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辽宁省档案局（馆）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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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纪事试读：
前言
奉天，作为一个地区名称，有其历史性。严格地说，存在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至1929年初。顺治十四年，清政府作出决定，为加强陪都盛京的区域中心地位，撤销设在辽阳管理辽东地区“民人”的地方行政机构辽阳府，仿照京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置，在陪都设“奉天府”，管理盛京地区各县“民人”事务。从此，这一地区又有了奉天之称。因奉天府管辖区域在今天的辽宁，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省之后，定其名称为奉天省，沈阳又被称为省城、奉天城。1923年8月，设立奉天市政公所，标志正式有了奉天市的建制。
1928年12月，张学良易帜，东北地区归属国民政府，并于1929年2月5日发布训令，将奉天省改名为辽宁省，奉天市改名为沈阳市。此后虽在日伪统治时期又恢复“奉天省”、“奉天市”之名，但毕竟属非法殖民统治而不被我国承认。
历史断代可以有个年代界限，但事物发展却不能严格按照年代计算，总要前后延续一定的时间。本书的内容就涵盖了从17世纪初后金兴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的350多年的历史，所记述此间所发生的事，统称为“奉天纪事”。
奉天作为一个区域名称，只存续了273年，作为一个地区，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就城区而言，且不说有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有战国时期燕国大将秦开建立的候城遗址，即使有文献确切记载并有地上地下文物证明的历史，也是1100多年前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这里设置的沈州城。元朝中期建立的“沈阳路总管高丽军民万户府”，在元末从辽阳迁到这里，使“沈阳”的名称与这座城市不可分割地联系到了一起。到了明朝，在这里设置“沈阳中卫”，又是260多年，到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将
沈阳城改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满语“穆克敦”)，“沈阳”的名称暂时消失。清顺治十四年(1657)又有了奉天之称，直到1929年东北易帜，“沈阳”又再度回归。
沈阳城作为都城，是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这里开始的。后金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放弃刚刚建成的辽阳东京城，将都城迁至沈阳。一年半后，努尔哈赤就因病去世了，他的继承者皇太极继位5年后，开始大规模改造、扩建沈阳城。不仅建设了汗王宫殿，还将城市十字街改建为井字街，将4座城门改为8座城门，加高、加固了城墙。这些举措，扩大了城市规模，使沈阳成为辽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推动了沈阳城市的快速发展。
当时的沈阳城内，井字街把城区划分为“九宫格”，除了宏伟的汗王宫殿居中，八旗兵营分布在汗王宫殿以外的“八格”，各王公大臣和贵族府邸遍布全城，寺庙和衙门以及临街商号分散在各条大街，沈阳城可谓空前繁荣。
顺治元年(1644)，随着清军入关，京都也迁到北京，王公大臣、八旗官兵随之进关。为了不忘祖宗，效仿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南京作为陪都的做法，顺治皇帝也将盛京作为大清陪都，不断进行城区建设，以有别于关内各地的管理方法而设置衙门和官员。此后近200年间，他的4个子孙，作为皇帝10次到盛京祭祖和巡视，对于加强陪都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皇帝下令，增建盛京边墙，使原来方块形城区，拓展为城方郭圆内外城，多出了八关厢城区，使盛京城向外扩展了两倍。
清军进关以后，几乎全部的八旗官兵调往关内，东北地区人口骤减。为了加强对故里的经营，顺治朝下令，鼓励关内汉人出关垦荒，使辽东地区人口逐渐增加。虽然康熙朝以后，以保护“龙禁之地”为名，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无法阻挡山东、河北等地汉人“闯关东”谋取生计。等到清朝末期，“闯关东”队伍更是如洪流一般无法阻挡，封禁变弛禁，最后不得不取消。“闯关东”的人们不仅使东北人口大增，荒地得以开垦，也将关内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到东北，无疑推动了东北的开发与发展。奉天地区因处东北南部，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成为关内人“闯关东”的主要落脚之地，因此，较吉林、黑龙江人口增长更多，经济发展更快。
到了近代，日俄等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开商埠，建铁路，进行政治、经济侵略，强制奉天对外开放，尽管是被动的，但不可否认，客观上推动这一地区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又经营了15年，使奉天又有了新的发展。总之，我们可以说，没有历史上的奉天，就没有今天的沈阳。
正是由于后金的兴起和陪都的地位，以及奉张治奉等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使奉天的内涵不断丰富。数百年间，这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各方面，发生的事情不计其数。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奉天”留给人们的记忆，包括政治经济、文教体卫、市井人情、风俗习惯、古迹遗存、名人轶事，可书可写者比比皆是，只要你稍微加以注意，就会令你目不暇接。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渴求，这一切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其中一大批热心的学者，将精力投入到沈阳、辽宁地方史的研究中，并著述了一大批地方历史书籍。本书编著的宗旨，也是想为读者提供一部了解辽沈地方史的通俗读物。
任何一部历史教科书或史学著作，都不能将一个时期的历史包罗万象地收入其中，本书也不例外。这里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对于这些故事，有的读者虽然有所接触，但对其历史细微可能还不甚了解；有的是社会上的里巷传闻，掩盖了历史本来面目；有的读者可能从未涉猎。作者在写作这些故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和有关著述，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文章，或者对所述故事进行详细阐述，或者对以往谬误进行校正，或者叙述一个全新的历史事件。为便于形象地了解故事的本来面目，编者还精选了一些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档案文献或历史照片作为插图，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一本准确、翔实、形象、可读的历史读物。第一章后金崛起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明代辽东残档中，有大量明朝政府与女真族在辽东马市进行互市贸易的记录。何谓辽东马市？辽东马市又为努尔哈赤崛起提供了怎样的机缘？让我们揭开明代辽东残档的神秘面纱，一起去明代“辽东马市”逛逛。明代辽东马市
明代辽东马市的由来
在古代，马是战争和日常生活中用来生产、驾车、代步的重要工具，受到人们特别重视。明《典故纪闻》记载：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携：“今天下畜马几何？”携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由此不难看出，在以骑射为主要武备的古代，马的数量是国家强盛的象征。
因此，明王朝建立以后，十分重视马政建设，为经常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以加强边防力量，在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但由于代官养马制度还解决不了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所以永乐初年，明朝政府开始修改此项制度，转而大力发展朝贡贸易。据《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兀良哈头目哈儿兀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永乐二年(1404)四月，“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兀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由于明朝政府对各边区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者，都给予很重的回赏，故来朝贡马匹者争先恐后。
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边区少数民族来京贡马，路途遥远，运马艰难，越来越成为制约朝贡贸易发展的瓶颈。为此，永乐三年(1405)三月，明成祖饬令兵部：“福余卫指挥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尚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
广宁、开原马市的设立，方便了明朝向东北边区少数民族购买马匹。因这些马市大部分设在辽东，故统称辽东马市。
成为明代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马市
元朝统治被明朝代替以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分成三大部落，分别为兀良哈、瓦剌、鞑靼。在蒙古三大部落中，兀良哈距明最近。朱元璋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分兀良哈地，置朵颜三卫。明代的女真也称女直，分布在辽宁北部东部、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分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
永乐三年(1405)，明朝为方便向邻近的女真各部及朵颜三卫购买军马，在辽东设立了开原、广宁马市。当时共设立三个市场，“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
万历年间辽东马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等夷。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福余西北等夷。开原迤东至抚顺设一关市，以待建州等夷”。所谓开原三关三市，即指新安关、广顺关和镇北关三个市场。广顺关市，市址在开原城7.5公里外东果园，市易对象为兀良哈三卫。镇北关市，市址在开原10公里外马市堡，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新安关市，市址在开原20公里外庆云堡，市易对象为兀良哈三卫。抚顺马市，设于明天顺二年（1458），市址在抚顺城东，市易对象为女真各部。此后，明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宽甸马市、清河马市、辽阳马市等。至此，辽东马市成为当时最具规模的互市场所。
明廷采取措施鼓励与少数民族互市
辽东马市管理较为严格，“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市场内，设有管理机构，立有市规市法，并设有马市官(开原有提督马市公署),专司收买兀良哈和女真各部马匹。各少数民族来市马者，将马匹及其他货物赴官验放后，方准入市交易。辽东马市设立之初，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广宁马市每月两次，分别为初一至初五，十六日至二十日。万历时开市日期日益增多，交易数额日趋扩大。
在互市贸易中，为鼓励东北少数民族开展互市贸易，明代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是“善价易之”，“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明初所市之马，分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驹五种，马价不一。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上马值米四石，布绢各四匹；中马值米三石，布绢各三匹；下马值米二石，布绢各二匹；驹值米一石，布二匹。由于价格规定得较合理，“至是来者众”，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
二是实行“马市抽分”制，将“抽分”银两，作为抚赏之费，奖励恪守条规的守市人员。女真各部的互市入贡大多是在酋长组织下进行。市易“即毕”，明朝制度，对朝贡或互市的女真人均置备酒食、牛羊以为慰劳之资。据档案记载：万历四年(1576)“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抄木等三百五十二名，到市与买卖人全九京等易换马匹等物，共抽银并贽见礼银一十九两七钱二分。”“赏新安关进入买卖夷人抄木等三百五十二名，共用银五十两六钱一分六厘四毫五丝……赏盘四十三个，连酒，用银八钱一分七厘；官红布十匹……果桌九十五张，连酒，用银六两六钱五分；官蓝布六匹……花段五十一匹，用银三十五两七钱；官妆花织金袍一件……十七匹，用银五两六钱四分；牛二只，用银一两”。以此充分调动守市人员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三是“市本”充足。明朝政府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发放，据《皇朝马政纪》所载：在互市贸易中，“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成化年间，因“市本”严重不足，明朝政府停免了陕西、山西马市，而“辽东仍旧”。
这样，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辽东马市日益繁盛，逐步由单一的马市发展为综合市场，马市性质也由官市向民市过渡，互市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成为当时全国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
努尔哈赤家族常到辽东马市贸易
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明代档案记载：万历六年（1578）五月初三日，“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卖人……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万历六年（1578）五月初三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万历六年（1578）七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银二钱八分；猪三只，价银三钱七分；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盐三百八十五斤，价银一两六分，共用银二两四分”。
上述档案中提到的夷人“叫场”，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
觉昌安，又名叫场，生于明正统年间。在部族间的互相争夺中，他曾率族兵铲平建州女真中的硕色纳、加虎二强部，称霸建州女真。觉昌安是明朝委任的建州左卫官员，常率领部众进入辽东马市贸易，以畜产品易换麻布、粮食，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等物。
马市为女真经济繁荣搭设了金桥
明初，建州女真主要以狩猎、畜牧和采集等传统经济为主，农业经济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始终停滞在较低水平。
由于建州女真长期不能冶铁，使用的农具十分简陋，主要是由木质或骨质做成的，致使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严重自给不足，女真农业器具和农产品必须用当地的土特产到外区交换而来。辽东马市出现后，为女真族与汉民族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例如，明朝永乐初年，辽东马市开市后，女真人就用马匹换粮食，最好的马一匹换米15石，最次的换米8石，女真人以良马通过交换补充粮食不足。明天顺二年（1458），鉴于建州女真人要到马市交易必须长途跋涉到开原或广宁，很不方便，明朝就在今抚顺城东官岭地方开设了抚顺马市。抚顺马市是抚顺地区最早的一处综合贸易市场。抚顺开市初，一日不过数十人，及万历年间入市者动辄数千人。基本上是三日一市，每次开市都生意兴隆，非常热闹，四面八方商贾云集。
女真人用自己的人参、貂皮、松籽、木耳、马匹等土特产，换回粮食、牛、布、盐、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据档案记载，仅在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的17次马市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的29次买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
通过经济交流，达到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之目的，特别是耕牛和铁制农器的大批输入，使女真人不仅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也使自己迅速地得以发展，农业发展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曾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
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经常到深山里打猎、挖人参、采松籽、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马市卖掉。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这期间，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对明朝官员、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也都十分熟悉。通过互市贸易，应该说也拓宽了努尔哈赤的视野。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市惠及努尔哈赤的不仅是家乡社会经济的进步，也使努尔哈赤自身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升华。这也不能不说是努尔哈赤日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明朝开设辽东马市是为了加强边防、巩固统治的需要，并不是为女真人着想，但客观上却为女真族经济的繁荣搭设了金桥。建州女真在明代晚期，能突飞猛进地发展，其功无疑得益于辽东马市。
万历年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并相继攻陷抚顺、辽阳等地，辽东各地马市也随之结束。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
自古以来，帝王将相就被人为地神化成为天神转世，给人们造成不是凡人的错觉。这些人的真实身世往往被这些神化的传说所掩盖。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这样一位有着诸多争议的人。人的姓氏一般只有一个，但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却多达两种以上，令世人迷惑至今。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之说
现在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努尔哈赤的姓爱新觉罗。关于爱新觉罗的姓氏起源还有一个美丽的神奇故事。
相传，长白山的东北部有座布库里山，山下有个名为布勒瑚里的湖泊。一天，有三个仙女从天而降到湖里沐浴。大姐名为恩库伦，二姐名为正库伦，三妹名为佛库伦。这时，一只神鹊衔来一枚红色的果子，落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三妹佛库伦见果子鲜艳可爱，就含在口中，不料果子滑进了肚子里。三妹佛库伦感到腹中沉重，一时无法上天，只好与两姊妹告别，暂留人间。
后来，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相貌不凡，落地能言。妈妈佛库伦告诉他，姓爱新觉罗，名为布库里雍顺。上天生你以定国乱，你要前往治之……说完，给了布库里雍顺一条船，让布库里雍顺顺流而下，自己则飞走了。
布库里雍顺漂流到了牡丹江和松花江的交汇点斡朵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斡朵里人分为三姓，相互间仇杀不断。布库里雍顺出现后，以“上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的话语震慑住人们。斡朵里人交手为轿，将布库里雍顺抬回去，奉为“贝勒”（首领），并在布库里雍顺的治理下安居乐业。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建立政权时期将布库里雍顺奉为祖先，随姓爱新觉罗。这一点在《旧满洲档》可找到依据。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与乌拉交战，称自己姓爱新觉罗。《清太祖实录》图文并茂地记载了这个传奇的故事，并宣称皇室子孙都姓爱新觉罗。
但是，神是不存在的，更不能赐予人姓氏。因此，努尔哈赤不应该姓爱新觉罗。显然，清皇室选定神奇的姓氏爱新觉罗，是有意神化祖先，震慑世人，以稳固来之不易的政权。
努尔哈赤姓佟(童)之说
根据明朝和朝鲜的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又姓佟（或童）。
努尔哈赤在执掌建州期间，曾在递送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自称：“女直（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
关于努尔哈赤姓佟的原因，传说的版本最少有两个。
第一种说法称，努尔哈赤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山里迷了路，遇见一位汉族商人佟老翁。佟老翁不但收留了贫困交加的努尔哈赤，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努尔哈赤成了佟家的入赘女婿，并改姓佟。
也许因为入赘改姓有损清太祖形象，史册上并没有详细记录此事。但是，太祖努尔哈赤娶了佟姓女子为妻确有实事。《玉牒》记载，努尔哈赤的第一个妻子为庚辰年元妃佟佳氏，塔本巴宴之女……生子褚英、代善，有一女下嫁何和礼。
第二种说法称，《清太宗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是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在元末为女真斡朵里万户府万户。明朝永乐年间受抚，成为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及其后代在执政期间，一直称自己姓佟（或童）。因此，努尔哈赤称自己是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姓佟（或童），显然带有方便与明朝廷交往的政治意愿。
可是，从努尔哈赤的血缘查起，这种说法却有些问题。努尔哈赤是女真人的后代，女真人内部有若干个部落，通常一个部落为一个血缘体。女真人的姓氏也根据血缘关系确定，即同一个血缘为一个姓氏。女真人严禁同血缘通婚，即同一姓氏严禁通婚。佟（或童）姓也称佟佳氏，是女真人中的大姓。清世祖福临的孝康章皇后，是佟图赖之女。圣祖玄烨的孝懿仁皇后，又是佟图赖的孙女，佟国维之女。按照清朝的规矩，娶同姓女子结婚是行不通的。因此，努尔哈赤不可能姓佟。
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要冒充姓佟呢？
推断其原因有二：
第一，努尔哈赤在万历十六年（1588）到万历十八年(1590)间，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成为首领。并获得了建州卫的全部敕书和信印。但是，此时的努尔哈赤与明朝比起来，力量还较为薄弱。因此，不得不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早已经取得明朝和朝鲜认可的姓氏佟（或童），以便取得两国的信任。
第二，在《清太祖实录》中记载自己的六世祖为猛哥帖木儿，也是存心要掩盖自己祖上身份卑微的事实。努尔哈赤原本姓觉罗
努尔哈赤原本姓觉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因迁徙而形成的八个觉罗姓氏：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这些觉罗与爱新觉罗一样，都是从觉罗姓氏中派生出来的。
努尔哈赤姓觉罗的根据有三：
一、根据清朝规定努尔哈赤的六爷爷（宁古塔贝勒）的子孙，名前全部加姓氏觉罗，努尔哈赤的爷爷也应该姓觉罗。
二、努尔哈赤曾经收养义子扈尔汉，赐其姓觉罗。
三、在《钦定满洲祭天典礼》中，满文本原文记录的姓氏为觉罗。
由此可断定，努尔哈赤的爷爷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前都应该姓觉罗。
可为什么努尔哈赤又将姓氏改为爱新觉罗呢？
因为，那些凡是有野心的人，都要给自己伪造一个高贵的出身，以便“奉天承运”。努尔哈赤也一样。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张，努尔哈赤开始处心积虑地给自己的政治势力寻找依托，妄称自己是大金国皇帝的子孙。并将国号“金”加入自己姓氏，以彰显自己的尊贵身份。因此，出现了爱新觉罗的姓氏。
现在，我们将爱新觉罗重新分析一下，“爱新”的汉语意思是金，“觉罗”是姓氏，是满语的音译。因此，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应该是觉罗。后金因何迁都沈阳
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攻占了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大兴土木，修筑宫殿。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虽然王公、贝勒竭力反对，但努尔哈赤君意已决。祭过父祖之后，即刻率领大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迁进沈阳城。
努尔哈赤四次建都
努尔哈赤从以其祖的13副遗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权并不断强大，曾先后四次迁都：从明万历十五年（1587）在费阿拉称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迁都至赫图阿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又将行宫移至界凡；攻陷辽阳后，又在辽阳建东京城；建东京城仅四年，又迁都沈阳。
每一次迁都是迁往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众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地方。但最后一次迁都却要从明代辽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辽东第一大城辽阳，迁往规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阳。沈阳又有什么得天独厚的都城优势？既然没打算久居辽阳，为何还要大兴土木，在宫殿刚刚建好，官员尚未安居之时，又匆忙迁至沈阳？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解释，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清实录》对迁都沈阳的记载为子孙编撰
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史学家在讨论后金的迁都的原因时，首先就要从这几方面去寻找证据。
辽阳虽然在当时是辽东的军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败，其经济已开始下降，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满族人狩猎的生活条件。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辽阳城因长期满汉杂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
从地理位置来讲，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冲，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西征大明，北伐蒙古，南掠朝鲜。
这是史学家们比较辽阳与沈阳条件优劣，对努尔哈赤为何迁都沈阳作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
努尔哈赤提出迁都沈阳，诸王、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图，一致表示反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
这条记载一直成为论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原因的依据。按《满文老档》天命十年(1625)记载：“三月初三，汗迁沈阳，辰时出东京。谒父祖之墓祭扫清明，于两殿杀五牛，备纸钱而祭之。祭扫毕前往沈阳，宿于虎皮驿堡。”“初四……未刻入城。”以上两条是《满文老档》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全部记载。
其实，《清太祖实录》是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下令编撰的。《清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关于努尔哈赤对迁都沈阳的一番议论，正是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之所为，即南征朝鲜，消除毛文龙在辽南的骚扰；北征蒙古，解除了后顾之忧；西修都尔鼻城，渡辽河征明，并出兵掠夺长城沿线。这已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的情况了。
从《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迁都后的实际行动。《清太祖实录》载：“(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清太祖实录》卷十)这里记载的是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时的进军路线。这次进军是从海城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辽河，并没有采取如《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计议迁都沈阳时所说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的路线。因此，《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关于迁都沈阳原因的一番议论，是不可尽信的。
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凤落龙潜”的宝地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还有另一种说法：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凤落龙潜”的风水宝地。
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努尔哈赤在建都辽阳时，就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但是，三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正为此郁闷之时，忽一日有人来报，说是他家附近的树林落下一只凤凰。努尔哈赤急忙带众臣前去观看，刚刚走近，凤凰突然腾空而起，直向沈阳方向飞去。努尔哈赤深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请风水先生到沈阳察看，发现沈阳真是一个龙兴宝地，于是，当即下决心迁都沈阳。
这个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也不能作为努尔哈赤突然迁都沈阳的合理解释。但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建都建城，都把风水放在首位，这却是事实。
沈阳处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又有辉山做依背，山水交融。据《盛京通志》载，沈阳的辉山有“包罗万象、跨驭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气轮囷葱郁，万年帝业非偶然也”。又称其山源出长白西麓，由长白而永陵启运山（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由启运山而福陵天柱山（沈阳东陵），由天柱山而昭陵隆业山，一脉相承，直到沈阳以西塔湾而止，是为“龙脉”，也称“龙岗”。努尔哈赤的故都赫图阿拉城，祖陵永陵，以及沈阳的故宫、福陵和昭陵，都建在这条“龙岗”上。
对“龙岗”一说，史书记载很多。《盛京通志》载：“启运山，兴京城西北十里永陵在焉，自长白山西麓一干绵互层折至此，重峦环拱，众水朝宗，万世鸿基实肇于此。”《清史稿·地理志》载：“启运山在平岭南麓，永陵之桥山在焉，所谓龙岗之正脉也。”
对于东陵所在天柱山，《长白山征存录》载：“启运山西二百四十里为天柱山，太祖高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福陵，距奉天四十余里。又西越奉天城西北十里许，为隆业山，太宗文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昭陵，距长白山一千七百余里，土人统呼为龙岗。”
相传努尔哈赤在为其父祖选择陵址时，曾请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指着祖坟上面的山说，这座山形似条龙,南面那座山形似凤凰,中间平原上有一条河(苏子河),这是“龙凤夹一杠,后辈当王”。于是，努尔哈赤就在这里建了祖坟，是为永陵，并将这祖坟里的祖宗们追封为皇帝，建陵谒拜。乾隆皇帝在东巡拜谒永陵时，曾作《恭瞻启运山作歌》：“长白龙乾西南来，灵山启运神堂开。原运流长绵奕世，骈蕃褆祉皇图培……”可见，直到100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对龙脉一说也是深信不疑的。“龙岗”风水说是后人的附会
从沈阳的自然地理状况上看，从东陵山地经过旧城向西至沈阳站，确有一条自然的岗脊，在旧城处且有较高的突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龙岗”，它是沈阳市区南北地表径流和浅层地下径流的分水岭。稍加注意人们会发现，小南门的地势高于小南边门，小西门的地势高于小西边门，小北门的地势高于小北边门，其他大南、大西、大北也都是城门地势高于边门地势。老沈阳人也一定知道，从东陵山嘴子起，经毛君屯、文官屯、北陵，西至塔湾，也有一条绵亘北部市区的黄土岗。对于这条黄土岗，人们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沿黄河大街或长江街向北，过了新开河就开始上坡。这就是先人所说的又一条“龙岗”。这两条缓慢起伏的被现代科学称之为褶皱的地貌，恰巧合了古代的风水之说。
可见，说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龙兴之地，因而在建东京城仅四年后，就执意迁都沈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努尔哈赤当年迁都沈阳，内心中最大的秘密，也许就是发现了浑河与天柱山结合的沈阳宝地，发现了相交理气的山之龙脉，水之龙脉。所以，他力排众议，决定后即匆忙地带领八旗大军和家眷迅速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这次迁都的原因，有其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战略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也有“风水说”的影响。若说战略，那就证明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深谋远虑；若说“风水”，沈阳也确实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种地理优势，古人将其附会演化成神秘的“风水说”，不仅努尔哈赤信以为真，就是普通百姓也深信不疑。
迁都的真实原因是看中沈阳的战略地位
据清史专家研究，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真正原因是看中沈阳的战略地位。
努尔哈赤攻占东北最大的城市辽阳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辽阳不仅是山海关外最大的城市，也是关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想在这里建都，先过过太平日子。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理想遇到重重困难。首先，被占领地区的汉族百姓对异族进行强烈排斥。通过暴动、暗杀、投毒、逃跑等各种形式，反抗女真族对他们进行的奴隶统治。其次，在辽阳以南的复州、盖州、金州等地，明军不时袭扰，辽阳被俘的汉人官员也同明朝廷通递信息，要求派兵保护。努尔哈赤在建东京城之际，就想减少同汉人的冲突，所建新城就选在辽阳老城数里之外，不料还是不能太平。于是就想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做都城。
沈阳恰恰在地理位置上符合老汗王的想法，进，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向西、北、南三个方向发展；退，一两天时间即可撤到抚顺以东的山区，在那里可以任凭八旗劲旅驰骋。沈阳的战略地位，让努尔哈赤感到在这里建都更有利于安全，有利于长远发展。于是，决定将都城迁到沈阳，以做充分的两手准备。在迁都之前，先将掠夺的财物运回赫图阿拉，并于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四下达谕旨，当天就起程北迁，第二天住进新都城沈阳。
后来他的子孙们对沈阳、辽东的经营及制定的入主中原战略，基本是按照老汗王的战略思想制定的。
不管努尔哈赤是出于何种考虑，他的这次迁都，对后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子孙的进一步西进中原，做了必要的准备。沈阳故宫最早称“汗大衙门”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宫殿之一，也是举世仅存的满族风格宫殿建筑群，至今已有380多年历史，1961年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保护完好的关外紫禁城，以独具特色的宫殿建筑和珍贵的明清历史文物享誉华夏，蜚声世界。
建于后金天命十年
这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建成于后金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清乾隆时期，又有较大的增建和扩建，占地6万多平方米。
17世纪20年代，正是明与新崛起的女真族激烈地争夺东北地区统治权的时期。女真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肃慎人。其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被称作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他们长期居住在黑龙江沿岸地区。到了明代，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随后，建州和海西二部先后迁入今天的辽宁境内。建州女真定居在苏子河沿岸灶突山下，海西女真则定居在开原境内。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在基本上统一建州和海西女真的基础上，于现辽宁新宾以西的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接着便和明王朝展开了争夺辽东的战争。经过抚顺、清河、萨尔浒诸战役后，于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攻下了沈阳和辽阳，并将都城迁到辽阳，大兴土木，修筑东京城，并建宫殿。后金天命十年(1625)三月，在东京城即将建完的情况下又迁都沈阳。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汗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并改建沈阳城并修建宫殿，直至10年之后才完工。
最初称为“汗大衙门”
这座宫殿现在被称为沈阳故宫。其实建设之初，既不叫皇宫，更不叫故宫。据清史专家考证，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初期，只是住在靠近北城墙内侧一处仅有两进院落的住宅里，清代档案中称之为“太祖居住的宫”。这位老汗王定都沈阳次年就去世了，在这里建设了供大金汗国政权机关办事的衙门，即现在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政殿和八旗亭。皇太极登上汗位以后，也没有去修整扩建乃父的旧宫，而是重新建造衙门与后宫连在一起的宫殿，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的中路。
据满文老档记载，这座新宫殿名称，满语叫“安巴衙门”，罗马字母转定为ambayamun,译成汉语就是“汗大衙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这里的每一座主要建筑也都按照中原王朝皇宫的制度命名。其实叫衙门也好、皇宫也好，它只辉煌不到20年。从明朝天启五年(1625)开始建设，到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皇宫也随之搬到北京，只有太宗皇太极真正在这里处理政务，世祖福临在这里继位后不到一年，就将皇宫迁往北京紫禁城。清入主中原后，这里作为陪都宫殿，被称为盛京皇宫、陪都宫殿、留都宫殿。
作为皇帝的故居，只具有象征意义了。其实在清朝近270年的历史上，它的实际作用，一是贮藏皇帝“御物”，包括《玉牒》、《实录》、《圣训》，以及他们喜欢的书画、物品；二是皇帝东巡时“驻跸”地和临时处理朝政的地方。
有沈阳故宫之称，是1949年成立沈阳故宫陈列所以后的事情了。
早期建筑体现满族风格
沈阳故宫的早期建筑，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特点。这座宏伟的宫殿有古建筑百余座，依建筑布局分为三路。东路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建造的大政殿和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建筑的大内宫阙，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等。西路是乾隆时期增建的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等。
大政殿位于故宫东路正北居中。它的两侧依序呈“八”字形排列着十座亭子，俗称“十王亭”，也称“八旗亭”，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事的地方。
这个格局的形成，是清入关前，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体制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也是少数民族帐殿制的定型化，这种建筑格局为历代所仅见。十王亭与大政殿的“君臣合署办事”于宫廷，也是宫殿建筑史上的独创。
沈阳故宫建筑素以浓郁的满族特色见长。万字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以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绝无仅有，“宫比殿高”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号。沈阳故宫的殿全部建在平台之上，就是后加上月台的崇政殿，月台也不甚高。而居住用的后宫，却建在近４米的高台之上，与崇政殿所在的其他殿宇相比，可谓是高高在上了。这种宫比殿高的建筑风格与北京故宫的殿高宫低迥然不同。
当年，努尔哈赤起兵时，还仅仅是一个拥有数百部众的女真酋长，住处相当简单，根本不分什么“宫”和“殿”。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后，在赫图阿拉建都，并建设“汗宫”。这时，内庭的“宫”和外朝的“殿”已经泾渭分明，各有专用了。“宫”居于高台之上，且雄居中央，充当住宅，以示高高在上；而“殿”则建于平台，是处理政事之所，相对较低些，这就形成了“宫高殿低”的独特格局。
后来，这种特殊的建筑风格还衍生出了“以爵定台”的奇特规定：亲王府第内院可以建在10尺高的台子上，郡王降至8尺，贝勒再降至6尺，至贝子以下则在平地盖造。这种“以爵定台”的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朝迁都北京之初。
建文溯阁存放《四库全书》
沈阳故宫这座清初建筑，西院建有名扬四海的文溯阁，以存放《四库全书》。这不仅仅因为它的建筑别具一格，而且因为它是闻名于世的《四库全书》的珍藏之所，也是建在宫殿中的最大的一所藏书馆。《四库全书》编成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在陪都修建一处楼阁专门珍藏，并将此楼阁取名为“文溯阁”，以示自己身处盛世仍不忘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兢兢业业治理国家。
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视如珍宝，每次东巡时都要亲自查阅翻检，体味阅书之乐。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7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第四次来到盛京，看到这里新建的宫殿和文溯阁中盈架而陈的《四库全书》后，不胜感慨，挥毫命笔，写下了一首长诗：老方四库集全书，竟得功成幸莫如。京国略钦渊已汇，陪都今次溯其初。源宁外此园近矣，津以问之庄继清。披秘探奇力资众，折衷所要意廑予。唐函宋苑实应逊，荀勖刘歆名亦虚。东壁五星斯聚朗，西都七略彼空储。以云过涧在兹尔，敢曰牖民舍是欤。敬缅天聪文馆辟，必先敢懈有开余。
这首诗的墨迹至今仍高悬于文溯阁中。乾隆帝同时又御笔亲题了两部楹联。阁内南向一联是“古今并八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中有横额“圣海沿洄”。北侧联曰：“由监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区脉络；本绍闻为典学，心传道法验权舆。”
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连接着仰熙斋，又有芍药圃、梧桐院等。这是乾隆皇帝东巡时的读书之所。
纵观整个西路格局，院落层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乱，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的确是读书作画的理想“仙境”。《玉牒》等皇家文献存放在这里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宫殿仍受到清廷的重视与保护，特将北京皇宫等处一些物品移送这里收藏。飞龙阁、翔凤阁和东、西七间楼，即为宫内存贮御用物品及其他专项器物、书画之处。
玉牒修成之后也在这里存放一份。乾隆九年（1744）九月十四日，玉牒馆奏请皇帝批准，把顺治十八年（1662）以来纂修的9份玉牒，一并送盛京恭存，以垂永远。此议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
为了恭存玉牒，在故宫修建了敬典阁，位于凤凰楼高台宫区东、西所北部的一个二层阁楼。6年后的乾隆十五（1750）年，第十次玉牒纂修完竣，所有前十次纂修的玉牒与《实录》、《圣训》被一同运至盛京。
乾隆二十五年(1760)，玉牒改为缮写两部，分藏于北京皇史宬和盛京敬典阁，成为定例，一直施行至清王朝灭亡。
西路崇谟阁为当年藏满文老档的地方。建于清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它是清廷以收藏满文老档而闻名于国内外的一座木构重檐建筑，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阁身分为上下两层，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每坡瓦面四周嵌以绿剪边，上下檐全部为金龙和玺彩画，色彩鲜明、姿态秀美。阁内上层，沿着东、北、西三面格扇窗，放着22个立式朱红大柜，存藏着这些祖宗创业的原始记录。辅佐三代帝王的女政治家庄妃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从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大清王朝至1911年灭亡，历经276年。在这期间，曾出现过两位不同寻常的女性，她们掌握朝纲，参与国政，对国家的命运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清初孝庄文皇后，一位是清末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前者一生受人尊敬，清心寡欲，辅佐三代帝王；后者骄奢淫逸，视权如命，投降卖国。这里就向你介绍辅佐三代帝王的女政治家庄妃。
十三岁嫁给皇太极
庄妃姓博尔济吉特，名布木布泰，是一位来自蒙古草原的姑娘，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其父是蒙古科尔沁部落的酋长，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科尔沁部是最早归附于后金政权的蒙古部落之一。为了巩固这种政治联盟关系，满蒙习俗讲究赠婚互好，正所谓血浓于水，攀上亲戚，甚至结几层亲戚，那是最真诚、最可信赖的友好方式。
当时出于政治需要，仅皇太极就娶了三位科尔沁蒙古贵族女子，而这三个女子竟是亲姑侄。天命十年（1625）二月，后金迁都辽阳东京城时，布木布泰13岁，由哥哥—贝勒桑之子吴克善陪送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也就是当时称“四贝勒”的皇太极做侧福晋。早在11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给皇太极为正房大福晋。布木布泰嫁过去9年之后（1634），皇太极又娶了她的胞姐海兰珠。
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在分封五宫后妃时，她的姑姑哲哲位居中宫做了皇后，享“椒房之尊”；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关雎宫宸妃，位居东宫，地位仅次于皇后；布木布泰被封为永福宫庄妃，位居次西宫。
协助皇太极成就帝业
为了维护封建礼制，清初不提倡后妃干政，但庄妃却实实在在是大清的开国元勋，她历经四个朝代，参与政事30余载，辅佐过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三朝皇帝。
庄妃最具传奇的传说就是她劝降了曾誓死不降的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为皇太极成就霸业奠定基础。
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洪承畴作为蓟辽总督，率8位总兵13万大军抵御清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会战，清军获胜，生擒洪承畴，关押在盛京宫殿里边的三官庙内。
皇太极万分高兴，因为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中原的万里江山，现已攻下了松山。而洪承畴就是清朝入主中原的一个棋子，如果劝降了洪承畴，意味着清军进攻中原就有了一位熟知明朝内情的指路人，且洪承畴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难得人才，皇太极一心想收降他，希望能够为己所用。
可是对于洪承畴来讲，当时他身为明朝封疆大吏，享有明朝的高官厚禄，世受国恩，如果投降清军，就会背上不忠不孝的罪名。因此，被浮后的洪承畴对于威逼与引诱都没有动半点心思，抱着“杀身成仁”的想法绝食求死。崇祯帝遥闻其殉国了，举行了祭祀。
洪承畴在盛京关押期间，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他都不予理睬，视死如归，令皇太极颇为头痛。后来，清谋士—汉官范文程前去劝降，在游说当中发现了一个细节，即房梁上有灰尘落下，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死”。
当时洪承畴的部下金升已经归顺了皇太极，皇太极便让他给出主意，询问如何才能降服洪承畴。金升进献一计，说洪承畴性烈异常，刀剑不能动其志，但情感丰富，或许美色可以动之。
于是皇太极开始策划美女劝降计划。庄妃知道皇太极的想法后，自告奋勇，帮助皇太极了却心事。
在夜深人静之时，几天水米未下的洪承畴卧在床上，昏昏欲睡，这时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妇走到面前，轻声软语地叫声“大人”，然后表示了对洪承畴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又用充满同情，充满体贴与怜爱的语调劝其不可以如此折磨自己。洪承畴立刻有种久违了的被关心的温暖，世上竟有这样了解他的美女，不禁想到自己统率千军万马的威风和家中的娇妻美妾，当下百感交集，泪如泉涌。这时庄妃抓住机会劝解道：“死容易，活下去才困难。将军是明朝的栋梁，栋摧梁折，国家怎么办？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只要打仗就会两败俱伤，倒霉的还是百姓。如果能够保住性命，以将军的威望，从中斡旋，达成协议，和睦相处，岂不是朝廷和百姓之福么？”洪承畴深思不语，庄妃紧接着说：“将军如果不念及家人和小孩，也应该念及社稷和天下百姓啊!”“但是……”洪承畴已经有些心动，却欲言又止。少妇看出了洪承畴的疑虑，便娓娓道来：“清主仁慈，决不会难为将军，如果真的归顺大清，一定会得到重用，你的抱负一定可以实现。况且，明朝已经腐败不堪，黎民百姓受尽苦难。您只要归顺大清，就可以解民于倒悬。将军不用饭，可以先用些小女子带来的汤水吧。”这个有着铮铮铁骨的汉子无法固守他的心灵防线，求死之心开始动摇。少妇见机送上一杯香茶，多日未进食的洪承畴喝下后如久旱逢雨，立刻精神了许多。少妇走后，洪承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觉得人间美好，明王朝已日薄西山，自己虽然身为封疆大吏，现已成为“阶下囚”，再也无回天之力，遂决定降清。
降清后，洪承畴跟从多尔衮入关，攻城略池，平定江南，为清王朝尽心尽力，驰骋疆场20余年。
这段传说虽非正史，史学界对此事也有争议，但也确有史迹可寻，《清实录》称庄妃“辅佐太宗文皇帝”大约包括此事。有资料记载，由于庄妃劝降洪承畴有大功，受到了皇太极钦奖。洪承畴应降后，皇太极亲自到三官庙看望洪承畴，并亲手将貂皮大衣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于是跪地称臣。按照洪承畴的初衷“绝食待毙”、“誓死不降”，为何很快转变态度决定投降？其中必有缘故。可以设想，此间一定有人做了招降工作，因此说，庄妃劝降是有可能的。
联手多尔衮扶植幼子继承大统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以至于“诸王兄弟，争相为乱，窥伺神器”。刹那间，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
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有两个人实力最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另一个则是皇太极的九弟睿亲王多尔衮，两位继承王位都在情理之中。
封建社会皇位继承，有子承父业，长者为先的传统习惯，皇太极生有11个皇子，长子豪格，时年34岁，多次随父兄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在众多皇子中显得异常突出。皇太极称帝，按军功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与诸叔并列为王。而多尔衮也曾在战场上立过战功，同时手里握有一定分量的兵权，实力不容小觑。当年努尔哈赤死时就有立多尔衮为汗王一说，因其母被迫殉葬，皇位便落到了皇太极手中，多尔衮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现在皇太极已死，他的野心再度产生，定要把皇位夺回来。此时肃亲王豪格有正黄、镶黄二旗将领的拥戴，并得到八旗中半数的支持，睿亲王多尔衮手握两白旗，兵精将勇，并有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的支持，于是两派多有摩擦，互不相让。
诸王大臣在崇政殿召开议立嗣君会议时，会场内外气氛紧张，场外两黄旗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两白旗的行动严加戒备。场内礼亲王代善第一个发言：“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当承大统。”然而豪格表面故作谦让，反倒使代善产生了动摇，于是诸王会议围绕是否立豪格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此时多尔衮分析了形势，如果他继承王位，会场外两黄旗将剑拔弩张，如果处理不当，就要发生火并，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便对诸王说：“豪格既然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但其年岁尚幼，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个方案，一则利用豪格的谦词，否定了豪格即位；二则提出立六岁的福临为帝，以满足两黄旗大臣欲立皇子的要求；三则让济尔哈朗与己共同辅政，削弱了豪格的支持力量；四则表明自己无嗣君之意，从而提高了他在诸王贝勒大臣中的声望；五则福临年幼，便于控制弄权，真是一石五鸟之策。
多尔衮的意见为多数人赞同，最终立福临为帝，一场继统危机暂时结束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对多尔衮最有利，既打击了政敌，又获得了实权。于是，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他的母亲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庄妃由此从一名妃子一跃成为大清国的皇太后。
在皇太极诸多皇子中为何指派福临继承皇位？与其母庄妃所处的地位占有一定的优势有关。
皇太极共有11位皇子，崇德元年（1636）册封的五大后妃中，只有宸妃生皇八子，庄妃生皇九子福临，贵妃生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后封襄亲王）。宸妃是皇太极最宠之妃，皇八子刚刚满月，皇太极就举行庆典，引八方朝贺，显然是将皇八子作为储君来对待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崇德三年（1638）正月，这个被视为“天命神授”、在襁褓中就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幼小生命却早早夭折了。无巧不成书，两天后庄妃生下了皇九子福临，给悲痛中的皇太极以极大的安慰。据说庄妃怀皇九子时就有“红光绕身衣裙间，如龙盘旋状”的瑞兆，庄妃分娩前夜，梦见一神人抱一子给她，并告诉她说“此统一天下之主也”。次日皇子生，“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这是吉祥的预兆，预示将来必成大业。
还有一种说法：皇太极去世后，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两派势力为争夺皇位，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当时的情形下，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豪格登基，都将引发一场大的内战，受损的自然是大清的国力。庄妃目睹这一状况心痛不已，她带着丧夫之痛，审时度势，考虑再三，认为不能让任何一方夺取皇位，才能平息这场风波。于是就利用豪格与多尔衮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拉拢多尔衮，就给多尔衮做工作，要他权衡利弊，辅佐福临登基，由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从而避免了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稳定了局势。
可见，福临继承皇位，不仅是清初皇权斗争的结果，也与庄妃聪颖过人及其施加的政治影响是分不开的。帮助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战胜豪格、多尔衮等强大对手登上帝位，也是庄妃的传奇之处。
协助皇孙玄烨巩固朝政
顺治皇帝福临英年早逝，为不让朝廷再发生争位而导致的混乱，庄妃当机立断，从皇孙中亲自选择了顺治帝的第三子、不满八岁的玄烨继承帝位，即清朝最有作为的康熙皇帝，庄妃被尊封为“太皇太后”。
庄妃在选择辅政大臣时没有在皇亲中选，而是选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当年四辅臣受命之际，也曾信誓旦旦，索尼代表辅臣当众盟誓：“索尼等誓：协忠诚其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求不义之富贵，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私往来诸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帝大恩。”庄妃初衷，不用爱新觉罗氏家族内的王公贝勒，意在防止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揽政专权，危及皇室。她良苦用心，却仍未料到后来鳌拜专权，差一点颠覆大清朝。
玄烨继位不久，四位辅政大臣开始分化为两个派系。鳌拜自恃是先帝的重臣，在朝廷中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挟持幼帝，不可一世。只要他决定了，便擅自做主，根本不把其他辅政放在眼里。
遏必隆属于鳌拜一派，索尼乃三朝元老，因年事已高，疏于参与国事，苏克萨哈爵秩较低。四人中只有苏克萨哈一人敢于对鳌拜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两人矛盾也日渐升级，特别是在索尼去世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
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鳌拜为了将其除掉，就传令要蓟州、遵化的正白旗人迁走，把驻地让给镶黄旗，这个决定无疑遭到苏克萨哈的反对。康熙皇帝只好派大学士苏纳海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前去蓟州、遵化实地勘察。三位大臣坚持正义，反对强夺白旗驻地，鳌拜恼羞成怒，假传圣旨，擅自杀了三位大臣及家人百余人，并编造24条罪状诬陷苏克萨哈是奸臣，挟持康熙皇帝违心处死了苏克萨哈。康熙皇帝对此恨之入骨，暗下决心，一定将鳌拜除掉。
康熙皇帝年龄小，便来请示祖母。庄妃一边告诫幼孙好好听话，不必在意，只要长大了一切就会过去。一边在心中盘算着对策，等待着时机。首先决定减轻赋税，稳定人心，积极招纳贤士，为的是在与鳌拜斗争中赢得民心。其次，采取欲擒故纵之策，对付鳌拜。
为了稳住鳌拜，康熙皇帝遵照祖母意旨，表面上对鳌拜大加赞扬，称其为大清国的头等大功臣，加封他为太师，位列三公之首。有一次，鳌拜生病卧床，康熙帝还亲自来到府上商议朝政。康熙皇帝还以弈棋为名，召索尼次子索额图入宫中密计，从贵族子弟中选了十几名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到宫中训练“布库之战”（即摔跤），整日嬉戏，以此麻痹鳌拜。鳌拜也以为这少年皇帝成天没事干贪玩，玩物丧志，便没放在心上。两年后，练习“布库之战”的少年都成了身强力壮、拳棒皆精、以一敌十的武士，康熙认为时机到了。
康熙八年（1669），康熙命人请来鳌拜，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来到南书房，见康熙正与诸少年仍然在玩摔跤“游戏”，深觉有趣，便欲近前观看，康熙忽大喊一声，所有少年一起出手，将鳌拜掀翻在地，立即将他擒获。
生擒鳌拜后，康熙皇帝立即宣布：“罪臣鳌拜，擅权误国，犯有大罪30条，罪不容诛。”诸王大臣纷纷上奏，请求立即将其正法。但康熙皇帝念及鳌拜跟随先祖创业，劳苦功高，只是将其终身囚禁，诛其党羽，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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