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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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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午夜试读：

自序 鸟鸣

足球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是和鸟儿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大脚把球踢上了树，惊起一群鸟儿，落下几瓣木棉。

当然还有模糊不清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宋世雄英模报告会的嗓音，苏永舜的中国队，桑塔纳的巴西队。那时候常想：中国队什么时候能出现在世界杯？但二十年之后，当中国队真的出现在世界杯，我却觉得有些无聊，好在能亲眼目睹巴西队夺冠，终于圆了儿时的美梦。

199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巴西队夺冠，而我又爱上了一支球队——克鲁伊夫的巴萨。从巴西队和巴萨，我获得了某种自我身份认同，某种自恋的神话。而这就是骨灰级球迷的本质。

人生能有多少回世界杯？这真是个残酷的问题。一想到不能再看到巴萨踢球，我就会变得更怕死。

2010年世界杯前夕我研究球员名单，发现年纪最大的范德萨也比我小好几个月，妈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杯所有球员年纪都比我小！这令我不得不承认：您老人家真的人到中年，离老年痴呆症渐行渐近啦。小时候我踢球喜欢指手画脚，被队友戏称为“教练”，那么瞧瞧杰克·尼科尔森成天在湖人队替补席旁边站起来指手画脚的德性吧，科学研究证明：不想当教练的球迷更容易得老年痴呆症。

上高一之后，我渐渐从一个街头少年转变成一个文青。现在我一年也难得踢两回球。在《米沃什词典》里，晚年的老诗人说：“在童年，我曾努力去了解一只鸟的名称和有关它的外表与习性，写作这种行当跟那种努力差不多。我曾着迷于一些咒语似的词语，仿佛一念就能使鸟出现。它们也使我时时想起我初次看见鸟的情形。我常常想起那种情形，成年以后依然如此，我知道跟事物本身比较起来语言是软弱的。”

如今，我也是徒劳地想用咒语似的词语，去重现鸟儿和足球，以及流逝的时光。

今天凌晨，当巴萨在伯纳乌险胜皇马，晨光熹微中，我听到了久违的鸟鸣。2014年3月24日

辑一

生于午夜

巴萨的口号是：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但很多巴萨迷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俱乐部。如果你只知道巴萨，那么关于巴萨，你又能知道多少呢？汉尼拔之父

汉尼拔就是那个让意大利人永世难忘的迦太基悍将。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迦太基城市，名字即源于汉尼拔之父——Barca——汉尼拔全名是Hannibal Barca，他老爹叫哈米尔卡。迦太基是一个北非帝国，而巴塞罗那是个典型的地中海混血城市。地中海

凌晨六点我就从马德里坐车回到巴塞罗那，但天到八点之后才会亮，我在海滩游荡，直到曙光射进我疼痛的眼睛，甚至射出半滴清泪，我恍然忆起，上一次等待海上日出好像是童年的事了。地中海的太阳，红和蓝，这就是巴塞罗那的颜色。孤独

我的背包里装着一本薄薄的写字本，是我的朋友黎文设计的，封二印着一句话：To Mr. Lonely，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To Ms. Lonely，但不能喜欢太多。在西班牙，除了在诺坎普，在巴萨进球时喊过一声“操”，我没说过一句中文。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整整三天一句话都没说过。我甚至没给在西班牙的中国朋友打电话。似乎是为了享受孤独。但问题是有两次，我明明和十万人在一起，在诺坎普，我明明就是冲着这两场球（vs.国际米兰，vs.皇马）。To Mr. Lonely，喜欢和十万人一起狂欢的时刻；To Ms. Lonely，但不能喜欢太多。恐怖分子

我给巴萨新闻官写信申请采访证，他痛快地回信说Sorry——像我这样想混个采访证的估计有几千人。如果买不到黄牛票，我的诺坎普朝圣之旅将变得极为可笑，球票焦虑令此行变得加倍刺激。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安检时，我忘了先把粉红色巴萨水瓶里的茶水倒掉，结果被扣下，把茶水倒掉后，海关人员还把空瓶拿去化验，看看里面是否有自杀式液体炸弹成分。登上飞往巴塞罗那的飞机，我紧握粉红色巴萨水瓶，不禁幻想自己是一个加泰罗尼亚恐怖分子。生活的美好和荒诞取决于你自我赋予的喜剧感。爱情

巴萨对国米黄牛票很便宜，六十欧，但差不多是最差的看台座位。巴萨对皇马的黄牛票就不是你想买就买得到的了，据说三百欧是起步价，而我问的第一个黄牛报的价就是三百欧，那是一个大帅哥，带着他的美女。他拒绝了我的还价，但当我掏出三百欧，他又请求我原谅他英语差，结巴了半天，意思是带我进去，进去之后我再把钱给他。这哥们跟女友吻别，吻了两次。我说你为什么不带你女朋友一起看，他说：我没有工作，需要钱，她可以回家看电视转播。我满腹狐疑地跟着他，最终他掏出两张季票证带我顺利过关。座位超乎想象的好，在一侧大门后面不远。我以为会和他一起看球，但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跟我告别了，显然想用另一张季票再换三百欧，然后赶紧跟女友一起回家看电视。我不只记住了伊布的凌空射门，还记住了一个巴塞罗那黄牛党清贫的爱情、迷茫的眼睛。自恋

最终我左拎国米脑袋右提皇马首级飞回伦敦，希斯罗机场电梯里一伙英国少年一见我的Barcelona帽子就“哇”了起来。

我为什么痴迷巴萨和巴塞罗那？我去巴塞罗那，寻找的也许只是自己，以自恋的方式，亲手打开一个足以淹没自己的星空。屁股

赛后等主队球迷走了将近一小时后，客队球迷才能离开，国米球迷就像困在悬崖上，像一锅沸腾的烂肉烧焦粘在锅底。在地铁列车上，数百国米球迷一起边喊边跳舞——但与其说是跳舞还不如说是跺地——整节车厢被跺得摇摇晃晃，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会以为今晚获胜的是国际米兰，因为失败者尽力表现得比胜利者还要High——这是失败者的荒诞游戏，我很理解和尊重这种“自我赋予的喜剧感”。然而，我想起2002年在日本的美好经历：巴西球迷和英国球迷从火车到赛场一直在斗歌，英国球迷胜在歌多声齐，而巴西球迷胜在屁股——他们的歌与舞是一体。虽然皮耶罗和卡纳瓦罗歌唱得不错，但意大利球迷既没嗓子也没屁股。只要有巴西球员在，巴萨的屁股就扭得起来，电臀王子——丹尼尔·阿尔维斯。无色旅

我一直观察一位国米球迷，像一朵凋谢的花突然被狂风吹起，他不停狂呼，双脚疯跳狂跺，脸上是傻笑，但眼神完全是空洞的。这是极端球迷典型的形象。二三十年前，意大利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恐怖组织“红色旅”，而现在似乎是极端球迷组织——但不管是“蓝黑旅”、“红黑旅”还是“黑白旅”，和当年勇于殉道的“红色旅”相比都只是盲目的“无色旅”。我并不是说理想主义的暴力就比空虚盲目的暴力更高级，但是，极端球迷仅仅是开玩笑想要总理的睾丸（AC米兰球迷在圣西罗献给贝鲁斯科尼的标语：留下卡卡和你的睾丸），而“红色旅”是真的把总理（莫罗）杀了。祝贝鲁斯科尼睾丸永垂不朽。快感

卡西利亚斯上半场三次借发球门球拖延时间，引来全场嘘声，皇马门神足足浪费了珍贵的一分钟，若以300欧一张球票算，每名球迷被他偷了3.3欧，10万球迷就被他偷了33万欧。到了下半场最后，轮到少打一人又领先一球的巴萨消磨时间，但他们却是以精彩的控球，以愉悦的方式消磨时间，梅西、哈维、伊涅斯塔三人有意凑到一起，把对手耍得团团转。王者之所以是王者，是因为他们为足球、为足球之美而生，而不仅仅为了胜负。不管是贝利、马拉多纳，还是克鲁伊夫、济科，不管是齐达内、小罗，还是梅西、伊涅斯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本能地不喜欢比赛中断，就像不喜欢做爱正酣时被电话打断，球出界也急于重新开球发动进攻，他们不愿那踢球的巨爽快感被打断。卡通球队

人们都说看巴萨的足球就像在玩PS游戏机一样。兰布拉大街的街头画家至今还摆着小罗、埃托奥乃至戴维斯的大幅漫画，尽管这些人都已离开。中国球迷称普约尔为狮子王，称伊涅斯塔为“小白”——真像小白鼠或小白兔，又将伊布唤做“神塔”——其实应该叫他“神鹅”。诺坎普在赛前和中场休息时会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片：一只玩具熊被弃于街头，路人纷纷驻足，却没人把它抱起来。最后，阿尔维斯在诺坎普收到一个邮递的纸箱，打开一看是那只玩具熊，他神情凝重起来，紧接着伊布、伊涅斯塔等人纷纷发表爱的箴言。巴萨确实适合代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巴萨就是一支卡通球队，巴萨的比赛就像玩具总动员。加泰罗尼亚人与巴西人

罗比尼奥有一句名言，就冲这句名言，他原本该去巴萨而不是皇马。在被问及是怎么练成踩单车过人绝技时他回答：“这不是练出来的，在巴西，这就跟吃饭、冲凉一样简单，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向左还是向右，这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一样简单。”似乎没有一个欧洲教练会喜欢一个宣称“这不是练出来的”的巴西球员，但加泰罗尼亚人应该是最理解巴西人的欧洲人。十八层天堂

我混在数千国米球迷中走上诺坎普最廉价的看台，爬了很长时间楼梯，十八层天堂，其感觉犹如爬圣家族大教堂。我矫情地学着聂鲁达的诗句（“美洲的爱，和我一起上升！”）默念：“加泰罗尼亚的爱，和我一起上升！”一个国米人渣霸占了我的座位，好在还有其他空座，我于是到最高的一排，仿佛坐在火山口，一览众山小，看人头滚滚十万人一起涮火锅，仿佛踏着蓝黑敌人的尸体走上十八层天堂，颇有一种上帝俯视棋盘的感觉。最高最远最廉价的座位，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座位。处女地

巴萨就像蜂群，甜蜜地劳作，甜蜜地进攻。而在中世纪，蜜蜂象征着处女——蜜蜂无需丧失童贞便可繁衍，就像圣处女玛丽亚。那么，与圣家族大教堂遥相呼应，诺坎普俨然成了现代的处女地。诺坎普偶尔会收费举办婚礼。如果可以，无数球迷愿意将骨灰撒在诺坎普球场上，我猜很多人也梦想过在这片神圣的绿茵上野合万事兴——在处女地上播种。阿尔科孔

诺坎普附近有两个地铁站，一个是Les Corts，一个是Maria Cristina，我喜欢Maria Cristina，漂亮的名字，她是西班牙王太后，对大提琴宗师帕勃罗·卡萨尔斯有知遇之恩。世纪大战那一天，一出Maria Cristina地铁口就遭雨淋，幸好有一姑娘在一条一条地发围巾，我当然乐于拿一条在头上挡雨，一条黄蓝围巾。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赞助商的广告围巾，后来进了诺坎普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西班牙丙级队阿尔科孔的围巾！这支马德里地区的小球队因为在国王杯上狂胜皇马而举世闻名——但阿尔科孔球员全都是皇马的球迷！旁边的巴萨球迷一直满脑狐疑地盯着我——怎么会有一个亚洲人挥舞一条西班牙丙级队的围巾？发围巾那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在世纪大战这个梦幻剧场，一个中国人成为她的球队的模特。婴训

世纪大战前一天，我在诺坎普旁一座小球场，观看了西班牙丙级联赛巴萨二队的比赛，恩里克率队2比0获胜。旁边一个袖珍球场上，一班八九岁的巴萨小朋友在训练，据说其中有古德约翰森的儿子。巴萨专卖店也卖巴萨牌婴儿奶嘴——青训、童训、婴训，算你狠！我恍然见到一伙婴儿叼着奶嘴在地上乱爬，扑向一个足球，而且遵照克鲁伊夫圣旨，爬都要爬出433阵型。左派足球

很多次，梅西进球后右手按着左胸——那是队徽和心脏，这让我想到1974年的克鲁伊夫，那张旧明信片上克鲁伊夫第一个钻出帐篷冲进球场的刹那，右手按着左胸。这张旧明信片卖两欧，我第二次去准备买下时已没了，后悔终生。世俱杯决赛梅西用胸将球撞进球门，巴塞罗那媒体一致高呼：梅西用心进球！梅西用队徽进球！足坛名士梅诺蒂以其惯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将足球分为左派和右派。在2009年9月的《踢球者》杂志上，他为“左派足球”下了定义：“最慷慨、最艺术、最精致的总是属于左派，慷慨、开放，对观众有所承诺，因为身兼代表性和归属感而倍感荣耀这些在我看来更多属于左派而非右派”，“右派是另一种足球，观众不重要，唯一在乎的是结果”。梅诺蒂认为国际米兰是右派，他奇怪地没提到巴萨，但谁都知道，巴萨是最典型的左派。左派足球和左派政治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克鲁伊夫加盟巴萨，被说成是因为他反佛朗哥，其实更大的原因是阿贾克斯背着他和皇马谈判激怒了他；克鲁伊夫拒绝参加1978年世界杯，被视为反阿根廷独裁政府，其实更大的原因是他家中被盗令他分心。但加泰罗尼亚人更愿意神化他，把足球政治化。国际米兰极端球迷在政治上是偏右的，但莫拉蒂和萨内蒂又曾经公开支持萨巴塔游击队，还专门将国米球衣送给左派新偶像马科斯副司令。梅诺蒂是左派足球的捍卫者，但他支持左派政治吗？不，他当年算是阿根廷军政府的合作者。高迪

1926年，高迪悲惨地死在水口市场后头一个贫民救济院。被电车撞倒后，人们以为这个一身脏衣的糟老头是一个流浪汉，就把他送去贫民救济院，他痛苦地捱过了三天才死去。其对上帝的虔诚一如巴赫，但远不像生过一大窝孩子的巴赫，高迪单身，其生平难以考证。正是这位近乎禁欲的圣徒奇异地把世俗生活之美和神性结合起来，他的建筑仿佛也是献给上帝的鲜花、冰淇淋、巧克力。我找不到那家贫民救济院，但你可以把随便哪个在水口市场买巧克力的老头想象成高迪。卡雷拉斯

瓜迪奥拉的《角斗士》欧冠励志短片片末用了帕瓦罗蒂的《今夜无人入睡》，但下一次最好用卡雷拉斯的。卡雷拉斯喜欢去诺坎普，他总是忘了保护歌喉而为巴萨狂吼：“我在球场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最初两声我还能有所控制，但第三声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说：“作为加泰罗尼亚人，我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狂热巴萨球迷，我生于巴塞罗那，我的球队就是巴萨，她是我的语言，是我母亲的奶汁。”“三高”之中，帕瓦罗蒂是尤文球迷，多明戈呢？卡雷拉斯指出：“三大男高音中，只有多明戈存在缺陷——他是一个铁杆的皇马球迷。”萨马兰奇

2002年世界杯在韩国见过一位负责跑中国队的英国老记者，他自我介绍说他写过一本萨马兰奇传记，中国也翻译出版了。不知他有没有写萨马兰奇担任佛朗哥政府体育部长那段历史。

中国球迷谨记，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加泰罗尼亚臭名昭著，即便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洗刷不了他的恶名，没人会去参观当年的奥运村。奥运会是昙花一现的，诺坎普才是永恒的。书店

兰布拉大街上有一座18世纪的漂亮宫殿，其中一部分如今是一个书店——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官方书店。我在里面待了近一个小时，没发现有人买书。这书店肯定是赔的，但对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却是大赚的——一个绝佳的形象工程：里面摆满了有关加泰罗尼亚的书，临街橱窗陈列的是加泰罗尼亚艺术五大师：高迪、毕加索、米罗、达利，还有卡萨尔斯。我见过的中国最酷书店，是南昌机场一家小书店，其标语是：每人每年应该读一百本好书。书店里垃圾成山，我还是含羞而去，因为显然我是达不到年度读书指标的，哪怕是读一百本烂书。无政府主义

巴塞罗那也是无政府主义的圣城。只不过从前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城市游击战，如今则是朋克青年自治精神，枪变成了吉他。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无政府主义者差不多相安无事，因为他们在自治精神上是相通的。巴塞罗那的Squat青年自治空间通常都是理应遭到强拆的违章建筑，但正是这些违章建筑构成了地下无政府主义左派朋克青年文化的奇观。这些Squat往往在火车铁轨旁，多少象征了“walk on the wild side”的边缘反叛。从巴塞罗那华人浸信会拐弯出来就是一个积木般胡乱建起来的后现代朋克山寨，我走进去，几十个青年正在听讲座，我一句也不懂，但在酒吧看到不少有关墨西哥萨巴塔游击队的传单。走出Squat，列车呼啸而过，月黑风高，亡命天涯。我的理想在那儿，我的身体在这儿。四大天王

如果非要在毕加索、达利、米罗、塔皮埃斯四大天王中选一个加泰罗尼亚画神，谁最合适？毕加索是马拉加人，只是少时搬到巴塞罗那。达利曾接受佛朗哥的大勋章，非要上纲上线的话甚至也堪称加泰罗尼亚叛徒，毕加索和布努埃尔都因此和他绝交，相信洛尔卡如果没被法西斯杀害，迟早也会和他绝交。因此，巴萨俱乐部不可能找达利画画。1974年，米罗为巴萨七十五周年生日作画，1999年，塔皮埃斯为巴萨百年作画。这两张海报在诺坎普专卖店有售，6.6欧一张。艺术即奶酪

我在当代艺术馆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儿有一个约翰·凯奇回顾展，除了他的曲谱手稿、信件、藏书（那本对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文《易经》），以及他的合作者、学生或受其影响的艺术家（比如白南准）的作品，还可以戴上耳机听他的大量作品。还见到一张约翰·凯奇和杜尚下棋的照片，正如杜尚影响了凯奇，克鲁伊夫影响了瓜迪奥拉。我说过克鲁伊夫就是足球的杜尚，一个创造并出售观念的人。偌大的艺术馆弄这么一个没有多少人光顾的展览并不出奇，出奇的是我后来发现在一家奶酪店门口贴着一张约翰·凯奇回顾展的海报，这多么符合约翰·凯奇的理念：艺术即奶酪（或者他最爱的蘑菇）。无头女鬼

对达利，我有一个从喜爱到厌恶（虽然不是全部厌恶）的过程。我对他的家要比对他的画更有兴趣：从巴黎到加泰罗尼亚。在达利晚年住过两年的普波堡，二楼放着他的黑胶唱机和一个唱片箱：有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好像没有巴赫）还有瓦格纳、马勒、斯特拉文斯基，这几个恐怕更契合达利。偌大石屋里回荡着瓦格纳，我走上三楼，上面竖立着一具具卡拉（达利老婆）的晚礼服和长裙，幽暗的房间，肃穆的瓦格纳，五颜六色的无头女鬼……如果达利去拍鬼片或僵尸片，我会重新喜欢他。奶油吐司乌托邦

在伍迪·艾伦之前，对加泰罗尼亚旅游事业贡献最大的外国文艺人士应该是乔治·奥威尔。1936年他曾作为国际志愿军参加西班牙内战，抗击佛朗哥。在一座教堂前我见到一张“乔治·奥威尔之旅”广告，只要交十来欧，就可以带你走一走这位英国作家、记者兼战士在巴塞罗那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早餐吃奶油吐司的时候，我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说的是加联党一个哥们的战壕策反工作，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是一一列举己方的食品：“‘奶油吐司！’——谁都能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吐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吐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见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吐司的消息，大概会使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明明知道他在撒谎。”这子虚乌有的奶油吐司，大概也是我喜欢乔治·奥威尔、喜欢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理由。一根线

在山上的米罗基金会，我看了成百上千米罗的画，绚烂得实在太甜腻了，甜腻得我得来杯浓茶。但在最后，我看到他生命最后一年的一幅画，差不多是临终的画，尺幅很大，但上面只画了一根线。米罗这才真正震撼了我，在这根线面前，呆坐了许久。鸽子和海鸥

我从没干过如此无聊的事——这一般是老头老太太的工作——那就是一大早拎着袋自己难以下咽的面包屑，向鸟们展示自己多么大爱无疆，这可能类似余秋雨向灾区捐书。在巴塞罗那港口，在一群海鸥和一群鸽子中间，我陷入了美学与道德的两难。从美学角度看，我更欣赏海鸥的矫健灵敏，他们总是能漂亮地低飞俯冲，精准地从鸽子面前甚至口中叼走面包，而鸽子又胆小又笨拙，傻瓜加瞎瓜，有时面包就在面前也看不见。最后，我只能站在弱者一边，扬手冲海鸥说：“行了，你们该滚了，轮也该轮到他们了！”“轮也该轮到他们了”这句话出自舌头乐队我最喜欢的那首《乌鸦》。然而，不正是大爱无疆的人们把鸽子培养成这副大腹便便的阳痿操性吗？借火

在吉罗那（Girona）火车站，我叼着烟想找人借火。有个抽烟的老头，但我不好意思打扰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就走开了，一直叼着烟逛了半小时也没碰见抽烟的人，然后走回火车站准备回巴塞罗那。我低头走路，突然眼前一亮，有人伸手朝我点燃了打火机，抬头一看：就是刚才那老头。我永远记住这个矮个老头和他的火——加泰罗尼亚的火。

吉罗那还出了一个神童，叫德乌洛费乌，据说可能成为加泰罗尼亚的梅西。果汁

每天晚上我都到兰布拉大街的水口市场去喝鲜榨果汁。有一天晚上八点行将收市，我给一个姑娘递过去两欧，她竟摆手示意打烊了，把果汁一杯一杯收走。而不远处另一个姑娘却开始降价清货，我放下一欧端起一杯奇异果就走，没想到姑娘叫住我，提醒我可以端走两杯，从两欧一杯到一欧两杯，我又端了一杯菠萝，后果是在随后一个教堂古典吉他音乐会上尿急（而教堂没有洗手间）。不禁对那个宁可倒掉果汁也不搞降价促销的姑娘肃然起敬，节操！这就是巴塞罗那的两面：一面是灵活务实的商业实用主义，另一面是清高——在那个清高的姑娘身上，是否也可以看到一点巴萨的气质？旧球票

在兰布拉大街临海的旧货市场，我花六欧买到一张1965年巴萨对毕尔巴鄂的比赛海报，还见到一本学术专著：《巴萨：1899——1938》。在皇家广场星期天二手市集上，有人专门卖巴萨的旧球票，越是久远的越贵，六七十年代一张票面价只相当于几欧的球票，如今竟有些人花几十欧买去珍藏，一张1973年巴萨在伯纳乌5比0狂胜皇马的球票如今价值数百欧！从未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收藏癖。从旧球票的价格来判断，我买的那张海报估计不是1965年而是后来新印的——就像如今市面上的“文革”海报一样。艳遇

巴塞罗那到马德里的火车票贵得令我心如刀割，即便淡季打了折仍然要一百多欧，怪不得车厢空空荡荡。我在空空荡荡的车厢趴着睡觉，醒来才发现头顶的电视在放伍迪·艾伦的《情迷巴塞罗那》，在开往马德里的列车上放这片，这不是气死马德里旅游局吗？伍迪·艾伦分文不收就为巴塞罗那拍了这部牛逼的城市宣传片，这部电影势必大大提升这座城市的艳遇指数——但是当两位美少女在地铁口拿着地图向我问路，我察觉到其中一位趁着同伴跟我说话，在摊开的地图掩护下，碰了一下我裤子里的钱包，而我报以一笑。迷路“唯有迷路，足以测量一个城市的深度。”越远离市中心，外来移民越多，语言越不通，道路和建筑越混乱，当然越容易迷路。令人头疼的不是那些对你说不知道的人，而是那些斩钉截铁指路而又指错的人——这也是很多加泰罗尼亚人或者说不少左派的特征：错误的热情，对缺乏把握的事情信誓旦旦，而我也信以为真，并且完全谅解对方热情的错误，这也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喜欢加泰罗尼亚以及左派。因为迷路，我错过了一个Squat的拳击赛和朋克演出，但遇见了不少热情的加泰罗尼亚人、印巴人、非洲人，我看到了一个游客看不到的多元、混乱、复杂的巴塞罗那。在市区我也迷过一次路，正在我火急火燎的时候，一行中文撞过来：巴塞罗那华人浸信会。而在纽约我见过更酷的：古巴华人纽约同乡会。忧郁的王宫

埃斯科利亚既是王宫，又有教堂和坟墓，雄伟而单调，法国诗人戈蒂耶说：“待在埃斯科利亚，令人压抑、沮丧、忧郁，以至于祈祷也无济于事。”太阳门广场上有一支多达十一人的卖唱乐队，我从未见过编制如此复杂庞大的街头乐队，手风琴就毫无必要的多达三个，纯属堆砌。嗯哼，怎么像在说皇马？太阳门

在马德里太阳门地铁站，一个衣冠楚楚的老头在拉小提琴，他老婆陪着他，头戴漂亮的礼帽，嘴上的口红浓艳欲滴。老头拉得不好，但他锲而不舍，一遍又一遍，拉错了从头再来。显然，他根本不是为了讨钱。在太阳门广场上，一个没有双臂的人嘴叼着一个装着硬币塑料杯讨钱，摇头晃脑神气活现地摇晃出令人肝颤的节奏。附近一个书店门口，一个落魄文人坐在地上奋笔疾书，地上摆的牌子写着：“我卖诗，你觉得值多少你就给多少。”我喜欢这样的马德里，人活得多有尊严，阴沟里的星空。中指

到伯纳乌跟前，竖了一根中指，然后掉头就走。当然，皇马球迷也可以去诺坎普，如法炮制。广场

两次去巴塞罗那我都住在皇家广场：椰林，柱廊，街灯，一个迷人的法式小广场。街灯是高迪年轻时设计的，毕加索在广场一角订做过皮衣。我不喜欢马德里五月二日广场，这是1808年西班牙人抗击拿破仑的战场，有个纪念烈士的拱门，广场上阴森逼人。巴塞罗那皇家广场是拿破仑入侵后法式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尽管马德里广场是爱国主义圣地，但我就是喜欢被拿破仑“殖民”后的巴塞罗那皇家广场。短斗篷

18世纪在马德里发生过一次滑稽的“斗篷起义”。起因是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三世蔑视西班牙传统，竟把治安混乱归因于西班牙人爱穿长斗篷戴宽边帽——很容易暗藏凶器——遂下令市民一律改穿欧式“现代”的短斗篷，改戴小三角帽。这好比吾国辛亥革命前，辫子是万万割不得的，于是卡洛斯三世的圣旨引来一场流血暴乱。然而，短斗篷终于还是战胜了长斗篷。世纪大战那天，无数穿着印有巴萨队徽的短斗篷式雨衣的球迷在茫茫雨夜中向诺坎普进军，无数红蓝幽灵在诺坎普游荡，仿佛在迎候入侵的佛朗哥军队。那是世界上最酷的雨衣。性行为

让·科克托说：“写作是一种性行为，否则只是写字。”足球是一种性行为，否则只是“脚球”。未知的美

让·科克托说：“他害怕冒犯了未知的美。”即便有详尽的草图，高迪也要等上数百年——圣家族大教堂还远未建成。而对梅西来说，未知的美只需十分之一秒，对手和观众无法判断他的下一个动作，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同样，你不知道凯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的下一个音。加泰罗尼亚不是西班牙

1973年2月15日，巴萨客场战皇马，为了专心备战，克鲁伊夫提前让妻子剖腹产，他给儿子起了个加泰罗尼亚名字：Jordi。一周后，克鲁伊夫率队在伯纳乌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5比0庆祝Jordi的诞生。十九年后，约尔迪·克鲁伊夫也加盟了父亲执教的巴萨梦之队。一个荷兰人就这样成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神。分裂

巴塞罗那最有趣的在于：你可以从中尽情享受自己的分裂，巴塞罗那把人格分裂变成狂欢节。高迪的苦修和达利的贪婪是两极，高迪的神性和毕加索的渎圣也是两极。在毕加索故居博物馆见到他年轻时画的一张素描：一个侍者一边端着一盘烧鸡，一边拉出一根粑粑（老毕一定有用屎作颜料的冲动）。在马德里索菲亚女王中心，达利的一个大杂烩作品里，有一个女人给男人口交的小小雕塑。在加泰罗尼亚，如果你在海边游泳后穿着短裤湿漉漉地走进教堂去做弥撒，不会被轰出来。供奉黑贞女的蒙塞拉特修道院，就坐落于状如阳具的群山巨石之中。神与人、灵魂与肉体，在这座地中海城市相拥而歌。内战

蒙塞拉特修道院附近的山上，有一个西班牙内战烈士纪念雕像。但西班牙内战的最佳纪念雕像，应该是劳尔和普约尔在国家德比之后相拥而行的背影。食色

巴萨为什么能踢出最漂亮的足球？去兰布拉大街那家性用品商店，瞧瞧那些像达利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的奇技淫巧就知道了；去水口市场，瞧瞧那些像米罗一样华丽的水果摊、冰淇淋摊、巧克力摊（一百多种巧克力！）就知道了。另一个麦加

瓜迪奥拉喜欢毕尔巴鄂竞技队，甚至说过考虑有朝一日去执教这支球队，除了因为喜欢贝尔萨教练，恐怕还因为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作为“分离主义者”的惺惺相惜。巴萨作为加泰罗尼亚象征，其政治特性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不要忽略，决定其足球风格的，还有一个地中海大城市的商业活力，以及肆无忌惮的享乐主义狂欢气质，这与毕尔巴鄂截然不同——巴塞罗那的政治经过商业的调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也经过全球化的中和。巴塞罗那就是享乐主义者的麦加。尖刺与尖塔“用一根尖刺去反对一座尖塔，但也只是一根尖刺而已。”我们都是尖刺，而高迪是尖塔，克鲁伊夫则是塔尖上的鸟儿。永恒

就是哥伦布雕像下的旧货市集上，一枚斯托伊奇科夫的旧像章；就是圣家族大教堂背后的草坪上，一个穿着梅西十号球衣奔跑的小男孩。生于午夜

海明威有一部关于西班牙斗牛经典作品叫《死于午后》，他更喜欢那个酷烈的西班牙，喜欢安达卢西亚以及潘普洛纳，如果他是个足球迷，那么塞维利亚或奥萨苏纳也许更对他胃口。而在巴塞罗那，斗牛并不盛行，甚至正立法严禁斗牛，地中海精神始终是均衡的。巴塞罗那人到下午才吃午饭，他们黑白颠倒。诺坎普上空的月亮和你的眼睛一样充血，成了午夜的太阳——而在无数个北京时间的午夜，巴萨成了我的太阳。不知道卡雷拉斯有没有用加泰罗尼亚语翻唱过《我的太阳》。（2009）

克鲁伊夫在天上看你

你可能觉得我太跑题了，但跑题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事情太复杂，而是太简单：看似相去甚远的人和事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或许跑题是一种噱头，一种炫耀，以及骗稿费的巧妙方式，但或许，跑题和玩魔方一样，不过是用貌似繁复的手法回复简约，比如大天使和小天使的区别，或者艺术和足球的某种一致性。看到杜尚照片之后我节外生枝地想：这个人跟克鲁伊夫怎么长得那么像，从相貌到脸上的气质，一种傲然独立的淡定。在这里形容词和比喻都变得愚蠢。“他有着大天使的美，而不是小天使的美。”想象不出比这更牛逼的对一个人的赞美。

实际上和克鲁伊夫长得最像的，是恐怖海峡（Dire Straits）乐队的吉他歌神马克·诺夫勒（Mark Knopfler），二人岁数相近，我猜他们也互相欣赏。马克·诺夫勒引领万人大合唱Brother in Arms的情景，像极了诺坎普的克鲁伊夫。Brother in Arms这首歌颂二战士兵情谊的挽歌，也不妨被当做足球歌曲。但与其说它赞美了伟大的集体主义情感，还不如说它同时也唤起了一种亘古荒凉的孤寂，唤起了一种千军万马中的孤独。克鲁伊夫始终是孤独的，但他以他强悍的孤独，重塑了足球的未来。

看得听得多了，在脑子里在心里留下的不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越来越少，报名参加天使合唱团的人很多，但入选的总是少得可怜而且领唱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个。杜尚说（以其自己为例）：“一个人的作品其实就那么四五件，其他不过是凑数的。”如果遵循英雄史观，整部足球史堪称“大天使”的人物也就那么四五个，而即使是“小天使”，不过也是一些凑数的。

有一阵广州到处都有巨大的汽油广告牌：车如贝克汉姆，动力无极限。这就是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足球的“终极关怀”：“动力”取代了美感和韵味，汽油取代了美酒。我不属于e时代，这从我不会用电脑已得到证明，我不属于“动力人群”，似乎也可以从我不太喜欢“动力人群”的偶像贝克汉姆和库尔尼科娃得到证明。我喜欢的人物往往既是遗老遗少，又是先知先觉。

但是对克鲁伊夫，我又了解多少呢？我只完整看过他一场比赛——1974世界杯荷德决赛，确切地说，我只牢牢记得他四五个镜头——太少了是吗？但是你可以去问问你的情人，他（她）能否回忆起，你老人家四五个令他（她）无数次午夜梦回心跳不已的灿烂镜头。四五个，这就够了。关于克鲁伊夫，我实在所知不详，而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贝克汉姆老婆的胸罩尺寸以及他家里保镖和保姆的人数。e时代的足球只有明星，没有天使，只有“零距离”，没有敬畏和神秘，没有克鲁伊夫式的狂狷和轻逸。我每周都在看贝克汉姆踢球，但等了十多年也没找到克鲁伊夫的纪录片。

有贝利的废话真理，就有马拉多纳的朋克哲学，有贝肯鲍尔这样的皇帝，就有克鲁伊夫这样的义军领袖。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好比艺术史上的毕加索和杜尚，一个活到老画到老，一个早早看破一切金盆洗手，下棋，聊天。作为球员，克鲁伊夫在世纪最佳欧洲球员评选中击败贝肯鲍尔，但作为球员和教练，贝肯鲍尔都拿过世界冠军，这是克鲁伊夫不能比的，比做官克鲁伊夫更不行。贝肯鲍尔堪称足球运动的头号全才，而克鲁伊夫看来已注定要以球评家的身份度过余生，而且他主要是充当巴萨球评家。

确切地说，克鲁伊夫是足球思想家，足球理论家或评论家遍地都是，足球思想家却差不多只有克鲁伊夫一个。对足球来说，思想未免太奢侈，对思想来说，足球尤其是当今的足球未免太贫乏。当年对于艺术和思想（观念）的关系，杜尚也作出了类似判断并且作了一个痛快的了断，站到艺术的对立面去表达艺术。现在，克鲁伊夫差不多也成了当今主流足球运动的敌人，贝利贱到连中国队都吹捧，克鲁伊夫却傲到连巴西队也狂骂。韩日世界杯决赛前，在举世高唱3R赞歌的时候他声称巴西队只有卢西奥踢得好，这个极其不合时宜的评论遭到包括卢西奥在内几乎全世界的抨击。他这种几乎目空一切的评论已越出足球范畴而上升到“形而上”，假如你只把克鲁伊夫看作斯科拉里或者范加尔的论敌那就太小看他了，这个高傲的荷兰人关心的何止是谁输谁赢，他始终直指足球的终极或者说命根：你快乐吗？1996或1997年克鲁伊夫曾撰文指出：90年代足球没有领袖。他曾对罗马里奥寄予厚望，但嫌“罗马里奥太喜欢享受生活”了，克鲁伊夫揭示了足球的时代转型：商业时代汹涌而至，从前球员醉心于在球场上享乐，现在反过来，他们在球场外的生活中享乐，而球场上享乐主义的狂欢气息却越来越少，球踢得越来越实用、枯燥。

从“全攻全守”（准确说应该是“全能足球”）到“核战术”，克鲁伊夫的足球思想多少是有些复古的——回到众神狂欢的史诗时代，打破工业主义人为的角色划分，扬弃整体划一的机械理性主义，创造全才和通灵者。克鲁伊夫又是革命的，如果非要上纲上线的话，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在他惊鸿一瞥昙花一现的“核战术”中，场上没有一个中心，每个人都可以是中心，每个人都没有攻与守的刻板划分，每个人既是开端又是终极，混乱即秩序，即兴即自由。越过克鲁伊夫的肩膀，倾斜奔泻的绿茵场似乎更像后现代思想家笔下的无际高原……但对足球来说，克鲁伊夫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天使何须沦落人间，他完全是在俯视，卢西奥在抨击克鲁伊夫的同时肯定暗自狂喜：他奶奶的，克鲁伊夫在天上看我！

在荷兰，如今风车不多了，风车越来越孤独，而现在中国足协正忙于把荷兰风车拆散了搬到中国来。所以在你们大谈亨根、阿德里安塞、阿里汉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他们的队友克鲁伊夫。我知道，有一架大风车是永远拆不了的，在平原的尽头，一架大风车伫立，永远在风中激动。（2003）

又及：2010年，一颗由一对荷兰夫妇于1960年发现的小行星，被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命名为“克鲁伊夫行星”。**杜尚的三个代表作：《走下楼梯的裸女》、《甚至新娘被一班光棍扒光衣服》、 《泉》（即那个便池）。

迂回

瓜迪奥拉在巴萨的四年，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仅仅是带出了一支很多名宿心目中“足球史上最佳球队”吗？现在一时未必能说得清楚，或许必须同样以迂回的方式慢慢认识。

瓜迪奥拉的告别已经成了巴萨球迷一个流动的圣节。本来以为国王杯到手后诺坎普的庆典是最后一次了，结果昨晚又来了一场五人制慈善赛，网上居然还能看到直播。如此漫长的告别，把告别当成了一次又一次狂欢，这让人相信，这只是为了聚会的告别。

对瓜迪奥拉的最佳赞誉来自鹅王伊布，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他在离开巴萨后连瓜迪奥拉的大名都不愿提，而是称之为“那个哲学家”。

没错，如果说克鲁伊夫曾经创造了某种足球的哲学，那么瓜迪奥拉便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哲学。这种哲学未必能保证成功，未必能保证胜利，但恰恰正因为它具有某种超越胜负的特质，它多少触及了形而上的那根琴弦。而很多时候，人们只知道生火做饭，焚琴煮鹤。

但是我们听到了琴声，有时候琴声如诉，有时候只是万籁俱寂，一声绝响，如同达明一派《爱弥留》那一句——“一生不过一声，没一刻可以安静”，一生要的只是那一声，哪怕是弦断之声。

瓜迪奥拉是资深文青。几年前他曾说：“有时候，我对一些人文话题的关注，反而会让其他很多人感到担心。我必须把自己关于文学、电影和音乐的爱好都隐藏起来，否则有人会问，这个人好好的，怎么二十二岁就喜欢读马蒂·波尔（Miquel Martii Pol）的诗、喜欢听利亚赫（Lluis Llach）的老歌？”在巴塞罗那兰布拉大街，瓜迪奥拉经常带妻儿去看戏的莱西奥戏院附近，有一条小路有好几家不错的唱片店，其中不难找到Lluis Llach的唱片。

2006年年底，瓜迪奥拉应邀参加一场文学和足球的研讨会。研讨会当天刚好是巴萨对巴西国际的世俱杯决赛，组会方认为他不会来了，没想到他还是来了，而且提着行李，准备会毕和家人去度假。有趣的是研讨会现场大屏幕放着比赛直播，现场好几百人暂停文学讨论而先关注比赛。只剩一小部分人仍围坐着专注地讨论文学，瓜迪奥拉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嚷嚷“炫丽巴萨不是足球的全部”的朋友，我只想劝他好好修理一下自己的极权思维，难道有谁说过巴萨是足球的全部么？“炫丽巴萨不是足球的全部”——扛着这么一个八百斤重的白痴伪问题踢球您累不累？而对于觉得巴萨“只剩下技术了”、觉得巴萨“令人昏昏欲睡”并且动辄就以所谓“理性”“意志”自居的朋友，我想说的一个词是：sensibility，感受力。人最基本的感受力，对我来说才是生命。如果阁下嫌我不知所云，如果您不能像卡萨诺瓦或者韦小宝一样鉴别女人的皮肤，那就好好摸一摸iPhone和iPad，感受一下乔布斯给你带来的触感也行。

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审美的问题。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巴萨的球风，我不会用所谓“攻势足球”或者“全攻全守”，那都过于简化了，我想说的那个词是——迂回。巴萨不是一条道走到红向前进向前进的革命正规大军，他们始终是百折千回的游击队。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批评与临床》写道：“语言应该达到向女人、动物和分子的迂回，而任何迂回都是一种必死的生成。无论在事物或语言中，都没有笔直的路线。句法是所有必要迂回的总和，哲学被创造出的迂回每次都是为了在事物中揭示生命。”最为简化的说法是所谓“过程比目的更重要”，这常常被视为法国式的感官气质，德勒兹的迂回论很容易在法国足球上找到对应：普拉蒂尼，坎通纳，最重要的自然是齐达内。但如今这种左派哲学最为典型的代表，似乎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由克鲁伊夫奠定并被瓜迪奥拉充分发展的巴萨哲学，其句法也是——迂回。通过迂回在足球中揭示生命，在迂回中延长、深入，那致命的快感。

完美阐释这种哲学的，或许还不是梅西，而是哈维和伊涅斯塔，梅西提供迂回哲学最后的结论，而哈维和伊涅斯塔则展开严密而透彻的论证和分析——然而这种论证和分析往往超越逻辑，只需要一次想象力的飞跃，一个直觉的突变，答案便迎刃而解。看似繁复琐碎的迂回，只是在寻找和等待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和突变，一次又一次闪光和眩晕。

迂回是挑逗，是诱惑，是前戏和高潮的无限循环。

哈维曾经大赞小弟伊涅斯塔：“你根本不用冲他喊‘后面有人’！他一清二楚。”他一语道破伊涅斯塔的风格：“这是一种后视镜足球。”当然，哈维玩的也是一种后视镜足球，他转身360度腾挪摆脱的招牌技巧，应该被命名为“哈维大回旋”。

里克尔梅说梅西是最伟大的而C罗是最适合用来玩PS的，“但是足球踢得最好的是伊涅斯塔：他知道何时该向前，何时该退后。如果他在左路控球，那么他知道谁在右路，他知道自己每一刻要做什么。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躲闪，什么时候该提速，什么时候该放慢速度。我认为这是唯一不能进行比较或者学习的。一个人可以学习如何控球，但是想要洞悉场上的这一切，那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里克尔梅说得透彻：迂回哲学不只是控球哲学，控球是可以学习的，而迂回的能力需要某种神乎其神的天赋直觉。假如要用绘画来形容，那么巴萨不是具象的，不是遵循传统透视的，而是毕加索的足球，是立体的，也是抽象的，有时候看上去没有焦点，然而无处不是快感区域。

最了解你的总是你的敌人。穆里尼奥如此批评瓜迪奥拉：“令人不安的是他在贩卖一个完美的形象，但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是完美的。”这句话完美地阐释了穆里尼奥的功利哲学，他总是现实地考虑“现实生活”，而丝毫不考虑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在中国，狂人励志成功学尤其吃香，假如说瓜迪奥拉在贩卖完美的形象，那么穆里尼奥就是在贩卖牛逼的形象。以现实功利价值观衡量，不是牛逼就是傻逼，没有退路，假如你想超越牛逼和傻逼，超越成王败寇的哲学，则容易被视为装逼。“装逼”这个词如今已经泛滥到毫无意义的地步了，因为任何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言行，都可以被一锅端地贬为装逼，“装逼”一词一举沦为万能毒鼠强。

瓜迪奥拉曾经说他是悲观主义者。他当然也抱有必胜的决心，但是悲观主义者深知必死比必胜永恒，唯有超越胜负，超越生死，创造出“必死的生成”。

于是，他只能做美的苦行僧，像高迪那样。至今世人都无法写出一本稍微像样的高迪传记，因为他一生都像一个苦行僧一样默默劳作，建造伟大的建筑，直到有一天突然被一辆车撞倒，最后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那样死去。而瓜迪奥拉的传奇性似乎也远远不如穆里尼奥，他压根不打算被塑造成一个神话，人们也读不到像样的瓜迪奥拉传记——你只能看到他的履历和成绩，看不到他的内心。他的内心，隐藏在迂回的皱纹和出窍的眼神里，高人从来不奢谈内心，他的内心，就是眼前这一场美的决斗。

然而足球不是上帝，诺坎普是圣家族大教堂的反面，它提供的是世俗的狂欢，足球，归根到底是为了享乐。瓜迪奥拉没有必要像背负圣家族一样背负着诺坎普，虽然巴塞罗那人已将他视为足球的高迪。

即便是最后的告别仪式，也充满了迂回的快感。当大屏幕播放完致敬短片，瓜迪奥拉拿起话筒准备发言，诺坎普广播传来Lluis Llach的歌声，十万人一下静了下来，那是六十四岁的Lluis Llach在70年代的著名情歌。当瓜迪奥拉发言完毕，大腿受伤的普约尔又虎视眈眈地领着队友逼向他，把他抛向星空。当队友刚想散去，普约尔又指挥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舞……这就是巴萨，他们总是想多给你一点什么。

当曲终人散，瓜迪奥拉又领着家人，重新踏上草皮，面对空空荡荡的诺坎普。瓜迪奥拉和巴萨的一世情缘，显然还将一直迂回下去。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迂回中出走，抵达，出走……（2012）

对牛逼弹琴

请允许我说句极端的话：如果说当今足球世界有所谓“主义”的话，那唯有瓜迪奥拉主义和穆里尼奥主义。

在被问及与瓜迪奥拉的矛盾时，罗塞尔曾说：我是头号瓜迪奥拉主义者，这算是“瓜迪奥拉主义”的一个源头。而穆里尼奥曾被称作“足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足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妨正式命名为“穆里尼奥主义”。

马蒂诺更像是在瓜迪奥拉主义和穆里尼奥主义之间飘来飘去，还很难说他是否真有“巴萨基因”，尽管他双杀皇马，但巴萨输给瓦拉杜利德那场球，堪称范加尔以来巴萨踢得最烂的一场球。原本在马蒂诺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巴萨如皮克所说“不做Tiki-Taka的奴隶”，但有时候似乎也在沦为实用主义的奴隶。假如离开巴萨换一支球队，比如切尔西，恐怕很难说马蒂诺和穆里尼奥到底有多大区别。

而巴萨球迷几乎都是瓜迪奥拉主义者，新浪微博有一个负责记录巴萨一切的@巴萨_记录者，至今头像都是瓜迪奥拉。巴塞罗那中文官网的官微在伯纳乌世纪大战前夕念念不忘瓜迪奥拉：“从你离开的那天，直到你或许回来的那一刻，以及永远，我们不会失去对于足球的激情，尤其面对国家德比，相信你也是这样。”等到巴萨对阵拜仁，那才是巴萨的瓜迪奥拉主义者百感交集肝肠寸断的时刻，因为拜仁现在似乎变得比巴萨更为瓜迪奥拉主义了。

巴萨球迷对瓜迪奥拉已经不存在什么评论，只剩抒情，只剩爱情，就像诺坎普用来送别瓜迪奥拉的那首路易斯·利亚赫（Lluis Llach）的歌所唱：假如你要和我说再见，我希望那天的天空清澈，没有小鸟停止婉转歌唱。但愿你好运，但愿你可找到，和我在一起时缺失的。当你对我说“我爱你”时，但愿太阳让日子更长，这样就可以，从停摆的钟那里，窃取时间。就这样摘取所有可能的果实，和你一点点为明天而谱写的路。明天，明天并不会得到每一颗果实；为此，就算有雾，还是要走。如果你跟我走，就别求平坦的路，也别求银色的星，更别说充满诺言的明天，只不过一点点好运，愿生命给我们一条更长的路。（汪玮译）

加泰罗尼亚歌神路易斯·利亚赫有首歌可以将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牵到一起，他曾在卡雷拉斯的演唱会上，和美声歌王完美合作过这首歌。那是他流亡葡萄牙时写的思乡曲，也是纪念葡萄牙石竹花革命的挽歌——April 74。1974年葡萄牙“4·25革命”，政变军官手持石竹花替代手枪，以不流血的方式终结了萨拉查的四十二年独裁。时隔一年佛朗哥病亡，西班牙也开启了新的时代。穆里尼奥曾经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石竹花革命。

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经常被截然对立，很多球迷甚至通过他们去寻找某种阶级身份认同，瓜迪奥拉是巴萨的“世袭”宠儿，而穆里尼奥代表了“师出无名”的底层自我奋斗，然而从家庭出身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瓜迪奥拉出身普通，而穆里尼奥的家族反而有贵族血统。更应该强调的是他们共同的时代背景——瓜迪奥拉比穆里尼奥小八岁，但他们都成长于伊比利亚民主新时代，假如说瓜迪奥拉还被当做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精神图腾，那么穆里尼奥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

2010年欧冠受火山灰影响，巴萨不得不坐长途大巴赴米兰，在梅阿查疲劳不堪败给国家米兰，穆里尼奥完成对瓜迪奥拉致命一击。穆鸟几乎是如今唯一可以覆盖整个欧洲足坛的教练，从英伦到欧洲大陆，他的火山灰始终在强势扩散。希斯菲尔德曾讽刺穆里尼奥破坏性的打法对皇马这样的百年豪门来说是一个耻辱，甚至皇马教父迪斯蒂法诺也曾一度和巴萨教父克鲁伊夫观点一致：穆里尼奥在皇马的打法太难看了。在其治下“皇马见红队”和“皇马散打队”登峰造极，谁是穆里尼奥在皇马的最佳形象代表？大概是佩佩，最具讽刺的是最终他反而跟自己这位最大“打手”反目成仇，这是物极必反的双刃剑，穆鸟善于激发球员的个性，但一旦打开潘多拉之盒，他难以再控制魔鬼。

然而，尽管穆里尼奥或许对足球艺术缺乏贡献，但他大大扩展了现代竞技体育教练的业务范畴，一个真正现代的教练似乎必须向穆里尼奥看齐，成为一个传播学大师、诡辩术大师、心理学大师、成功学大师、阴谋论大师，必须兼具足球智商和生活情商。或许，他已经不只是一个coach，也不只是一个manager，而成为一个足球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崭新角色，一个现代生活的dominator，甚至是一个flamen，一个洞察现代人内心的足球祭司。

穆里尼奥是一个真小人，一个不惜与这个世界短兵相接肉搏死磕（比如，给比拉诺瓦那一盖世神指）的狂人，一个阴沟里的斗士，而瓜迪奥拉更像一个仰望星空的炼金术士；穆里尼奥拥有摆平现实世界的独门秘笈，而瓜迪奥拉想的始终是如何超越现实；穆里尼奥宣称“除了上帝，就是我”，而弗格森在给瓜迪奥拉传记写的序中，用三个词来形容他：谦卑，优雅，内敛。

穆里尼奥的最高境界是疯狂的激情，瓜迪奥拉的最高境界是沉默的出神。

瓜迪奥拉在技战术层面师承了贝尔萨，但在精神层面完全属于克鲁伊夫传统，他曾指出：“克鲁伊夫绘出了现代足球的西斯廷穹顶。”透过西斯廷穹顶，可以窥见星空、宇宙——或许这才是“宇宙队”的本源。从前，在走出更衣室前，德科常对巴萨队友喊：“让我们走出去干掉他们吧！”而1992年5月20日在温布利，走出更衣室前，克鲁伊夫只是对麾下众将说：“去享受比赛吧，出去看一看伟大的球场和人群！”

穆里尼奥教人们如何承受，而克鲁伊夫教人们如何享受。或许圣家族大教堂是比西斯廷教堂更恰当的比喻，有人说它尸骨般嶙峋可畏，有人又说它像植物般穿透我们的尸骨昂然生长。文学大师卡内蒂说：“他们用概念思考，我用动物思考。”高迪也是用动物和植物来思考建筑。

克鲁伊夫的“核战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谵妄，就像高迪画在设计草图上的建筑乌托邦。

高迪曾为巴塞罗那队设计过队徽，和高迪一样，巴萨身上有加泰加尼亚的胎记——就像高迪设计的文森公寓那些摩尔人风格的蜂窝状格子，在高迪的建筑中，装饰性总是超越功能性，就像在巴萨，想象力先是服从、而后又挣脱了纪律。不管是高迪的建筑还是巴萨的足球，都有一个君临一切的快乐原则，一种令人震颤的美的原则。假如说柯布西埃确定了建筑的现代主义功能性，那么高迪则以对几何的反叛超越了现实。“让我们想一想出生于地中海意味着什么吧……加泰罗尼亚有着自然的三维景观，这让人们能从整体上去看事物，并把握事物间的联系。”这是高迪的加泰罗尼亚启示录。巴塞罗那的一切包括巴塞罗那足球队都有一个君临一切的主帅——安东尼·高迪。高迪的抛物线型是对直线的嘲弄，就像巴萨的三维足球不是直来直去的，而是变着法子绕着弯的。高迪的建筑四处印着手工艺人温热的手印，其彩绘碎陶犹如加泰罗尼亚乡村的小甜点。高迪公然违反建筑原则，敢于使用倾斜得令人惊恐的柱子来支撑他的梦幻空间，就像一个残废的疯子在飞翔，但从加林查那儿，我们已明白大地是如何被两条长短不一的腿颠覆的。

达利如此形容圣家族大教堂：“像一个被腐蚀的牙齿，充满各种可能性。”而巴萨就像米拉公寓屋顶的蒙面战士，虚空的眼眶里是地中海，是万有，更是未知。

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的区别，就像是高迪与柯布西埃的区别。

瓜迪奥拉主义信仰的是nothing but it（只有最重要的），而穆里尼奥主义奉行的是everything but it（什么都有，除了最重要的）。

有趣的是在吾国，穆鸟最狂热的拥趸似乎更多来自国际米兰球迷，而不是皇马球迷（有些皇马球迷并不接受他），甚至不是切尔西球迷。同样，这些国际米兰球迷也比皇马球迷更热衷于攻击瓜迪奥拉，最典型的观点就是：你牛逼就学穆里尼奥去带一支像波尔图那样的球队来证明自己啊！穆里尼奥被他们视为“屌丝逆袭”的至高典范，他们以穆鸟为准，将瓜迪奥拉称作瓜屌。他们的标准只有一个：成功。他们的境界也只有一个：牛逼。

而你是在对牛逼弹琴。（2014）

四海无人对夕阳

整个世界都在唾沫横飞地谈论罗纳尔迪尼奥，而你去网上查桑塔纳，只有一条小小的死讯，淹没在桑塔纳轿车的洪流中。

当泰勒·桑塔纳住院病情恶化、最后只能靠呼吸器维生的消息传来，我就盼着他快点安乐死了，难道硬要他靠呼吸器捱到巴西夺得第六个世界冠军的时刻吗？他已经躺了十年，右腿被切掉一大块。好了，现在，里约热内卢山上的基督，终于拥抱了这个被大力神抛弃的人。

内心深处他一定深埋着巨大的痛楚和内疚：他欠巴西人一个大力神杯。但或许更应该这么说：这个世界欠他一个大力神杯。

欧洲中心主义的球迷恐怕都淡忘了，桑塔纳在90年代初曾卷土重来，优雅地复仇，1992年和1993年接连干掉巅峰时期的巴萨和AC米兰勇夺丰田杯。吊诡的是，这支圣保罗的领袖拉易——苏格拉底的弟弟——在转会巴黎圣日耳曼之后迅速沦落，在国家队也失去位置，邓加取而代之担任队长。1994年佩雷拉率领一支缺乏艺术观赏性的巴西队夺冠。如果换成桑塔纳带队，或许他会重用拉易而非邓加，巴西队恐会再度铩羽。但无论如何，桑塔纳的圣保罗队捍卫了桑巴艺术足球最后的尊严。

佩雷拉1994年夺冠后仍然未能完全征服巴西人的心——偏执狂甚至骂他带的是史上最丑陋的一支巴西队——最终也没有留任。而经历了1982年的失败后，巴西人仍然再给桑塔纳一次卷土重来的机会。宿命的是，桑塔纳再一次被挡在四强门外。

1982年的巴西队被视为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之一，和1974年的荷兰队一样，享受着无冕之王的特殊待遇。1986年那支巴西队也仍然承续1982年的精神，就像1978年的荷兰队仍然高举1974年的火炬。很多人认为，1982年和1986年的巴西队拥有伟大的球员——堪称众神的狂欢——但缺乏一位伟大的教练。

这种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是对桑塔纳莫大的侮辱。

一般的观念认为像巴西队这样神人云集喜爱狂攻的球队，教练所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遵守战术纪律，做到攻守平衡，而1982年桑塔纳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1986年他吸取教训，把儒尼奥尔从左边卫改为后腰，就是为了让攻守更加平衡。当然半路出家的花活大师儒尼奥尔仍与后来完全欧化的邓加截然不同。

1982年世界杯时，小罗年方两岁，1986年他第一次看世界杯，为巴西队而痛哭，却爱上了马拉多纳。今天，当小罗成为运动品牌商家鼓吹的“Beatiful Football”运动的旗手，当耐克的广告摄影机对准了小罗的童年，人们应该想到孕育小罗的仍然是马拉多纳那个时代，或者说桑塔纳那个时代。今天，小罗唱的，依然是那个时代漂亮足球的摇篮曲。

今天，当我们赞美小罗在刀光剑影中拈花微笑，可曾记得当年大家都在痛骂巴西队死到临头还优雅如斯？今天，当我们赞美小罗在人仰马翻中翩翩独舞，可曾记得当年大家都在痛骂埃德尔——这位天才左边锋就想着将角球直接罚进对方大门，他说：“假如在世界杯踢进一个这样的球，那将永远被人记住。”埃德尔的角球没能破门，他也被历史淡忘。

对我来说，泰勒·桑塔纳就是足球的维斯康蒂——那位伟大的意大利导演。桑塔纳和他那几位高足——苏格拉底、济科、法尔考——就像维斯康蒂《豹》中那位奢华而没落的西西里亲王萨利纳，他在兵荒马乱的王朝更迭中仰望迷乱的星空；就像《魂断威尼斯》中那位为爱和美而死的作曲家阿巴森斯——他爱的人就要出海，他却死在沙滩上。

他们是大时代转型剧变之际，高贵的失败者，不合时宜的人。

桑塔纳死了，他的墓碑上没能写下：这里沉睡着一位世界杯冠军主帅。他被金杯抛弃，被命运诅咒，被现实痛击，却被永恒的美铭记。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2006）

为死神鼓掌

那天我正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看陈凯歌的《黄土地》，突然收到短信：“苏格拉底死了。”一时百感交集，眼睛居然有点模糊，黄土地的歌谣和苏格拉底混在一起。《黄土地》虽然仅仅是二十六年前的片子，但胶片已需要修复。如今看80年代足球也像是一部青春残片，影像质素有限，并且由于摄影机太少摄影角度有限，当年巴西队令人眼花缭乱的足球得不到应有的展示。我记忆中1982年的苏格拉底是黑白的，1986年才变成彩色，这也是电视在中国的进化史。而现在看视频1982年世界杯居然是彩色的，太不习惯啦。

足球是在80年代初期随着黑白电视而全面征服黄土地的，1982年的巴西队，甚至奠定了一个小屁孩的人生观和美学观。我当然是先知道足球的苏格拉底，后来才知道哲学的苏格拉底——圣哲苏格拉底的名言“美是难的”，居然让我首先想到足球的苏格拉底：是的，1982年的苏格拉底展示了高难度的美，同时又是历经磨难的美。

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足球的狂热是被容志行古广明陈熙荣他们煽起来的。而1982年的巴西队，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三大师，给中国人来了一次重塑足球三观的洗礼。1982年世界杯使得中国人的体育观第一次多少摆脱了爱国主义，对我这样的中国小球迷来说，尽管古广明更为亲近，但苏格拉底才是启蒙大师。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足球史上最儒雅的人物。但当年的资讯实在太可怜了，事隔多年我们才知道苏格拉底并非真的是博士，他学历只是医学学士，只不过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doctor，这跟国父因为学医而被以讹传讹敬称为博士是一个道理。直到现在他死了，我也才知道他酗酒成性，才看到他晚年的照片：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多，可是依旧缠着他在1986年世界杯那标志性的青春飞扬的发带。

我才知道他也弹得一手好吉他，退役后还曾打算组乐队。苏格拉底、法尔考、济科三大师其实和2002年的3R不一样：首先肤色就截然不同，两拨人之间旋律和声相似，但节奏完全不同，三位古典大师论爆发力和对抗性当然不如3R，他们的球风更接近波萨诺瓦而不是桑巴。时隔多年当我听到那些波萨诺瓦经典，我联想到的居然不是里约海滩的细沙、轻风和少女，而是1982年的巴西队。

在那个压抑的“严打”年代，大街小巷时常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和血腥味，男孩们聚集在一起，除了赌博和群架，好像没有别的娱乐，直到足球和黑白电视机一起从天而降。那时候我沉迷于水浒的暴力狂欢和台湾校园歌曲的天真无邪，而1982年世界杯似乎多少综合了这两种美学：一种天真无邪的快意恩仇。

巴西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种侠之大美——而那时候金庸还没开始流行。

2002年在日本，在巴西队半决赛和决赛之前，我都见到当电视转播解说顾问的法尔考，尽管一个记者找球员要签名是不太职业的行为，但我还是管他要了签名——我腆着脸把自己当成了那个1982年的小屁孩了。三大师里头济科一直是最活跃的，但我一直无缘遇见，看到他来深圳但中国记者围着他一个劲儿地问什么伊拉克队啊中国队啦，真他妈是暴殄天物。而苏格拉底退役后差不多就被岁月湮没了。

往往得从一个人的死亡去追溯他的人生，我很想了解更多苏格拉底的故事，但是网上成天充斥着中国暴发户要买阿内尔卡要买德罗巴这样的爆炸新闻，在我看来，这都是亿万级的垃圾新闻。在80年代初期，在那个资讯匮乏文化营养不良的年代，我们有着过剩的爱，近乎白痴的爱，我们对着足球对着苏格拉底们唱着傻瓜的情歌，而如今面对着垃圾成山的时代，我们有着过剩的讥讽。

我们已经很难把讥讽转化成爱，只好一再追忆旧欢如梦。

民谣歌手张佺前几天发了条微博：“上海音乐学院旁边有个‘天天艺术’书店，古今中外各种音乐书籍教程唱片陈列有序。正在翻一本《六朝音乐文化》，环绕音响传来一个凄惨的声音，‘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擦干眼泪陪你睡’。”

六朝脂粉灰飞冷，满城尽是香水毒。

这年头皇冠比头大口水多过茶，媒体和球迷制造的皇冠跟制造的惨案一样多，比如中国媒体就制造了一个“巴神”的绰号，巴神之“神”既是神奇又是神经——一旦神经大条发作就会被千夫所指，神魔之间一线天。当今足球的胜负压力已经大到甚至媒体急于宣布皇马应该为C罗找心理医生的地步，神人中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此时此刻，不禁令人怀念1982年巴西队在胜负生死面前的淡定大度。

那时候的足球挺慢，时间仿佛也过得挺慢，苏格拉底缺乏速度，缺乏爆发力，缺乏跑动，后来苏格拉底式的帅才，从他的弟弟拉易，到里克尔梅，再到一开始惊艳无比后来泯然众人的甘索，都再难达到应有的成就和高度，他们在高速对抗中显得越来越不实用。苏格拉底当年野鹤闲云，将球场当做一幅长卷，极目千里，而咫尺可抵天涯，以少见多，以慢治快，以虚击实，他最擅长制造霎那的空白，停顿，悬疑，令对手脑子突然短路而被秒杀。苏格拉底乃是足球里的张大千。

那时候的巴西队带给我们无边无际的快乐，失败被无限推迟，而乌云尚在远方，即便罗西打入第三个球，巴西球员依旧不慌不忙赏心悦目，场边的巴迷们依旧歌舞升平，直到终场哨响，一切才戛然而止如梦初醒。然而那时候甚至连痛苦都带着一丝青葱的气息，如一场懵懂的初恋。

多年以后，失恋不断轮回，1982年夏天越来越像一个爱情寓言，而爱情无非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它总是带着死亡的气息，人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直到那突如其来的一下。当然你老人家也可以用一种无敌的唯美态度，用一种巧妙的自恋，来掩盖自己愚蠢的错误——比如巴西队在罗西身上犯的错误，你总不能说那是为了唯美，为了拯救全世界爱美的人们，才导致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但不管怎样，请承担一切后果，要输得起。

直到苏格拉底死后，我在录像视频中才发现：裁判吹响终场哨一刹那，意大利球员振臂高呼，而苏格拉底竟然在鼓掌，然后脱下球衣与对手互换。

他早就懂得为死神鼓掌。

他无愧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那位古希腊圣哲临死前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2011）

独狼祭

韩国一个科研小组最近称他们已成功培育出世界首只克隆狼。这种狼在野外已经灭绝。科学家指出：“对于濒临灭绝的动物，借助人工授精等方法都难以保护他们，毕竟他们数目太少了。”

正好在这头克隆狼诞生没多久，独狼罗马里奥攻入了其足球生涯的第一千个球。

十几年来的世界足球史，似乎可以浓缩为一个4×100米的接力跑，从老罗到大罗到小罗再到小小罗。这罗氏家族中跑得最慢的当然是罗马里奥，我怀疑他百米速度都不如我，然而当所有人都跑完了，game over了，他仍然会慢慢地回到起跑线，他不断地给自己打响发令枪，他跑得永远那么慢，但似乎永远不会停下来。

在纪录片《菲德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起老友卡斯特罗钓鱼的故事：说那回一直钓到了半夜三更，老马发现同去的一哥们战利品比卡斯特罗多很多，看着古巴渔夫着急的神情，马尔克斯笑说：“完了，我们肯定得很晚才回得去了。”果然，直到天快亮，直到卡斯特罗钓的鱼终于多过那哥们时，他们才收工。罗马里奥也是这样一个渔夫，他始终给人一副吊儿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印象，然而他散漫外表下的坚韧，必须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逐渐为人所认识，直到他打进一千个球，直到他四十一岁高龄。

所谓顶级杀手就是像罗马里奥这样的人，进球对他来说就好比一个门将拿着一份判决书递给他签名，而罗法官大笔一挥搞定。但别以为我只是想赞美一架进球机器，让我们谈谈人生吧，也许这有助于你对付中年危机。

即使在老罗如日中天的1994年，在中国这厮似乎也没娃娃脸的贝贝托受欢迎，更别说跟巴乔比了。有人给自己起名“深爱巴乔”，可以猜想此姝可能介乎贞女与圣母之间，但如果有人自命为“深爱罗马里奥”，可能会被当做被长着两只咸猪手和两只咸猪脚的皮条客卖到火坑里去的主儿。是巴乔还是罗马里奥？这涉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条路线的残酷斗争。巴乔当然是神人，但当一个人被封为王子而且还是忧郁牌王子，那他就不幸沦为肥皂剧主角而丧失了部分真实感，像一块香皂一样闻着香吃着苦。曾有个无聊的中国名记，揣着可能有一里长的“中国球迷声援巴乔参加韩日世界杯”的签名名单，指望借此捞一个全球独家专访机会，结果只贱兮兮地混到一张全球独家合影。

当罗马里奥百般恳求斯科拉里给他机会再参加一次世界杯时，怎么就没人签名声援呢？

巴乔有多骨感——刻骨的优雅和忧郁，罗马里奥就有多肉感——这哥们跑起来屁股都快掉膝盖上了。老罗在球场上就像一个大大咧咧圆圆滚滚的潮州牛肉丸，前仆后继地往火锅里跳，如果在里约热内卢这样一个哥们向你走来，你只能赶紧往他手里塞一张小费把他打发走。与骨感的浪漫有别，肉感，混沌的肉感，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

泡吧和踢球这两件完全对立的事情，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一个明智的教练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其说是慑于球霸淫威，还不如说是尊重一个天才的特殊“生物钟”。十年前克鲁伊夫曾撰文指出90年代足球已无领袖——那时候齐达内尚未爆发——巴萨教父批评罗马里奥太喜欢享乐了。在欧洲人的观念里，享乐和工作似乎是分开的。但这种区分对一个巴西浪荡子来说并不存在，对他来说踢球和泡吧一样是享乐，他在酒吧逡巡、观察、引诱、挑剔，最后搞定，而泡妞如进球。

这厮场外极度不冷静，场上又极度冷静。老罗口无遮拦一张嘴能臭死臭虫，但极少在场上和人起冲突吃亏，这是他比埃德蒙多高明之处——尽管后者一直不服他；老罗脚下动作如此节制、隐忍、含蓄、杀人不见血。他和瓦尔德拉玛一样，都是能在邮票上跳舞、能让大象穿过针眼的最后的古典主义大师，他们奉行的是于今渐已绝迹的“极少主义”——以最少的跑动、在最小的活动区域创造最大的效益。罗马里奥长着一张杀猪的脸，却干着绣花的活儿。

这厮似乎具备了一个厚颜无耻之徒的全部特征，但在自私自恋自大的深处是超强的荣誉感和羞耻感。有时我们不得不超越功利、道德乃至法律去看待人性的光彩，比如罗马里奥给队友的一耳光，一个大比分惨败后仍然恬不知耻的球员难道不应该挨一耳光吗？——我见过一班国内球员在惨败后纷纷打手机忙于安排夜生活不亦乐乎的操性，就想为什么教练不挨个抽他们。

这厮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贝利之后最好的巴西球员。从济科到罗纳尔多他都不放在眼里，既目无尊长也不提携后进，独来独往，四处树敌。他不鸟这个世界，他只是一个人到中年仍拒绝长大的浑小子，陶醉于自己的杀人游戏，就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不断给自己发糖吃，以此打发漫长的时光。但千球纪念既是丰碑也是坟墓，往后生活的目标在哪里？这鸟人不可能成为教练。好在他患唐氏症的女儿改变了他，他开始推己及人，俨然巴西李亚鹏，一跃成为反对歧视唐氏症患者的行动先锋。当他在巴西参议院慷慨陈词时，这匹独狼发出的，不再是孤独的长啸。但我并不看好他的从政道路，当他穿西装打领带时，我总觉得底下穿的是大花短裤和拖鞋。

然而为什么是马拉多纳而不是罗马里奥与巴萨一起访华？老罗在巴萨留下的比老马多，马拉多纳也喜欢罗马里奥，因为他俩都是胡天胡地的旷世妙人，只是老马不像老罗那么敢做敢认。罗马里奥就是那种值得你与之勾肩搭背的哥们，尽管他似乎不屑于跟任何人勾肩搭背。

老罗早年没捞到什么钱，于是老当益壮四处横征暴敛，就差来中国了，在中国估计他站着甚至抱着女儿也能进球。假如不踢球，此人肯定是一个从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一路杀出、一手提钱一手提人头的黑帮杀手。美国禁酒年代黑老大卡彭说过：要做就第一个做，要做就一个人做，要做就做到底。听起来很像罗马里奥那碗心灵胡辣汤。

现在他的屠刀下已滚过一千个人头，可以立地成佛了，善哉老罗。（2007）

千帆过尽，满地找牙

最早知道这厮是从《参考消息》，说是巴西出了一个天才少年，当时把他翻译成“雷纳尔多”——假如后来沿用，大概中国人就会给他起绰号叫“雷神”，然后标题成天就是《被雷神雷死》什么的。

这就是罗爷的形象，集强悍和精巧于一身，这是足球史上意识、技术和身体结合得最为完美的球员，因此人称“外星人”。或者这么说吧：假如外星人想见识见识足球这个人类发明究竟是神马玩意儿，那么最佳标本就是罗纳尔多，他是地球派去外星推广足球运动的形象大使。

十九岁时的罗纳尔多似乎就是人类所能设计的最为精密强悍的一架足球机器。罗纳尔多的巅峰是二十岁——也就是在欧洲的头两年，在埃因霍温和巴萨的时候——而二十岁之后就随“机器”劳损和故障走下坡路了。2002年世界杯是他荣誉的巅峰，但其实不是他竞技的巅峰，我认为里瓦尔多那届世界杯踢得更好。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前在巴西队下榻酒店碰到巴西神医伦戈——他如今还在为国家队效力——正是他奇迹般地让罗纳尔多在世界杯前康复，他道出秘诀：我不喜欢像欧洲医生那样动不动就开刀。

罗纳尔多的双腿时而雷霆万钧时而琴声如诉，然而他的膝盖却像捶破的鼓，他的韧带则像拉断的弦。他展示了足球运动带给人类身体的，最残酷的分裂。

姑且不论贝利和马拉多纳谁占第一把交椅这个终极问题，请问贝利之后最好的巴西球员究竟是谁？80年代都说是济科，而后来罗马里奥一直拍胸口说是自己，马拉多纳似乎欣赏罗马里奥、里瓦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多过罗纳尔多。我也一度更倾向于里瓦尔多和小罗，但是经过时间的反复考验，现在我倾向于罗纳尔多：此人踢的是空前并且可能绝后的最为狂暴的桑巴足球，他在上个世纪末开创的超音速假动作，今天延续到梅西和C罗脚下。假如不是因为那两次惨绝人寰的重伤，或许如今梅西不一定会被那么多人尊为史上最佳，我的意思是，如果从十九岁的时候看，罗纳尔多后来本有可能成为球王。

为什么我会更喜欢小罗和里瓦尔多？恐怕还跟眼神有关。2002年在韩日，2003年在广州，我曾经多次相近咫尺观察他们仨：小罗是那种睡觉都能把自个给笑醒的家伙，笑起来总有点不好意思，一个人见人爱的傻逼阳光男孩；里瓦尔多难得一见的笑，则掩不住那一丝内向乃至自闭的忧郁，一个独来独往的怪胎；而罗纳尔多面对他人经常面无表情，看人的眼神好像有所拒斥，有所警觉，这是一个眼神里缺少暖意的人，像一个丛林里的猎人，或者不如说更像一头受伤的猛兽，时刻警惕着他人把他当做猎物。

没想到这么个巴西人精也会栽在中国人手里。巴西队在世界杯上大破中国队，报仇一年未晚，奸商分文不花活活骗肥罗笑呵呵举起了某喉宝，骗他说那是个治SARS的药，公益好事。据说得悉被骗之后肥罗在马德里狠狠砸了一个凳子。最终罗纳尔多也没告成中国奸商，某喉宝亡羊补牢，后来用卡卡顶替，不过这次是给了钱的。然而国外明星代言广告谨慎守规，一般不接药品广告，据说卡卡是把那喉宝当糖果了。而以卡卡父亲对广告贪得无厌的胃口，三鹿奶粉乃至三猪饲料没准都敢接。

中国人留给世界足球的最大丑闻，甚至都不是假球黑哨，而是这一单壮举，广告词应该叫：一个击败罗纳尔多的活宝。

肥罗会被骗，说明丫天真未泯。想想1994年那个在巴西夺冠后跟着大哥们漫天飞舞的傻小子，想想1998年那个决赛前突然病倒而又带着生命危险毅然上阵、在赛后饱受全世界审问的悲情少年，想想再次重伤那一瞬他发出的骇人惨叫（连马拉多纳都看哭了），我理解了他对这个世界满腹狐疑的眼神。与其惋惜他无法回复到二十岁的巅峰状态，还不如庆幸他一次又一次伤愈重生。一个足球生涯原本就要报废的人能够继续大无畏地踢出如此勇敢快乐漂亮的足球一举豪夺大力神，这是足球史上最励志的故事。罗纳尔多在2002年世界杯，犹如夕阳泣血，悬崖马嘶。

维埃里回忆在米兰的时候，罗纳尔多经常深夜还跑到他家门口按门铃。意大利花花大虫再贪玩有时候也顶不住，“但是，假如我不开门，这小子他妈的会按我的门铃一直按到天亮！”一个玩乐和踢球一样疯狂的人，泡吧找妞跟过人射门一样执著。我问维埃里你跟他还常联系吗？这个畜生级中锋叹道，“我找不到他了，他回巴西找人妖去了。”

巴西记者进酒吧见到大球星搂着妓女，自己会赶紧也搂一个而不会去拍，除非人家找的是人妖——罗纳尔多这个妖人还真配得上人妖。没错，放着大把免费献身的女粉丝不占，自掏腰包去找性工作者，这是何等高风亮节；被勒索却不惧被曝光坚决报警，这是何等豪气；在人妖事件传遍全球之后仍然敢于直面媒体的提问和调侃，这又是何等胸襟。

罗纳尔多在宣布退役的新闻发布会上潸然泪下，而两个儿子罗纳尔德和阿莱士都一脸阳光。这令人想起有一次，巴西电视台做贝利访谈节目，突然播放事先拍好的贝利年轻时在桑托斯的队友一一回忆并问候他的视频，贝利猝不及防地痛哭起来，而小女儿却指着他哈哈笑。

一滴英雄泪，唤起沧海一声笑。2002年巴德决赛终场哨响，当里瓦尔多和罗纳尔多，这两位并没什么私交的大佬紧紧抱在一起，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起来，我站在看台上俯视着他们，一瞬间突然觉得像是站在遥远的未来，站在烽火台上眺望自己青春的战场——而那遥远的未来，转眼就成了现在。

电台足球主持人毛罗·莱昂在巴西家喻户晓，他把自己的大名赫然印在夹克背面，他是一个借足球说性借性说足球的黄色脱口秀大师。巴西球员泡温泉时，他向巴西人民一一评点球员的屁股，球员不单不介意，反而听得哈哈大笑；巴西队训练时，CCTV央视记者做现场报道，毛罗·莱昂在一旁念念有词：“知道中国记者在说啥吗？让我帮你们翻译吧，他在说：巴西球员那玩意儿怎么这么大？！”每次见到毛罗·莱昂大摇大摆走过来，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就会发笑，他从不问严肃的足球问题，所以跟球员最亲近。我记者生涯中见识过最有趣的提问便来自这位一点正经没有的老兄，巴西夺冠后新闻发布会，第一个问题就是毛哥问的，他问罗纳尔多：“你觉得五十三天不做爱跟夺取第五个世界冠军相比，哪个更难？”哄堂大笑，肥罗跟着呵呵笑。

这个提问最好地揭示了巴西足球的奥妙：极致性感。没有人真会以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备战和比赛期间禁欲，世界杯前在韩国训练基地附近的色情酒吧他就光顾过。而这也是巴西足球天骄们的双刃剑，球场上没心没肺享乐，球场外也是没心没肺享乐，生活方式与足球风格过于一致，容易让生物钟紊乱让腰围失控，对女人、歌舞和烤肉的沉溺，缩短了他们的运动巅峰期。

但肥罗之肥，并不能全归咎于他缺乏自律，还有药物副作用，往他身上挤一挤没准能挤出好几升药水，一想到他血液里的药物和骨头里的钉子，就明白罗纳尔多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惨——只是一个可怜的地球人。

然而，巴西足球永远是抗抑郁的良药。2002年世界杯上的罗纳尔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球员，还是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当媒体纷纷在炒作罗纳尔多想拿金靴奖时，他有意穿了一双银靴出现在训练场；当媒体说日本就是巴西的主场，他改剃了一个日本武士头，像浮世绘里的浪人，也像动画里的铁臂阿童木。

2002年那支巴西队，就像夏日山谷里的蜂群始终在我梦中萦绕，我就像一个小孩坐在旋转木马上看着马戏团：卡福总是不说话摆摆手匆匆走过，好像有美女在浴缸里喊他回去，卢西奥说话总是慢吞吞望着天花板，好像天花板上有美女在跳裸体舞，卡洛斯总是像一个龇牙咧嘴的石榴一样滚到石榴裙下，里瓦尔多走路总是像僵尸王一样踩着圆规一般的步伐，而肥罗和小罗，就像是一对兜里装着糖果和压岁钱的兔儿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而以古诗的节奏哪追得上超音速的罗纳尔多？让我另题八字，敬献给他——某喉宝不妨重金买我墨宝送给他——

千帆过尽，满地找牙。

前四字送给这位天生过人狂，后四字送给被他过掉的对手。

往后的日子，狗日的兔儿爷，你有权继续肥下去，超越马拉多纳，把这个消息告诉坎通纳。

你有权狂按这个世界的门铃直到地球被外星人攻占。（2011）

你知道高乔是谁吗

夜半三更，我无比亢奋地打开电视收看巴塞罗那对瓦伦西亚大战，尊敬的解说员开始报巴塞罗那出场阵容了，当他报出“高乔”这个名字时，我愣了，脑子一片空白，作为巴萨迷，我竟然无知到不知道巴萨有一名叫“高乔”的新球员！两秒钟之后我恢复了自信，我明白：中国足球解说史上又一个经典笑话诞生了。第二天我在报社问同事：“你知道高乔是谁吗？”看过巴萨对瓦伦的人个个直乐，只有不明真相的篮球编辑高珈佳探出头来说：“高乔是我呀。”确实，高乔是高珈佳的笔名。

足球解说员容易出错，作为拿笔的同行，我深表谅解，因为口误比笔误的概率肯定要大得多，谁也别嘲笑谁。对我来说，最难堪的就是白纸黑字地发现自己的笔误。比如昨天在别人办公室随手翻到旧的《城市画报》，突然发现我的专栏里头竟然把垮派师爷威廉·巴勒斯写成约翰·巴勒斯！这个笔误两年后的今日才发现，真令我想一头撞死。

但这一番自我检讨并不妨碍我对央视这位仁兄的抨击。将罗纳尔迪尼奥唤做“高乔”，您的水平也未免太高了。好在小罗名气实在太大，其容貌之丑也让人过目难忘，加上可能有人及时提醒了他，于是那位仁兄很快就从“高乔”改叫“小罗纳尔多”了。小罗幸免于难，其他兄弟就苦了，范布隆克霍斯特被叫吉奥瓦尼，哈维被叫成赫尔南德斯，奎莱斯马被叫成里卡多。我们可怜的解说员实在是吃不消懒婆娘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的鬼佬姓名，又找不到精简的办法，只好乱叫一气，一会儿叫名，一会儿也叫姓。保险的做法是有头有身，有名有姓，一位拉美文学翻译家就教育过大家不要管《百年孤独》的作者叫马尔克斯，最好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米兰·昆德拉一样。不过前些年广东有个动不动就狂写史诗直奔斯德哥尔摩的鸟诗人居然还把米兰·昆德拉肉麻地昵称为米兰，仿佛昆德拉是他小蜜。上海有位有趣的解说员叫唐蒙，我每次去上海都喜欢看他解说的比赛，就因为他不辞劳苦，喜欢一长串姓名飞流直下三千尺。比如我至今仍记得根宝时代俄国门将绍绍里安诺·高佳，就是拜他所赐——绍绍里安诺·高佳，他一定要连名带姓，其风格令我怀念小时候苦背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的往事，如此敬业的解说员，必须多给奖金啊。省事偷懒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得约定俗成，比如哈维·赫尔南德斯，大家都叫他的名哈维，就像劳尔·冈萨雷斯为劳尔，而一般大多数人直呼其姓就行了，谁会把范布隆克霍斯特叫成吉奥瓦尼呢？您又不是他爹，要这样范尼斯特鲁伊又该如何称呼？我想荷兰人里头也只有凡高（也有一个Van）的名字——文森特——是值得一叫的吧？

显然，央视五套的这位新人不单没做功课，连体育报纸恐怕都不大看，根本是西甲盲一个。当你听到把罗纳尔迪尼奥叫成高乔的仁兄又说“如果把罗纳尔迪尼奥叫做小罗纳尔多的话，那么萨维奥拉也可以叫做小马拉多纳”这样的蠢话，除了把电视音量调为零还能干嘛？

两年前广州一位老兄解说曼联比赛，居然不认得替补上场的福琼，居然干脆说“不知道他叫什么，不如我们叫他小强吧”。从无知到无耻，从无耻到无畏，这就是中国足球，别以为只有踢球的人如此，掌握话语权的足球媒体人士是否也有欠职业精神呢？小强也是蟑螂的雅号，那位视福琼如蟑螂的老兄如今照样打着专家旗号招摇过市，摇身一变成足彩财神爷，大概也知道Fortune是谁了吧，Fortune就是财富啊。似乎只有财富才能把这号人改造得专业一些，无疑，足彩既武装了广大球迷的足球知识库，又壮大了足球解说员的腰包。我承认我的西甲知识还不如很多赌神，如今你不难在身边找到一个连瓦拉杜利德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的球迷或赌棍，但要找一个对巴塞罗那如此陌生的解说员太难了。不错，央视是在进步，拿下西甲转播权更令广大球迷欢欣鼓舞，但是如果同时转播的话我当然会选择把罗纳尔迪尼奥叫做朗拿甸奴的ESPN而不是把罗纳尔迪尼奥唤为高乔的央视。说到底，只有长期缺乏竞争的电视体制才会闹出把福琼称为小强的笑话。

当然经过足彩的恶补，无论是专家、解说员还是普通球迷在知识层面上都在飞速升级。但知识不是趣味，而趣味二字正是说球、写球的最高境界。激情，见识，趣味，缺一不可，但激情和见识最终须得靠趣味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欣赏的解说员是ESPN那班香港佬（丁伟杰、何辉、江仲德），他们从小就遍阅赛事转播，香港也历经赌波文化洗礼，知识绰绰有余，趣味炉火纯青，方言的鲜活也令字正腔圆的国语相形见绌，听他们解说，颇有老友围炉看球把酒言欢之快感。当然我也喜欢左手挥舞着枪右手握着酒瓶的南美解说员，进了球之后拖长音——gooooooooal——仿佛要跟着进球者绕地球溜一圈，但一旦用汉语来强行模仿这种风格，很容易搞得像个高举高音喇叭喊口号的红卫兵，或者像个开着奔驰下乡一把扑到红高粱里伪高潮的城里人。实在受不了那些喜欢到处用感叹号的人！！！我推崇的说球风格还是——围炉夜话。偶或撩拨炉火，让火星四溅火舌升腾，却不至于把房子烧着了。

回到高乔，还得感谢那位解说员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小罗大名后面的确有一个“高乔”——Ronaldinho Gaúcho，Gaúcho准确的发音是三个音节，所以以前的拉美文学作品一般翻译成“加乌乔”。Gaúcho既不是小罗的名，也不是他的姓，而是其出生地的代称。小罗生于巴西南部高乔人多的地方，因此大家指称他为“高乔的罗纳尔迪尼奥”，就像大儒尼尼奥（米德尔斯堡那个）被叫做保利斯塔，意思是“圣保罗的儒尼尼奥”。因为众所周知，巴西同名同姓的人实在多如牛毛，你必须说清楚人家到底是麦子店的三儿，还是奶子房的三儿。罗纳尔迪尼奥本名其实就是罗纳尔多（Ronaldo），Ronaldinho就是“小罗纳尔多”。有趣的是罗纳尔多1994年世界杯时也曾被叫成罗纳尔迪尼奥，因为他当时的确太小，更主要的是当时队中还有一位板凳球员也叫罗纳尔多，于是巴西记者把小的罗纳尔多叫“罗纳尔迪尼奥”，把那个大的罗纳尔多叫“罗纳尔道”，以示区别。兔牙罗尼大红大紫后自然垄断了“罗纳尔多”这个大名，全名是Ronaldo de Assis Moreira的这位小的罗纳尔多只好一辈子叫罗纳尔迪尼奥了。好在他还可再冠以高乔二字倍增显赫——高乔本来就是一个血性、好斗、充满传奇性和神话色彩的名字。

感谢央视这位菜鸟解说员，无意之中普及了小罗的尊称。高乔罗纳尔迪尼奥！常山赵子龙！（2003）

又及：十年过去，国内足球解说水平飞涨，再看这篇旧文恍若隔世，不过能令人想与之围炉夜话的解说员还是不多——其中有詹俊、何辉以及陈熙荣教练，还有贺炜、颜强等。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那位央视西甲菜鸟叫甄诚，后来他再也没解说足球，转而成为一个体育娱乐和体育晚会主持人。恭喜他没入错行。

大饼崛起

多年前写过一篇“生于1982”，现在似乎该是“死于1982”的时候了。

我说我生于1982年，是因为1982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并爱上了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的巴西队。但是假设我还是个小屁孩，2010年第一次看世界杯，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就此成为一个巴迷，估计我更可能成为一个西迷，即便这支西班牙最终可能下场跟当年的巴西一样。

因为看起来这支西班牙队似乎比邓加这支巴西队更接近于1982年桑塔纳那支天花乱坠漫卷诗书的巴西队。

苏格拉底，你老人家在哪里？

大师发话了，前几天苏格拉底称：“巴西足球其实在1982年就死了，后来我们踢得跟别人都一样。”

这句话对我这个号称生于1982年的巴迷来说当真是一剑封喉，我真想把一腔汹涌热血喷到苏格拉底脸上：“你们把我们生下来就撒手不管找死去啦？！”

生于1982年的巴迷于是乎成了遗腹子，在大地上浪荡，狂饮狼奶度日。

还记得1982年那个夏天，巴西被意大利淘汰的第二天，我父亲一位朋友来我家，兴奋地大谈罗西，而我默不作声地走开。大人们不知道：一位巴迷已经诞生，嗷嗷待哺。

后来，我又从1982梦回1970年——那才是我出生的年代，1970年的巴西队和1982年的巴西队同样大美无言，不同的是1970年的巴西队拿到了金杯。

2001年在韩国釜山我见到了贝利，2002年在日本，在一辆开往赛场的媒体大巴上，我发现托斯唐——1970年巴西杰出的前锋——就坐在我后面，和我一样，采访证吊在脖子上晃荡。见到贝利和托斯唐，就像见到自己的前世，见到那些暗夜怒放的末路狂花。2002年在日本，我还两次见到法尔考，同样和我一样，采访证吊在脖子上晃荡。我向他问好，如同拥抱自己的童年，作为记者我并不习惯向球星索要签名，这实在有失身份甚至操守，但我唯独要了法尔考的签名，那一刻我只是一个快乐的球童。

对于1982年的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足球，一种是巴西人的足球，一种是其他人的足球。“我们”和“他们”是泾渭分明的。

而后来，巴迷不得不经常要和别人同穿一条裤子。足球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地球和足球将我们慢慢烙成同一张大饼。大饼崛起的时代，人面桃花今何在？

喝着狼奶，寻找蜂蜜，我依然在寻找1982年的巴西足球存活的证据，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从罗比尼奥千里走单骑，从麦孔零度撕裂地平线，从巴斯托斯连续过人犹如危树独舞悬崖。

从未见过苏格拉底，那位1980年代的苏格拉底博士，总让我想起贾柯梅蒂的长人雕塑，遗世独立，孑然一身，穿过噩梦，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诉说：我死了，但我曾经活过。

而如今，全球化像一张越摊越大的大饼，区别仅仅是：他在上面撒点葱花，而你撒点姜末，他撒点糖，而你撒点盐。但大饼还是大饼，大家都渐渐长成一个模样了。

2004年欧洲杯决赛结束后在混合采访区，一位悲愤的葡萄牙女记者问我的巴西朋友伊利克：“中国话怎么说idiota这个词？”伊利克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并为中国媒体工作，他如实相告：傻逼。于是，当希腊球员一个接一个兴高采烈地走出来，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声接一声奇怪的尖叫，那位葡萄牙女记者和其他几位葡萄牙男记者一起在冲他们狂叫“傻逼！傻逼！”。当然，希腊人不懂那是什么鸟语，对他们来说傻逼和牛逼，没有区别。

我没有贬低雷哈格尔大帝的希腊队的意思，但这给人的启示是：如果巴西队踢得像希腊队，那么没准更能夺冠。请问邓加和雷哈格尔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成王败寇，夺冠你牛逼，不夺冠你傻逼。

那么在大饼崛起的时代，傻逼和牛逼，到底有什么区别？（2010）

又及：这是南非世界杯开战前的文章，后来巴西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我想成为德科

让我们皱起眉头，向德科告别，就像竖起衣领，向坎通纳告别。

8月27日是德科三十六岁大寿，在生日前一天他宣布提前退役。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一位朋友时，他竟然说：丫原来还没退役呀？

这他妈的未免有点势利，似乎一个牛逼球员一离开欧洲，就意味着人老珠黄生不如死。巴甲就这么不济么？桑托斯0比8败给巴萨是很耻辱——即便只是友谊赛——但偶尔看一两场巴甲，你会觉得至少观赏性比很多欧洲比赛都要强。在德科退役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他以前的粉丝）似乎都不知道2010年回到巴甲之后，他率领弗鲁米嫩塞拿过两个巴甲冠军，巴西正印前锋弗雷德，也是弗鲁米嫩塞的。德科和罗纳尔迪尼奥一样，在职业生涯暮年余热挥洒得挺欢。

小罗和德科一起在巴萨达到巅峰，或者说把巴萨重新带到巅峰。一个龅牙灿烂，一个眉头紧锁，这是有趣的一对，截然不同的两人，他们互相映照，打开的远远不只是诺坎普的大门，不只是足球的大门。

德科可以在巴萨和里杰卡尔德合作无间，也能在波尔图充当巴萨后来的死对头穆里尼奥的球场传声筒，同样能在与巴萨球风几乎相反的切尔西叱咤风云。假如你老人家跟他大谈所谓艺术足球与力量足球的区别，所谓漂亮足球与功利足球的对立，他只会皱着眉头走开，然后一脚轰爆你的脑门。

2003年3月29日，德科首次代表葡萄牙队参赛，对手是他的祖国巴西。他利用任意球破门，帮助葡萄牙2比1击败巴西。最终他把鲁伊·科斯塔挤出了葡萄牙阵容，并赢得了起初对他充满敌意的菲戈的尊重。葡萄牙人对巴西人固若金汤的壁垒——“我们不需要巴西人来教我们，你们的语言、文化，包括足球，都是我们带给你们的”——就这样被德科和斯科拉里攻破。

假如你将之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例子，去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国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去探讨欧洲价值观与巴西价值观的冲突，那么德科会让持批判全球化立场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为难：你无法像当初批评邓加那样批评他，不错，在某些方面他像邓加一样“欧化”，比如勇于铲球，长传精准，但他浑身又充满了邓加缺乏的那股子巴西式的狡黠和机灵，比如穿裆过人。德科足以提醒人们，面对全球化不要只强调对立的冲突，也要看到主体与他者不断的混溶与弥合，不必非要强调他踢的到底是桑巴足球还是欧洲足球，竞技运动作为大众文化，是一个不断修改、刷新既有文化身份的跨文化动态过程。

在德科身上，对立的东西总是能得到奇妙的统一。他在比赛中犯规次数和被犯规次数总是差不多，什么叫攻守兼备，这就是。2004到2005年，德科在巴萨的第一个赛季，这样一位技术精湛的中场组织者，有一项数据在西甲整个赛季排名第一，竟然是犯规次数！在马蒂诺新时代，当人们探讨巴萨风格时，请不要只念叨催眠式传球，不要只看到Tiki-Taka，还要记住德科式的疯狗般的高位逼抢和反抢，记住奠定梦二风格的，不仅仅有小罗这位司令，还有德科这个永动机。德科既能够以灵光一闪的即兴发挥打破秩序，又能坚守纪律。

据巴萨队友们的回忆，德科不是队长，但在更衣室经常发表队长般的宣言。尤其是在走出更衣室之前一瞬，他会对队友喊：“让我们走出去，把他们干掉吧！”当年梦二访问亚洲，德科在日本远比在中国受欢迎，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小罗，球场上穿德科球衣的日本球迷太多了。记得有一张照片，一位日本球迷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I want to be Deco。而在中国，哈维和伊涅斯塔受欢迎程度肯定排在德科前面。为什么德科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似乎足以上升到国民性来探讨。日本足球一直甘当巴西足球的小弟，但他们知道小罗那样的旷世天才是学不来的，而德科可以是学习的榜样，这个紧锁眉头的形象太符合日本人的男性审美观：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永不放弃。

2006年在德国看世界杯，看着那支把自己当成了一桌豪宴却没什么胃口的巴西队，我恨铁不成钢地想：如果是斯科拉里来带多好，如果德科在巴西队，该有多好。在科隆大教堂后面看大屏幕转播葡萄牙与荷兰大战，当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相继被罚下，这对巴萨队友坐在通道出口一边聊天一边观战，科隆大教堂外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德科，一个血战到底“死便埋我”的形象。

哈维挤走里克尔梅，因为他经常是场上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德科挤走鲁伊·科斯塔，因为他经常是场上犯规次数最多的球员。哈维和德科承继了古典足球血脉，却昂然走出古典足球的八宝楼台，从后花园直通战壕。极少有像德科这样，把花活和脏活揽于一身的球员。如果非要找一个近似的，恐怕只有斯科尔斯。

德科喜欢强行过人，这一技术特点令他少不了挨踢，而这哥们又属于杀红眼搏老命跑不死那种牲口级球员，注定伤痕累累，肌肉也更容易受伤。这样的球员，告别注定是悲壮的——带着一身伤痛。

灵感，才气，容易被滥用，容易显得不那么可靠。我更喜欢“才能”这个词，而不是才气和才华。才气和才华必须转化为能力，或者说通过能力，得到实现，才气只是一种“气”——一不留神就沦为空气——而“才能”是及物的，是实实在在的。罗纳尔迪尼奥那样的大神当然值得仰望，那样的大神百年难遇，甚至容易给人仙人下凡不劳而获的感觉，小罗的脚是用来写诗的，但德科的脚，是用来踢球的——偶尔，也是用来踢人的。他能要你好看，也能要你难看，能蝴蝶穿花，也能人仰马翻。小罗粲然一笑，不带走一片云彩，而德科眉头一皱，狼烟四起。

这是艺术家与工匠形象的合一，游戏与劳作的合一，他设计桥梁，但也搬运石头，他抡锤打铁，但也雕龙刻凤。

就像卡尔维诺的男爵，轻逸地在树上跳来跳去，但更像福克纳——一个举起锯子的、伐木者的形象。

德科，中文译名之漂亮精确，仅次于齐达内。

哦也，德先生与赛先生。（2013）

粉红劳斯莱斯的弹射座椅

没有比看电影掉眼泪更廉价的事儿了，看完上厕所一泡爽尿下去，脑子也就清醒了，你会为自己竟然被一部三流煽情片弄哭这件事，恨不得流下悔恨的泪水。

邪门的是有一次，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看完巴西电影展出来，我在厕所竟然一边尿一边泪流。那是纪录片《永远的贝利》。不，不是被什么煽情情节煽出了眼泪，我纯粹是被那种惊世骇俗之大美，那种灵魂出窍之大美，给震撼了，以至于一时从电影里出不来。但愿盗版商赶快行动，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片子，否则世人会只记得贝利的乌鸦嘴，而忘了他的神仙脚。

所以，当贝利说看内马尔踢球让他想哭——他以前也说过看罗比尼奥踢球让他想哭，只能说贝利现在看内马尔要比当初看罗比尼奥，哭得更凶——这真不是有意煽情。偶尔，极其罕见的偶尔，当人面对星空或云彩，面对一行诗句或一幅画的时候，也会想哭，那不是什么触景伤情，而仅仅是因为纯粹的、不容置喙的美。我一位朋友说她年少时有次读苏轼的一段文字就哭了，仅仅是因为——美。

内马尔身高和贝利一样，虽然身体和爆发力、射术以及头球这三项尚不能跟贝利比，但技术动作实在像极了贝利，比罗纳尔迪尼奥更像。

然而看内马尔踢球又让人想笑。笑，是巴西球员的招牌，从罗纳尔多的“兔牙”到小罗的“烂牙”，都灿烂得让人想撕丫的嘴。有一个经典镜头：内马尔面对对方后卫，双手叉腰，双脚一动不动，逗对方上抢，而对方后卫笑了，也模仿他双手叉腰，双脚一动不动，就是不上钩，这样的场面令火爆的球场一下发出哄笑声。也只有巴西人能让火急火燎的足球突然停下来，令我们不用思考人生，只需发出会心的笑，让这个火急火燎的世界出一会儿神，出一会儿窍。

哭，狂喜；笑，轻逸。泪与笑交替的巴西足球，是教堂塔尖上的鸽子，是蛋糕上的樱桃。但巴西人在摘尝樱桃的时候，难免会质问：谁偷走了老子的蛋糕？！樱桃之美，得建立在蛋糕的基础上，要漂亮足球，也要实惠——那就是奖杯。

英国小说家兼阿森纳骨灰级球迷尼克·霍恩比，曾经把他小时候看过的巴西队比喻为《雷鸟神机队》中的粉红劳斯莱斯和《007》中的阿斯顿·马丁，配备了弹射座椅、隐身小炮等装置，因而超凡入圣，“他们展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足球，没有人，即使是巴西人自己，能再次找回这种理想；贝利退役了，随后五届世界杯，他们仅仅展示了一点点弹射座椅的火花，仿佛1970年只是他们做过的一场似是而非的幻梦。”

余生也晚，只知道1982年也已成了一场似是而非的幻梦。

在1982年的西班牙，桑塔纳的球队拥有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儒尼奥尔、埃德尔，似乎足够重演1970年的好戏了，但古典足球还是不幸被送上了祭坛。埃德尔这位左边锋如今已被淡忘，而他之所以被淡忘，是因为没有成功地用香蕉角球直接破门，这哥们老想着用弹射座椅发射火箭。巴西人在1970年之后一直到今天，仍然展示了很多弹射座椅的火花，问题是尽管弹射座椅火花四溅，粉红劳斯莱斯和阿斯顿·马丁最后还是被别人开走了。而1994年和2002年，当巴西队终于拿到钥匙开走粉红劳斯莱斯和阿斯顿·马丁的时候，却被巴西人自己批评火花太少。2010年在南非，邓加的球队就只像是二十三辆爆了轮胎的旧车了。

巴西人依旧渴望重演历史，渴望借助古典黄金时代的幻梦来痛击破铜烂铁的现实。在被欧洲人统治的时代，死敌阿根廷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欧洲人的走狗。巴西人自认为是足球的正宗。巴西足球不单是欧洲足球的输血管和大后方，而且是永恒的革命根据地。

满嘴樱桃的球王当然是最可爱也最无可救药的巴西圣徒，他总是说内马尔应该留在桑托斯（至少应该多留几年），强调桑托斯不比欧洲球队差。他依旧活在旧时代，也不想想如果足球的职业化商业化浪潮早些到来，他早就去欧洲了，不可能直到快油尽灯枯了才去纽约宇宙队捞钱。而内马尔加盟的是另一个宇宙队，当桑托斯被巴萨八球狂宰，才令贝利这样的巴西原教旨主义者转而祝愿内马尔在欧洲进步得更快，以便回来为巴西队捧起世界杯。

贝利想把根留住，斯科拉里则连根拔起随风飘荡——他巴不得年轻球员尽快去欧洲磨练。传统与现代之争：一个尽想着弹射座椅，一个只想着开走阿斯顿·马丁。这也是巴西人灵魂深处的分裂。

幸好，巴萨是最能够协调这两条路线的俱乐部，内马尔选择巴萨，当然是想沿着罗马里奥、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的路线前进。但内马尔尚未达到那四大神的高度，不仅仅是因为个人造诣，还因为巴萨已经有了梅西这位统治者。

贝利前几天再次把内马尔和梅西相提并论，不惜把C罗和伊布排在这俩的后面；克鲁伊夫尽管一直反对巴萨买内马尔，但是他用“一个国家不需要两位元首”这个比喻，却相当抬举内马尔——等于承认内马尔可不只是一位部长或者副总理。

但内马尔和梅西的差距很明显。论狭小空间里的动作速率以及随意变向变速的能力，梅西在整个足球史都堪称无敌。好在能力比不过，还可以比风格。内马尔和伊涅斯塔球风的相似度要远远高于他和梅西，内马尔过人就像是一串脆爽的冰糖葫芦，而梅西过人就像一串冒烟的孜然羊肉串，冰糖葫芦毕竟是零食，不如羊肉串实在，您尽可以随便来十串羊肉串，但来十串冰糖葫芦试试？还不甜腻死你。巴萨一手举着冰糖葫芦一手举着孜然羊肉串，当然会味蕾大开口水直喷，然而不可能有两个足球，一个给梅西，一个内马尔，让他俩分头表演过人。假如内马尔要融入巴萨，几乎肯定要迁就梅西，他那些招牌的花哨杂耍肯定会失去很多用武之地。

即便是在巴西国家队，他也不可能像在巴甲那么耍。斯科拉里的风格向来比较实用主义，2002年他夺冠，便是从贝尔萨的阿根廷队取了经，巴西队眼下要师法的，与其说是巴萨还不如说是皇马，那就是不做过多的中场倒脚，更注重快攻，斯科拉里甚至还要向已经在萨维利亚治下找到感觉的阿根廷队学习。巴西要向阿根廷学习，何况阿根廷本来就是南美最“欧化”的国家。内马尔要向梅西看齐，因为梅西十三岁就去了拉玛西亚采石场。唯有如此，才能更快“融入欧洲”。这就是内马尔的两难——融入欧洲，多少必须以牺牲巴西足球的传统特色为代价。内马尔在桑托斯更衣室黑板上写下一行告别语：“我走了，但我还会回来。”

内马尔之所以如今的广告收入差不多足以比肩梅西，正是因为他令人想哭又想笑的极具观赏性的杂耍般技巧，那些火光四溅的粉红劳斯莱斯的弹射座椅。耐克是要用内马尔去对抗拥有梅西的阿迪达斯。耐克与阿迪的竞争，巴西人与阿根廷人的宿斗，似乎一山难容二虎，但不妨想想小罗提携梅西的往事，梅西不会不投桃报李。

欧洲作为一个圆心，磁石般吸引了南美和非洲的“边缘”文化，在消化和融合、吸收和排斥之间，始终具有令人焦虑而兴奋的张力。习惯在泪与笑之间跌宕的狂欢少年，从此戴上欧洲的面具和铠甲，却是为了保护巴西的头颅和心脏。这是一个内马尔式悖论，关于激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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