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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3 0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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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法隆,马克·刘易斯,(美)卢克·迪特里希,吴张彰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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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心理学系列(套装共3册)

暗黑心理学系列(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第一部分 泰博学院记 第一章 改变状态第二章 失控第三章 飞蛾扑火第四章 多巴胺与欲望:一个浪漫插曲第二部分 加州生与死 第五章 告别低潮第六章 致幻剂,性,暴力第七章 迷幻的终章:警察与天使第八章 海洛因,三人组,死亡之眠第九章 沉沦第三部分 飘来飘去 第十章 旅行开阔心胸第十一章 意识的失去与找回第十二章 鸦片地第四部分 疾病与健康 第十三章 老鼠乐园的夜生活第十四章 罪与罚第十五章 治愈后记致谢

终身失忆人:关于病人H.M.的记忆、疯癫和家庭秘密的故事 赞誉前言1 那次跌倒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3 梦想的职业4 大桥5 埃琳娜6 香丸之旅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8 总好过无所作为9 残缺10 2200房间11 落日山丘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13 无限制使用权14 记忆复现15 真空管和碎冰锥16 她被带入了大海17 手术台上的普鲁斯特18 不幸中的万幸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21 猴子和人22 阐释五角星23 “他妈的”中心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25 杜威战胜了杜鲁门26 一个亲切而顺从的人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28 病人H.M.(1953-2008)29 骨灰的味道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31 身后之事后记鸣谢目录CONTENTS

天生变态狂: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

作者介绍

赞誉

序言

01.一张脑部扫描图引起的混乱

02.成长之路:那些不起眼的“罪恶”

03.我是谁:科学家VS心理变态

04.充满血腥的家族史

05.变态大脑的现实成功之谜

06.从TED到《犯罪心理》

07.爱情、友情和那些不堪回首的韵事

08.其实我还有躁郁症

09.你能改变一个心理变态吗?

10.论心理变态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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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介绍

詹姆斯·法隆: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教授及学科带头人,获奖神经科学家,教授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已经35年。他所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成人干细胞、中枢神经系统回路、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解剖、基底神经节、多巴胺、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症、人类大脑成像等。

他的神经复原公司获得了年度最佳生物新技术的评选,推动了干细胞研究的重大突破。《纽约时报》说他对产后新神经元发育的探索是十年来大脑研究最重要、最惊人的成就。他经常为各类媒体提供犯罪和恐怖心理的专业分析,在犯罪心理电台上露面,在BBC“Are You Good or Evil”节目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在《犯罪心理》系列剧中那个携带变态心理基因的心理学教授是其本色出演。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詹妮·亨瑞和约翰·亨瑞。

他们早早发现了我身上的缺陷和问题,却一直用爱、支持与温暖引导我。赞誉《天生变态狂》感人至深,讲述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发现自己是心理变态者的故事。詹姆斯·法隆毫不隐讳地谈及自己的犯罪基因,并以此作为宽容他这样一个人存在的理由。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保罗·扎克博士《道德分子:爱与繁荣的源泉》的作者

包罗万象,引人入胜。想要理解心理变态的基因和神经基础,不可不读。M.E.托马斯《一个反社会者的自白》的作者

仅仅是心理变态这个词就能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它也给我们数十年的电影电视提供了灵感。事实上我认为,这个词无所谓好坏,它本身并没有掩盖其所包含的行为特征。在这本书中,法隆带我们深入他的精神世界,穿过错综复杂的旅程,打破了所有关于心理变态行为的刻板印象。西蒙·米伦《犯罪心理》导演

自我探索的历程发人深思。法隆将自身置于显微镜下,试图厘清塑造自己的生物和成长发展史。他的精神病学洞见迫使我们思考先天与后天的重要作用,以及适应性人格特质和不适应人格特质之间的隐秘联系。约翰·伊甸博士德州农工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教授、临床培训主任

本书窥视大脑的黑暗面,引人入胜。最阴暗的想法为什么会产生?有多少人处在心理变态者的状态自身却并没有意识到?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人,这本书绝不可错过。法隆博士研究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最奇怪的思想和行为是如何形成。鲜有人能像法隆博士这样理解大脑、并写出如此风趣而迷人的作品。真令人叹服。埃利·罗斯作家、导演和制片人

吸引人的,有见地的,离奇的。《科克斯评论》

他最后出人意料的结论可以拓宽我们看待常态问题的方式。Nature序言

2005年10月的某天,当初秋最后一丝闷热从南加州渐渐褪去,我正在对将要交付《俄亥俄刑法杂志》发表的论文做最后几处修改。长期以来,我对心理变态杀人犯脑部扫描图像的研究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十个年头,最终凝结成《年轻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一书。书中记录着一些你能想象到的最坏的人——他们经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开那些保密条例,向你陈述这些罪行,这些故事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迹斑斑的过去并不是使得杀人犯有别于常人的唯一理由。作为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数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脑部扫描图。杀人犯们的图像却与众不同。他们的脑部扫描图都呈现出一种罕有而令人担忧的共同特征,即额叶和颞叶(通常来说,这两部分是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脑功能低下。这些部位的活跃程度低下暗示着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冲动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罪犯都拥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记录。我在论文里说明了这些特征,交稿后便投身到其他项目中去了。

进行杀人犯脑部扫描图研究的同时,我的实验室还在进行一项基因方面的独立研究,想要找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特定基因。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们为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做了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同时我们也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测试,作为实验中的正常对照组使用。

10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来分析家人的脑部扫描图,那叠图片里的最后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来非常奇怪。事实上,这张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我在论文里写到的那些不正常的图像,也就是说这张图像的主人是个心理变态——或者说,至少与心理变态者同样有着一些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我对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怀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家人的扫描图像中混进了些别的图像。通常来说,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的情况下,即使我竭力让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东西放错地方这类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麻烦的是,为了将所有的扫描图做匿名处理,我们给所有图片随机编码并且隐去了图片主人的姓名。所以为了确保我没有弄错,我让实验室技术人员撕开了编码。

看到了图像主人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当中出了错,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技术员们去核对扫描仪,检查其他技术人员们做的图像和数据库资料。但一切都毫无差错。

那确实是我的脑部扫描图。

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天气晴朗温和,你决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园散个步。信步游园之后,你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下来歇息,边上还坐着一个长得不错的年轻小伙子。你们互相问好,他也随声附和说:“天气真不错,活着真是好呀”。接着你们又交谈了十五分钟,对彼此产生了大致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你们可以了解有关对方的很多事情。也许你会知道他谋生的职业,他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小孩,又有些什么业余爱好。也许他看上去聪明,迷人,坦率,有趣,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段子,总的来说,和他的谈话令人愉快。

基于你谈话的对象,接下去的十五分钟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诉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个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可能会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那个段子,重复同样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样的肢体动作,讲同一句俏皮话。如果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调整坐姿,说话的时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觉得不舒服,起身离开,并时不时回头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跟上来。

如果长凳上,坐在你边上的那个人是我,你应该会觉得我大体上能算是个有趣的家伙。如果你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会告诉你我是研究大脑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会告诉你,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医学院的一名教授。我会向你描述我的职业生涯,怎样教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和研究生们了解人类的大脑。如果你听得津津有味,我还会跟你讲讲我那些关于成体干细胞、帕金森动物病例和慢性中风的研究。此外,以这些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我还成立了三个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保持着盈利的好成绩,另一家从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国家奖。

如果你还有兴趣听下去,也许我会提到自己是很多学会和专家小组的成员,关注艺术、建筑、音乐、教育和医学研究等领域。除此之外,我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顾问,致力于研究战争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你不休地追问下去,我会提到我出演过的电视剧和电影,还有我以前做过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从酒吧吧台服务生、工人到老师和木匠。直到现在我还留存了一张过期的卡车司机公会卡,我以前还当过卡车司机。

某一刻起,你可能会开始想,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在吹牛。特别是当我宣称,我十四岁那年被评选为纽约奥尔巴尼教区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还曾经是五星级体育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不过,即使你可能觉得我话太多,认为我是个满口胡言的家伙,你仍然会发现,和你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你,仔细听你讲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你可能会有些惊讶,我对你的生活是如此的好奇,对你的观念和你对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应下次可以再见面,最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我身上一些让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时不时会发现我在说谎,或者我经常会在赴你的邀约的时候迟到,让你不开心。但是,撇开我的轻度自恋和间歇爆发的自私行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毕竟,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个边缘型心理变态。

我愿意写下这个故事,写下这个可能算不上绝对完整但却绝对真实的故事,来与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分享我整个家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背景。当然了,整个叙述都建立在大量来自脑成像、遗传学和精神病学的科研数据上。除此之外,还来自残忍的自我剖析,来自那些时不时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对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讨论分析。(但愿我的家人不会在读完此书后跟我断绝关系。)我完成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要讲故事或是拥护什么全新的科学发现。我的愿望是能通过我的叙述,理清对一个议题的讨论,一个在我们文化中,虽然备受大众关注,但却缺乏理解和共识的议题:心理变态。

除了书中提到的基础科学理论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我所完成的研究,和我提出的理论可以派上用场。我希望这个关于大脑、基因和早期成长环境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将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塑造成为心理变态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的读者们,还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这些更大的方面中做些贡献。也许听上去有些夸夸其谈,但是在接下来的书页里谈到的这些理论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假说,在那些长期饱受暴力困扰的地区,例如加沙地带和洛杉矶东部地区之类的地方,女性为了受到保护就会与暴力分子结合,使得有心理变态潜质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战基因得以传播开来。这又加重了地区的暴力问题,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经年累月之后,就构成了一个充斥好战分子的社会。这个假说仅仅是一个推测,却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家,一个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的神经学家。我的这一身份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个成年生活所有行为、动机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来,人类是一种机器,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机器。数十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我们个性的80%,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20%。

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看待大脑和行为的。但这个观念却在2005年经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使我过去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的生活不断妥协。我渐渐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我们不能片面看待我们的行为、动机、欲望乃至需求,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我们对于真相的发掘。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的人或者错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了手中的这本书的原因。

一个心理变态可以伪装出很关心他人或是充满悔意的样子,但他的大脑却会说实话。这就是我在2005年那个10月一直在做的事,直到我发现了自己怪异的脑部扫描图,暗示我的大脑在负责同理心和道德观的部分活动减弱。“心理变态是什么?”

身为一个科学家,在看过自己的大脑扫描图像之后,我开始更多地从专业角度,而非出于个人的惶恐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开始询问我的心理学同事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与心理变态这个身份相符合。我咨询了一些业内最杰出的研究人员,却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有些人回避这个问题,说心理变态根本不存在。要定义一个心理变态就像是要定义神经衰弱那样让他们无从下手。变态这个词已经被大众用惯了,但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却难以界定。(就好像蔬菜,这个在厨房里被惯用的措辞,在生物学上却难以界定。)当我求助于我的朋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同事,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心理医生的法比奥·马萨拉蒂(Fabio Macciardi)时,他这样回答:“对心理变态,从来没有精神病学意义上的诊断。”在我一再追问下,他补充道:“从手册上我们可以找到与心理变态最相近的情况是一种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但这也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变态。”

法比奥口中所说的手册指的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通常被称为DSM,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圣经。它通过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认证,对所有种类的精神和心理障碍进行了概括、定义和分类,并给出了每个专业人士都应该遵循的诊断标准。手册囊括大量的精神障碍种类,从神经性厌食症到精神分裂症面面俱到,但心理变态却不在其中。手册这样定义法比奥提到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普遍特征是不尊重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该特征通常在患者15岁之后表现出来。以下七项评判标准中,符合三条或以上的人,可被视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无法适应社会准则;缺乏责任感;说谎;对他人境遇漠不关心;行事不计后果;做事毫无事先计划;敏感易被触怒和富有侵略性。”除却手册之外,很多的医生和学者们也对心理变态各有自己的定义。但问题在于,这些定义都各不相同,而且没有一条足够准确明了。

从传统的医学式的诊断标准来看,对心理变态的诊断会引起重重争议并不出人意料。对于类似肥胖症、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生理疾病来说,疾病的症状清楚且易于检测,很容易判断病人是否患病。病人是不是胰岛素过低,影响了身体糖代谢机能?如果是,那就患有糖尿病。但心理疾病的诊断却不是这样简单。

首先,心理疾病并不被看成是种疾病。要定义疾病,首先要了解某个失调症产生的原因(即致病原)以及这种失调症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即病理生理)。与对其他器官组织疾病的了解相比,我们对心理疾病潜在的病理生物学机制却知之甚少。除了对大脑运作机能上的一点了解之外,大脑对人类来说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因此,大部分的心理疾病被称为心理障碍或者心理综合征。心理变态则处于心理疾病阶梯的最低端,人们无法找出可以诊断心理变态的确切症状,对它是否存在也各持己见,所以对其潜在病理也没有统一的专业意见。想要仅仅通过量表或者通过表象鉴定并定义心理变态就好像是使用动物分类学手册鉴定动物。会飞,会吃东西,会发出声音的动物可能是一只鸟,也可能是蝙蝠或者任何一种昆虫。你无法确定鉴定对象究竟是什么。

虽然尚没有可以检测类似心理变态之类的心理疾病的固定手段,我们仍旧可以使用一些成像技术了解病人的大脑,判定他们的一些状态。例如PET(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和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遗传学检测、行为和心理计量测验以及从大量医学和心理病理学检测中得来的信息。将这些测试结果汇集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些可能揭示心理障碍的症状。由于心理障碍通常伴有多个症状,医生将根据患者表现出症状的多寡和严重程度给出诊断。对大多数心理障碍的诊断可以由计算尺得出,这种计算尺被称为谱系,用来判断患者的病情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最常见的心理障碍谱系是自闭症谱系。其轻度的判断标准是语言习得迟缓、兴趣面狭窄,而重度的表现则是严重的重复性行为和交流障碍。

撇开“心理变态是否确实是一种心理障碍,如果是那它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个议题不论,医学界针对心理变态已经有一些被广泛接受的量表。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测试量表是PCL-R(心理变态测评量表,修订版),也因为它的设计者,加拿大的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医生而被称为海尔量表。海尔量表包含12个测试项目,每个项目都分为0、1、2三个评分,以评价患者心理变态特征的三个等级:无症状(0分),部分符合该症状(1分),完全符合该症状(2分)。在这个标准下,一个“得满分”40分的人,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心理变态者。通常来说,超过30分即可被诊断为心理变态,有时候,测量结果超过25分也会被诊断。测试会由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医师负责打分,一般是以座谈的形式由临床医生访问受访者,有时医生会得到受访者的犯罪记录和医疗记录作为参考,并在第三方的监督下完成评估。对受访者的评估也可以由一名非常了解受访者的医师在受访者缺席的情况下完成。

所有的心理变态特质可以被归为四类,或者说是四种“因素”。人际因素:包括认识肤浅、表现夸张、充满欺诈。感情因素:包括毫无悔意、缺乏同理心、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行为因素:包括行事冲动、做事缺乏目的性、为人不可靠。反社会因素:包括暴躁易被触怒、有青少年违法记录或是有犯罪记录。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心理变态有关,但比心理变态更加常见,是一种对外在破坏性行为的衡量。而心理变态则是一种潜在的人格问题。事实上,心理变态测试是一种对连环犯罪、严重犯罪和预谋犯罪的很有效的预警。

虽然有观点认为心理变态是可以自测的,并且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诊断”,心理变态仍是不可以随意评估的。心理变态自测量表中典型的自测题差不多是这样:“需要的话,我可以表现得很精干、机灵、淘气而且聪明,我也可以背弃道德,变得狡诈、虚伪、卑鄙。”再举两个例子:“我时不时地感觉自己需要强烈的刺激,需要新奇的东西,需要有东西让我激动和战栗;我很容易厌倦。这导致我会去做些投机或者冒险的事情。坚持完成某个任务或者长期从事某个职业对我来说特别难。”“我通过有意操纵他人的手腕谋取了巨额利益。那些‘正经’的工作会让我觉得没动力。我在自我约束方面有点问题,无法承担我分内的责任。”

为了描绘海尔量表中对心理变态的分级,我可以从流行文化中举几个例子。流行文化中满是心理变态案例,这些例子或完全符合,或部分相关,都与心理变态脱不了关系。最极端最荒谬的例子莫过于惊悚片里那些一口脏牙,瞎了一只眼睛,周身散发着危险气息,会让你立刻觉得战栗的坏蛋。比如弗莱迪·克鲁格[1]或是《德州电锯杀人狂》里的变态杀人家族。甚至可以是克里斯蒂安·贝尔在《美国精神病人》里饰演的那个自恋且心理错乱的帕特里克·贝特曼。但这些角色都不能算是变态人格障碍的典型。他们都过于夸张——即便是最凶残的罪犯也不会出现这样明显的癫狂。

比较贴切的例子应该包括乔·佩西在《好家伙》里扮演的汤米·迪维托和丹尼斯·霍珀在《蓝色丝绒》里扮演的弗兰克·布思。这两个角色看起来比较正常,是那种与你在大街上擦身而过之后你都不会再想起来的普通人。但他们内心失常,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与身俱来的攻击性,对自己的暴力行为也很少表现出悔意和同情。汤米和弗兰克就会在海尔量表中得高分。特别是汤米,他口若悬河,极富魅力,极具掌控他人的能力。他很能让人开心,也可以快速切换自己的角色。在那段“我哪里好笑吗?”的戏里,他完全把对方牵制住了——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心理变态者们可以把别人逼进手足无措的境地。另一幕戏里,汤米对一个侍者的脚开了一枪,并恶毒地诅咒他说这一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接着又坐回去继续玩纸牌。杀人之后变态杀手总会说他们觉得是另一个人杀了人,或者声称是受害人造成了致命一击。他们觉得自己分裂了,是在外力的推动下不受控制地犯罪。就像汤米管他对侍者开的这枪叫做“一场意外”。虽然并非所有变态人格障碍患者都容易冲动,狂热于暴力犯罪,但其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汤米和弗兰克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最推崇的案例来自布莱恩·考克斯和威廉·皮特森在1986年上映的电影《孽欲杀人夜》中的演出。考克斯在片中饰演系列食人案件的凶手汉尼拔·莱克特。这个角色之后因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沉默的羔羊》和《汉尼拔》中的演绎变得更为名声大噪。汉尼拔缺乏同情心,伶牙俐齿,能将身边的人操纵于鼓掌之中,他对自己恐怖的离经叛道之举毫无悔意。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变态人格障碍者,是会在海尔量表中得高分的人。现实世界中类似汉尼拔这样的变态人格障碍者都背负了耸人听闻的极端命案,例如杰夫瑞·达莫[2]、泰德·邦迪[3],或者山姆之子[4]。

但根据海尔的理论,还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变态——有些人不会在海尔量表中体现为高分,现实中仍表现出严重而典型的心理变态特质。这样的例子可以是《孽欲杀人夜》中的由威廉·皮特森饰演的FBI分析师威尔·格拉哈姆。剧中,格拉哈姆发现自己同汉尼拔一样个性冲动,缺乏同情心。虽然他并非一个杀人凶手,

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心理变态者,或者说至少是一个边缘型心理变态者。我喜欢称之为“准心理变态”。他在海尔量表中的得分可能会在15到23分之间,刚好在30分这个变态人格障碍的判定标准之下。但除此之外,你会觉得他完全是个正常人。当我和我的太太黛安在1986年观摩这部电影时,她指着荧幕上的格拉哈姆对我说:“这个人就是你。”(当时这句话确实让我有点失落。但我说服自己认为,我太太指的是我和格拉哈姆一样既和善又有深度。)

完全成熟的典型的心理变态者——即那些在海尔量表中得30分或者更高分的人——在所有测试者中女性仅占1%,男性仅占3%。尽管海尔量表的分类系统很宽泛,也许正因为这种宽泛,它倍受质疑,就像所有新兴的医疗和科技领域那样,受到热烈的讨论。每一场科学会议,每一次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在门廊吧台间不经意的谈话,都会不约而同地指向对人类天性的讨论。

对海尔量表的一种批评指出,该量表没有将不同的阶级和种族考虑在内。试想一下拉斯维加斯充满暴力犯罪的穷困街区,在这里通行无阻的行为准则与明尼苏达州的上层社会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势必大不相同。此外,人们对海尔量表在预测暴力行为上的作用也充满分歧。瑞典隆德大学、哥德堡大学以及乌普萨拉大学的马耳他·瓦列纽斯(Marta Wallinius)和同事们2012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海尔量表中的反社会倾向特征评价(冲动、莽撞等)对预测暴力行为十分有效;而人际关系特征评价(空洞、肤浅等)却完全没有预测暴力的作用。刑事审判系统也对这些研究发现充满兴趣。

让我们把关于心理变态是否存在的争论放在一边,心理医师们大都认同,要诊断心理变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特质便是患者对他人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患者的情绪缺乏波动,波澜不惊。心理变态们可能不会憎恨什么,但他们也不愿意像普通人那样去爱与被爱。他们精通操纵的手腕,是说谎冠军,能说会道并且富有魅力,能使他人放松警惕。他们不像一般人那样惧怕劣行的后果,面对谎言被揭穿或者暴力行为被曝光的压力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能保持冷静。即便是心理变态中最危险的那一些人也可以偶尔表现得阳光乐观,无忧无虑,开朗外向。但是他们早晚会显现他们的疏离、冷漠和高傲。他们冲动、鲁莽却鲜有同情和悔意。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就拉你入伙去找些危险的乐子,但在有人受伤时却只是耸耸肩而满不在乎。

在鉴别心理变态的征程上,海尔量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并不完美。比起用0、1、2三个级别累加计算20个甄别特质,我会用0到5来评分,并给每一个特质加上不同的权重。做得更好些的话,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属于个人的概况描述,而不只是一个分数或者一个非黑即白的绝对诊断。这就好像你不能仅仅靠身高和体重来判断一个人身材是符合标准还是超重。他有没有经常运动?他每天吃些什么?有些人可能超重,但看上去身材匀称。而一个对病人有充分了解的医生则可以将以上一切问题都考虑在内。

要列举心理变态的行为特质也是件难事。每种特质都会有些重合,比如戏剧性人格特质、自恋特质和反社会人格特质。况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心理变态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之类的问题。现如今,心理变态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最新版诊断手册已经开始讨论人格障碍的“规模”了。但这种改变很难被推进,特别是当医生们疲于更新他们的知识储备,保险公司又依赖特定的诊断进行赔付,每个人都喜欢定论和明确的标签。这种情况下,要纠正人格障碍诊断非黑即白的状况实属不易。依我看来,我对待心理变态的态度,就像普通人对待艺术:我不能定义它,但我能认出它。

人们常常会问,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心理变态的区别在哪里?姑且不论很多心理学家否认心理变态的存在,从临床角度来说,他们的区别纯粹是语义学上的。罗伯特·海尔指出,社会学家们更关注环境,即影响人格障碍中的可变因素,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社会病态”一词,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在下诊断时除了关注社会因素之外,也关注基因、认知和情绪因素,因此他们选择使用“心理变态”一词。我是一个脑科学家,又对人格障碍的基因学和神经学诱因抱有兴趣,所以我把本书的论题定为“心理变态”。接下来我会用“心理变态”一词来描述那些混合着海尔量表中以下四方面特质的人:人际特质、感情特质、行为特质和反社会特质。

1968年,还是一个大三学生的我观看了电影《查理》,此后我就开始对大脑产生了兴趣。电影《查理》讲述了一个名叫查理的智残者,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想要学会学习的故事。他坚持不懈地学习,并通过一次神经外科手术变成了一个天才。他的密友,一只实验室老鼠也接受了同样的手术。这部预言性的电影中,描述了行为的生物化学基础,给我指明了职业生涯的方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研究了有关大脑的方方面面。很多研究者都愿意专注研究某个相对狭窄的领域,而我的兴趣覆盖有关大脑的所有领域——从干细胞到睡眠不足无不涉足。

我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心理变态,受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系和人类行为学的同事之邀分析一些暴力凶杀犯的正电子扫描图。其中包括一些连环凶杀犯,他们已经被判有罪,正在等待量刑。通常在法律程序的这个阶段,凶杀犯们都会同意进行脑部扫描,期待能找到些脑部损伤,来换取宽大处理。

就像我已经提到的,我们对心理变态知之甚少,但如果没有扫描技术,我们可能知道得更少。因为一个心理变态可以伪装出很关心他人或是充满悔意的样子,但他的大脑却会说实话。这就是我在2005年那个10月一直在做的事,直到我发现了自己怪异的脑部扫描图,暗示我的大脑在负责同理心和道德观的部分活动减弱。

基于我对这个项目的了解程度,你可能会认为我被吓坏了,或者会为了这个发现而担心沮丧。但我没有,因为我对整件事情了解得比你想象得要多。我是一个快乐的已婚男人,有三个我深爱的小孩。我从没有暴力行为,没有操纵他人,也没有参与过什么危险的犯罪行动。我不是汉尼拔·莱克特那种人——一个倍受尊敬的脑科学家,沉迷于研究他那些毫无戒心的病人们,满脑子只想着要用怎样的手段来更好地控制那些人,为自己谋取利益。见鬼,我是一个科学研究者——我甚至连病人都没有!

但我的脑部扫描图确实告诉了我一些我不曾了解的事情。当时我刚刚递交了一篇论文,概述了我对于心理变态的研究成果。我总结出一套理论解释了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描述了一个心理变态特有的脑部扫描图像,而这个图像恰好与我自己的情况相吻合。所以我要怎样解释我刚刚发表的论文?我是我自己理论的一个例外?如果我不是一个心理变态,那我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关于自己大脑的研究结果——这个对我们所有思想和行为负责的器官,我们又应该怎样了解真实的自己呢?

[1] 弗莱迪·克鲁格:《猛鬼街》系列电影中的经典恐怖形象。

[2] 杰夫瑞·莱昂内尔·达莫(Jeffrey Dahmer),美国著名连环杀手,犯下多起命案,他会将受害者绑架、杀害、强奸,最终吃掉。1994年11月28日清晨,达莫在威斯康辛州的哥伦比亚行为矫正中心服刑期间被一黑人囚犯杀死。

[3] 泰德·邦迪(Ted Bundy),美国连环杀手。在最后一次被捕之前,他曾两度从县监狱中越狱成功。被捕后,他完全否认自己的罪行,直到十多年后,才承认自己犯下了超过30起谋杀案。通常,邦迪会棒击受害人,而后再将其勒死。他还曾有过强奸与恋尸行为。最终,他于1989年在佛罗里达州因其最后一次谋杀而在电椅上执行死刑。因在狱中协助警方分析另一起连环杀人案而被影片《沉默的羔羊》设定为人物原型之一。

[4] 大卫·柏克威兹(David Berkowitz),自称“山姆之子”,他专门狙杀约会中的情侣,往往隐藏在小暗巷中趁情侣们缠绵时从车窗口向女方射击。他在作案时一定留下记号,并且持续给报纸和各类专栏作家写信。

我的无端恐惧症大都是在二十几岁和刚过三十岁的那几年发作的,直到我学会了当预感到恐惧症要发作时,如何对它加以控制之后,它才离我而去。但在头五百次恐惧症发作时,我都坚信自己在一两分钟内就要死了。

现如今,媒体和流行文化已经成功塑造出了这么一批暴力凶杀犯形象,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心理变态或心智失常的儿童成长起来的。试想一下那些校园枪击案,每次案件发生后,凶手的朋友、家人、同学和老师都开始回想起过去的种种迹象,都曾警示过枪击案将会发生。家长们一旦发现他们的孩子有不正常或者反社会的举动时,就会立刻求助医生,希望心理治疗或者处方药可以阻止危险的降临。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并不在意自己脑部扫描图像的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自己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当我开始照着自己的研究理论,依循着自我探索的道路,回顾童年的某些事件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

我于1947年10月18日上午7:07出生在纽约州波及普斯市,出生时重7磅7盎司。虽然并不迷信,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幸运数字是7。母亲怀我的过程算得上顺利,但对我那双彼时已经经历了四次流产的父母来说,这个过程依然充满了焦虑和担心。根据我父亲母亲、叔叔阿姨和祖父母们的说法,我是一个快乐的婴儿,一个开心的幼童。当然也并非一直乐呵呵的,毕竟我的哭闹声简直要把哥哥杰克逼疯了。

妈妈和几个亲戚说我是个“讨人喜欢的快乐宝宝”,没有任何行为问题。一岁之后,我开始爆发严重而且无法根治的哮喘,这个恶疾一直纠缠我到今天。某个瞬间骤然开始的、连续多天的呼吸困难成了我最早和最难忘的记忆。近些天,我问我妈妈,想让她讲讲我青春期前的性格,我的行为有没有忽然转变或者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她用这些词形容那一时期的我,说我“可爱又讨人喜欢,坦率而淘气,每时每刻充满好奇心,能干且富有见解,友善,还爱开玩笑”,她又补充说:“总之你是个淘气鬼,差不多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全家人对我童年的描述都是差不多的版本。他们说我是个漂亮的孩子,我的祖父甚至曾帮我报名参加过一次全美漂亮宝宝选美大赛。我爸去哪儿都带着我,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维系到我的少年时代。他会带我去酒吧,玩桌球,掷飞镖,玩沙狐球[1],和我一块在吧台跟老板聊天,消遣时光。我们一起去钓鱼,还一起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住过几夜。1950年起,他开始带我去萨拉托加普林斯看轻驾马车比赛,那年我才三岁。此后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捕鳟鱼,每年8月都固定去萨拉托加普林斯看马车比赛,至今已经连续63年,一年都不曾落下。我和母亲的关系也很亲密,很小的时候就从她那里学会了做饭、缝纫和熨衣服的本领。

1951年,四岁的我同家人从波基普斯搬迁至此,定居后的第二年,我在纽约州科霍斯的圣帕特里克学校开始了幼儿园生活。那是一个由修女们主理的天主教小学,我在那里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快乐的幼儿园时光。当然了,也不完全算是平安无事。记得在参加初领圣体仪式[2]那天,我到处捣乱,被老师惩罚,将我头朝下关进垃圾桶十五分钟。一部分同学惊恐地看着我双腿朝上的样子,而有几个傻瓜则在一边憋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觉得这一切很好笑,就朝同学们做鬼脸,结果被罚在垃圾桶里又多待了十五分钟。我想,应该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了班里的小丑,而这个特质我至今都没能甩掉。五十八岁那年,我参加了一档严肃但煽情的电视节目录制,期间我和一位知名电视网女记者不停地揶揄和逗笑,结果被一帮敏感的家伙们当着三十多人的面轰了出去。我敢发誓,她和圣帕特里克一年级班里那些孩子们一样,和修女们一起把我拉入了这趟浑水之中。

几年后,我从科霍斯搬到了附近,住进了更好的劳顿维尔。在劳顿维尔学校,我度过了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光。小学毕业前的这三年对我来说,充满了欢愉和美妙。至今很多故事都历历在目,这三年里我在学业和社交方面都硕果累累。我的老师都非常出色,特别是温妮·史密斯小姐,她是所有小学教师中最杰出的一个人。大部分人都喜欢她,她也给予了我特别的关注,鼓励我出演校园剧,让我学习乐器、绘画,参加社交活动。至今我都不会忘记五年级,她做班主任那年,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些即使最平凡的集体活动。

小学毕业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父亲和叔叔在特洛伊的药店工作。我对自然,对动物,对园艺,对户外运动的好奇心加上我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上的天赋,使我和药剂师们相处得很融洽。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深深地为这些问题所着迷。我整天浸润在药店庞大的库房里,在那里受到的所有耳濡目染,以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影响着我的未来。从一开始我就深深着迷于此,整个初中时代和高中时代我也没有中断过在药房的工作。我对所有的药物都有兴趣,对药材的基本化学反应也很痴迷。我开始研究那些棕色瓶子里的硝酸钾,俗称火硝。在我喋喋不休的追问之下,年轻药剂师告诉我硝酸钾是制作火药的关键成分,甚至可以制造些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东西。药房里的基础化学品应有尽有,我很快就锁定了其他原料:碳、硫磺以及催化剂氧化镁。这些化学品开启了我和爆炸物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恋。我开始自己制造烟火,接着又在一个特别大胆的朋友的帮助下升级,制作越来越大的管状炸药。此后很多年,我们都定期聚在一起引爆炸药。与此同时,另两个嗜好点火和射击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冒险,他们总在野地里放火,放那种能把他们自己的房子也一块儿烧掉的大火。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总想要表现得彪悍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依旧这样去玩火,肯定会被丢进监狱里去。但那时,我们只是些顽皮的男孩,并且毫无恶意。我还有另一些朋友痴迷于射击动物,钉死鸟,在牛屁股上钉钉子,但这些事从来没有吸引过我。

在那些准许搞破坏的夜晚我们都是捣蛋鬼,比如我最喜欢的万圣节。我们表演每一出能想到的恶作剧,但从没伤到任何一个人。这样疯玩一整夜之后,就能得到整袋整袋塞得满满当当的糖果。我们要么是出自善心将糖果洒在修道院内,要么就留到下次犯错要受罚时,来哄修女们开心。我们不是什么坏孩子,只是淘气包。对我来说,戏弄别人的内在动因可能来自我的黑暗面,但这种黑暗因素最终通过玩笑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来自我的光明的一面。

我想我对恶作剧的嗜好是后天习得的。我父亲和他的好搭档阿诺德叔叔,以及他们的头领查理舅舅,都是捣蛋鬼。不过在他们的玩笑集子里,故事都是以积极地调子收尾的。我的父亲和叔叔会在他们那些贫穷的客人面前演戏,假装自己是在漫天要价,再把商品以九折的低价出售。比如有个穷人来买一根价值十美元的手杖,他们就会故意摆出一副狡黠的面孔,而不是直接降价说:“这个卖你两美元。”我总是一遍一遍看他们耍这样的把戏,虽然他们会惹得顾客们有点生气,但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那些运气不太好的顾客们既可以保存他们的颜面,又不至于破产。

小学、初中、高中一年一年过去,我转入了科隆尼附近的一所公立中学,沙克尔高级中学。那是一家新建的实验学校,虽然那是1959年的往事,但那时候学校也已经是以高科技为特色的,比如电脑化。我在沙克尔高中的日子也过得非常棒,获得了各种在学术、社交、艺术、音乐和体育方面尽情发展的机会。那是所出类拔萃的学校,有很多杰出的教师,我深爱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年的时光。

整个后青春期时代,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友善的普通人——和蔼,乐于助人,总是快快乐乐。虽然总会时不时地说些奇怪的话,但大部分人都接受我,乐意和我一块出去玩,想和我成为玩伴和密友。我比大部分男孩都更能和姑娘太太们处得好。我许多从青年时期延续至今的长期亲密友谊都证实,我不仅能和男孩子们混得好,也能同女性建立亲密的友谊。

我高中大学那会儿,身高6英尺,体重180到220磅,看起来并不人高马大,咄咄逼人。我从不跟人打架,在兄弟姐妹当中也是行为比较温和的一个。我的兄弟姐妹们有从极度内向到极度外向的,各不相同,还有的终其一生都在与别人争权夺利。我一共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大哥是杰克,杰克出生后五年,我呱呱坠地。四年后弟弟皮特降生,又过了三年后汤姆降生,两年后马克降生,马克出生的后一年,我们迎来了妹妹卡萝尔。皮特是个大麻烦,他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总是上蹿下跳,到处惹祸。杰克比我来的更加争强好胜,总出去打架。汤姆、马克、卡萝尔和我则是四个安静的孩子。

我从没有好斗的名声在外,不过当我看到混混欺负别人的时候也会拔刀相助。我会停下脚步,勒令他停止。如果不奏效,我会推搡那个混混,把他拎起,让他双脚离地,并威胁说我会杀掉他。从大约十二岁算起,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有一次,记得是十九、二十岁那会儿,我看到一个朋友在酒吧里挑起了一架,便上前把他拉开。可偏偏有个人还是不依不饶,不肯罢休。我觉得这不公平,就一把揪住了那家伙的领子,猛地把他拽了出来。我朋友示意我摁住这个家伙,好让他狠狠把对方揍一顿。但我拒绝了,这样做同样不公平。我家族里很多男性都热衷体育,个别几个特别好斗,但我却从没有发展起对拳击的爱好。相比赤手空拳打上一架,想象自己揍了某人来发泄情绪对我更奏效。一直到高中,我都没做好参加摔跤或是橄榄球赛的心理准备。我更愿意在比赛中想尽办法让对手紧张,让对手大笑。我喜欢这样的体育,不那么严肃或暴力,只是向上的、嬉戏喧闹着的、充满欢乐的。

在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出现强迫症,其具体表现为对宗教,特别是对我母亲信仰的罗马天主教的强迫观念。我的家庭和家长圈子里,从没有人逼迫我信教,对天主教的信仰于我而言也仅仅是一种自我约束。只有一位神父和我母亲两个人注意到了我身上这种新起的执念。我开始每天溜出去参加弥撒。周六的时候,只要醒着,我就会花一整晚的时间苦苦思忖要如何坦白自己的罪,好让自己可以继续接受圣礼。整个青春时期,从始至终,包括六年的初高中生涯,我从未缺席任何一场主日弥撒,未曾错过任何一个圣餐日。整个人都隐居在被自己内在机制控制的秘密世界里,这个机制让我不断指出自己性格的弱点和认知的缺陷。我对自己的纯洁性和完美度异常敏感,开始试图不断地掩饰自己身上千奇百怪的罪。当我跟神父忏悔的时候,他试着告诉我,我每周对他讲述自己身上的那些罪根本称不上是罪恶。但是,即使我知道这些问题算不上什么罪恶,我也会把它们往破坏性的思路上套,强制把它们说成是一种所谓的“罪”。

对强迫症患者来说,用道德之网来束缚自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我古怪的强迫症状之一就是集中精力来关注我个人空间的左半边,然后注意力延伸,比如延伸到我的右半边。我会不停地计算这种注意力着重点,然后发现自己多花了几秒钟关注了左边或者右边。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道德罪恶。但过了一会儿我又会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另一种道德罪恶。十二岁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公园长凳上,花上一个小时,一动不动地检讨出四十个罪来,每一条罪状都能把我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情况可以持续数小时、数天,整整控制了我的内在世界长达两年的时间。一般来说,我可以隐瞒这种炫目的强迫症世界所产生的焦虑感,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感觉将我完全吞噬了。在那段时间,我还会体验到长达半小时的无意识的恐惧和毁灭。伴随这种体验而来的是不间断的宗教鞭挞,更准确地说,这种感觉将我带入长达数年的道德危机。所有的这一切都产生在没有任何来自家庭、朋友或者宗教人士影响的情况下。如果非要说他们对我有些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应该说,他们都想要帮我冷静下来。

除了对对称性的苛求,我还没完没了地洗手。去坐校车的路上,我在左右三十英尺的区域一路乱晃,捡地上的垃圾,以保证身后可以留下一条干净的小道。所有事对我来说都是道德问题。我必须完美,必须对一切都抱有善意。如果我做了一件好事,却不是发自真心,我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知道这样很疯狂,可就是停不下来。最后我不再向别人讲述这一切,所有人都说这完全是失去理智的表现。我甚至不能想象偷窃或者破坏规矩的情形发生。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我拒绝发生性行为,即使在和黛安,我后来的妻子约会期间我也拒绝性行为,我视其为非道德。终于,很多年后她受够了我的这种坚持。

多年以后,在我年过六十的时候,我母亲向我讲述了一件有关我强迫症的事。那是1961年夏天,我十三岁,开朗健谈,朋友众多。忽然有一天,我毫无征兆地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独自蜗居进一个人的小天地中去了。我整日无所事事,直到看到隔壁邻居家院子里躺着一艘年久失修的破船。我指着破船向邻居提出,如果我修好这东西,他就让我划船去钓鱼。这样约定之后,我又缩回自己的世界里,开始每天修理这艘船,有时一修就是十四个小时。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深陷在情绪的泥潭之中。

母亲说,有一天,她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我在船上工作,越看越担心。那是我第一次表现出反社会行为。“我反复纠结到底要不要告诉你爸爸,要不要去联系我们认识的一个精神科医师。”她这样说。但当9月再次开学,当我再次开始日常生活,一切恢复了正常。母亲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我也再没有经历过像那样一段情绪低落的时光。当我再次回到学校,我又一次变得外向而充满活力,以至于低落的情绪想要抬头时,我总有事可做,没有任何空闲让自己变得沮丧。

在我升入高中的第一年,因为忠实虔诚,我在主教教区纽约州天主教青年会议上被推举为当年年度天主教最佳男孩。获此殊荣,使我得以和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以及来自教堂和州政府的其他官员一起度了个假。我还遇到了其他一些和我年龄相仿也获此殊荣的青年男女。在和这些来自整个州的学生和教士们座谈相处的期间,我渐渐发现,相比那些参加天主教青年运动的伙计们对教会活动的兴趣,我的兴趣点则是痴迷于那个纯粹的形而上的世界,那个狂乱的世界。

我四年的高中生活被一个接一个的活动填满了。我每年都参加橄榄球队、摔跤队和田径队。夏天,我参加游泳比赛,每年冬天参加障碍滑雪赛和大曲道滑雪比赛。虽然我同任何一个人一样乐于享受胜利的滋味,但我从不因为对手而生气。不过,也不是所有比赛场合我都可以这样心平气和地面对,玩室内游戏的时候我就表现得十分讨人厌。我讨厌失败,玩不了多久我就会主动远离朋友圈里那些潜在的牌友或是填字游戏高手。

尽管在客厅里,我不是一个好牌手,总的来讲,我还是个很不赖的人。我每年都在玩乐队,出演校园剧,担任戏剧社团的社长,还参与对学生会的管理工作。我享受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也一直是大家眼中一个出色、帅气、充满活力、出类拔萃的学生。我有三个密友和大约三十个好朋友,和同班同学也相处融洽,在学校运动员、戏剧爱好者、艺术和科技狂人中也混得开。我由衷地觉得和他们在一块儿轻松而愉快,他们的兴趣活动对我而言充满吸引力。我极富幽默感,坦率而乐观,朋友们都愿意和我待在一起。我是个性格阳光的孩子,但不怎么专注,而且在高中毕业那年,让我父母沮丧的是,我被冠以了“班级小丑”的称号。

最近我联系了我的老友帕特·奎恩,让她说说在她记忆里,我高中时代的个性和特征。我们从七年级起相识,后来她成为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她在回复我的邮件里这样写:“你在橄榄球场上球风强硬,在场下却表现得富有同情心。活泼又富有好胜心,你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耍宝的机会。但当面对政治或宗教问题的时候,你也会表现出保守和严格的一面。以一个六十多岁的人的角度来看,年轻人想要突破常规是常有的事。但你却从来不是个违规者。当触及到一些社会规范问题的时候,你总是秉持非黑即白的观点。我总能听到你在为了某个热门话题与人辩论,但你对那些知识能力和你不在一个水平上的人不怎么有耐心。你是个面面俱到的年轻人,充满洞见,感情充沛,对他人充满关怀。”

与此同时,我能感受到,在我的心智之后匍匐着一头黑暗的巨兽,要将我引入孤独和怪诞之境。

我高中三年级那年,几段短暂迷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自己严重的强迫症状和怪异的宗教狂热的看法。以前我父亲一直派我帮药房送药,这份工作让我接触到了医院、私人医生、病人、工厂和很多离群索居的古怪顾客。但那年夏天,他让我把药送到一间老年精神病患之家。我走进那重重门廊时,被所见的一切给惊吓到了:年老色衰的女人们试图脱下我的衣服,说服我到她们的床上去;模仿语言症患者一连几小时重复念着同一个词;还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重度失智者,和一些有着说不清的问题的人。在经历了几次这样的场面之后,我意识到,相比这些可怜灵魂正经受的折磨,我的那些情绪问题不过是些小麻烦。那几次对精神病院的探访和另一次女犯管教所之旅让我正视起问题的重点。在那里见过了这些扭曲又痛苦的人之后,我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开始感谢父母赐给我的幸福生活。

那几年,我一直忙忙碌碌,社交生活也欣欣向荣,得到了长足的自我发展。我毕业后立刻找到了一个大学,在那儿我可以继续打橄榄球,继续在东北地区和加拿大同顶尖的校园高山滑雪高手们一竞高下。十七岁时我进入了福蒙特州的圣迈克大学学习。经过高中时期的发展进步,我的强迫症也减轻了许多。但就在我大学第一年,另一种怪病开始缠上了我。一天,当我在咖啡厅和同学聊天时,双手毫无征兆且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我被诊断为家族性震颤,这是一种基因缺陷。直到如今,我还会时不时地经历这种颤抖。

就在事情发生的那个月,有一天,我开车回纽约去见黛安,我们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约会。那个周末,我们在车里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双腿有一阵难受的刺痛,并迅速传到了身上。就在这时,这种震动迅速延伸到了脖子,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了。我的心跳砰砰加速,把黛安吓坏了。她能看到喉咙处的脉搏不停地跳动,胸部猛烈地一起一伏。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她跳上了驾驶座,载上她妈妈后便带我直奔医院。到医院时我的高压240,低压165,每分钟心跳高达142下,综合心血管并发症情况危急。医生给我静脉注射了安定,十五分钟后,我的血压和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

在随后几年里经历的大约850次恐惧症发作里,算起来,这应该是第一次。我的无端恐惧症大都是在二十几岁和刚过三十岁的那几年发作的,直到我学会了当预感到恐惧症要发作时,如何对它加以控制之后,它才离我而去。但在头500次恐惧症发作时,我都坚信自己在一两分钟内就要死了。恐惧症任何时候都可能发作,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我只身一人还是身处人群之中。它就那样突然发作了。就算我之前经历过发病,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不会死也于事无补。我大脑的边缘系统成功地说服了大脑中的其他部分,让它们一直觉得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了。虽然我的强迫症和恐惧发作如今都好多了,我的大脑还是对我下了咒,让我双手颤抖,恐惧缠身。真是太棒了。

无端恐惧症带给我的一个好处便是,我怕极了中风或者心脏病之类的事,所以我整个大学时代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碰过烈性毒品或是迷幻药。不过因为偶尔会出席社交场合,所以我不得不喝酒。我对尼古丁和酒精上瘾,但我是那么害怕因丧失理智或是因中风而死,这种恐惧让我一直远离毒品。

在我的无端恐惧症第一次发作的那年,征兵局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参加为越南战争开战的征兵。体检时,征兵局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强迫症和无端恐惧症这些问题。倒是觉得我的过敏性哮喘可能会在战场上发作。所以我接受了一个前臂过敏性划痕实验[3]。就在敷划痕药物的十分钟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隧道,一个黑色的漩涡占据了我的视野。再次清醒时,我正平躺在内科诊疗台上,接受静脉注射。手上的过敏原引起了过敏性休克。此后,我再没有接到任何一个来自征兵局的电话,看来这一次,我身上棘手的弊病又救了我一命。事实上,我与身俱来的每个认知上的、情绪上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毛病,都对我的生活和我对它们的态度产生过绝对积极的影响。达尔文若是知道这一切,一定会大笑的。

我1965年到1969年的那几年大学岁月应该和大部分60年代的孩子们差不多,规矩、热情、不切实际。当时我对生物学、滑雪和橄榄球充满兴趣。我的很多好友都是乐手或是来自文科专业。他们自然而然地与东方神秘学、致幻药和成捆成捆的大麻扯上了关系。甚至吸食含有樟脑的鸦片直肠软膏在我们圈子也不被禁止。我们高唱着争取每周四天休息日的歌曲《风暴中的海港》度过了那段光彩迷离的好时代。最近,我曾经的大学同学亨利(文中部分姓名被替换)和我一起回忆起了一段大学时候的轶事。有一次,我把一个家伙踹出了他的敞篷车,毁掉了他那天的约会。

即便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也经常参加派对。1977年,当我正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修博士后课程时,我和一个内科医生朋友参加了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赛后,我们去了大学生联谊会,那里有几屋子醉醺醺的学生正试着把家具从屋里搬出来,找点乐子。我怂恿他们把酒泼在上面,再点着了这些家具。对几乎所有事情,我都是这样鲁莽而有说服力。直到警察来的时候,这些醉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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