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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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试读：
序过去一二十年间，我应各种刊物之邀写过一些杂文，这些杂文并没有一贯的主题。但是再回过头去看这些文章时，觉得它们有一大部分与当代学术的发展及人文的氛围有关。所以我原来设想的书名是《人文学的危机》，但是编者们皆建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Alfred L.Kroeber语），再三考虑之后，我只好从善如流了。
我要趁这个机会指出一些明显的错误，如《没有地图的旅程》原是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的书名（Journey without Maps），汤川秀树自传的书名是《旅人》。当年在撰写此文时，不知道为什么误将《没有地图的旅程》书名套成汤川的自传书名。
收在本书中不少文章是应蔡军剑兄之邀为《南方周末》所写的，在此要特别谢谢他催促我写作所花的工夫。但是人生何等神秘，我现在居然没有提笔再写这方面文字的动力了，回想起来，他当时还给我出过不少题目，譬如将“历史对于人生的益处”写成一个小册子；或是针对“风”写一本通俗小书，或是将某年某月某日要演讲的主题《从“风波”到“风气”——从历史角度看思想与社会的转折》写出来（我在演讲中谈有些思想出现时，往往是社会上感到震惊、不安的“风波”，但是逐渐地变成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风气”）。这类提议很多，我都因为懒散而未曾动笔，说不定等将来新的“动势”（momentum）再来时，我会把这些文债给偿了！
此外，我还要特别谢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如果不是她一再鼓励，我是不可能鼓起勇气将本书的各篇文章收在一起成书的。人文学科的危机——关于高等教育“指标化运动”的思考
由于本书所收各篇每每以间接方式涉及当代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与境况，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这个题目随意选择几点，表达一些看法。一“人文学科的危机”恐怕是本世纪最常出现的论题之一，每隔几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就会有人提出这个口号或是编一本文集。近几十年来，人文危机的呼声似乎至少经过几个阶段。在1960年代，人们哀叹大众不再接受人文学的熏陶，世界从人文学的指缝中溜走了。还有人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人文学放弃了追索各种发展的通则。Plumb在The Crisis of Humanites一书中，讨论历史学的危机时，便是这样说的：为了使人文社会更靠近科学，或是更能应用到实际的操作，所以有一种寻找“通则”的倾向。
近二三十年来，人文社会学科有了另一个危机，即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强大的“自然科学化”倾向，而其中力度最大的是“计量化”，这使得一般人对它们异常隔膜并敬而远之。美国国会一度否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研究的补助款，即因为政治学的论文愈来愈计量化，与现实愈离愈远，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都看不懂政治学报中的论文。
人的行为世界有许多是“或然性”的，但人们却想以“必然性”来解释它、把握它，虽然不是没有用处，但是过度排他性地认为只有人文或社会科学能充分转变成寻找“必然性”的学问才有价值，而且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忽略了人文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丰富性，这是近二三十年来人文学科的一种危机。
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学者还有另一种呼声，认为人文学者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并改造人文学以呼应现实，如Martha Nussbaum教授认为过去的人文学完全不适应性别、族群等议题，所以呼吁学者应重塑人文学以迎击新的挑战。
2014年，有鉴于人文学在亚洲的危机，哥伦比亚大学的Sheldon Pollock教授在印度召开了一个“哥伦比亚人文计划”的会议，我也是会议的成员之一。会议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人们忧心的是当代人文学科太专业化、不关心现实人生，使得它与人们的日用人生愈来愈疏离。与会的学者大力抨击近几十年来人们过度重视STEMC，即指科学、技术、机械、数学、信息科学等实用性的学问，将学术资源不成比例地配置给上述学科的现象。与会的南亚学者说，南亚国家模仿“新加坡模式”，后果非常严重。南亚国家的代表说，在他们国家，哲学几乎死了，古典语言几乎没人懂。在中东世界，包括埃及等国家，许多人认为对大学的支持是一种浪费，一些传衍千百年的人文知识逐渐消失，一如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在非洲，大部分人文出身的学者没有工作，或是自顾求生。
哥伦比亚大学会议的重点之一是过度专业化的人文学科与现实的需要完全脱离关系，Sheldon Pollock教授为会议所写的定调文章，也特别指出这一点。在会议中，我个人则除了提到人文与现实的疏离外，特别强调另一股来自高等教育的“指标化运动”，为了排名、为了分配经费、为了决定荣誉的归属，或为了追随西方的标准或想与西方并驾齐驱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后果往往是刻意忽视人文，或企图将人文导向一个奇怪陌生的国度。“指标”本身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东西，我在这里想引用Kenneth Burke的论点。Kenneth Burke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原样表述，所以一定是用某几个指标来表述。例如，用周期表来表述整个化学世界、用若干指标来估测经济状况，但它们并非全部。用Kenneth Burke的话，人们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对一件事我们说了一些，但我们同时也隐蔽了另一些。但在这一波强大无比的高教指标运动中，人们以为“指标”可以表述全部的事情。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痛责任何将人文现象化约为指标的现象，认为凡是要量度事物时，便要将它们固化、僵化成为可以量度的标准。以下便想先谈“指标”如何严重地引导、编派或扭曲学术发展，如何斫伤人文学的发展。二
最近有朋友在清理旧文字时，发现我十年前为《中国文化》所写的寄语中便有下述警告。整个华人学术界有一种新的发展：愈来愈紧，愈来愈机械化的指针及评量机制，这一个制度由自然科学吹到社会科学，现在又吹向人文学科。
首先，我必须强调，我赞成健康的学术评量标准。不过，人文学科有其特质，必须摸索出一套合适的机制，轻率地移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标准会产生无穷的流弊。同时，我也提到在人文领域，专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方式，切勿因为过度重视论文而忽略了专书的重要性。在人文研究中，能形成团队固然可喜，但是不应该勉强拼凑成军。个人“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仍然很重要。人文研究需要时间，最为宝贵的也是时间，但近年来学术社群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以不必要的活动或文书作业取代了真正有生机的研究工作。不恰当的指标、标准悄悄上台，一开始可能不怎么受人注意，最后却往往形成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铁笼”（iron cage），不可不慎。
在2014年举行的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会议中，我是以台湾为例来说明这个现象的。
在传统中国，人文知识是极重要的社会权威的来源。中国本来就有重视“士”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便几乎成为文官统制机构唯一的来源，国家是由皇帝与士人一起统治的，所谓“宰相要用读书人”，就表示皇帝可能是打天下的人，可能是世袭的，但最高的实际领导者一定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在“仕学合一”的传统下，“士”通过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四书五经，是一批古代的人文经典。所以在过去两千年来，人文知识有它独特的地位。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近世中国发展出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传统，认为“道”重于“势”，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承担者（carrier）的地位远远大于掌握现实权力的人物。文化的承担者，在过去是“士”，在近代是“知识分子”，台湾延续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使得学者在台湾社会始终占有主流地位。
1949年以后，以胡适、傅斯年以及后来的殷海光为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同时也都以人文为业。在胡适、傅斯年及他们的学生那一辈之后，一群以中研院院士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成为台湾学术界及言论界的领导人，他们包括余英时、许倬云、李亦园、杨国枢、林毓生、胡佛等。他们同时也是直接或间接对台湾的去戒严化及民主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言论界的力量使得他们有能力保护人文的价值与地位。
但是，人文学者占主流的时代在1980年代后期慢慢褪色了。对这个现象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是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急遽地功利化，社会尊崇的对象转变为新富豪、电子工业巨子等，他们在社会上发言的分量远远超过政治人物、学者或文化人。以前没有提到的部分是“不在话下”、是尊重其存在的，现在没有提到的是不值得存在的，默会存在的时代变为列举的时代，对没有现实利益的知识逐渐弃如敝屣、经济状况的恶化加深了这个危机。
但是最受瞩目的社会言论界及学术界的领袖，主要是一大群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不再是前一批人文领袖，“科学文化”开始占上风，这当然也影响到人文的地位。但是最重大的改变是近十几年来，尤其是随着基因译码之后，生物科技成为寡占性的力量。同时随着台湾社会的M化发展，新富豪的发言权日渐变大。如今，生物科技领袖及新富豪事实上成为社会言论的主导者，数理和人文等基本学科都不再是主流。台湾的人文处境虽不完美，但仍然可以接受。
文化方面，优势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在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在地的文化取得了新的地位，很多带有传统的、多样色彩的文化重新获得重视。但是在学术方面，情形有点不同，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文的独特性及多样性，或是独特的、弱势的文化，或是语言濒危或消失，那么根据我的观察，近二十年来台湾面临了最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来自学界内部。
各种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指标的引入，使得台湾人文学界多样性的风气逐渐受到压缩。首先是SSCI，因为广泛使用SSCI作为评价标准，所有研究发表都要尽量能够用这个指标系统加以衡量，造成了知识系统的一元化（或尽力趋向一元化），而这个一元化的特性又是以计量的或是符合西方当代学术主流为其特征，使得多元化的、精神性的、伦理性的、带有本土色彩的，或是带有太鲜明的非当代西方学界流行特质的知识文化被学术界忽略、轻视，或是被放弃，我认为这是文化独特性或多样性消失的最重要原因。我个人认为如果从追求学术卓越的角度，SSCI指标系统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包括许多受到重视的社会科学刊物，编辑格式最为严整，它们也逼得原先封闭的本土学术社群走向国际化，变得较有活力与竞争力，但是它们也使得不在这个指标系统下的、多样性的知识沙哑失声。
不幸的是，过去十五年整个东亚都进入“指标化运动”的时期，不但引进西方的指标（这些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并不被重视），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指标系统，KPI是另一个重要的模式，只有能被各种KPI的几个简单的indexes加以衡量、计算的，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使得知识趋向单一化，消灭了知识的多样性与独特性。“指标化运动”的另一个高峰是世界大学排名，许多东亚国家都热烈地进入这个竞争，结果是大学的领导者将不在排名计算的复杂指标系统中所要求的排除在外。譬如，在许多排名系统中，人文的专书、专书中的篇章，还有许多不被指标系统数据库收入的人文期刊并不被采计，所以许多大学只给予人文学科勉强可以维持生存的资源。最可怕的是，在西方主导的指标系统中，在地语言的人文研究成果往往不在计算范围，这使得许多大学的领导人吝于将教授名额与物质资源投入人文学科，造成极大的危机。
我个人一向关心人文学在当代的命运，人文学是一笔丰富的资产，它有许多现实的用处，不能因为从表面看来似乎无用而任意抹煞。它是我们思考生活、批判现实的资源，它点染了我们的生命，使得它具有丰富而多样的意义。如果没有人文，我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我觉得本文所提到的“人文自我科学化”与“指标化运动”正在系统地扭曲人类的人文视野，后果愈来愈严重，值得注意。本土思想资源与西方理论
我个人相当留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但是我也常想到，所谓西方，往往是指近代的西欧、北美，所谓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往往是从这些地区的经验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本身有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也了解到，借由对本土的深入研究，可以提出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1931～2001）在[1]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跻身世界主流》一文中，便提出这样的看法。最常被引来支持这一个看法的，是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早年在他的一本小书中提出的，古[2]代中国的存有是呈连续状态，但是西方文明则是呈现断裂的状态。
这一类以非西欧、北美经验的研究来挑战或改写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例子相当不少。譬如有人对地中海地区patronage的研究，便质疑议会民主与官僚体系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模式，其他的系统也有它自己的逻辑，而且这些系统并不能被轻率地当成是一种尚未发展完成的“前政治组织”或是一种腐化的现象。又如有人对俄国农民家庭及东欧贵族之研究，也质疑古典经济学中所谓“追求最大边际效益”的原则是否适用。俄国的Alexander V.Chayanov（1888-1937）就认为边际效益对农民家庭而言是不适用的。Witold Kula（1916-1988）对波兰农民的研究也发现，当物价上升时贵族便决定少生产一些燕麦，当物价下降时便多生产一些燕麦，[3]他们并不在乎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追求最大利益。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人们应该精细地研究本土的案例，并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应该留意华人人文及社会现象的独特性，很深入细致地探索与区辨，拉到一定的高度进行概念化，并试着提出有别于西方的理论建构。
台湾的学术界相当早便受到西方学术的洗礼，努力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本地的学术材料。到了1970年代出现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声，提倡最力的是杨国枢先生。他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指出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量表等，与华人的心理现象扞格不入，而提出华人本土心理学。
我常常想，为何近代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大量学科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一个中国传统人物的名字？早期引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学者们，传统的资源是否真正进入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并形成一个适当的对话，而不只是简单的比附？这就牵涉到近代思想史的问题，即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如何中断的？新的体系又是如何成立的？新学术体系成立时，是不是掩盖了许多丰富、复杂，有别于西方的理论内涵？
十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小的座谈会，与会的朋友提出希望回到近代西方学术概念与词汇进入中国之前的状态。我个人则认为，已经出生的孩子塞不回子宫。不过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自觉到近代学术发展中曾经经历过一种无所不在的西方建构，自觉到从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中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5月27日）[1] 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跻身世界主流》，《亚洲周刊》1994年7月10日。[2] 见他的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A.A.Knopf，1971）一书。[3] 以上见Peter Burke，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72。没有地图的旅程
2007年夏天，我到京都访问了两个月。初到那几天，没有机会开口讲话。我信步于京都大学百万遍附近，在书店看到一本似杂志又似专书式的别册，封面的几个大字“汤川秀树”吸引了我。
汤川秀树（Yukawa Hideki，1907-1981）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我在念大学时就听说这个家庭出了几位知名学者：他的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他的兄弟小川芳树是冶金学家、贝冢茂树是中国上古史家、小川环树是中国文学史家（汤川秀树和贝冢茂树分别是汤川、贝冢家的婿养子）。后来，我注意到汤川的全集中，居然有大量关于《庄子》、《左传》之类的古籍研究，使我相信科学与人文并不排斥，尤其在第一流学者身上更是如此。但是一直到读了这一本“别册”以及他的自传《旅人》——尽管我对他的“介子”理论近乎一无所知——我开始想知道他的学术历程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借鉴的价值？
汤川秀树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地图的旅程，是孤独的行旅者在未知的地方摸索。这一自白告诉我们，许多（并不是全部）创新性的研究是没有地图的旅行，在研究的一开始并不一定能预测后来的结果，因此目前对各种“研究计划”内容的要求，便应该有一些雅量、有一些空间，容许“没有地图的旅行”。这不应该成为懒惰的借口，但是或多或少容许人们在不知名的地域上漫步、摸索，是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汤川另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情是，他的重要突破与京都、大阪两地的关系。我先前一直以为，汤川最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京都完成的，京都的气氛极度沉静、宁谧，研究者每每到了“眼观鼻，鼻观心”的境界。大阪不一样，大阪是工商大城，车水马龙，嘈杂之至。而令我吃惊的是，我原先的印象是错的。汤川的学术经历当然是以京都为主，他从小到大学毕业及初期工作，都在京都；他对“介子”的构思、研究，也从京都大学开始。可是他接着到大阪大学任教几年，他获奖论文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在大阪时期刊出的。后来他又回到京大，并在那里得到诺贝尔奖（1949年，当时汤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
汤川回忆说，如果不是京都的静谧以及大阪高度“动”的环境对心灵的刺激，他不可能完成其卓越的创获。看来对于研究而言，极度安静的求索配上动感的激荡是很重要的。
汤川的例子还有一层意义。许多年来，我都在思考：如何使一种学问、一种研究或一种产业在一个地方从无到有生根发芽？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是完成一个可以模仿、套接的模式。从汤川探索的过程可以看出，他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研究的整个轮廓了如指掌，但汤川全部教育、研究都在日本完成，这个案例形成了一个“吾亦可以为之”的气氛与态势。后来日本接连得到若干诺贝尔奖，恐怕与一种可套接的模式与信心不无关系。至于如何形成这个可套接的模式、信心与态势，就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交代的了。（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9月17日）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朱敬一院士发起在高中生人文社会科学营十周年之际讲读中西经典，我相当赞同这个提议。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奥巴马的演讲，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说家林肯。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浅，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讲却极为动人，我认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资源是不断地精读包括《圣经》在内的经典。这些经典深入他的精神层次，除了源源不断地提供许多精彩的养分之外，也形成了一个规模、一个框架、一种内在的雄浑的气氛与节奏，再加上他在适当的时候套引经典，使得他的演讲及文字非常动人。
20世纪芝加哥大学阿德勒教授提倡阅读伟大作品，这件事今天看来已经相当老旧，它的意义却从未褪色。我个人深知讨论经典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什么可以成为经典以及如何阅读经典，便可以从无数方面去谈。这里则只想试着回应一种质疑。[1]
2001年，当我在“国科会”人文处为了推动“经典译注计划”而举办一系列“西洋经典与现代人生”的讲座时，因为报纸副刊的报道，曾经引起一些注意。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到人文处：“都是一些过了时的书，何必这样大张旗鼓？”这个质问促使我们思考：何谓经典？经典是不是一部没有错误、尚未过时的书？一部书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许多原因：它的历史影响巨大，它的内容历久弥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问题，它的词采闪亮惊人，它的思路细密曲折，它的架构雄浑庞大等，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认的是，经典中的一部分内容，经过时代的淘洗，用现代人眼光看来已经错误或过时，为什么人们仍然需要读它？再者，经典是不动的，它如何与人类无限多样的存在境遇，以及人类所关心的翻新出奇的问题发生关联？
正如同一个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处，一本书的内容怎么可能既是古代的，又永远是当代的？“同时代感”一定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感”吗？
三十年前，我曾似通不通地读了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觉得他很想解答这个问题。这部书中反复讨论《圣经》如何关联呼应（correlated）每一个时代；如何在不任意改动《圣经》的“讯息”下，关联呼应每一个时代特殊的“境况”；如何形成一种既不是从“境况”中抽取答案，也不会过度被“讯息”的固定性所拘限，而对时代的迫切问题提出解答。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气所提出的解答，应该只是人们亲近经典的进路之一。
有的人每隔几年就要读一遍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想跟着他细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像磨透镜一样。王国维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深入琢磨“三大批判”的人，到了后来，当他放弃哲学（他说哲学是“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的经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路的影子。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马克思形容这本书是在分析“为什么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包括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éon Bonaparte）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列维-施特劳斯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亲近那种从四面八方、一层又一层地解剖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政变事件的锐见。
在这一次有关经典的演讲中，我所选的两本书之一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卫、非常锋利的，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刍狗，然而这本小册子在历史上曾经发挥无比的影响力，使它自然具有相当的分量，书中所提出的若干议题：君臣的角色、君臣的关系、读书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舆论的问题、物质力量的配置应集中在中央还是分散在各地等一连串问题，现在看来仍有一定的新鲜感。即使其内容已经过时，身为读者，我们仍想深入历史脉络，了解作者为什么那样说。古人说“误书思之，亦有一适”，设身处地深入了解经典的每一部分，正是一种磨砺自己的功夫。
最近我偶然读到一封前人的信，信中说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在龙泽寺讲经，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这段话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释。我则想借它来说明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读者的角色与经典一样重要。阅读古往今来的经典，除了应当虔敬地学习它的道理、它的论题、它的词采外，还要进行一种密切的对话。对话的对象可以是永恒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无论如何，在与经典密切对话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生发”出对自己所关怀的问题具有新意义的东西来。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对话与创造的丰富资源。阅读经典一方面是要“照着讲”，同时也要“接着讲”（冯友兰）。不管“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最后“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1] 引号为编者所加。此类情况下同。我读韦伯的历程
一个人思想形成过程中总是受到许多书的影响，要从其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部或几部，有其困难度与不准确性；不过如果要勉强举出一个例子（而不是唯一的例子），我或许会说在我二十来岁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几部书对我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我所读的第一本韦伯著作是《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又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时这一本书早已经有了台北协志出版社的简译本，译者是台大经济系的张汉裕先生。协志是大同公司出资创办的，历史相当长，我幼年时代便见到父亲书柜中有好些协志的书，像《如何使思想正确》、《蒙田文选》、《培根论文集》等，而张译《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也在其中。
台湾在1980年代有过一阵“韦伯热”，打先锋的是几本韦伯的选集，接着是大量翻印的韦伯著作（英译本）及讨论韦伯的书。仔细回想起来，我读张译是在这波“韦伯热”之前。在读完张译《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之后，我又受到“韦伯热”的影响，如痴如醉地搜读相关书籍。现在还记得1983～1985年服兵役期间，每天晚上利用仅余的空闲生吞活剥地阅读韦伯《宗教社会学》等书的情景。
但是我绝非韦伯专家，也从未发表过任何与他有关的文章，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而已。现在，我试着搜寻自己的脑海，举出几点可能的影响。
首先，我自己对韦伯的最重要旨趣——为什么只有西方发展出理性化的文明——并不特别感兴趣。印象最深的倒是有两点：首先是韦伯对表面看来相近似的历史现象的精细分梳，譬如他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人类远古以来的营利行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商业活动与富兰克林时期宾州的商业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同的营利行为，其中有深刻的不同，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人是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是一种专业，是一种天职，是要把一个人所有的能力全部押上去的工作。
韦伯提醒人们在意图与行动之间有各式各样的联结方式，所以看似相反的东西，可以联结在一起。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韦伯便常常从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斥的东西，找出其间的微妙关系。
基督新教高度的制欲精神如何与最强烈的现代营利性发生关联，新教的“预选说”看来如此神秘而不合理，却与现代营利活动中的合理经营作风串合在一起，用张汉裕先生的话说：“即因为卡尔文教的预选（predestination）及义证（proof）的教义，信徒为获知或确信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即拯救，必须在职业中实行合理的制欲生活。因之，信徒的心理中，便发生为获宗教上的安心就非追求制欲的职业生活不可的动机。这动机乃促成有规律、有系统的，即合理的职业作风，而终于导致近代的合理的企业精神经营作风的成立。”（第102页）
韦伯提醒人们，近代企业精神的诞生绝非卡尔文教所企求或预料的结果，两者之间毋宁存在一种吊诡性，而且在近世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后，因为财富增加而对原来具有宗教成分的职业伦理世俗化，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但是从韦伯的书中，我也看到一个现代心灵的不安。我推测这种不安也是他精神几度崩溃的原因之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韦伯虽然花了很大力气推论理性化的文明只在近代西方发展出来，但是他对近代西方文明其实有所保留，带有既兴奋又“不得已”的味道，并未在价值层面上全盘肯定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面要用如此悲观的话说“清教徒曾渴求为职业人，我们却被迫为职业人”，而且这种生活方式“恐怕直到最后一吨化石燃料烧尽时为止，还要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像“铁笼”（iron cage）一样罩在现代人身上。韦伯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我，使我很早便对现代文明感到一种彷徨与不安，而这种彷徨感与我先前研读章太炎的心得交缠在一起。在1970年代后期，我花了不少时间精读章太炎的著作，撰写了《章太炎的思想》一书，章太炎的否定性思维，对现代世界所抱持的悲观与不安，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东一西两位思想家的著作，使得我少年时代一往无前的乐观与期待，悄悄地让位给一种审慎的忧郁。
因着对韦伯的兴趣，我在1990年旅行欧洲时，曾经专程到海德堡寻访韦伯的故居。陪我前往的朋友一再宣称韦伯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我们还是去了。那是一栋河边的楼房，据说已经做了学生宿舍，我们在楼下客厅停留了半晌，便默然离去。
台湾的“韦伯热”早已消退得无影无踪。过去二十年，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不断被介绍进来，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后现代、后殖民，一切“后”的思想都有它的信奉者，而韦伯也常被批评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我个人认为思想资源是待人灵活运用的，不是用来“套”的，不管“新”还是“旧”，任何大学问家都有一些贵重的质量，不因潮流的改变而消失。我推测韦伯思想中的某些部分，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6月10日）现在历史是什么？——西方史学的新趋势一 前言
从史学发展来讲，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与19世纪末同样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史学典范动摇情形还比19世纪末来得严重，后现代对历史学造成根本动摇，几乎完全否定史学这门学问存在的理论基础，这是从希罗多德、司马迁以来史学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
19世纪末有历史主义（historicism），把一切放在历史发展情境下历史化之后，也就没有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由此导致西方道德、宗教、伦理等基础的动摇，但那次史学危机和20世纪末的史学危机不能相比。
20世纪末的史学趋势或者危机在我看来，可谓声势汹汹。我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从1987年至1992年，我没有强烈感受到后现代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普林斯顿历史系可谓大师云集，不可能对外面的变化毫无所知，但当时却未深刻感觉到后现代来势汹汹，可见其时后现代还未能动摇几个老派的学校，这些学者还相信历史有存在的根基。他们体现的史学风格与传统史家不同，比较受人类学者Geertz的影响，倾向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历史题目，完全感觉不到史学的根本动摇，如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的编纂只能显现一点点过去，把“过去”与“历史”截然划分，这种后现代观点当时还未感受到。
但近年来，可谓面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史学危机，过去历史危机发动者很少是文学家，但这次发挥重大影响的不是历史研究者，而是一些哲学家与文学家。如果完全承认他们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所做的史学研究也就没有意义了。二 传统史学动摇
1825年，兰克写了关于15、16世纪意大利国际外交、权力平衡的书，书后的附录影响最大。他说在经过种种批判之后，连当时被认为最权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结果是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强调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其次是对外交史研究的重视，兰克曾往来于欧洲各地发掘档案，特别是教廷。在欧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国大使频繁进出，兰克接触到教廷各种档案，而开启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号“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对当时史学界有很深的影响。大概从1840年以后，德国史学界已经笼罩在兰克的影响之下。
兰克的口才非常差，无法吸引学生听课，但他首创“seminer”的风气，也就是历史研究不再只是讲述（lecture），而是一起讨论、分析史料的教学方式，带来无远弗届的影响。1870年以后，兰克治学的典范特色，如讲究原始史料、重视档案、严格史料批判、职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等风格散布至世界各地。亚洲国家如日本有兰克的学生到东京大学教书，影响日本史学界很大；美国早期许多杰出史家也到德国取经，直接或间接受兰克学派影响。兰克学生所办的杂志是许多国家史学杂志的典范，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回顾过去的史学史，一个最大问题是太多从里程碑式的史学宣言来看历史风格的变化。里程碑式文献诚然重要，但历史风格变化应从实际操作中显现出来，过去史学史的毛病是太过重视思想性的、史学方法指导性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式的文字，而忽略了在那之后某种气氛之下史学著作所反映出来的风格。1870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兰克的史学风格在西方甚至在东方都很有影响力。
其实早期美国兰克学派的学生很少人真正读过《兰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兴趣专长，读个一鳞半爪。产生关键影响反倒是伯恩海姆（E.Bernheim），他把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postivism）混合，其《史学方法论》一书影响很大，许多人透过伯恩海姆的书而接受兰克史学，如史语所创所人傅斯年被认为创办了“中国的兰克学派”，但实际上他一生只提到过兰克两次，他的藏书中也没有兰克的书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恩海姆的《史学方法论》书皮都读破了。
但到了20世纪兰克的史学风格却遭到挑战，Georg Iggers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西方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一书中谈到20世纪传统史学典范的动摇，此书稍嫌简略，但可提供一个轮廓。书中谈到兰克学派动摇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再满足于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的叙述方式。人们认为历史应扎根于更广泛、非个人的经济社会基础的了解。德国社会历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基本上均代表对过去史学风格的修正，他们要求历史的客观与严谨和兰克是相同的，但是认为历史应有社会面貌，历史的理解应奠基于社会经济的基础上。三 年鉴学派
前面提到，德国社会历史学派、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之史学，均显示传统史学的动摇，而其中影响全世界最大是法国的年鉴学派。我个人写过Peter Burke的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一书的书评，后来中文翻译者放入书中作为导读，其中谈到年鉴学派形成过程与发展等大概。
Burke认为1929年至1980年代，年鉴学派经过三次变化，慢慢地从地窖升到阁楼。所谓地窖，是研究历史底层、历史结构、历史整体长时段的变化。到他们的第三代弟子却又开始回过头来研究人物，但他们研究这些人物的方式已与传统人物史的做法不同。Burke分成三阶段来谈年鉴学派，有失之简化之嫌，但不无参考价值。
过去三四十年年鉴学派影响很大，深入各国历史研究，如美国、日本，甚至在东欧即有一任波兰总理是年鉴史家。年鉴学派的主要影响如下。（1）使史学界研究的题目与材料无限扩大，这是它对历史最大的贡献。过去被忽视的历史角落，每天生活接触的各式各样问题都可作为研究题目，如年鉴学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种文明面对死亡的态度、面对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后回头看20世纪的史学，年鉴学派的许多主张或许会慢慢流失，但其使史学题目及材料解放，赋予题目及材料新意义却有重要影响，它的材料各式各样，如图像、口供、日记、实物等。（2）重视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如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应该写“整体的历史”，包括从地理、事件到个人，全部写进去，所以布罗代尔写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只花七八十页写最重要的那一场战役，大部内容包括地理、空间、物质文化等，最后才写到事件；他说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结构。（3）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分成长时段、中时段（conjuncture）、事件（event）。研究历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应还有长时段、中时段的思考。他的这三种时间观念影响相当大，我认为将来会成为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布罗代尔并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种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布罗代尔的书《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书也因未把三时段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评。但他以这种时间观念来看历史，是过去少见的。不过，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开启了无数题目，许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及各种讨论会论文题目都可从其书中找到蛛丝马迹，他告诉我们一种看历史的新眼光。（4）系列史（serial history）的看法。年鉴学派研究下层，讲究整体（collective）的观念，是受法国年鉴学派创始者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an Febvre）的老师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影响。涂尔干重视整体（collective）观念，年鉴学派认为许多材料无法从文献中获得，例如广大人民何时放弃基督教信仰，无法从文献中看到变化过程，所以要用各种零星材料，放在统计系列，从中得到历史发展趋势。例如一个有名研究——去基督教化过程，到底法国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基督教信仰才逐渐流失，还是大革命是长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有一本书认为研究方法应将一些日常人们所不注重材料系列化，最后再看出其趋势，因此统计许多遗嘱中捐钱给教会的数目变化、教堂神像蜡烛重量、建筑空间布置等传统史家毫无兴趣的问题，但这些研究方法确实可看出长时段演进趋势。这是一般老百姓的想法，老百姓没有声音，必须靠迂回方式去了解老百姓心态的变化，建构系列，而得出历史发展。年鉴学派把这些研究方法用到相当精巧的地步。（5）心态史。将来回顾20世纪史学，心态史也必然是年鉴学派留下的重要遗产。过去研究重点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视思想家、思想运动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哲学史研究哲学家或重要哲学论题的历史形成过程。可是年鉴学派提出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这与前述整体的观念亦分不开，认为我们不只要研究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要研究一个时代下阶层的百姓心态，如他们对生老病死、对神、对权利、对国王的看法等集体心态。他们认为恺撒时代一定有一些心态是从恺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拥有的心态，是集体的、整体的。
从心态史角度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创始人费弗尔，他现在虽然不如布洛赫那样受人敬重，但他其实是年鉴学派形成的最关键人物，既有学问，也有政治手腕，善于掌握权力与组织。他有一本重要的书谈论16世纪不信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法国通俗喜剧作家拉伯雷是无神论者，可是他由心态史的角度来看，发现16世纪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问题，因为当时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不存在不信仰，从整体心态看都没有后人争辩信或不信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而他都从一个时代集体心态史的角度和方法来举例论证这个问题。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书，可以看到思想不再只是研究个人，而是研究集体的心态，论证的方式相当有意思。这类作品在后来的年鉴学派中相当多。如杜比（Georges Duby）说法国把人分成三层，为什么大家甘于这么被划分，如中国分成士农工商的区分法，这种心态一般思想文献未提，但透过心态史重构而了解一般百姓的想法，故心态史研究是注重广大下层人民的。但心态史也有其弊病，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则完全不行，与年鉴学派关系密切的一位史家曾用这种方式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结果看起来非常贫瘠，其最大问题是没有办法解释变化，既然是结构的东西，持续时间相当长，但变化很少，也难以勾勒出来。总之，年鉴史学相当丰富，几代的史学家非常活跃，中间也有许多曲折。四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20世纪影响重大的史学派别。马克思主义史家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教条的、官方的史学，按照党义在写历史；一派是接受马克思主义部分思想又加以修正的，著名的史学家多是先受其影响而后修正其思想，如Cristopher Hill、E.P.Thompson、Hilton、Hopsbawn等人。
其中我最注意的是E.P.Thompson，其著作和论文开启20世纪下半期许多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式，影响很大。Thompson并非十分专业的史家，他原先在劳工学校教授历史，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又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最有名的书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我到美国念书后发现这一本书竟然出现在许许多多课的书单内，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本书已经有中译本。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透过他们所办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发表，是西方语言世界声望最高的历史杂志，和美国历史学会办的《美国历史评论》地位在伯仲之间，只是这几年目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凋零而有些式微。
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为例，他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的说法。以阶级意识为例，他说并非身为工人即有工人的阶级意识，没有天生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靠文化不断运作而产生，下层经济结构不能决定上层文化结构，阶级意识是历史、文化、行动等创造出来的，这大大地改变一般人对马克思的看法。当然他的关怀工人阶级形成、提倡历史要由下而上，这些观念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外，如Cristopher Hill主要偏向思想，最有名的研究是《清教思想和英国革命》。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历史是由下而上，要使过去长期被忽略的那些贫穷百姓、工人等都有其历史。他们不像一些正统史家所认为的工人阶级文化是菁英文化的乖离，因为过去未把下层百姓看成主体，所以会把他们的风格文化看成是正统文化的偏离，其实如果将其看成主体，则其风格文化是他们的创造，这种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Thompson的几篇论文，如讲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讲工人的时间观念，几乎都引起很大的回响。
所以回顾20世纪的史学，绝对不能排除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它们基本上也是偏重社会史，尤其如E.P.Thompson、Hill、Hilton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影响深远，使人们看历史的方式变了，要由下而上，要正视下层阶级产生的文化习惯，不把他看成偏离正常轨道、需要校正，其实下层阶级自有其一套风格。这与年鉴学派不同地从另一方面改变了历史的看法。五 史学的几种新视野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20世纪发展到最后这一二十年来，史学界流行的几种趋势，以下的内容部分参考《史学写作的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Writing）。这些新视野提醒我们在20世纪，有这些新的角度与做法。（一）政治思想史
20世纪下半段西方政治思想史界似乎隐然分成两派，一派以对文献思想内部精读，做最深入诠释与精细的发挥，以芝加哥大学的Leo Strauss及其学生为代表，他们奉行的研究方式，如研究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就文献每个字眼、内容、思想做最精细的推敲发挥；另一派以Quentin Skinner、John Dunn等人为代表，认为思想史要放在历史的脉络里面，两派中以此派占上风。Quentin Skinner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西方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他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两大册影响很大。Skinner在28岁时曾写过一篇文章痛批Leo Strauss等思想文献内部学派，影响亦大。
两派各有优缺点，他们都做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研究。Leo Strauss写成六百页的书，对于章节安排、任何细微思想均做发挥；可是Quentin Skinner讲马基雅维利，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联经“西方思想译丛”有翻译，其中有许多殊胜之处，让我们觉得这些思想不是在空中飘浮，而是放进社会政治脉络中，马基雅维利的话不只是思想的话，而是有所指的。如马基雅维利提到君主须知道在适当时候不道德，照Leo Strauss的解释，可能纯从思想去讲思想体系概念意义，但Quentin Skinner则会说这句话是有所指的，针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环境，配合其思想而提出的。两种诠释方法相当不同，却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对政治思想诠释虽然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但思想的丰富性消失了，他要把每一概念放到社会政治脉络上看，使《君主论》本身思想的丰富性消失了。因为能放在政治社会脉络的部分并不很多，我们反而要看Leo Strauss对《君主论》的阐释才能了解思想家思想的丰富、多彩多姿与变化万端。所以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虽然席卷了政治思想界，但也失去一些东西，如果这些思想家不是因为他思想的丰富与深刻，为什么还要研究他呢？
新政治思想史学派还因一套书《语境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影响非常大。Quentin Skinner曾说你如果要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地位，你不能只看他讲什么，你还要把当时时代的language convention找出来，因为他们都受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有一重要概念——语言本身并没有它超越的、不变的意义，语言是在日常使用中产生它的意义，语言产生的是language convention，一个时代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概念。Quentin Skinner受到影响，认为要找出思想家在那个时代的地位，必须看在language convention中《君主论》的某些思想到底在哪里。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想，他们会先把二流、三流的书或手册找出来看，找出language convention后，再把思想家放在里面，看出有多少部分是与那时代的convention是相同的，有多少是他迈越同时代其他人而展现独特性的部分，如此才能评估时代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的特殊性。（二）小历史（micro history）
小历史在西方史学界也有相当影响力，重要的为几位意大利史家，如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他们基本上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或年鉴学派动辄处理几百年的反扑，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再像以前，因为有如从十二楼高看下来的世界，看不到什么，美国社会科学要找出规律量化曲线，需要用到多少计算机，累积多少材料，再得出其结论。他们人类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精彩性无法从高处俯瞰到，而应该在适当时间把史学规模缩小，所能看到的意义和丰富性有时是其他宏观地讲整体的几百年历史所看不到的。
但micro history也面临“零碎化”的批评，因为要处理某世纪某个小乡村的某个人的世界观，与整体的大历史图像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要用很多过去所不用的材料，但下阶层的小规模的如村庄史料很少，例如前进的史学家也希望从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非常具有意义的小历史材料。几部micro history有名的书所根据的材料除非偶然得到，不然就是教会审判的材料，因为西方在中世纪以来对异端的审判中所问的问题非常细微，从外表生活到内心世界，所以留下许多好的历史材料。像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蒙塔尤》一书中所使用的史料，1930年教廷已将它们公布，但不大有人敢用它。而且用过去观点来看这些史料，看到的是一群人被迫害的历史；就审判材料来讲，这些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在受审判时，并不一定说出其真实想法。至1960～1970年代以后，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就像田野调查报告，很多micro history史家都用这类材料来重建小规模或下阶层的某个人的思想、世界观或生活世界等，基本上有零碎化历史之缺失，但也帮助我们在一个时代过度通论化（generalize）的叙述下，去了解细部历史如何运作。（三）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
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非常流行的重要趋势为对过去无名的没有记录的下层民众的历史做一些研究，而这是过去史学家所比较不注意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工人运动对下层历史影响很大。有一部很有名的Eric R.Wolf写的英文书《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四）日常生活史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有方兴未艾之势，年鉴学派后期有些一流的史家转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像Duby编了一大套西方私人生活史即是一例（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同时也有一些过去默默无闻的著作重新被挖掘出来，最好的例子是埃利亚斯（Elias Norbert）所写《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ation Process）。此书在几十年前已出版，但在当时学术风气之下，感觉太平凡、没变化而且没有意义，所以不受重视。可是随着大家对日常生活史的重视和兴趣而复活，里面讨论西方文明礼仪如现在那套正襟危坐、餐桌礼仪如何形成等。其实包括中国历史文人的日常生活史我们了解很少，其彰显一个我们过去不重视的面，士大夫或者士大夫社群的史料是无数的，可是过去史学眼光和角度很少去注意，这方面寥寥可数的书如《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然而其中生活史的部分其实很少。但这方面材料很多，史学眼光改变了，才会从这些史料看到意义。（五）阅读的历史
过去史学界较少人研究阅读和图书印刷的历史，以前这是图书馆系的范围，但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西方的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成为十分热闹的一支，而且近十年来，已大幅影响到中国史的研究，有几本受到相当重视的书都与印刷史有关，或至少在背景部分大量运用古代的印刷和书本流通，说明文化与学术的关系。美国史家如Robert Danton一生均从此题目入手，他发现一个17世纪出版社的档案，有五万多封通信，钻研久了之后，看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整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诠释都有帮助。在法国也有史家像Roger Chartier研究图书的历史，包括印刷材料、传单、阅读的历史，他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大家所熟悉的。回头看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诠释发展史，是很有意思的角度，看诠释如何形成，如何改变人们对经书的诠释，形成支配力量，如从乾嘉考证的形成过程可看其阅读变化、立下的标准与限制。过去的人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研究。（六）妇女史
在1960年代妇女运动盛行的影响下，妇女史先是流行妇女主义（feminism），接着是妇女史研究，至近十多年流行性别（gender）历史的研究，一波接着一波而来。人们在妇女史研究之后认为history应改为herstory，因为过去妇女没有历史，认为如果用妇女史角度来看历史的话，文艺复兴、宗教革命都不会有，而妇女历史分期也完全不同。（七）身体的历史（history of body）
研究为什么灵和肉相比，肉一文不值，而灵就那么重要，精神也永远比物质好，这种历史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发疯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之前和以后解释有何不同，弗洛伊德之前解释为撒旦附身或生理某方面的疾病，弗洛伊德以后认为这是精神问题。这些部分在过去很少人注意，但在过去几十年来成为相当重要的一股潮流。（八）叙述体（narrative）的复返
在1970年代有人开始反省，20世纪追求的新史学竟然如此玄妙，写出来的书没人读，里面没有故事，从希罗多德以来大家均认为史学家的基本任务为讲故事，但是不管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新经济史学派等等都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在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Lawrence Stone在1978年写的《历史叙述体的复活》（“The Revival of Narrative”），震动西方史学界。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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