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一句佛号 回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谭天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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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句佛号 回家试读：

成书缘起

实话讲，有条件为昌臻老法师写传的人，在他的四众弟子中，不乏其人。论知识、文采、修为、与法师的关系，我都嫌不够。然而为老法师写传的殊胜因缘，就这样落在了与他缘悭一面的我的肩上。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它内在的因缘。

话还得从头说起。

2009年初，在一次地震灾区汉旺行中，我与居士弓箭、昌老的侄子林成高居士认识了。

2009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弓箭的电话，为做《隆莲法师一生》的光碟，她需要能海上师的照片，希望我能提供并到爱道堂和她见面。

在我们聊天中，她问我，海公的书写完后，打算写谁的？我说：没有打算，我随缘做事。如果要说写，我想写惟贤老法师，因为亲近他老人家很多年。但听说已经有人在写，就随缘了。弓箭说，你是修学净土的，你要写就写昌臻老法师，他专修专弘净土，很值得一写。还有，你要写就赶快，他老人家九十多岁了，如果你要写，我就去找林先生，他们家有很多法师的资料……

听完弓箭的话，一种写作的感觉在萌动。我说，好，下一部传记就写昌臻老法师。不过一切随缘，我们看因缘，该我做的我躲不了，不该我做的争不来。我们约定有机会和林先生一起见面商谈此事。她还叮嘱我，你先准备老人家的资料。

日子在平淡中一天一天溜走。唯一的改变就是我在做完自己的定课后，开始阅读、搜集昌臻法师的资料。

11月初，我们终于一起见面，这是我与林先生第二次见面。他说法师很低调，不愿意有人写他的传记。不过我们可以先准备，等元旦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去寺庙里和师父见见面，再说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关系，大家随缘。

12月25日，我从成都赶往都江堰一寺庙打佛七。

12月26日，寺里打佛七的第一天。晚上，大回向时，主七的师父领众说：“愿今天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今晨8：20圆寂的乐至报国寺昌臻老法师，愿他往生西方，乘愿再来!”我听了，心里竟只有一句佛号不断地念。回到房间打开手机，有一条林先生的短信，他告知了我昌老圆寂的事情。

12月29日，接林先生短信，叫我与他联系，说有要事相商。

12月30日，我应林先生之约下山回到成都，加入了他们做法师光碟、传记等的小组，31日和林先生、弓箭等匆匆赶往报国寺，参加法师荼毗法会并作搜集、采写法师传记资料的工作。有幸送法师最后一程!

没想到，与老法师的初次见面，竟是以永别的方式!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报国寺于我并不陌生。十年前，我曾到过寺庙拜祭离欲上人的墓。当时的路还没有现在的好，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车的后轮飞了出去，而司机竟不觉!大家把刚从斜坡上滚下来的轮子捡回来，把轮子安上，这时候，缺一根像卡子一样的零件，把轮子卡住。大家在四周到处找类似于铁丝一样的东西。我突发奇想地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手提包上的这个环弄直试一试，看行不行？病急乱投医，没有想到，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的刚刚好。

司机壮着胆子，慢慢地把车一点一点地往前开。等我们开到乐至县城修车处时，他已经紧张得衣服里外湿透。修车的师傅看了后，极度惊讶地说，你们简直是烧了高香，运气好到了头。这时候我们回想当时的情景，才开始后怕。

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异之处。直到这次到寺里参加老法师的荼毗法会，在采访了不少居士，听了他们告诉我一些有关离欲上人和寺庙的事情，以及4月，我在成都采访上人的弟子惠老居士，听她讲了不少自己经历的离欲上人的神奇故事后，尤其是，一个朱居士在静坐中，见到离欲上人，上人要他记下一首偈子，还纠正他写错的字，这首偈子如下：华不减兮魂不歇一派前川波未揭本是清风浮云海万古渺溟在乡宅

我似有所悟，才回想到十年前的经历，实属神奇。我想，我与离欲上人、与报国寺、与昌臻法师一定是有前缘。所以，才能接写这本书。

当我们到报国寺后，只见各条道路上依次放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阿弥陀佛的佛号声，在空中回荡着，寺院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老法师安放在离欲念佛堂内，上下念佛堂内共有几百名僧众在念佛守灵。

我缓步进入灵堂，向法师顶礼三拜。只见法师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红色的袈裟，头戴着黄色的帽子，面色红润而有光泽，表情是那么的安详自在，像一位熟睡中的长者!我甚至觉得法师没有走，他就是累了在休息，明天，他还会起来给大众讲经说法，在寺里还能见到他飘逸的身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工作。无论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无论是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在他们的讲述中，几乎是如出一辙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位持戒谨严、重因果、有学养、惜福、慈悲、谦逊、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他从不作高声大语，却以他平地践行、无声润物的真教化功德，影响着大家，改变着大家。

在采访过程中，我慢慢走近法师，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丰满起来。

让我遗憾的是，昌老在世时，我们缘悭一面；欣慰的是，我送了他老人家最后一程。没有想到，我和法师的缘分竟是这样开始，而且越来越深。

肩负写传的重任，我开始走进昌老，并且以采访、阅读、聆听等方式，走进法师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走进法师的不同阶段，和众多人心中一样的疑问，才慢慢解开：那就是，离欲上人为什么要选时已75岁高龄的张妙首做报国寺的住持？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千古一人。他们师徒的内在契合，是我们仅凭外相所不能认知的。

然而，当你走进曾经的张妙首的生长环境和不同的修学阶段，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你会为离欲上人的慧眼而叫绝，会为张妙首身为在家人，实为出家者的学修生活和做人准则而心生敬佩。出家，对他而言，不过就是现一个僧人相而已，内里，他早就是一个出家人了。一个法师说得好：昌老做居士的时候，就做得很好了!

因此，对昌老资料搜集和阅读的过程，也是自己向老法师学习的一个过程。

由于法师没有年谱，散见于文字和网络的多是既有资料的归纳整理，且内容多重复，而作为写传记最重要的纵向的、生活的资料，则很缺乏。为了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和细节，我看了亲属们为法师录下的大量视频资料，听了侍者能慧师父随侍昌老时，录下的许多珍贵录音，前后采访了他的亲属、同事、领导、弟子等几十人，并且相互求证，力求做到下笔之处言之有据。

所以，此书的内容一是根据老法师留下的文字、视频、录音整理，二是依据采访他家族、弟子、领导、同事所讲述的内容，三是参考现有的他人所写文章及自己搜集到的历史背景资料。同时借采访写作的经验，突出重点，粗细结合的去表达法师的一生。

此书整体定位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尽最大努力贴近法师，而在语言风格上，选择沿袭老法师喜欢讲故事的方式：朴实、亲和、真诚。

我想任何一部用真诚心写出来的作品，都不需要附属任何无谓的花哨之语。尤其是写昌老这样一部传记。昌老一生，不是伟人，不是豪杰，他只是一个老老实实按照佛的教诲去讲去行的人!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让人去记述，也没有永垂不朽的伟绩让人传颂，他有的只是一个求道者的言行和境界，然而正是这一点，才是那么的可贵。要写这样一个人的传记，我知道必须要从心灵上与他有交汇，所以整个写作过程，也是我对净土法门的一个学修过程，当然，老法师的境界是我这样的凡夫到达不到的，可法师的人格魅力和开示，时时在影响着我，改变着我。

就我的收获而言，我找到了一位修学的导师，一位我一生修学净土的楷模!

昌老在我的心里，是净宗学人修学的典范，是因为：一、他性格里的低调、坚忍，没有凡俗之见；二、淡泊名利，无有分别，看破生死，信深、切愿、行真；三、献身佛教，舍我济人，无我利他，充满性灵光辉；四、从不作高声大语，却平地践行润物无声。昌老的示现住世，是人类道德力量的一次强力释放!昌老在自己多姿多彩、历经苦难的传奇一生中，表现的却是平淡、谦诚、恬静，而这正是人生最难到达的境界。昌老的语默动静，都是庄严示范。让所有有缘接触他的人，无不感动和受益，这是圣者的光辉，是法师多生多劫以来德行的累积。生活在娑婆世界的我们，是无法企及的，然而这正好是我们心灵的一面明镜。

我之所以景仰法师，便是他的学佛境界正是他的生活艺术。老人常说，要“深信因果”、要“严持戒律，弘法利生”、“学佛先学做人”、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以戒律为基础，以般若为先导，以净土为归宿”、“学佛离不开生活，离开生活，到哪里去学佛”。法师教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积累往生资粮。他的开示，正是净宗学人的修学方法和目标。

当一个老人用他的一生去实践弘扬净土法门，最终把佛法的真理、往生的事相真实不虚地示现给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让我们走进昌臻老法师的世界，和他一起，持一句万德洪名，回家吧。

好了，请翻开书继续阅读，去看这位老人是如何为我们留下他的精神舍利的。

引子 宿缘

这是一段不得不写的文字：

离欲上人与报国寺

在我为写昌臻老法师传记所作的采访中，听了太多关于离欲上人大智慧、高境界的神奇故事，不少都是上人弟子的亲身经历。这似乎让我明白，为什么一位百岁高龄的禅门宗匠、大德高僧在临终前，会宣布一件举世皆惊的决定：选一位75岁的在家居士，削掉白发来做报国寺的住持!

这个违反常规的决定，让不明究竟的人多有质疑，同时也成就了一段佛门传奇：这位接班人张妙首，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在把报国寺建设成道风谨严的蜀中净土后，在出家18年后，以93岁高龄，安详往生。七日后装龛，手脚柔软如绵，面色红润如生，烧出舍利子千余颗。

离欲上人与昌臻老法师之间，以及他们与报国寺过往的因缘，岂是我们凡夫所能知晓的？他们后来的成就和境界，实非语言文字所能描述。但为使大家增进信心，在修学上有所裨益，所以不揣冒昧，在此予以简述。离欲上人与报国寺

四川乐至报国寺，因离欲上人而声名鹊起；离欲上人，也因乐至报国寺而名垂千古。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蜀中山川奇秀，藏龙卧虎，历代高僧辈出，而离欲上人与乐至报国寺，则成为四川近代佛教史中的一则传奇。

上人一生修头陀行、农禅一味、定慧忍辱、怨亲平等，念念在兹，日日如斯，让后生难以望其项背。他的行事为人，对弟子的另类教化，留下了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他与报国寺的因缘，更是宿世所定。

位于乐至龙门乡金龟山上的报国寺，距县城东北20公里，始建于隋朝开皇二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蜀中现存不多的千年古刹，曾历尽沧桑，几度兴废。1930年，离欲上人行脚至此，开始了对报国寺的第一次修建。

上人何以到了报国寺就驻足不去？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弃道学佛　修头陀行

离欲上人(1887—1992)，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庆市——笔者)泥溪乡人。俗名侯喻君，秉性刚毅，智慧过人。家世经商，15岁时，家道衰落，一贫如洗。一日在姑母家偶然翻阅《金刚经》，顿有所悟。从此看破名利，离家访道。拜川东著名道士刘银子为师，精修丹法，得道后云游四方。

1922年，35岁的他打听到射洪县东山寺有一位高僧本空禅师，俗姓杨，射洪县柳堤人。本空禅师9岁出家，12岁大彻大悟，与四川新都宝光寺无穷老和尚同戒，均系禅门老宿。侯喻君大喜，便舍道学佛专程去东山寺。

进了山门，恭敬地向出家人打听到师父处所，并按所指方向朝师父住处走去。刚转过楼廊，便听到朗朗诵经之声，轻轻走近细听，诵的乃是《金刚经》，他不由自主地伏地跪拜。

此时，本空禅师正诵到：“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突然停止说道：“够了，够了，你就叫‘离欲’吧!”

侯喻君得法名立即叩谢师父，顶礼三拜。从此就在东山寺深入经藏，潜心修行。

因缘成熟后，离欲离开本空禅师，前往蓬溪县定相寺师从师叔——得道高僧思摩禅师参学。思摩禅师，俗名李君莲，原是清乾隆年间的翰林，后弃官为僧。他学识渊博，擅长书画，据称147岁时返老还童，白发转青，全口长满32颗牙齿，人称“癫师爷”。

思摩禅师观离欲根基果然属上根利器，必当成就，于是常常痛下钳锤。离欲不知遭受了多少次打骂，而每次，他都看做是师父帮自己消除业障，因此愈加深切忏悔，且更加勇猛精进。经过八年的头陀苦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终蒙思摩禅师密授心印。继后，于新都宝光寺方丈祖道禅师座下受具足戒，并承宝光寺上无下穷老和尚，付与衣钵，法号圆空，为临济宗22代禅师。

一天，思摩禅师叫来离欲，问道：“你今后作何打算？”离欲被这突然问话怔住了，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只是呆站着。

思摩禅师笑道：“但讲无妨，不必拘束。”“我，我……”离欲欲言又止，望着师父慈祥的面容，他直言道，“师父，我想效法道济禅师(即济公和尚——笔者注)，云游四海。”思摩接上说：“飘忽不定。”“正是!”离欲深施一礼，“这样仍能够……”看到师父把头轻轻一摇，离欲便停住了。“这当然也好，”思摩禅师微微点头，转而神秘一笑，“不过，有一个地方和你有一段因缘。”离欲抬头，严肃地望着师父，好像在问：“什么因缘？”思摩禅师接着说：“距寺二三百里，有一座创建于隋代的寺院需要你去。”“是不是乐至报国寺？”“是。那里是隋唐以来历代高僧辈出之地，地形特殊，‘金龟山上，竖马石棺’，你会在那里住几十年的。”思摩禅师突然停住了，眉头一皱，急又展开，面带微笑。

离欲心领神会，思索片刻，问道：“我何时动身？”“你自己决定吧。”思摩禅师平静地回答。

不久，离欲向师父告辞。临行前，思摩禅师向离欲念了一首长长的偈语：

霹雳空千古，光明眼界开；全除云雾翳，为洗水晶来。春蔼凭磨炼，秋波任剪裁；霞云双镜彩，涛涌万珠开。银海瑶琴好，冰湖浊魄浣；重辉玄日月，一瞬脱尘埃。仙骨何日换，灵元上界培；湮湖诚可接，昂首即蓬莱。

概括了离欲的过去，又预示了离欲的未来。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思摩禅师的预言一样。

金龟山是乐至报国寺所在的山名，此地周围都是泥土和马骨岩，唯有金龟山上到处布满质地坚硬的圆形巨石，犹如龟卵，此山由此得名。

金龟山上，报国寺内到处有巨石开凿的石棺，而其中一座石棺外面有一对精心雕空的圆形宝球上，确实写有“竖马”二字。离欲法师到乐至报国寺后，就再也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乐至报国寺，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修庙上，前后几十年。离欲法师的最终安息地——也真是在乐至报国寺金龟山上的石棺里，这是后话。

初到报国寺　入定惊众人

离欲悟道后，开始游化各地，建寺弘法。1930年，遵师嘱咐，离欲由中江县行脚至乐至报国寺时，报国寺庙已长年失修，殿堂倾塌，然在离欲眼中却是绝好道场。

当时，正值报国寺举办观音法会，四众云集。离欲挤进人群，正要跨进山门，会首见他穿着破衲衣，背着一个烂蒲团，好生奇怪，伸出双手拦住他，喝道：“嘿，你是干什么的？”他声称自己是穷和尚，来寺挂单，别无供养，愿在殿上打坐七天七夜，陪伴菩萨。大家以为他是狂妄之人，会首谢某说：“你如果真能打坐七天七夜，不吃不喝，我愿拜你为师，留你当住持。否则赶出山门!”并派人监视。离欲入定七昼夜，出定时，法会尚未结束，他又入定三天。众人大惊，会首及信众当即争相皈依。

此事，成为奇闻，传扬开来：“乐至报国寺出了圣僧，活菩萨……”之后，报国寺香火旺盛起来，朝拜的人越来越多。离欲乃依法化度，广结善缘，致力修复，先后修复观音殿、藏经楼、东西丈室及楼廊、寮房等。规模臻于完善后，离欲又飘然他往。

成都弘法　大众倾仰

1935年，上人行脚成都，川军师长范绍增，中弹深入肩胛骨，发炎剧痛。医院主张截肢，范绍增不从，请一法国医生治疗，每次诊费银币400元，连治40天，疼痛加剧。一次在周某家偶然遇到上人，忙向离欲上人求治。上人随手给他蜜枣二枚，范绍增吃后，不久觉得疼痛缓解。当夜醒来，肿痛俱消，忽然感觉一物抵背，忙拿出一看，原来是自己身体内的子弹!离欲上人法相

范绍增大为惊异感激，以银元十万供养上人。当时正值川北大旱，饿殍遍野，上人建议用此款“以工代赈”，仿宝光寺规模，建射洪县古佛寺，作为十方丛林。遵百丈遗风，农禅并举，建盐厂一座，植树三万余株。1944年举行传戒法会，受戒僧众136人。

1941年，上人应三宝弟子之请，又至成都弘法。大众倾仰，共捐资财，在北郊任家湾(现人民北路——笔者注)，修建了“离欲念佛堂”一座，一时法缘

殊胜。捐资者不少为危症获救，深感再生之恩的患者。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每遇空袭，前来避难者不少，而该处始终未被轰炸。

上世纪4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一日，日军108架飞机狂炸成都，上人正在吃饭，忽然说：“我有急事，要去铁脚巷叶青成家。”大家苦陈利害，上人不从。到了叶家，紧急警报大作，震耳欲聋，市民竞相逃命。上人跏趺坐，从容地对叶嘱咐：“家中人勿惊乱，即将有人到此。”话毕，一阵急促的叩门声传来，一中年妇女仓皇入门，见上人，扑地求皈依，上人微笑，将其收为弟子。取法名昌逃。笑谓：“昌逃，逃命的逃。”事后，人们上街，见房屋倒塌，遍地瓦砾，独存上人所在两间铺房，完好无损，顿时好奇者拥进铺房，充塞小屋，有认识离欲上人的人惊呼：“离欲上人!神仙!活佛!”立刻，求皈依者接踵而至。川军将领邓锡侯，官员冷寅东、范绍增等，亦先后皈依座下。

驻锡古刹　独肩重建

1951年，上人重返报国寺，独居古刹，含辛茹苦，守寺护林，种地养蜂，纺织草鞋，躬亲劳动，怡然自得。在“破四旧”的年月里，成群结队的人，手拿锯子、斧头，蛮横无理，想砍伐寺里的参天古树。上人挺身而出，多次据理力争，挡住砍伐。并写信向中央、省、地、县各级有关部门反映，才由当时的“县革委”出面，宣传保护国有林政策，及时落实管理措施，这才使寺里的古树得以保护下来。

至1984年落实宗教政策，当时报国寺经历十年浩劫，又遭火灾，几成废墟，而上人已年满97岁，出于爱国爱教的一片赤诚，毅然独肩重建千年古刹的艰巨任务。从整体规划到具体施工，都亲自料理。

在其为法忘躯精神的感召下，各地四众弟子，踊跃捐款，不费国家分文，经八年的惨淡经营，终于重新建造起大雄宝殿，气象一新，寺内广植树木花果，绿荫幽幽，环境清静宜人，并从缅甸迎回玉佛13尊，其中四尊均高达2.5米。重新规划原千佛岩造像，精工造就长达13米的卧佛像一龛，及高约四米的接引佛像一尊，药师佛像一尊，观音菩萨像二尊。吸引了不少上香礼佛的信士，使报国寺初步成为瞻礼朝拜的庄严道场。

诲人不倦　普度有缘

离欲上人一生，刻苦修行，深入禅观，悟佛心要。而对广大弟子，则据根机，普遍教人念佛，求生净土。他说：“人的自力是有限的，佛的愿力和慈悲则是无限的。人的自力好比微细的针，佛力则好比巨大无比的磁山。我们学佛修行，老实念佛，接受无限的佛力接引，才是事半功倍之道。”

上人自行化他，诲人不倦，普度有缘，言简而意赅，严肃而热忱，刚毅而温和，常把高深博大的佛理讲得深入浅出，明晓易懂，或引佛言祖语，或谈修行故事，或联系生活小事，稍加点拨，启迪弟子去体悟。

一次，几个居士去见上人，其中一个居士说：“师父，你老人家一百多岁了，身体那样健康，坐禅的功夫那么好，我们念佛没有什么感应，你教我们坐禅吧。”

上人睁开微闭的双眼厉声说道：“坐禅？坐死!没有大死就没有大活，凡心不死，道心不活。你们念句佛号心都不清净，还想坐禅？”那居士听了深觉惭愧。

接着上人又真切地说：“学佛之人，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脚踏实地，勇猛精进，丢掉妄念，用‘心’老实念佛，忏悔业障，即可强身健体。如果能下大决心断除妄念，既能明心见性，禅净双修，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现在有多少学佛的，每每求感应，求神通，殊不知他们自心混浊，怎能感应道交？”

至于怎样学佛修行，上人认为：学佛之要领，必须从去妄念入手，三藏十二部，可用“去妄”二字概括。妄心与真心本来是一体两面，妄心附着于真心，妄心去，则真心自显。古德云：“打得念头(妄心)死，许汝法身(真心)活。”真实不虚。如何去妄？须发大心，用功修行，立志了脱生死，广度有情。同时，应时时处处检查身口意三业，管好六个弟子——眼、耳、鼻、舌、身、意。要从起心动念处脚踏实地用功夫，别无取巧之法。上人说：“凡夫学道，妄念太多，犹如一块染污了的白布，要想洗净，不容易!要多念佛，清净‘身口意’三业，同时多诵经礼佛，总有一天会有所悟入。”

上人平生很少写文章，而对“断除妄念”却有一篇短论，总结了毕生的体悟。题为：《断除妄念亦能健康长寿》，全文是：古来，我佛度人，无非就是断除妄念。自我披剃出家为僧以来，时时都是坚定根除妄念。发勇猛心，不随妄想习气境界转，在一切时中，不分行住卧、动静一相，本自如如。妄念不生，自然疾病减少，并能健康长寿。妄念一断，即能明心见性，岂但健康长寿，古德说：“若能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即是断除妄念。妄念，又是称为妄想。例如，我们早晨睁眼，脑筋里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公事私事，人我是非，八百年的往事，都像电影一幕幕地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停止。这个常常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实在不容易，古人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谈何容易？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一切动作与思维，都离不开妄念，妄念是分别心，第六识。如眼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香，舌之于味，身之于触，意之于想，皆是识的作用。内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根和六尘一接触，就产生六识。此六识因为受了第七未那识“我执”之影响，一切言语行为，莫不为自己打算，以我为本位。因而发生人我是非，种种烦恼。此“我执”之影响，一切言语行为，莫不为自己。此“我执”之一念，即是根本无明。由此无明便造种种业，受种种报，以致流转生死，永无止息，我们想拔除生死之本，对于永无休歇的六识心浪，必须予以停止，相续不断的意识便不起作用。如能永远维持此心之寂静，那么，健康长寿，永葆青春，不过是随之而来的副产物而已。此种无念真心，是绝诸对待，没有大小、方圆、长短、善恶、是非、垢净、增减、生灭、断常、来去等相，一尘不染，空空洞洞，什么都加不上。这是禅宗所求的终极目标——明心见性，也就是祖师的指标，在二六时中，不分行、住、坐、卧，动静一相，本自如如，妄念不生，何患长寿不了。若不如此，总是忙忙碌碌，从早至暮，从生到死，空过光阴。在修持上固然是劳而无功，在身心上也永远不得安定，这样和健康长寿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应当知道，妄念对于人生实在是关系太大，必须认真对治。

上人为了教化众生，善巧方便，借谈健康长寿引导大家了解佛法的真谛，真是大智慧者。

上人生活俭朴，布衣蔬食，终身不变。清心寡欲，不求名利，乐道安贫，从不攀缘。非为弘法利生之事，芒鞋不出山门。日食仅用园蔬咸菜和豆制品佐餐，有供养珍贵食品者，每派人带往市场变卖作建庙用。

所用被盖床褥均有无数补丁，家具用品皆旧而破损。上人安之若素，不许更换。1991年荣昌县部分居士，见他卧具破旧，特选购高档商品供养，上人终不愿使用，仍变价用于基建。寺内开辟荒地数亩，除种植果树外，其余种杂粮、蔬菜。僧众功课之余，出坡劳作。上人虽年过一百，有时亦亲自下地浇水除草，农禅并举，以身示范。

他的言教身教，我们在后来的昌臻老法师身上，也能随处可见。

临终重托：我的接班人是张妙首

1991年6月，离欲上人对弟子江昌缘说：“生命由我不由天。这个庙子要找一个居士来当家，找到接替我的人以后，我就要走了。”

1992年春节刚过，上人吩咐昌度去四川新繁县叫来伍居士做了25套白衣白帽，其中寺内僧人每人一套。僧众感到奇怪：“这是为什么？”

上人说：“你们别管。”

更奇怪的是，春节前夕，他叫居士李仁杰写了三个大字：“方丈寮”，亲自守着贴在客堂进门左边一间屋的门坊上。李仁杰满以为师父要迁新居了，笑着说：“师父，你哪天搬过来住？”“我不过来，是新方丈住的。”“是哪一个？”

上人神秘一笑：“你以后就晓得了。”

李仁杰心想：“天机不可泄露。”但根本没有去想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过了两个多月，时至1992年4月15日，乐至县报国寺里依然是晨钟暮鼓，静谧清幽，谁能料到，离欲上人会在寮房里，口述加急电报：“成都文殊院省佛协志编室张妙首：我欲病危，有寺庙经济重大事情商讨，希你与冯学成速来。乐至报国寺离欲电。”张妙首(昌臻法师)与离欲上人唯一合影照(1991年冬)

由住在寺里的居士李仁杰记录，乐至县居士李德全于1992年4月16日上午10时发出。

电报发出以后，仍然安定如常。上人下午还步履轻健地走出寮房来，到修建庙宇的工地上，指挥安排。建寺弘法是他几十年的夙愿，至今念念不忘。这哪有病危的征兆呢？

可是，那电报在乐至县一发，离欲上人病危的消息便传扬了出去，县里的居士立即紧张起来。甚至越说越严重，什么“话都不说了……”

4月16日下午，罗道慧居士到乐至给居士王义说：“上人病重。”王义下班后约了潘近仁、李昌裕、王庭玉、夏素琼、邓平忠、李德全、欧志宏，立即找车，当晚八点过向龙门乡金龟山出发。在车上王义、李昌裕等默念“阿弥陀佛”，出城四里，忽然闻到异香，十多里路后，车上所有的人都闻到了异香。晚上九点过一点，赶到报国寺。

当时寺里一片漆黑，不见一点光亮。他们遇到寺里的昌德师父，师父告诉他们：“今天寺里什么灯都点不燃，这个佛灯点起就熄点起就熄，恐怕师父要走了。”从乐至县城赶来的这几个居士心里很着急，听昌德师父这样一说，大家不约而同地对昌德师父说：“不要乱说哦。”

他们一行八人跨进上人简单破旧而又昏暗的寮房，又闻到这种香味。师父正在寮房里散步，安详如常，毫无病态。居士们纷纷上前顶礼取出脐橙、雪梨，上人说：“买这些东西浪费。”居士削梨，他吃了四片后说：“你们都到了，张妙首也该拢了。”接着，上人端然正直地坐在木椅上，庄重严肃地讲了几件事情：“第一，寺庙里头还有许多水泥、河沙，要赶快运回来，林宣(当时县统战部秘书——笔者注)经手买的砖，要他迅速负责办完；“第二，县农行有存款十来万元，立即想办法取出尽快用上，买钢材、河沙、水泥、木料，修庙要用，今后物价要上涨；“第三，庙子头的接班人叫张妙首，他现在文殊院，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当过考取的县长，他就是这个庙子的接班人，法名叫昌臻，立刻披剃……”“哪个叫张妙首？”众急问。

上人答道：“你们过去不是问我，选好接班人没有吗？我早就选中了，他叫张妙首，在文殊院办板报，还在佛学院任教，精通佛学，精通医术，修持很好，很能干，明天就要来，今后就由他来住持报国寺，你们对他一定要像对我一样好，报国寺今后会越来越兴旺。”这些话，那一晚，上人重复了好几遍。离欲上人坐化相

大家感到惊奇：师父今晚怎么反复地讲接班人呢？感到有些不妙，都不愿离去。闲谈中，上人还纠正向他报账的居士报错的地方：“你们没有报对。”大家见上人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很好，心里有些放心了。后来大家说走，上人很有些迟疑地说：“那好嘛，你们明天又来嘛。”大家根本没有往深的地方去想上人说的明天又来的含义，只是当做告别时的口头语。

接着上人吩咐：“今晚潘近仁你不要走，和我一起，你在外屋睡。”潘居士答应了。李昌裕也留下了，其余的人告辞回县城。欧志宏和王义二人供养师父70元，欧说：“师父，请多保重，我后天再来看你。”上人听罢，停了一下，又不便说明，只是很慈祥地说：“你后天才来呀？”

众人走后，一切如常。

上人平时一人睡，今晚例外，叫侍者昌戒：“你在我床上睡。”又叫昌戒：“给他(潘近仁)抱床新被盖去。”

睡之前，上人吃了一碗绿豆稀饭，叫潘再拟一个电报给张妙首、冯学成。

潘近仁担心师父累了，建议：“明天拟吧。”

上人急急地说：“不行，不行，现在就快写!”

潘执笔拟电报：“成都文殊院转张妙首居士与冯学成 速来寺。离欲。”

这一切表明上人神志清醒，心不颠倒。

上人与昌戒各盖一床被盖睡了。昌戒睡里边，闻着满屋异香。

12点，上人要喝水，昌戒兑了葡萄糖水，他喝了一口。

4月17日凌晨一点过，上人起床解了大便。

将近两点钟，上人又起床想解小便，但说：“解不出来。”

睡了一阵，上人又问：“好多钟了？”昌戒答：“三点半了。”

又睡了一阵，上人问：“好多钟了？”昌戒又答：“快到四点半了。”上人说：“差不多了。不忙，我要去解个溲。”起床解了小便，要喝水，昌戒端了一瓷盅水来，说：“冷的，喝不得。”他说：“喝得。”喝了一半，把瓷盅交给昌戒，昌戒一只手把瓷盅放在方凳上，另一只手扶着他坐在床边。

不妙!师父的喉咙里发出痰鸣声。此时，正是1992年4月17日凌晨五点。

昌戒慌了，一边扶着师父，一边高喊：“潘老师，快来!”

潘进屋一看，说：“快去请邓医生来!”

邓凯云立即跑来，按太阳穴，摸了脉，摇头表示：“已经走了!”

这时上人的脸色和平时一样，红润而有光泽，栩栩如生，身子稳稳当当地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也与平时一样，无人扶助，一直坐了两天两夜。

一生一世心里只有众生，慈悲济世，普度有缘的高僧，就这样，按照准确的预知时间，随着异香，平静自在地安详坐化了。

僧众闻讯，进屋参拜后，打钟上殿，为师父念佛。

潘近仁把发给张妙首的电报改为：“离师凌晨圆寂，速来。”

……

离欲上人示寂，让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画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事事了了，止静入灭。如同常人，把事情办完，到了该下班的时候，把办公室的电灯开关一拉，人不再动，话不再说，停止了呼吸。如此运用自如，如此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生命，一心不乱，安详坐化，这该是怎样一种行持功夫，一种智慧!正如思摩禅师对他的预示：重辉玄日月，一瞬脱尘埃。

而这个让离欲上人临终都不忘的张妙首，又到底是何许人也？上人为何突破常规毅然决然地把报国寺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一个自己只见过三次面、时年已75岁的居士张妙首？作为凡夫的你我，没有上人的慧眼，无法解其深意。

还是让我们沿着张妙首(俗名张耀枢，妙首是法名。——笔者注)的人生轨迹，一路行来，看看他是怎样在红尘中真修实干，转凡心为佛心，不负上人重托，毅然在75岁高龄出家，以身侍佛，最终成就自己的。

第一章 不凡身世 种下佛缘

世间万象，皆有其因缘。因缘犹如土壤和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成熟便会结果。昌臻法师传奇出家的故事，也有其自身的因缘。

那么是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打下了他圆满人格的基础？当我研读完其庞大而复杂的家族背景资料，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

不是所有人都有张耀枢那样的不凡家世：

祖父张祥龢是清末四川省推选的“议绅”，《华阳县志》和《简阳县志》中，均有列传，世人称之为“张善人”，是我国大儒刘止唐孙婿；父亲张镜蓉，号第春，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曾任四川高等法院民事庭庭长，成都地方法院院长，华阳、资阳、峨眉等县县长，四川省参议员，参办过“慈惠堂”等慈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开明人士；张氏家族曾与川西鸿儒刘门两度联姻；外祖父刘豫波，前清拔贡、著名书法家、诗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姑丈也是后来的岳父颜楷，清末进士、近代著名书法家、蜀中“五老七贤”之一，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之一，时任保路同志会干事长，四川法政学堂校长。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无一不是讲德善的社会贤达之士。张耀枢的外祖父刘豫波和岳父颜楷，都曾任过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之职……将其家亲罗列于此，非有攀附之意，旨在说明，孩童时期的张耀枢，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传统的儒家教育——即做人的教育。

在大人们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他的个性品质逐渐完善。对他来说，读圣贤书行圣贤事，深信因果、积善行德、培福惜福、学佛念佛都是分内事。正如法师晚年对弟子所说：“我爷爷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布施行善，不讲吃穿，惜福培福。刘外爷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知命改命，君子有造命之学。”在法师身上，我们随处可见他家族长辈贤德风范的延续，直到他将其完善到极致，应了太虚大师：“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佛学思想，也成就了自己——往生极乐。

因此，让我们走进法师的成长环境，走进法师不同的学佛阶段，了解他的家世和人生经历。你心中的疑问，会像我一样慢慢解开：那就是，离欲上人为什么要选时已75岁高龄的张耀枢做报国寺的住持？你会为离欲上人的慧眼而叫绝，为张耀枢的做人准则和学修生活而心生敬佩。

家族：与川西鸿儒刘门两度联姻

让时光倒回到约两百年前。

双流县柑梓乡云栖里有一户刘姓人家，是当地望族，刘氏祖籍是明末时从湖北麻城迁入蜀地的，最初居住在眉山，后来迁徙到温江，清康熙时，开始定居双流云栖里，世以耕读传家。

刘氏后人刘沅(1768-1855)，字止唐，号槐轩先生、清阳居士、讷如居士等，后为槐轩学派、刘门的开山之祖。因家学传承，熟悉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对易学尤其通达。因为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

嘉庆元年(1796)，其兄芳皋中进士，入翰林院，刘沅随兄入京，行至湖北当阳，游紫盖山，遇隐士静一道人，交谈甚契。道人授以修心养性之说，并将自己所著道家之书相赠。由京返蜀后，刘沅居双流故里潜心修学。此后的几年，刘沅命运多舛，家贫、子殇、母病，自己身体也很虚弱，几有朝不保夕之虞，所以刘沅不再应试。

一天，刘沅遇见了道号为“野云老人”的卖药高道，向他求问祛病延年的方法。老人告诉他：“人生自有长生药，返求诸身心可也。”“非仅药石之能效也，尤需有存心养性之方。故先哲曰仁者寿，大德必寿。”刘沅本为饱学之士，极有悟性，知道野云之言，出于《悟真篇》“人人本有长生药，自是迷途枉摆抛”之意，所言为内丹功法。于是就跟随野云老人，学习了八年，他们经常到四川新津老君山参学。

老君山在历史上被称为天社山，后名稠稉山。因为山顶建有老君庙，世人俗称老君山。该山孤峰高耸，群山拱卫。据新津县志记载，山中盛产草药“稠稉草”，草果可以吃，常食可以延年益寿。因天时地利，历年都有丹士和道众在此山修炼。据《道藏辑要》记载，轩辕黄帝在此学道，相传李老君在此归隐。东汉末年，张道陵播五斗米道，于143年设二十四治(即教区——笔者注)，老君山就是二十四治中“稠稉治”所在地。唐开元十七年(729)，老君在此演化，从此香火旺盛。止唐先生画像

刘沅向野云老人学习的那八年，野云老人对他影响很大。野云老人所传之学，为孔孟之道的心学，属于口传心授不见经传的。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学问大有精进，门生也日渐增多。在59岁以后，刘沅连生八子，时人誉为“八龙挺异”，在蜀传为美谈。刘沅其孙辈更是多达44人，其中男24人，女20人。从一介病夫到多子福寿，刘沅的一生堪称传奇。

嘉庆丁卯年(1807)，刘沅携家眷迁居成都纯化街(又名三巷子。——笔者注)，自建一大宅。因为他在双流的祖屋庭前有老槐树，迁至纯化街书屋侧又有老槐树，因此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槐轩”。此后42年，他一直在此讲学治学，子孙繁衍，刘氏遂为成都大族。

刘沅晚年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延庆寺、圣寿寺、惜字宫、老君山等祠庙。也曾主持修葺过成都青羊宫、武侯祠，重新审定塑造武侯祠内文臣武将塑像，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刘沅还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新津老君山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留下一首首锦绣诗文。

刘沅一生以教学著书为事，写作到80多岁不辍，著述等身，直至1855年逝世，其文章汇集为《槐轩全书》。《槐轩全书》是一部以儒学元典为根本，会通禅佛，而归本于儒，用以阐发儒、释、道三家学说精微，揭示为人真谛的学术巨著。其中尤以《四书恒解》《五经恒解》《大学古本质言》《子问》《又问》《槐轩约言》等流传较广。

由于静一道人的启迪和赠书，野云老人的传心，加上佛教在我国的广泛流布，使得刘沅接受了儒、释、道三种思想，但他不囿于一家之言，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融合三教、归宗孔孟。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简称“刘门”。止唐先生手泽读书中堂

刘沅也因此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颜楷就喜称自己是槐轩门人。刘沅在世之时，其学术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他的学术在近现代四川国学界有深远影响，近代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作为清代名儒，刘沅的学术后继有人。槐轩学术的全部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文。

在刘文讲学的二十余年间，“刘门”从初期的理论阶段，发展到进行实践活动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其目的是既关怀活人也关怀死人，法会斋蘸纯粹是为了慎终追远、普济幽冥之目的，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沅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刘文之子刘咸炘，他秉承家学，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已著作等身，有巨著《推十书》传世。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而昌臻法师的爷爷张祥龢，就师从刘沅长子刘松文和六子刘文兄弟，后又从刘桂文之次子刘咸焌学习。

刘桂文，字云坳，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为刘沅第四子，刘桂文在清同治三年(1864)中举，清光绪三年(1877)中试贡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编修，擢御史，后任广西梧州府知府。他后又生三子：长子刘咸荥，字豫波；次子刘咸焌，字仲韬；三子刘咸燡，字晦愚；女刘靓修等。

刘咸焌，字仲韬，其父调任广西梧州府知府，他曾随侍攻读。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后，无心仕进，继承槐轩学问，聚徒讲学22年，先后创办明善书塾、崇德书屋、尚友书塾等，门人多达数万，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

张祥龢深受槐轩之学的影响，与刘氏家族交往甚深，后娶止唐孙女、刘桂文之女刘靓修为妻。虽年长于咸焌，且是他的姐夫，对其仍执弟子之礼甚恭，重道忘年，世所罕见。

后来，张祥龢长子张镜蓉，亦娶刘桂文之孙、刘咸荥之长女刘恒德为妻，刘恒德虽然是刘咸荥长女，因当时刘咸焌没有子女，就过继给他做女儿，故这也是后来昌臻法师叫刘豫波和刘仲韬都为外爷的原因，也是张耀枢大姐张朗如住在刘咸焌公馆的原因。

两度联姻，张家和刘家相融的已不仅仅是血缘，而是更深的人生价值和精神意趣的结合。正如清末进士颜楷对两家联姻的评价：“两姓之缔好，类同气之求声。”刘门的思想，很深的影响着张家人的价值观和为人。昌臻法师的求学经历，就是从张家的私塾到刘门后来开办的尚友书塾，接受的都是极其传统的教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翰林院编修伍肇龄、进士颜楷等，呈请四川总督锡良奏准清廷，将刘沅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儒林。锡良上奏朝廷，同年10月24日奉清廷御批：“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民国时期，刘宅门额有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所书“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

不知是巧合，还是张祥龢为方便受熏于刘门而特意购置，在离纯化街刘宅几百米处的文庙后街，就是张家大宅院。

祖父：大儒刘止唐孙婿张祥龢

爷爷张祥龢对张耀枢影响是一生的。无论是他留下的文字、影像、录音，都讲到爷爷从小教他怎么做人的故事。这些童年时期的教育，已经形成了法师人格很重要的部分。出家以后，他对四众弟子开示中，很强调做人。学佛先学做人，是法师很重要的佛学思想。在对出家弟子中，他很重视儒家教育，常常以儒家的诚正修齐，内圣外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同时，以佛家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教诲，来作为做人的准则。而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爷爷常常教导他的。

在此，我们介绍一下张祥龢的事略。

张祥龢，字立先，1865年出生在华阳县。张家是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族，而张祥龢自己很勤谨好学，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张祥龢曾考中秀才，后来七次参加举人考试都没有获中。由于自己是独子，痛惜母亲早逝，以孝亲为重，决意在家事养父亲，不思仕途之事。直到父亲离世，20年不离亲侧。丧哀父亲，为父守孝，人已变得形销骨立，其纯孝为人所称道。

在事亲期间，他精研医学，于脉法尤具心得。亲友之间及素不相识者，都上门求诊。张祥龢以仁慈之心，有求必应，不收诊费。临症严肃认真，对患者诚挚关怀，被他治愈的人无数，因此有“小张仲景”之称。清末四川设咨议局，被推荐为议绅，对时政多有建议。

清末，张家在成都文庙后街，购得一大宅院，作为张家祖屋。此屋离位于纯化街槐轩始祖刘止唐府第，只有几百米。1890年，25岁的张祥龢与刘沅孙女刘靓修结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了28年，共育有四子两女：长子张镜蓉，字第春，初娶刘豫波之长女刘恒德，后刘氏病故，再娶雷淑仪为妻，即张耀枢母亲；次子张镜海，字鹏南，从小过继给张祥龢堂兄，娶妻王佩明；三子张镜澂，字澄菴，娶妻吴瑞庄；四子张镜明，字寔父，娶妻邹慧修；长女张镜瑜，嫁前清进士、著名书法家颜楷，张镜瑜亡后，颜楷娶邹辛士为妻；小女早亡。

1917年8月张刘氏病逝，张祥龢52岁，正值中年，亲友多劝他续弦，他坚决不允。平日不近声色犬马，私生活极为严肃，唯寄情于金石书画。因均为槐轩门人，他与女婿颜楷常常唱和“道契情挚，无违声应”(邹辛士语。——笔者注)。

张祥龢重修身养性、济物利人，以存此心行事。

1911年，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发生，政府拘捕蒲殿俊、颜楷、罗纶等人，民众激愤。作为议绅，张祥龢参与奔走呼陈，并多方收集有关资料，后编成《辛亥四川保路纪事》一书，保存了较完整的珍贵史料。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堪命。张祥龢深感国事日非，世风败坏，人心险恶。认为必须讲明因果之理，方能使人从心地上做起，不欺暗室，止恶向善。因此，常常大批印送《安士全书》《感应篇集注》《袁了凡立命合编》《阴骘文》《养生保命录》等，有益世道人心之书，先后达数万册以上。家中供奉观音菩萨巨幅画像，虔诚礼敬，并教育家人信受奉行，多有感应。在家庭中，自己以身示范，对子弟要求很严，重视培植品德，奠定做人根基。于世则济物利人，他兴办慈善事业，以医济人，为众生做有益之事。被当时世人呼为“张善人”。

张祥龢1929年因病去世，终年65岁。

外祖父：蜀中“五老七贤”刘豫波

被昌臻法师称为外爷(即外公)的刘豫波(1856-1949)先生，是刘止唐之孙、刘桂文之长子。名刘咸荥，字豫波，别号豫叟。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曾任内阁中书，清末执教于尊经书院。历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参议员，四川佛教会名誉会长、成都府中学堂(现石室中学。——笔者注)监督(校长。——笔者注)、华西大学教授等。

刘咸荥博通经史，擅长诗文词曲，其书画时称双绝。他的书法潇洒自然，刚健婀娜，墨腴笔畅，字字珠玑，颇有书卷气。成都杜甫草堂、武侯词和新都桂湖及一些寺院，都保留有他的墨迹。他所画兰石，用笔精妙，妙趣横生，饮誉海内。有《静娱楼诗文存》《静娱楼楹联》《动善全集》及其他杂著。与刘咸焌、其堂弟刘咸炘并称为“双流三刘”。

他长期执教，育人甚众，辛亥前后，先后在成都府中学堂、四川高等学堂、游学预备学堂、成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经史文学诗词。学生中有王光祈、郭沫若、魏嗣銮、周太玄等，其中有些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著名作家李劼人也曾受教于他。李劼人在其回忆刘豫波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双流刘豫波(讳咸荥)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李劼人对豫波先生的尊敬，不仅表现在用语的选择，而且浸润在字里行间。由于刘豫波先生德高望重，道德文章为世人称颂，所以当时有人写诗颂扬他：“三代儒林尊长德，首开议席领耆[1]英。”他通儒博学，民国时期被尊为“五老七贤”之一。

刘豫波先生除了参与大众活动外，自然是不忘本分广植桃李，他提携青年的美行，更为世人所称道。比如门人李天根主办的《国民公报》濒临停刊境地，刘豫波鼎力扶持，使之得以保全；名噪蜀中的怪才刘师亮，敢以犀利之笔，痛斥时政及政要人物，其处境险象环生，刘豫波以自己的社会影响，接纳刘师亮到纯化街府第避难……

1948年，刘豫波卧病在床，当时的省府主席王陵基曾到他的住处探视，求问治民之策。他告诫对方：“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为民之父母。无负民之所望也。”

1949年，刘豫波以93高龄而终，应了“大德必寿”、“仁者必寿”的古言。

在“五老七贤”中，其中还有一位与张家有着很深因缘，那就是前清进士、著名书法家、佛门居士——颜楷。他对张耀枢影响巨大，其女便是张耀枢在俗家时的妻子——颜涓。

姑丈：前清进士书法名家颜楷

民国时的成都文庙后街，位于省文庙(今石室中学校址。——笔者注)背后，有不少将军、富豪、名士在此建置公馆宅院。在文庙后街34号张家老宅对面不远，就是前清进士颜楷的公馆。张颜两家是儿女亲家，颜楷之父颜伯勤，在张祥龢50岁生日时，送的是“多福多寿多男子”、“对门对户对亲家”的对联。

两家于1911年结为姻亲。

1911年，颜楷已是进士，并在京供职翰林院，授编修，加侍讲衔。不久，他告假回成都，与槐轩门人、议绅张祥龢之女——张镜瑜成亲，这年颜楷34岁。张镜瑜正是张耀枢父亲的亲姐姐，张耀枢叫姑妈，因此颜楷成了他的姑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他自己又成了颜楷的女婿。1911年，新婚不久的颜楷，因为参与四川保路运动被拘禁。

颜楷(1877—1927)，字雍耆，四川华阳县(现成都市。——笔者注)人，《华阳县志》有传。1877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出生，祖籍山东曲阜，世代为官。颜楷出生时，曾祖颜朝斌满88岁，因而他的乳名叫“八十子”。后他取其谐音，自号“拔室”。

颜楷年少聪颖好学，随父读书。父亲进京赶考，在旗人尚惠承家授馆，他也随往。在京期间，从李稷勋学词章、吴德潇学书法。16岁时，考中南学第二名。当时户部尚书、大学士翁同龢亲自主持复试，惊异其年少，要面试他的才学，命坐于桌旁，出题“拟陆士衡连珠、郭子玄庄子序”，颜楷当场作好呈阅后，翁高兴地说：“为南学得一隽士!”(见《华阳县志》本传)由是知名。后从晚清著名文学家王闿运(湘绮)，在湖南衡州东州书院学习。颜楷先生

甲午对日战败，维新思想大兴，颜楷当时在北京读书，深受影响。他的父亲与戊戌变法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为同乡，交谊颇厚，过从甚密。颜楷当时对这两位前辈已由衷敬佩。变法失败，颜楷当日目睹杨锐、刘光第在囚车中被押赴刑场处决，十分震惊，放声痛哭，愤慨异常。

父亲恐其招祸，劝回川暂住，后应华阳县试。在此期间，得闻槐轩之学，很有领悟，英发之气也渐收敛。与华阳举人范玉珊之女范棠初结婚，范夫人生一子，名颜浚，产后不久范夫人去世。颜浚幼时聪明好学，喜书法，惜才高命薄，在自己新婚时去世，婚事丧事一起办，留下媳妇“过门守贞”的遗憾故事。

1902年，颜楷中举；1904年，赴河南开封参加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中第六名进士。

1905年，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研习法政，约两年。此时颜楷已曾服膺槐轩之学，讲求新民止于至善之理，虽然变法维新的立场不变，但政治态度不像以前激进，比较持重稳健。生活朴实，为避免时俗酬应干扰，常藏于日式住房壁柜中读书、静坐。在日留学期间，结识留日士官生尹昌衡。尹是四川彭县人，才气纵横，目空一切，独钦佩颜楷，视他为师长。颜楷也认为尹昌衡才识出众，遂将妹妹颜机许配给尹昌衡。

1911年农历四月初，颜楷请假回川，与华阳绅耆张祥龢之女张镜瑜结婚。后生子颜滋，其子后死于肺病；1917年农历三月二十，生女颜涓，同年农历五月，张镜瑜病故。

颜楷新婚之时，正值四川保路运动兴起，颜楷认为当局以铁路国有为名，不顾川人已踊跃为筑路筹集巨款，而另借列强外资，损害国家主权，侵占民众权益，且纵容贪吏中饱私囊，于法不合，于理不顺，必须力争。抱保路救国之宗旨，毅然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此后，颜楷以股东代表会会长的立场，为保路问题，多次与赵尔丰据理力争。赵深为不满，但因颜楷非彼僚属，也无可奈何。八月下旬，成都全城罢市罢课，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赵尔丰在清廷的支持下，不顾民众要求，悍然采取镇压政策。9月7日上午，由总督衙门出具请帖，邀请铁路股东会会长、保路同志会各部部长到总督衙门立待磋商，不想前往之人均被拘留。蒲殿俊、颜楷二人后到，也被拿下。而此时，民众闻九人被捕，如潮水般涌来，走马街、南打金街、督院街人山人海，哭喊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罗纶。民众冲破警戒线，赵尔丰下令开枪，酿成辛亥“成都血案”。

继而各地革命义旗高举，清廷危殆，而清政权竟以大失民心崩溃灭亡，几千年封建制度随之告终，保路运动促成辛亥革命的胜利，赵迫于形势将九人释放。成都兵变，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捕杀赵尔丰，在成都明远楼斩首。处决赵尔丰，是民怨所归，但颜楷坚决反对株连家属，并将赵的孙儿收养在家，后送回北京交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抚育。

颜楷当时目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民不堪命，国事日非，与辛亥革命的宗旨完全背离。他耻作民国官吏，所以尹昌衡任四川都督，颜楷非但不愿利用与尹姻亲关系，以及自己保路有功的政治资本去争权夺位，只愿从事教育事业。在1914年主办四川法政学堂(今五世同堂街。——笔者注)，实心办学，注重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品德，经常延请有德望学者，开设讲座，或亲自主讲，以身示范，一时学风颇为淳正。后来四川法政界人士，多出其门。颜楷自画像

1917年，张夫人病故，一年多后，与贵州绅耆、民国初年的财政厅长邹怀西之女邹先鉁(辛士)结婚。后生有一子颜济，一女颜沖。

1918年颜楷辞去法政学堂校长，闲居成都。崇尚儒学，信佛为居士，为四川佛教会副会长。与刘仲韬(咸焌)在南门纯化街延庆寺合办乐善公所，白天与刘豫波(咸荥)在此卖字，七成捐办赈济事业，三成家用。精工书法，名满蜀中，其妻邹辛士擅长诗文，尤精绘画，夫妻长期卖字鬻画为生，固守清贫。

颜楷在民国以淡泊自甘，在他临卒前数日，写有《拔室遗墨》赠给亡妻张夫人之弟张寔父。张寔父是张耀枢的四叔，著名篆刻家。书首页有颜楷题50岁小像诗：半百光阴一瞬过，知非知命意云何。扬尘沧海循环见，身外存身总不磨。

其中还有丁卯上九病中偶成的诗：谁怜沙砾在身心，赖有西乾跃冶金。锻炼不教些子溷，春风闲坐且闲吟。

知道自己的疾不可为，于是请张寔父治“颜楷长寿”印，并写有篆书铭文一偈：顽石一方，刮垢磨光。了无身相，长寿金刚。

并告诉张寔父自己虽然病得“形同骷髅”，但是“神安意适，为平生所罕遇”，所以交一粗石给张，把这一偈铭上去，藉石喻意。在《拔室遗墨》中，颜楷还写有“长跪忏悔”、“至心发愿”等与佛教有关的书法，其中有《大般涅槃经·卷三》中的偈子：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佛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拔室遗墨

此书法写于丁卯正月二十四(即1927年2月25日)，十天以后(1927年3月7日晨)，颜楷因病去世。

作为佛教徒，颜楷的书法在寺庙中保存较多，四川各地名胜寺庙很多存其手迹碑联。他曾给成都文殊院香严大和尚书写对联：“立龙象窟，菩萨普慧；睹妙高台，波罗密多。”现成都文殊院藏经楼前石刻“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以及1919年应朱德之请，为昭觉寺观音阁所书“应人间世”匾额，也是颜楷的代表之作。行书如“庚申(1920)重游宝光寺”，题赠无穷和尚七律横幅墨迹，运隶法入行草，浑厚雄放，跌宕生姿，至今尚悬挂在新都宝光寺文物陈列室，供书法爱好者欣赏。

颜楷子侄辈在其影响下，也雅好书法。长子颜浚幼时即好作书，成都武侯祠内“伯仲伊吕”匾额，就是其童年所书。侄子颜湛(仲陶)亦能书，常在成都鬻字，人称“小颜”。

后来作为颜楷女婿的张耀枢，在道德文章、学问修养及书法上，无一不受其影响。

县长父亲慈惠堂行善

昌臻法师的父亲张镜蓉，字第春，是张祥龢的长子，于1892年出生。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曾任四川高等法院民事庭庭长，成都地方法院院长，华阳、资阳、荣县、峨眉等县县长，四川省参议员。

昌臻法师的父亲是一位为官清廉、轻徭薄赋的人。尤其在做县长期间，对当时抓壮丁之事极其不忍，也非常抵触。宁可被省政府点名记过，也不去完成抓壮丁的任务，因此故意以拖延的方式抗拒，坚持独子不抽丁。在位期间，拒收他人财物，其清廉很受民众称赞。

如今他唯一还健在的女儿，今年85岁的张光瑂对父亲有着点滴回忆。在女儿眼中，张镜蓉性格很好，对人宽厚，爱到慈惠堂做善事，照顾身体不好的妻子，是一位慈父的形象，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就是对侄女，也是关怀备至。

现将她的讲述记录整理如下：我的父亲叫张镜蓉，又叫张第春，当过几个地方的县长，是他们那一辈里最大的，母亲是雷蕴玉。我们一共有八姊妹，四男四女。1912年他与刘豫波的女儿结婚。次年农历二月，刘氏产后不久去世，留有一女儿，取名张光琼，字朗如，即我们同父异母的大姐。后父亲与母亲雷蕴玉成婚，育有四子三女：张光珠，字毓如(女)；张光琇，字星如(女)；张光瑶，字耀枢；张光琮，字载熙；张光琪；我，还有小弟张光璐。父亲管教我们很严格，常常教育我们自己要行为端正、慈悲待人、平等待人。家里的用人，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不准骂，是家教。大哥(张耀枢)从不骂家里请的用人，就是他们做错了，他也不骂，而是讲道理。他的性格像我父亲，对人很宽厚。记得我父亲在资阳当县长，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当地老百姓要给他立德政碑。当时，那里有一个很恶的人，骗钱骗女人到处干坏事，害了很多人。不少人就把他告到县长爸爸那里，要求审案，判他死刑。父亲受爷爷的影响，是不杀生的，怎么办？父亲对此很焦虑。一天晚上，他睡觉，听到一些怪叫声，就像那些冤魂。经过一番思量，根据当时的证据和律条，他最后决定判那人死刑，以免他再作患乡邻。这件事情在资阳县引起轰动，大快人心。所以他要走的时候，资阳的老百姓给他立碑，说明他做得好，廉洁奉公，为百姓办好事。我爸爸的性情很好，父亲管家，还照顾妈妈。1947年闰二月初一，妈妈哮喘病发作病逝，53岁。二哥张载熙刚结婚，不到一月，当时大哥都到西充当县长去了，妈妈最喜欢他，我们就打电话，叫大哥回来。爸爸像爷爷一样，爱做善事，经常到慈惠堂去。也信佛，在家里要拜观音，我们一家都要拜。他活了60多岁，1955年的时候，他去世……

张家的慈善事业，没有因为张祥龢的去世而终止。其子张镜蓉除继续参与慈善事业外，还积极参加了成都慈惠堂的慈善工作。

张镜蓉去的慈惠堂，就是民国时期，成都很有名的一个慈善机构，他的主办人是“五老七贤”中的尹昌龄(仲锡)先生。尹昌龄是张镜蓉之妻雷蕴玉兄弟的岳父，两家多少有些亲戚关系。

成都慈惠堂，是成都最大的民办官助的慈善机构。总部设在慈惠堂街，创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堂门有全金大匾额“慈惠堂”三大字，最初是省会办的慈善机构。有田数百亩作为办堂的基金，政府每月有津贴，收养孤贫400余人。民初改官办为绅办(民办)，于是恭请清翰林尹昌龄为首任理事长，全权负责承办。尹昌龄出任理事长后，采取措施变单纯消费机构为若干个生产机构，经营很多年，发展到较大的规模。尹先生劳瘁至死后，张澜继任理事长。

这样一个大型的慈善机构，自然很需要人力物力。张镜蓉参与其中，恤贫救孤很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移交成都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出生：成都文庙后街34号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甲骨文字有“蜀射”“蜀御”的记录，而且在成都地区还发现过历史更为久远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和遗址。从它有确切文字记载算起，也已经有两千多年。远在春秋末期，古代蜀王开明五世，就在今天的川西境内，兴建了城市，他所建造的城堡，史书上称为蜀王城。在开明五世以前，也不像李白所说的那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只是从筑成土城开始，它就先后七次成为帝王之都。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她不仅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还留下了不少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街名，而这些街名往往与这些名胜古迹有关，成都文庙街(包括前街和后街)，便是因文庙而得名。曾经，不少将军、富豪、名士都在这条街上，设置了自家的宅院。

文庙街的深宅大院之多之集中，在当时居成都之首。那里，住了不少在清末民初影响时局的重要人物。文庙街成了官宦名士文人的聚集地，算是成都最早的名人区。而本书的主角——张耀枢，就出生在这条溢满文化气息的街上，并在那里度过了30年的时光，直到1947年赴西充任县长。

在成都，共有三座文庙。一座是成都南门文庙前街的“成都府文庙”；二是南门文庙西街何公巷的“华阳县文庙”，三是北门文圣街(即文武路)的“成都县文庙”。在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南门的“成都府文庙”，及因此而形成的文庙街。

据记载，全国普遍修建文庙，专祀孔子，始于唐代。唐以前，则皆奉祀周公。汉景帝(前156—141)时，文翁，本名文党翁，(汉代人修史，省略“党”字，于是以文翁之名流传。——笔者注)，据《汉书·循吏列传》记载，文翁是庐江人，在今安徽省。为蜀郡守，创建周公礼殿，为保护书籍，他用石料修建，号称“石室”。此殿历两汉、三国、两晋等代。文翁为蜀郡太守时，其主要功劳是兴办教育。这条街原名文翁坊，是以街口立有纪念文翁的牌楼而得名，后经战乱，殿毁而坊亦坍塌。在唐代的时候，唐人在其故址建孔庙(文庙)，兴学宫。学宫各代相承，清代为锦江书院。清末改学堂，为成都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称成都联合中学。之后，改为石室中学。

文庙街文脉之昌盛，何止于一所文翁石室及两个文庙。文庙西街上不起眼的小巷骆状元巷，住过光绪末年状元骆成骧，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1926年夏天，他在成都文庙西街的住所病逝，后人将他住过的这条小巷，取名为骆状元巷。颜楷、刘豫波与他交情都很深，他去世后，颜楷还写有《颜楷挽骆成骧联》“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平生风义兼师友；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潇洒人间一丈夫”挽联悼念他。

文庙前街里仁巷深处，有一个四亩左右的园林式院落——三迟楼，这是清代大画家聋道人的庭院。他的作品《桂湖春燕图》，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金质奖章。文庙前街92号上莲池池畔，有抗日名将李家钰的公馆；清代名将杨遇春故宅、清末成都辛亥风云人物尹昌衡的公馆、讨袁大将军蔡锷在成都的故居，也都在文庙前街。

那么紧邻文庙前街的文庙后街，又住有哪些达官显贵文人名士呢？

当年成都的世家大族以“南唐北李”最为著名，城北李家即巴金先生在正通顺街的老家，而文庙后街高门大院的公馆内，就住着“南唐”，即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一家。唐振常先生的祖父是光绪年间进士，当过知县，以学养深厚而知名，状元骆成骧和著名学者赵熙都是其得意门生。后来，唐家日渐式微，无奈将花园出卖。买下唐家花园的是王瓒绪，王瓒绪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四川省主席。

上世纪30年代，76岁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旅蓉，就住在文庙后街他的学生王瓒绪家中。王家大公馆似一花园，花木扶疏，亭台古朴，很得齐白石赏识。在王瓒绪公馆对面就是刘文彩的公馆……

为什么将军、富豪、名人雅士都喜欢在文庙街设置宅院？

也许“孟母择邻”的故事正好说明其中的原因。另外，“府文庙”、“县文庙”都在此街，府文庙前立有一石碑，上刻“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八个大字，足见对孔圣人的恭敬之心。日日与孔圣人做伴，享受千年文脉温馨，以期子孙文运亨通也是大众的心态。

张耀枢爷爷张祥龢所购置的祖屋就在文庙后街34号。前清进士书法名家颜楷的府第，就在张家对面。

那时的文庙后街充满了宁静幽雅的气息，中式大院门户紧闭，街的两侧是高大的树木，院墙上爬满各种藤类植物。深闭的院落大门内，时时传出阵阵琴声，给人以无限遐想。

张家大院在靠近上南大街一头的文庙后街上，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这是张家主人选自陶渊明的诗句。在大门外种有两棵高大梧桐树，取“凤栖高梧”之意。在张家大院前几米远的深院，是挂牌行医的周叔阜住宅，他曾任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长。张家隔壁是曾任兵工厂总办、温江专员王惠庵的公馆。

张祥龢的四个儿子，除二儿子张鹏南，从小过继给自己的堂兄住在文庙后街85号外，其他三个儿子及家人都住在张家大院里。张家大院很大，一进大门，通过二门就是一大坝子，是预备放轿子的地方，在坝子两边各种有松树和柏树，还有一大花坛，坝子前方是长三间的大厅，两边是厢房；通过大厅又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坝，两边仍是厢房，大坝正前方是长五间的房屋，正中是堂屋供佛像和祖先的地方；后面还有围房、厨房、厕所、水井、后花园等。

张家人人都要拜的一人多高的观音像，就供在长五间的堂屋里。这尊观音像是唐朝吴道子绘的观音全身像的拓本。高1.62米，宽0.78米。原石刻在川北，后由张耀枢的刘外爷外婆、父母及刘家舅舅等捐资移刻在杭州灵隐寺。张家所拥有的是该石刻拓本，全家人晨昏礼敬，深蒙护佑。后人世沧桑，不知流于何处。九十年代初，此观音像竟奇迹般地又回到了已是昌臻法师的手里，这是后话。

在张家大院的大厅，由刘豫波先生的儿子刘叔平写有一对联：“春昼雨晴山拥座，秋霄人静月当楼。” 三子张镜澂一房住大院的上房，长子张镜蓉一家住进门右手花园，自己修的两层楼房，张耀枢后来的结婚新房就在进大厅的右厢房里。四子镜明一房住大院的左面，因其很早就外出工作了，所以房子就空着。

在后花园里种有核桃树，还有高大的桂花树、罗汉松、大黄桷兰树，大得几人都环抱不住，与隔壁花园的在空中连成一片，分不清你我。这座深幽的张家大院最奇特之处是，在其后花园内，有一座像四方形的亭子，四面都有窗户，但没有楼梯，不能上去，家人都称它为“大仙楼”。前面是七里香花架覆盖着，旁边一大丛芭蕉，环境显得幽深、神秘。

1917年农历八月，张祥龢的妻子，刘止唐的孙女刘靓修，因病去世。同年，11月5日(农历九月二十一)，张祥龢的长孙出世，按字辈家人给他取名张光瑶，字耀枢(后又被写作跃枢。——笔者注)。耀枢生下来很瘦小，五官尖尖小小，很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羸弱的孩子，被所有算命先生都断言活不过15岁的孩子，在75年后，被大德高僧离欲上人钦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出家接任报国寺住持，在93岁高龄安详示寂，烧出舍利子千余颗。

他就是巴蜀净宗大德——昌臻法师。

三岁“出家”文殊院

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孙，爷爷和爸爸妈妈对他疼爱有加。然而幼小的张耀枢却体弱多病。父母带着他去看相算命，都断言他会短命，建议把他“舍给”寺庙，即让他出家，这样托庇佛门，也许可以改命，容易成长。算命先生为什么会有那种建议呢？原来，当时在四川有一种习俗，就是把认为要“夭折”的孩子“舍给”寺庙，就能保孩子的命!

张耀枢是家里的长孙，对无任何兄弟姊妹的爷爷张祥龢来说，把他视为宝贝。老人孑然一人，希望子孙繁衍，所以广积阴德，数十年行善不断，面对好不容易得来的长孙，他是很舍不得的。父亲母亲对小耀枢也很爱，因为在他前面，家里连着有三个女儿，即：大姐朗如、二姐毓如、三姐星如，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儿子，做父母的怎舍得送去出家!可是，他又是那么的多病，非常的不好带，万一有个什么……为此大家非常担忧。

然而信奉佛法的父母，还是想到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两全的办法：送寺院剃度，接回家里带。他们决定把只有三岁的张耀枢送到成都北门的文殊院，请方丈性观大和尚为他做一次剃度仪式。性观和尚德高望重，很有修持，耀枢外祖父刘豫波、姑丈颜楷与他交往甚密，两人都为文殊院写有书法，因缘很深。

1920年的一天，家人带着他坐着轿子来到北门的文殊院。

文殊院是成都的四大丛林之一。是成都人常常爱去的佛教寺院。

张耀枢一家走到寺院藏经楼右旁，庙里师父用手推开了一扇雕花木门，引他们来到方丈室外长长的小花园中。院内花木扶疏，一株高大的银杏傲立院中，牡丹、铁树、海棠沐浴在阳光里。与甘露堂相对的后照壁上，清朝文殊院萍僧，别号“无形段金刚道人”乘三和尚的手迹“龙蟠虎踞”四个红色遒劲的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八根巨大的石柱笔直地挺立着，撑起了甘露堂的屋梁，墙外银杏樟树的树荫投射进院内，随风轻移。静谧的气氛，使得张家大少爷——三岁的小耀枢也不敢声张，睁着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在甘露堂里做完“剃度”仪式后，家人就给他穿上了专门为他做得最袖珍的“和尚衣”，并在寺里做了大量功德。

从此，只要父亲到哪里去做善事，比如放生等等，都要带上他，并教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每天都要带他在家里供奉的巨幅观音菩萨像前磕头。等他稍大些的时候，就教他要把“死”字放在额头上，念佛、信因果、存好心、行好事，每天记“功过格”。耀枢每天接受这样的熏陶教育，竟然没有“夭折”，而且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因此和佛菩萨结下不解之缘。张耀枢穿“和尚衣”，一直穿到12岁。

在家读私塾

张家因为小孩很多，所以自己开办私塾，张家的私塾是男女分开来教授，年龄相近的孩子就在一起读。大姐朗如，因为在她未满一岁时，母亲刘恒德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就把她交给了母亲的养父刘咸焌，住在刘家老公馆旁建有砖木结构的刘咸焌公馆内，离张家大院两三百米远，但是是在张家受的教育。张家还请了邹辛士等，在家教育她和年幼一点的毓如、星如等几个妹妹。

张鹏南之女张光玗则常去邹辛士家里与颜楷大女儿颜涓、邹辛士生的孩子颜沖、颜济一起读私塾，还学写字。由于大家都住在不远，她几乎天天都要到张家大院去耍，因为那边小孩子多，很热闹，就像大观园一样。那时颜沖的姐姐颜涓几乎都在张家住。

1923年，六岁的小耀枢到了发蒙的年龄，家里又请来了一个私塾先生，叫王月波。先生主要教孩子们背《蒙训》《四书五经》《唐诗》。这位王老先生脾气很古怪，留着长长的白胡子，身穿马褂，学生稍有不对，就用一根竹片子打手板心。王老先生要求孩子们很严格，所以张家非常敬重他。

耀枢的二弟张载熙、五弟张光琪很聪明调皮，又小，爱扯王老先生的白胡子，因此常被打手心，而耀枢则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被责罚过。爷爷张祥龢对家里的男孩子管教很严，二弟调皮，父亲常常就将大哥耀枢和二弟叫到一块，用手将两人的头对碰，以表示惩罚。挨了冤枉的张耀枢，也不敢有什么怨言。

一次，三姐星如看到这位先生老爱打弟弟载熙，就想到了一个“报复”的办法。她趁王老先生还没有入座，跑到弟弟上学的房间，用毛笔蘸着墨把太师椅上的雕花图案描了一遍，就跑掉了。等到王老先生上座一靠，那白大绸褂子上就印上了黑色的花纹。孩子们一见，“哄”的大笑开来。

王老先生忍不住厉声问道：“谁干的？”

在门外偷看自己杰作的星如一听，知道大事不好，撒腿就跑。气极了的先生跟着追了出去，星如跑到院内的长廊里，跳过美人靠的长椅，往后花园跑去。王老先生也跟着翻跳美人靠，无奈腿脚不灵，结果摔伤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父亲张镜蓉将张家所有的孩子叫到一起训话，告诉他们要尊重所有的长辈，尊重给张家做事的一切人：“我们张家祖训是‘谦让、和平、恭敬、吃亏、受气、耐烦’。大家都要记住，要做到。”并且要求孩子们每日吃完饭后，都要自己去拜观世音菩萨。

从吃饭处到拜佛的地方，要经过花园，到黄昏时，孩子们都很怕一个人去，因为听家里的保姆刘孃说，在大仙楼前的芭蕉林里有长脸鬼。

原来，毓如的乳母李孃告诉保姆刘孃说，一次她在大仙楼下诵经到夜晚，突然发现一个面形很长的人，倚在芭蕉丛里听经，她吓跑了。从此，这件事就在张家人里流传，孩子们到了晚上都不敢到那里去，所以每次去拜佛，都是约到一起走。

也许，就因为这样，年龄相近的大姐朗如(1913年生)、二姐毓如(1915年生)、三姐星如(1916年生)、耀枢(1917年生)，直到长大都常常在一起念佛学佛，他们不仅是感情深厚的姊妹，到后来更成了学佛的道友，那是后话。而小一些的二弟张载熙、小弟张光璐、小妹张光瑂，对自己的哥哥姐姐更多的是依恋和手足之情。

在堂弟张光琦的记忆中，这一段时光是难以忘记的，尤其是对大哥耀枢的印象。他说：大哥张耀枢，是我们这一辈中最好学的，为人特别忠厚善良。小时候，他经常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要与人为善，什么都要体谅原谅别人，我们从小受他的教育就很深，他常带我们一起耍。他是在家里读的私塾，背《诗经》《礼记》、唐诗等，学诸子百家的东西。他的古文学得很好。以前有骈文，是上下对应的，他当时很小，我们一起耍的一个人很贪吃，大哥就用骈文写了这件事，来幽默他。我还记得大哥写的几句“笼头(指衣袖。——笔者注)双袖挽，鹰爪五根伸，须臾面前堆白骨，顷刻碗底见花心”。大哥从小就吃得苦，很简朴，平常穿的衣服都有补疤的。当时他爸爸在荣县当县长，他才十多岁，就从成都走路走到那里去，好厉害，住的是最差的旅店。后来，他就去纯化街尚友书塾读书了，其中有个老师叫李惠生。我们张家大院有个后花园，是我们的乐园，大家常常在那里藏猫猫，做游戏。当核桃还是青果的时候，我们就去打下来弄来吃。把一个手弄得黑黄黑黄的，怕被大人发现，一个二个就跑到磨刀石上磨，有的用力过猛，竟会磨掉皮来。到了晚上，我们都不敢到后花园去，怕遇到长脸鬼。小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后花园会有一个没有楼梯的二层楼。它有什么用处，是怎么来的当时心头都是谜。

的确，在张家孩子们的乐园里，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小楼，让人有些不能释怀。那么这楼是怎么来的？用来做什么用呢？

张家大仙楼

在整个文庙后街的公馆大院中，没有哪一家的院落里会有这么一个用来供养狐仙的楼，张家长辈称它为大仙楼。因为大仙楼的存在，让张家大院多了几分神秘。为什么会在后花园里，有这么一个没有楼梯的二层小楼呢？是张家人迷信吗？这要从张祥龢买这座祖屋说起。

这座张家大院是张祥龢在清末购置。在购买此楼时，由于张祥龢为人敦厚、心怀慈悲，所以对这座院落没有过多的去调查其出售的原因。等到与该房的前主人签订合同后，才听说此宅闹狐仙，很不安宁，接连不断出灾异，有人上吊自杀等，他们修了大仙楼供养狐仙，可是原主人仍然不堪其扰，所以才决定出售。张祥龢认为既然已经签约，就要守信誉，所以不便后悔。同时认为狐仙为祸为福，是看主人的道德修持如何而定。因此，还是如约购买了它。

张家人搬进去后，就在大院里供了很大一张观音菩萨的画像。在爷爷的影响教育下，张家老老少少都念观音拜观音，诵经礼佛，积德行善，在东门修放生池放生。

那么多年，除了毓如的乳母李孃说自己在大仙楼下诵经时，看到一个长脸人在芭蕉丛里听经外，其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状。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张耀枢的母亲雷蕴玉做了一个梦，看见一个古装妇女，从大仙楼飞身下地，来到她的房间，在梦里她知道是狐仙，感到很恐惧，心里赶紧念观音名号，并把她当做宾客接待。在梦里古装妇女对她说，我们是邻居，相处几十年，托你家的福，我们也得好处，不久要分手了。托你引荐我到刘门去……后来张雷氏将自己做的梦告诉了刘豫波。

一天，张雷氏乘轿到离张家大院几百米的纯化街刘家公馆去。在路上，她与一顶很豪华的轿子相遇，在零距离接触的一瞬间，对方的轿子门帘被一只手轻轻地掀开，一个打扮得体、雍容华贵的妇女，端坐在轿子里，双手伏在横栏杆上，向她轻轻点头微笑，就放下了帘子。这一笑不要紧，把张雷氏惊得愣住了，那妇女的样子和她梦里的竟相差无几。她到了刘家公馆即刘止唐府第，把自己所遇到的事情给刘豫波先生讲述，刘老先生平静地说，你介绍的那个人今天来过了，是来告别的。

这件事情是张家后人听老人讲述的，其中的因缘，我们凡夫弄不明白。

1950年，张家因退押，这所住宅便卖掉。它却给张家的后代，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爷爷的教诲

有一副对联：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这副对联仿佛是对张家的概括，是爷爷张祥龢一生的行为指南。

张祥龢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姊妹，作为槐轩门人，他儒道释都有涉猎，但以儒家为主。按传统的观念，他很想子孙众多。并且深信，要想子孙繁衍，必先广积阴德。只有培福德，消业障，才能如愿。他常常引用司马光的话说：“积财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唯有积阴德于冥冥之中，而子孙自食其报。”因此数十年来积德行善，从不间断，哪怕债台高筑。他在家里供观音菩萨，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心经》《大悲咒》，发愿求观世音菩萨加被，实现自己“求男女，得男女”的心愿。果然，后来连生四子、两女，每子又生八个。孙女17人，孙儿13人。夭折的极少极少，大都顺利成长而且很能读书。

他对子弟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很严，以身示范，言传身教。重在培植品德，奠定做人基础。民国初年的时候，兴办学校，到那里去读书，被视为时尚和做官的捷径。曾有人劝他送子弟入校，以求功名。张祥龢对对方说：“对子弟重在品学，不重做官。书可读，官不可做。”所以仍然坚持在家里办私塾，让后人读四书、五经、历史、诸子等，也兼诵《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心经》《大悲咒》《了凡四训》。同时，以佛家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思想，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作为做人的准则。

当时，有人认为张祥龢这一套教育子弟的内容和方法，太落后，也迂腐。后来，那些人的子弟，做了官，发了财，可是最终身败名裂，影响家庭，贻羞父母。反观张家子弟，孝善俱佳品学兼优，才叹服他的卓见，承认张祥龢的家庭教育是有远见的。

张祥龢对于孙辈的教育也从不放松，虽然他们还在童年，也处处要求他们勉以立志。

笔者手里有长达十多个小时的珍贵录音资料，共有50小段，是2008年间由昌臻老法师的侍者能慧和隆顺在随侍昌臻老法师时，无意录下。所录时间，大部分都是法师在内客堂吃饭时及饭后散步时，内容多是两个侍者好奇法师过去经历，而随意提出的问题，法师也用回忆对侍者进行着开示。

然而正是这些提问，为我们留下了法师过去生活的点滴，及他学佛的心路历程。当我在聆听并将其还原成文字时，那份无有年龄分别的交流、浓浓的师徒相融之景，在碗筷之声中，融入了感人的温馨。法师平淡谦和的性情，语默动静中的庄严示范，都展示无余。

在本书中，我将在不同的章节里，视其需要择而表述。在这里，我们来看看爷爷童年的教诲，对张耀枢成长的影响，是如何的巨大，这成了他后来庄严转身成昌臻法师的内在基础。

现将录音展示如下：

能慧：师爷，你几岁开始学医，看得懂医书不？学了几年？

昌老：我们都是六岁发蒙，背四书五经，《周易》也背，主要以儒家的东西为主，学医不是主要的，我也没有很好地学。我小时候，爷爷四十多五十岁，后来祖母死了，他就在他的房中放一小床，我和二弟张载熙就去陪他。深夜他打坐，这是刘门功夫，然后他想起今天处的方子中有什么问题，就喊我们写下来。我当时也没有很好地学，当时醉心于富贵功名，学而优则仕，学医是以后的事，所以时间就拖得很长。

能慧：你学了医后好多岁开始给人看病？

昌老：我没有正式给人看病，是帮爷爷开药单。后来大概二十多岁，看一般的病，没有在医院做过。

隆顺：那他(祖父)看病不收钱了？

昌老：嗯。对穷人不收钱，还施药。对有钱人也不收钱。他说，我自己有钱能生活，我拿那么多来干啥？他只是不断地给他们说，你那病要好起来，你自己赶快多做善事。我爷爷用脉有独到之处，他很尊崇张仲景。有一个人，得了重病，他过去看，喊他吃自己开的药就好了。他看病不收钱，病人就感激他，给他送吃的，还把娃娃拜继给他。所以，他收了一串串干儿干女。他的品德很好，从不考虑自己，很注重内心修养。他吃东西很简单，虽然不吃长素，只吃花斋，但吃得非常简单。就两三个菜，吃不多，剩到的要吃几天。看到他老吃，我们就帮他吃了。他没有什么贪欲，衣食住行都很随便(成都方言，俭朴、简单，不讲究之意。——笔者注)。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一不讲穿，二慷慨布施，(我们)很受他的影响。当然，自己没有学到。他当时很有钱，但是有钱的人很多，但像他那么慷慨布施的人不多。如有饥荒啊，他就带头捐钱，别人就参照他交，与他差不多。他不管别人，自己想捐多少就捐。所以钱不够，他就卖田，如果遇到卖不脱的时候，又急需捐钱，他就借。所以他死后给儿子每人留了几千元的债务。不过他们也很信爷爷做的善事，相信父辈积的德，可以庇荫我们。事实上也是，爷爷是独子，我们这一代就二十几三十个，我最小的兄弟都七十好几。这不能不说没有道理。止恶行善、相信因果，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确实很有道理。儒家也讲利人就是利己，有因必有果。爷爷后来的家产只剩二分之一都不到，这当然也变成了好事，不然在刚解放减租退押的时候更恼火。

能慧：以前你家里靠租地给别人当生活来源？

昌老：嗯嗯。是地主家庭。也做其他的工作。

隆顺：当时，你们施药很多哦？

昌老：当然。从我祖父就开始，还有我三叔张澄菴，他从小跟我祖父学医，后来师从沈绍九。解放后，在成都一医院中医科工作，也号称“张大包”。当时成都有四个药堂，祖父有四个记账处方，给贫病穷人就用这种处方，他们拿到去捡药就不收钱，到年底药堂就到我们家来结账。祖父还施棺材、义诊、布施放生等。爷爷在成都东门外买了一块地皮，修了一个放生池，我做小孩的时候去过，很大，里面有很多的鱼，专门有人看守，现在被四川音乐学院的校舍占了。他布施很慷慨，我们比起来就差远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他读报，看到河南旱灾，人吃人，当时就流泪了。马上就卖了两百亩田，以无名氏的名字寄过去救灾。我们现在晓得钱不能存，要布施都是受了他的影响。但是他自用之节约，像对我们都要求穿布衣，补疤疤的。他自己出门才穿好的，回来就脱了挂起。冬天穿的棉衣，棉花都在外头，他就不换新的，说补了还可以穿。那个时候，祖母死得早，以他的钱和地位，娶几个姨太太是没有问题的，也有人劝他娶一个，他坚决不。所以我和二弟就在他房里陪他，他要求我们很严格。我十岁左右，一年春节，一位显贵人物，他们全家都是祖父的病人，来我们家拜年。他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是祖父的干儿子，也来了。我祖父就给我说，来了一个小客人，你去陪。我从窗户往外一看，嚯，那小孩穿得富贵堂皇的，我当时穿的是布衣裳，还有补丁。我一看，就很不好意思，心想，别人穿那么好，我穿那么差。我就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陪。这个时候，爷爷又喊，我不敢违背了，心里很不自在。被爷爷看出来了，后来和我个别谈话几次。他说，你读圣贤书，你完全没有读懂。并引用《论语》孔子对子路的赞赏，“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一段话来教育我说，孔子的弟子子路穿破棉袄，他和穿狐皮袍子的人站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装得有诗书嘛!他穿得好，他肚子头没得货。你应该和他比诗书比志向，你咋个和他比衣裳呢？你没有立志。为这事，他和我个别谈话三次。他不骂你，还问你，想通没有。还说，你在读圣贤书你在学啥子？读圣贤书，不仅是学他们的学问，更是学他们的做人，圣贤书上没有喊你穿好的。后来我也想通了，就给他说，自己只是读书，但是没有用来像古人学习，说来说去还是自己没有立大志。他说：“做人首重立志，读书志在圣贤。一个有品德、学问的人，才会受人尊重，才能有所成就。”并写一把扇子给我，现在只记得有四句：“志在圣贤，修身克己。养成国器，中流作砥。”使我终身受益。他结合实际的例子来教育人，很有影响。因为小孩子不懂，后来，经过这个教育，对我印象很深。所以以后我工作了，那时候他都去世了，我都绝不穿好的。

隆顺：你老人家现在穿的短褂补疤，都是受他的教育？

昌老：还是有这种影响。就不想穿那些了，后来就习惯了。我当芝麻官也是在芝麻官里穿得最一般的。

隆顺：你老人家在外面穿大褂，回来就脱掉，是不是就是受祖父的影响？

昌老：当然是有影响的。惜福惜衣，他一直都这样教我们的。他说：你要惜福……

的确，古来大德都是非常地惜衣惜福。近代著名高僧弘一大师惜福的故事，影响了很多人，他由律而归于净。弘一大师亲近印光大师后，自觉深受印老四点影响：1.习劳；2.惜福；3.注重因果；4.专心念佛。他将这些常人所能学者，不折不扣地学了过来。

他的“惜福”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弘一大师有一年在厦门南普陀寺给出家人作开示时，劝他们“发大心”，以各人自己的福气，“布施一切众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

何谓“惜福”？惜是爱惜，福是福气。弘一大师认为，我们纵有福气，也要加以爱惜，切不可把它浪费。为什么呢？“末法时代，人的福气是很微薄的，若不爱惜，将这很薄的福享尽了，就要受莫大的痛苦，古人所说‘乐极生悲’就是这意思!”

弘一大师小时候，看见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大对联，录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下联是，“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他哥哥时常教他念这句子，念熟了，以后凡穿衣或饮食，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蹋掉。弘一大师的母亲也常常教他，身上所穿的衣服要时时小心，不可损坏或污染。他母亲和哥哥怕他不爱惜衣食，损失福报以致短命而死，所以常常这样叮嘱着他。

弘一大师所受的家庭教育深深地印在他脑里，后来年纪大了，也没有一时不爱惜衣食。出家以后，一直还保持着爱惜衣食的习惯。他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1920年在杭州时，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他的。他每晚用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他有一把洋伞，是1911年买的。这些生活用具，破烂了，就请人用针线缝缝，当新的一样使用。除了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东西，需要五六年一换之外，他的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的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制的……

无论是弘一大师，还是昌臻法师，这些大德高僧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让现今的我们倍感汗颜。学佛先学做人，昌臻法师出家后，一直所倡导的佛学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得不让人感叹：教育——做人之基础，立国之根本。

求学尚友书塾

在昌臻老法师2009年2月留下的最后一本写有《随笔》的笔记本中，老人所写的采访提纲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私人书院(槐轩书院)的情况：

问：今日书院教育，能在世道人心方面起到什么作用？能否弥补现代教育模式的不足？它的发展前景如何？

昌老在提纲中这样写道：刘止唐先生的槐轩学派，其宗旨和内容，以孔孟为宗，贯通佛道，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内圣外王”之学。它上承孔孟心传，学修一体，重视慎独功夫，奠定做人基础。槐轩是他讲学的书斋，后人称“槐轩之学”，并无“槐轩书院”之名。清末民初，其子刘文(鉴泉之父)继续讲学。以后其孙辈创办尚友书塾，刘咸焌、刘咸燡均先后担任塾长，刘咸炘任少学塾师，少学为当时书塾的高级班。课程开设经、史、文学等，采取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的方式。刘鉴泉之弟子们，以后又创办了“志景书塾”……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昌臻法师在谈到自己学佛因缘时，也讲到了是受槐轩之学的影响，尤其注明是在尚友书塾、志景书塾学习之事。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法师就学的书塾情况。

在成都纯化街上，不仅有“儒林刘止唐先生第”，在离刘宅不远的地方，还有成都当时很有名气的一座寺庙——延庆寺。这座寺庙，刘家除了在里面举行法言坛、慈善活动外，还在里面设有尚友书塾一座。尚友书塾，可谓成都最早的私立国学学校之一。

刘沅之子刘文在清末民初创办了“十二学堂”，刘沅之孙刘咸焌，在此基础上继续办学，于1915年在纯化街延庆寺内，创办明善书塾，1918年改名为尚友书塾，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书塾。

当时，刘咸焌任塾长，后又由其胞弟刘咸燡任塾长。教学课程和书塾章程则完全由刘咸炘(号鉴泉)制定，分幼学、少学两个班，学生数百人。又设有研究班，从少学中考取成绩优异者肄业。从开办到1932年刘咸炘逝世，此15年为蓬勃发展时期，有《尚友书塾学报》刊行，造就不少国学人才。这是四川早期国学杂志之一，共出版八期，1932年刘咸炘去世后停刊。

1929年，12岁的张耀枢从张家私塾进入到离家几百米的尚友书塾就读，得其刘门后人亲自教授。

尚友书塾塾师李惠生，是成都教育界的名流。曾就学于刘咸炘门下，25岁被鉴泉先生任为尚友书塾甲级塾师。1932年鉴泉先生逝世后，李先生以师志为志，在延庆寺旁的南昌里，租小院创办志景书塾。主讲史志学及文学史，培养出一批国学人才。时年15岁的张耀枢也随后到了志景书塾就读，直到1937年考入朝阳大学为止。

那么书塾教学些什么呢？

在昌臻法师的记忆中，尚友书塾教学是以“养心养气、成己成人”为主要目的。它尊崇孔孟之道，合三教之精微，主张“学为人而已”。采取的是课堂讲授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开设经、史、文学等。以孔孟之道和槐轩教法为主要特色。同时还主张学生静养和修习，静养时修习“四步功”，有老师教学生静坐，以健康身体。

在昌臻法师晚年和徒孙的一次讲谈中，他是这样忆及自己的四外爷刘咸炘——这位天才学者的。据录音整理：我外爷(即外公刘豫波。——笔者注)的(堂)兄弟，叫刘咸炘，号鉴泉。在成都办尚友书塾，是天才神童。他爱看书，只看商务印书馆的书，每天都看，尤其看新出版的书，翻新书很快，看一下就能决定买还是不买。有学生心存疑惑：翻一下就能知其全部？他们又不敢问。于是私下推荐两个学生先去看要买的书，并记下要点。等到刘咸炘先生去买的时候，就跟到他去，并问他这本书的要点是什么，长处缺点是什么，好在哪儿等等。结果他都能说出来，没有漏掉的。这些学生就服气了。他讲书没有讲稿，张口就来。有的学生记下要点，他的著作很多，有不少是他说，学生记下来的。他很特别。当时刘湘要聘他做官，他不出来。说，我不是那块料。他完全是古代读书人的形象，他不慕名闻利养。他是博学家又懂相法。他32岁自己题自己的相赞：“五岳平，无权势；两耳白，有智慧；眉目寻常不足畏。额有伏犀亦疑似；褒之曰清，贬之曰无能，质言之曰读书人。”说明他的志趣。只是30多岁就过世了。解放后，都还有法国、德国的学者来访问和买他的书，他们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刘咸炘

相士王玉溪算命

三岁“出家”以后，虽说从小就体弱多病的耀枢，没有像算命先生铁口所断的那样夭折，但是已经12岁的他，逐渐在临近15岁这个极限数，此时的他已在尚友书塾读书。经过家人和自己的努力，那么自己的命运到底有没有改变呢？也许，不管是他还是父母，都想知道冥冥之中的变化。

当时在成都有一个很出名的相士王玉溪，在成都文殊院附近。此人很有学问，还有著作流行于世。他给人算命看相后，总要写一份他的论断并加盖私章，交给请其看相的人保存以示负责任。当时传说他作出的判断，就像法庭的判决书那样，断生死如神，不得有更改。

1929年，在一次聚会上，相士王玉溪正巧在场。家人请他给耀枢看相算命。他也断定已12岁的耀枢要短命，活不过15岁。此事大人小孩一听，都愣住了，耀枢仿佛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惊慌无助地看着大人。

这时爷爷和父亲几乎同时地问王玉溪：“如果我们为他培福积德，并求佛菩萨加被，可否延寿？”王考虑后回答道：“可延至20岁。”父亲又问：“可否再延长？”王不回答了。爷爷、父亲见此情形非常忧虑，而已12岁的耀枢也很恐惧。

从此家里长辈们教他念“大悲咒”和观世音菩萨名号，常告诫他要随时将“死字顶在头上”，并为他做大量放生等功德。

也就在这一年，耀枢的爷爷去世，终年65岁。

死亡，竟是如此真实地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想着再也见不到的爷爷，想到算命先生对自己寿命的铁断，耀枢在惊恐中更加虔诚地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自己不短命。

然而后来的一件事情却改变了耀枢对命运的看法，让他发愿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刘外爷改命的启示

当时，耀枢所就读的尚友书塾是他外爷刘豫波的弟弟刘仲韬所创办，耀枢叫刘仲韬为刘外爷，因为大姐朗如的妈妈过继给刘仲韬，所以大家就有了两个外爷。大姐朗如住在刘仲韬新公馆内，张雷氏常常带着弟妹过去看她。自从文殊院算命回家后，母亲发现耀枢的性格更沉默了。

一天，她带着耀枢到新刘公馆去见有学问的刘外爷，想让博学的刘外爷开导耀枢。去到公馆耀枢给刘外爷磕头行礼后，妈妈就把王玉溪给他算命的事情，告诉了刘外爷。

刘外爷听完后，对耀枢说了一句让他记忆终身的话：“不要紧，算命有道理，但是不要怕。记住：儒家讲，君子有造命之学。”

于是，刘外爷给他讲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改命的故事。

1903年，年轻的刘仲韬赴河南开封考场，参加全国举行的举人考试，考完后上街散步，看见不少看相算命的，问当地人是怎么回事。别人回答他说，是来赶会的。因为参加完举人考试的书生们，为了想知道自己是否中举，往往都想算一卦，所以每年的考试期间都会有不同地方的算命先生来此摆摊挣钱，当然里面不乏高手。

刘仲韬对此有了兴趣，问：“谁最准？”别人告诉他“北京庆云子相馆”是最著名的一家，挂牌营业，北京人开的。他过去一看，门前排着长队，他便去排在后面，等了许久，轮到他进去。

刘仲韬一看相士，是一位老者，貌古神清的，看起来很有道行。那位相士看了他后，只给他说了两句话：“一、给你道喜，你这次一定考中举人；二、你寿命活不过36岁!”然后就喊他给钱，而且很贵。刘仲韬心想，这是江湖骗术吧，他先恭维我，再说我活不过36岁。到时候你人都找不到。不过他仍然付了钱，出得门来，就告诉自己不要去信，当着玩。

后返回四川，两月以后，获通知，果然中举。这一下，他才感觉惊讶，因为，说好的既然灵验，难道说坏的不灵吗？!后来，经过长辈的开导，他便发愿心，修福德，改造命运。他拍了张照，把庆云子说的寿命不过36岁的话及自己发的愿“在家侍母，继承家学，不求仕进，淡泊名利，积善培福，教育后生”都写在相片下面，放在书桌旁，警策自己。

后来他开办尚友书塾，继承槐轩之学，投入到道德学问之中的他，也就淡忘了算命之事。

36岁那一年，弟子门人陪刘仲韬到新都桂湖看桂花，结果走到路上，他坐的滑竿(竹轿子。——笔者注)两边的竹竿同时断裂，将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就这一重摔，让他猛然想起庆云子算命的事，就这一下，他明白了自己是重罪轻报了。

他给耀枢讲完这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后，就把耀枢叫到他的桌边，叫看他照片上自己题写的字。刘外爷在耀枢心中是品德学问没人比的，也是他极其信任的人。他的故事对耀枢来说是极大的鼓励，让他树立起了改造命运的信心。

从此，他更加虔诚地按照大人教的方法持念佛名、信因果、存好心、行好事，并每天记“功过格”等。

二姐割肉治母病

在爷爷张祥龢去世不久，母亲张雷氏病倒了。家里请来了当时成[2]都的名医沈绍九老先生，到文庙后街张家大院给她诊治。沈先生与张家是世交，他与爷爷张祥龢是同庚(即同年同月生人且日子相差很小。——笔者注)，都善施医施药，做义诊。耀枢的三叔张澄菴，一直师从于他，后来成了他的高徒。

他来到张家诊脉后，认为张雷氏的病情太严重，因此仅试着开了一剂中药。并吩咐张镜蓉道：“病人服药后，如果出‘颤汗’，就有希望好转，你就赶快派人来，我好再来诊治，否则就请准备后事。”

听到“后事”两个字，14岁的二姐张毓如感到如雷轰顶。爷爷刚走不久，她知道后事意味着什么。想着妈妈平常是那么的爱自己，而现在，她那么的需要帮助，自己却没有任何的能力，就心疼万分。

情急中，她想到爸爸妈妈教自己遇到急事就求观世音菩萨加持的教诲，想到当初私塾先生讲《二十四孝》中“割股疗亲”故事时，曾经说过，只要在中药熬煮时切一块亲人身上的肉为药引，让孝行感动天地就有疗效。

性情刚烈敢想敢为的张家二小姐，做出了一件令全家人都为之惊叹的事情。等药捡回来后，她告诉父亲，为了尽孝，自己要亲自为母亲熬药，不要佣人做。父亲看着这个一向受妈妈喜欢的女儿这样说，心里很宽慰，同意了。

救母心切的她，藏着自己的秘密，一个人来到家里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像前，虔诚地跪下，发誓道：观世音菩萨，我张毓如誓愿将自己的寿数给母亲，以身代母，割肉治母病。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让她快快好起来。

说完，她用嘴咬着自己左臂上的肉，右手拿着剪刀，眼一闭，一下就剪了下去。她把从自己身上剪下的这小块肉，悄悄地放在了药罐里，亲自守着，一直念观世音名号。等到药熬好后，她小心翼翼地端上药，服侍母亲服下，一直守在母亲床前，至诚恳切地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不久，她忽然看见母亲身子颤抖起来，额头已沁出细细的汗珠，出“颤汗”了!她忙跑向三叔张澄菴住的房里，请三叔立刻去请沈老先生再来。

后经继续治疗，张雷氏的病竟奇迹般好了起来。从此，毓如学佛的信念更加坚定，她带领张家弟妹们一起学佛，并终生不曾动摇。

手足情深

在张家几房近30个孩子中，耀枢显得尤其成熟。在男丁中，按大排行，他是老大，大家都叫他大哥。以大房的孩子为主，二房的张光玗等，三房的张锡如、张公亮、张光琦、张华如等；四房的张彦、张光琬等，大姑妈的女儿颜涓、邹辛士的孩子颜沖、颜济等，都喜欢在张家大院一起玩耍。张家大院，俨然成了大观园。

在这些众多孩子中，又因年龄的接近和爱好的相同，分别有不同的玩法。比如，年龄相同的光玗就和颜沖等常在一起玩耍学习，到邹辛士家读书写字，还一起去上小学；大一些的朗如、毓如、星如、耀枢、颜涓等，就常常在一起聚会、学佛、做善事。

由于张家严格的家庭教育，这些孩子都能做到“孝悌”二字，对长辈孝顺尊敬，对兄弟姊妹都能关怀帮助，相互间的感情很深厚。

在姐姐弟弟们的记忆中，耀枢是比较特别的，性情温和平静，就像巴金《家》中所描写的大哥觉新：上孝敬长辈，下体恤弟妹，顾全大局，善良宽厚，沉稳儒雅。对从小失去父母、几乎长期住在张家的表姐颜涓，也很关怀。以至于当爷爷张祥龢有意给他们订娃娃亲的时候，为顺老人心意，耀枢也没有一丝个人意见。

法师开示

在这一章当中，读者看到一些命相、风水和鬼神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老法师亲身经历的事实。没有这些经历和环境，也不足以造就出一代净宗大德。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经历的奇特的人和事，在此我们也只能如实讲述。至于其中的道理，我想全在字里行间中。昌臻法师法相

但为了更清楚地讲明其中的道理，在将结束这一章的时候，特在此将昌臻老法师于2003年12月5日在报国寺所做的开示，摘录展示于后，令我们明白何谓真正的正信佛教。愿我们从此文中获得正知正见、明因识果、持戒修行，以至破迷开悟、了生脱死。在生前老法师已经审定过此文：《怎样看待命相、风水和鬼神问题》(摘录)开示缘起学佛从做人下手，止恶行善，明因识果，持戒修行，以至破迷开悟，了生脱死。这是正信佛教共同遵循的原则，它又是正信佛教区别于外道、迷信的分界线。修学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因果是佛法的核心问题。不明白因果很难真正懂得佛法；不相信因果很难获得佛法的真实受用。虚云大师说：“因果二字，把佛所说法包括无余了。”又说：“因果二字，是一切圣、凡、世间、出世间都逃不了的。”(见《虚云法师开示录》)四谛法是讲因果规律。因果分为两类：一类世间因果，是污染的因果。众生种烦恼惑业的业因，受生老病死六道轮回的苦果。是自种因，自受果。一类是出世间因果，是清净的因果。修行人种的是持戒修行、参禅、念佛等清净的因，结的是了生死、出轮回的清净果报。是修因证果。所以，印光大师说：“诸佛成大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见《印光大师嘉言录》)下面这首偈颂，是对贯通三世的因果律的概括：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果报)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业因)它主要说明两个问题：1. 因果相续，贯通三世，不会中断。我们今生所受吉凶祸福，都是自因自果。明白此理，自然不怨天，不尤人。2. 我们时时处处都在受果报，时时处处又不断在种因在结缘。因缘改变了，果报也会转变。佛法讲的因果律是活泼泼的，和看相、算命讲的“宿命论”、“铁板数”完全不同。佛法认为“命运”是可以改造的，改造命运的关键在“心”。“命由心造”、“相随心转”、“一切唯心造”嘛。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吉凶祸福，不是命相风水所决定的，也不是鬼神能操纵的。自然不迷信命相、风水，不依赖鬼神了。今天，有些学佛的人，到处看相、算命，怕鬼怕神，就是不修省心地。这算正信佛教吗？我们观察一下，社会上各种各类的人，有的拥有亿万财富，有的三餐不饱；有的健康长寿，有的多病、短命；有的相貌端正，有的相貌丑陋。怎么解释呢？就拿同胞的兄弟姊妹，甚至是双胞胎，相貌虽相似，而一生贫富苦乐悬殊。研究遗传基因的人也无法解释，只有佛法才能说明它的所以然。这些人“缘”虽相同，“因”却不同。“因”是过去生中自己种的，是主要的。“缘”是今生得之于父母的，是次要的。我们这个“色身”叫“报身”、“果报身”，就是来受善恶果报的。果报分正报、依报。正报包括相貌好丑、寿命长短、富贵贫贱等。依报包括家庭环境、眷属子女、生活享用等。正报有福，依报必定丰富圆满；正报无福，依报必定贫苦恶劣。依报随正报转，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不用怨天尤人。今天，佛门内对于因果问题，存在两种错误知见：1. 认为因果是佛法中低层次的、带迷信色彩的说教。目前教内戒律松弛现象比较突出，这和不明因果、不信因果有直接关系。虚云大师早就提出修行的先决条件是“深信因果，严持戒律”。因为一个不明因果不信因果的人，很难严持戒律。2. 误解因果，把佛法的因果律庸俗化。有的人信因果，也怕犯因果。在涉及个人吉凶祸福的事，怕犯风水，犯流年，怕鬼神降罪等，怕的东西还不少，处理问题往往采用求签、卜卦、看风水、看流年等。这完全是不明白因果律，以致误解它，并把它庸俗化。下面分别说一下这三个问题：命相问题算命、看相的理论是来源于《周易》，宋代陈希夷的《心相篇》，邵康节的《皇极数》等是著名的专著。它通过观察生庚、面相，说明吉凶祸福。有的比较灵验，在民间广泛流传。从佛法观点看，它虽能说明事物的现象，如断定人寿命，也比较准确，而未触及事物的本质。为什么某人有短命的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挽救？更不知道。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究竟的说法。佛法不同，它是从根本上揭示命相的由来和原理，并能提出改造命运的方法。却不主张算命、看相，认为是舍本逐末，徒劳无益的。下面举几个事例说明：例一：明代袁了凡遇云南孔先生断他终生命运，惊人的准确。后来，云谷禅师教以造命之学，培福积德，改变后半生命运。孔先生的判断从此完全不灵了。孔先生断定他不能考中进士，结果考中；说他做官只到知县，结果升到兵部当官；说他无子，结果生二子并都成才；说他寿命只53岁，结果活到74岁。孔先生精通邵康节的皇极数，是非常高明的相士，断人吉凶祸福十分可信。为什么他说袁了凡前半生那样灵验，后半生完全不灵？不正说明命相之学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吗？例二：《德育古鉴》载，明代正德年间，安徽茶商王志仁，40岁还没有儿子。那一年快过年了，他去请一著名相士看看明年能否生个儿子。相士一看就说，你还想儿子？你过不了年就有大难要凶死。他听后非常震惊，赶赴外地去办理结账手续。回家途中，住宿旅店，傍晚时想到自己命将尽，惶惑不安，沿河散心，这时忽见一年轻妇女抱着小孩一边哭一边跑向河边投水自尽，他一见便大喊“救人”，并愿出二十两金子救人(注：那时的金子成分不纯)，重金之下便有人下水把那妇女救了起来。询问妇女因何故寻短见，妇女哭述因卖猪受骗，所得银子全是假的，怕丈夫回家生气要打她，不如一死了之。茶商见状，如数将价款送给那妇女。这妇女万分感恩，问明茶商姓名后回家。第二天，她丈夫回家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怀疑，一定叫她带路来找茶商。这一天，天色已晚，茶商已经睡下，妇女来到茶商住处前去敲门，茶商在室内说，你是单身妇女，我是单身男人，又在黑夜，我不能开门。妇女说是同丈夫一道来的，茶商这才起床开门。正当茶商起身离开床时，床旁的围墙突然倒塌，床当即被压垮!众人大惊，为茶商庆贺：做善事，免灾难。茶商回家过年后，又去找相士。相士说，你有大阴德，这一下你不但不会死，还要享高寿。果然，他后半生不仅生了十个儿女，还活至96岁，而且晚年福报非常好。例三：我自己的一段经历。(省略，前面章节中已有表述——笔者注)风水问题命相是解释正报的，风水是解释依报的。风水是观察阳宅(活人的居住)和阴宅(埋葬死人的地方)吉凶祸福。佛法认为依报随正报转。正报有福，依报必然会好；正报无福，依报必定坏。所以，风水家常说“吉人居吉地”和“求阴地不如求心地”。这“吉人”、“心地”就是指的“正报”，说明依报随正报转。正报是主要的，依报是次要的。举例说明：例一：宋朝范仲淹，年轻时贫穷，后来做了官。他很孝顺，请风水家看母亲的墓地，风水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他家会断绝后嗣，劝他迁移。他说既然是绝地，也不应别人去受；如果我该绝后，迁坟有什么用？结果没有迁坟。另外，当时苏州有座著名风水宝地——南园，范仲淹正在做宰相，又是苏州本地人，于是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做公馆，以利后代出人才、做大官。范仲淹说，一家人发富贵范围太小，于是他买下南园办了“苏州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他死后，儿子范纯仁依然又做了宰相，而且世世代代人才辈出。80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侨居世界各地的范氏子孙一百余人在台北集会，纪念范文正公诞辰一千年。印光大师说，范氏家族兴盛将近千年，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最好证明。也说明与风水无关，因为风水是有形的，沧海桑田，风水怎能保持不变呢？因果就不同，纵经百千劫仍起作用。佛经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首偈语说明，即使经过百千劫之久，所造的业因也不会亡失，一旦因缘结合，自种的因还是自食其果。例二：四川军阀李某某，30年代驻防新津县。据说宋美龄的祖先宋灏，清末任新津知县，他夫人死后安葬在此，风水家说这座坟是“男作公侯女作妃”的大发坟。李某某听说这座坟有如此好的风水，把坟挖开，想据为己有。后来蒋介石的势力进川，他只好将这座坟重新修复。但宋氏家族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也说明正报的福泽未尽。例三：我家在成都市的住宅，是一所闹狐仙的凶宅。(省略，前面章节中已有表述——笔者注)鬼神问题娑婆世界是凡圣同居土，既有佛菩萨，也有鬼神同我们在一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不奇怪。鬼神道的众生，也分善恶，各司其职，扶善惩恶。《太上感应篇》里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说明我们起心动念，都在鬼神鉴察之中，吉凶祸福便已确定。我们学佛的人必然受到鬼神尊敬、拥护。佛经说，受过五戒的人，能认真守好一条戒，便有五位护戒善神守护；能守好五戒，便有25位护戒善神保护你。守戒的人，还有什么恶鬼恶神敢来侵犯你呢？《念佛十种功德》第四条说：“念佛之人，光明烛(照)身，四十里之遥(远)。一切恶鬼，皆不能害。”《蕅益大师文选》载，安徽省桐城县甲乙二商人，外出经商，后甲病死异乡，乙将甲安埋并带回遗物交给甲妻。甲妻以其夫年轻体健，怎么突然死去，怀疑乙谋财害命。乙深受委屈，又无法证明。便去甲坟前痛哭，倾诉蒙冤。忽然甲的声音附耳说：“你对我有恩，我妻冤枉你，我可以附在你身上，回家解释清楚。”乙便同意与甲折回，一路上甲和他对话，和生前一样，不过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一次，乙偶然失脚几乎跌倒，不觉念一声“阿弥陀佛”!这时甲用惊恐的声音在远处说道：“你怎么放光吓我？”乙听到念佛能放光，又连念几句佛号，这时甲的声音距他更远，甲说：“你念佛时，胸前放出光芒，我没法靠拢你身边。请你回去告诉我妻，叫她到坟地来，我向她解释清楚。”乙便照办。通过此事，使乙深感佛力不可思议，弃商出家，后成高僧。从这事看出，念佛一声都把鬼魂吓跑，何况经常持戒念佛的人，怎么还会受鬼神侵害呢？当然，如果我们不持戒修行，护戒善神离开，恶鬼恶神会跟随你、欺负你，这也是可能出现的事。《缁门法戒录》载，宋代某高僧，一日在寮房入定。定中见寺内二僧在闲谈，有些鬼神在旁聆听并顶礼。过一阵又怒目而视，并责骂他们。后二僧离开，鬼神也走了。出定后，去问二僧刚才谈些什么和他所见情况。二僧听后深觉惭愧说，他们开始谈的是修行，后来谈的是世俗事。莲池大师《竹窗随笔》记，某寺一僧患病快临终，当时寺内正放焰口，来一些鬼魂向他说，金刚上师戒行不清净，佛事不如法。我们赶来求超度，毫未受益，准备把他拖下法台，叫他同去。这事告诉我们，戒行不清净的人，做佛事也是造罪业，会受鬼神欺侮。我来报国寺，有人和我谈过鬼神和奇异事情。记得有人说，我住的寮房阴气重，有鬼怪。还有人曾亲见一个穿白衣的从天井飞下来。有个曾任侍者的告诉我，他亲耳听到鬼哭，很凄惨，还有些诸如此类奇奇怪怪的事情。我来报国寺已经11年，这11年中从未看见什么鬼怪，也从未听见鬼哭。娑婆世界既然是凡圣同居土，也有六道轮回，就必然有鬼神，鬼神无处不在，报国寺也不可能例外。怎样看待鬼神问题？作为佛弟子，只能依照佛陀的教导，决不能道听途说，去搞迷信活动。附带说一下做梦。凡夫的梦大多是妄想所生，妄想愈重梦也愈多，内心清净梦也会减少。嗔恨心重多恐怖梦，淫欲心重多淫秽梦。认真修行梦会逐渐减少。参禅的人，扫一切相，所以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净土是有宗，所以发愿文里“愿禅观之中，梦寐之际，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得历阿弥陀佛宝严之土，得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光明照身，手摩我头，衣复我体”。能做这种梦说明念佛有一定功夫，是往生的保证。其他由妄想产生的梦，不能说明什么，更不应执着，乱加附会。这对修行不利。以上是我个人对命相、风水、鬼神的一些看法，供同修们考虑。有错误希指出，并盼展开讨论。究竟什么是正信佛教？它和迷信、外道怎么区别？对于命相、风水、鬼神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待？通过充分探讨，达成共识，树立正知正见，批判邪知邪见。对于道风、学风，对于修行，是十分有益，非常必要的事。(老法师2003年12月5日写于报国寺)[1]“五老七贤”：我们常常听到老一辈的成都人讲“五老七贤”这个词，它形成于辛亥革命后。从尹昌衡、胡景伊任四川都督起，到以后的督军、省长们，都在他们的公署内，聘请过一些居住或客寓成都的耆宿名流等做顾问。这些顾问有的有薪俸待遇，有的只是挂名，没有任何具体工作可做。他们中有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曾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作育英才。诸硕彦德高望重，名闻巴蜀，当时社会上就将这些顾问尊称为“五老七贤”，其实，他们当中有的人并不老。成都人甚而包括全四川，把他们看成地方的骄傲。“五老七贤”之说虽然起于民初，流风所及，则至1949年之前仍有影响。总体说来，“五老七贤”是一百年前光耀蜀中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当时有“蜀地文风盛汉时”的赞语，这一学术现象就与“五老七贤”的承传有极密切的关系。(1865—1936)[2]沈绍九：成都四大名中医之冠，浙江绍兴人，其祖辈游幕到四川，后定居成都。他自幼对医很感兴趣，师承浙人敬云樵及成都名医范静涛，废寝学习，医技日进，医名日显，19世纪末正式行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设了成都首家送医送药的医馆，成都许多名医会定时到馆义诊。医馆连续举办达30年之久，直到他去世，为蜀中医界一大盛举。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蜀中从医者改用阳历，便是由他开始。沈绍九老先生以辨证精微、善识怪症、方药配伍巧妙、精于脉学、因人之症治病，攻补皆擅而著称。他强调诊治疾病有六要：一证候、二病因、三辨似、四治法、五救逆、六善后。所以他所诊断的情况，就如铁口断命一样的准确。

第二章 出仕为官 洁身自好

从1917年张耀枢出生到1937年，这20年间，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失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整个时局如走马灯一样地旋转变化，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

而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也没有平静的日子。四川军阀之战，一直就没有平息过。在这种动荡的大背景下，反而愈演愈烈。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四川军阀纷纷通电拥蒋，四川处于极度动荡之中。1928年，四川当局在成都制造二一六惨案。1928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刘湘为川康总裁军编委会委员长。接着第二年的3月，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

1932年10月“二刘”(刘湘、刘文辉)开战，刘文辉败退西康地区，刘湘成为四川军阀霸主。1935年2月刘湘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在重庆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改组省政府，废除军阀防区制。1935年7月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成都。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刘文辉任委员长。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大川饭店事件”，反对日本在蓉设立领事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四川迅即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9月，川军出川抗战……

在时局动荡的这20年中，张耀枢几乎都是在读书中度过。在浓浓的儒、释、道的修学小氛围中，天天浸润在古圣贤的教诲里，熏染出一身书卷气。最为关键的是，他并没有夭折!因此，他更相信因果，相信念佛菩萨的感应，相信刘外爷说的：命，是可以改的。同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想学以致用的想法，也随着他的长大，而变得强烈。年轻气盛的他，想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因此他进入社会后，参加了一系列考试。他单纯地想把自己的所学用于现实社会中，后来回头，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

读朝阳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为了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不少学校开始内迁。张耀枢从志景书塾学习毕业后，一天都没有读过正规学校的他，竟考上了抗战初期从北京迁至成都的著名学校——朝阳大学学法律。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最著名的法科院校莫过于北京朝阳大学和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界素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在1928到1947年期间，在全国法律政治等专业毕业生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每次国家司法官考试被录取的朝大毕业生几乎占1/3。由于朝阳大学毕业生从事司法工作的遍及全国，因此有“无朝(阳)不成(法)院，无朝(阳)不开(法)庭”之说。上世纪20年代，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期间，各国代表都肯定朝阳大学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

让我们看看这所被国际同行所高度评价的法律学校，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了解张耀枢学习的环境，有助于了解他想干一番事业的外因。

朝阳大学是一所以教学和研究法学为重心的私立大学。民国时期，由国民党的一些司法界元老汪有龄、江庸、黄群等，集资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

1910年11月，在京师法律学堂和修订法律馆任职的汪有龄、江庸、汪乐园、陈鲤庭等联络北京的立法、司法界人士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会——北京法学会。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汪有龄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参事，江庸也南下参与南北议和谈判，北京法学会在无形中解散。

同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后，汪有龄等回北京竭力主张法治，一面恢复法学会，团结法学界人士，一面筹建朝阳大学，培养法学人才。于是成立了这所以研究法学为重心的大学，共推汪有龄为首任校长。大学原以旧翰林院衙门为旧址，后来改拨朝阳区海运仓故址为校址。命名为朝阳大学，“象征着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向民主法治迈进的寓意”。

朝阳大学的办学元老大多曾留学日本，这一点从朝阳大学的校长及校董履历中可见一些端倪。比如首任校长汪有龄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第二任校长江庸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创办人之一黄群同样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后来的居正、张知本、夏勤，都曾在日本学习法律。江庸辞职南下后，居正成为校董事长，张知本被聘为院长，夏勤为副院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7月29日，北平沦陷，各大学纷纷内迁，朝阳学院也不例外。由北平迁到湖北沙市张知本的家宅继续上课。随校迁往的同学有几十人，在沙市又招了一些学生。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岌岌可危，沙市受到威胁。

1938年7月，学校由沙市迁到成都，以新南门外法云庵为校址，仍设法律、政治、经济三系，学生300多人。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耀枢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这所闻名全国的法科学校学习法律。他选择法律，是受了父亲和姑丈的影响，想以法施政。父亲就是毕业于清末四川法政学堂，姑丈颜楷也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习法政。所以轮到自己选择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所由法学界元老所办的学校，因为他们几乎都曾留学日本研习法律。

朝阳学生入学录取及平时的考试都很严格。副院长夏勤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这点正适合张耀枢的口味，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在爷爷张祥龢的教育下，少年时所立志向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以缍耀枢在学校的精力都是用在学习上。

在朝阳大学的教学管理中，是严格实行学分制和考试制。成绩低劣、三门不及格的，取消补考资格，予以淘汰。每班入学时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100多人，到毕业时人数大为减少，有的班毕业人数不及入学人数的2/3或1/2。学生一进校门就有如履薄冰之感，不敢疏忽懈怠。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张耀枢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正值抗日，虽然要跑警报躲空袭，但是他仍不忘记学习的本分。

爱京戏成票友

随着时光的溜走，张家姊妹从一起在后花园中打青核桃的玩伴，都变成了知书达理的俊秀青年了。除张耀枢一直在读私塾外，其他姐弟几乎都分别进了当时的学校学习，大家仍一起其乐融融地生活在张家大院。大姐朗如，秉性敦厚贤淑，相貌圆润清俊，年轻时酷似唐代仕女像，弟妹们都爱称她为“福生”，读了十年私塾，没有再进新式学校读书，在家念佛诵经，直到20多岁出嫁；三姐星如从志诚高中毕业后进入光华大学；颜涓在成都温江涌泉中学和妹妹颜沖一起读书。那个中学是涌泉村中一个叫涌泉寺的庙子，抗战时被用来做学校。

二姐毓如，是父亲张镜蓉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喜欢读书，从志诚高中毕业后，她就努力考大学。竟愿意放弃到峨眉见父亲的机会，在家用功。

1940年，张镜蓉在峨眉县当县长，由于不愿意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对当时政府要求承办的征兵工作，就采取了应付的态度，因此受到记大过处分。晚清大文人，著名书法家赵熙在《寄峨眉张县令五律》中，还感叹了这件事：本意循僧约，看此到汉嘉。秋今七夕过，月负半轮斜。绣障全身绿，贤官一昙花。钦君甘下考，方寸为民嗟。

记过后，有了些闲时的张镜蓉，就想到让孩子们过去团聚，而张家二小姐的决定，让做爸爸的张镜蓉很欣慰。后来她果然考中了两所：华西大学、光华大学，这两所都是名校。

胆大有主见的张家二小姐，在当时算时髦人物，会英语、游泳，还会骑自行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成都，谁家有自行车是很时髦的，成都富家小姐中，有自行车会骑的更是凤毛麟角。她常和弟妹与好友蓝家姐妹、俞庆蓉、俞庆华两姊妹，到成都最有名的春熙大舞台看京戏看电影，见演员，到了很是喜欢的地步。

后来，张家几个都成了京剧票友。张耀枢、颜涓不仅爱看，还喜欢和票友们一起演。这个习惯，让他和颜涓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在偏僻的西昌时，也没有改变。他们常常在工作之余，在家里和喜欢京戏的同事张晓柳等一起唱戏，自娱自乐。

张家姊妹喜欢听京戏爱京戏，和毓如的好朋友俞庆蓉、俞庆华两姊妹分不开。当时名震成都的春熙大舞台，就是她们父亲俞凤岗修建和开设的。

春熙大舞台是浙江商人俞凤岗于1929年修建，地处春熙南段路口，是成都全市少见的三层楼。内部构造全部仿造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上海天蟾舞台，又从上海邀来京剧名角蒋叔岩、刘凤霞等主要艺人，演出京剧，这使地处内地的成都市民眼界大开。

自“春熙大舞台”建成后，就成了成都人竞相前去娱乐的场所，也成了成都最早的京剧剧场，并因此培养了一大批京戏票友。剧场建成后，开幕头三天唱主角的是来自汉口的“蒋家班”。“打炮戏”特意邀来海派名家名角百余位同台献艺，当年称得上群星荟萃。

抗战前夕京剧不景气，“春熙大舞台”又成为放映电影的场所。抗战时，上海影人剧团到成都演出话剧，张家姊妹们，没有不前往观看的。

尤其是二姐张毓如，她不仅爱看戏，还喜欢追星，一如现在的“追星族”。因为与俞家姐妹是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常常可以跑到后台去看自己喜欢的明星。而在到成都演出的京戏名角中，她与蒋叔岩[1]的关系最好。

在春熙大舞台，蒋叔岩一挂头牌，场场爆满，观众踊跃，争睹风采，她还灌有唱片《打鼓骂曹》。毓如和她认识后，因为年龄相近，后成为好朋友，两人交往多年。

那时，成都人看京戏、看电影、骑自行车，都是很时尚的事。

家庭学佛小组

张家姊妹的时尚并没影响到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和学佛。由于爷爷对每一房的子孙都要求深信因果，学儒学佛，张家上下都信佛，连家里的保姆都会诵经。尽管张耀枢那一辈有20多号人，兄弟姊妹相处和睦感情很深厚，但以毓如为中心的几个20出头的年轻人，因为年龄志趣的相近相投，大家就走得更近，从小一直到老。

他们经常一起到寺庙里放生、做善事、念佛。大姐朗如1936年出嫁后，一生在家料理家务，虔诚信奉佛法，她竟能将《地藏经》完整背完。而星如在后来的时日中，在自己的梦里，都能完整地把《大悲咒》诵出来。

由能海上师等曾经创办的少城佛学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在上世纪30年代后，常常也请高僧大德来讲经，如法尊法师、王恩洋居士等。他们姐弟四人，常邀约去少城公园的佛学社听经。继而在公园里的鹤鸣茶社，喝茶聚会聊天，成了家庭学佛小组常做的事。

张家人爱在少城公园聚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心中那一份怀念。因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建在里面，姑丈颜楷曾是保路运动的风云人物，而那纪念碑其中一面的字，就是他的手迹。

加之当时的少城公园，原本就是教师、学生、文人墨客聚集之地，有很多知名文人为公园赋诗、写辞等，所以公园充满了文化气氛。他们姊妹的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

在张耀枢考上大学的1938年，姊妹几个还在外祖父刘豫波书房见到了时年82岁的外爷，给爱道堂监院能潜法师题写的书法：幽兰香淡悟真空，紫竹林边露气融。石不点头花不笑，一齐浑入静虚空。能潜法师雅正 咸荥并题时年八十二

而这时候的游永康(出家前隆莲法师的名字。——笔者注)在省政府工作，还没有在爱道堂出家，她刚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皈依给了爱道堂的昌圆法师，并得法名：隆莲。不过她已跟刘豫波先生，学习了好几年的诗词和水墨画。后来张游两家各出一位著名高僧：隆莲法师(俗家名游永康)、昌臻法师(俗家名张耀枢)，造物如此，岂非偶然。

因缘际会的交往

游永康到成都所交往的人中，都与张家有着很深的关系。

张耀枢外祖父刘豫波老先生，在四川高师教书的时候，班上一个叫游子九的学生，其文品人品就给他留下很深印象。游子九毕业后，在省城做了十年的督学，和刘老先生交往甚深。1931年，游先生带着22岁的女儿游永康从乐山来到成都，住在成都西御街租的一个小院落里。自己在省政府教育厅当秘书，女儿则被介绍到成都县女中当了一名数学教师。

在游永康讲学之余，父亲还将她带到自己的老师刘豫波老先生处，跟随时年75岁的刘老先生学习诗词和水墨画，游永康的诗词创作直接受益于刘豫波老人，游永康叫他刘太老师。

刘老先生不仅文章道德一流，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为四川省佛教会的名誉会长。他在教授游永康学习诗词书画的时候，也常常给她讲佛法。游子九曾将女儿的诗词和考卷印成小册子，取名为《志学初集》。刘老先生对游永康的才识很看重，还用他的兰草体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了一首诗：乐府清声发，诗城雅意深。即此养生诀，造化入讴吟。不栉称进士，春风道德林。

1936年初春，游永康跟随父亲再上成都。

这一次，她是受聘到成都女师，任监学兼教语文、代数课。张耀枢的姑丈颜楷先生夫人邹辛士，也在此校任教。成都女师是专门招收女学生的中等专科学校。当时能够进校读书的女学生非常之少，学校只有两个班。学生少，老师自然也少。

在游永康去之前，只有邹辛士先生在任课。游永康去后，就负起另一个班的教学。邹先生擅长诗词歌赋，书画等，是出名的才女，而游永康也是才识过人，两个人多有唱和，在交往中渐成至交。当时颜楷先生已经去世，邹辛士先生和儿女颜济、颜沖生活在一起。她知道游永康在刘豫波处学习过，而自己的丈夫尤其服膺槐轩之学，与刘门之人交往很深，还和豫波老一起卖字画做善事。所以，对刚到校的游永康很照顾。

游永康叫她邹先生。邹辛士也是佛教徒，游永康因为长期素斋，不大适应学校的伙食，不到一个月，就面黄肌瘦。邹辛士常常叫颜涓、颜沖到成都女师去请游永康到她家里吃饭。逢上下雨，寝室漏水，她也会把游永康叫到家中去住。两人虽相差近15岁，但却颇为投合，其友情延续了几十年。

1941年农历6月17日，游永康在爱道堂堂长昌圆法师处出家，出家地点武胜街莲宗院，得法名：隆莲。因为爱道堂是十方丛林，师父一般不在寺里收弟子，所以昌圆法师恪守佛门规矩，特将她带到莲宗院剃度，由此与爱道堂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几十年后，曾经的游永康已是受人尊敬的大德高僧隆莲法师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爱道堂落实宗教政策，开始走向正规。隆莲法师创办了四川尼众佛学院，那时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张耀枢还应邀到那里给学僧讲过课。而时年92岁高龄的邹老夫人，还为此写诗相赠：冲破冰天寰宇清，繁华迎得大地春。色香贻我倾筐实，调作甘酸鼎味新。爱道堂落实政策纪念辛士时年九十二岁

而隆莲法师对邹老夫人的敬重一如从前，两人多有唱和。上世纪90年代初，法师还写了一首诗给她：柬邹辛士问讯熙朝瑞，秋来健饭无？画梅红雪重，倚仗白云孤。久有香山梦，难通弱水途。何当同一笑，宁复畏於菟。

隆莲老法师、后来庄严转身的昌臻老法师，两位高僧都自幼体弱多病，都生长在世代书香、家世信佛的环境，都擅长国学，都曾短期从政；都精通中医，悬壶济世，得以乐享高龄；都曾在晚年大病一场，几濒于死，又都奇迹般地康复；都曾长期学修禅、密二宗，晚年均归心净土……这冥冥中，该是怎样的安排？

念着观音跑警报

张耀枢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跑警报中度过。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一方面疯狂占领我国国土，同时也对大后方的许多大中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成都自然成为日机的轰炸重点。

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侵入成都上空，进行了首次试探性轰炸，从此揭开了日机轰炸成都的序幕。现就1940年7月24日这一次的[2]轰炸状况，根据史料予以还原：

1940年7月24日。

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由湖北起飞，直袭成都，使成都在之后的几天内遭到连续轰炸，被炸街道多达40条。

这一天，成都万人空巷跑警报。

当敌机一进川境，成都便响起了预行警报，各街口岗哨插上黄旗，数以万计居民纷纷关上店门，跑向城郊避难。而此前，敌机刚飞过宜昌，成都便响起了空袭警报，四门城楼上挂起了红灯笼。这时，各大街道人流汹涌，尘土飞起，各种车轮的隆隆声，人们狂奔的脚步声，呼儿唤女的尖叫声，汇成一幅大难将临的恐怖情景。

当敌机飞近成都外围上空时，紧急警报拉响，过不多久，机声隆隆，由远而近。

午后2时30分，36架日机分两批成菱形，出现在成都城区东方，瞬间形成一片火网。敌机在市区东南角春熙路至芷泉街、纱帽街至拱背桥一带投下炸弹和燃烧弹138枚。但见大街上大片房屋荡然无存，只余断瓦残壁，一片焦土。

四川省档案馆有关资料这样记载着——当天，一位成都市民躲在西门外数里田野中，敌机轰炸时，他刚听到一声巨响，立即震昏过去。不一会儿醒过来，一看周围，万分惊恐，仅几分钟前，还是活生生的一群男女老幼逃难者，竟已东倒西歪，断肢缺腿，血流满地，呻吟号哭之声不绝于耳。

人们从火堆中拖出一具一具尸体，有的头部、面部被烧焦，躯体犹存，有的烧成焦黑的一团，四肢无法辨认。春熙路《新新新闻》报馆后面，被炸死的几位妇女怀中还抱着不满三岁的小孩；外东城墙边数十避难民众，几乎全部被炸飞的砖头、石头、弹片击成重伤或死亡；被炸的春熙路、南新路、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等16条街道，燃起熊熊大火……

据统计，此次被炸的包括春熙路、南新街、北打金街、天仙顺城街等40条街道，成都被烧毁、炸毁的房屋多达600多间，死亡102人，伤133人!这是一组血泪凝成的数据，它不仅早已载入历史档案，同时也早已铭刻进成都人深深的记忆中。

日机炸毁成都的惨烈，在张耀枢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其出家后，曾多次讲到日机轰炸成都时的情景。在一段45分钟的录音中，已是昌臻法师的他，向弟子这样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亲身经历了那一幕，成都都有特务汉奸了，所以当时成都人心惶惶。昼夜的轰炸，倒塌了很多房子，死了很多人。当时成都的大德就公开讲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发心，减少消灭灾难。提出大家念观音菩萨名号、诵普门品、大悲咒，希望大家共同发愿就可以免掉灾难。当时成都有汉奸，就有点凶了。他们到处散发传单一样的东西，叫大家迎日军。当时有一个巧合：成都东门的城门叫“迎晖门”，很少有写成“晖”字的，这种巧合，被汉奸利用了。他们在东门城墙上贴上传单，写成：迎日军门。宣传成是天意，这样一来大家都认为是预兆不好。加上日机轮番的轰炸，死的人很多，一点安全的地方都没有。中国的空军一发警报就躲了，装备不行，根本不敢应战。日机一来，起码都是几十架，而且是轮番作战。第一批编队飞机低飞，声音大得吓人，我们都经历了的，都爬到地下念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念。我们家在成都文庙后街，靠近南门容易出城。但是一发警报就走不动了，人太多，最多走到武侯祠，日机就临空。周围都是田原，大家都在那里躲，都念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等警报解除后，到处都有尸体，放在不大的街上，街都轧断了，很恐怖。半夜也炸。他们叫疲劳轰炸。我们是一大家庭，父亲一代是四房人，我们这一代差不多二十几人。我算大的，二十多岁，小的还小，都伏在地上念观音菩萨。那时候，燃烧起来的烟尘很呛人，有时候没有跑或跑不赢，身上就有很多的尘土。当时那种状况，只能念观音菩萨。经历了那么长的几年跑警报，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受伤死亡。其中有一次，我们家院里中了一个炸弹，是我们这一房住的一楼一底楼房。将梁打断，进入地下有两米多深，还冒烟。也不敢去救，也不晓得怎么做。大家就伏在地上一齐念观世音菩萨，结果没有爆炸。第二天，成都防空司令部派了一队人来。用机械等勘察后，发现是燃烧弹，于是就喊我们和隔壁的赶快撤离。他们就开始挖，到了要天黑的时候，我跑回去看，挖出来了。他们给我说，这个弹的威力如果爆炸了，其范围是地下两米地上两三米，而且还要燃烧。他们说，你们家运气太好了。这幅观音像是张家祖屋一直供奉的，改革开放后失而复得

张家在跑警报的过程中，总有一些神奇事情发生。

让我们再来看一篇老法师在其名为《尘缘回忆录》的笔记本里，记录下来的这段经历和他的感悟，全文如下：

日机空袭下全家免难1940年抗日战争艰苦阶段，国土大部分沦陷。日寇把大后方的重庆、成都当做目标，日机从武汉机场起飞，不分昼夜地进行“疲劳轰炸”。我家住成都市南门文庙后街，每次“发警报”，全家老幼惊惶地向城外跑，人多拥挤，跑到武侯祠附近，“紧急警报”响了，敌机已经临空，只得在田埂地边，坐下或卧下，等“解除警报”后，才敢回家。每经一次轰炸后，都有一些房屋被烧毁，炸倒，一些人被炸死，令人惊心动魄，惨不忍睹。一次，白天一百多架敌机轰炸成都，由于连日“跑警报”很疲劳，也由于有时虽“发警报”，结果敌机并未来。因此，那天全家人都待在家里。一会儿敌机临空了，我们便在两株大树下匍匐着。因为投有燃烧弹，所以不能留在室内；又因为敌机低飞，如发现地面有人群，就用机枪扫射，只有躲在大树下。都高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小孩吓哭了，但还是在念。这时炸弹爆炸声，房屋倒塌声，受伤者的惨叫声，混成一片，令人万分惊恐。敌机飞过了，赶紧清点一下，老幼一共三十多人，所幸没有一人受伤。邻居姓王的，是兵工厂总办，他家有钢筋、水泥建成的防空洞，据说当时成都市有这种设施的不到十家。他全家都在里面，结果飞进一块破片，打死一人。我家对门住了一位齐鲁大学教授，姓张的，山东人。他妻子是孕妇，睡在床上，一块破片打在腹部，流血不止。这时交通断绝，无法送医院，结果死亡。我父亲他们有位朋友，姓吴，在成渝两地都有住宅。他感到在成都太危险，准备全家去重庆居住，那里有地下隧道做防空洞，比较安全。他来约我家去，可以安排三间房间挤着暂住。当时，我父亲他们研究，房间太少，我家人多，孩子们还得上学，不能远离，只好婉言谢绝。吴姓全家搬到重庆去住，后来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全家都遇难。通过这些事件明白，要想消灾免难，首先应止恶行善。同时，至诚恳切地称念佛菩萨名号，才能消业障，保平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讲的都是真实不虚的，只要我们能依教奉行，自然有求必应。

此文法师写于2003年。其中所写到的轰炸时间，据《日军侵华暴行总录》记载，是1941年7月27日11点45分，当时日机出动108架，投弹43枚，炸死403人，炸伤1368人，毁街道83条，毁房3205间。在日本数次轰炸成都中，就是这一次是上百架飞机，而且是在白天。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家人念着观音跑警报时，离欲上人正在吃午饭，当发警报时，他忽然放下碗筷，说想要到铁脚巷叶青成家。结果在叶家他收了一个取名为昌逃的女弟子，轰炸之后，那一条街遍地瓦砾，唯有他所在的两间房完好无损保留了下来，并留下了“神仙、活佛”的赞誉。求皈依者接踵而至，川军将领邓锡侯、官员冷寅东、范绍增等人，亦先后皈依座下(详见本书引子部分。——笔者注)。

上世纪40年代前后，离欲上人当时正在成都弘法，修建了“离欲念佛堂”，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时，念佛堂始终没有被炸毁。然而，因为机缘未成熟，张耀枢和他竟同城不相识，无缘见一面。等到机缘成熟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了。

参加高等文官考试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张耀枢从朝阳大学毕业了。

那个时候的他踌躇满志，扬名孝亲的思想很重，希望自己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但是，大学毕业后，因为时局的关系，找不到工作，要想做事就只有走当官的路子。在当时，如果想做官，没有特殊背景，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办公室当科员都不行。

好在当时政府举行了一个高等文官考试，其全称叫“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在全国录取200名，很不好考。考上的就可以直接进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在科员以上。张耀枢就去参加了这样一次考试。

这个考试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他先后规划和公布了有关文官考试的法规法令，使考试院的设立、文官考试的种类、资格、科目、内容和文官的任用制度化。

文官考试的组织机构是“文官考试事务处”，隶属政事堂铨叙局，掌管文官高等考试、文官普通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司法官考试、政事堂甄录试验等各项事宜。文官考试事务处于考前三个月成立，考试结束后撤销，所以它不是常设机构。

文官考试给很多没有背景的人以希望，当时的年轻人几乎都想通过这种考试施展自己的才干。年轻的张耀枢也不例外，1940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参加了当年的高等文官考试。

我们来看看晚年的他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仍然是在报国寺内客堂，仍然是一老二小的师徒对话(根据录音记录)：

能慧：师爷，你是哪一年出来工作的？

昌老：大学毕业。20来岁。毕业于朝阳大学，是抗战中内迁的学校。当时北京沦陷，(学校)就内迁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有当官，没有第二条路。一毕业就去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政府每年举办一次，是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他认为(封建社会)只有一样东西好，就是考试。公开竞争，发挥才能，所以国民党搞高等文官考试。大学毕业就可以考，不讲什么关系。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我很消极，竞争很厉害。于是我就求菩萨加持。

隆顺：那咋个求的喃？

昌老：佛菩萨要引你入佛智，先以欲勾牵，求富贵得富贵。所以自己就发心，天天祈求。进考场就默念三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再说，我希望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考上)，我以后要好好地做官，不贪污不敛财等，然后许愿。进考场前默念三声佛号是有道理的，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那时候，是省市一起考，我只能算是中等的成绩，当然不是很有把握。我一念菩萨圣号，就轻松，考场上就自如。那时候考七天，考得很扎实。如果考外交官，要考两个月。如果考起了，就给你兑现。我考的是行政官员，考起了就会分到川、滇、黔三省。后来我果然考起了，分到四川省政府做编译室责任编译。这在当时很不错了，如果大学生毕业去工作，起码要做五年才能做到这个位置。我在那里干了近五年，在我之前又是一个人(隆莲法师原来的同事杨汇川。——笔者注)，在这个人之前是隆莲法师。

张耀枢在四川省政府编译室做责任编译，主要负责编写政府公报和官方文书等。那时的他，很是一帆风顺，他的上司江子能，50多岁，对他很赏识，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拿给他做。当时，编译室的人不少，可是事情都堆在了张耀枢那里，别人下班了，他下不了，还在加班。这锻炼了他的工作能力，也遭到了同事的忌妒。因为当时工作出色，所以他把求富贵功名放到了人生的首要地位。对自己现有的位置开始有些不满意了，因此，张耀枢又去参加了四川省“县长考试”。

求功名考县长

张耀枢所参加的“县长考试”，在1936年还在俗家的隆莲法师也参加过，那时她叫游永康。并一举夺得头名状元，一鸣惊人，被誉为“西蜀才女”。

这个被大家称为的“县长考试”，其实叫“县训班”，大家把它叫做“县长考试”。是四川省政府自1934年起举办的，专门培养县长、区长的行政人员培训班。每年办一次，为期三个月。在其三个月当中，要住校学习，还要参加军训。结业后这些学员就被派往各区县任职。

1943年冬，26岁的张耀枢参加了这个考试。

由于当时参考的人多，所以就有明确规定，要30岁以上的人才能报考。当时没有身份证，年轻气盛的张耀枢在填表时，就把年龄填成了32岁。他仍然用了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方法，求菩萨加持。

结果，一举考中了。然而却没有能被放去做县长。

我们还是来听听他自己的心声(根据录音记录)：

能慧：师爷你是好久开始做县长的呢？

昌老：我26岁参加县长考试，那时候把求富贵功名放到首要地位，(为了参加考试)就又天天熬夜。这个录取名额就更少了，好像只有10多个，竞争更厉害，我当时填的是32岁。我还是用的考文官的方法，天天求菩萨(加持)，结果又考起了。当时有最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去考，结果他们没有考起，他们不服气，就联名写了一封检举信，说我年龄有问题。当时写检举信是要提供保证书的(保证检举内容的真实性)，他们气到了，就写了保证。结果考选委员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年龄不够，不能马上“榜下生发”，等到年龄到了再分配，不属于考试舞弊。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受大的打击，富贵功名之心不死。通过这件事，虽然认识到官场中争名夺位非常可怕，但是并不悔悟。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辞去了编译室的工作，去当教师，教中学，又去做其他的事。我爱人一家都是“叫(教)咕咕”(“叫咕咕”是成都人对前翅振动能发声的一种昆虫的称呼，同时引申为对教师的别称。——笔者注)，她后来给我说，当“叫(教)咕咕”好。所以我给胡佩迦(法师俗家唯一的一个亲外孙。——笔者注)说，你不要去当啥文秘，我还是叫他当“叫(教)咕咕”。

当新闻记者办杂志

张耀枢辞去了省政府编译室的工作，自己在外面做事，一共干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还干过什么？我们接着看他们师徒的对话：

隆顺：师父，你在三年中，除了教书，还干了其他啥？

昌老：当新闻记者、办杂志，干得还杂。我办的杂志的名字叫《政与学》，还是围绕政治，还是想当官。我是主编，是几个人合伙做的，我顶竿竿(即主要负责人。——笔者注)。后来没有做好久，就散伙了。又去当新闻记者，在成都《新新新闻》当记者，重庆的《新蜀报》给我安的是特派员。当时就采访新闻，有新闻记者这个牌牌，就“招摇撞骗”嘛(师父笑)。当时，“(上海)影人剧团”到成都演出，新闻记者就招待(看)，票价很高的。还有，每个月新闻处随时要请这些记者，就是去吃洋餐……

张耀枢所工作过的成都《新新新闻》和重庆《新蜀报》，都是当年很出名的报纸。《新新新闻》日报创刊于1929年9月1日，社址在成都原春熙路中段35号。由28军将领马毓智等出资创办，编辑记者多达数十人。该报以地方新闻见长，因此很受外县读者欢迎。还办有《老实话》《新新小报》《教育体育》《新村》等副刊和“小铁锥”、“七嘴八舌”等小评论专栏。是1950年前四川持续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影响面最广的民办商业性报纸。1951年1月13日被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接收。

重庆《新蜀报》1921年2月1日创刊，最初由地方军阀出资创办，后发展成为社会名报，萨空了、刘尊棋、高天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担任过编辑。由于言论进步，遭到国民党严控。1940年到1945年在重庆发刊的报纸文艺副刊《新蜀报·蜀道》极其著名。

因为抗战，很多文化名人都集聚在四川，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或参与过办报，带动了重庆文坛的空气。

新蜀报社每年举行迎新年宴会，邀请文化界名人参加，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沙汀、靳以、罗荪、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赵丹、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郑君里、胡风、常任侠等，都是新蜀报社的座上客。对于具有很深文学根底的张耀枢来说，在这样的报社工作是很自然的事。

与颜涓结婚

长大成熟的张家孩子，到了当婚出嫁的年龄。也许是父母开明，耀枢的姐姐们都出嫁得很晚，而张耀枢自己也是晚婚。

大姐朗如，在1936年与当时成都号称“朱财神”家的孩子朱炳先成婚。朱炳先曾受教于刘门后人刘咸炘，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二姐毓如，读完大学后就工作。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1943年28岁的她，与槐轩门人、中医医师林芷塘之子林耀光，在成都总府街著名的涨秋饭店举办婚礼。

27岁的三姐星如，与二姐毓如同年同月同天同地点同时结婚。父亲张镜蓉同时嫁两女，当时的婚礼很是隆重。星如的丈夫赵遹深，是晚清诗人赵鹅山的孙子。

张镜蓉对自己的这三个女婿都很欣赏，心里却总想着大儿子的婚事。想着自己的父亲从小给张耀枢订的娃娃亲，也该有个结果了，什么时候也把他和颜涓的婚事给办了。

1946年，29岁的张耀枢与表姐、大自己半岁的颜涓，在成都春熙路国际影楼拍完婚纱照后，不久就在成都总府街著名的明湖春饭店举行了婚礼。颜涓同父异母的妹妹颜沖为他们的女傧相，四叔张寔父的儿子张彦做男傧相，张家各方人士都参加了大少爷张耀枢的婚礼。四叔张寔父给这一对新人写了祝福的对联，颜涓的继母邹辛士还给二人画了喜气洋洋的牡丹迎春图，并题诗。

张耀枢结婚后第二年，30岁的他，终于被派往川北西充县当了一名县长。

赴西充任县长

1947年3月，张耀枢离开了成都文庙后街的家，离开了快临产的妻子，走马上任了。他的上任一开始就很特别：带着五个人，很低调地走着去。从成都到西充，那时多是盘山路，少说也有七八百里。

2010年3月20日，我们驱车前往西充，采访西充县人民政府志陈昌明主编和曾经见过张县长的陈仁道老人。在县志办公室，陈主编拿出了不同年代版本的《西充县志》，在其中的一本上这样写道：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于1947年(民国36年)3月20日至23日举行，历时四天，此次大会共召开四次会议，会前曾因县立中学校址问题召开临时参议会一次。此次会议出席议员41人，缺席四人。列席人员有县长张耀枢，县政府各科室秘书、科长、主任及田管处、税捐处处长、司法处处长、救济院、卫生院院长、县中学校长、省银行西充分行主任、蚕桑督导区指导员等18人。会议听取议长李毅君报告和县长张耀枢作施政报告……

没有想到，沿着法师的足迹，我们随意而来的这一天，竟是当年张耀枢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在数次采访中诸事的顺利和奇异，让我们深深感到缘法的不可思议。想起昌臻老法师说过的一句话“缘法找人一拍即合，人去找缘法千难万难”。

西充县在四川北部，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分南充、南部、盐亭各一部分置县，因位于汉代充国县之西而得名西充县。

据西充地方史志记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嘉陵江南充区河段内的先民们，就在西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不仅与中原民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创造了中原远古文明所含的地方文化。

西充人自古以来重义崇文，诞生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汉代有诳楚存汉的大将军纪信，三国有“西蜀孔子”之称、力促国家统一的硕儒谯周，唐代有佛教华严宗第五代祖师圭峰禅师，现代有民盟创始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

西充因地处川北丘陵地带，很偏僻，所以属贫穷县，新中国成立前以蚕桑著名。

在张耀枢就任西充县县长之前，县长是杨廷椿。县志中所记载的西充县参议会成立于1946年4月18日，第一任参议长是李毅君，省政府委派赵瑞章为参议会秘书。

在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结束后，张耀枢就正式开始了他在西充的县长生涯。

当初，他求菩萨加持他考上时所发的愿：我以后要好好做官，不贪污不敛财的发心，面对了现实的检验。那么，他在任职期内的政绩怎样？百姓对新县长有什么评价？让我们慢慢看来。《西充县志》上，在介绍张耀枢时，是这样记载他任职期间的评价：为政清廉。张耀枢在西充任县长期间，国民党统治虽已是分崩离析，大厦将倾，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张耀枢仍能出污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在西充留下较好口碑。按旧时县长的权限，对县府幕僚的任用，县长有绝对的主宰权，张耀枢走马上任时也带了五个人去。当时西充县政府共设置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兵役五科，张耀枢对五个科的科长一律选用西充本地人担任，他带去的五人无一是自己亲戚，对这五个人的任用：一任县府秘书，一任民政科指导员，其余三人均为一般职员，这在当时，是很多县长做不到的，在用人上张耀枢一上任即给西充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官场盛行“做生”，这是借机收受钱财的好时机，张耀枢对这种庸俗的行为十分反感。他刚一上任，便不断有幕僚前来问其生日，张耀枢和家人始终三缄其口。他还一再告诫下人：任何人不得代为收礼。任职三年，张耀枢从未收过礼，也从未做过生。县府秘书刘某某，以前张耀枢并不认识，是经人介绍后，张将其从成都带到西充留在身边做秘书。一次刘在西充公园大摆酒席“做生”，刘认为张耀枢既是自己的保荐人，又是上司，便请张一定赏光。张如约而至，参加生日宴的人看到身为一县之长的张耀枢前来赴宴，受宠若惊，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张耀枢对刘秘书当众痛加斥责，然后愤然离席，众人目瞪口呆，不欢而散。从此，县府官员再也无人敢做生了，也再无人敢问张耀枢的生日。张耀枢任西充县长期间，重要任务是征兵、征粮、“戡乱”，这也是上级“考绩”的主要内容。征兵、征粮是上司交代的硬任务，必须如数完成。对“戡乱”，张耀枢则尽可能应付交差，以减少民众负担。上峰要求每县成立一个师的武装，县长兼师长。为对付上峰查验，兵源就县上原有的两个保安中队进行扩编，对外号称一个师，武器则找西充籍军阀王瓒绪赠送一批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市面上到处大书“戡乱”标语，以应对检查。而其他县则如实地招兵买马，以扩充队伍，向民众强行派捐以购买枪支弹药，老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西充的做法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群众甚为拥护。群众看到张耀枢人年轻、正派、行事又果断，都叫他“学生县长”。

学生县长干的三件大事

在众多的文章中，都写到张耀枢在西充做县长这么一个史实，然而他具体做了些什么呢？在这次赴西充的采访中，我们才弄明白这些陈旧的往事。概括起来为三点：重蚕桑、除匪患、兴水利。“要好好做官”的愿心，在他上任后慢慢地显现出来。

已80岁的陈仁道老人给我们讲述了张县长上任之初的情况：

张县长来的时候，当时西充没有马路，要道是石板路，其他是泥土路。没有汽车，没有砖房，房子都是竹泥木楼。张县长上任的时候，是走路到西充的。当时我在西充县中学读书，只有17岁。在他之前的县长是杨廷椿，杨离职后，就派张县长来。

记得是1947年的春天。因为来了新县长，学生都兴奋，都想去看看。但是县衙门是不好进的，有卫兵把守。刚好我有一个叔父在县里做事，搞文案工作，是个文人，他常叫我去他那里吃饭，所以就有机会进县衙门。

县衙门在西充内正街19号。西充当时街道就只有几条大的，记得有油店街、学街、北街、南街、东街、大西街、小西街、大南街，小南街、还有内正街、外正街。所以有一句顺口溜在西充县流传：“好个西充县，走拢才看见，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去叔父那里吃饭见到张县长的。他穿一身青色呢子的上装，很年轻清隽，学生味很浓，是一个文人形象。他常在街上走，有时也看得到他，不像以往的县长，人影子都看不到，进出都坐轿。后来才晓得他是在街上访问群众，了解大家的想法。张县长平易近人，没有县大老爷的架子，对老百姓很好。

他在西充三年，最突出的是做了几件大事：他发展了西充的农业，重视蚕桑、为民除匪患、兴修了西充的水利，还很重视教育。

西充很偏僻很穷，大家都养蚕，所以在西充当时蚕桑很有名。张县长来了后，就重点抓农业，发展蚕桑这个行业。当时有浙江人也到西充来做公司。当时就有个公司叫西充蚕桑公司。

因为穷，所以西充的匪患很厉害。土匪很多，乡头的人都不敢赶场。张县长亲自组织人捉拿，亲自审案。还枪毙了两个土匪头子，为民除害。记得一个是姓王，叫王成茂(音)，耍双枪，很厉害，危害最大。乡邻都不敢上街。小孩子一哭，大人就说：你再哭，一会儿王成茂来了，这样小孩子就吓得不敢再哭了。

张县长来了后，就想到要解决这个大患。他向高院(地名。——笔者注)彭乡长下令，必须抓到，抓不到就不要当乡长。乡长亲自带保队护到王成茂家抓人，于是就设计，以约他打牌的名义叫他回家。

王回家后，就脱掉外衣砍柴。这时埋伏在他家的保队护一拥而上，将他抓获。到下午在押解回县城的时候，他的手下埋伏在金铧山，押解人员要经过的地方，准备将王抢回去。保队护得到消息后，在西充的糠头垭垭口，把王就地镇压了。

还有一个土匪头是槐树(地名。——笔者注)的，姓陈，也被抓捕了。在县衙门大堂公判，我们亲自看到审理他，是1948年。张县长坐在桌子前，土匪五花大绑地跪在他面前，很多群众围观。审判下来后就枪毙了，大快人心。这之后，西充就安宁了好多。

后来在张县长的组织下，还整治了危害西充的一条河流。西充有条河叫红溪河，有一个直角转弯，在转弯处，河滩边有一个碗市，专门卖碗的地方。平常水很少，一遇涨水碗市就被淹。他就组织县机关法团淘河，疏通扩大河道，还修建了一个大坝子，将碗市变成了一个露天市场，大家都在那里交易。这些利民措施给当时的西充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到现今都还记得。

还有就是张县长很重视教育。他的夫人叫颜涓，后来来的，在我们西充县中当老师。我们读书是在西充县中，是公费的，学生少，很难考，当时考不上的再考从重庆迁过来的巴蜀中学；之后再考不起的就去读张澜办的育英中学，是私立的，在太平。

当时我们县中的是旧房，就想把县中和蚕桑公司的房子对换。蚕桑公司又叫茧庄，他们的是砖房，前任的县长几次想与蚕桑公司对换都没有成功，张县长一来就成功了。他和县参议员等一起开会，决定和蚕桑公司对换。他让学生自己准备好，约定的时间一到就换，结果就办成功了。这说明他很重视教育。

走与留

在西充任县长期间，张耀枢深深感受到自己当初很多想法的幼稚，感觉到了自己的书生气。因为现实中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他能应付得了的，要想“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几乎是不可能。而自己的家教和信仰，又告诉自己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自己也在佛菩萨面前发了愿“不贪污、不敛财”。所以干到后来，就做得很勉强。

1949年上半年，眼见国民党快分崩离析，张耀枢深悔未能听爷爷的教诲“书可读，官不可做”，于是决心急流勇退。他让颜涓找她华西医大的同学，开了一张证明，说他吐血住院。然后他便以“因病住院，申请辞职”向省政府递上辞呈，结果批复：不准。并曰：“如敢擅离职守，当按临阵脱逃论处。”

这一年，杨森侄儿杨汉忠(音)和潘文华的儿子各带一个师进驻西充，当时是军事管制时期，所有县长都一律兼任师长。杨森侄儿对张耀枢说：“你太斯文了，现在是军事时期，谁临阵脱逃，要就地处决啊!”张耀枢很无奈地说：“你派一个人来，我做不下来这个工作。”结果没有回应。

当时人心惶惶，个个自危，所有工作都停顿下来。上面召集县长开会，大家讨论的内容都是有关时局的。有人收听“美国之音”，有的收听共产党的广播，大家都一致认为局势紧张，只有“走”为上策。逃跑成了大家面临的唯一一条出路。

1949年冬，时局愈益严峻。张耀枢也成天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出路，他认为走是唯一的办法。但此时兵荒马乱，潜逃必须化装走小路，而此时妻子颜涓已身怀六甲，众目睽睽，人多眼杂，一县之长携家潜逃并非易事。张耀枢进退维谷，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量自己一生勤奋读书，做官为民，洁身自好，怎奈国民党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辞官又不获批准，继续做官又前途未卜。此事又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思前想后，也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镜蓉。父亲平素虔心信奉佛法，常年修善积德，做子女的耳濡目染，在退不能进不得的紧要关头，张耀枢再一次将自己的问题交给了佛菩萨。[3]

他也想起了印光大师弟子、成都谢慧霖老居士给自己讲的抓阄故事，想起了他送自己印光大师书中的开示。

1934年9月，四川军阀混战，局面不稳，谢居士觉得四川居住危险，想到苏州定居，向印老请示。印老回信分析苏州也有不安稳因素，如果战事一起，“则苏州之危，危于成都矣”。并告知安家费用不能随身携带，如果汇款，费用又很高，不值得。印老谦虚地说，对未来吉凶自己也不知，叫谢居士“至诚念观音一日，拈阄问其进止，或吉或凶，再做道理”。谢居士接到大师的信后，全家斋戒敬诵观世音圣号一日，然后在佛前拈阄，连拈三次，皆为留成都吉，于是决定不迁徙苏州。抗战后，苏州沦陷，果然不迁为吉。

其方法是，用小方块纸六张，如某事“可以办”写三张，“不可办”写三张，揉成纸团，在菩萨像前拈三次，每次一个，以两个相同的为定准。

而谢居士送给他的印光大师文钞中的教诲：“先尽人事，后听天命。人谋不及处，以三宝之威神是托，则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转旋矣。”“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心若至诚，法法皆灵；心不至诚，法法不灵。”……在这紧要关头都快速闪现在张耀枢的脑里。

他想也只有祈求佛菩萨这一条路了。

在张耀枢住地，有一处僻静房间，一直是作为他的佛堂，供奉着观世音菩萨。这一天夜深人静时，他来到佛堂，真诚到了极致地顶礼膜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菩萨为他指示一条道路以摆脱困境。

张耀枢用纸做成六个阄，“留”与“走”各三个，虔诚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后，拈阄，结果拈出的三个中两个为“留”。此时张耀枢心想：这留也太难了，怎么个留法？军事管制时期，县长兼师长，留在此地如何面对？越想越睡不着觉，于是半夜三更泡上酽酽的浓茶，一杯杯地喝着，在房间里整夜踱步，一直到天亮，体力实在不支，才迷迷糊糊地睡下。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来报：“外有一人称有重要事情请见县长。”

张耀枢忙传见客，只见来人戴着墨镜，称有要事相商。张连忙让人避开，把来人请进到内室，把门关上。这时来人去除化装，摘下墨镜，他才看清来人叫赵壁光，西充人，国民党师长，陆军大学毕业。

一年前，他找到“父母官”张耀枢，说自己是“兵败被俘”逃回来的，自己没当官了，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想请县长给他个“名分”(即官位)。张耀枢不知道事情原委，考虑再三，想自己是个“文官”，现在正是兵荒马乱之际，赵壁光毕竟当过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师长，于是让他做师部军事顾问并兼任师长。

1949年的一天，上面派了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的一个师长作为专员来到西充。告知张耀枢：“得到国防部密令，赵壁光率部叛变，现潜伏本县，侍机作乱。国防部命令逮捕，由你负责!”当时张耀枢逮捕了赵，赵说冤枉。赵的妻子也来找张耀枢说情。

张耀枢对他说：“你回来无作乱，我可以证明，但你战场上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你说你没有叛变，你可找到证人来证明这一点。”于是赵壁光找到两个证人，张耀枢再根据赵写的材料出具了“保状”，并愿以身家性命担保。

张耀枢亲自带上证明送专员处，据专员说他也无权，只有送国防部。赵被押解重庆后，被押在西南长官署听候处置。后经乡人鲜英、张澜等人多方活动，又送上金条，加之民盟出面做工作，又有张耀枢的“保状”为据，国防部终于同意将赵释放。赵被释放后即不知去向。

其实，赵壁光在1948年11月11日，率残部二千余人在江苏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后，确实是受党组织派遣回县“潜伏”，为解放大西南做内应的，如果张耀枢去年不以身家性命出具“保状”，则赵壁光将是凶多吉少。

而此时，一大清早的，消失了的赵壁光突然来到张家，有何贵干呢？

这时的张耀枢才醒悟过来了：心想，此人不简单。

赵壁光很亲切地问他：“你咋个办啊，现在形势很危险。”

张说：“我主意还未定，必要时就转移。”

赵壁光说：“不能走，走是走不脱的。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了你的事情。你在这儿为官三年无民愤，从未杀过共产党。你留下来，以后政治上还会有前途的。”

张耀枢忙说：“我不搞这些(政治)了，我都伤透心了!”

赵接着说：“你将来搞不搞是你个人的事，现在要保身家性命，只有这一条路。”

张耀枢信了他中肯的话，当时也的确别无他法，加上自己拈阄也是一个“留”字，就这样张耀枢才定下心来，并决定率部起义。

起义迎解放

1949年冬，时局愈加严峻。

张耀枢按照赵壁光的建议，首先将县府迁到附城山的一座寺庙里，以占领制高点，并以对付共军为由，构筑防御工事，以防暗算。驻军和特务很不放心，一次国民党特务借故上山搜查，所幸未找到证据。

同时，在赵壁光的授意下，张耀枢叫手下人在县内散布：县内的地下党正联络七宝寺的地下党将在西充武装暴动，结果将两个师先后吓跑了。

为了联络解放军，张耀枢出具县政府公函，交由一位女地下党员去找解放军。汇报西充情况后，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和张耀枢通电话，表示欢迎他率员投诚，但说自己的部队进军方向并非西充，希望张耀枢谨慎行事，并带回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文件。

张耀枢考虑不能再拖延，经地下党同意，他于当年12月率西充县机关法团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决裂，并成立西充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及乡镇分会，作为过渡机构，维持社会秩序。

同月23日，改称西充县人民自治委员会，赵壁光任主任，张耀枢任副主任，地下党派一位叫赵仕奎的任秘书长，直至西充县人民政府接管。

在《西充县志·大事记》上，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张耀枢，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李长青的指示，派人前往南充联系解放西充的事宜。12月13日，带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告》和《约法八章》等文件。12月14日宣布西充接受和平解放。12月23日，中共党员赵仕奎、民盟成员赵壁光、杨达璋、张抚均等组织成立县人民自治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听候人民解放军接管。1950年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充。……

1950年初，张耀枢率颜涓和不到三岁的儿子张正平及保姆离开西充，回到了文庙后街34号自己的家。

法师详述西充起义前后

关于在西充起义前后的这一段经历，昌臻老法师在不同的时间环境里，面对不同根基的人讲过数次，因而在史实基本相同的大背景下，老人有粗细之讲，断续之讲，略讲等，在细节处稍有出入，然而这并不影响史实本身。在下面将要向大家展示的是老人在圆寂前，最后一次极其详细地讲述自己在西充起义前后的心路历程，及自己的体悟。老人边吃饭边和侍者讲述，在轻松的聊天中，开示自然呈现其中，昌老的衣食住行，无不是在弘法。

以下是2008年侍者能慧、隆顺，在照应老人吃饭时的对话(根据两个时段的录音记录)：

能慧：家里希望你老人家做什么？

昌老：希望我以做好人为主。他们以儒学思想为主，穷则独善其身，处乱世不要急于去求功名，我们当然功名心很切，看得到乱世，但是又舍不得放弃这机会，总想去试一试，自认为可以做得好。我又不想弄钱，还懂得一些如何做这些事情的道理，想去理论实践。(其实)想的都是脱离实际的，不做不了解，想的都是空想。做了三年，很不好做。我第一不要钱，又懂道理，我自以为必定做得好，必定受欢迎，当时是那样想，当然做起来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当然，我能够保到命，没有出大的问题，还是得力于我不想钱，我如果贪财的话，头都耍到地下了。那时遇到很多事情，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的中央部队，打了败仗，都往四川跑，因为只有这一条路。他们全套美式装备，后勤部队都很有钱，与地方部队不同，后勤带了美国的奶粉、压缩饼干等，还有盘尼西林，拿到市场上，可以卖黄金(的价)，那些押运的当官的已经一路卖起走，边卖边逃。他们又不敢卖多，怕不好交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经过一个地方，交给地方当官的，写一个收据，拿一部分好处给你，你给他收据，他就好交代了。在当时，对县长是一个考验，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遭起，那些东西很值钱，都是用大卡车装起，是一个集团军的后勤，他的办法是你吃多他吃少，但是你要打收据条。

能慧：逃到西充县后，他们想行贿你什么？

昌老：西充不当路，当路是资中、内江，当时乱跑，各条路就都挤满了。这种事不好处理，一个是自己会有贪心，想这一盘就完了，没人理麻(成都方言清查之意。——笔者注)你，存侥幸心理。下面的人都想我收，收了大家都有份。在这个关头，(我)能过关，主要是：深信因果，认为靠这种发财是不可能的，做这种东西，果报是很不好的。事情会怎么变，我们不晓得，由因果说话，我没有拿，但要说服下面的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我倒希望下面的人帮我守到那个摊摊，不能散伙，不然谁都维持不下去。最后，“过路的财神”都要过完了，好多人来找我谈：这下一样都没有，人心思散，大家都要散伙。我当时有点怕，但心里考虑，如果要团聚人要给大家一些好处。他们问我，我也没有表态，但认为要看重这些矛盾问题了，最后来了一批军大衣，很好的，我就把它接手了，造了册子，打了条子，当时在岗位的人每人一件，分配时，也给我一件，我也要了。后来，人民政府接管了，就有人检举，我当时还占了一个岗位，过渡时期的负责人，也被人检举了。我说好在东西都在，我带头退，按册子退。这个当然容易解决了。如果当时把盘尼西林、压缩饼干、奶粉接收了，肯定就变黄金了，肯定就拿不回来了，(大家)拿到黄金就要跑了。后来，经过“三反五反”以后，一个西充人，留用的，后入团参军了，他给我讲一件事情：“三反”运动有一个专案，刚解放的时候，西充三家银行的金条子被人分了跑了。他们调查到(是)两个人，死了一个，在逃一个，下不了结论。专案组提出了一个意见：找当时的县长，可能要找他，这两个人一死一逃，那么那县长应该是知情人。当时我已经在财经学院工作了。他们准备到成都来抓我，就在这个时候，在逃的这个人抓到，押回交代，结果没有我。审问的人认为不可能，说当时的情况，那个钱你们不交给县长，你们敢那样做？当时从情理上说不通，以为他包庇我，要他交代。他说，这个人我们与他没有往来，我们知道他很胆小，不敢跟他谈，谈了就干不成。三家银行，两人负责，我们就先研究有好多金条，大家分好多。一天晚上就分了，当晚就离开西充，他(张县长)不晓得，晓得拿我们也没有办法。结果就给我洗脱了(罪名)，我认为这是佛菩萨的加持，如果当时把我抓了，我晓都不晓得。那时(解放前夕)，哪个管这些事哦。我遇到的难题多得很，管不了这些事，我们那里的团队多，当时国民党还有两个师在那里。要解决你那个事容易，当时赵壁光，我们住到山上了，如果我们弄就遭起了。他(赵壁光)懂军事，他与地下党有联系，他感恩于我，是我把他保出来的。我当时很天真，认为他不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他是民盟的人，民盟是被共产党领导，他是川北地区策反委员会主任，我当然不晓得。赵说他是陆军大学毕业，国民党师长，兵败被俘，在押解途中，他逃跑了。我想，那时候，几个集团军垮，你几个师长被俘，容易(得很)。但是根据国防情报，说他是叛变了，回到西充是伺机作乱。专员也很世故，他对我印象就很可以，他说，你是文官，但是现在要会武啊。我叫他派人来，我想辞职，他很同情我，说我是文人，后来我辞职打电话告诉他，他也不敢。县长必须要政府任命，他领导我们，但做不了主。我们这类人是不适合政治的，头脑里想的东西都很书生、天真。所以对赵，我想不到，后来赵跑了。(上峰)就拿我是问，怀疑我了，我把他(赵)叫来问，他说，活天冤枉，我绝对是兵败被俘，逃脱的。我说，我没有到前线去，这个事，你要找人证明，他说没问题，南充好多军长都晓得。不久他就找来了，证明是一同逃跑的。他两条罪状：1.兵败被俘，我们这些就那么天真，就相信他说的是真的；2.回到本县潜伏伺机作乱。我说他一直当我们的军事顾问，做戡乱工作。戡乱，国民党先安内后安外。他当时确实是在协助我做工作，看到我敢正大光明地保他，当然责任有人负了。他们就把他送到了国防部，国防部当时也弄不清楚，摸不透，后来我问他咋出来的，他说：当然你的保条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金条子。民盟副主席，叫鲜英，西充人，是老牌师长。他是儒将，儒释道精通，有著作，有学问，很有钱，重庆的公馆就叫做特园，毛主席在重庆协商谈判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宴请民主人士等，都在他那儿。他那里特务都不敢去，他是四川的地头蛇，不敢惹他。他很有钱，在重庆办了一个嘉陵中学，一个巴蜀中学，掩护了很多地下党员，他有他的一套搞法，他拿钱给国防部的头目，就放了赵，那些人(收钱)胆子大，有保状，弄错了，有人抵(他们不怕)。当时如果一旦真正查起来，我的头就保不住。自己很幼稚，把问题看得很简单，没有出问题是佛菩萨保佑。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保状印得很大，有字：本人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当时送去盖印的时候，负责盖印的那人已经60多岁了，我到那时没有带人去，都是以前的。他们又不能做什么，我不弄钱，他们不敢乱来。盖印的人对办公室里的人说：“这个老几(四川方言，“家伙”之意。——笔者注)的胆子大啊，他有几个脑壳啊，他来好久哦，弄不弄得清楚赵是啥子人哦？他敢用身家性命担保。”另一个说：“算了，算了，人家喊你盖你就要盖，这个事情，反正不用我的头去顶。”后来才听别人告诉我这番话，更觉得是佛菩萨加持，我们对政治是不行的。当时，与他谈不上关系，只是觉得跑的人太多，说他没有根据，国民党当时跑的人太多了。比他官大的都多得很，就这样，我完全相信(他)。当时一批批跑，一批批押起，中间逃很容易。我当时想，他当师长，连房子都没有在城头，也没有公馆，在农村里，半耕半读，相法上看，长得也是仪表堂堂，30多岁的样子。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相，我就是凭直觉，当时叫我保，我就敢保。当时他们已经怀疑我了。不准让他跑，跑了拿我试问。保他也危险，不保他也危险，鲜英在西充也办了巴蜀中学，当时的校长是王瓒绪的侄女，北师大毕业的。王瓒绪，当时是重庆卫戍总司令，当过四川省主席，是清末秀才，会写诗(写)书法，他还送过诗给我。他的侄女办教育很内行，掩护了很多地下党。(当时)特务找了很多证据材料，但是特务不能逮捕人，逮捕人要县长(批准)，可是县长也管不了特务。特务局来给我说，某人是共产党，把材料给我说，请我批准材料就逮捕人。我说你们不要那么轻率哈，她的背景是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瓒绪，你哪里惹得起？我说，我是惹不起的，西充是两派在斗争，这个是整人的，也是要死人的。举个例子，当时西充也有一个县长，叫康冻，是黄埔五期，在新繁等地都做过县长，很有名的草鞋县长，穿得很烂，为了查一个案子，他就扮演拉黄包车的人，学问也很好，书、诗，都很好，还送给我，我好的东西都送给当地图书馆，包括我从家里带去的一些名家字画。

能慧：是不是有张大千的？还有哪些人的？

昌老：啥子张大千哦，说实话，当时看不起张大千的，清代著名的何绍基、张船山等的字画，还有一对联，很好的。虽然舍不得，但想都是身外之物，就一下都送了。通过这些事，我深信有佛菩萨加持，如果没有肯定过不了这一关，假如说凭我们的聪明才智来应付社会经验，肯定就脱不了手。当时做了很多很危险的事。赵壁光这个人与我们是有不同，他当时想起义，还包含得有求个人发展。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孙某(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兼川东绥靖司令，驻四川万县，防守大巴山一线。——笔者注)，是逃亡走西充过，他(赵)就喊到我说：我们还是要应付他(孙)，当然要欢迎他(孙)。孙某一下来就打哈欠，他的车子都压塌了，用油布遮住，四支卡宾枪保护到，一看就晓得是金条，显然看起来是昼夜都在跑。当时，重庆以下宜昌等地都是他在管，听说他要走时召集那一段的银行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因为军事需要，要把所有库存的黄金，其他一切都不要，银元都不要，全部交出，限期如不交，按军法处理，后来才晓得他拿起跑了。我们欢迎他，他没有把我们小小县长看上眼，他说，你们要抵到(四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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