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家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瑜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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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家风试读：

今天上午在焦裕禄干部学院，我刚刚给县委书记培训班讲过课。其实也不能算是讲课，就是和他们聊天，说一些我父亲日常的事，或是我的个人记忆，或是母亲讲给我听的父亲的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既是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日常规范，也是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个人生活的原则。说起来，也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能体现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父亲的人格魅力。

现在的中国发展速度快，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得也快。这些都是好事。可是精神上却并不同步。这也是我来积极宣传我父亲的原因。我讲讲父亲的事，或多或少，从道德上，从精神文明的建设上，对人们尤其是对于官员们，总是一个提醒。听完我讲的内容，他们捂着自己的心口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对工作的投入可以更多一些，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能更好地提供服务。

去年冬季的一天，我上午在一个报告会上做了关于父亲的演讲，一场报告做下来我高烧39度多，直接被推进了ICU病房。这一次非常严重，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还错过了去年第九期县委书记培训班的一次授课机会。

我曾经下过决心，想让全国的每一位县委书记都听一听我父亲的故事。让他们听一听，在那样一个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县委书记究竟能做些什么。现在的条件好了，也不必刻意地去吃苦，但是在做人方面要有原则，要有为官一任为当地百姓做些具体事情的想法。这总是好的。我专门多讲父亲的家庭生活，而这些家庭生活都体现了人之常情，能让人们知道，在高大完美的形象之下，焦裕禄还是一个幽默风趣、爱好广泛、富有担当的父亲。

可能这也算是一种责任心吧。我退休以后，时间更加充裕了。焦家这些孩子里面，我大姐和大哥的身体都不是太好，我就成了我们家里的新闻发言人。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幸运是焦裕禄的女儿，是徐俊雅的女儿，他们教育我首先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现在，不仅仅是我宣传我的老父亲，我的儿子，也用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开始宣传他的外公了。他是用音乐剧的方式，他们是一个团队，很用心地将那样一个年代的动人细节，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时代在进步，有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好，我儿子的音乐剧，用一种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介绍焦裕禄。那些去看音乐剧的孩子，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这说明，焦裕禄并不仅仅是电影屏幕上一个高大上的形象，他是一个感情丰富且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我们焦家是有家风的。这家风自然是从奶奶教育父亲开始，父亲又教育了我们。我们自然要好好地传承下去。而在这里，我特别想说一下我的母亲，她也是焦家家风最重要的施教人。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三十几岁，她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六人养大，且又要强地供我们上学、工作。我母亲也是做过县政府领导的人，但是她对凡是有利益的事情，一律往后面躲。她说了，不能因为是焦裕禄的爱人就要占体制的便宜。而且，我们兄妹几个人的工作，她都没有动用过关系。唯一她自己过问工作的，却是为了张继焦。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继焦的家里又确实穷，母亲把他当作一个编外的儿子养，为了他的工作操了不少的心，生生地让我们兄妹几个又多了一个弟弟。

但这种人情上的付出，也有收获，母亲晚年的时候，继焦也出了力。人心换人心。父亲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脚一步步地走到百姓的家里，最后获得老百姓的认可。亲自付出了，收获起来才安心。这是我们家风里最为重要的一点。

现在我每次回到兰考都觉得很亲切，这是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这也是我父亲奉献了生命和精神的地方。到这里来转一转，看一看，父亲和母亲年轻时的样子便又如在眼前了。趁着我的身体还能走动，我会继续去宣传我父亲的事。在我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党的好干部，更是一个有着人格魅力的亲人。2017年3月22日前言好家风就是好国风

那篇感动全国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最后一个小标题是这样的：《他没有死，他还活着》。如果你是一个到河南省兰考县来的游客，你在任何一个时间来兰考走走，都能感觉到焦裕禄仍然还活着。不必说县城里的居民经常去运动健身的焦裕禄陵园，也不必说这儿的人天天骑车开车都要经过的“裕禄大道”，单单是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的乡民，都能说出焦裕禄当年在这里干过的活计。焦裕禄去世了五十余年，但是，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口碑里，活在老百姓的思念里，还活在老百姓家风传承的教育里。

焦裕禄不仅活在兰考，还活在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从焦裕禄去世至今，焦裕禄三个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次数已经超过了八十次。

2018年初，央视网滚动播出了一个叫《家风传承》的公益短视频。三个家庭的故事，三种让人感动的家风传承。其中第二个接受采访的人物是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焦守凤说的那段关于焦裕禄家风的话，朴实无华，却又十分诚挚：“不搞特殊化。俺爹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父亲的光环是他的，自己的路还要自己走。”

2014年3月，习近平重访兰考时会见了焦裕禄的五个子女。二女儿焦守云对总书记说：“我们一定继承好父亲的精神，把家教家风一代代地保持传承下去。”总书记听后，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家风，好家风。”

领导干部“十不准”，是焦裕禄因为大儿子焦国庆去看了一场白戏而制定出来的关于领导干部管理家庭成员的规章制度。2009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考察，接见焦裕禄的子女时握着焦国庆的手说：“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看白戏’的故事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习近平总书记是焦裕禄精神的践行者和宣传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在河北省正定县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便以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来要求自己。90年代，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一次发表穆青、冯健和周原合写的通讯报道《人民呼唤焦裕禄》，激动难眠，文思泉涌，于是填写了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首词后来发表在《福州日报》上，其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几句话，将焦裕禄一生奉献在兰考的形象刻画得很到位。焦裕禄在老百姓的口碑里，也正如习近平同志的诗句一般：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生也兰考，死也兰考。

党的十八大以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均谈到了家风传承的重要性。他说：“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他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第一次提到家庭家教和家风的重要性。他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从普通家风的传承到对领导干部家风的特别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有过具体的阐述。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上，习近平这样说：“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不久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将关注的焦距从普通民众的好家风转移到了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上来，他在2016年1月12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家风问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

焦裕禄，这位名动中国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代表人物，他的家风传承，他的工作方式，他对子女的教育状况，无一不是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因此，宣传焦裕禄，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工作忘我的宣传，还有他的血肉部分，他对家庭的爱，他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这些生动的细节，同样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学习和记取。在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关于他的书写。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的代表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以说，好的家风，才会带来好的社会风气。而一个社会的风气是好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风便自然清澈温暖了。

焦裕禄死了，他还活着。他活在他留下的家风里，活在人民群众的忆念里。这正是这部《焦裕禄家风》写作和出版的意义。第一章中国最有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感动中国前后

20世纪60年代中期，焦裕禄因为穆青、冯健和周原的一篇文章感动了中国，成为中国公务员的标志性人物。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敬业、奉献以及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精神，仍然是全国数千万干部的标高。关于他的大通讯出炉的前后，也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一、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是在林业会议上走向全省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病在郑州市的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逝世。四天后的5月18日，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参加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的全省沙区造林会议。作为治风沙典型发言人，张钦礼排在第二位，他本该在一个小时以内结束自己的发言，然而，张钦礼在介绍了兰考县的造林情况、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兰考县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诸多感人的细节，会场上不少人泪流满面。当时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对张钦礼说：“你继续发言，不受时间限制。”这样，张钦礼讲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讲了焦裕禄如何一次次在风雪中深入农户家里或田间地头的细节，讲到后来，全场泣不成声。会议结束时，副省长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原本下午继续请典型发言，改为与会人员全体讨论焦裕禄事迹。

在这个会议上，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鲁保国在场，然而，他并没有当场采访张钦礼，对焦裕禄事迹进行深入报道，因为当时的会议主题是全省沙区造林。

1964年8月底，张钦礼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事迹的报告》，将他上次在沙区造林会议上没有言尽的内容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写完以后，张钦礼带着这份报告来到郑州，亲手交给了省委办公厅的郝友三主任。之后，经由郝友三的手，又交给了省领导们看。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一位省委副书记点名表扬了焦裕禄的忘记小我、造福一方的精神，而省领导的这一段讲话内容，被当期的《四清简报》报道，这是焦裕禄精神第一次在官方的视野里出现。

而在此之前，1964年的6月上旬，兰考县委的通讯宣传干事刘俊生到河南日报社去送稿，遇到了一个老乡叫郭兆麟，郭兆麟是兰考人，当时负责《河南日报》中《党的生活》专栏。郭兆麟向刘俊生约稿，说，7月1日党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给我写一篇稿子呗。刘俊生问他要哪方面的稿子，郭兆麟说，好党员、好干部、好党委、好支部都可以，一定要典型。

刘俊生回到县里以后就写了一篇有关焦裕禄的文稿，标题叫《党的一位好干部——记焦裕禄同志二三事》，全文大概有两千多字，写好以后，刘俊生隔日便将稿子送到了河南日报社，交给了郭兆麟。郭兆麟看后，说，这篇文字写得不错，只是专栏不好发。原因有二：一是专栏发稿子比较短，就是几百字的小短文；二是这个稿子还有修改的空间。如果改成一篇专栏文章就可惜了，可以再扩充一下内容，他推荐发表在《河南日报》的一版。于是，刘俊生听从了郭兆麟的建议，将稿子拿了回来，又一次修改加工，第三次送稿给河南日报，然而一直到七一建党节前夕，刘俊生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稿子发表。刘俊生很执着，又一次到河南日报社问询，时任河南日报副总编的翁少峰对刘俊生说，表扬县委书记这一级别的稿件要向省委领导打报告，批准了才能见报，你的这篇还没有来得及打报告。于是，刘俊生这一篇稿子就这样被耽误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省委的简报里专门报道了省领导表扬焦裕禄精神的内容，新华社河南分社正式确定了重新采访焦裕禄的典型事迹。1964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应先带着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奔赴兰考。当时兰考县便又派了刘俊生全程陪同。采访组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先后采访了县长、负责除“三害”工作的领导张钦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甚至所有和焦裕禄有过接触的农民、生产队长，包括焦裕禄住院以后接触过的医生护士们。

新华社的这篇通讯报道最终发表在1964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标题很长：《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发表后，11月22日《河南日报》转发了这篇稿件，并又组织了一个专栏，专门刊发纪念焦裕禄的文字。这个专栏从11月22日持续到1965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分别有张钦礼的《学习焦裕禄革命精神，彻底改变兰考县的自然面貌》，卓兴隆的《在和焦裕禄相处的日子里》，以及集思的《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等。最后一篇文章是河南日报社的记者黎路和刘俊生合写的长达4000字的通讯《焦裕禄啊！兰考人民怀念您》。至此，对焦裕禄的宣传工作也告一段落了。焦裕禄并没有走向全国，但是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在河南省省内已经引起了关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一文，报道焦裕禄事迹二、记者周原执笔完成《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初稿

说起焦裕禄走向全国并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新闻人物，还要感谢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署名穆青、冯健和周原，周原是最后一个名字，然而稿子却是周原执笔写的第一稿。1964年11月22日，《河南日报》刊登文章，号召全省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周原是河南人，原名乔元庆，1927年出生在河南偃师县夹沟村。周原的父亲乔秋远也是一位新闻记者，是和范长江同时期的新闻人。1939年冬，周原的父亲乔秋远到了延安，是国际新闻社华北特派记者，可惜的是，1942年5月，在太行山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1957年，就职于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周原，因为一篇报道揭露三门峡工程铺张浪费，而被认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被划成“右派”，到河南林县（现林州）劳动改造。直到四年以后的1962年才摘了“右派”的帽子，返回郑州。

1966年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记者冯健和杨居人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路过郑州，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们见面座谈。周原虽然参与听会，但没有安排他发言。穆青知道周原，因为周原刚刚写过一篇关于新乡七里营公社刘庄村支书史来贺的长篇通讯，很有影响。穆青让他谈谈，周原就谈了他在豫北采访时底层民众的消极等待情绪。

穆青临离开郑州时，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朱波转告周原，让周原在半个月以内为他找到一个采访的线索或者典型人物。

当时的周原非常重视，穆青留给他的采访任务对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他先是到了穆青的老家河南杞县，想着如果杞县有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给穆青会更容易通过。然而，到达杞县的当天，杞县正好开大会，县委大院里没有一个人，找不到人采访的周原在杞县的长途车站旁边住了一晚。第二天早饭后，他身边正有一辆长途汽车开动，他不假思索地跳上了车，上车以后才知道，车是开往兰考的。周原想，兰考就兰考。

周原到兰考县委大院以后，掏出了介绍信给办公室的人，接待他的正是跟着焦裕禄拍照的宣传干事刘俊生。

周原说，他是替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探路的，先来打探一下有什么感人的事迹和新闻线索没有。

刘俊生对周原说：我们兰考这几年一直在除“三害”，因为除“三害”我们老县委书记活活给累死了。

周原没有听明白，重复问他：谁为除“三害”活活累死了？

刘俊生说：我们的县委书记啊，焦裕禄。

刘俊生一直保存着焦裕禄的一双破烂得不能穿的鞋子，这是焦裕禄逝世后，刘俊生找到后收藏了的，他觉得，这就是焦裕禄在世时艰苦朴素的最为真实的物证了。一双袜子上补着几个补丁，鞋子也是。焦裕禄在世时常对身边的人说，穿成这样，我们也比农民们穿得好。

刘俊生还保留着焦裕禄坐过的藤椅。焦裕禄肝部疼痛的时候，会拿一个刷子或者茶杯盖子顶着自己的肝部，时间久了，将藤椅顶了一个大洞。

刘俊生指着这些焦裕禄用过的物品，给周原说着说着，又想起和焦裕禄在一起工作时的情形，他伤心极了，落了泪。周原被感动了，一直听着记着。刘俊生后来领着周原见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因为刚刚到任不久，不了解除“三害”的工作，将周原介绍给了和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张钦礼佩服焦裕禄，也尊敬焦裕禄。周原和张钦礼在这儿一聊就是18个小时。然后周原又跟着张钦礼到了焦裕禄治理风沙的重点村庄张庄村，周原在张庄住了三天，采访了三天的群众。前后在兰考待了7天时间。

周原离开兰考以后又去了杞县、民权和柘城，都没有遇到让他心动的人，他心心念念要写的人物就是焦裕禄。

等周原回到郑州，穆青刚好从西安开完会，也到了郑州。但是穆青回到郑州后被国务院一个领导给叫去了。因为守卫很严，周原见不到穆青，直到穆青自己想办法脱身，二人才相见。

周原便将自己找到焦裕禄这个典型的经过给穆青说了，周原的汇报让穆青很动心，周原领着穆青一行先是到了其他几个县看了一下他采访的对象，最后一站到了兰考。1965年12月17日，穆青一行人到了兰考县委大院，得到消息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有些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说。周原就在一边给张钦礼打气，说，你第一次如何对我说的，现在重新说一下，说得再具体一点，再细微一点。

张钦礼给穆青简单介绍了兰考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是如何大干苦干除“三害”的。正在乡下采访的刘俊生回来后，也加入了汇报的行列，刘俊生又介绍了他是如何在大雪天跟着焦裕禄一户一户去困难群众家里慰问，看看群众家有没有烧的，有没有穿的和吃的。焦裕禄离开人世前，还惦念着兰考的沙丘治理、泡桐树的栽种和盐碱地的治理。

刘俊生讲到焦裕禄去世后，几十个贫下中农自己跑到郑州市烈士陵园哭坟时，穆青忍不住，哭了，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穆青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做新闻28年了，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我被焦裕禄吃过的苦做过的实事感动了。焦裕禄精神太可贵了，虽然已经报道过了，但是我们这次要重新组织报道，如果不把焦裕禄事迹报道出去，我们做新闻的就失职了。

吃饭的时候到了，穆青他们吃不下饭，坐在饭桌边不动筷子，穆青声音都沙哑了，说：不吃了，吃不下去。

穆青想要采访更多的人，所有了解或者和焦裕禄有过接触的人，他都想见一见。

刘俊生就召集了一群人，除了张钦礼、卓兴隆，还有经常和焦裕禄一起下乡的李忠修、张思义，以及陪着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刚开始讲的时候，大家还都很镇静，等到一个人说起焦裕禄让人落泪的细节时，一个人一哭，其他人开始补充细节，说着说着，就全哭了起来。座谈会开到半夜，采访的人笔记本都湿了。

穆青说，今天太难过了，不说了，我们明天再接着采访。

第二天，穆青又让县委联系了各公社的负责人来谈谈焦裕禄。穆青还要看望焦裕禄在农村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比如那位养牛的萧位芬大爷。穆青到萧位芬家里的时候，萧大爷正在吃饭，一听说是来采访焦裕禄的事情，萧大爷就哭了。

采访完成以后，穆青一行人住到了开封。穆青让周原负责写焦裕禄，让冯健写豫东形势的通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他呢，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转悠，当监工。半夜的时候，穆青到了周原的房间，看到周原的稿纸上有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对周原说，像这样总结得很有高度的句子多来一些。

周原采访的材料多，又回到郑州继续写。穆青呢，住在郑州等着他写。

这是1966年的年初，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而周原在通讯报道的开头是如何写的呢？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是的，开头写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县城。这在“文革”期间完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诋毁”。果然，第二年，穆青便因这篇报道被批斗。

周原写好初稿以后，先是由冯健修改，后来穆青自己又动手改了几遍，一直改到了这篇通讯报道的第七稿。为了没有事实出入，保证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穆青将最后修定的稿子让周原拿到兰考再对一遍。

周原带着穆青修定的稿子来到兰考做最后的核对，时间巧合，周原正赶上兰考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周原说明了来意，兰考县委就决定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读这篇通讯。先是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拿着稿子念，念了个开头，张钦礼就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念到一半的时候卓兴隆痛哭失声。周原只好接过稿子自己念，有几次，周原也是中断了念稿，泪流不止。这样三级干部大会又成了一个怀念焦裕禄的追思会。念完了稿子以后，让大家来核实通讯报道中的细节是不是有误，结果除了修改几个人名、地名，大家鼓掌通过了这篇通讯报道。

周原将信息转述给穆青以后，穆青将稿子送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份。彭真看完以后，很感动，问穆青为什么将稿子送到了他这里，是不是发表上有什么难题了。

穆青就将自己的担心说了：

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了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我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个，困难时期兰考群众没饭吃，逃荒到外地要饭，这种事情能不能写？如果不写这些细节，焦裕禄精神就不会这么生动感人；写了这些呢，是不是就暴露了中国的黑暗面？不过，如果要发表焦裕禄这篇稿件，灾荒的细节不能删，如果删了就不要发，删了，这个典型就没有意义了。第二个担心的事情是，这篇通讯报道，通篇没有提阶级斗争。可是在当时，全国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的事情。如果这么重要的文章不提阶级斗争的话，算不算和中央唱反调？

彭真将稿件又一页一页地翻了一遍，问穆青吴冷西的意见，吴冷西当时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穆青说，吴社长觉得稿子不发太可惜了，但是他对上述两点也拿不定主意，所以请求彭真书记来定。彭真最后签字同意穆青发表。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让焦裕禄闻名全国

1966年2月6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名主持人齐越，在播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泣不成声，录音中断了无数次，甚至到中间的时候，齐越趴在桌子上痛哭不止。齐越的声音经过电波的传递，一时间感动了亿万听众。不仅如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连续几天重播这篇通讯稿子。播出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全文，并配发了《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至此，焦裕禄成为中国最为有名的县委书记。

焦裕禄用奉献自己生命的方式融入了他所工作的县。从此他和兰考县几乎成为同一个名字，说起兰考大家便都知道了焦裕禄；而同样，当人们谈论起焦裕禄，马上想到的便是兰考县的贫穷。

焦裕禄闻名全国以后，全中国的记者都拥向了兰考，焦裕禄所走过的路，焦裕禄见过的人、种过的树，全被发掘出来。焦裕禄几乎有了第二次生命。他逝世了，他累死在兰考的大地上，然而，他又在兰考重生。他的精神，他的名字，他的所有的付出都被一次一次地描述，成为整个中国可以相互讨论和印证的共同的记忆。

穆青并没有停止报道，他又带着记者连续采访兰考在焦裕禄逝世后发生的变化。

不只是新闻记者，还有作家、画家、戏剧编剧，甚至是音乐家和摄影家们，都来到了兰考，他们要亲眼看一看被焦裕禄改变的兰考。

据刘俊生回忆，最多的时候，兰考县一天接待300多名记者和采访团。

这大大超出了当时兰考的接待能力。开封地委听说了情况以后，专门从地委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和车辆，到兰考协助接待。

这一段时间，最为忙碌的是兰考县委的领导班子。所有的记者都想采访一下继任的县委书记对焦裕禄怎么看，副书记张钦礼因为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嗓子都哑了。一时间，张钦礼成了宣传焦裕禄的一个新闻发言人，他也因此获得了新闻媒体的关注。第二章苦难中的淬炼：焦裕禄所受的教育一、上学得益于外婆家资助

焦裕禄生于1922年8月16日，是焦家第二个儿子。父亲叫焦方田，祖父叫焦念礼。焦裕禄这个名字，是祖父托了村里的私塾先生起的，取个好念头，裕是宽裕的意思，禄呢，是想着让这个孩子长大了能吃上国家的俸禄。

殷云岭与陈新在《焦裕禄传》里这样写道：“喜得孙子的焦念礼设计了这个可以一展宏图的名字，因而他要举行一个喜庆的典仪，据有关传说记载，那位因人逢喜事而精神焕发的老爷子倾其所有，慷慨地招待了私塾先生一顿萝卜丸子和豆腐汤。”

焦裕禄的幼学教育自然是由母亲担当的，正处于民国的中国底层非常贫困，焦裕禄在母亲的教育下首先认识的不是文字和数字，而是野菜的名字：马齿苋、花荠菜、灰灰菜、苦苦菜。不仅是在野地里看菜识名字，也还有歌谣来传唱。比如这样的内容：

灰灰菜，苦苦菜

十吊铜钱俺不卖

胜过山珍海味菜

荠菜棵，熬豆沫

大碗冷着小碗喝

松松裤腰喝三锅

焦裕禄后来是在外婆家的资助下上的学，在外婆村里的南崮山村小学。在上南崮山小学之前，焦裕禄在本村上了四年的私塾。作家何香久在《焦裕禄传》中这样写焦裕禄的开蒙史：

当然，让这个穷家中的两个子弟都能读书识字，也多亏了爷爷焦念礼。焦念礼早些年吃过不识字的亏，稀里糊涂在人家一份声称欠发工钱的文书上画了押，后来这纸文书竟然成了他欠别人的借据。一年血汗钱分文没拿到，倒赔掉了二亩养命田。吃了这个亏，他发下誓愿，砸锅卖铁，也要让两个孙子读书识字。两个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心里明白，这样一个穷家供两个孩子读书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读书特别勤奋，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比别人多下了几倍的功夫。放学后，还要背上筐子去山上割草砍柴，补贴家用。哥哥焦裕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弟弟焦裕禄入学后，更是表现出天资聪颖，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因为闹灾荒，哥哥焦裕生读到四年级就辍学务农，娶妻生子后又去博山县的买卖铺子当学徒。

关于焦裕禄的优秀，殷云岭与陈新在写《焦裕禄传》时专门去采访了焦裕禄的同学李安祥，李安祥毕业后一直在焦裕禄就读的学校当老师，直到退休。他和焦裕禄坐同桌，他说焦裕禄的作文写得好，有一篇作文题目叫作《阚家泉的风景》，全班同学当作范文来学习，他会背诵其中的一些段落：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崮山西山脚交会处的阚家泉……阚家泉的泉眼有锅口粗细，传说有一条蛟龙自东海钻来，在此处出洞，洞口也就成了泉眼。清凌凌的泉水从泉眼涌出，在近处的洼地浸成一个小湖，然后冲刷出一条河流，流经南崮山我的学校，奔向山外的天井湾去。我常在湖里河里游水捉鱼，也想看见那条蛟龙是怎么自泉眼钻出，张开巨口对着山上的旱地喷水……

现在来读，仍然觉得这是一篇文词皆美的好文字。不仅有发现生活的能力，还有着隐隐的情怀。

在南崮山小学，焦裕禄还参加了学校的鼓乐队，先是吹军号，后来又练习二胡，他一生都喜欢二胡，便是和小学的音乐教育有关。后来在乐队里他又做过鼓手。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也专门写到了焦裕禄的音乐学习经历：“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雅乐队。二胡、小号，他都勤学苦练。特别是对二胡，更是弓法娴熟。对音乐的热爱使得父亲很有文艺范。在此后的学习、工作中，他又学会了唱歌跳舞，很受周围人的欢迎。这些技能不但帮助他和苏联专家拉近了感情，促进了工作，也引起了我母亲的关注，由此二人才接近并走入婚姻殿堂。”二、辍学后的苦难人生

1936年底，小学未毕业的焦裕禄主动辍学了。爷爷病了，哥哥又不在家里。家里借了别人的钱，年底时是要还债的。如果债还不上，孩子却上着学，债主自然不乐意。

焦裕禄是在这样的情景下退学的。

退学后，焦裕禄和叔叔焦方佃一起，推着独轮车到博山县城卖油。卖完油以后，再推一车煤回来，往返七十多里的山路，焦裕禄的脚上磨出了许多血泡。后来，叔叔焦方佃向常推独轮车的人讨了一个偏方，就是用马尾丝将血泡刺破，将血水挤出来，然后，把炒熟的白萝卜籽垫在焦裕禄的鞋里，这样便不再磨出新泡了。

这是苦难生活对焦裕禄的教育。这样应对苦难生活的方法，比任何教科书上的内容都实用。

1937年11月底，日本人进入博山县。日本人来了，焦家的油坊生意更不好做了，不幸的是，榨油坊的骡子又病死了。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借了本家焦绍中三块银元，只是过了几年以后，连本带息便成了十块。看着家里面的光景，一时间是还不上这债务了。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想不开，上吊自尽了。

父亲还没有出殡，焦裕禄却又被日本人抓去做壮丁。按照焦家祖上的规矩，焦方田死了，需要儿子顶包打瓦。可是焦裕禄的哥哥出门以后多年没有音信，焦裕禄又被日本人抓走了。焦家主事的族长便召集焦裕禄的母亲和焦家其他人开会，说是规矩不能破，焦裕禄如果回不来，就只能从焦家其他人家里找个人替焦裕禄给父亲当孝子，不过照老规矩，当了孝子的人将来要继承焦裕禄家的财产。

焦裕禄的母亲觉得这规矩没有人性，他们家正是百事不顺的时候，族里的人不但不来帮助，反而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敲竹杠，所以她拒绝了族长的提议，自己披麻戴孝给焦方田送了终。

焦裕禄被日本人抓去以后，母亲去县城多次，也没有将他救出来。焦裕禄在自己的干部档案里曾经写过这一段经历。从博山县到济南的宪兵队，焦裕禄受尽了折磨。最后，他们被押送到一个叫作“救国训练所”的地方，在这里每天吃饭前要念一段感恩日本的话，备受屈辱。

在训练所里进行洗脑训练一周后，焦裕禄和一些受难者一起被押上了闷罐汽车拉到了抚顺大山深处的一个煤矿。在焦裕禄干部档案的小传里，焦裕禄这样写道：“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一身骨头，不能走路，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矿后叫吃饱了，但吃得过多肠子胀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庄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们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三、生活给了他最为苦难的教育

1942年秋天，焦裕禄费尽周折，终于逃出了抚顺，回到家中。然而，因为没有良民证，刚回到家里便被抓到镇公所。焦裕禄的母亲卖掉了半亩地，给汉奸买了大烟膏，才将焦裕禄救出来。

此时，焦裕禄的嫂子已经离世，焦裕禄的母亲忙着给焦裕禄张罗一门亲事。女方姓郑，比焦裕禄大两岁。1943年，焦裕禄的第一个孩子焦连喜出生，然而，这年秋天，在焦裕禄带着妻子和岳母以及孩子外出逃荒的路上，因为人实在太多，孩子在拥挤中断了气。

接下来的日子，焦裕禄在自传中有专门的叙述。摘录一段：

一九四三年（二十岁）逃荒到了江苏省宿迁县城东十五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岳母的婆婆出去要饭，岳母给一家开饭铺姓张的家烧锅做饭（因岳父早已死了，实际她跟姓张的过了），我女人纺花，我在姓张家担水混几顿饭吃，在此住了半个月，饭铺姓张的将我与我们一同逃荒的皮峪村一姓张的共同介绍到城东二里园上村当雇工，我与女人在地主胡春荣家当雇工，住在地主一头是猪圈一头是牛草的小棚里，女人纺花，老岳母跟我一起要饭，我与地主种地。姓张的老乡雇在西院胡春荣的二哥家。我在地主胡春荣家当了二年雇工，第一年挣五斗粮食（每斗十四斤），第二年挣一石五斗粮食。（一九）四五年又生一小女孩（即现在大连上学的这一女孩）。当雇工二年来才真正认识了地主是如何剥削压迫雇工的。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新四军北上，宿迁县解放了，人民政权建立了，工作人员不断召开会议，并听到我家乡也解放了，我们一伙逃荒的，黄台村、郭庄村、皮峪村的几家一同回家了。我二年工资和女人纺花挣的钱，买了一头驴与老乡一同推小车回家了。

日本投降后不久，焦裕禄回到了博山县北崮山村，并积极加入了村里的民兵组织。

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里保存着的焦裕禄简历中，有着入党的自述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1月，由本村民兵队长焦方开介绍入党，同年3月转正。

1947年，因革命工作需要，焦裕禄作为有土改工作经验的干部随部队南下。1947年10月，经过三个月的集训，焦裕禄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一分队担任班长。焦裕禄吃过很多苦，这让他有了不一样的见识，对生活也格外的感恩。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笑声一片。他能说会唱，很是受大家的欢迎。淮河大队的首长很快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在行军的途中便让他参与排练了一个有鼓劲作用的现代歌剧《血泪仇》。土改时期的焦裕禄《血泪仇》的剧情是为了控诉官僚地主而写的，大意是说河南省的一位贫苦农民王东才一家，在地主的压迫之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王东才家里本来有三亩田地、两间房屋，为了还债押给了地主，他们全家住进了村里的破庙以讨饭为生。这个剧情让焦裕禄想到被逼上吊的父亲和他自己外出逃荒要饭的经历。

剧情中王东才被田保长抓去做壮丁，王东才的父母亲为了救儿子，将王东才的女儿桂花卖掉。焦裕禄饰演《血泪仇》中的王东才，而女战士王殿英饰演王东才的女儿桂花。演出非常成功。本来需要继续前行，前往大别山区的焦裕禄一行被豫皖苏边区党委给留了下来。

焦裕禄随后被分配到了河南省尉氏县彭店区工作，主要负责土地改革。

在尉氏工作期间，焦裕禄给远在家乡的妻子郑氏写了很多封信，想让妻子带着女儿来尉氏，他甚至还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但是让他不解的是，妻子找村子里的私塾先生代笔回信的内容竟然是：离婚。

殷云岭与陈新在《焦裕禄传》中透露出，郑氏给焦裕禄写完离婚的信以后，没有和婆婆透露半点消息，直接将自己衣物打包搬到了本家一个叔公家里，甚至把她和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也一并带走了。

至此，焦裕禄的人生可谓经历了父亲自杀，爷爷病死，自己被日本人抓捕，第一个孩子又在逃荒的路上意外死亡，现在妻子竟然离自己而去。

生活给他的教育是苦的，是充满了悲伤的。然而，还好，不久后，他在尉氏县便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他的夫人徐俊雅及时地出现在他的人生中，治愈了他的苦痛。

焦守云女士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这样记录父母亲的结合：

1950年6月，尉氏选招一批人到河南省团校参加培训，父亲是学员的负责人。在那里他们的接触多起来。父亲喜欢拉二胡，他演出《血泪仇》的故事也为人所知，所以母亲就很愿意接近他。在交往过程中，母亲喜欢上了这个山东大高个儿，反倒是父亲有顾虑，毕竟比对方大八九岁。果然，我姥姥一百个不同意，说他有点黑，还是山东人，距离太远，不舍得唯一的女儿嫁得那么远。不过我姥爷特别喜欢我父亲，他是个教书先生，认定我父亲老实聪明，有前途，一下就看上我父亲了。他觉得男人年龄大点不算什么。我曾听母亲讲，当年奶奶一眼就看上了她的大辫子；也因为父亲一个人在外，奶奶特别希望有人能照顾他，所以就请求我母亲嫁到焦家。尽管姥姥不是很满意，但母亲是个拗脾气，就认定了我的父亲，还是和他领了结婚证。结婚那天，父亲拉二胡，母亲唱《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台词，引来众人的喝彩。

而关于徐俊雅母亲不想让女儿嫁给焦裕禄这件事情，焦守云女士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事情：那是徐俊雅和焦裕禄决定要结婚的前夕，为了让母亲不再唠叨自己的婚事，徐俊雅决定早一些和焦裕禄办婚礼。然而，时间一紧张，她本来计划要绣一对鸳鸯枕头的，最后，却只绣了一只枕头，就赶时间办了婚礼。

只绣了一只枕头，这成了徐俊雅的心病。一直到焦裕禄因病去世，徐俊雅总是后悔自己太傻。她总觉得，自己只绣了一个枕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最后，焦裕禄果然在年轻的时候就弃他们母子七人而去。徐俊雅多次和焦守云他们几个孩子说起这件事情，说她的后悔。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她当时和焦裕禄的婚姻，还是遇到了一些挫折。

如果说焦裕禄和徐俊雅结婚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生活给他的，基本是挫折的，苦难的，那么这些苦难大多是肉体上的。在精神上，焦裕禄一直是一个丰富的人。他有追求，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欢喜，去哈工大学习

1953年春天，焦裕禄调任郑州团地委第二书记，夏天的时候，又被调往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

完成了学校教育以后的焦裕禄，在困苦日子里挣扎，他很会观察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比如焦裕禄刚刚从江苏宿迁回到老家当民兵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去学习制造石雷的技术。焦裕禄跟着他的师傅安海林，学会了炒制火药，制造发火装置，以及将火药装入凿制好的石块中，制成绊雷、踏雷和滚雷。

现在淄博市的焦裕禄纪念馆里，还存放着焦裕禄当年亲手制造的石雷。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是焦裕禄在社会闯荡多年的生存经验，也使得他有了适应新环境、学习新技术的能力。

1953年6月，焦裕禄到了洛阳，对于他们这些只会打游击战争制造土雷的土八路，下面的工人们有议论，认为他们是外行领导内行。

焦裕禄意识到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是缘自他们的确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他在开会的时候告诉自己的战友们：“搞工业建设毕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要比农村工作复杂多倍。必须迅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现代化的管理知识。若要尽快入门入路，只有学习，向工人群众学，向知识分子学，向专家学，向一切内行的人学，边学边干。”

对于焦裕禄来说，每一次接触到自己不熟悉的业务，都是他受教育的开始，他是一个海绵型的人，对一切他未知的领域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1953年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留影

焦裕禄情商高，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头，这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所以，在艰苦环境下，他很快就发现，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技术工人，不能吃苦，有时候会有情绪。他呢，这个时候会提前察知，找到这些人谈心，说说事实，说一说任务完成以后的情况，树一个目标，让这些人慢慢地不再焦虑。

可以说，焦裕禄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渐渐与一些陌生的人成为朋友，成为战友。他发现自己身上有这种团结别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得益于他的血泪仇和家国恨，得益于他以往经历的每一次磨难和疼痛。

在矿山机器厂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焦裕禄任修路总指挥，他带领着一群修路工人和工程师，提前完成了修路工作，为接下来建厂房运输物资赢得了时间。

这个时期的焦裕禄仍然在学习，殷云岭与陈新在《焦裕禄传》中这样写他的生活：“洛阳之役，战况纷繁，包罗万象，焦裕禄不会毕其功而于一役，更艰巨更复杂更高深的课题还在后头。因而焦裕禄的办公桌上、床头边开始堆满了《机械工业企业管理概论》 《机械制造工艺学》之类的书籍，字典、辞典更是不离身边。”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一年以后，厂里选派100多名年轻的干部到上海交大、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财经学院等大学去深造，焦裕禄与王明伦等五人被分配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这是自小学毕业以后，焦裕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教育。

2009年，时年已经85岁的王明伦在洛阳涧西区自己的住处接受记者石文禹采访时，详细谈到了他当年和焦裕禄等五人一起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的情形：“我们进入哈工大后，被安排在南岗平房住宿。校领导向我们传达了调干生的教学计划，首先学习速成中学课程，每个学员都达到高中程度再编入大学本科，并且给每人发了十几本初中和高中课本。我们五个人被安排在同一宿舍，白天上课，晚上自学。焦裕禄原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每天下课之后，他从来不出去玩，非把当天作业完成才休息，经常学到深夜12点。有的数学题太难，几个人都做不出来，焦裕禄就跑到别的宿舍，请教其他同学，甚至到离宿舍较远的大学生宿舍，请教大学生。”

是啊，如果不学好基础课，那么，就意味着接下来大学本科的学习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所以，焦裕禄他们几个人不敢不努力。

然而，他们是工厂的中坚分子，有很多事情他们身不由己。就在他们即将转入本科生的班里继续学习的时候，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培训计划调整了，因为人才稀缺，总部通知他们五个人立即结束学习，回到厂里上班。

焦裕禄等五个人都想不通，他们克服了种种学习上的困难，终于学完了全部的补习课程，马上就可以就读本科的专业知识了。除焦裕禄以外，其余四人均不想回厂，他们甚至决定不要厂里的助学金了，也不要厂里的工资，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次学习的机会，将来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

然而，焦裕禄最后还是想通了。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他最后厘清了他们这五个调干生的身份，他们不是普通的学生，而是工厂里等着急用的领导干部，是机器上的螺丝，如果他们不回去，那机器可能就运转不了。他对其他四位同学做思想工作，大意是：我们如果不是受到工厂的指派，那么，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但是现在我们和工厂有约定，而且现在工厂正处于攻关阶段，我们个人的利益需要做些牺牲；等过了这一阵子，工厂里的人才多了，我们还是有机会再出来学习的。

五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在那样一个语境下，心里也都是很矛盾的。焦裕禄将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为公共利益做牺牲的弦拨响了，经过思考，大家虽然觉得很遗憾，还是同意和焦裕禄一起回到厂子里。

回到厂子里他们才知道，原来厂子的建设速度要加快，所以，人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节奏来培养了。他们这些去各个大学培训学习的人召回来以后，要立即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机械厂去实习，实地操作地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

焦裕禄要带着去哈工大的原班人马去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这一次，焦裕禄带上了妻子徐俊雅和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分别是大女儿焦守凤、大儿子焦国庆和二女儿焦守云。五、去大连工厂实习

1955年春天，到达大连起重机厂以后，焦裕禄被分配到机械车间任实习车间主任。有关他在任实习车间主任期间的学习，殷云岭与陈新在《焦裕禄传》中这样写道：

初入厂房，看着高大的叫不出名字的机器，读不出上面的一个英文字母。实习的教材中，图纸、工艺规程处处离不开代数与几何知识……他拼出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刻苦地、刨根问底地学习，虚心地向老师傅请教，向有经验有知识的一切人请教。工人在车床边操作，他站在一旁当下手。为了弄清一个零件的工艺线路，他跟着零件，跑遍一条龙的大小机床，不摸透每一道工序的加工情况，他就不罢休。他带着看不懂的图纸下车间，对着机床和零件学，哪张图画的哪一面，哪一条线画的哪个边，什么符号代表什么零件，弄不清他就问到底。深夜里，他登门请教一位老师傅，怎样以砂轮磨出的火花来鉴别钢材的材质？老师傅戴上老花镜为他讲解。第二天早晨，焦裕禄拿着钢片追赶着老师傅，让他亲手试验给他看。砂轮机一转，摩擦出来的火花灿烂无比。老师傅一边磨一边讲。磨完了一块，焦裕禄就又会掏出来一块。老师傅笑着说你那衣袋成了万宝囊了。焦裕禄赶紧说，师傅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万宝囊。

焦裕禄不仅跟着熟练工人学习专业技术上的知识，也跟着老车间主任学习管理，向车间里的计划员学习编排生产流程。

焦裕禄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过去耽误得太多了，他想要改变自己，他的受教育的历史伴随着他的一生。不论到哪一个岗位上，他第一件事情是找到一个懂行的人聊天、学习。只要下功夫，没有学不会的，没有做不到的。这大概是他性格中让人喜欢的一点，也是那个苦难的童年给他的最厚的赠礼。

在大连工作生活的一年，是焦裕禄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是下一个崭新工作的开始。如果不是去兰考，他或者从此会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上一个专家式的领导。然而，一切都无法假设。焦裕禄多难的人生是他自己一步步的选择。在那样一个火热而理想的时代，他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化，完全奉献给了他的信仰，他热爱的工作和生活，他热爱的人。第三章成为国家需要的人：焦裕禄的幸福时光一、热爱学习的实习车间主任

1955年3月，根据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安排，焦裕禄到了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被分配到机械车间，担任实习车间主任。

焦守云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对这段幸福生活有简单的介绍：

父亲在任实习车间主任的时候，还经常写文章，他的文章厂报上、广播里经常都会用。他还给厂党委写经营管理、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建议，一次又一次引起了重视，有的还形成了厂党委的工作决议。还有一次父亲主动请缨，要求编排生产计划，车间主任就有些犹豫，因为做计划就必须熟悉全车间上百台机器的性能、负荷、产品的要求及本车间与相关车间的情况。但是父亲非常自信，坚持要试试，于是车间主任就把任务交给了他。不承想父亲很快就圆满地制定出了计划，一下子让车间主任对他刮目相看。恰好车间主任要去党校学习，他就向厂里推荐父亲接他的车间主任职务。因为作风民主，业务精湛，父亲被称为最棒的车间主任。父亲的优异表现引起了厂党委的注意，他们想把他留在大连，但是父亲并没有接受，他认为洛矿更需要他。并且他还向大连起重机厂提出请求，希望他们派两个工程师支援洛矿，大连起重机厂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大连的时候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对我们讲：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大连度过的。那个时候姥姥跟着他们，奶奶有时候也带我去大连住一段时间。母亲还给父亲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为了接近苏联专家，父亲学会了跳舞。他瘦高个儿，悟性高，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都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母亲也很时尚，烫了头发，穿上了时髦的布拉吉。他们还经常用稿费叫上工友聚餐。这段生活经历，母亲回忆起来总是陶醉其中。

徐俊雅之所以每每忆起这段时光都觉得陶醉，是因为，在那个大建设的时代，焦裕禄的身份是国家从民兵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干部，是一个国家随时可以决定一个人去向的奉献者，而在大连期间，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不但属于国家，也属于她和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说，徐俊雅自从与焦裕禄结婚以后，他们几乎没有多少温情的私生活，几乎都是各自为生活奔忙的社会主义集体生活。而从大连回到洛阳以后，焦裕禄基本上又回到了大集体的生活氛围中去了。

只有在大连这一段时间，焦裕禄和徐俊雅才有了将近两年的温馨家庭生活。

那是中苏友谊没有中断的时代，大连起重机厂因为有不少苏联专家而让这个城市有很多时髦的东西出现。徐俊雅和同伴们一起学着那些苏联女人烫了头发，也穿上了苏联风格的连衣裙（布拉吉）。周日休息的时候，徐俊雅和焦裕禄一起，到厂子里的小礼堂和大家一起学跳交谊舞。发了工资，徐俊雅给焦裕禄做了身黑呢中山装，她自己呢，还做了合身的旗袍。周末的时候，他们全家一起到大连海滩边玩耍。孩子们在沙滩上捡贝壳，焦裕禄陪着徐俊雅散步，时间仿佛进入到了爱情的时间里。有时候，为了哄孩子，焦裕禄还会给孩子们唱歌。一家子就那样共同享受着大连的海风和美景。焦裕禄和爱人徐俊雅在大连时期合影

徐俊雅难忘的生活细节还有大连的海鲜。那时候一家子虽然住在一间仅有十三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但是他们开了小灶。焦裕禄传记的作者殷云岭与陈新采访徐俊雅的时候，徐俊雅对他们说起那时的生活细节：“焦裕禄会做各种各样的菜，海鲜海味，炖炸炝炒，无不精通。焦裕禄最拿手的大概要数烧黄花鱼，还有做虾皮包子和虾熬豆腐。那时大连的海鲜特别便宜，焦裕禄又常发表文章，稿费一笔一笔地领来，买饭菜，做衣裳。三角钱一斤的大海虾，用焦裕禄的稿费时常购买，吃不完，就只好晒成大虾米，日积月累，待到两年大连生活结束要回洛阳时，已经积攒下半面袋大虾米，带回洛阳矿山机器厂，很多邻居也都尝了鲜。”

不得不说，这段生活气息浓郁的描述里，也勾勒出一个勤奋学习的焦裕禄的形象。那些大虾啊衣服啊，都是用焦裕禄写稿挣的稿费买的。而写稿子的那个人，一定得有学习心得才能写作吧。而稿费一笔一笔地领来，说明，焦裕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攻克了。他学会了，他有了具体的操作体会，他骄傲地描述着这些心得体会，和工友们分享。

虽然说，徐俊雅关注的是焦裕禄的稿费可以换回来好吃的，并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但是，她同时也向我们证实了，在大连的焦裕禄多么热爱学习。可以说，焦裕禄在大连生活的两年，已经有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趣味：写作；研究技术；和外国专家交流；为了和外国专家多交流，而学习交谊舞；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与后来他到兰考以后，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然而，这的确是同一个人。

在大连起重机厂做实习车间主任的时候，焦裕禄一开始对计划科和调度科这些科室并不熟悉，甚至连车间生产的工种都不能完全识别。但是，他靠自己的小本本记下了所有他不知道的东西，没事了就跟在那些老工人后面问。渐渐地，他融入了车间里，计划科任务重的时候，他就在计划科帮忙，他先认真学习如何编制生产计划，如何节约人员和时间，如何下达这些计划命令。然后呢，调度科任务多人手少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在调度科里，当作普通一员，跑到材料科去领零件，然后按照分配表格，一个一个地去散发。

就是这样，焦裕禄在很短的时间内，懂得了如何计算分配一个复杂多样的生产任务。

有一次，他们车间突然接到了个加班任务，根据他们的人手和设备，在规定的时间里根本完不成。但是焦裕禄看完任务后，在车间减速器工段忙活了一阵子，召集大家一起讨论。焦裕禄仔细地分解生产步骤，他将现在的机器设备数量、生产可控量，以及人员加班后的工作量进行了列举，细细地给大家一算，在规定的时间内只需要稍微加班一下，便可以完成这个紧急的任务。

所有人都被这个实习车间主任惊呆了，前些日子还嘲笑他跟在工人师傅屁股后面问东问西，这一下才看出来，原来，他熟悉各个生产步骤，是为了要全盘考虑生产计划的布置。

就在焦裕禄实习期间，车间主任有学习任务，离岗工作。而焦裕禄正式接替车间主任的工作，带领着大连起重机厂一车间的战友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生产任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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