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帝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戈登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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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帝国试读：

在21世纪曙光初现之时，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关键地位毋庸置疑。事实上，只有回望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的鼎盛之期，才能勉强找到一个可比的对象。

罗马用武力征服了世界，它的力量源自以古罗马军团为代表的军事机器。各大强国自那时起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对异族人实行政治霸权主义。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坐拥全球1/4的陆地，世界上有1/3的人口是爱德华七世的子民，但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说英语或把自己看作英国人。

然而，自始至终，美国最多勉强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国家。在20世纪，所有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依靠战争来扩大其主权领土，尽管也只有它在历经了三场大国间的战争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今日的美国仅仅拥有全球6%的土地和6%的人口——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真正把自己看作美国人，都说英语，但当今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高于19世纪中期处于巅峰期的英国。

美国胜于英国之处是它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虽然美国只有占全世界6%的领土和6%的人口，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近30%的份额。从采矿到电信等各个经济领域，从人均农业产值到年图书发行量再到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美籍获奖者超过总获奖者人数的42%），美国几乎在方方面面都领跑全球。

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更是充满活力和富有创新性的国度。20世纪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100年。这个世纪的重大科技成果不是源于美国，就是主要在美国实现产业化进而转化成各类消费品的。牛仔裤、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摇滚乐、SUV汽车和网上聊天室等美国文化的代表风靡全球。新技术在全球各地传播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去了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美式价值观。

正如拉丁语在过去几百年在欧洲的地位一样，英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同语言。当今世界进行外国语言研究的学者中有60%从事的是英语研究。作为一种语言课程，英语也逐渐成为各国教育系统的必修科目。英语的运用如此广泛，一方面要归功于大英王朝使众多国家把英语当作第一或第二语言，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引领着世界通信和娱乐领域的发展。互联网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交流手段总的来说是美国的发明，而现有的40亿网页中有超过80%的页面把英语作为网页语言。

美国的军事实力固然强大，然而它最强大的地方却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它的财力以及财富在人口中的广泛分配，创造更大财富的能力和能给出种种高效利用财富新途径的无穷的想象力。

如果这个世界迅速地“美国化”，就像当年的“罗马化”一样，原因并不在于美国有先进的武器，而在于其他国家都极其热切地想拥有我们所拥有的，想借由我们所有的“美国”方式行事，并获得那些想要的东西。这些年来，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以一种平和且广受欢迎的方式被广泛接纳，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撇开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权力溜走的精英阶层不谈，至少美国的人民是欢迎这种制度的。这种制度和国家形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微妙、更易推进、更普遍，并且很可能会更长久。

美国是一个财富帝国，一个经历着经济盛景的帝国，一个有着众多理念和制度来助其辉煌的帝国。回望历史，正如很多成功的例子一样，有人把美国经济的成功看作必然甚至是命中注定的结果。这个国家毕竟有着广阔、多样和丰饶的国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群体。然而，所有这些优势阿根廷都有，而且它自1870年以来就没有卷入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可是阿根廷却只能竭力争取保住其中等发达国家的地位，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

两国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政治差异。阿根廷的政治体制继承了西班牙的帝国主义体系，一种自上而下实施统治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常常将财富毁于一旦，它更多的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财富的创造。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幸运地根植于英制传统，尤其是继承了法律至上而不是国家至上的观念。独特的英式自由观念也很关键：个人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不可随意剥夺的财产权，这是对个体至关重要的一项权利。

英国人能提出这样的观念，将之融入国家政治理念并传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地理位置所[1]决定的：长达37英里、常常险象环生的水域把大不列颠岛同欧洲大陆分离开来。英吉利海峡不宽不窄正合适：不算太宽，所以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建立长期密切的联系提供了条件；不算太窄，对外发动侵袭绰绰有余，但这对于那些想入侵英国的国家来说，却只是一个冒险的提议，因为在过去的1 000年中外族对英国的入侵只成功过一次。

由于不需要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英国的税率一直都很低，所以它可以利用其经济优势去开发更多的资源，而且能够负担得起高成本的政府分权体制运转。地方事务放手交给当地的民众，国王不多加干涉。在欧洲的几个大国之中，要数英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流动性最高。英国国内的贵族们享有的财富和影响力不可想象，但却不是一个封闭的高贵阶层。与欧洲大陆的国家比起来，成功的资产阶级家族和地主家庭的联姻在英国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有才学的人通过联姻可以更加轻松地进入上流社会。拿破仑把英国人说成是开店铺的，意在羞辱，但英国人却把这句话当成溢美之词，颇为受用。

英国人习惯安于现状，所以他们对任何求变的尝试都深为抗拒。17世纪早期，一些英国人开始带着这些观念来到美国定居，并在新的环境中实践应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那时美国的情况与英国颇有几分相似，只是美国的优势要更强一些。直到20世纪后半叶，北美地区也一直没有受过外来侵略之苦，多数时候政府征收的税赋也很低。当时，北欧地区开始主导欧洲和世界的事务，大英帝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主宰了北欧的商贸干线，而美国的位置也使它能利用一个完全全球化的经济崛起的时机受益。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地跨寒带、温带和热带三个气候带的国家。它既是一个拥有足够军事防御能力的“岛国”，也是一块有着多样资源的大陆。

来到美国的大部分移民——这些人并不都是英国人，就是想在这片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充满机遇的地方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自己的事情——膜拜他们心中的神灵，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美国不仅是世界上宗教意识最浓厚的国家，同时也是国民最世俗、最虔诚、最具商业意识的国家。

美国人以他们的进取精神而著名，这无疑是传承了他们早先扎根于此的先人之精神。那些选择舍弃既定生活的祖先来到这片陌生而遥远的土地，追寻他们理想中的幸福。与任何其他地方相比，绝大多数人在这里都能更自由地去追寻幸福，不会受到太多干涉。宽松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找到梦想中的幸福生活。甚至那些作为俘虏而非出于自愿来到这里的人，情况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经济史仅仅是由一个个成功个案组成的历史，这样的史书写出来也没几个人爱看。美国经济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次劫难，如果当时的政治领袖们处理不当的话，危难中的美国经济就会完全失控。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大衰退。它的传统市场主要集中在英国，可是当时美国的产品大都被英国拒之门外。美国的货币（当时已经算得上是一种货币）几乎贬得一文不值，政府无力也无法偿还债务。1932年的大萧条波及范围之广使很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共和党的执政前景颇为怀疑。

前一次经济危难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倾力协作，后一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力挽狂澜。凭借强大的领导力量，美国在这两次经济劫难中涉险过关并越发壮大。然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家们也有过重大失误，比如引发大萧条的一系列决策。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执掌的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的解体意味着美国在此后将近80年的时间中不再有中央银行，结果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金融恐慌再次出现并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萧条日趋加深，而情况本不应这样糟糕。

和很多帝国故事一样，财富帝国的故事是一部史诗，是一部讲述成功与灾难、勇猛与怯懦、新观念与旧偏见、旷世英才与愚钝之辈的史诗。但最为重要的是，它是一部由数百万人书写的历史，他们克己守法，不断追求着个人利益，这就是自由的真谛了吧。和所有的史诗一样，财富帝国的故事好似向我们深刻剖析了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曾经说过，“获得和付出都是我们力量的无谓浪费”，在我看来，对于这种说法再没有比美国经济的史诗更有力的反驳证据了。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第一部分｜广袤的荒原在怒吼在他们主宰那片欣欣向荣、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富饶土地之前，他们一定要穿越一片怒吼着的广袤荒原，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们遍体鳞伤，在多重困境面前显得那样卑微……——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牧师《救赎》，165901 土地、国民与法律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为，一个国家——不管其整体的力量比局部的总和大多少，也不过是由土地、国民和法律体系这三部分组成的。

在旧世界各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土地、国民和法律，这三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但是和15世纪晚期西方文化大举扩张时期欧洲殖民者所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美国没有久远的历史。在美洲历史初期，那里只有土地。

将要成为美国的这块土地似曾相识，然而它与第一批欧洲开拓者们成长起来的地方又迥然不同。西欧人口稠密，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乡镇和村庄里；可耕地被密集地开垦，野生动物有限；森林资源并不广阔、需要有节制地开发。

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地处温带，除了常见的植物、动物，还有一些珍奇的新物种，比如，浣熊、臭鼬、玉米和响尾蛇。但是穿越现今缅因州境内的岩石海岸以及从新罕布什尔州绵延至墨西哥甚至更远处的广阔沙滩，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原。

这片荒原比整个西欧的面积还略大一些，零星分布着一些草地、沼泽、湿地、裸露在外的岩石、光秃秃的山丘以及印第安人刀耕火种的地方。荒野沿着河岸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流域，之后呈手指状顺河溪之底绵延到贯穿美洲大陆中心的大平原之上。

当然这片广袤森林的面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北边，大片的五针松和阔叶树林相间，五针松是做帆船的帆樯和桅杆的首选木材。枫树、美国梧桐和白蜡树生长在阔叶林的低地上，而橡树和山核桃生长在较干燥、地势高一些的斜坡上。再向南沿着大西洋海岸分布着不同种类的松树带，它们向内陆延伸，与阔叶林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连成一片。

北美洲的东海岸地理环境宜人。广阔的沿海平原适合人类定居。科德角和德尔马瓦这样的半岛、长岛之类的岛屿以及更南面的海滩都为早期航海的船只提供了歇脚之地。梅里马克河、查尔斯河、泰晤士河（美国康涅狄格州东南部）、康涅狄格河、胡萨托尼克河、哈得孙河、拉里坦河、特拉华河、萨斯奎汉纳河、波托马克河、拉帕汉诺克河、约克河，詹姆斯河、皮迪河、阿什利河、库珀河、萨凡纳河等河流当时为小型的浅底帆船提供了进入北美洲大陆腹地的通道。早在1609年，一个受雇于荷兰的英国人亨利·哈得孙驾驶着装备完整的“半月”号船，沿着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得孙河航行了约150英里，在今天的美国奥尔巴尼境内停靠下来。要做这么远的一次内陆旅行本来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当时水道狭窄，哈得孙对这一流域也一无所知，但是他完成整个航程仅用了一周的时间。

当时的海岸线要低于现今的海岸线，随着海岸线逐渐升高，河口一点点被淹没，这些河流应运而成，北大西洋最好的港口随之形成了。美国第一批城市中有很多就是沿这些港口发展起来的，例如波士顿、纽波特、新伦敦、纽约、巴尔的摩、诺福克和查尔斯顿等。

第一批移民在北美洲定居之地的气候、地貌和欧洲大陆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北美洲气候温和，不太冷也不太热，而且雨量充足。不同于西欧那深受海湾暖流影响的海洋性气候，北美洲地处一个大洲的东边，所以本质上它属于大陆性气候。冬天到来时，美国要比西欧冷很多，而夏天又要热得多。位于北纬51度的伦敦，全年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分别是37摄氏度和零下16.7摄氏度，但实际温度很少会达到这两个极点。位于北纬41度的纽约，最高温和最低温分别是41摄氏度和零下26摄氏度，而且温度达到这两个极点是常有的事。欧洲人会觉得新英格兰地区的冬天和美国南部的夏天都是漫长而严酷的。

这块广阔的土地并不是没人居住。在第一批欧洲开拓者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时候，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北美土著居民就生活在这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亚洲的边缘。按欧洲人的标准，相对于美洲土地的广袤，土著人的数量显得非常稀少。到底有多少人，这很难给出确切的数字，甚至估算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哥伦布时代，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到200万。就在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之前，两大洲日益频繁的联系给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带来了各种疾病，所以当地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减少的幅度还很大。

不管以哪种欧洲标准衡量，印第安人都是缺少共同文化的。欧洲人在美洲拓殖的初期，北美洲就存在近250种语言（整个西半球总共也就有约2 000种语言），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又分属很多小的、常常是相互敌对的部落，部落间的小规模冲突接连不断。

只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居住区是有组织的领地，那里的居民主要靠农耕为生。东岸印第安人大多以部落为单位，主要过着游牧生活。北美东部用来种粮食作物的可耕地只有不到1%。印第安人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上谷物、南瓜、豆子。几年之后，当土地不再肥沃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到新的地方。

从东部印第安人所使用的工具体现出的技术水平判断，他们的器具工艺复杂但缺少金属制品，所以他们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然而当时已经出现了十分先进的文化，他们能够使用数百种不同的材料以及[1]200年后被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称为“大森林文雅艺术”的技艺。在人们靠天吃饭的数千年当中，这些技艺不断进步。为了在陌生的新世界中站稳脚跟，早期的定居者们艰难地摸索着，他们习得的技艺不止一次地将其拯救出危难甚至灭绝之中。

这些定居者带来的文化包含着更加先进的技术，他们与当地的印第安人进行交流，然而交流却毁掉了后者。印第安人一旦习惯使用欧洲人精良的金属工具、布料和枪支，他们开发身边原材料的技术就慢慢消失了。不久以后，印第安人被迫以越来越不平等的条件换取所需品，因此经济主权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主权一旦被夺走，他们的政治主权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很快也就丧失殆尽。意外撞入新世界

16世纪初，人类历史上两大最重要的技术进步终结了欧洲的中世纪，并为人们在新大陆定居提供了可能。印刷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图书以及获取知识的成本。15世纪中期，整个欧洲仅有5万本图书，大多数存放在开办大学的教会中。15世纪末，欧洲图书超过了1 000万本，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有很多是关于技术和农业的书籍。这些书大部分掌握在新生的商人阶层和有土地的贵族手中，从而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也打破了它的宗教垄断。16世纪早期，新教改革浪潮席卷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点燃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熊熊战火。

装备齐全、能进行海上远途航行的船只是中世纪后期的另一大发明。直到15世纪末期，大多数欧洲帆船还都只有小型单桅杆。这种船和400年前威廉横穿英吉利海峡抵达英格兰所驾驶的“征服”号区别不大。1450年的时候，更大型的船只问世了。船上装有3根桅杆，有时甚至是4根。驾驶这种船出行拓宽了欧洲人已知的世界。

他们需要这样做。1453年，土耳其人攻下了东罗马帝国的古都君士坦丁堡。一个穆斯林政权横跨通往东方的商贸要道，向全部过往商品收税。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将触角伸入了欧洲大陆。到了16世纪中期，它的领土已经延伸到了维也纳的大门口。这是继1 000年前的黑暗时期（Dark Ages）之后，基督徒们又一次感到入侵的威胁。

但是有了装备齐全的船只，西欧人就可以采取迂回策略绕过穆斯林人控制的古商道通行。15世纪末期，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1510年，他们来到香料群岛（又称马鲁古群岛）。这里是胡椒等各种香料的原产地，这些香料一经引入欧洲就为欧洲商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哥伦布致力于提出一项可靠的理论，但他对地球的大小判断错误。1492年他在向西航行试图到达亚洲的途中，意外地登上了新大陆。

当哥伦布和其他早期的探险者证实已经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西欧的海上大国纷纷资助探险活动。西班牙率先行动起来，先征服了墨西哥，10年后又得到了秘鲁，成为头一个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开始流入西班牙，西班牙由此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中期开始在巴西制糖，如果由奴隶劳作的话，糖是一种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农产品。16世纪末，法国人开始跨过圣劳伦斯河深入北美洲大陆，与生活在五大湖周围的印第安人做起了大宗皮毛生意。

除了1572年西班牙在切萨皮克湾的定居点因遭到印第安人的攻击而被迫放弃之外，北美洲东岸（也就是现今美国所在地）在当时几乎完全是被忽视的。它的某些地方太靠北，所以像糖这样的热带作物就无法在那里种植。它的某些地方又太靠南，所以在那儿也难见到上好的皮毛，更别说有什么贵金属了。

英国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一个为英国人熟知的意大利人，这是他的英文名）寻找西北通道的探险活动提供资助。但是移民对这片新大陆大规模的开发则是后来的事了。沃尔特·罗利爵士在1585年和1587年两次想要在现今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阿尔伯马尔湾的罗阿诺克岛上建立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后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大家只能从刻在一个树墩上的一串神秘信息中依稀了解一些当时的状况。尽管罗利爵士的殖民地最终没能站稳脚跟，但却拉开了开发新大陆的序幕。20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成功了。欧洲文明的到来

詹姆斯敦的殖民地不是由英国而是由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建立的。

历史学家通常更关注那些有形的发明创造，比如印刷术和装备完整的帆船，但是智识性的发明常常同等重要。事实证明，复式记账法和公司模式，这两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识性发明，对欧洲文明在新大陆，尤其对现今美国各地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人们就已学会了记账。书写是人类文明的根本，人们最初很可能是为了记账才发明了文字。但是，此后的数千年中，记账方法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直到15世纪，意大利人才发明了复式记账法。人们运用复式记账法不仅更容易检查出错误，而且根据一些原始数据制作的报告能更加实时地反映出公司的财务状况。

有了复式记账法，人们就可以对地理位置偏远的企业进行投资，并对自己的资金使用情况了如指掌。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注意到，当时哥伦布首航的时候，随从人员中就有一名会计，他的职责是确保那次航行能把预期的利润一分不少地赚回来。

股份公司的出现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16世纪的情况，驾驶装备完整的轮船到远方探险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多探险船只都是有去无返，而且探险活动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最初主要是每个国家的国王资助探险队进行远征活动。当时的英国不比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少、国力弱、财政来源匮乏。在荷兰1572年发动起义脱离西班牙的统治以后，它需要为这些高成本，但同时也是高利润的活动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因为即使是最富有的公民，单凭他们一己的财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合伙制自古就有。这种所有制的任何一方都有义务承担整个企业的债务，即使投资人只投入一小笔资金，当企业破产时，他也会跟着破产。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尤其是投资那些自己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企业。股份公司将投资人所要履行的责任同他的投资额挂钩，他们只需承担部分的责任，从而解决了合伙制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确实把一些风险转移到公司债权人手中，但同时大笔的资金也被分散到了很多小型投资中。除了民族国家以外，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发展，就要数股份公司了。和民族国家一样，股份公司的出现为推进世界的现代化提供了条件。

16世纪后半期，为了在多个领域进行贸易，英国人成立了好几家股份公司，如莫斯科公司（1555）、黎凡特公司（1583）和东印度公司（1600）。荷兰人也成立了一家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很快就夺走了葡萄牙远东帝国的大片领地，而且还让自然资源匮乏的荷兰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17世纪早期最富有的欧洲国家。

1606年，詹姆斯一世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了由一群伦敦商人组建的弗吉尼亚公司。特许状宣布，公司的目标就是帮助打造英格兰商业舰队，在贸易拓展中大力培养有能力的海员，寻找贵金属，在受到西班牙人威胁的土地上建立新教殖民地，并劝说异教徒皈依新教。

事实上，没多少人注意到特许状的最后一个目标。英国人从未向海外派遣过传教士，这次，他们显然想通过经济渗透的方式来使更多的印第安人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人在那里落地生根，使当地居民更加多样化，让万能的上帝恩泽于世，将基督教发扬光大，增加那里种植园的面积、提高其收益，并扩大我们自己的特别利益和利润。”

所以从一开始，英国人所推行的殖民方式与就西班牙和法国有很大的不同。西班牙和法国的政府力求对他们在新大陆的臣民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并且都致力于将印第安人转变成天主教徒，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想改变信仰。

此外，想要移民到新西班牙和新法兰西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才可以，以免异教徒和游手好闲之人误导当地人。但是英国政府却乐得将那些宗教捣乱分子、作奸犯科的人以及数量庞大的失业群体趁机清理出英国本土。

16世纪，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快速增长：1500年约为300万，一个世纪之后已增加到了400万，到了1650年已达到500万。然而就业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升高。从织布工们14世纪中期在佛兰芒定居开始，制衣行业就一直是英国制造业的支柱，然而它在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却逐渐丧失了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旧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快速地退出历史舞台。占到总人口5%的乡绅和贵族阶层拥有英国大部分的耕地，他们不断地圈地，剥夺佃户的土地，让佃农和雇工从事利润更高的生产活动——放羊。从1530年到1630年这100年的时间里，有过半的农民丧失了自己租种的土地，他们中有许多人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工作了。

另外，西班牙人在世界各地的征服活动使得金银从新大陆大量涌入欧洲，导致欧洲经济呈现急速的通货膨胀之势。16世纪欧洲的商品价格猛涨了400个百分点。

为了和传统的那些因伤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乞丐相区别，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织布工都被叫作“顽强的乞丐”。他们流落街头，当地官员为了躲避责任，将他们从一个教区赶到另一个教区。这些农民和织布工涌向商业中心和海港码头。伦敦当时已是英国最大的城市，在短短5年内，人口就从1550年的12万涨到20万。到1650年，有350万人住在拥挤的廉租屋和弯曲狭窄的街道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贫如洗。

为了吃饱肚子、躲避治安人员的追捕，这些阶层的人应征进入弗吉尼亚公司。爱冒险的绅士也加入了弗吉尼亚公司，他们通常都是些年轻的贵族后代。1606年12月，三艘帆船——“苏珊·康斯坦特”号、“幸运”号和“发现”号，从英国起航开往弗吉尼亚——船上共有105人，其中39人后来在海上病死），历尽千辛万苦于1607年4月26日抵达切萨皮克湾。为了不让西班牙人发现，三艘帆船沿詹姆斯河逆流而上约60英里，于5月13日停靠在詹姆斯敦镇（这与詹姆斯河一样都是以英国国王之名命名的）。

人们选择詹姆斯河北岸、岸边有个沼泽地的地方登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开西班牙人的突袭。那片沼泽在给印第安人提供一定保护的同时，在春夏时节也是数百万只蚊子的老巢，这些蚊子在殖民地居民间传播着疟疾。当地人打的一些浅井，里面的水经常是带咸味儿的，在河水水位降低的时候水更是咸得没法喝。在弗吉尼亚酷热的环境中大家因不停地出汗而大量喝水，喝水过多使得很多人食盐中毒。而且当河的水位降低时，丢弃到河中的垃圾和排入河中的污水并没有流入大海，结果加速了伤寒和痢疾的传播。

在大自然的屠杀之下，殖民地最早的这105位居民在9个月后只活下来38人。

关键的问题在于，弗吉尼亚公司正致力于一项全新的事业——美洲种植园。正是装备完整的帆船这一革命性新技术的出现，使种植园经营成为可能。事情向来如此，就像19世纪的铁路和20世纪晚期的互联网带给世界的影响一样，人们首先要经历一条曲折而昂贵的学习道路，之后才能得到稳定的利润回报。要在这样一个离家3 000英里，从伦敦出发要走上三个月才能到达的美洲荒原上成功地建立一块殖民地，执掌弗吉尼亚公司的那些精明而富有的伦敦商人们也毫无办法。

伦敦商人们接连不断地犯错误。在他们抛出黄金的诱惑后，殖民地居民不再愿意在处女地上干沉重的农活。当然，人们是挖不到黄金的，但是却发现了大量的云母，由此他们深信这里就是一个大金矿。“没有人说话，”约翰·史密斯船长在他1612年出版的畅销书《弗吉尼亚纪事》（Description of Virginia）中写道，“没有希望，没有工作，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淘金。”这些矿石运回英国后人们才发现那一钱不值。

弗吉尼亚公司最初对土地还保留所有权，它希望殖民地居民能以农民的身份为其耕作。但是，不管是探险的绅士还是公司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码头招募的劳力，都不愿再为公司卖命。其实他们双方都不具备必要的技能——绅士们不需要掌握，“顽强的乞丐们”得不到培训的机会。

印第安人自己留够吃的之后，就剩不下多少东西可以用来交易，何况他们也想不到要主动交易。结果在冬天，殖民地居民经常忍饥挨饿。虽然每年公司都运来越来越多的人，但是殖民地的总人数增长得却很缓慢。1609年12月，詹姆斯敦有220个英国人。转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活下来的只有60人，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食物的缺乏。有位丈夫饿急了，竟然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充饥（事后他被判处火刑）。

活下来的殖民地居民在1610年6月放弃詹姆斯敦的殖民地，坐船回家。他们在詹姆斯河口碰到三艘载有新招的300个劳力的船只，随后再次回到这个狭小的定居点。

人们无数次地努力寻找一种能收回成本并能让股东们获取利润的出口产品。由于英国对玻璃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用作生产燃料的木材日益减少，公司开始着手开发弗吉尼亚广阔的森林资源以及丰富的砂石资源。但是他们把这些资源运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之后，利润已经微乎其微。铁、沥青、焦油、隔板、黄樟根皮的运输也都如此。

到了1616年，弗吉尼亚公司已将1 700多人送到了弗吉尼亚。此外，公司对设在切萨皮克的项目的投资也已高达5万英镑。在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国，这样一笔数目的投资是什么概念，做一个比较，大家就会清楚了。那个时代的一位绅士每年的土地收入仅有50英镑。关税收入是英国国王的一大收入来源，当时国王的关税收入为年均7.5万英镑。所以尽管投了这么多钱，公司值得一说的却也只有一处房屋摇摇欲坠的边界贸易站。边贸站沿詹姆斯河而建，是350名定居者的家，他们中有很多人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

9年之后，英国人在北美大陆的定居点仍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毁灭危机，印第安人的攻击、西班牙人的侵扰、疾病和饥饿等都是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弗吉尼亚公司仍旧无法找到让其殖民地赢利的途径，这一点无疑是对其生存的一大威胁。烟草拯救了弗吉尼亚

美洲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烟叶，为殖民者提供了摆脱困境的途径。秘鲁和厄瓜多尔是最早发现这种植物的地方。在欧洲人还没到来之前，烟草在当地已有数千年的种植历史。不知道人们从何时开始把抽这种晒干的烟叶当作一种乐趣。但是，不久后他们就发现，抽烟可是会上瘾的。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的时候，在西半球所有适宜种植烟草的温带地区都可见到吸烟者。

哥伦布结束第一次航行的时候把烟草带回了欧洲。在随后的100年中，旧大陆的吸烟者数量激增，地中海盆地一带的人纷纷开始种植烟草。西班牙人也开始在西印度地区做起烟草种植、出口的生意。吸烟很快风靡了全英国。詹姆斯国王对烟草很是厌恶，认为它是恶魔的化身。他还写了一本名为《烟草抗议书》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然而，他的臣民对皇家言论却毫无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抽烟。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英国凉爽多雨的天气并不适宜烟草种植，因此所需的烟草大部分要从西班牙那边进口，但西班牙与英国的双边关系并不稳定，动不动就会打起仗来。

东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也迷上了抽烟，但是英国来的殖民者并不太喜欢印第安人种的那种烟叶，他们喜欢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种植的那种。1612年，一个叫约翰·罗尔夫的人从西印度（可能是特立尼达岛）带回来一些烟草种子。在弗吉尼亚炎热潮湿的气候下，这种烟草长势喜人。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罗尔夫在1614年娶了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为妻），他掌握了烟草种植与救治的技术。

1616年罗尔夫和他的妻子波卡洪塔斯向英国引入了第一种经济作物。虽然波卡洪塔斯由于很不适应英国的气候而早早离开人世，但他们两人的举动很快就引起了轰动。当罗尔夫1617年返回弗吉尼亚的时候，当地正在庆祝美洲大陆的第一个感恩节，因为那年的烟草作物长势良好，从而挽救了殖民地的商业。

美洲大陆正一步步走向它的第一次经济繁荣。回到英国的约翰·史密斯船长在讲述当年他这位新长官刚到詹姆斯敦的情形时说，虽然发现那里多少还是有些破败，但“市场、街道以及其他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烟草”。

1618年弗吉尼亚收获了两万磅（1磅约为0.4536公斤）的烟草并转运回英国。尽管4年后英国人的殖民地遭到印第安人袭击，将近1/3的殖民者被杀，其中很可能还包括约翰·罗尔夫，但浩劫之后的烟草产量还是增长了三倍。殖民地的烟草产量在1627年为50万磅，到了1629年已高达150万磅。1638年的时候，弗吉尼亚每年会向英国出口300万磅的烟草，超过西印度成为西欧主要的烟草产地。

烟草产量有如此迅猛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616年弗吉尼亚公司对它的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殖民地居民不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下地劳作，他们如今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另外为了吸引更多的移民，弗吉尼亚公司设立了人头权利制，并向新来的定居者免费提供土地。奖励给自食其力的男子每人50英亩（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土地，他们每带来一名亲属和一名自雇的仆人就会追赠50英亩的土地。这些“契约奴”答应做一段时间的仆人以偿还来新大陆的旅费。等他们履行完契约后也会得到50英亩的土地。当然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活下来。在英国人到美洲定居的最初几十年中，约有25%的移民在他们刚到切萨皮克的第一年里就丧命了。

尽管危险重重，但是如果不花钱就能得到100英亩、200英亩甚至更多的土地，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农业是国家所有经济活动根基的时代，财富更多是以土地的英亩数而不是英镑的多寡来衡量的。在土地资源缺乏的英国，200英亩优质农田就能让一个人发家致富。美洲的土地资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它的一大相对优势，弗吉尼亚公司通过向殖民者无偿给予土地，从而有效地开发了这一优势。

种植烟草的殖民者巴不得为契约奴支付旅费。烟草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出口量快速增长的话，弗吉尼亚的人口也要相应地快速增长才行。美洲经济在后来长期存在的一大特点——劳动力短缺，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了。

蒸蒸日上的烟草种植业拯救了弗吉尼亚，但是却无法拯救弗吉尼亚公司。债台高筑，再加上印第安人1622年的袭击以及因此所带来的损失，都使弗吉尼亚公司不堪重负。随着公司的破产，詹姆斯国王在1624年收回了特许状，并把弗吉尼亚收归为皇室所有的殖民地。詹姆斯虽然痛恨烟草和吸烟的恶习，但是收起税来倒是十分爽快。弗吉尼亚烟草产量一路飙升，它与英国和欧洲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而詹姆斯国王将发展烟草贸易的管理大权独揽在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烟草的关税收入就占到关税总收入的1/4。美洲经济的慢性病

自1619年起，烟草产业就已经在不断改变着弗吉尼亚的面貌和经济状况。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产业不仅成为弗吉尼亚历史上的关键一页，而且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早在12年前人们就建立了殖民地，当时弗吉尼亚公司努力想在新大陆上建立一个能够维持下去的殖民地，所以詹姆斯敦的人口多为男性。但是到了1619年，公司将一船妇女运到殖民地，这是来到殖民地的第一批女人，总共有90人。很多当地的单身汉，做梦都想要女人的陪伴。他们蜂拥而上，每人以125磅烟草的价格将这些女人抢回家为妻。弗吉尼亚社会很快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军营和矿场上浓重的男性气息慢慢地淡去，渐渐变得更像一个曾被新弗吉尼亚人留在英国的正常的人类社会。

也正是在那一年，第一个代表处在西半球正式成立了。了不起的埃德文·桑兹（Edwin Sandys）爵士被推举为弗吉尼亚公司的财务总管，这一职位为他日后担任公司的执行总裁提供了条件。桑兹很快派出新总督乔治·耶德利爵士，指示他建立一个代表处。这个被称为下议院的代表处所对应的立法机构中的上议院由它的总督和委员会组成。这个袖珍版的议会于1619年7月30日在詹姆斯敦的教堂中首次集会。

用现在的眼光回顾当时，那次集会的确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但当时人们却不这么想。英国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国家中侵略色彩最淡、国民享有的人权最广泛的国家。自《大宪章》颁布以来，自由的观念在英国得到进一步的诠释。英国的贵族们习惯于自主地管理地方以及郡中的事务，与国王一同参加议会，制定国家的各项法律。

弗吉尼亚的议会离英国本土太远，所以英国政府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给予弗吉尼亚人当地事务的立法权无异于给了他们“英国人的各项权利”。

埃德文·桑兹爵士从未去过弗吉尼亚。他的哥哥乔治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从1621年到1631年在弗吉尼亚做了10年的殖民地财务总管。就在詹姆斯敦，乔治翻译了新大陆上的第一部英语诗集——奥维德的《变形记》。

在下议院首次集会的三周后，一艘荷兰的船驶进切萨皮克，向当地的种植园主们贩卖人口。种植园主不断扩大的烟草生意迫切需要劳动力。来此的荷兰商船有一点是与以往不同的：船上的人不是以往在英国某个港口自愿上船的；相反，他们来自非洲，在那里被人卖给这艘船的船长。

这些人也不完全是奴隶。总督和种植园主买的是契约而不是人，他们将其中的大部分人买下来变成自己种植园的劳动力。这些人服务期一满，就会像英国契约奴一样恢复自由身。在殖民地早期被运到弗吉尼亚的黑人有很多后来确实恢复了自由身，并且积累了大笔的财富，甚至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奴隶。弗吉尼亚的移民多短寿，所以与契约奴相比，使用奴隶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不划算。

1650年，弗吉尼亚的奴隶只有300人，还不到当地总人口的2%。直到17世纪60年代，弗吉尼亚的法律都是承认黑奴的地位的，到了17世纪80年代，契约奴还是远远多于黑奴。殖民地的发展改善了英格兰的经济状况；缓解了移民的压力；提高了弗吉尼亚的人均寿命，黑奴的数量超过契约奴，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奴隶的数量在17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到了90年代又翻了一番。

17世纪末，雇一个契约奴干4年要花15英镑，而拥有一个黑奴要花25到30英镑，但黑奴不仅终身是主人的奴仆，甚至连他的子女也都是奴隶。1710年，黑奴占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总人口的将近14%，成为当地人口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18世纪中期之前的社会一直都认为奴隶制自产生以来就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观念一经产生就很快传遍了欧洲和美洲，至少社会中那些自己没有奴隶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若涉及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便很难从道德和政治方面做出清晰的判断。

17世纪的时候，大部分人会认为人生的每段旅程都是上帝的旨意，奴隶制不过是个人的一种不幸，他们的思想还没深化到我们今天对这一制度那样深恶痛绝的程度。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奴隶制和种族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17世纪中期，一个名叫安东尼·约翰逊的黑人在弗吉尼亚东岸拥有一个250英亩的烟草种植园，而且至少有一个奴隶为他劳动。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他的邻居们大多也是这样认为的。当约翰逊的奴隶逃跑之后，他会马上向法庭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强迫法庭执行。

黑奴群体持续壮大，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稳步增加，然而由于市场的饱和，单个劳动力产出烟草获得的收益降低，于是大家对烟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人们越来越担忧发生黑人暴乱，于是认为在经济上有必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价值。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社会对奴隶以及自由黑人的各种活动的限制日趋增多。18世纪之初，黑人的集会不能超过4个人，另外他们需要凭书面的许可才能离开种植园大本营。有巡逻队专门负责执行这些禁令，而各种规矩也越来越多。种植园主威廉姆·伯德写道：“庞大的黑奴群体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对他们必须严酷。黑奴数量众多，这让他们变得蛮横。公平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不择手段了。”

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鸿沟日渐加深，奴隶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万恶的种族歧视在人们对黑人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评定中逐渐形成。种族歧视是美利坚民族身上的一个毒瘤，人们要耗尽热血和财富才能战胜它。其实，种族偏见最多持续了300年，现在正迅速地消失。

缺乏劳动力是美洲经济的慢性病，如果说因为要治疗这一慢性病而带来了黑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话，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但至少算是一种解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承受的最惨痛的代价，以及民族道德上的最大失败其实只是无心之过，是我们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作为一种可靠的出口经济作物，烟草迅速为弗吉尼亚的经济注入了活力。说英语的人就要在新大陆站稳脚跟了。

[1]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美国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是美国最早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其最有成就的作品，如《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对美国的西部小说产生很大影响。——编者注02 “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经济学习曲线的好处就在于，一个社会通常只需要经历一次。为了壮大自己的经济生存能力，那些日后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其他殖民地吃的苦头都不如弗吉尼亚多。

紧邻弗吉尼亚州的马里兰州成立于1632年。当时查理一世授予他的朋友，巴尔的摩勋爵二世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1 200万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位于波托马克河以北、北纬40度以南的地方。为表达感激之情，卡尔弗特就用查理一世的王后亨里埃塔·玛丽亚的名字命名这片新的殖民地。马里兰由此成为首个归个人而非公司所有的私人殖民地。巴尔的摩勋爵二世既希望这片殖民地成为他的天主教同胞们远离在英国不被承认的境遇的避难所，当然也希望能从这片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近1/5大的殖民地上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搭载着首批殖民者的两艘船“方舟”号和“和平鸽”号于1634年抵达这里。

巴的摩尔勋爵二世派他的弟弟伦纳德·卡尔弗特（Leonard Calvert）来担任总督，掌管一个和弗吉尼亚政府类似的组织。伦纳德·卡尔弗特带领着两艘承载着首批殖民者的船——“方舟”号和“和平鸽”号，于1634年3月25日抵达了马里兰。虽然天主教徒在马里兰从来就不是多数派，但是1649年殖民地议会通过《宽容法案》来保障所有基督徒的权益（尽管不受《宽容法案》的保护，殖民地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并没有受过迫害）。这样的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例。

马里兰很快繁荣起来。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并没有惹什么麻烦。肥沃的土壤、温暖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烟草。有了弗吉尼亚的成功先例，人们都认为烟草是能赚大钱的农作物。沿切萨皮克湾延伸的长长地界以及参差错落的海岸线赋予了马里兰州货物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

虽然卡尔弗特向殖民地移民们征收每一百英亩4先令的免役税，但另一方面他也给了他们很多人头权利，鼓励他们来定居。按照法理，免役税是封建性质的税收，但实际上它是土地税的一种。和弗吉尼亚的情况一样，卡尔弗特家族的殖民地上很快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有地贵族，他们动辄就有数千英亩的土地；另一个是比这个阶层数量大得多的“中农”。殖民地早期的人口中除了这两个群体之外，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自由人和契约奴了。和弗吉尼亚相同的是，由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马里兰的奴隶数量也在缓慢递增。

17世纪北美洲的另外一个南部殖民地卡罗来纳也是以皇室成员之名命名的。查理二世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他的8个宠臣（也就是领主）。建立这个新殖民地的动力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巴巴多斯岛。

在殖民地波多黎各一带是一连串的小岛屿。到了1670年，蔗糖已经成为这些岛上的主要经济作物。西班牙人一直没把这些小岛放在眼里，觉得它们太小不值得劳神。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海盗趁机占领了这些岛屿，作为袭击西班牙船只的据点。17世纪中期，随着岛上的永久居民开始从事以烟草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越来越多的人在岛屿上定居下来，各国也开始争相对这一地带施加政治影响力。

最初，和北美洲比起来，西印度群岛更能吸引定居者。1650年，来到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英国移民比新英格兰和切萨皮克两处英国移民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切萨皮克的烟草产量要超过小安的列斯，所以群岛需要开发一种新的作物。欧洲市场对从甘蔗中提取出来的糖的需求大得惊人，所以糖就成为群岛的目标作物。甘蔗是原产于玻利尼西亚的一种热带植物，但是到了1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它也得到了广泛种植。伴随着欧洲人对大西洋的开发，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把糖的生产引入马德拉和加纳利这些新征服的岛屿上。

葡萄牙人后来还把甘蔗的种植分别引入巴西和大安的列斯群岛。由于在热带地区种植甘蔗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他们也在美洲各地推行黑奴制。因为要购买用甘蔗汁制备白糖所必需的设备和厂房，所以生产糖所需要的资金比其他种植园要多。

欧洲人对糖的消费量以每年5%左右的增长率在递增，平均每过14年需求量就会翻一番。合理的投资再加上充足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甘蔗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几大重要商品作物之一，为甘蔗的种植大户带来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巨大财富。

巴巴多斯岛的面积只有166平方英里，并且已经密集地住满了英国来的定居者，当岛上也开始进行糖的生产时，地主们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达尔文式的争斗，夺取充足的土地来为他们各自糖的生产争取最大利润。1643~1670年，土地超过100英亩的地主数量减少了2/3。

卡罗来纳州（直到1712年这块殖民地才分成南北两部分）的领主们想让巴巴多斯岛上那些无法生存下去的人迁到北美大陆这块新的殖民地上生活。1670年，他们用非常慷慨的土地政策吸引了200位移民：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分到150英亩的土地，免役税也不算高，而且在1689年前是免税的。另外，每带来一名奴隶还会再得到150英亩的土地。

领主们又出台了一套卡罗来纳专属的正式法规，这是由其中一位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阿什利勋爵编写的。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阿什利的私人秘书、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接下来的100年中，洛克的著作将对美国开国先父的言行产生巨大的影响。法规给予所有信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并成立了一个负责当地税收的委员会，甚至还给予两个贵族阶层的人伯爵领主和酋长的封号，他们将受赠大片土地——分别为48 000英亩和24 000英亩。

正如南卡罗来纳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拉迪所描述的那样，“在野外丛林、蛮人和野兽包围之中的冒险者在殖民地上组建一个贵族政府，那是一项非凡的计划”，这一计划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未能长久地推行。但是，南卡罗来纳将是美洲各殖民地中贵族政治色彩最浓重的一个。领主们任命巴巴多斯岛种植园主约翰·伊曼斯爵士为南卡罗来纳的首位总督。伊曼斯为跻身巴巴多斯社交、经济圈的上流阶层曾不择手段，杀掉了一个竞争对手，并很快娶了他的遗孀为妻。其中一位领主这样评价伊曼斯：“如果把将一切据为己有的能力当作能力高低的评判标准的话，约翰爵士绝对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

查尔斯镇（1783年称为“查尔斯顿”）很快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阿什利河及库珀河（两条河取名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家族名阿什利·库珀）交汇于查尔斯顿的海港。1700年，殖民地的人口约为6 600人（3 800个白人，2 800个黑奴）。

起初，殖民地太靠北的地理位置使其不适合糖类作物的生长，人们只能向内陆的印第安人买糖。伸向更遥远北方的巨大屏障——阿巴拉契亚山脉，向北绵延起伏逐渐变成一群不起眼的小山丘，那就是现今的北弗吉尼亚。北弗吉尼亚的地理位置为商家提供了深入内地的便捷通道。早在1707年，卡罗来纳总督就曾吹嘘“查尔斯顿把贸易向大陆腹地又推进了1 000英里”。

太靠南的地方没有上等皮毛。印第安人用鹿皮换取毯子、布料、金属制品、枪支弹药、朗姆酒、珠形挂饰和其他欧洲的制造品，而鹿皮运往欧洲，用于书橱、腰带、手套和其他所有需要柔韧皮革的产品制造。这可不是笔小买卖。而且，当地鹿的数量很充足。和先前相比，有了火枪的印第安狩猎者可以捕获比过去多得多的鹿，鹿旺盛的生殖力使得它们的数量一直保持稳定。1699~1715年，卡罗来纳向英国年均出口总价达3万英镑的53 000张鹿皮。

西印度群岛对卡罗来纳茂密的松林中的木材需求量很大，像焦油这样的松脂制品也来自于那里的松林。1717年，卡罗来纳的焦油出口量达到44 000桶。

家畜也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尤其会面向西印度群岛出口，这是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糖类作物。牛羊在茂盛的沼泽低地和森林中茁壮成长。在殖民地尚未开发的地方是可以自由放牧的。常常是黑奴在这里照看牧群，他们在非洲时就掌握了牲畜贸易的技巧。西方家畜养殖的很多技术，比如打烙印、一年一度的牧牛大赛、牧牛之旅都是源自早期的南卡罗来纳。就连美语中著名的“牛仔”一词最初也是指那些在卡罗来纳殖民地放牧的黑奴。

然而成就了卡罗来纳经济的是水稻。水稻据推测是在17世纪90年代由一位早期的领主托马斯·史密斯引进这里的，但是高难度的种植技术却是从来自西非种过水稻的黑奴那里学来的。卡罗来纳低地大片的沼泽上曾筑起堤坝控制水流，所以这里是种水稻的理想之地。卡罗来纳的水稻远销西印度群岛、美洲北部的各殖民地和英国。结果卡罗来纳赚得个盆满钵满，1700年水稻出口量为40万磅，40年后水稻出口量为4 300万磅。卡罗来纳一年对英帝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100万英镑，所以一些被称为是“水稻皇帝”的家族，如米德尔顿家族和鲍尔家族，成为生活在北美洲最富有的英国臣民。

木蓝是一种可以用来提取一种蓝色染料（靛蓝）的植物。正在崛起的英国织布业引发了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作为当时织布业极为抢手的必需品，木蓝成为第二大高利润的大宗经济作物。木蓝、水稻、木材和牲畜贸易的兴旺把查尔斯顿打造成南部殖民地中最繁忙的港口。查尔斯顿的最大城镇到处可见有钱商人和种植园主的房子，以及这些人建立的教堂和各类机构，如查尔斯顿图书馆就是美国第三古老的公共图书馆。

卡罗来纳和切萨皮克发现它们产出的作物有着广阔的出口市场，种植成本也要比其他地方都低，两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了种植园经济。在规模经济的效应下，越来越多拥有大片土地、大群黑奴的人开始种植这些出口作物。社会呈现出多层次化：一小群富有的大种植园主主宰着中间种植园主、无地自由人，最终确立了其对殖民地政治的支配地位。

一般来说，依靠一两种商品作物发展起来的种植园经济无法发展成健全的经济体系。即使是按照殖民地的标准，也只有查尔斯顿是南部唯一一个可以算得上“城市”的地方了。因为经济资源都耗费在高利润作物的种植上，所以当地的制造业日趋萎缩，南部殖民地只好从缺少商品作物、遵循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进口必需品，甚至食品。“山丘之城”的清教徒们

人们建立新英格兰的首要原因不是冒险和挣钱。人们在那里定居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建立一座“山丘之城”，他们相信只有那些命中注定会被拯救的圣徒才能活下来，谨遵上帝的戒律，远离堕落的诱惑。

当然，在将近400年后，“山丘之城”还在建设当中。因为即使是圣徒，也要吃饭、买生活必需品，还要花钱跨洋越海在清教徒称为“怒吼的荒原”上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只要还把上帝的崇拜放在第一位，清教徒们若想在这个世界上过上好日子，要经历的磨难是少不了的。清教徒确实把灾难当作上帝的宽恕，因为那预示着个体确实是被拯救了。16~17世纪的商人中有很多是清教徒，他们常常会在账本的抬头上写上“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清教徒坚信懒惰是邪恶的温床，并对此身体力行，为了成就自己的辉煌而全力迈进。他们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在《巴托罗缪市集》中给一个演喜剧的清教徒取的名字再恰当不过了：“热衷于土地的忙人”。

除了建立殖民地的初衷不同之外，新英格兰在很多方面和南部殖民地都不一样。新英格兰气候更加凉爽（也更加养人），耕种季节较短，土地坚硬而贫瘠。在冰河时代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的破坏下，当地只剩下光秃秃的基岩了。

早期移民除了都是英国人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相似之处。去往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的南部，除了少数来自殷实的人家之外，其他人大多穷得叮当响。清教徒移民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是东英吉利亚，一片伸向伦敦东北方北海的平整肥沃的土地；二是来自伦敦周围各郡的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当时许多清教徒都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小领主和佃农、店主、熟练技工，还有大量的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律师、牧师）也占了相当比例。

很多清教徒都是中产阶级，也是《圣经》的忠实读者。因此在17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早期新英格兰人的文化程度可能是最高的。新城镇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建一所学校的速度差不多跟建一座教堂一样快。定居者在抵达波士顿仅仅6年之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就建起了一所学院——哈佛学院，而弗吉尼亚要比马萨诸塞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就有了自己的学院——威廉玛丽学院。早在1640年，印刷机就已经在波士顿投入使用。

大多数的新英格兰移民除了负担自己的旅费外，还把他们的家人一同带来。然而他们没带来多少契约奴——尽管奴隶制与他们恪守的信仰并无冲突，而贩来的奴隶更是少得可怜。在早期的弗吉尼亚，人口的男女比例约为4∶1，新英格兰的比例约为6∶4。可以说新英格兰有着更加平衡的男女比例，所以在最终形成一个定居点之前，新英格兰的社会并没有经历“荒凉的西部”这一阶段。此外，大部分早期移民根深蒂固的宗教使命感以及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和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总督的坚定领导，使得那时新英格兰的人远比南部殖民地的人更加遵纪守法。

由于新英格兰人更容易组建家庭，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宜人的气候下茁壮成长，当地的人口飞快地增长。17世纪只有约21 000人移居新英格兰，但到了17世纪末，那里的人口已达到91 000人，当地的白人数量比拥有更大移民群体的切萨皮克的白人还要多。

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的殖民地都是由股份公司建立的。人们称那些来到新英格兰的公司成员为种植园主。那些留在英国并向这项事业投资的人被叫作冒险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仍能从风险资本家身上找到他们的影子。

这些冒险家虽然同其他人一样急切地想要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但同时也希望投资能尽快得到回报。当“五月花”号在16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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