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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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试读：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这天，人们得知一条消息，在加勒比海的一次暴风雨中，哥伦比亚海军的卡尔达斯驱逐舰上有八名水兵落水并失踪。这艘军舰在美国莫比尔市经过维修，当时正驶回哥伦比亚港口卡塔赫纳，悲剧发生两小时后，该舰准点到达卡塔赫纳港。对海难者的搜寻工作立即展开，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实行警戒并从事其他善举的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部队也参与了合作。四天后，搜寻结束，失踪水兵们被正式宣布死亡。然而，又过了一周，他们当中的一位气息奄奄地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北部一处荒僻的海滩上，他在一只随波漂流的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度过了十天时间。他的名字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事故发生一个月后，他给我讲述的故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刊登，本书即由此而来。

当这位海难幸存者和我一起努力把他这次奇遇一点一点重构起来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种详尽彻底的挖掘探询竟让我们卷入一场新的冒险，在国内酿成轩然大波，最终他损失掉的是他的荣耀与前程，而我则差一点送了命。哥伦比亚当时正处在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军事专制统治之下，能让这位将军载入史册的有两桩最为昭著的功绩，一件是下令军队开枪驱散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在首都市中心对学生进行屠杀，另一件是，由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斗牛场上，一群斗牛爱好者朝着独裁者的女儿发出嘘声，他授意秘密警察大开杀戒，遇害人数至今不详。新闻媒体受到监控，反对派报纸每天只能找一些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新闻来逗读者开心。在《观察家报》，从事这项高尚的烘焙工作的人有：社长吉列尔莫·卡诺、主编何塞·萨尔加尔和当记者的我。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未过而立。

当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主动跑来问我们能为他的故事出多少钱的时候，我们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这已经是一条被炒过很多次的新闻了。军方曾经将他在一家海军医院里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其间他所能接触的只有官方记者，此外只有一位乔装打扮成医生的反对派记者。这个故事已经被拆解拼凑、翻来覆去地讲了许多遍，被加工修补，乃至歪曲颠倒，读者也早已厌倦了这位英雄人物。他出面替手表做广告，因为他那只手表历经风餐露宿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广告，因为他那双鞋结实异常，他几次想把鞋撕烂吃进肚子里都没能成功；诸如此类乌七八糟的广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勋章，也在广播上发表过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讲，还作为未来一代的榜样上过电视，他在鲜花和音乐的簇拥下逛遍半个国家，给人签字留念，接受各地选美皇后的献吻。他也发了笔小财。我们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得一见，这次他居然不请自到，可想而知，他已经没多少牛可以吹了，现在准是想编出点儿新花样挣钱，而且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政府也一定早就给他画好了道道。于是，我们请他从哪个门进来还从哪个门出去。突然，吉列尔莫·卡诺心头灵光闪动，在楼梯那里又追上了他，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他交到我的手中。这简直就像是给我手里塞了个定时炸弹。

首先令我惊奇的是，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出众的叙事才能。他身材壮实，一张面孔与其说像民族英雄，还不如说像个小号手更为妥帖，他善于综合概括，记忆力极强，还拥有天然的可贵品格，懂得自嘲那些英雄壮举。就这样，我们每天交谈六个钟头，持续了二十天，其间，我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提些迷惑性的问题，看他的叙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后，我们完成了一篇文章，那是对他在海上漂流十日实实在在、清晰扼要的记述。这篇记述如此详尽、扣人心弦，以至于对我来说，唯一有待解决的文学任务就是让读者相信它。出于这个考虑，加上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合适，我们商定文章使用第一人称，并且署上他的名字。实际上，本次集结成书才使我的名字第一次和这些文字挂上了钩。

而第二件让我惊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事，发生在我们工作的第四天，当时我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给我描述一下引发那起事故的暴风雨。他完全清楚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字字千金，微微一笑，说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暴风雨。”还真是这样：气象部门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年的二月是加勒比海上又一个温和晴朗的二月。到那时为止从未在报端披露过的真相是，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一阵风使舰船发生了猛烈倾斜，造成了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货物散落，八名水兵落水。这一披露揭示了三个重大失误：首先，驱逐舰上是绝对禁止运输货物的；其次，正是因为超载，这艘军舰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最后，驱逐舰上运输的都是些走私货：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现在问题很明白了，这篇记述，就和那艘驱逐舰一样，带了些不够安全的政治和道德货物，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这篇故事被分为若干段，一连十四天在报上连载。一开始政府还颇为赞赏，认为他们的英雄终于奉献出一部文艺作品了。接下来，当真相慢慢被披露之后，再想阻止连载的发行，明显会被当作欲盖弥彰的政治手段。报纸的发行量几乎已经翻了一番，报社门前，读者们争相购买漏过的几期报纸，为的是收集完完整整的报道。专制机关，继承了历届哥伦比亚政府的光荣传统，想通过花言巧语来掩盖事实，就此翻篇儿。他们发布了一份严正公告，否认驱逐舰上装载有走私货物。我们则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指控寻找证据。我们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舰上拥有照相机的水兵的名单。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全国各地休假，我们还是找到了他们，并出钱买到了他们在航行途中拍摄的照片。在连载完成的一周之后，我们出了一期增刊，在登出全文的同时，还特别附上从水兵们那里买来的不少照片。从这些拍摄于公海上的朋友们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背景中摆放着不容置疑的走私物品的纸箱，上面甚至还可以看见厂家的商标。专制机关面对这一重击，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弹压手段进行报复，最终让我们的报纸在几个月之后关张了事。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遭遇种种威胁利诱，尽管如此，对这篇记述，他没有否定过哪怕一个字。他被迫离开了海军，那是他过去唯一熟识的工作，而且迅速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两年后，军政府倒台了，哥伦比亚政权又几度易手，表面上更光鲜了，可论起公正来，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与此同时，我在巴黎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时时思念着故土，这倒真有点类似于筏子上的漂流生活。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孤独的海难幸存者后来怎么样了，直到几个月前，才有位记者阴差阳错地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碰见了他。我见过那张照片，他年纪大了，有些发福，看得出来，他又有了不少的经历，同时身上也增添了些许沉着安详的气质，那是一个有勇气亲手将自己的雕像炸毁的英雄。

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再重读过这篇记述。尽管并不完全明白集结成书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觉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丧的是，相比对这篇文字价值的兴趣，出版商们更在意它是由谁的名字发表的，其实我很难过，这个名字恰好属于一个当红作家。这一次它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是因为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九七〇年二月于巴塞罗那Part 1我那些葬身海底的朋友们

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是要返回哥伦比亚。我们已经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待了八个月，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这里修理它的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在舰船维修期间，全体水兵会接受特殊训练。而不用上课的日子里，我们会干一些所有水兵在岸上时都会干的事情：约女朋友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到港口一家名叫乔艾·帕洛卡的酒馆，大家聚在一起痛饮威士忌，也时不时起起哄打打架。

我女朋友叫玛丽·埃德瑞斯，是我到莫比尔两个月后通过另一个水兵的女友认识的。尽管她学起西班牙语来一点儿都不费劲，我还是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把她叫成玛利亚·迪莱[1]克西奥。一到假日我就会请她去看电影，可她好像更愿意让我请她去吃冰激凌。我们就这样用我的半吊子英语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语交流，反正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吃冰激凌，我们总能互相听懂。

只有一次我不是和玛丽一起去看的电影：因为那天晚上我和伙伴们去看了《凯恩号哗变记》。我们中有些人听说，这是一部讲述扫雷艇上生活的片子，很不错。我们就都去看了。可那部电影里最精彩的并不是扫雷艇什么的，而是那场暴风雨。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那样一场暴风雨里，最恰当的做法就是转变船只的航向，就像那些哗变者所做的那样。可是，不管是我还是那些伙伴们，谁都没有遇过那么大的暴风雨，因此，整场电影看下来，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数那场暴风雨了。我们回去睡觉时，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还深深沉浸在那部电影之中，想想几天之后我们就要去海上航行，他对我们说道：“要是我们碰上那样一场暴风雨会怎么样？”

我承认我也被那部电影震撼。八个月来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海上那套生活习惯。我倒不是害怕，因为指导员早就教过我们落水时应该如何自救。可在看完《凯恩号哗变记》的那天晚上，我还是感到心中那阵不安并不寻常。

我并不是说从那一刻起我就对灾难有了什么预感。可是，我从未像这次这样在临近出航的日子里感到如此害怕。小时候在波哥大，我常看连环画，可从来也没有想过会有人淹死在海里。相反，每次想到大海，我总是信心满满。加入海军快两年了，每一次出海航行，我也从未有过任何不安。

不过承认这个也没什么丢脸的，在看完《凯恩号哗变记》后，我心里总有种近乎恐惧的感觉。我仰面朝天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我睡的是上铺—想念自己的家人，也想着我们回卡塔赫纳的航程，久久不能入睡。我用双手支着头，耳边回响着海水轻轻拍打码头的声音，以及睡在同一间舱房里四十名水兵宁静的呼吸声。在我下铺睡的是一等兵路易斯·任希弗，他的呼噜声大得像吹长号。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美梦，可倘若他知道八天以后自己将葬身海底，一定不会睡得这么香。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被这种不安所笼罩。起锚的日子飞快地临近，我一直试图通过和伙伴们聊天来放宽心情。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已经整装待发。这些天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谈论各自的家庭，谈论哥伦比亚，也谈及各自回去之后的打算。一点一点地，舰船上装满了我们要捎回家的礼物：大都是些收音机呀电冰箱呀洗衣机呀电炉什么的。我只带了一台收音机。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完全无法排解那种揪心的感觉，于是我做出一个决定：一回到卡塔赫纳，我就脱离海军。我可不想再经受这种航行的风险。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去同玛丽告别，原本是想把自己的担忧和决定一并告诉她的，但后来没那么做，因为我曾向她保证过一定会回来，如果我跟她说以后我不再航行了，她就不会再相信我了。我只向我最要好的朋友、二等兵拉蒙·埃雷拉透露了这个决定，他也对我坦言，说等回到卡塔赫纳他也要脱离海军。拉蒙·埃雷拉和我忧心忡忡，我们约上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一起去乔艾·帕洛卡酒馆喝杯告别威士忌。

本来我们只想喝上一杯，结果一下子喝了五瓶。几乎每晚都和我们厮混在一起的女友也对我们的行程了若指掌，她们决定为我们饯行，要喝个一醉方休，还要痛哭一场以表情义。乐队指挥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戴了副眼镜，这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音乐家，他把一组曼波还有探戈曲献给我们，他一定是把这些都当作哥伦比亚乐曲了。我们的女友全都哭了起来，喝了不少一块半美金一瓶的威士忌。

因为最后这个星期发了三回钱，我们决定好好挥霍一番。我是心里有事，想一醉解千愁。拉蒙·埃雷拉则是开心，他一向都开开心心的，他是阿尔霍纳人，打得一手好鼓，还特别擅长模仿各路时髦歌手的演唱。

正当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美国水兵走到我们桌前，请求拉蒙·埃雷拉允许他邀请拉蒙的女友跳一支舞，那女伴身材高大，一头金发，是那天晚上喝得最少却哭得最凶的一位—而且哭得真心实意。那美国佬说的是英语，拉蒙·埃雷拉推搡了他一把，用西班牙语回答：“你说的我他娘一个字儿也听不懂！”

那算得上是莫比尔市最热闹的一次打斗了，椅子在脑袋上砸得散了架，还惊动了巡逻的警车，来了不少警察。那个美国佬头上吃了拉蒙·埃雷拉重重的两拳。等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尔·桑托斯唱着歌回到军舰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登上这艘军舰。实际上，这的确是最后一次。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卡尔达斯号从莫比尔港起航开往卡塔赫纳。一想到要回家，大家都开心不已。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些礼品给家人。最开心的要数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我觉得米格尔·奥尔特加是最仔细和节俭的水兵。在莫比尔的八个月里，他没浪费过一美元。发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用来给在卡塔赫纳等他的老婆买礼物了。军舰起航的这天凌晨，米格尔·奥尔特加在舰桥上待着，还在讲他老婆孩子的事，这倒不算什么稀罕事，因为他只要一开口就不会说别的。他往回带了一台冰箱、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一台收音机，外加一个电炉。十二个小时后，米格尔·奥尔特加军士长将会躺在铺位上，晕得天旋地转。而七十二小时之后，他将葬身海底。死神的客人

舰船起航的时候，通常会下达这样一道命令：“全体人员各就各位。”这时每个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舰船驶出港口。我静静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对着鱼雷发射架，眼见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雾霭中，可此刻我脑海里想的并不是玛丽。我想的是大海。我知道第二天我们将驶入墨西哥湾，在一年的这个月份里，这条航线不算太平。天亮后我一直没有看见海梅·马丁内斯·迪亚戈中尉，他是舰上的二副，是这次海难中唯一殒命的高级军官。他高大魁梧，寡言少语，我总共也没见过他几次。我只知道他来自托里玛，是个大好人。

不过这天凌晨我见到了一级士官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他是我们的第二水手长，高高的个子，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他从我身旁走过，看了一眼莫比尔逐渐淡去的灯火，便向他自己的岗位走去。我觉得这是我在舰上最后一次看见他。

整个卡尔达斯号上，要说起回家的快乐，谁也比不上士官艾里亚斯·萨博加尔，他是轮机长。他简直就是头海豹，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身体很壮实，特别能侃。他四十来岁，我猜这四十年他多半时间都在侃大山。

萨博加尔士官有理由比别人更高兴些。在卡塔赫纳等候他归来的有他老婆和六个儿女。六个儿女中他只见过五个：最小的那个是我们在莫比尔的时候出生的。

直到天亮之前，这趟航行还算是风平浪静。不到一个小时我就重新适应了航行生活。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远方，消失在宁静清晨的薄雾中，东方已经能看到缓缓升起的太阳。这会儿我的不安情绪没有了，只觉得很疲惫。我一整夜都没睡觉，嘴里渴得慌，翻上来的全是威士忌的苦味。

早晨六点，我们驶出了港口。这时又有命令下来：“撤岗，值勤人员各就各位。”声音未落，我便向卧室舱房走去。我的下铺，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坐起身来，正揉着眼睛，还没完全清醒。“我们到哪儿了？”路易斯·任希弗问我。

我告诉他说，我们刚出港。说完我就爬上我的床铺，想好好睡上一觉。

路易斯·任希弗是个十全十美的水兵。他出生在远离大海的乔科，可他血液里流淌着航海之魂。当卡尔达斯号前往莫比尔大修时，路易斯·任希弗还不是这艘舰船的成员。当时他正在华盛顿学习枪炮制造。他严谨好学，英语讲得和西班牙语一样顺溜。

三月十五日，他在华盛顿拿到了土木工程的学位。一九五二年，他在那里和一位多米尼加姑娘喜结良缘。卡尔达斯号大修的时候，路易斯·任希弗从华盛顿赶过来，成了舰上的一员。离开莫比尔前不久，他对我说，一到哥伦比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安排，把他的妻子迁到卡塔赫纳来。

路易斯·任希弗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航行了，我敢肯定他会晕船。就在这次航行的第一天凌晨，穿衣服的时候他问我：“你还没有晕船吗？”

我跟他说没有。然后任希弗说了句：“再过两三个小时，我就会看见你连舌头都要吐出来。”“我看你才会这样。”我回敬了他一句。他又说道：“想看我晕船，那得整个大海都晕了才行。”

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竭力想睡一会儿，可这时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那场暴风雨。头一天晚上那种恐惧的感觉又从我心底升起。我又变得忧心忡忡。我转过身，冲着刚刚穿好衣服的路易斯·任希弗说：“还是小心点儿。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了。”

[1]在从英语转译为西班牙语的过程中，玛丽（Mary）等同于西语里的玛利亚（María），而埃德瑞斯（Address）在英语里有“地址”的意思，水兵们直接将之换作西语中的“地址”（Dirección）一词，此处音译为迪莱克西奥。Part 2我在“狼船”上的最后几分钟“我们已经到墨西哥湾了。”二月二十六日，我起来吃午饭的时候，一个伙伴这样对我说。前一天，我对墨西哥湾的天气着实有些担心。不过驱逐舰虽说有点晃动，前进得还算平稳。我很庆幸自己的担忧只是无端的瞎想，便走到了甲板上。海岸的轮廓早已看不见了。四周只剩下碧绿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可在甲板中央，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面色煞白地坐在那里，脸都扭曲了，他在忍受晕船的煎熬。这有一阵子了，在莫比尔的灯火还依稀可见的时候就开始了，按说米格尔·奥尔特加在海上并不是什么新手，可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

米格尔·奥尔特加在朝鲜待过，在帕迪亚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上服役。他算是经多见广，对海洋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可这一回，尽管墨西哥湾风平浪静，他还是得靠人帮忙才能起身去值勤。他就像是奄奄一息了，什么都吃不下去，我们几个和他一起值勤的伙伴要么让他坐在船尾要么让他坐在甲板中央，直到最后命令下来把他送到卧室舱房里去。然后他就趴在铺位上，头朝外，随时准备撕心裂肺地大吐一场。

二十六日夜里，我记得是拉蒙·埃雷拉对我提起，说加勒比海上情况有点儿不妙。按照大家的计算，这一天的后半夜我们就应该能驶出墨西哥湾。我站岗的地方正对着鱼雷发射架，我正满心欢喜地想，就快到卡塔赫纳了。这一夜很亮堂，高高的天穹上满布星斗。我自打进海军起就喜欢辨认星星。这天夜里，卡尔达斯号波澜不惊地驶向加勒比海，我则愉快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认为，一个游遍世界的老水手靠船只晃动的不同情况就能判断出这是哪一处海域。我第一次出海时的经历告诉我，此刻已经到加勒比海了。我看了看手表，是夜里十二点半钟。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十二点三十一分。就算船不怎么晃动，我也一样能觉察出这是到加勒比海了。而实际上船晃动得厉害。我这个从来不晕船的人也开始感到不安。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他正在下面的舱房，趴在铺位上，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早上六点，驱逐舰像蛋壳一样晃个不停。路易斯·任希弗躺在我的下铺，没有睡着。“胖子，”他叫了我一声，“你还没晕船吗？”

我说没有，但我告诉他自己很担忧。我刚才说过，任希弗是个工程师，勤奋好学，是个好水手，他给我列举了种种理由，说卡尔达斯号在加勒比海上没有一丁点儿危险，绝不会出事。“这是一艘狼船。”他这样说道。他还跟我提起，就在这一片海域，二战时这艘驱逐舰还曾击沉过一艘德国潜水艇。“这舰船稳着呢。”路易斯·任希弗说道。船晃来晃去，我躺在铺位上实在睡不着，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可左舷风越刮越大，我想象着卡尔达斯号在这样的大浪之中会怎么样。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凯恩号哗变记》。

尽管一整天的天气都没什么变化，但我们的航行还算是正常。值勤的时候，我努力想象着到卡塔赫纳之后要做哪些事情。我会给玛丽写信的。我打算每星期给她写两封信，说起写信我这个人从不懒散。自从我加入海军起，我每个星期都会给波哥大家里写信。我还常给奥拉亚街区我的那些朋友邻里写信，都还挺长的。因此我一定会给玛丽写信的，我这样想着，一面还每隔一会儿就算一算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卡塔赫纳：还得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这是我倒数第二次值勤。

拉蒙·埃雷拉帮我一起把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弄到了他的床上。他的状态越来越糟了。自从三天前我们驶离莫比尔港，他就什么东西都没吃过。他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脸色发绿，整个人都走了形。舞会开始

船从夜里十点钟开始跳起舞来。二十七日的白天卡尔达斯号也一直在晃动，可比起二十七日的夜里，就不算什么了。我躺在铺位上，为在甲板上值勤的伙伴们担心。我知道，躺在各自铺位上的人也没有谁睡得着。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对下铺的路易斯·任希弗说：“你还没晕船吗？”

正如我所料，路易斯·任希弗也没睡着。不管船怎么颠簸，他的好心情丝毫不减。他答道：“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看到我晕船，那得整个大海都晕了才行。”

这句话他总挂在嘴边。可这天夜里，他几乎来不及把这句话说完。

我先前说过，我心里很不安。我说过这是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二十七日夜半时分，扩音器里传来了对全体船员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的感觉不再是捕风捉影了。

我非常清楚这道命令的意义所在。舰船正在向右舷倾斜，到了危险的程度，需要用我们的体重去恢复平衡。我在海上航行已经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对大海真正心存畏惧。上面，海风怒号，甲板上的人员一定都是浑身湿透，瑟瑟发抖。

一听到命令，我立刻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路易斯·任希弗十分镇静，他站起身来，走向靠左舷的几张空铺中的一张，那是在值勤的人的铺位。我手扶着一张张上下铺，努力想迈开脚步，这时，我忽然想起米格尔·奥尔特加。

他已经动弹不得了。听到命令，他也努力想爬起来，但因为他已经晕得七荤八素，又摔回了床上。我把他扶了起来，安顿到靠左舷的一张床上。他声音低哑、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他感觉自己不行了。“要不我们去争取一下，别让你再去值勤了。”我对他说。

这样说不太合适，可如果米格尔·奥尔特加真的一直躺在他的铺位上，他也不至于死掉的。

二十八日凌晨四点，在船尾集合的我们六个，全都一夜没合眼。这中间有我朝夕相处的伙伴拉蒙·埃雷拉，还有领班的士官吉列尔莫·罗索。那是我在舰上的最后一次值勤。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我们就会到达卡塔赫纳。我打算交完班后好好睡上一觉，这样，当晚就可以上岸玩个痛快。离开卡塔赫纳已经有八个月了。清晨五点半钟，我在一个见习水兵的陪同下，去底舱检查了一回。七点钟，我们替换值勤的人，让他们去吃早餐。八点钟，他们又换下了我们。这就是我的最后一班岗。一切都太平无事，只是风越刮越大，浪也越来越高了，浪冲上舰桥，拍打着甲板。

拉蒙·埃雷拉在船尾待着。待在那里的还有头戴耳机的值勤救生员路易斯·任希弗。甲板中央半靠半躺着晕得半死不活的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船的这个位置晃动得缓和一些。我和二等水兵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聊了几句，他是舰上的仓库管理员，单身，波哥大人，为人很拘谨。我也记不起来我们当时都聊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从那时算起我们再一次碰面是在几小时后，他掉落海水，沉下去了。

拉蒙·埃雷拉正在搜集硬纸板，想用它们把自己遮起来，试图睡上一觉。舰船晃来晃去，卧室里根本睡不成觉。浪越来越猛，越来越高，一次次涌上甲板。我和拉蒙·埃雷拉在船尾绑得结结实实的冰箱、洗衣机和电炉之间找个地方妥妥地躺了下来，我们可不想被打上来的浪头卷走。我仰面躺着，看着天空发呆。这样躺着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心想过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卡塔赫纳海湾了。没有什么暴风雨；天气十分晴朗，能见度很好，天空蓝得透亮。这会儿我也不觉得鞋子打脚了，刚才交班之后，我换了双胶鞋。寂静无声的一分钟

路易斯·任希弗问我几点钟了。十一点半。一个小时了，舰船一直倾斜着，朝着右舷倾斜得很厉害。扩音器里又传来了昨天夜里发布过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和拉蒙·埃雷拉没有动弹，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左边待着。

我想起了米格尔·奥尔特加，不久前我还在右舷见过他，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靠着左舷躺下了，依然晕得死去活来。这时，驱逐舰突然令人恐惧地歪了一下；有点失控。我屏住了呼吸。一个巨浪向我们袭来，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就像是才从海里被捞上来的一样。过了好一会儿，驱逐舰才好不容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路易斯·任希弗站在岗位上，脸色发青。他紧张地对我们说道：“真见鬼！这条军舰失控了，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路易斯·任希弗紧张。在我身边，拉蒙·埃雷拉若有所思，他也是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地方，依然是一声不吭。一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拉蒙·埃雷拉开口说：“只要上头一发命令说砍断缆绳，让装的这些货滚下水里，我头一个就去砍。”

这是十一点五十分的事。

我也这么想，迟早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命令，把绑着货物的绳索砍断。这种做法有个名字，叫“减轻负荷，轻装前进”。只要命令一下，收音机呀冰箱呀电炉呀全都会滚进海里。我想，真到那个时候，我就得下到舱房去，因为虽说在船尾也很安全，可那是因为我们躲在了冰箱和炉灶中间。一旦没了这些东西，随便一个大浪就能把我们卷到海里。

舰船继续在波涛中挣扎前行，可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拉蒙·埃雷拉将一块篷布卷了卷，把自己裹了起来。我们都用篷布盖住了自己，又一个大浪，比刚才那个要大得多，直冲着我们扑来。我用双手护住脑袋等大浪过去，半分钟后，扩音器又沙沙响了起来。“这回准是要求砍断缆绳。”我想。可传来的却是另外一道命令，那声音坚定自信，不慌不忙：“所有在甲板的人员，请套上救生圈。”

路易斯·任希弗无比镇静，他一只手扶住耳机，用另一只手去套救生圈。而我，每一次大浪过后，总会先感到一片真空，接下来是一阵寂静。我看见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套好了救生圈，又重新把耳机戴好。于是我闭上双眼，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我的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

我听了差不多一分钟手表的声音。拉蒙·埃雷拉一动也不动。我估摸着时间是差一刻十二点。离到达卡塔赫纳还有两小时航程。有那么一瞬，驱逐舰仿佛悬在了空中。我抽出手来想看看几点了，可我既没看见手臂，也没看见手，更没看见手表。我甚至连浪也没看见。我只觉得这艘船完全失控了，我们藏身其中的那些货物一下子都滚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刚站起身来，海水已经没到我的脖子。我两眼瞪得溜圆，看见了路易斯·任希弗，他脸色铁青，牙关紧咬，想从水里探出身来，手里还高高举着耳机。这时，海水漫过了我的头顶，我急忙朝上方游去。

我朝着上方游去，竭力想浮出水面，一秒、两秒、三秒钟过去了。我还在拼命朝上方游着。气不够了。我快要窒息了。我竭力想抓住一件货物什么的，可那些货物都不见了。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浮出水面时，我朝四下里看去，唯有茫茫大海。一秒钟之后，在离我一百米开外的地方，在波浪中，舰船露了面，它四面八方都在向外淌水，活像只潜水艇。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自己落水了。Part 3我眼睁睁看着四个伙伴活活淹死

我第一个印象便是，在茫茫大海之中，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努力漂浮在水上，只见又一个大浪涌向驱逐舰。这时，它离我所在的地方已有二百米远，陷入波谷，从我视线中消失了。我想，它恐怕是沉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就仿佛是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的四周一个接一个地漂起了无数货箱，都是驱逐舰在莫比尔装上的货物。我漂浮着，身边是装着衣服、收音机、冰箱和各式各样家居用品的箱子，被浪冲得七上八下。一时间，我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概念。恍惚中我抓住了一只漂浮着的箱子，傻傻地看着大海。天气无比晴朗。没有任何迹象能显示这里发生过一场海难，除了海风中起伏的巨浪，以及那些四散漂浮在海面上的箱子。

突然，我听见近处有叫喊声。透过凄厉的风声，我清清楚楚地辨认出那声音来自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就是那个高高个子、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第二水手长，他正冲着什么人叫喊：“抓住那里，从救生圈底下抓住了！”

这时，我才像是从一个短暂而深沉的梦中惊醒过来。我意识到落进海里的不止我一个人。就在那里，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的伙伴们在努力划水，互相呼唤着。我迅速盘算了一下。眼下我不能毫无方向地游动。我知道我们离卡塔赫纳只有不到二百海里远，可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这会儿我倒还没怎么害怕。有一会儿我甚至想，我可以就这么抓住这只箱子一直漂下去，直到救援到来。一想到在我周围还有其他水兵和我处在同样的境地，我心安了不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那只救生筏子。

筏子一共有两只，并排漂着，相距差不多七米远的样子。它们是突然出现在一个波浪的波峰之上的，就在那几个互相呼唤的伙伴们那边。奇怪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游到了筏子旁边。转眼间有一只筏子从我视线里消失了。我犹豫了片刻，是冒风险向另外那只游过去呢，还是老老实实地抓住这个箱子不动。不过，在我做出决定之前，我就已经朝那只能看见的筏子游过去了，而它也在越漂越远。我游了差不多三分钟。有一阵子我无法看见它，但我尽量认准方向。猛地一个浪打来，那筏子竟来到了我身旁，白色的，很大，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用力一把抓住边上的把手，想翻进筏子里去。一直试到第三次才成功。上了筏子，我气喘吁吁，寒风无情地鞭笞着身体，我好不容易才坐起身。这时我看见筏子周围有我三个伙伴，正努力朝这边游来。

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仓库管理员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正紧紧搂着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的脖子。后者出事的时候正在值勤，身上套着救生圈，正高声喊道：“卡斯蒂约，抓牢点儿。”他们在货物中间漂浮着，离我有十米左右的距离。

路易斯·任希弗在另外一边。几分钟前我还在驱逐舰上见过他，这时他右手还举着耳机，竭力想浮起来。他镇静如常，带着那种要他晕船得整个大海先晕的好水手的自信，已经脱掉了衬衫，以方便游泳，可他身上的救生圈不见了。我就算没看见他的身影，也能从他的喊声里辨认出他来：“胖子，往这边划。”

我急忙抓起船桨，尽量向他们靠拢。胡里奥·阿玛多尔，以及紧紧挂在他脖子上的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离筏子越来越近了。再远一些的地方，我还看见了第四个伙伴，拉蒙·埃雷拉，身影小小的，只他一个，一只手抓住一只箱子，另一只手冲我打手势。仅仅相距三米！

当时若要我抉择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先救哪一个伙伴为好。可一看见拉蒙·埃雷拉（就是那个在莫比尔大闹了一场、来自阿尔霍纳的快乐小伙子，几分钟之前他还和我一起待在船尾），我就立刻拼命地划起桨来。可这只筏子有将近两米长，在这怒海之上显得十分沉重，而且我还是顶风划行。我觉得划了半天，只前进了一米不到。我心中无比绝望，又向四下里看了看，这时水面上已经见不着拉蒙·埃雷拉了。只有路易斯·任希弗还在坚定不移地向筏子游着。我坚信他一定能游到筏子跟前来。我听过他在我下铺发出的如雷鼾声，我相信，他身上的那种镇定一定能使他比大海更强大。

这时，胡里奥·阿玛多尔正竭尽全力不让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松开自己的脖子。他们离筏子不到三米远。我想，只要他们能稍微再靠近一点，我就可以把一根船桨伸过去让他们抓住。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浪打来，筏子被抬到了半空。从那个巨大的波峰之上，我看见了驱逐舰的桅杆，它正在离我们而去。等我重新落下来的时候，胡里奥·阿玛多尔，连同挂在他脖子上的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两人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路易斯·任希弗还在两米远的水中镇静地向筏子游着。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了这件荒唐事：明知划不动筏子，我还是把桨插进水里，好像是想让筏子别晃来晃去，让它就这么钉在原地。路易斯·任希弗实在累得不行了，他停下来歇息了一会儿，扬起一只手，就仿佛还举着那副耳机似的，他又对我高声喊道：“往这边划，胖子！”

风是从他那边吹过来的。我高声对他说顶风划不动，让他再加一把劲。可我感觉他根本听不见我的话。那些货箱都已经不见了，在波浪冲击下，筏子团团乱转。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离路易斯·任希弗有五米远，他又从我眼前消失了。可他又从另一侧露出头来，他还没有慌乱，为了不被浪头卷走，还时不时没进水里。我站起身子，把船桨伸出去，希望路易斯·任希弗再游近一点儿，能抓住这支桨。可这时我看得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失去信心了。沉下去的时候他又一次向我高喊：“胖子！胖子！”

我使劲划着，可……还是一点用都没有，和先前一模一样。我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想让路易斯·任希弗抓住船桨，可是这一次，那只曾经高高举起、那只几分钟前还高举耳机不让它沉没的手，在离船桨不到两米的地方，永远地沉了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站立着，在筏子上竭力保持着身体平衡，手里还举着那支船桨。我一遍遍地察看水面，心里盼望着能有人再露出来。可海面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风越刮越猛，咆哮着鼓起我的衬衫。货箱也都不见了。驱逐舰的桅杆越来越远，它告诉我，船并没有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沉没了。我平静了下来：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找我的。我想，说不定有哪位伙伴上了另一只筏子。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筏子上没有任何给养，事实上，这条驱逐舰上的救生筏都没有配备给养。可舰上总共有六只筏子，此外还有几只划艇和捕鲸艇。我相信会有伙伴像我一样抓住了一只筏子，这很合理，也许驱逐舰现在正在寻找我们呢。

突然，我觉得有阳光照在自己身上。那是正午的太阳，热辣辣的，闪亮刺目。我还没有完全醒过神来，茫然中看了看手表。十二点整。孤身一人

路易斯·任希弗在驱逐舰上最后一次问我时间，是在十一点半。我后来又看过一次表，十一点五十，那时还没有出事。在筏子上我再一次看表的时候，时间是十二点整。原来，从我在驱逐舰舰尾最后一次看表，到爬上筏子，试图救起我的伙伴们，到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筏子上，看着空旷的大海，听着凄厉的风声，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分钟之内，我却以为已经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想，等到有人来救，起码得要两三个小时吧。“两三个小时。”我这么盘算着。在我看来，对一个孤苦伶仃地待在海上的人来说，这段时间简直长得无法忍受。可我得尽量忍耐。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估摸着到下午三点，自己就会渴得喉咙里冒烟。太阳在头顶上炙烤着，我的皮肤被盐一腌，再被阳光一晒，变得又干又硬。落水时帽子弄丢了，于是我索性把头浇湿，在筏子边上坐了下来，静等救援。

直到此刻，我才感觉到右膝疼痛难忍。厚厚的蓝斜纹布裤子已经湿透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卷上去之后，我吓了一大跳：在我膝盖下方，有一道深深的月牙形伤口。我也不知道是碰到舰船的舷边磕破了还是落水时受的伤。我直到在筏子上坐下来才感觉到自己受了伤，虽说伤口还有点儿火辣辣的疼，但已经干了，也不流血了，我想可能是海水里盐的作用。我无所适从，便开始清点自己身上的东西。我得弄清楚，就这样孤身一人漂在海上，自己都有些什么装备。首先，我有只手表，它走得很准，我每隔两三分钟便忍不住要看看时间。我还有枚金戒指，那是我去年在卡塔赫纳买的，以及一条挂着卡尔曼圣母像的项链，依然是在卡塔赫纳，我从一个水手那里花了三十五个比索买来的。我的衣袋里只有驱逐舰上我的衣物柜的钥匙，还有就是一月份在莫比尔，我和玛丽·埃德瑞斯在一家商场里买东西时，有人塞给我的三张名片。反正也无事可做，我便读那几张名片消磨时间，等人来救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些名片就像是海难中落水的人装在瓶子里扔进大海的漂流信。那会儿我要是真有一只瓶子的话，我也一定会把一张卡片塞进去，走走遭难水手的求救流程，这样，等我这天晚上到了卡塔赫纳，也能对朋友们讲讲逸事逗逗乐。Part 4我孤身在加勒比海度过的第一夜

风是下午四点钟停的。放眼望去一片水天茫茫，没有任何参照物，因此，过了两个小时我才发现筏子在前进。其实，自从我上了这只筏子，它就一直在风的推动下笔直前行，速度恐怕比我用桨划行还要快得多。可我对行进的方向和此时的位置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这筏子是在向岸边驶去，还是在漂向加勒比海深处。我觉得多半会是后者，因为我始终认为，大海不大可能把一个离岸二百海里的东西推向岸边，更何况这东西还死沉死沉的，比如是一只筏子，筏子上还载着一个人。

最初的两个小时，我一直在心里追随着驱逐舰每一分钟的航程。我想，他们已经给卡塔赫纳发过电报了，也一定报告了事故发生的准确位置，那么，接到消息后岸上的人就会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来救我们。我算了算时间：不出一个小时，就会有飞机来到这里，在我头顶盘旋。

下午一点，我坐在筏子上注视着海平面。我卸下了三支船桨，放在筏子里，准备等飞机到来时迎着它们划过去。每一分钟都漫长而紧张。太阳炙烤着我的脸庞和后背，嘴唇由于沾了盐而开裂，火辣辣地疼。可这时的我既不觉得渴也不觉得饿。我唯一的需求就是飞机赶紧出现。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旦看见飞机，我就尽力朝它们划去，接下来，等它们飞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要在筏子上站立起来，用我的衬衫向它们发出信号。为了做好准备，不耽误哪怕一分钟，我把衬衫扣子全解开了，坐在筏子边上，四下里搜寻观察，因为我对飞机会从哪个方向钻出来完全没有概念。

就这样到了下午两点。风还在呼啸，风声里我还能听见路易斯·任希弗的声音：“胖子，往这边划。”这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好像他就在那里，就在两米开外，尽力想抓住船桨。可我知道，当海上有风在呼啸的时候，当巨浪撞击着悬崖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把记忆中的声音当成真实的声音。这声音会久久不散，迷人心智：“胖子，往这边划。”

到三点钟的时候，我开始绝望。我知道，这个点驱逐舰应该已经停靠在卡塔赫纳的码头上了。我的伙伴们，满怀着归家的喜悦，不一会儿便都会融入城市的大街小巷。我有种感觉，他们不会忘记我，这个念头给了我力量和耐心，我坚持到了四点钟。就算他们没发电报，就算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落水，到了这个时候，当舰船停靠码头，全体船员到甲板上集合时，他们也总该发现了吧。最晚应该在三点钟，他们会立刻发出通知的。就算飞机起飞前再耽搁一段时间，半个小时之内它们也总该往这边飞过来了吧。这么说四点钟—最迟四点半，飞机就应该在我头顶上盘旋了。我继续观察着海平面，直到最后风停了，我只觉得自己被一片无边的沉默所包围。直到这时，路易斯·任希弗的叫喊声才从我的耳边消失。黑夜无边

一开始，我简直无法想象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海上待三个小时。可到了五点钟，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反倒觉得再等上一个小时也不成问题。太阳慢慢落了下去，在天边显得又大又红，这时我才算找到了方向。我总算知道飞机会在哪个方向出现了：太阳在我右手边，我就朝正前方看去，一动也不敢动，目光一刻也不敢离开，眼睛都不敢眨，就这样面对着我感觉中卡塔赫纳的方向。看到六点钟，我两眼又酸又疼，可我仍然坚持盯着。甚至天变黑了，我还在顽固地坚持着。我很清楚那会儿已经看不见飞机了，但我总能在听见马达的轰鸣前看见那些红红绿绿的灯光朝我飞来吧。我一心想着那些灯光，全然忘记了黑夜中飞机完全不可能看见我。天空突然变成了一片赤红，我继续盯着海平面。后来，天空又变成了深紫色，我依然在搜寻。在筏子的一侧，第一颗星星出现了，像颗黄色的钻石，一动不动地挂在暗紫色的天空中。这像是一个信号，随即夜晚降临，浓重而巨大的夜幕笼罩住了整片大海。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陷入黑暗，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心里升起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无法控制的恐惧。通过海水拍打筏子的声音，我知道筏子还在慢慢地不知疲倦地继续前行。在漆黑夜色的包围中，我感觉到比白天更加强烈的孤独。黑暗中我坐在筏子里，看不见筏子，只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身下，无声无息地在深沉的大海上滑行，海面下充斥着奇特的生物。我感到无比寂寞。为了驱走这种寂寞感，我看了看手表表盘。差十分钟到七点。又过了好久，我觉得应该过了两三个小时吧，手表显示七点还差五分钟。当分针指向十二这个数字时，七点整了，天上布满了繁星。可在我的感觉里，好像已经过去了好长好长时间，天都应该快亮了才对。绝望之余，我只好继续想着飞机。

我开始有点儿冷了。想要在筏子上保持哪怕一分钟的干燥也是种奢望。就算你坐在筏沿上，下半身也都在水里泡着，因为筏子的底部就像一只挂在水里的篮子，吃水部分深达半米。八点时，海水比空气稍稍暖和一点。我知道待在筏子里面能让我免遭海洋生物的袭击，因为筏底有保护网把它们隔开。学校里是这么教的，在学校里你也就这么相信了，可那时的情况是：指导员在一个缩小了的筏子模型上做示范，时间是下午两点，而你坐在木凳上，身边还有四十个同学。如今，在晚上八点，当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海上，没有任何希望，你就会觉得指导员的话毫无道理可言。我知道自己有半个身子泡在一个不属于我们人类、只属于海洋生物的世界里，虽说冰冷的风一阵阵地抽打着我的衬衫，我还是没胆量从筏沿上挪开。按照指导员的讲法，筏沿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可不管怎么说，只有坐在那里我才觉得自己离那些生物稍远一点：那些巨大的未知的怪物，我能听见它们正神神秘秘地在筏子四周游动。

那天夜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小熊星座，因为它淹没在密密麻麻无边无际的星斗之中。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那么多的星星。整个天空都布满了星星，几乎没有留白处。我找见小熊星座后，就不敢再看别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眼里有了小熊星座，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在卡塔赫纳时，每当有了假期，我们常常在清晨时分坐在曼加桥上，听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尔·桑托斯唱歌，还有人用吉他为他伴奏。坐在石桥的栏杆上时，我总能在珀帕山那个方向找到小熊星座。那天夜里，我坐在筏沿上，仿佛回到了曼加桥，拉蒙·埃雷拉就在我旁边，在吉他伴奏声里唱着歌，仿佛小熊星座也并不在离陆地两百海里的远方，而就在珀帕山的上方。我想象在此刻，卡塔赫纳一定也有人正眺望着小熊星座，就如同我在海上看着它一样，我的孤独便少了几分。

我在海上的第一夜显得尤其漫长，也因为那天夜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在筏子上的这样一个夜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你心中满是对那些未知生物的恐惧，此外，你还有一只夜光表，你随时都在看时间。二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在海上度过的第一夜，我每一分钟都在看表。那完全是一种折磨。绝望中，我发誓不再这么干了，想把它摘下来装进衣兜里，免得总去操心几点钟了。我坚持到了八点四十。我倒也不渴不饿，坚信自己一定能等到第二天飞机到来。可我又一想，这样下去这只手表就会把我弄疯的。深陷焦虑的我把表从手腕上摘下来，打算把它塞进衣兜里，可把表拿在手上的时候，我转念一想，还不如把它扔进大海一了百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心中一阵恐惧：我想，没了手表我会更加孤独的。于是我又把表戴回手腕，继续每过一分钟就看一下时间，就像那天下午我瞭望海平面等候飞机时一样，最后看得两眼酸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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