。
叛乱终于平息，这时是8月15日上午8点钟。
按照内阁首相铃木的命令，日本广播协会发出了一条紧急重要通知：天皇陛下发表了一份诏书，将于今天中午广播，让我们大家到时候恭听天皇的玉音。对平时白天收不到广播的地区，我们将加大输送频率，请各火车站、邮局、政府和私人办公室准备好收音机，广播将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
此项特殊通知不断重复播发着。
如何把天皇的录音片安全地送到广播协会呢？叛乱虽已平息，叛军也已从皇宫撤离，但谁能保证没有个别死硬分子潜伏暗处伺机打劫？又谁能保证皇宫警卫队中没有叛逆者？
最终采取了宫内省庶务课长笕素彦的建议，即先由他端着写有“拷贝”字样的录音片，招摇而过。几分钟后，由天皇侍从冈马挎着装有饭盒的背包，经此路出宫，录音片就藏在背包里的饭盒内。
广播协会四周，田中大将的东部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楼内每个楼梯口、门口，也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士。
宫内省汽车开到，宫内省庶务课长笕素彦亲自驾车，把天皇的录音送到了广播协会。
11点钟敲过，天皇录音片送进了第八播音室。为保证播音质量，临时议定先作试播，虽然这样做似有“不敬天皇”的成分。正在试播时，又差点儿出了大乱子。那是在门外负守卫之责的宪兵中尉，原是反对投降的主战分子，他听到录音后，突然抽出佩刀大叫：“不许广播，这不是天皇讲的，我要把他们杀了！”说着向播音室冲去。
亏得东部军司令部的一个参谋眼疾手快，一把扭住那中尉双手，厉声喝止：“不许乱来，不然军法从事！”随即命令部下把他拖出去关押。
御文库地下室，天皇在侍从簇拥下走了进来，在此迎候的铃木首相、平沼议长等大臣全体起立鞠躬，神情肃穆。
天皇在一台收音机旁的椅子里坐下，准备监听自己的录音播放。他双眼怔怔地盯住对面一点，不时轻轻叹息，众大臣也都脸露沮丧之色。
整个日本国，国民和军队都已停止了一切活动，守候在收音机边或扩音器下。“马上要播送重要广播了，请全体起立。”播音员的声音有些发抖。
日本国内，除天皇一人全都站了起来。
播音员又说：“天皇陛下将向全国颁布诏书，我们受命转播御音，现在即将开始。”。
奏完《君之代》国歌，天皇的声音传向日本的各个角落：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各同盟国也收听到了天皇的投降令——《终战诏书》。8月15日当天，中、美、英、苏四国正式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出声明：将率领盟军进占日本，办理接受日本投降仪式。
日本内阁首相铃木鉴于《终战诏书》公布，停战使命完成，宣布辞职。两日后，以东久迩宫为首相的新内阁上台，负责日本投降事宜。随即致电在马尼拉，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天皇已下达命令，令所有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洽降使节将于19日赴马尼拉。
19日下午，日本洽降专使河边一行抵达马尼拉。经与盟军统帅部会议，表示接受所有受降条件，为盟军顺利进占日本提供方便。双方还议定了签署投降书的时间与地点。
8月29日，盟军舰队浩浩荡荡开进日本领海，空军亦在日本上空翱翔，空运部队不断在厚木机场降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占领。
30日，盟军总部在横滨挂牌，麦克阿瑟已在此地办公。
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降书上签字，标志了日本法西斯被彻底摧垮。9月9日，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降下了胜利的惟幕。
第二章
石友三背信无常终成河畔孤鬼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家贫，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辍学从军。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成为“十三太保”之一。
曾三次背叛冯玉祥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6师增编为3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任为第5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500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13路总指挥。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
这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所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起炮轰南京。
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阎军呈现败势。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
老本蚀光寄人篱下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向张学良输诚。张将其部收编为第13路军，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6万4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60万元。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讨石之战爆发。石友三进占石家庄，再往北推进时，即受到南北夹击，伤亡惨重。
讨张失败，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
联共反共投靠日寇
石友三和日本特务机关勾搭上，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尔后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冀南敌后抗战，石友三明白，这是蒋介石拿他作挡箭牌，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即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反共，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损失惨重，便又为自己谋划退路：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乘机再发展自己的势力。
河畔孤鬼遗臭万年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全球三十万娃娃兵：为了食物成廉价炮灰
童年是快乐的时光，但在一年一度的儿童节来临之际，200名“猛虎”娃娃兵浮出，却让我们的目光转移——全球还有30万娃娃兵，他们远离父母，每天为了廉价食物卖命卖身。“爱护儿童”已是尽人皆知的口号，但这种爱护一直前行在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让未成年的孩子远离枪支，应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因为放下枪的娃娃们也代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娃娃兵的事实
■没人真正知道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娃娃兵，但据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全球娃娃兵总人数超过30万人，几乎占了全球冲突交战方士兵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在2002年到2007年间，全世界19个国家的70多个军事组织，都曾招募和利用娃娃兵战斗。
■缅甸是娃娃兵比例最大的地方，不论政府军还是叛军都招募成千上万的孩子参战。
■英国和美国也招募17岁士兵，从技术上说，他们还属于孩子，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参加战斗。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卢森堡、荷兰以及新西兰等国，也都存在类似的政策。
■大多数娃娃兵都是非武装战斗人员。他们的工作包括送信、搬运物资、充当间谍以及性奴。
■近来的研究显示，在一些军事组织中，女娃娃兵的人数竟然高达40%。在过去20多年的战争冲突中，女孩们几乎参加了40场战争。
■男女娃娃兵遭到性虐待的比例几乎相同。
■在不对称冲突中，巴勒斯坦、伊拉克、斯里兰卡等国的娃娃兵通常充当自杀人弹。这些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除了与敌人同归于尽外，没有任何其他战斗技巧。
■别无选择
11岁女孩“上前线”
斯里兰卡当地媒体5月30日报道，在约30万泰米尔族战争难民中，目前已鉴别出200名被反政府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强行招募的娃娃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斯里兰卡代表杜维梅尔说，他们只是被猛虎组织强行招募的娃娃兵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自2003年以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收到6000例猛虎组织强行招募娃娃兵的报告。
在斯里兰卡“停火区”边缘的卡塔兰河，政府军少将迪亚斯表示，自己的57师过去简直就是在和“女孩”交火。迪亚斯还表示，在自己部下抓住的一部分女娃娃兵中，她们都将自己头发剪短，以此鼓励自己像男人一样去战斗。“我们的士兵也见过只有11岁的女娃娃兵，我们很难用枪去射杀一些只有十几岁的女孩，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射击。”迪亚斯说道。
一位政府军士兵表示，在所有猛虎组织死者中，大部分都是娃娃兵，最小的只有12岁。-
■心酸回忆
白天埋尸晚上陪睡
如今在德国家喻户晓的厄立特里亚籍当红女星梅哈丽曾在自传《烈火之心》中披露：上世纪70年代，6岁的她也曾是一名娃娃兵，先是学开枪放炮，然后是白天埋尸体，晚上陪睡觉。
梅哈丽出生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厄立特里亚。因为战乱，父母逃离了村庄。大约6岁那年，梅哈丽在别人的安排下当上了“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娃娃兵。
梅哈丽说，当时她又瘦又小，就连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都抬不起，“可是首先你必须接受训练，每天冲着大树练习射击，当然我几乎就没打中过。毕竟我太小了，根本托不住枪！”
娃娃兵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没有人在乎他们其实还是孩子。每天晚上梅哈丽都会被老鼠咬，睡不好觉还浑身是伤，有时候还会被长官叫去陪睡觉，可白天，娃娃兵们除了训练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埋尸体！
在当了3年的娃娃兵后，梅哈丽被一位远房叔叔解救出来，从此前往德国一位亲戚家生活。
■噩梦开端
只有杀人我才能活
欧克查尔斯，一个14岁的乌干达前儿童兵，他的腿有点跛，头顶上有明显的疤痕。欧克在10岁的时候被乌干达一叛乱组织绑架，成为一名儿童兵，并被迫参加了三年的战斗，在这三年里杀人已经成为例行公事。
欧克日前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时的真实经历以及第一次的杀人经历：“我做了一周的搬运工，运送弹药；接着被训练去战斗，学习如何使用砍刀、地雷和机枪射击，发射火箭推进式榴弹发射器。一个星期后，他们就命令我去抢劫和杀人。他们说：‘现在我们已经给你权力去杀人，你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将杀了你。’”“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抢食物和用品。村庄里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命令我必须杀死这些人，我停顿了一下，他们便用砍刀砍我，我闭上眼睛开始杀人，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在之后的几年内，我被迫犯下许多暴行，杀了很多平民，只有杀了他们，我才能活下去，有东西吃。关于无辜平民的生命，我来不及想那么多。2005年，我陷入乌干达政府军的埋伏，被政府军抓获，然后到了一个儿童难民康复中心，最近才获释。”
横眉冷对，孩子你的枪口对准了谁CFP供图
■童年呐喊“我实在忍受不了”
据全球child-soldiers.org网站、美国国务院2005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及BBC在全球记者采访报道，全球各大洲儿童兵的童年经历如下：
非洲
中非共和国：一个从武装部队遣散回来的16岁女孩说：“我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痛苦。我杀了很多人，这个困扰我很久。回到家乡后，因为我杀过人，就必须参加很多洗涤灵魂的传统仪式。但是现在我仍然能梦到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他们站在我面前，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杀他们，我哭着醒来。”
津巴布韦：一名女娃娃兵讲述了自己在“国家青年服务训练队”的经历：“我们的集体宿舍没有人看管，一晚上时间我们几乎全部被强奸了。如果哭，我们还会被马鞭子抽打。”
南亚
缅甸：一个两次被迫入伍的娃娃兵说：“他们给我填了入伍表后问我多大年龄，我说16，结果被抽了一耳光，他们说你18岁，必须答18，我只好说自己18岁。我又说但我真的只有16岁。他们说那你为啥参军，我说我是被强迫抓来的。他们说闭嘴收声。我说想回家他们说不行，说打个电话也被拒绝。”
拉丁美洲
哥伦比亚：一个7岁就流浪街头、后来入伍的娃娃兵说：“我被塞给一只枪，他们让我射杀自己最好的朋友。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会相信我。如果你不杀自己的朋友，自己就会被朋友射杀。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逃出来了。”
中东
伊拉克：一个12岁的娃娃兵说：“我加入军队是为了打美国军队。昨晚我用火箭弹向一辆坦克开火。”
■专家解读
因缺乏负罪感儿童兵更残忍
就娃娃兵问题，本报记者昨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儿童犯罪心理学专家王大伟。
王大伟说，从心理学方面分析，十三四岁的青少年一般都有“青春恐惧症”，他们这个年纪喜欢叛逆、冲动，在战场上会比成年人更无所顾忌，更不计后果。另外十三四岁的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战争“亚文化”。亚文化是指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于十三四岁的青少年而言，主流文化应该是念书、行善，而叛乱武装组织为他们营造了一种“亚文化”氛围，让儿童兵善战、在战争中杀人。同时他们还传授“中和技术”。犯罪学中的“中和技术”是指犯罪人在感受到自责时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犯罪人利用这种技术避免内心的道德质问，并能够得出“自己的行为不是反社会的”结论。武装组织会为儿童兵的杀人行为冠上一些“民族解放”等口号，有这些道德上的支持，儿童兵在战场会更勇敢、残忍。
清朝海军剪辫扬威八国之旅
自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后，在张之洞、刘坤一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清朝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重建海军之路。清政府先后从英德等国买回43艘军舰，但因囊中羞涩，只有从英国订造的“海圻”号巡洋舰够大够先进。这艘号称“天字一号艨艟”的军舰上有两门8英寸炮，是当时中国海军的“镇海之宝”。尽管兵微将寡，但朝廷里的达官显贵们却迫不及待地拿海军作为外交使节，发挥“移动国土”的作用。
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其子乔治五世继承王位，定于1911年6月22日举行加冕庆典，并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200余艘军舰参加庆祝仪式。于是清政府决定派专使亲王载振前往祝贺，并下令海军部“加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领海圻巡洋舰前往，顺访美利坚诸国”。其规格之高，兴办之隆，在清朝260多年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英制“海圻”号巡洋舰，清末最大的战舰，注意舰首的飞龙纹，这时清朝军舰的特征。其主炮口径203毫米，至今中国海军中还没有超过的。该舰历经风雨，使用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该舰在江阴被击伤后作为阻塞船沉没于封锁线上。
香港沦陷：国军代表率领英兵血战突围
1941年圣诞节，香港殖民地政府宣布投降，香港成为日本占领地，大部分英军被投进集中营。当时有67名英国军官联同一名国民党驻港军事代表决定一起逃亡。这批“逃亡组”成员分别乘搭英军在投降前准备的5艘鱼雷艇，从香港仔湾经水路潜逃，至南澳湾（今深圳东部）登陆，再徒步5天来到当时未陷日军之手的东江游击队总部惠州。67年后，这些逃亡官兵的后代翻开父辈日记，几经波折重走了当年的逃亡路线。
带领英军士兵突围
当年的国民党驻港军事代表名叫陈策。他拖着独脚，身穿中国海军制服，联同另外3位中国人和12位英国在港军官，从香港仔湾登上英军用树枝隐藏的鱼雷艇，准备突破日军的封锁。当时大部分人神色凝重，唯独陈策显得出奇冷静。
陈策后来获颁英国K.B.E勋衔（帝国骑士司令勳章），被英国传媒称为“世界英雄”和“东方的纳尔逊”。陈策当时是国民政府驻港最高代表，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重要人物。12月25日，陈策收到港督杨慕奇的电话，提前知会他香港政府将宣布投降。陈策当即说：“本人决计突围，贵方如果有人愿意相随，请立刻告知。”
港督的答复是，几乎所有英军高级将领，都愿随陈策将军突围。陈策问英军是否还有船舶可用，对方说，目前仅余6艘鱼雷快艇，可以全部拨交陈策指挥。不一会儿，英国远东情报局局长麦克道格尔、助理罗斯、空军、海军和陆军将领等10余人赶至与陈策会和。
16人上了船，平安无事。可是，船驶出香港仔湾不足半里被日军发现。一时弹如雨下，船上舵手中弹身亡，艇长和两名士兵亦中枪倒下。在陈策的钢盔挡了一枪后，左腕中枪，血流如注。陈策的参谋徐亨冒死为他包扎，陈策忽然大叫：“弃船！”
徐亨连忙解下陈策的木造假肢，一看，里面竟藏有4万港币，乃作紧急救济之用，陈策把假肢丢进大海。这时陈策发现，全船只有唯一一件救生衣，便马上递给不谙水性的副官兼保镖杨全说：“你有了这救生衣，就可以跟我游到鸭脷洲了。”
让战友把戒指转交妻子
时为隆冬，水寒刺骨。日军火力并未稍停，众人只能借快艇掩护。20分钟过后，日军猛烈轰击稍停，众人才迅速向鸭脷洲方向游去。香港仔与鸭脷洲相距不远，即使登上岸仍然在日军机枪有效射程之内。奇迹般的，受了重伤又缺了一条腿的陈策在徐亨的帮助下竟然安全抵达对岸。原来陈策早年失去左腿后，每天坚持在九龙海滩练习游泳。更巧的是，徐亨为香港自由泳冠军，泳术之高无出其右。
众人抵岸后，日军炮火未停，徐亨冒死扯下自己内衣，做成几条绷带，先为陈策包扎。杨全和徐亨合力把陈策抱到一块岩石之后。陈策命令两人马上离开，前往鸭脷洲另一边与英军其他5艘鱼雷艇会合，然后北上突围。徐亨坚拒道：“我决不能抛下你在这里，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两人争持不下，徐亨最终同意先找鱼雷艇，再折回来接陈策。陈策这时向徐亨交代向上级报告的内容。最后，他脱下戒指平静地说：“若我有所不测，请你把这枚戒指交给策婶。”徐亨黯然别去。
指挥“海上空城计”
徐亨别过陈策后，入夜9点多钟才找到英军及其鱼雷艇。徐亨马上解下鱼雷艇上的救生艇，从海路折回陈策留守处。徐一上岸，一阵浓烈硫磺味扑鼻而来。原来徐等离去以后，对岸日军发射烧夷弹，一下子把该处夷为一片平地。徐亨找遍了岸边的石堆，却见不到陈策的影踪。英军也开始分头低声呼叫寻找陈策。
蓦地，一颗小石子自山顶滚下，徐亨快步赶至小山丘之顶，见陈策安然躺在那里。同行英军见陈策单手独脚竟能逃脱，极表钦佩。到了舢板上，陈策居然向徐亨开玩笑说：“敌军炮火这样猛烈，等了你两个多钟头，我还以为你罹难了呢。”
9时30分，5艘鱼雷艇一同出发，迎面却驶来一艘日本驱逐舰。当时众鱼雷艇总共只有3枚鱼雷，根本无法应战。陈策躺在甲板上，处变不惊，命令5艘快艇排成一字，加速径向日本驱逐舰冲去。日舰见状以为盟军发动攻击，仓皇间掉头而逃。陈策凭借这招“海上空城计”成功脱险。
陈策直至惠州才将左腕的子弹取出。这颗子弹后来被包金刻字以为纪念。
世界和平的象征
2008年，陈策的儿子陈安国和他的孪生弟弟陈安邦怀揣对父亲的思念，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生平事迹。“我们儿时跟父亲接触的时间不算多，15岁时父亲去世，我们被送到英国读书，几十年来，我们从没想到要重新研究父亲的历史。”陈安国说。
1998年，陈安国的外孙上网找到记载曾祖父事迹的英文网址，辗转把网址内容告之陈安国和陈安邦。陈安邦在一年后终于与网主理查德·黑德相约于伦敦见面。理查德·黑德是当年逃亡英军中一员的后人。
然后，奇妙的事接踵而至，愈来愈多“逃亡组”后代通过该网站联系起来。他们最新的计划是在2009年12月25日这天，从香港出发，再依当日路径走到惠州。目前，有意参加的“逃亡组”后代估计已有100多人。
陈安国说：“可能是上天安排，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都不去追寻父亲的历史，现在却那么抓紧，我难以回答。不过，我衷心希望中国人和英国人后代都能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如果这条路获官方批准成立，必能成为世界和平与大同的象征。”
重走当年逃亡路
无独有偶，几年前，英国将领麦克道格尔的女儿爱丽森的母亲去世。爱丽森赫然发现母亲仍然留着父亲生前的战时日记。60多岁的爱丽森读完日记后，第一个感觉是后悔。“很遗憾，为什么在父母生前我不懂得问？现在我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
爱丽森看完日记忽然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根据日记记载的内容，重寻父亲当年从香港逃亡到惠州的足迹。丈夫提姆非常支持，并开始用尽一切方法侦查当年的确实路线。
提姆跑到英国档案室找来大半世纪以前的香港战时地图，将广东话拼音地名对照成今天普通话发音译名。他又上网找到其他“逃亡英军”的战时日记，互相参照，一步一步，把逃亡路线重新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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