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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2 2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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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适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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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经典:容忍与自由-胡适

民国大师经典:容忍与自由-胡适试读:

编者说明

本书系民国作家作品,人名、地名、纪年及语言表述略有不同于今日之处,为尊重著作原貌及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计,未对篇目文字进行现代汉语规范化处理。提请读者阅读时注意!九州出版社

哲学与人生

前次承贵会邀我演讲关于佛学的问题,我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充分的研究,拿浅薄的学识来演讲这一类的问题,未免不配;所以现在讲“哲学与人生”,希望对于佛学也许可以贡献点参考。不过我所讲的有许多地方和佛家意见不合,佛学会的诸君态度很公开,大约能够容纳我的意见的!讲到“哲学与人生”,我们必先研究它的定义:什么叫哲学?什么叫人生?然后才知道他们的关系。

我们先说人生。这六月来,国内思想界,不是有玄学与科学的笔战么?国内思想界的老将吴稚晖先生,就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一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中下了一个人生定义。他说:“人是哺乳动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脑的动物。”人生即是这种动物所演的戏剧,这种动物在演时,就有人生,停演时就没人生。所谓人生观,就是演时对于所演之态度,譬如,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摇旗呐喊,凡此种种两脚两手在演戏的态度,就是人生观。不过单是登台演剧,红进绿出,有何意义?想到这层,就发生哲学问题。哲学的定义,我们常在各种哲学书籍上见到,不过我们尚有再找一个定义的必要。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所下的哲学的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决。”但是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现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现在举两个例来说明它:要晓得哲学的起点是由于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的结果,是对于人生的适用。人生离了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现在哲学家多凭空臆说,离得人生问题太远,真是上穷碧落,愈闹愈糟!

现在且说第一个例:二千五百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有一个小国——迦叶——里,街上倒卧着一个病势垂危的老丐,当时有一个王太子经过,在别人看到,将这老丐赶开,或是毫不经意地走过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赋有哲学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为什么逃不出老、病、死,这三个大关头,因此他就弃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宫、财货,遁迹入山,去静想人生的意义。后来忽然在树下想到一个解决,就是将人生一切问题拿主观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么,老、病、死,就不成问题了。这种哲学的合理与否,姑不具论,但是那太子的确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他以为比较普遍适用的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睡到夜半醒来,听见贼来偷东西,我那就将他捉住,送县究办。假如我们没有哲性,就这么了事,再想不到“人为什么要做贼”等等的问题;或者那贼竟苦苦哀求起来,说他所以做贼的原故,因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无处谋生,迫于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没哲性的人,对于这种吁求,也不见有甚良心上的反动。至于富于哲性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多少?为什么社会没得给他做工?为什么子女这样多?为什么老、病、死?这种偷窃的行为,是由于社会的驱策,还是由于个人的堕落?为什么不给穷人偷?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他没有我有是否应该?拿这种问题,逐一推思下去,就成为哲学。由此看来,哲学是由小事放大,从意义着想而得来的,并非空说高谈能够了解的。推论到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也无非多从活的人生问题推衍阐明出来的。

我们既晓得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哲学,而且略会看到两者的关系,现在再去看意义在人生上占的什么地位?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看人生种种事实,和乡下人到城里未看见五光十色的电灯一样。只看到事实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实的意义。因为不能了解意义的原故,所以连事实也不能了解了。这样说来,人生对于意义,极有需要,不知道意义,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这班人,终日对物格物,终于找不到着落,就是不从意义上着想的原故。又如平常人看见病人种种病象,他单看见那些事实而不知道那些事实的意义,所以莫名其妙。至于这些病象一到医生眼里,就能对症下药,因为医生不单看病象,还要晓得病象的意义的原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单靠事实,还要知道意义!

那么,意义又从何来呢?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是走捷径。据我看来,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积月累地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最后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贯通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有一次演说,他说,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见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来,不出汗绝不会出神的。所以有人应付环境觉得难,有人觉得易,就是日积月累的意义多寡而已。哲学家并不是什么,只是对于人生所得的意义多点罢了。

欲得人生的意义,自然要研究哲学史,去参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过还有比较重要的,是注意现在的活的人生问题,这就是做人应有的态度。现在我举两个可模范的大哲学家来做我的结论,这两大哲学家一个是古代的苏格拉底,一个是现代的笛卡尔。

苏格拉底是希腊的穷人,他觉得人生醉生梦死,毫无意义,因此到公共市场,见人就盘问,想借此得到人生的解决。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去打官司,他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官司?那人答道,为公理。他复问道,什么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结舌,不能作答。苏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却不知道你不知呵!后来又有一个人告他的父亲不信国教,他又去盘问,那人又被问住了。因此希腊人多恨他,告他两大罪,说他不信国教,带坏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来的时候,对告他的人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罢!”后来他就从容就刑,为找寻人生的意义而牺牲他的生命!

笛卡尔旅行的结果,觉到在此国以为神圣的事,在他国却视为下贱;在此国以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别国却奉为天经地义,因此他觉悟到贵贱善恶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他以为从前积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多是趁他思想幼稚的时候侵入来的。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它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它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绝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绝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那么,诸君对于明阐哲学,了解人生,不觉其难了。(本文为胡适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的演讲,原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三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日)

差不多先生传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作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原载于《申报·平民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原载于《中国公学毕业纪念册》,一九二九年七月)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地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马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J. S. 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作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1814年),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地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原载于《独立评论》第七号,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

我们所应走的路

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才能救国。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我们所应走的路》。我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并没有新奇的高论。概括地说:(一)为己而后可以为人。(二)求学而后可以救国。我们十几年来,提倡新文化运动,究竟为的是什么。似乎大家都还不甚明白,今天我要说一说:我们当时所提倡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换一句话说,就是修己而后可以爱人。我们当时提倡易卜生的文学,他的要点,就在“修己”,绝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尚不能负责任,而能负责救人的。在易卜生的书里面,有一篇戏剧作品,描写一个女子娜拉,她很想做一个孝女、良妻、贤母,但是她能力不够,经过十年的奋斗,她才有一个大的发现,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不能负责的,绝没有做孝女、良妻、贤母的资格。所以她决计离开家庭,去做修己的功夫。这个故事所要表明的,就是无论何人,都要能对自己尽责任,有了知识,有了能力,有了人格,而后能救国救我。

易卜生还有一篇戏剧著作,叫作《国民公敌》,描写有一个地方,有很好的泉水,相传可以疗病,所以到那里去养病和沐浴的人很多,那个地方因此繁盛起来。有一个医生忽然发现那里的水,不但不能医病,并且可以传染恶疾,因为里面有一种微菌,于人身很不相宜,他就想当众宣布出来。因为他的哥哥是当地的市长,恐怕消息传出,妨害全市繁荣,所以不准他发表。全市的人民,也和他哥哥表同情,不准他把消息传到市外,以免游人和病人裹足不前。但是这医士,他既经发现有害人生命的微菌,就应该正式宣布,免得害人。结果,全市的人民,认他是全市民的公敌,置之于死地。这一出戏闭幕的时候,医生说:最强的人,就是能为真理而孤立的。用一句中国的俗话,就是有特立独行的人,是最强的,如果是为公理,就是全国人反对他,也得发表,即使个人受害,也是为社会牺牲。

从这两篇戏剧,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原则:(一)努力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人格。(二)要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完成一种真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又说“修己以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都是修己而爱人的道理。宋朝的王安石,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因为想改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牺牲一切,是一个有特立独行的人,他做了一篇文章,论杨朱、墨翟,主张要学杨朱“为我”,“为我”的功夫没有做好,就不要轻谈墨翟的“兼爱”。他说学者必先为己,为己有余,而后可以为人,凡是不能为己的人,必沉沦堕落,绝无救人的能力。十五年来社会的状况,很使我们失望,因为近来产生两种人生观:(一)自私自利的享乐主义。(二)眼光短浅的牺牲主义。

这些专知享乐的人并不谋如何能够报答所受的享乐,这是错误的。至于那些为了主义、为了爱国一时的冲动,不顾一切,牺牲生命的青年,几年来不下数万人,我们对于这些青年,不能不拜服,但是虽然佩服,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学他们这样做,因为没有修养,纵然牺牲,也还是不能救国。牺牲这样多的人,而于国无益,这完全是青年们还没有彻底地了解我们当时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或者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抱的主义解释得十分清楚,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一个青年最大的责任,要把自己这一块材料,造成一件有用的东西,自己还不能成器,哪里能够改造社会,即使牺牲,也不能够救国,所以第一条我们应走的路,就是修己以爱人,或者说为己而后可以为人。

再讲第二条路:我们应该走的,就是以“学术救国”。现在谈到救国,觉得很惭愧,我们国家受外侮到此地步,究竟是什么缘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学术不如人。我们样样科学都要依赖别人,所以失败,我们现在要赶上学术与人家平等,我们才能得到国际的真平等。我们现在说个故事,证明科学可以救国。法国有一个大科学家,名叫巴斯德,他就是一个以科学救国的实例。前几年法国有人征求大众的意见,究竟谁是法国最大的伟人,投票的结果,当选的不是拿破仑,或是其他军政要人,乃是这位大科学家巴斯德。他的票数,比拿破仑多一百多万,这种缘故,听我细细说来:

当一千八百七十年,普鲁士战败法军,拿破仑第三,攻入巴黎,迫法国作城下之盟。当时普国军队,烧毁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和其他的文化机关,巴斯德很生气。他本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普鲁士大学就送他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他现在把这张博士文凭撕毁,写一封信给普鲁士大学,说:“你们军队这样野蛮,我耻于接受你们所予的学位,特地交还你们。”他虽然动气,但是他回头细想,法国的失败,是由于科学的不振作,当拿破仑第一时代,政府提倡科学,科学家与政府合作,所以能够强兵富国,后来法国政府,态度变更,蔑视科学,所以弄到一蹶不振。现在要挽回国运,除研究科学外,再无他道,于是集中全力,研究微菌学,他的发明,就是物必先有微生物,然后腐化,他这种发明,把我们中国“物腐而后虫生”的学说打倒了。

他这一点发明,就救了法国,因为法国三种大工业:第一是制酒,法国的酒窖,有长到三十英里的,所藏的酒量,非常之多,但是因为酒容易发酸,所以不能运往远处销售,也不能长久保留。他研究的结果,知道酒酸的缘故,是一种微生虫的作用。如果做酒到四十五度,立刻封好,就绝不会酸的。因为这种发明,法国的酒,就可以推销全世界,每年可得赢余一万余万法郎;第二种,法国的蚕丝,也是一种大工业,因为发生蚕病,每年损失到一万万元以上。巴斯德发明一种隔离蚕种、消灭蚕病的方法,救了法国的蚕业,每年也替国家增加一万多万法郎的收入。第三,法国的牧畜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发生了一种兽瘟,牛羊倒毙无算。巴斯德检验病牛的身,知道其中有一种微生菌,他采用种牛痘的方法,发明一种注射防疫的新药,就是把病菌养在鸡汤里,然后注射到牛身上,和种牛痘一样的有效,试验结果,把兽瘟病完全治好,每年也替国家增加一万多万法郎的收入。

三件事合起来,他每年为法国赚三十万万法郎,所以二十年之后,英国的赫胥黎说:德国所得法国的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由巴斯德一个人替国家偿还清楚了。这就是一个科学救国的实例。我们现在要学巴斯德,埋头去做一点有益于国家的学术研究,不然,空唤口号,是没有用的。我们每每看见一个强盗,将要上法场的时候,常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青年,对于国家,也要有这样的精神,现在虽然受到种种外侮,二十年后,我们还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救国的方法很多,我今天不过只讲一样,希望大家努力,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之所以能够如此,也有它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想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大家要使中国强盛,还要着实努力,我最后说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就是“唯科学可以救国”。(本文为胡适应湖南省当局之请在长沙中山堂所作的演讲,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原载于北平《晨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十三日)

信心与反省

这一期(《独立》一○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们要补充一点:这种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据不稳固,一朝根基动摇了,信仰也就完了。

寿生先生不赞成那些旧人“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精神文明哟,地大物博哟,来遮丑”。这是不错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根据,依我看来,文字上虽然和他们不同,实质上还是和他们同样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样的挡不住风吹雨打。例如他说:

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

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和那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是同样的无稽的夸大。第一,他的原则“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个大前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事实上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绝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得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例如学琴,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得熟了,方法练得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伽利略(Glileo)听说荷兰有个磨镜匠人做成了一座望远镜,他就依他听说的造法,自己制造了一座望远镜。这就是模仿,也就是创造。从十七世纪初年到如今,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年年有进步,可是这三百年的进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创造。一切进步都是如此: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孔子说得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就是一个圣人的模仿。懒人不肯模仿,所以绝不会创造。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第二,我们不可轻视日本人的模仿。寿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轻视日本的恶习惯,抹杀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的原则。寿生说:

从唐以至日本明治维新,千数百年间,日本有一件事足为中国取镜者吗?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她手里去发展改进过吗?我们实无法说有。

这又是无稽的诬告了。三百年前,朱舜水到日本,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个岛国民族的优点,所以他写信给中国的朋友说,日本的政治虽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说比得上三代盛世。这是一个中国大学者在长期寄居之后下的考语,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地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但始终不曾学我们的小脚、八股文、鸦片烟。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这是必然的道理。浅见的人都说日本的山水人物画是模仿中国的;其实日本画自有他的特点,在人物方面的成绩远胜过中国画,在山水方面也没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学方面,他们也有很大的创造。近年已有人赏识日本的小诗了。我且举一个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文学史家往往说日本的《源氏物语》等作品是模仿中国唐人的小说《游仙窟》等画的。现今《游仙窟》已从日本翻印回中国来了,《源氏物语》也有了英国人沃利先生(Athur Walcy)的五巨册的译本。我们若比较这两部书,就不能不惊叹日本人创造力的伟大。如果《源氏》真是从模仿《游仙窟》出来的,那真是徒弟胜过师傅千万倍了!寿生先生原文里批评日本的工商业,也是中了成见的毒。日本今日工商业的长脚发展,虽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货币低落的恩惠,但他的根基实在是全靠科学与工商业的进步。今日大阪与兰肯歇的竞争,骨子里还是新式工业与旧式工业的竞争。日本今日自造的纺织器是世界各国公认为最新最良的。今日英国纺织业也不能不购买日本的新机器了。这是从模仿到创造的最好的例子。不然,我们工人的工资比日本更低,货币平常也比日本钱更贱,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他国资本家抢商场”呢?我们到了今日,若还要抹杀事实,笑人模仿,而自居于“富于创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

第三,再看看“我们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丰富了”。寿生和其他夸大本国固有文化的人们,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会明白这句话也是无根的乱谈。这个问题太大,不是这篇短文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只能指出几个比较重要之点,使人明白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型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Euclid)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大落后了!(少年爱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

以上说的,都只是略略指出寿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面,经不起风吹草动,就会倒塌下来的。信心是我们需要的,但无根据的信心是没有力量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地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宏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份遍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公卖税、吸户税、烟苗税、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真诚地反省自然发生真诚地愧耻。孟子说得好:“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发宏愿努力学人家的好处,铲除自家的罪恶。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三四十年的天足运动已经差不多完全铲除了小脚的风气:从前大脚的女人要装小脚,现在小脚的女人要装大脚了。风气转移得这样快,这不够坚定我们的自信心吗?

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们明了今日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力,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格外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铲除过去的罪孽只是割断以往种下的果。我们要收新果,必须努力造新因。祖宗生在过去的时代,他们没有我们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产。我们今日有了祖宗不曾梦见的种种新工具,当然应该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绩,才对得起这个新鲜的世界。日本一个小岛国,那么贫瘠的土地,那么少的人民,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只因为他们肯拼命地学人家,肯拼命地用这个世界的新工具,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内一跃而为世界三五大强国之一。这不够鼓舞我们的信心吗?

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镴枪头。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力。“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绝不至于白费”,这是翁文灏先生要我们有的信心。(原载于《独立评论》第一零三号,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

再论信心与反省

在《独立》第一○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 》,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在那篇讨论里,我曾指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绝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我们的文化,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认清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后肯用全力去消灾灭罪;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肯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的长处。

我知道这种论调在今日是很不合时宜的,是触犯忌讳的,是至少要引起严厉的抗议的。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

果然,那篇文章引起了一位读者子固先生的悲愤,害他终夜不能睡眠,害他半夜起来写他的抗议,直写到天明。他的文章,《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是一篇很诚恳的、很沉痛的反省。我很尊敬他的悲愤,所以我很愿意讨论他提出的论点,很诚恳地指出他那“一半不同”正是全部不同。

子固先生的主要论点是:

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以来,与欧美文化接触,许多新奇的现象炫盲了我们的眼睛,在这炫盲当中,我们一方面没出息地丢了我们固有的维系并且引导我们向上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能够抓住外来文化之中那种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结果我们走入迷途,堕落下去!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学是外来文化中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

子固先生的论调,其实还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辈的论调。他们认得了富强的需要,所以不反对西方的科学工业;但他们心里很坚绝地相信一切伦纪道德是我们所固有而不须外求的。老辈之中,一位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通俗讲演里,也不免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说“中国先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都是“驾乎外国人”之上。中山先生这种议论在今日往往被一般人利用来做复古运动的典故,所以有些人就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了!(这是民国十八年叶楚伦先生的名言。)

子固先生也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特别颂扬他能“在当时一班知识阶级盲目崇拜欧美文化的狂流中,岿然不动地指示我们救国必须恢复我们固有文化,同时学习欧美科学”。但他如果留心细读中山先生的讲演,就可以看出他当时说那话时是很费力的,很不容易自圆其说的。例如讲“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地说:

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捡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义》六)

他还对我们说:

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三民主义》六)

可是他一会儿又回过去颂扬固有的旧道德了。本来有保守性的读者只记得中山先生颂扬旧道德的话,却不曾细想他所颂扬的旧道德都只是几个人类共有的理想,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实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哪一件不是东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卧冰求鲤一类不近人情的行动之外,哪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类公有的理想?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

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人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同上书)

在这短短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尝不明白在仁爱的“实行”上,我们实在远不如人。所谓“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者,只是那个道德的名称罢了。中山先生很明白地教人:修身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仁爱也“要学外国”。但这些话中的话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这些方面,吴稚晖先生比孙中山先生彻底多了。吴先生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里,很大胆地说中国民族的“总和道德是低浅的”;同时他又指出西洋民族

什么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亚剌伯,印度,中国)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作高明。

这是很公允的评判。忠孝信义仁爱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吴先生说的“有作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为没有作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别提出子固先生的论点,只因为他的悲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决方案还是无补于他的悲愤。他的方案,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作法、有热心的事实。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的原质,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提高了各个参加国家的文化。结果就是吴稚晖先生说的“总和道德叫作高明”。

世间讲“仁爱”的书,莫过于《华严经》的《净行品》,那一篇妙文教人时时刻刻不可忘了人类的痛苦与缺陷,甚至于大便小便时都要发愿不忘众生:

左右便利,当愿众生,蠲除污秽,无淫怒痴。

已而就水,当愿众生,向无上道,得出世法。

以水涤秽,当愿众生,具足净忍,毕竟无垢。

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上妙手,受特佛法。

…… ……

但是一个和尚的宏愿,究竟能做到多少实际的“仁爱”?回头看看那一心想征服自然的科学救世者,他们发现了一种病菌,制成了一种血清,可以救活无量数的人类,其为“仁爱”,岂不是千万倍的伟大?

以上的讨论,好像全不曾顾到“民族的信心”的一个原来问题。这是因为子固先生的理论,剥除了一些动了感情的话,实在只说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方案,所以我要指出这个方案的“一半”是行不通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并不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他们不过是人类共有的几个理想,如果没有作法,没有热力,只是一些空名词而已。这些好名词的存在并不曾挽救或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的存在。这些八股,小脚,等等“固有文化”的崩溃,也全不是程颢,朱熹,顾亭林,戴东原,等等圣贤的功绩,乃是“与欧美文化接触”之后,那科学工业造成的新文化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渐崩溃的。我要指出: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可怜丁文江,翁文灏,颜任光诸位先生都还是四十多岁的少年,他们的工作刚开始哩!)究竟已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都是我们的“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从来不曾指摘讥弹的;这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文化从来不曾“引导向上”的。这些祖宗罪孽的崩溃,固然大部分是欧美文明的恩赐,同时也可以表示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还做到了这些消极的进步。子固先生说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走入迷途,堕落下去”,这真是无稽的诬告!中国民族在这七八十年中何尝“堕落”?在几十年之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

不过我们的“向上”还不够,努力还不够。八股废止至今不过三十年,八股的训练还存在大多数老而不死的人的心灵里,还间接直接地传授到我们的无数的青年人的脑筋里。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更谈不到仁爱和平了。

所以我十分诚挚地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绝不是这样浅薄地“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古代哲人曾参说得最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练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绝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原载于《独立评论》第一零五号,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

三论信心与反省

自从《独立》第一○三号发表了那篇《信心与反省》之后,我收到了不少的讨论,其中有几篇已在《独立》(第一○五,一○六,及一○七号)登出了。我们读了这些和还有一些未发表的讨论,忍不住还要提出几个值得反复申明的论点来补充几句话。

第一个论点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吴其玉先生(《独立》一○六)怪我“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了”;寿生先生也怪我把中国文化“抑”得太过火了。他们都怕我把中国看得太低了,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造成他对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吴其玉先生说:我们“应该优劣并提。不可只看人家的长,我们的短;更应当知道我们的长,人家的短。这样我们才能有努力的勇气”。

这些责备的话,含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就是不愿意揭穿固有文化的短处,更不愿意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诉。一听见有人指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五世同居的大家庭,板子夹棍的法庭”,等等,一般自命为爱国的人们总觉得心里怪不舒服,总要想出法子来证明这些“未必特别羞辱我们”,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免的现象,无论古今中外是一样的”。(吴其玉先生的话)所以吴其玉先生指出日本的“下女,男女同浴,自杀,暗杀,娼妓的风行,贿赂,强盗式的国际行为”;所以寿生先生也指出欧洲中古武士的“初夜权”“贞操锁”。所以子固先生也要问:“欧洲可有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八股,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一类的丑处呢?”(《独立》一○五号)本期(《独立》一○七号)有周作人先生来信,指出这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这种心理实在不是健全的心理,只是“遮羞”的一个老法门而已。从前笑话书上说: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道是个虱子,原来不是的。”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甲的做法,其实不是除虱的好法子。乙的做法,虽然可恼,至少有“实事求是”的长处。虱子终是虱子,臭虫终是臭虫,何必讳呢?何必问别人家有没有呢?

况且我原来举出的“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这十一项,除姨太太外,差不多全是“我们所独有的”,“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的”。高跟鞋与木屐何足以媲美小脚?“贞操锁”我在巴黎的克吕尼博物院看见过,并且带有照片回来,这不过是几个色情狂的私人的特制,万不配上比那普及全国至一千多年之久,诗人颂为香钩,文人尊为金莲的小脚。我们走遍世界,研究过初民社会,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或野蛮的民族把他们的女人的脚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节断折残废,而一千年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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