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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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陷阱试读：
内容提要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艰巨性和复杂性而言，都是决不亚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那场第一次革命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场新的万里长征。如何夺取这场新的革命长征的最后胜利？上述毛泽东同志的话，正是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我们不妨类比地写道：
现代化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现代化事业正在昂首阔步地前进。在前进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教导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必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的前进。
了解中国！中国人是否已经真正了解了或者说透彻了解了自己的祖国？现代化的陷阱。序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话：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艰巨性和复杂性而言，都是决不亚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那场第一次革命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新的“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这场新的万里长征。如何夺取这场新的革命长征的最后胜利？上述毛泽东同志的话，正是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我们不妨类比地写道：
现代化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现代化事业正在昂首阔步地前进。在前进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教导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必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的前进。
了解中国！中国人是否已经真正了解了或者说透彻了解了自己的祖国？
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这代正在献身这一伟大事业的中国人是否已经真正了解了或者说透彻了解了自己的问题？
真正了解和透彻了解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或者正如许多巨人所说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这是中国人历史性的命题。特别是，正如江泽民同志一再指出的，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关键时刻”，这个历史性命题尤其显得重要，显得紧迫。
为什么是关键时刻？至少有下面几重含义：
一、21世纪即将来临。21世纪竞争将更加激烈，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能不能在21世纪屹立先进民族之林，现在是打下基础的关键时刻。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过将近20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和持续渐进的推行，现在已经到了质的飞跃的关键时刻。能否完成这一质的飞跃，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三、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许多问题，现在也已到了非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时刻了。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羁绊。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各个专业研究有素的专家，他们虽然不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但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聚集一堂，组织撰写了《中国问题报告》系列丛书。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崭新体现。
我不敢说他们所提问题都十分准确，观点都绝对正确。万事开头难。即使先行者的错误，也会是后继者正确的先导。因此，我敢说，这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工程，是一切关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人值得认真关心的事业。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和规律，无法也不可能依靠别人来解决，只有脚踏实地地站在中国大地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卧薪尝胆地耕耘的人们，才可能真正认识、透彻了解和认真解决它。
历史已经显示，并将越来越证明，1997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一年。让我们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勇前进吧。刘吉1997.1.13深夜于五乐斋
主编的话
牛年伊始，我受邀参加全国青联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扶贫团”赴河南南部山区。对我这样一个书斋学者来讲，切身感受一下中国开放改变的现实进展，遭遇一下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这正是盼望已久的机会。
初春还是那么寒冷，南下的火车带我们一行驰过辽阔的中原。出京门，过邯郸，下南阳。中原古地，当年金戈铁马厮杀的疆场，如今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腹地，成了中西部发展对比的试验场所。而这里，正是当年小平同志率刘邓大军数十万兵马进行中原逐鹿的主战场。在本世纪的下半叶，正是小平同志领导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第二次“决战”棗不过，这次他是全局的总指挥。
我们正是，也不过只是这次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决战中的普通的一员。我们的生命与它相联，我们的荣辱与它相关，我们的信念被它所溶化，我们的志向被它所感染。
南下的一路上，我想着我们这套书。在筹划这套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回答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是职业理论工作者。十多年中，我们的学者浸润在这一个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领域中，思考着，研究着，阐述着，与祖国的现代化进程同呼吸，与小平指引的改革总战略共命运。
改革18年了，我们亲身经历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变革。与前苏联的那种败家子式的“改革”相比，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禁为自己拥有邓小平这样成熟的杰出的领导人感到自豪。邓小平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中挽救了中国。
正如不少作者所论述、所预料的，我在河南南部的县里与干部群众座谈中了解到的问题，是那么迫切地要求有个明确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别在哪里？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据是什么？今天的意识形态战略要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它的出路在何方？我们的500家大企业的总销售额还不及日本三菱一家，为什么？下一个世纪，中国还能养活自己吗……这些问题，正是日夜困扰着我们的啊！不仅领导者，不仅理论家，而且茶前饭后，在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对这些问题的议论。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组稿写作过程中召开过几次全体作者的会议。这些作者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导、所长、副所长，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年无长少，学无先后。大家深切感受到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英明，体会到中国取得今日之发展和成就来之不易。我们要万分珍惜这一历史机遇，为小平同志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继承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添砖加瓦，维护它健康地朝前发展。这是我们这群作者的共识。在今日中国的言论空间很大、立场多无的情况下，我们不隐讳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或是改革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各种极端立场，抱着解决问题的、建设的心态面对我们的各种问题。左和右的极端都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们的学者从掌握的大量材料出发，有理有据地叙述了当前改革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出发，提出了种种选择。我们怀着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心情，企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我们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企图告诉我们的读者：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刨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
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去解决它、克服它，而不是因此消极对待它。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问题的真相是什么？比如失业问题，它为什么产生？它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轻重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对的办法是什么？学界提供的思路有效性怎样？从全局上了解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轻易地情绪化地去对待了。
问题暴露得越彻底，展现得越深刻，说明改革发展越是走向纵深。这给一切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为了解决解放战争相持阶段的难点问题。道理是一样的。丛书所描述和展现的诸多问题，个个是难点，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实践正在进行，实践还没有结束。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问题研究、论述，提供解决问题的种种选择，不仅可供领导者参考，而且也可供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如果可能，也可起到解疑答惑的作用，把前景和希望告诉群众，把困难和问题告诉群众，这就是将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亿万人的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研究社会，特别是研究当代中国。但囿于学科分工，我们一直缺少这样的机会聚集一堂，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现在，今日中国出版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一册在手，全貌在胸。出这样的书，实在是好主意，好举措。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中国的学者谈论中国问题是应尽之职。这部书的作者虽然政治倾向相似，但由于视点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论述问题的提法可能会有差异，也可能有不妥之处，祈希读者提出批评。
丛书组稿的时候，正逢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但他开创的事业将会永存。我想，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尽可能地将前进道路上的问题研究透彻，阐述明白，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为各级领导同志的决策提供一种参考——这是最好的纪念吧！许明1997.3.28于北京建内5号
导论：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冀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批判者而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一理想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实践。从本世纪7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先后踏上了改革之途，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就决定了改革的起始点相异，终极目标有别，取得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计划经济体制最明显的缺陷是在对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匾乏，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度都曾为这一问题深深苦恼。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只有中国才成功地通过改革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在短短10多年间，从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迅速成为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那种购买任何生活必须品要凭票证的日子已成了似乎非常遥远的回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无疑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深为之骄傲。
回首18年经济改革，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教训也相当痛苦深刻。行将进入改革向纵深拓展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目的是促进改革向纵深拓展，而不是否定改革。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本书是作者从中国18年改革的经验性体验出发，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包括作者本人搜集而得的许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对象，不是整个改革的全部过程，而只是在权力介入市场前分配的情况下，对中国财富流向及资源分配起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会对“灰色分配”的不良反应，同时剖析了一些对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探讨并厘清，有可能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极大障碍。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旧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一种方式发动并推进了改革，促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自发私有化进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所瞩目，但在10多年转轨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和前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而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心”。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很多，从资源的管理配置到财富的生产、分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遗产主要有下列几项：
第一项遗产即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称之为“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它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在于一点：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而我国由于种种无法规避的历史原因，在目前这种“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却是由政府部门在承担。在转轨期，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所谓分配不公，其实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即市场前权力分配）的不公。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不公，归根结底，不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第二项遗产即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断流失当中。
前18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债。可以说，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掌握庞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及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故此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因没有有效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却利用权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条道路和东欧国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寻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相差不大：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第三项遗产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2000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但其实深究下来，就会发现这一希望之脆弱：“现炒现卖”的社会保险体制究竟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实在让人不敢乐观。
第四项重要遗产，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坏得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1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官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像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有关就业与犯罪的关系向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就业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1996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总书记江泽民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通过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的。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效益日益收缩的现实。更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问题日益尖锐，而政府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享后政治约束显得缺乏力度。这种情况让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像的时候，又用另一种偶像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建立中国转轨时期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点：中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脱离这一点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使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屠龙术”。
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对于从事当前国情研究的分析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区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两大“科学”之间那种微妙和难以把握的差别。其实要弄清这两大科学的差别，只要仔细读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区别到底何在。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矢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蒙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人”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人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人们——亦即“经济人”面临诱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3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模式被称之为慈善的专制者。这种政府以社会利益为自己利益，并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同时它又可以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布坎南认为，这种模式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选择的作用，所以用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理论上必然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上述理论出发，得出如下推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挑战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这一模式模拟人们今天的社会行为，从此将用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引人一个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弓；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这两面在经济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伟大旗帜，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之上，开始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穿透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内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青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期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今后如何优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环境。因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环境”，中国如果要修蓝分配结果，就应该将焦点对准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固。考虑到在政府部门中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这一前提，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权力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
研究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为市场制度型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构架。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克服社会转轨期的动荡，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居于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缨尔·P·亨廷顿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经历了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从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时间。欧洲其它13个从拿破仑时代起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经历了73年时间。但从20世纪觎年代起，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会学家曾进行统计，在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却高达1%。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如果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比照，大家可能会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对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不管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只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最后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不少经济学者避开转型期中那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采用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如研究劳动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较生产率的差距、收入弹性上的差距、资产收入、雇佣者报酬、政府消费支出、民间消费支出、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看起来论证似乎都挺严密，但最后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痒。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学术语言与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学术论文，最后都落人了一种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总结。这种情况足以让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研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因为”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避开一些对改革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如权力这只严重变质的手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问题，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切中要害的认识。
这些年来，思想界人士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是采取一些边缘性探讨的方式，如批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想到哪改到哪，哪儿容易先改哪儿的“撞击反射式”改革；二是比较委婉地指出从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相互推动的整体过程，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相互协调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类探讨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深入探讨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论准备。但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对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实际变化进行理论梳理。这种理论梳理不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是需要认认真真从经验性体验出发，告诉世人我们已经走过了哪些路，这条路将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别的什么路。
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所蕴含的意义实在太过丰富，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还来不及彻底了解这些变化对现实的意义，更谈不上确定这段时期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什么样的地位。对于正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唯有冷静地观察社会，纪录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认真研究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及其过程，才能为后世国下一点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观察社会变动时，作者发现，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给模式改革这两项措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寻租者充分利用了它们的弹性——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有一定弹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给人钻，否则社会就丧失了活力；但如果弹性太大，则会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失败，让社会为之承担代价，这一关系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否要付出社会代价，尤其是公平与社会正义的代价？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早在1959年，为了铲除阻碍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联合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后来成为主流的发展概念。联合国基本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井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进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以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引入了“社会发展”这一概念。此后，曾在联合国长期任职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KarlMyrdal），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提出在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研究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和权力分配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认为不平等是这些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想法是错误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普遍贫因和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的原因，而且同时也是其结果，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条件。
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就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但是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人“道德复苏”才是真正的难题。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伸向何方，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它隐含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内核，必须要超越经济学范围去进行伦理追问。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10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乎还没有人对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伦理追问。
对资源分配中不平等问题的伦理追问
从名义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都属于国有，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起点的不平等引起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从土地市场开放以来，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名义上也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但在国有资产的使用这个环节上，却确实存在国有资产巨大流失的问题。于是这10多年改革中，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经济现象：在房地产热这一原始积累的神话中，物质进步导致地价上升，土地虽属于公有或集体所有，但地租、地价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瓜分即土地价值升值的大部分收入却归少数人纳入私囊，国家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积累。国有资产流失的结果是企业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而这些亏损企业的负责人却有不少竟能跻身为富裕阶层。推而广之，在目前的财富占有问题上都存在财富来源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必须对之进行伦理追问。这些追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两方面：
1.弄清由于资源占有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财富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义公平等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
2.如果当前的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就应该进行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虽然这种评价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人文道义精神；这种理论征伐虽不一定对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社会公众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对于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来说，通过这种追问至少可以使他们的价值观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廓清和纠正，因为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
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公平和正义的前提出发，对转型期资源分配不公产生的财富占有进行伦理追问，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迈进，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上产生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经济学如果对财富的占有不进行伦理追问，将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而流于纯技术性操作。
这种伦理追问虽与现实政策之间距离遥远，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制度与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关系出发，着重考察分析中国近10多年来的自发私有化趋势及社会的事后反应，并对所有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伦理追问。书中对社会问题所持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实际调查的感受，是作者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包括公务员、工商界人士、律师、新闻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各界人士进行多种形式的非正式采访后形成的。
本书导论、结语部分的侧重点在于对经济及社会发展作一些规范性的研究，在前六章 中，以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并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一纵轴，通过几次资本积累高潮来展示：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下，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来完成这一在其它国家需要历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国民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伦理观念支配下展开追求财富的活动的。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国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上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10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这少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这前六章，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少部分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桓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
本书的前六章 从纵向揭示了中国自发私有化过程，后四章 则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了市场前权力分配引起的种种不良社会反应，揭示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诸种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积怨，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叠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燃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似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政治经济的作用，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中国构成的社会压力既是近期的，更是远期的。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说明，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一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后四章 说明，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哪一条路的决定因素。
阶层分化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实上已涉及这一问题，要作更深入的探讨井非本书主要目的，因此并不列入专章论述。又如环境问题，在下一世纪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体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能走得更远，故此只在第八章《人口、就业与犯罪》中点明其重要性，也不进行专章论述。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问题都不是改革所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够深入的表现，要想克服上述问题，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将改革向纵深推入。
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蕴涵的意义非常丰富，而1978年以后的历史，不管从其本身的剧变，还是从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来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个年代。无论是洋务运动、辛亥革命，还是后来所有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没有像这10多年一样，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18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和挫折、失败与探索。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矛盾集结点。作者相信，由于这一时期蕴含的内容特别丰富，后来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将格外青睐。纵观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作者领悟了“改革”的意义：改革不是一段历史过程，也不是一次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社会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改革的过程，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实质上是处理和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面对种种困难，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退缩。如果我们将眼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就会发现这10多年改革只不过是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清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方面，转轨期的阵痛注定不可避免，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方面，注定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本书只是作者个人对转轨期的一些问题的经验性体验。如果要说它有什么意义，就在于它的实证性和所研究问题的直接性。
第一章 股份制：困境中的政策选择
十五大以后推行股份制改革必须要吸取的经验教训。
游戈于权力经济中的一些掌权者们，在“改革”的旗帜下，戏剧性地将权力参与分配这一套“寻租”的老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使得前几年一些地方的“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
现在要做的事主要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反应（包括不良反应）说清楚，不能只向世人展示美好前景，却不揭示潜在危机。
正文
本章分析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将似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为一分界线。在十五大以前，我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和动机，与十五大以后有明显区别。本章主要是总结十五大以前股份制改造中的失误和经验教训，以利于十五大以后各地在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时，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在这一利益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前的权力分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导致中伺的改革呈现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短短10多年时间。其时间之短暂，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数量之多，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从原始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几代富翁的身份以及致富方式来看，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泅异的富翁：第一代是被中国传统就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富家庭者、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等。这些人为生计所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竞争；第三代宫翁则是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故其资本原始积累能够加速度进行。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宫翁所能企及。笔者曾亲耳听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得地将此现象总结为：第一代富翁是“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则是“半人半神”——所谓“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颇有瞧不起第一代、第二代之意——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起来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在席卷中国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中，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就是在这批以官商结合为致富诀窍的“政商”出来以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这样一首重新划分富人等级的民谣：“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才起步，几十万元马马虎虎，百万元户才算数，千万元户是真富。”
剖析“股份制改造”和“圈地运动”的特点，最能看出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经济学家的悲哀：
淮桔成枳
本节主要分析前几年股份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们推动股份制改造的原初期望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距。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期望通过职工持有股票这一形式，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迫仗企业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以消除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而企业则主要考虑股份制的融资功能。许多改造后的“股份制公司”其实只是“翻牌”公司，运行机制根本没有改变。而这正是十五大以后推行股份制改革必须要吸取的经验教训。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再也无法掩饰亏损累累的破败相，而一度被视为解困良方的“承包责任制”，又使企业无法建立自我约束机制，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短期化行为，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大渠道。一些普苦寻求国有企业解困良策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股份制可以作为拯救我国国有企业的良方，于是先是论证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社会属性问题，以正朝野视听；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将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公司助种种具体构想。比较有趣的是，就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经济学家们争论方酣之际，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开始实施这一构想，深圳、上海等地先后推出多家公司的股票上市，后来席卷中国达数年之久的“股份制改造”运动至此算是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长达数年的理论准备中，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视这一现实，即西方国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国当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动机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画家仅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理论界则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在他们眼里，服份制发源地作为主要因素加以考虑的融资功能，反而被视为较次要的一个方面（下面将要提到，十五大以后我国倒是将融资功能作为“改制”的主要动机）——有意思的是，这一融资功能当时倒是被众多的企业经营者敏锐地注意到，并加以充分利用——按照部分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达到这样的期望：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与财务分配均在广大股东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企业的效益主要通过市场来评阶、因为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自然而然要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管，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活力，并根据市场需要调整投资方向。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的试验小心翼翼地在凡个大胆的企业里进行，社会的反应也比较冷淡，深圳市发展银行的股票是采取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摊派的方式才勉强发行完。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前后，许多人才痛感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整个社会很少有人会探究发展银行、金田、原野、万科等第一批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如何获得效益，注意的只是市场上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不少地方政府中的部分当权者受到启发，竟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运动，认为这样既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亦可以捞一大把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嫌不赂的“原始股票”。）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被“改造”后如何运作，当然都不是这批吃“阿公”（公有制）饭的官员和“企业家”们所要考虑的。在这种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从1991年下半年起，中国进入“股份制改造”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所谓“内部股票”或变相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各地的股份制企业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如江苏省在1992年至1993年上毕年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拥有各类“股份制企业，200余家，湖北在1992年初还只有股份制企业23家，到1993年初就达133家。新疆、山东、福建等数省因利用”股份制改造“名目违章向社会集资而受到处理。在这场发行股票的狂潮中，广东、海南为各省之冠，揭一份调查材料的不完全估计，广东省仅1992年通过发行”内部股“筹集到的多金就多达100多亿元。至于到底有多少企业已经”股份化“连政府部门都难以确切掌握。四川曾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等市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珠海曾以炒”内部股“闻名遐迩，并将深圳及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游资吸引过去。至1993年10月末，中国已有各类”股份制“企业3800多家；以后还在增加。这种被指称为”非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为今后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牌公司”，并未从低级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据有关部门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总的状况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这些国营企业搞所谓“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在于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解决困难或籍此捞一把。不少企业在清产核资时串通会计师事务所，在资产总额、资本利润率、资金利润卒、经营业绩等项目上弄虚作假。
据一份材料说，由于政府领导的出面干预，广东一些股制企业资产评估严重失真，佛山市就有一家企业评估资产总值赵出实际所有的4倍多。这类企业在“改造”后往往就是换一块牌子，人马依旧，机制未变；唯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公司简介中有了一张模仿国外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图。这些企业用国家的资金经营多年，其投资效益如此之差，又怎能保证它们在“股份制改造”之后，用股民的钱创造高效益？从近几年的实践看，不少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之后，经营状况并未好转，效益也没有提高，但是为了强化对股东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红”，每年倒贴14%一16%的股息给个人股东和法人股，某某市首家不上市股票“华东”股即是明显的例子。几年前华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用“保息分红”的办法发行股票，因经营管理不善，到1991年称“按国际惯例办”，不再“保息分红”，股民分红仅为6.62%，低于银行存款利息。某市一家股份制企业经营亏损，根本就没有钱分红，该市的政府领导竟帮着企业去借钱来分红。据作者调查，某一家在市场上颇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连年亏损。当总公司领导班子作出决定，规定凡连续亏损三年以上的公司经理在审计工作结束后就地兔职时、其瞩下的二级公司除两家和别人合营的公司之外，全资子公司的经理全部提出辞职，私下里有经理对其好友说：留下来也没有大大的油水，自己已有实力去干，汲必要受免职之辱。有一些公司在“改造”成“内部股份公司”几年以后，因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股票迟迟不能上市，股东啧有烦言。公司因股票购买者多是得罪不起的“关系户”和本公司员工，便又将股票戳悉数退回给股东。珠海市当年狂炒“内部股”，不少人被套牢，且多年得不到任何分红，股民们多方上告，珠海市不得不在1995年12月发出通知，对发行内部股票和集资券的公司进行清理。像这类低效益企业在“内部股份制”公司里绝非少数，凡有这类“内部股份公司”的地方，当地政府都要花费气力解决其遗留问题。
——“企业的主人”即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不少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未召开，董事会己宣告成立。而且董事会成员您往由公司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沿袭以往对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公司迷举的董事、董事长随意指派、调离。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合二而一、经营者就是监督者的格局，所谓“监督作用”纯用子虚乌有。在“股份制改造”的发源地广东省，不少企业反映；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常由一人兼任，更兼监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本企业的职工；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并不能参与、了解决策过程，形同建设。在许多股份制企业中，企业制度并没有什么创新。除了上市公司有千份说明公司资产状况的“招股说明书”和一年一度的“财务报告”之类的材料之外，绝大多数“内部股份制”公司都没有“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告”之类的东西提供给股东。这种情况在内地尤其突出。不少股东其实既不了解公司过去数年的经营业绩，又不了解公司事实上的主营收入。“企业效益”最多成为股东们在股市上的“炒作题材”，因为没有几个股东（包括兼具股东和职工双重身份的人）想长期待有股票，成为“主人”。
一份由广州市东方市场研究事务所发布的调查报告，饶有意味地说明了股东们是否具有“股东意识”这一问题。该调查所1995年3月在广州市内进行了调查，用三个指标衡量所谓：“股东意识”，在“是否了解所持有股票公司的经营情况”这一问题上，有43.3%的人表示“不太了解”，7.3%的人表示于根本不了解“在”是否关心发股公司的经营情况“这一问题上，有4.7%的人表示”根本不关心“有33.7%的人表示”不大关心“在自我评价是否有股东意识这个问题上，有28%的人承认自己偶尔有股东意识，有43.7%的人承认自己从未有股东意识。就这样一种情况，东方市场研究事务所还认为广州市民”具有较强的股东意识，可以想见股东意识不强会是种什么情况。“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和实践后果相差如此之大，中国的改革史上于是又多了一笔淮桔成枳的记载。就连一向主张通过股份制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并享有“厉股份”之称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对这种变相“改革”深表忧虑。一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高官，也认为这种大规模的、“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不仅会使中国的企业改革失去转换经营机制的“最后一张王牌”，而且还“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最终会导致整个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乃至市场经济的发展走一段很大的弯路。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本节通过大量实例，着重分析了前几年“股份制改造”运动中出现的弊端：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最后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从而使“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免费午餐”。
为什么前几年一些地方进行“股份制改造”，其期望与实践后果相差如此之大，还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于这种“改革”呢？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因为少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一次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
在股份制改造活动中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在资源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保持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使权力能以市场化的形式全面参与分配。这些寻租活动由于没有任何刚性的制度进行约束，各种利益集团只要进行各种活动，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这类寻租活动存在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一切经济活动中，本章谈到的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本来，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种成功的组织形式，前些年我国选择它作为产权改革的突破口也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游大于权力经济中的一些掌权者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在“改革”的旗帜下，戏剧性地将权力参与分配这一套“寻租”的老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使得前几年一些地方的“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
参悟出用“股份制”这种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并非始于80年代未、90年代初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运动。早在10余年前的大批中外合资公司建立之时，就已经有了一批“先知先觉者”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形式，开始为自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的过程中，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所占比例下降，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这样做的好处是中方负责人可以暗中吃“干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悄悄送给中方负责人。这种做法在沿海一带已是公开的“秘密”，后来也被内地效法。据统计，截至1992年为止，在全国8550多家参与中外合资的企业当中，有5000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达60亿元。
这类公司的国有资产如何流失，只要看看下面这两个绝妙的实例，就可略知大概。
一个是深圳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石6年12月，注册资本为60万元人民币，其股本构成如下：
国家股40%，由深圳市××工程工业总公司（国营）持有，总经理兼法人代表为林某某。
港资股为30%，由港商陈某某持有，陈是林某某的内侄。
私人股占30%，由林某某家族成员持有，实际投入8万元，只占注册资金的13%多。
其中的国家股是如此折算：××工程工业总公司以深圳市中心的南×大厦房产150平方米入股，折算价为几年前的预购价每平方米1800元，而当时该处房产的最低市价已达每平方米5000多元。与此同时，林某某又代表××工程工业总公司将同一大厦的另外1539平方米的房产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价格卖给了××公司。总注册资本仅60万元的××公司仅在这一处房产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利117.8万余元民这家公司经营一年多以后，因效益较差，国家股未获分红，私人股却分红11.5万余元，除投资全部回收外，还赚3.5万余元。
林某某的手法是当代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常见手法，但其涉及金额相对较少，获利手段也太过拙劣，与1991年中国的爆炸性新闻“原野风波”相比，这种流失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该公司于1990年3月上市后，曾名噪一时，被捧为“股王”。“以150万元起步，两年间净资产增长了60倍”的神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官商结合互相利用，在政策空隙中展开“事前寻租”活动——所谓“事前寻祖”是指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包括权力和金钱）促使形成某种对自己有利的资源分配格局，从而使数千万国有资产成功地转移到私人手中的一个典型。这个公司从国有资产占控制地位到最后只占1.4%的不参与优先股的荒唐演变，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原始积累史上的神话。
原野公司成立于1987年7月，注册资本为150万元，5位发起人股东为：
新业服装（国营），认缴股本45万元，占30%；
深海贸易（国营），认缴股本45万元，占30%；
香港开生（港商），认缴股本30万元，占20%；
彭某某，认缴股本15万元，占10%；
李某某，认缴股本15万元，占10%。
董事长由新业公司总经理沈女士出任。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家“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股份公司，符合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但实际上，彭是深海联合贸易公司的承包人，李是彭的亲妹夫。5位发起人中，实际出资的只有两家国营企业，彭名下的15万元，由深海联合贸易公司代垫；而香港开生公司名下的30万元股本和李某某名下的15万元股本，均由新业公司代垫。亦即在这150万元创业股本中，由深海投入60万元，新业投入90万元，港商及彭、李二人的股本均为虚拟投入。到1988年1月，香港开生公司退出原野，将其未曾实际投入的股权转让给由彭任董事长的香港润涛实业有限公司。据后来查实，这次转让只是一纸协议，润涛井未汇人分文资金。1988年2月，深海联合贸易公司也退出原野，其股权转让给新业公司。至此，原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为这样：
新业公司，占90万元；
香港润涛，占30万元；
彭某某，占15万元；
李某某，占15万元。
到1988年5月18日，原野公司的股东签署了一份很有意思的“增资”决议，将公司股本由原来的150万元增加至420万元。其中新业和个人所占股权不变，香港润涛则拟单方面增投270万元，加上原有30万元，共为300万元。此后润涛并没有增投资金，却以名义上的最大股东身份，从实际上已投入上百万元（未包括1987年9月借给原野的105万元流动资金）的新业公司手里，套取了原野的控股权。直到这一年的8月20日，润涛的300万股本才由高柏时装（深圳）有限公司代垫（据查，“高柏”也是新业公司的属下企业，一个多月后，这笔资金又退回三分之二给“高柏”），以便参加第一次资产评估的，溢价分配。10月4日，经深圳经济特区会计师事务所评估，认定资产升值金额达2754万元。10月18日，原野董事会决定对升值部分作变现处理，井进行分配，新业公司仅分得利润40万元，个人股东分得247万元，而润涛却分得2467万元，除提出1360万元扩大账面投资额之外，其余1107万元记人应付润涛公司账内。这笔“应付款”，减去了300万元入“实收资本”，余下807万元则通过各种渠道汇出境外。
1988年12月22日，经深府外复（1988）874号文批准，原野由股份制企业转变为中外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新业公司，90万元（不参加优先股）；
香港润涛；1660万元；
李某某，90万元；
李某，80万元；
许某某，80万元。
这里设立五个股东，只是为了凑足政府规定的发起人必须有五名之数，彭某某任公司董事长。待政府批准后，1989年3月末，李某某、李某、许某某这三个个人股东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彭某某的香港润涛公司。在此期间，彭为自己办妥了澳大利亚国籍，这一策略使得后来的股权纠纷成了一件涉外股权纠纷。1989年4月，为配合股票上市，原野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第二次资产评估。4月25日，经深圳市公信审计师事务所评估认定，原野公司房地产升值金额达人民币，4553万元4月28日，原野董事会又一次做出决定，将升值部分提出4550万元作为润涛对原野的增加投入资本，其余3万元作为资产评估费用。至此，润涛的账面投资已膨胀为6460万元，占原野总股本的98.6%，而投资最多的新业只占1.4%的股份，而且只是对公司决策没有发言权的不参加优先股！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资本所有权演变过程，其背后种种黑幕活动，自然是中国时下流行的权钱交易。这个惜“股份制”之名，从零资本开始，通过和政府部门人员及国有企业掌权人、社会公证机构密切合作，巧取豪夺实现资不大转移的无本万利生意，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展示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
经111990年的股市狂潮以后，许多持“原始股”者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的事实，激发了部分权力的不法使用者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热情，假“股份制改造”之名瓜分国有资产的原始积累活动被推向高潮。
在中国股市上成为百万富翁和事实，以发展银行股票为最典型的例子。假定有人在1987年花了2000元买了发展银行的股票100股，此后一直没有抛售，那么到了1993年，他所赚到的钱和投入可从下表看出：这几年，股票的持有者为买配股总共投入59100元，股票持有量则扩大到27027股，按每股60元的市价计算，收支相抵，大约净赚150多万元。正因为这一发财致富的神话曾是现实，也就激励了全中国搞“股份制改造”的热情。
像“原野事件”这类侵吞国有资产的活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据新华社北京1995年6月1日电，山西晋安化工厂原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兼太原小商品批发市场经理张某、厂劳动服务公司原党支部书记刘某某等人瞒着化工厂，于1993年亡月擅自将市场申办为劳服企业，取得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证书》，但未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4年10月，他们又将市场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将市场的部分资产215万余元无偿量化给个人。山西晋安化工厂和太原市体改委发现此事后，于1994年10月6日免去张某和刘某某的职务，并决定小商品批发市场暂缓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张某和刘某某等人仍于10月8日召开了“市场服份合作制创立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并借口自己是股份制企业董事会和股东选任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及由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至见报时止，还把持着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领导权和经营权。（见《羊城晚报》1995年6月2日）从张某和刘某某对这件事无所畏惧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这类借“股份制改造”之名侵吞国有资产的事情，在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半公开化了。
有的地方更直截了当，干脆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时，就给一些政府部门官员送上“权力股”，以便从政府手中批廉价地和廉价物质。原山东省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洪波就曾利用认购股票这一形式为自己及泰安市市委书记、市府秘书长、公安局长等权势集团谋取暴利。这种猖獗的寻租活动，使政府方面有所察觉，终于在1993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将这种利用假公证、假审计、假评估等手段，在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发行中，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无偿占有股权的行为列为“查办经济犯罪”的重点。“淮桔成枳”留下的思考
本节分析前几年“股份制”这张企业改制的“王牌”曾经失灵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从而使“股份制改造”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活动的猎物，股票市场成为过度投机活动滋生的土壤。前几年“股份制改造”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除了那些必须由国家控制的行业之外，必须使权力逐步从经济领域退位，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
正如前文所言，西方实行股份制其实着眼的是它的集资能力——它能将社会游资集合起来，形成较大的资本规模，去办分散的小资本办不到的事情，而不是我国一度非常强调的所谓“管理优势”。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中，和其它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股份制并没有在管理上显现出多大的优势。忽视了股份制最基本的筹集资金功能，过高估计了在筹集资金之外的、有一些甚至是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功能，如效率功能，必然会带来一大堆问题。
前几年我国利用“股份制改造”这种形式重组国有企业，最终竟出现这种“淮桔成积”的局面，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点：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试图用市场经济制度下特有的“企业精神”去改造国有经济部门，到底存在哪些障碍？
现在看来，前几年通过“股份制改造”重组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主要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点。从内部原因来说，这种流于形式的表面改造不可能从根本上激活企业的“企业精神”。所谓“企业精神”的具体展现，其实就是企业奉行何种管理哲学，以及企业通过管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通过股份制进行企业重组，其实质就是要改变企业的管理机制，这种改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步是按照企业本身的逻辑将企业组织起来，第二步则是使企业工作富有活力并使企业职工有成就。而前几年我国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重组，在不少情况下，只是翻了一块“牌”而已，重组的第一步大多也就停留在纸面上，很少付诸实施。而建立在第一步基础上的第二步，进行起来其实要比第一步还要困难得多。进入本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已基本确立一个这样的观念：企业其实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人，企业只有通过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才能完成其经济使命。在今天的社会中，企业已日渐成为个人谋生和与人交往并取得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的场所。因此使职工有成就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越来越重要，已日益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某方面意义来说，这第二步比第一步要困难得多。首先人的逻辑与工作逻辑根本不同。人力资源具有个性和工作主体资格，对于是否工作以及工作数量、质量能自我控制，因而就产生了责任心、激励、参与、满足、报酬等问题。在上述这种“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改制”企业的职工们其实都很清楚谁是最大的得利者，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指望职工们对企业产生应有的责任感，并积极参与企业的一切工作呢？在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没有走好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指望企业实现它的第三项任务——履行它对社会的责任。于是就出现了如前所述的情况：尽管政府和理论界注意的主要是“管理功能”，但不少企业的管理者却只注意到股份制的集资功能，不少企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因为这一点而踊跃参加“股份制改造”的。相当多的企业经营者在股份制改造时，千方百计地争取超规模发行股票，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多筹集一些资金。但由于政府的着眼点与企业的出发点有相当距离，企业“改制”以后，大都采取一种“瞒上不瞒下”的做法，对政府只要汇报自己如何通过努力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机制，使政府主管部门有业绩向上申报就行，股金的运用则基本上处于不受监控的状态。因之在资金的使用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将筹得的资金拿去放高利贷；有的拿去投放至泡沫经济领域，炒房地产、股票、期货；还有的企业在投资时，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书中对股东的承诺，随意支配资金，改变用途。由于投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的资金最后都被套在房地产、股票等项目上，经营困难。连股东的基本利益都没法保证，更无从去谈企业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从实践后果来看，前几年“股份制改造”出现的种种问题，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我国月前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按照国际惯例，股份制企业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法人资产，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权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它诸如股权的分散化、终极所有权、法人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行与自由转让等等，均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券投资保护法等。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我国的股票一级市场属于“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展开寻租活动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股份制企业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则，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导致利用内幕消息与凭借资金实力操纵股市行情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使股市成为过度投机活动滋生的肥沃土壤。远的不说，仅以1996年中国股市为例，这一轮股市狂潮根本不是某些中国大陆传媒所说的那样，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提前反映”，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银行由于居民存款高速增长而背负着相当大的利息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大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急需通过直接融资筹措大量资金。上述两方面情况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通过上市解决资金问题，但长久的低迷熊市已使大部分投资者裹足不前，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市必须要发动新一轮行情。这种社会背景使得中国股市在1996年带有相当大的投机色彩，大量的投机资金在短期内频繁进出股市，最高的一天竟达250亿的成交量。与此相随的是大量“消息灵通”人士利用内幕消息和资金实力操纵股市行情。1996年12月初，中国证监会对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28家机构在股票发行过程中违规拆借资金一事进行查处。据证券业人士透露，这种事情在证券行业相当普遍。近几年我国股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暴涨暴跌，过度的投机色彩使得证券市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严重受损，长此以往，资金市场将失去一条腿。
——由于本章主要讨论前几年“股份制改造”运动在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中的作用，而不是它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作用，所以这里只顺便提及改制失败的内部及外部原因，但这些确实是股份制玫造产生的诸种问题之根源所在。如果要想亡羊补牢，对现存的诸种问题加以校正，进行制度设计时，就必须考虑：第一，制度设计必须要能真正激活企业人力资源的活力；第二，必须从完善法治环境与建立配套法规入手，杜绝股市过度投机活动的滋生。
上述情况具体揭示了中国前几年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运动所暴露的深层问题：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它的出现，标志着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在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产权制度大规模变革的开始。它所暴露的问题揭示了我国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低估这种复杂性，将使改革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历史上，“种瓜得豆”的经验屡见不鲜。正如40多年以前那场以消灭有产阶级为手段、以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革命，最终井未带来期望中的富裕一样，这场以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也与初衷相违。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客观上只为一批权力圈中人物在短时期内积累巨额财富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并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从社会整体的实践后果来看，前几年“股份制改造”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整个社会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付出，因为大量资源浪费在企业为谋求“改造”以及“改造”后上市的寻租活动中。如果吸取“股份制改造”的教训，对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及时采取刚性措施加以限制，以后在“圈地运动”中再次出现的权力大规模参与资源分配的局面可能会有所改观。但是当时竟没有充分考虑到：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变化，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实行历史性转变，必须将权力尽快从经济领域中逐步分离出来，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只是这种制度安排必须通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完成。可以说，这种制度仓“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根本性制度建设，现代化成就的大小，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一制度性建设的成就如何。如何看待”十五大的改革主题：
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
那么，对于启十五大以后全国开展的“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改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
十五大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多种形式，国有资产股份化就是其中主要一种。这标志着我们已放弃“只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的旧思路。
国有企业的困境早已不是秘密，“药方”也开出了不少，如前所述，股份制其实是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出并付诸实践的一剂“药方”。不能说这个“药方”毫无成效，但它的实践后果与理想目标不一致也是有识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时至今日，这张企业改制的“最后王牌”再次被打出来，实在是时势所迫——有人用“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这种紧迫性，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说，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上述这些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确实令人担忧：国有伞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问题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川，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以步入良性循环。而国有企业员债率过高这一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行，导致金融危机。这就是这次国资全面股份化出台的社会背景。
只是与前几年的“般份制改造”的动机与目的相比，时下“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动机与目的有明显的差异，最根本的一点则在于改制的主要动机不同。前几年“股份制改造”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不少国有企业虽经“改制”却未达到这一目标），股份制本来的集资功能倒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今年的主要动机却是筹集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银行危机。这一以往讳莫如深的话题，一些提出“国资股份化”的经济专家们倒也毫不含糊地予以承认，如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魏杰就谈到：“目前财政已背着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财政支出中能用于经济建设，尤其是能用于国有企业投资的资金，已非常之少，因而财政与国有企业相互依存的因果链条正在发生断裂，财政无力再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源泉。”接下来他列举了一连串数据，如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已高达80%以上，而且死账及呆账累计达6000亿元以上，再加上企业赖账及拖欠等，银行的不良债务的比率已达25%左右。尤其是国有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只有3%左右（亦即银行的负债率已高达97%左右）。应该说，这一连串数据，代表着一些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的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中国确实存在金融危机隐患。
摆脱危机的机会目前确实还有一个，下列一串数据表明这一机会的存在：199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金融统计资料表明，我国银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42771.2亿元。而另一份资料表明，据对全国4万余户居民家庭记账调查和相关资料测算，1996年全国城镇“万元户”已达到6642万户，占全部城镇居民家庭的76%。国有资产管理局则公布，截至1996年底，国有资产总量57106.4亿元，1997年6月又公布说，国有资产评估后净值达32411.81亿元。这两组数据表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确实有民间资金作为支撑——虽然这民间资金的40%集中于不到10%的高收入者手中民老百姓确实也有一点购买意愿，笔者与一些微盈企业或减亏企业的职工交谈后发现，尽管职工们不太愿意购买本企业的内部股票，但因现在就业艰难，出于与企业休戚与共的考虑，再加之有些企业采用每人份额由本单位工会从企业公积金中出资若干补贴这一方法（如出资6000元即可得面值：万元的股票，由企业补贴40%之类的方法），一般都表示可购买一定额度的企业内部股票以支持改革。
凭心而论，企业改制从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根本找不到包医国有企业顽症的灵丹。时至今日，换谁去进行诊断，也开不出什么更好的药方。将股份制改造比作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后一张王牌”，确实恰如其分。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看待十五大以后“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企业改制，就会发现，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倒不在于这次改制又为某些权力的不法使用者提供“免费午餐”，而在于改制以后的股份制企业要怎样才能进入良性运作状态的问题。由于这次“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完全是我国在困境中所作的一次政策选择，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现在要做的事主要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反应（包括不良反应）说清楚，不能只向世人展示美好前景，却不揭示潜在危机。这就好比良医开药方时，既要讲清楚药方的治病功效，也要讲清药方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更何况前些年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不在这次改制中力图克服，将会导致这次大规模企业改制流产。
毫无疑问，通过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是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在此时此刻，认真总结前几年股份制改革中“淮桔成枳”的教训，是每一个人都应尽的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的病根在于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用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目的就是法除这一病根，避免资源浪费。简言之，以往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
一、没有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前几年“股份制”这张王牌失灵的原固，主要在于没有解决“企业无上级”的问题。在正统的股东主权模式中，经理层的无能、怠惰以及道德风险都是通过外部股东来校正的，外部股东要发挥作用，则要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功能的资本市场。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劳动市场。但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与劳务市场都是缺少的。改制后。的企业经理层基本上还是通过上级行政命令指派，一些地区搞所谓“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受委托人其实也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子。“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由此产生了“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第二点原因。
二、在董事会成员兼经理人员与企业财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制，经理层还照样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却不用承担资产责任和财产损失，他们所要对之负责的事实上仍然是上级而不是股东。
上述原因是前几年股份制改造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只要对经营者行为和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校正机制，不仅“股份制改造”面临前几年那种“新瓶装旧酒”的局面，其它任何改制方法如“债权改股权”之类也莫不面临同样的问题。
可以说，上述这些企业在用股份制重组企业资产后，实际上并未形成所有者在位的产权关系。前几年“股份制改造”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那种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弊病在一些国有股占大头的股份制企业里一如其旧。经理层对股东的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股东大会不可能因经营层的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他们解职，因为任免经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决定权不在股东们手中，而在最大股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手中。在这类股份公司里面，股东的身份由国家变为企业法人或者个人，只意味着将资产风险从国家那里转移给其他的法人或个人股东。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多种多样，十五大精神只是为全国提供一个主要思路，并没有提倡大家一哄而上，不管自身条件如何，千军万马都去挤“股份制”这一条独木桥，各地还得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开出“药方”，以解决当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曾说过：“企图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指导一切经济活动会引起不可胜数的问题……因为一种经济计划的种种目的，或其任何一部分目的，不能够离开特殊的计划来界定。”
经过18年改革，所有深谙中国国情的学者其实都应明白一点，那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发达国家出台一项法规极不容易，但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则相当严格；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遇到相同的困扰：出台法规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走形变样。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懂得了这一点，介入决策的学者们就应该在制度设计时，提出种种限制变形的有力措施，以免“淮桔成枳”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这一次如弄得不好，有可能引起危机共振。
第二章 90年代的“圈地运动”
据行内人士透露，各个环节流失的“买路线”占楼价的20～50%左右。中国这个低收入国家出现高收入国家房价的扭曲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股份制改造热”和“圈地热”，虽然以世界罕见的速度造就了一批大富翁，但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生产率提高，滋长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劣化了社会道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为害极大。
反腐败，不但要警惕权力和金钱结盟，更要警惕“理论”和金钱结盟。
※※※
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承包责任制，以及前几年开展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使许多人成功地对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在稍后一点的“圈地运动”中，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力阶层与某些利益集团相结合，将寻祖活动延伸到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将瓜分国有土地资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展开
本节分析了自1987年至1992年的“圈地运动”（政府批评为“开发区热”）在我国展开的政策背景：第一阶段采取非市场化手段，即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即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以前者为主，这种划拨方式的缺陷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寻租活动最猖狂的领域。
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土地使用模式：土地资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任何用地都得经过行政划拨。直到1986年《土地管理法》出台，才突破了实行20多年之久的行政划拨方式，规定了行政划拨和有偿出让两种形式并行，提出了建立土地市场的初步构想。但是，要使法规条文得以落实贯彻毕竟很不容易，在此后展开的“圈地运动”中，非市场手段始终是分配土地资源的主要手段。
从1987年开始，到1992年达到高潮的“开发区热”中，被圈占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量耕地。“圈地”的手段十分复杂，而其进程在各地亦有快有慢。大体上说，“圈地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即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城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在深圳试验的基础上，1989年3月中国七届人大会议修改了宪法，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一条款后面，又补充了一句：“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90年5月以国务院55号令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进一步对土地使用权的多项经济权利作出明确界定，规定在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可以获取有限度的占有权、利益权和处理权，使用者可以用出售、交换、赠与等形式转让使用权。从内容来看，这一法规是在土地所有权边缘所做的改革，它的出台，为以后各地的上地有偿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世界范围内不乏利用土地资源有偿转让获得大量资金，从而使本国经济起飞的成功例子。深圳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尝试，以及中央政府用法律形式对这一制度改革的肯定，无疑是对经济发展方略的正确选择。但由于这一制度留下的操作缝隙大多，这一围绕土地所有权边缘所做的改革，又被官员队伍中一些腐败分子加以充分利用，从而使得这一改革再一次成为规模盛大的“免费午餐”。“圈地运动”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1992年香港资本市场总量的十分之一均投向大陆房地产业。一时间，“开发区热”遍及全国，巨额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开始吸纳日本和韩国的资金；当年，各地政府者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从1991开始，直至1993年初蔓延全国的所谓“外商投资热”，其真相就是外商对商品住宅楼宇、别墅、写字楼和通用厂房的投资迅速扩张。据估计，中国这几年开放房地产市场所吸纳的外资，占了“引进外资”总额的90%左右。
据国家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统计在内的村级、乡镇级开发区，“圈地”热于此可见一斑。
最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社会备方面一点也没注意到这种“圈地热”后面潜藏的巨大危机，就在宣布清理后的一个月，即1994年4月入日，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一则通讯还将房地产业称之为“市场经济新宠儿”，并罗列了一大串数据说明房地产业发展之迅速。那些数据倒是可以用来说明当时房地产的虚热到了何种程度：1992年全国的房地产共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12400余家，各类房地产经营、管理、修缮公司4700余家，房地产交易中介机构4000多家，从业人员250万人。1992年商品房竣工1896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57.75%；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额达到529亿元，增长87%；房地产开发利用外资7.05亿美元，增长226%；沿海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明显快于内地，海南、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七省市1992年完成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就占全国的6成以上。
在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速度”面前，中国似乎又一次热昏了头。权力渗透“圈地运动”
本节主要分析了广东、海南、广西北海、北京、上海等有代表性的地区，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作用下，土地供给总量夫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的严重局面。“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令中央政府为之扼腕。面对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的局面，非既得利益者的各界人士对“圈地热”啧有烦言。
所谓“供给总量失控”，还不仅仅是指上述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主要是指各地在缺乏与项目、资金衔接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许多地方在项目都没有的情况下，就盲目批出大量土地，而这些土地根本就没有能力开发，晾在那里晒太阳。以湖南省为例，到1993年下半年，已建立各类开发区300多个，总面积达2485平方公里。但绝大多数土地开发的资金都无着落，无力进行“七通一平”等基础性建设，所以只见开发区挂牌、圈地，却不见有谁正式“开发”。直到1995年11月，仅湖南长沙一地因以上原因导致“晒太阳”的土地还有数百万平方米，有的已“晒太阳”长达七八年之久。
据国家农业部的官员介绍，这些开发区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1992年中国净减少耕地超过1000万亩，形成1949年以后中国耕地减少量的第三个高峰。这些被征集的土地大部分并没有投入开发。到1992年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是非农建设用地指标不断被突破，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闲置在那里晒太阳；另一方面却是大批的农民无地可耕。仅以广东省为例，截至1996年全省查荒灭荒大检查为止，过去10年问该省城镇扩大规模占用的土地达133.5万亩，其中耕地占了一半。
对社会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土地供给方式的失调。所谓“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如炒地炒得白热化的海南，在土地供给的一级市场上，权钱交易几乎是公开的。不少手握实权的人和房地产公司串通一气，以极其低廉的象征性价格大批圈占土地，然后转手获取暴利。当时海南人普遍有这样一种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钱赚。在“圈地热”高峰时期，仅在海口一地，就麇集了600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300多家建工企业和200多家规划设计单位。这些企业只要自有资金能够抵付银行贷款，就大量圈占土地。有门路的国内外商人常越过基层办事单位，直接找省、市、县一级领导批地，市、县一级的土地规划部门形同虚设。许多人圈占土地发了财后就一走了之，“圈地热”并未引发“建设热”，海南省的经济至今还徘徊于“圈地热”退潮后的萧条之中。
广西北海市的“圈地运动”并不比海南逊色。该地虽在中国沿海的14个开放城市之列，但多年来却无法启动“开放”之门。该市政府效法广东、海南，抓住房地产业，掀起了“开发热”，在1992年一年之内就建立近20个开发区，批出土地80多平方公里，批准成立房地产公司500多家。到1993年6月为止，该市的房地产企业已有1100多家。能在一级市场上拿到土地的，自然都是和权力圈沾边的人。当时的北海市市长帅立国曾对别人感叹自己的“苦衷”：“北海市的房地产虚热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虚热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么办法？批来的条子我能不签字吗？知道这种情况是错误的，但我也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中国特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地就是这样几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
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则又是另一番景象。1992年一年之内，该市经行政划拨的土地达24000余亩，其中一次性划拨占地10亩以上的便达总数的80%。仅1993年1月，一次性行政划拨10亩以上的土地就有8批。1992年土地划拨量是1991年的3倍多，而商品房投资总额却只比1991年增长42.2%，可见为数不少的人意在“圈地”，而不在建房。正因为北京的“通天大腕”多，行政划拨土地容易，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992年2月4日，北京市举行首次土地招标，在为期4天的招标期内，竟无一位投标者光顾。道理很简单：能花少许钱打通关节弄到行政划拨地，又有谁会去要那代价高昂的“招标”竞买地？
即便在较早实行土地有偿使用的地区如广东，截至1992年底，招标出让的土地也不超过土地供给总量的5%。深圳特区在实行土地有偿出让的第6个年头——1992年，其招标出让的土地也仅仅只占土地供给总量的25.2%，大部分土地还是采取行政划拨方式。在建设部宣布清查后，深圳市人大、政协联合组团对宝安、龙岗两地进行清查，初步统计出两区在“圈地热”中占用的农业用地（包括鱼塘、果园、菜地、稻田）共计7万多亩，其中有近5万亩属于违法用地，约涉及3000多个项目。而与“圈地热”相伴而行的是深圳市的蔬菜零售价格比1992年同期上涨一倍多，各种鱼类的价格也翻了一番。
这种行政划拨方式，一方面妨碍了房地产市场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导致种种腐败现象丛生，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在土地一级市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圈地热”已过去好几年的1996年，一份详细的资料记载着这样一些数字：1992年至1994年问，广东共发生各类违法批地、用地案件13849宗，涉及面积15.2万亩，其中属政府部门违法的占89%左右。在1996年广东省的查荒灭荒大检查中，查明因非农建设征而未用的23.8万亩闲置土地中，70%是政府部门所为。
权力不法使用者的盛宴——瓜分国有土地收益
本节通过许多事实，展示了国有土地收益如何在和土地沾边的某些权力者的共同作用下，大量流失到个人口袋这一事实。并分析了“圈地热”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只得到很少收益，大部分收益都通过各种“灰色渠道”流失，从而使权力部门中人受益，形成了最具政治意义的收入分配畸变，并使中国丧失了一次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机会。其次，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商品房价高涨，以及供需严重脱节的状况，政府住房政策受到巨大冲击。
尽管《土地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规明确了国家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权，并规定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等市场行为征税，但在划拨土地这个环节上却存在大量“灰色行为”，所以事实上国家并未成为土地资源出让的最大受益者。权力介入房地产业，使“圈地运动”的早、中期参与者大发其财，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不完全的保守估计，在“圈地运动”期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每年逾百亿元。
在广东、海南、深圳、北海、上海等地的人都明白，只要和土地沾上边，几乎都有可能“发达”。从征地开始，为数众多的村干部和村土地经办人，以及区、镇、县、市国土和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环节都需用钱来打通“关节”。“前门”往往走不通，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公文袋”，袋里装上一扎一扎的现金，一般数目是几万人民币加几万港市。一位“圈地”的参与者曾绘声绘色他讲过他“腐蚀”广东干部的“送札三部曲”：首先是问清该主管干部的电话号码、住址，第一次上门时提一些水果“投石问路”，第二次再送“红包”，以后就是面对面地“讲数”。而另一位则别有见解，说这些先富起来的广东干部对钱的兴趣已不是很大，倒是对北方（广东韶关以北）的美女垂涎三尺。于是他就投其所好，广揽美女做“公关小姐”，具体的“服务项目”则事先讲好。这些在各个环节上流失的“买路线”最后自然都计入成本，使市场商品房价格高涨。不少行内人士透露，这一类“前期开发费用”几乎占楼价的20～50%左右。中国这个低收入国家出现高收入国家房价的扭曲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
一篇题为《深圳市村镇土地管理中腐败情况调查及其对策》的调查报告，对“圈地运动”所引发的种种腐败行为有详细的说明。这篇调查报告谈到，仅在1993年上半年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内，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就收到有关一些干部利用村镇土地开发、转让之机进行贪污受贿活动的举报36件，涉嫌46人。其手法主要有下列几种：一是利用土地转让之机，依仗职权搞“台底交易”，收受所谓“茶水费”、“好处费”，数额动辄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二是利用经办转让土地的手续，与对方串通，瞒报地价，采用以多报少、大头小尾等手法，侵吞土地转让款；三是利用土地开发的审批权，与客户搞权钱交易，这在一些国土管理部门比较常见。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将申请拖着不办，然后看谁“醒目”，谁“识做”，谁的手段高明，吃喝玩乐一条龙，就给谁办理。深圳市宝安县建设局规划科副科长余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位职务不高但“权力”却很大的副科长利用审批权，先后索贿225万元人民币、313万元港市。至于利用区（县）、市、省三级多头批地弄“人情地”、“关系地”更是常见手法。仅深圳一地已经“曝光”的就有市房管局局长陈炳根，福田保税区主管地政规划的3名处长和一名科长，宝安的10多名村干部，以及因搞房地产开发而贪污受贿达800万元之巨的曾利华。一个长沙市国土局，从局长左天柱到下面的干部，就有10名因受贿而受处理。在号称“炒地”炒得发了疯的广西北海市，其中黑幕更多，在中央联合调查组经过两年调查才查清楚的有关北海“圈地”的贪污受贿案中，涉及人员达123人，其中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0人，涉案金额达1.1亿元人民币。北海市委的3个常委即常务副市长王芳春、政法委书记彭福钦、组织部长何有学均因大肆贪污受贿受到惩处。
在这次“圈地运动”中，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将它的种种弱点暴露无遗：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制约地方政府人部分领导者在土地开发中决策的随意性。甚至已出现过这样的例子，一些不同流合污的国土管理干部，竟被当地政府领导以“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不合拍”、“胆子不够大”、“阻碍地方经济发展”为由，或调离领导岗位，或被降职使用。这些批出来的地很少进入真正的开发，大部分都被炒来炒去。广西北海市的土地，地方政府实行“低门槛政策”，但在1993年上半年，这些土地经三四次转手后，市场价格涨至原价的一二十倍。广东淡水。惠东的地皮更是成了“要多少有多少”的无限供给局面。这些地方的土地价格随行就市，全视经办人得的“好处费”多少而定。一些能拿到“条子”批地的人，几乎不用资金，只需交一点点手续费拿到“红线图”后，便马上将土地脱手，立成巨富。重利吸引之下，广东附近的湖南、四川等地，大大小小的权势者多方筹集资金来广东炒地。1992年下半年，淡水“熊猫汽车城”项目告吹，惠州市政府决定于1993年4月份召开“土地清查联席会议”，准备将资金项目落实不了的土地收回。不少圈占了大量土地的本地单位及人士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纷纷以重金回扣相许诺，动员各路神仙出动，四处拉买主，最高回扣竟达成交金额的10%以上。不少湖南人回去动员家乡的单位或个人前来淡水、惠东炒地皮，一时之间，湖南不少县、市的党政部门和“能人”，都争先恐后以各种名目，通过各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奔赴淡水去发“地皮财”。在“炒风”最烈的湖南省邵阳市和邵东县，就连教委、体委。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会这类俗称“清水衙门”的事业单位都不示弱，纷纷倾囊而出，把教育及体育经费全都拿出来，聊作“以钱生钱”的资本。一些曾参与炒地皮的人透露这种炒法对参与者的“好处”：赚了，公家得“小头”，送点钱回单位去交差，私人则得“大头”，参与者和跟随坐镇的银行代表利益均沾；亏了，拍拍屁股走人，自有地皮和“红线图”之类的放在那里向单位和国家银行交待。湖南邵阳市一家工商银行挪用公款到淡水炒地皮所赚的钱，全被集体私分。截至国务院下令禁炒地皮之时，湖南省全省银行乱贷款、乱拆借投入到房地产上的资金已达数十亿。这些钱全被冻结在地皮上，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凡参加“炒地”的市、县至今还未恢复“元气”。
在任何国家，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更是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在有着天文数字般庞大人口的中国，土地资源的约束已经相当严峻。在人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有着双重目标：一是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来积累建设资金，这对资金匮乏的中国来说，确实非常必要；二是希望通过此举促进住房商品化，以利于我国在2000年时达到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的社会目标。但是由于权力的高度市场化和少数地方政府权力层的群体腐败，使实际结果远远偏离了上述目标。
首先，由于一级市场上实行土地供给双轨制（行政划拨和有偿出让）模式，这就使大部分土地通过行政划拨流入二级市场，这部分土地基本上没有多少收益可言。而有偿出让的那一部分，由于缺乏地价评估、地价管理的行政法规和公开的地价标准，使许多地方的掌权者在有偿出让的过程中，为了从中取利，竞相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土地资产，造成国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大量资料表明，中国土地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低，1985年一般城市地价约为5～8万元/亩，1988年上涨为15～20万元/亩。近几年沿海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地价猛涨，己超过100～200万元/亩，有些黄金地段更高达700万元/亩。这些价格往往是一级市场的数倍乃至10多倍，价差在中间环节大量流失。所以不少地方的土地虽然大量出让，但地方政府却未能形成大的积累，只使不少权势者和参与炒地者成为巨富。有人。曾算过一笔详细的账，政府出让的大部分未经开发的生地或不完全具备“七通一平”条件的毛地，土地价格大多都很低。根据北京市黄金地段土地价格分析，未开发成熟的土地批租价格只占开发成熟的土地价格的10%，即：一块开发成熟的土地的价格，一般包含10%的土地出让金、30%的基础设施和基地处理投资，以及60%的土地增值费。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段时期这样一种土地供给方式下，政府出让毛地或生地，仅仅只能拿到二级市场上土地价格的10%。至于中国房地产业的利润，用行内人士的话来说是一个“秘密”，即一个永远也无法测知其深浅的财富“黑洞”。每一个涉足房地产的人，由于土地的来源和拿到土地的时间不同，从而得到的利润也很不相同。总之，通过这种“灰色渠道”形成的收入分配畸变，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大滑坡，使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混乱，社会公众对于不公平现象的怨恨情绪普遍增强。
其次，出让土地虽多，却井未使民众的住房问题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解决。由于土地二级市场价格过高，建造以中下等收入者为销售对象的大众化住宅根本元利可图，开发商们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港台人士和国内的“大款”为销售对象，这就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严重的供需脱节。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对世界各大经济中心城市的楼价进行对比，我国中心城市的楼价已与英国、美国的中心城市不相上下，比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昂贵。据国家建设部公布的房地产市场数据，1995年我国商品房空置达5046万平方米，就在这些存量未消化之时，又有大量“增量”积压，1996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入3825.29亿元资金，而销售额却只有1340.38亿元。到1996年底为止，我国商品房积压已超过6800万平方米，由此发生的资金沉淀达1200万亿元。但其价格却使缺房的工薪阶层积毕生之力都无法购买。直到房地产价格连续跌了两年以后的1996年，在内地大城市如上海、北京，以及沿海的广州、深圳等地，一般规格的商品房每平方米价格尚需4000一6000元，一般省会级城市如武汉、长沙则需3000元左右。根据我国的收入水平，每平方米超过2000元的商品房价格，与工薪阶层的购买力相去甚远。商品房积压到1996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996年9月27日的《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登载了一篇题为《为何炸掉花园别墅》的文章，这篇文章称，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的华兴花园小区，由中国华兴河北实业发展公司在前几年房地产热时所造的51幢别墅构成，因卖不掉而闲置了几年，最后在1996年7～8月间炸掉。下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孟听采访华兴河北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时得到的回答：“花园别墅200多亩地，都是当时建委主任、规划局长亲自给我们做的规划，他认为在石家庄应该搞成一流的，不仅在外部建设，内部的配套设施，还有物业管理和服务都应该是这样的，到后来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建了51幢别墅。在卖的时候，卖得很慢，这样卖出去的，我们就装修，没卖的呢，仅仅是个外壳。另外从发展方向上来讲呢，别墅在石家庄的购买力是不行的，从布局上讲呢，规划局也同意把这10个小别墅去掉，改建普通住宅。从程序上都正规，从当前为居民提供普通住宅的方向上，这个也是社会需要的，再从资金上算经济账，拆掉的这10个也就损失了七八十万。但是盖出4幢楼赚的钱，那可就不是这七八十万了。这样从银行资金还贷款，那是一笔不少的效益。所以综合考虑以后我们就把它给拆了。对于社会的说法呢，从我们的角度不评论这个。因为搞房地产热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说热，冷的时候也都说冷，它在热的时候我们说冷，好多人都不理解。”刘冲的看法似乎在其它几家房地产公司那里得到了认同，燕港公司总经理郑鹏飞说：“高级别墅市场不接受它，不消化怎么办？扒掉以后盖多层。放在那儿积压，成本也居高不下，资金也占用了。往前追溯决策上有失误，因为不是他一家，是全国房地产的一个通病。随着1992年、1993年房地产热它就是一个通病，都是楼堂馆所、别墅，脱离了市场需要，尤其石家庄这个城市，虽然是个省会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观念都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不管对这件事如何进行辩解，在建设资金短缺时期、老百姓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发生这些事情总让人觉得这“学费”很不值得。
从世界经验来看，房地产发育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均房地产比重和城市化水平，二是社会资本积累速度。就第一个条件而言，我国人均房地产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也比较低，这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就第二个条件而言，这些年我国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相当快，但是分布却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7%的富裕及富豪型家庭手中。这些家庭一般己拥有令普通民众望尘莫及的住宅，其中有些家庭还拥有多套。而有购房需要的工薪阶层面对如此昂贵的房价，却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人气”不旺，购买者不多，是因为这个市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炒”上去的，而不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上的。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住宅价格应保持在家庭年收入的3至6倍为宜，超过6倍则很难有市场。按1995年上海职工平均年收入9000元计算，一个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18000元左右，其3至6年的总收入约为5.4万元至10.8万元。按照我国目前的商品房价格，一个家庭要购买一套中等水平、面积为70平方米的商品房，约需20～30余万元，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无论如何都没有这样的财力。目前在我国，除了就业政策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公共政策比住房政策对民众影响更大。这方面的挫折和失望越多，民众对改革的满意程度就越低。
第三，借助“光环市场”和“环上市场”理论分析可以得知房地产虚热引发了潜在的经济危机。所谓“光环市场”是指超过实际需求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的市场。这些产品在工厂里以积压、在商店里以滞留的形式表现出来，竞争越激烈，光环市场越大。光环市场虽然是由难以成交的产品构成的，却能造成虚幻的繁荣，如同一些星体所具有的光环一样，这些光环虽不是实体，却是真实的存在。“环上市场”是建立在光环市场上的市场。如房地产业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由于竞争，建筑材料的供应量将超过实际需求。如果实际需求量为1000套房屋所需的铝合金门窗，而供应量却达到1050套房屋的铝合金门窗，那么其中50套房屋的铝合金门窗则为光环市场。制造这1050套房屋的铝合金门窗的铝合金材料则形成了实际需求，其中50套门窗的材料则是建筑在光环市场之上的，称为“环上市场”。同时铝合金材料市场由于竞争又会形成新的光环市场。可以说，光环市场如同沙滩，而环上市场则是沙滩上的巨型建筑。如果第一市场的剩余产品己达5%，那么第六市场则占30%。如果竞争白热化，第一市场的剩余产品率为20%，那么第六市场则会高达120%。如果第一市场因剩余产品的压力过大而崩溃，上面那些剩余产品比例更高的市场如第二、第三……第X市场则一定会像雪崩一样垮掉，没有办法能阻止这利崩溃。这是经济危机突发性强、规模巨大、波及而广的根源所在。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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