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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伯祥宋云彬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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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中国历史讲义试读：

中国是世界文化群里的老前辈，口碑相传的渊源极古。无论就发掘出土的实物来征验，或就书本记载的故事来推算，年代的绵长，着实可惊。

中国文化渊源的绵长，确可惊异。就实物的征验看：如河南安阳发现了无数的甲骨，经许多学者的考定，确是商代的遗物，甲骨上的文字可以考见殷商一代的君主和制度。又如，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辽宁各省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见，使我们把古代文化拉长到西历纪元以前三四千年；陕、甘、宁夏（河套） 各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见，又使我们把史前的文化拉长了三四万年。就书本的计算看：《史记》的纪年起于周厉王末年的“周召共和”，而君主的世系则托始于黄帝；《汉书·律历志》更推定唐尧的元年在秦并天下的前二一三二年；《春秋元命苞》竟说自开辟至获麟之岁（孔子作《春秋》绝笔之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凡经过十纪①，共历二二六七○○○年了。关于考订殷墟甲骨文字最精的，当推罗振玉、王国维二氏，可看罗氏的《殷墟书契考释》诸书和王氏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文②。关于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可看袁复礼译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和翁文灏《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现》，关于旧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亦看翁文。

①十纪为九头、五龙、摄提、合雒、连通、叙命、循蜚、因提、禅通、疏讫。

②在所著《观堂集林》中，这两文后来重编为《古史新证》。

但时代愈远则事实愈为渺茫，比较确凿一点的史实，实也不过四五千年。若再推而上溯，便是所谓“史前时代”①，那时流传下来的口碑———或由口碑衍为记录的书本———只能看作神话，不能认为历史。

可是神话的自身虽非正式的历史，而其中却含有代表初民精神的历史性质，所以有时也可假认以为一部分的古史。

中国现存最古的史籍是《尚书》，其次是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其次是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 《尚书》的记载断自唐、虞，《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托始于黄帝。黄帝以前的事迹，散见在《左传》《庄子》《尸子》《韩非子》诸书，大都支离破碎，不成片段。其正式记载黄帝以前的史籍，实始于“纬书”②。纬书多阴阳五行家言，西汉末年方才出现，所载事迹实荒唐难信。其次当推三国时代蜀汉谯周的《古史考》，又次是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次是唐代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又次是宋代罗泌的《路史》，又次是元代金履祥的《通鉴前编》。《古史考》已佚，仅散见于宋（南北朝）

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中。皇甫氏、罗氏、金氏的书，记载较详，然大略以纬书为蓝本，而把秦、汉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杂糅其中，荒谬无稽的地方很多。所以中国的历史充量只能以黄帝为开幕人，以前的传说只能作神话观。

今就一般排定的次序，略举传说中的古史———史前的神话———

于下：

在没有开辟之前，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③。“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①。

①史前时代是指没有正式历史以前的时代，也可叫做“洪荒之世”。

②前引的《春秋元命苞》便是纬书之一。

③见马骕《绎史》卷一引《三五历记》。

有史以前的神话盘古氏“盘古氏后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时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万八千余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②。“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亦称有巢氏）”③。“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悦），号曰燧人”④。

燧人之后“有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疱牺母）

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⑤，“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⑥，庖牺的异名很多，除上面所引外，尚有宓牺、牺皇等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 人身牛首，长于姜水”⑦。“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般戏之事。” “代伏羲氏”。“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上面所举的各条，都是比较通行的传说，———其余类是或胜是的悠谬之说尚多———而神话的色彩已这样地浓厚，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当然无从置信。然而洪荒时代社会生活逐渐改进的象征，却被这些神话一一代表了。原来生民之始，都有主宰造物的观念，盘古氏的开辟和化身的传说便应了这个需求。荒远的年代是不可捉摸的，于是有了天皇、地皇、人皇等各占若干万年的传说来弥此缺陷。居处和火食的发明，本是初民一大进化，有巢、燧人二氏的传说大概即从此起。又，初民得食很难，他们猎得或采得的生物，都是费了很大的劳力才能到手，那么一时吃不尽的，未必不加保留。这些被保留的东西，经过了相当的时日，动物往往生子，下卵，果实往往发芽，抽条。人们见了那样生子、下卵、果实往往发芽、抽条的现象，无意中便启示着畜牧和种植的动机，于是教人驯养牺牲以供食用的伏羲氏和教人造作耒耜以兴种植的神农氏便先后应运而生了。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一般的进化情形，大都先为狩猎时代，次为畜牧时代，再进则为耕稼时代。现在把这些传说按照比观起来，也是伏羲在先，神农在后，于进化的序次都很相合。我们如果以民俗学的见地来解释它，又怎能悍然不顾地否认一切呢！

①《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②《绎史》卷一引《真源赋》。③《绎史》卷一引《始学篇》。④《绎史》卷一引《古史考》。⑤《绎史》卷三引《帝王世纪》。⑥《绎史》卷三引《汉书》。⑦《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第二讲黄帝的建国

人群的发展必经狩猎、畜牧、耕稼三个阶段，即如前述。汉民族自有史以前即由西北方迤逦入于中原，分无数小部落。

汉民族的来源，说颇纷歧，比较有力的，有东来、西来两说。主张东来说的，以为汉民族与古的帝王都生于东方，如《山海经》《春秋元命苞》《述异记》《拾遗记》上所载的大荒、华胥、扶桑等，细按起来，都在东方海中。主张西来说的，以为汉民族的祖国便是古代的巴比伦①。他依据西方的史书来作证，如说西历纪元前二二八二年，那苛黄特率领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昆仑山的东方。取征于中国的古史，这那苛黄特便是黄帝；巴克便是盘古的对音。又说这一族中的莎公即神农，但克即仓颉，并且巴比伦的纪时、文字和一切庶政，也大多与中国相同。综看这两说，都不免牵强和附会。东来说根据不可凭信的纬书和小说，更不足道。西来说似较近情，但以音译的关系影响疑似地立说，终也不能必验，不过汉民族的初祖从西北高地顺着大河东下，渐次繁殖于这大一片的冲积层上———中原———分建许多部落，却是很合理性的推想；而且我们总得承认中国的民族一定经过了许多变化，受到外来的影响一定很多呢。

至伏羲时，已进入畜牧时代；至神农时，又进入耕稼时代。那时社会文明逐渐发达，团结力也逐渐稳固，于是对外的竞争日益剧烈，而确立国家以图自卫的需要便日见紧张了。

①巴比伦是亚洲西部的文明古国，地当波斯湾西北，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斯双子河的流域。故城的遗址尚存。

当神农氏的后裔榆罔时，住在中国地面的民族约分三大支：最北一支是荤粥①，分布于今日的长城以北。最南一支是九黎②，分布于长江流域。汉民族便介居在他们的中间，分布于黄河流域。这时的黄河流域———中原———最为肥沃，荤粥和九黎两族遥遥对峙着，都想侵占这块土地，以为己族发展的根据。汉民族实逼处此，怎能相安，于是种族战争以起，黄帝建国的企图便立时涌现。史称黄帝“往来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一方面固可想见那时尚未完全脱去游牧部落的习惯；一方面却很可看出逼处异族的苦况，不能不借武装来肆应的情景呢。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因为他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那时神农的后裔已很衰微，九黎的君长蚩尤便乘机作乱，率众北上，略取黄河流域。榆罔不能敌，遂出奔涿鹿。轩辕起兵抗争，征师于各部落———诸侯，进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雾，令军士昏迷，轩辕便造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杀蚩尤，逐走黎众。诸侯乃共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便是黄帝。时当民国纪元前四六○九年。

蚩尤的传说很不一致。或以为古天子，或以为黄帝臣，但以苗族的酋长———九黎君长———之说为最普通而合理。依字面说，“蚩尤” 等于“顽劣之极”，实为梗阻王化，愚颛自用的象征。所以有“蚩尤始作兵器” “蚩尤铜头铁额” “蚩尤能作雾”等传说，处处暴露他是初民社会的害物。

①荤粥便是后来的蒙古族。 ②九黎便是后来的苗族。

黄帝既即位，经略四方，不遗余力，始建成一大帝国。《史记》的《五帝本纪》便说：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①；西至于空桐，登鸡头②；南至于江，登熊、湘③；北逐荤粥，合符釜山④，而邑于涿鹿之阿。”可见黄帝于既逐九黎之后又尽力经营内部，且会合诸侯的兵众以驱除强悍的北族———荤粥，然后建设一座四至分明的国家。他建都于涿鹿之阿，更可看出当时种族战争的意义，原来这时的强敌惟有荤粥，所以把这首都重镇兼作了“北门锁钥”呢。

当时政治上的组织既渐有萌芽，而社会上的生活也逐渐完备，那些上栋下宇的宫室，上衣下裳的冠服，渡水行远的舟车，备敌防害的弧矢，在这时候都因时势的要求，自然而然地创作出来。惟其如此，所以一切古代文化上的传说便集中于黄帝。例如他的元妃西陵氏———嫘祖———发明畜蚕制丝，天下遂无皲瘃之患。他的史臣仓颉因为用结绳记事的不便，便依着鸟兽递迒之迹的不同，造成简单的文字。他又咨询其臣岐伯而著《内经》⑤，遂为后世医学之祖。其臣隶首因为实物计数的累赘，便由奇偶相生的观念，造作算数；大挠因为追记时日的容易模糊，便把自然界的现象分配作干支，造作甲子；同时容成作盖天以象周天，作调历以定时节，遂为后世历法之祖。到这时候，那帮助精神活动的东西也似乎大体略备了。可是我们须得认明，这些发明，都只是集合了无数无名创作者积成的成绩，才显出较有统系的效用的，分明是许多人心力之下的产物，决不是突然而来的创始。不过黄帝适逢其会，遂成了一个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古代一切事物的发明，纯由“感缺而求满足”的自然律，一样一样地逐渐添造出来的。不知经过了几次试验，几次修改，才得互相仿效，推行尽利。决不是圣明御世便会同时产生许多贤辅出来，突然涌现那么多的成绩的！后人事后追想，好像从前什么都有，或者是某一时代同时的创作了。其实我们应当承认那时确有此等由无至有，由简至繁的事实，所以才有这集大成的传说，却不能完全相信这班半神体的圣人！

①岱宗即泰山。②空桐一作崆峒，鸡头即笄头山。③熊、湘，山名，熊即今湖南祁阳县北的熊罴岭。④湘山又名艑山，即洞庭湖中的君山。合符是会合诸侯的兵符。⑤《内经》亦称《素问》，今存凡二十四卷与《灵枢经》并行。但颇有人指摘它是伪托的。第三讲尧舜禅让与洪水

黄帝之后，历少昊、颛顼、帝喾而至帝尧。

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和后来的帝舜合称“五帝”，通常取与前见的天皇、地皇、人皇相配，叫做“三皇五帝”。可是这个传说，很少一致，《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即喾）、唐、虞（即尧、舜）为五帝。而《〈春秋〉运斗枢》的三皇则又以女娲代燧人。要之，这些古帝王的确实性很不强固，若认为古代文明创造者的表征却不差的。

帝尧是中国史上最有名的圣君①，相传他即位之岁（甲辰） 在民国纪元前四二六八年（公元前二三五七年）。但不幸得很，当他在位时，中国恰遭逢着一场洪水之灾。洪水究从那里来的？简单说来，便是黄河作怪。原来黄河是中国北部主要的川流，它的两岸，本是先民蕃生孳息的所在，当然关系最深。如果它能循道安流，即使别处发水，也因北阻阴山，南阻北岭的缘故，不能立刻影响到它。那时先民的流离失所，一定是它突然泛滥无疑了。不然，禹的治水何以必先疏河？从那时到如今，何以黄河为害史不绝书？所以我们要知道洪水的来由便不能不一详今日黄河的源流。

①史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所以百姓对他也就“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洪水与黄河的关系洪水的故事，不但在中国史上是绝大的浩劫；在西洋史上也有诺亚方舟避水的记载。大概先民突然受到这样深刻的苦痛，都以为天降之灾。其实古代生活简单，只顾他们“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便好了，对于预防灾害的方法，简直谈不到此，谁能想得到那些源远流长的河道！因此，河身平时堆积的泥沙既渐渐地加高，山中委泻下来的水源又不曾一刻停留，一旦山洪暴发，水量陡增，怎不泛滥旁溢，冲没田舍呢！所以各地相传的洪水，都是河道不修，山水不及宣泄所致，但时间的先后却不必同在一时。

今日的黄河，从青海巴颜喀喇山北麓发源，那里地高一四○○○尺；沿山东流，曲折于积石山间，已低降四○○○尺了。至西宁附近，地稍平，又低降一八○○尺。又东，至甘肃皋兰附近，会洮、湟二水，水势陡盛，地又低降二四○○尺。由此东去，两岸二百余里都是峭壁对峙，水流便非常湍急。出峡以后，南阻于六盘山脉，激向东北注，入宁夏境，沿贺兰山的东麓，哈刺那林乌拉岭的南麓，滔滔东去。至绥远归绥附近，地降三七○○尺。又阻于洪涛山脉，便折向南流，奔泻于龙门山的峡中，直达潼关，又低降八○○尺。河流至此，因南阻华山，便顺着渭水东下之势，折向东流。至山西垣曲县南，有砥柱两峰矗立于中流，分黄河为三道，俗称“三门”。又东，至河南荥泽县，便入平原，脱离山脉的束缚。那里上距潼关六七百里，地势乃陡降九五○尺，自然急湍奔放，一泻千里了。至兰仪，折向东北，穿河北、山东两省，在利津县境入渤海。因为它经流的地方多入水易化的黄土，所以它的水流，挟沙极多，十分重浊。荥泽以上，束流在山谷之内，无从横溢；且流急不容泥沙，倒也不觉什么。荥泽以下，陡落平原，泥沙便沿途淀积，河身因此日高。所以自从平治洪水以来，此河的大变迁已有六次了，至今河南开封县东北的数百里间，两岸都靠堤障，水面竟比城墙还高，溃决的祸患自然常会遇到的。

这就黄河的今道说，已那样地可怕，当时龙门山和吕梁山还没开凿，河水从孟门之上东流，一朝山洪暴涨，怎么不横溃决裂，与江、淮打成一片呢！所以当时的“洪水横流” 便是中国历史开幕后第一次受到的黄河之累。那时的百姓既眼看着滔滔的洪水把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一些产业尽数漂没，自然唯一的希冀只指望水退地出，可以安居复业。所以这时候的种种举措，主要的精神实在也只忙着这一件事。

禹疏河后第一次改道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六○二年），在今①河南浚县西南的宿胥口决口，与漯川分道，北走大名、临清，由今运河达天津，在大沽口入海。第二次改道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一一年），在今浚县东决口，经河北濮阳的黄河故道东北流，入山东，由今黄河口入海。第三次改道在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一○四八年），在今濮阳东北决口，分两派：一北流，由今运河至天津；一合今马颊河东流。———北派由今天津东入海，南派由今山东无棣县境入海。第四次改道在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 在今河南荥泽县东决口，由今河南开封县东流，入山东菏泽县境，分做两派：北派即黄河今道；南派由今运河夺淮、泗东南流，在今淤黄河口入海。第五次改道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公元一二八八年）在今河南兰仪县东南决口，从今江苏铜山县北由今运河夺淮、泗东南流，在今淤黄河口入海。第六次改道在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在今兰仪县东北铜瓦厢决口，即今黄河道。

尧先用鲧治水，鲧不谙水性，一味用堤岸来束逼洪水，使它范围缩小。经过了九年的岁月，劳费了不少的物力，结果还是不成。于是尧又用舜②，使他先行整顿内政，然后专注治水。舜既代尧当家，便痛痛快快地撒手一干。既公布了鲧的罪状，把他去掉，又特用他的儿子禹来专治洪水，表示政府赏罚的公平。禹鉴于父败，便一反所为，处处用疏导的方法。他认定河是唯一的祸害，所以导河于积石，凿吕梁、龙门、砥柱，疏为九渠。次导济，又次导淮，凿荆。又次导江于岷山，凿三峡。

①今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②舜起于畎亩之中，由尧登庸而后代为天子。后世也尊他为理想的圣君，与尧并称。

于是北方诸水俱归于河，南方诸水俱归于江①。江、河既顺流通海，漫天洪水居然平息；流亡的难民也得安土定居，重理旧业。那时的百姓感受着这样的大惠，自然只有歌功颂德。他们先见舜的作为不小，便称扬他用人得当；后来见禹格外能干，便又渐渐地倾向于禹了。所以后来尧便禅位于舜，舜又禅位于禹。这些事迹，都是时势使然的自然结果。大禹治水图　（清）

谢遂“尧崩，三年之丧举，舜让辟（避） 丹朱（尧子） 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讽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 “天也，” 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见《史记·五帝本纪》。又“舜崩，三年之丧举，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这样，不可以看出当时自然的趋势么！

后世的史家艳羡他们能够那么雍容揖让，不起一毫争夺，便都推称以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黄金时代①了。

①尧、舜禅让，千古称美，叫做“揖让之世”。说见《尚书》《孟子》和《史记》。第四讲夏商的政教

古代既有尧位让给舜，舜位让给禹的传说，后世听见他们不把后事托付自己的子孙而交给当时的贤辅，以为这是“传贤之局”，是“公天下”的精神。又听见禹死后不把位子传给贤辅而传给自己的儿子启，竟成世袭的制度，以为这是“传子之局”，是“家天下” 的私心。最后又听见启后过了三四百年，传了十六七代，有一个商汤出来，把他的不肖子孙履癸（桀）撵了，接代他的君位，也照样世传下去，以为这是以征诛代禅让，开后来杀伐之端。其实传贤传子都是时势催逼出来的局面，在当时身历其境的人或许倒初无容心的。我们且看禹子启的初政和太康、少康的故事，便可寻出时势使然的道理来。

原来启的得位，确由当时一般人的拥戴，并非明定世袭之制。所以他的儿子太康并没十分失德①，已给手下的有穷氏拒绝，不得返国，那有穷氏便被称做后羿了。可见那时的君主，只要不惬人心，比较好一点的人便可取彼而代。不然，照后世的眼光看来，有穷氏分明是抗违天子的罪人，为什么事他为后②呢？太康覆国，不就是世袭制度根本取消的明验么！不幸羿、浞③相承，更比夏君不如，夏裔少康又恰巧负有大志，能自振拔，于是人心思夏，最后的君位竟挨到他的名下了。后世盛称少康中兴，光复旧业，其实正是世袭制度奠基下石的证据。当时经了这样的几次反覆，到底还是夏朝的天下，先民的简单心理或者以为禹的功德在民，子孙应当食报，所以如此。从此一意推崇，便成了坚不可破的世袭制度了④。

①史称太康的不是，只有“畋于洛表，十旬弗反”而已。②后即君，在古代不当作后妃解。③浞是寒浞，继羿之后当国的一个暴君。④此段说本清代大名的崔述，详见他所著的《考信录》，在他的全集《东壁遗书》中。

惟其如此，所以后来直到履癸失国，后继的商汤出来宣布他的罪状，好像他的过误责任不要自己担负，而反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明明是说子孙的得位基于祖德，祖德衰了，便不能不让新兴有德的人么！祖宗的功德足以包庇子孙，那么子孙的崇先之念便也油然而生了。商汤以杀伐得国，废夏社以建商社，又另开一个系统，当然他的子孙要奉为元祖，虽死去了也得视为“在天之灵”呢。

那时不但君位世及，百官庶职也多世守其业，所以报本敬祖的观念为一般人所同具。于是尊尚人鬼，一切卜听于祖了。

商朝时候的祭祀，还没天神地祇等分别，配享上帝，仍寄托于尊祖；如在祖宗之外别认一个上帝，直要到汉初糅合了战国神仙方士等等的造作，才得演化成立。

因此，商朝的政治直是“神权政治”，凡畋猎、出师，推而至于一切兴革，没有不祷祖占卜以决从违，百姓也因卜吉可行而中心悦服。如太戊用巫咸———公元前一六二七年———重译来朝的有七十六国；祖乙用后母戊大方鼎巫贤———公元前一五二三年———诸侯宾服；武丁梦见傅说———约公元前一三二○年顷———便图形访求，立为辅相，于是蛮夷来朝，氐、羌宾服。这不是神权施政的征验么！若就殷墟发见的甲骨文字看，考释出来的，多半是占卜的繇辞，更可取证商朝尚鬼听神的情状。听命占繇，本是初民的遗风，不过至商而特盛，遂致成为一朝政治的中心罢了。《尚书·洪范》所说的，当然是商代的遗风，那么其时的占繇竟实实在在地占有具体的势力了。如“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可见当时龟筮虽不能开口，居然与天子卿士并举，占得一票议决权了。又如“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更可见卿士庶民虽都反对，只要龟筮赞成，天子便可专断。又如“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又可见天子卿士虽都反对，只要龟筮赞成，庶民也可强天子放弃他的主张。在当时决非君民真能站在对等的地位，不过神权在那里作祟。

例如汤的征葛，说他“不祀”，试想祀事失虔，充其量不过他一人的责任，何致惊动邻国，便据为口实，兴师前来灭他呢！

葛是商的邻国。相传葛伯不祀，汤送牛羊给他，又差自己的部众代他耕作，希望他修祀。岂知他仍旧不祀，且把派去送饭的童子杀了。于是汤乃用兵征服，并有其地。

又如商末受辛（纣）肆虐，周武王起兵东伐———公元前一一二二年———那么声罪致讨好了，又何必数说他“遗厥先宗庙弗祀”“荒怠弗敬，自绝于天”呢！可见神权的作用，沿到后来竟益发认真了。

商代的迷信神权，直是中国的原始宗教。后来周人代商，神权的势力更有作用，那时所遗留的铜器和玉器，差不多全是宗教的祭器和葬器。更试看《诗经》里周人的纪事诗，如《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荡》诸篇，都说周人是上帝特别优待的，他们受的是天命，行的是天意。及至春秋时代，还有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仍可看出古代宗教的遗风来。第五讲周初的封建

商汤开国以后，凡传十六世，二十八王，共六百四十四祀①。末了一个亡国之君便是受辛。受辛暴虐聚敛，同夏履癸的行事竟后先一辙。

虽后人听见桀、纣并称，不免起了几分揣测，或许把二人的行事造作得一样，但他们的怨毒中人，引起当时野心诸侯的借口却自有其故，至少他们得罪一般百姓的地方总有点相同的。

桀、纣同恶的故事，就各家所述的荒淫一端可以表举如下：

综观此表，比附装点之迹甚显，所以宋人罗泌作《路史》便说“书传所记桀、纣之事多出模仿”了。

①商时以一年为一祀。王位多兄终弟及的，所以二十八王继立，就世系看只有十六世。

周武王的起兵革命，正走着汤的老路，所以后世谈革命的以汤、武并称。

周武王既凭借先世传下的岐、丰故业，早在西方一带取得领袖的资格了。刚巧碰到商王受辛自己市怨的机会，他便在孟津会集了素通声气的八百诸侯，渡河进攻朝歌。在牧野地方把商兵杀败，受辛便自己放火烧死。周武王一面把前朝聚敛下来的财物散给当地的百姓，买个新朝爱民除暴的美名，一面定都镐京，便做了开周的天子了。

周是后稷①的后裔。后稷初居于邰，后传至古公亶父，因避狄患，迁居于岐，遂改号为周，日渐强大。及武王的父亲文王时，商势日绌，周势日旺，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遂作邑于丰，竟隐然与商朝相抗了。所以后来武王袭位，东伐商纣，便得一举成功，代商开周。

开周第一件大事，便是处置那些分据散处的部落。———就是后世侈言的“封建制度”。原来夏、商以来的所谓诸侯，都是古代自然发生的部落，他们的存在即非天子所建，天子自也不能无故地废去他们。于是周初列爵分土②，只索明定一个办法，表示政由己出，所有锡土分茅的荣典，都是天子亲亲奖功的恩赏。我们只看当时的封建，便可明白周初的开国方略了。《史记》曾说“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其实只是旧部落罢了。后来“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于是新建之国有好几十，而同姓子弟却居十之七八了。实际上旧有的部落又多为新建国的附庸，间接隶属于天子。当是原有相互监督，相互维系的用意，所以参伍错综，似乎配置得远近咸宜，大小有则。

周武王代商，封纣子武庚于殷，仍存其先祀，另又封自己的弟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处于霍，来监视他，叫做三监。武王死后，周公当国，管叔、蔡叔颇致不满，乃奉武庚反周。后来周公东征，杀武庚，诛鲜，囚度，降处为庶人。

①后稷名弃，相传是舜时的司农作之官，以功封于邰。 ②周初的封建，列爵五等，分土三级。五等之制是公、侯、伯、子、男。三级之分是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的叫做附庸。

这就是后世盛称的“大义灭亲”。当时管、蔡二叔最著，所以说“二叔之不咸”。咸训同，不咸便是不顺从的意义。

周朝代商，承着神权政治的余波，影响到人鬼之祀的日见加重，报本尊祖的观念乃愈结而愈深。他的开国方略既侧注于广封宗亲，于是家族主义更搀合于政治，一切维持名分的阶级，辨别亲衰的礼制，自然会应运而生了。所以当时的宗法，有“百世不迁” 的“大宗” 和“五世则迁”的“小宗”，亲疏的等差，丝毫不容稍混。

大宗与小宗为宗法社会所最讲究的一件要事，因为“宗子” 的地位至重，实系全族的荣枯，无论亲疏远近，凡属同族的都得奉他为中心。原来宗子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人征服了一处地方，就地做王，便是“始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乙之外还有甲的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诸侯的，那便是“小宗” 了。但次乙做了诸侯，他的子孙奉祀他为始祖，他的嫡系继为诸侯的也唤做大宗。———次乙的子孙对乙这一支固是小宗，若对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大宗；做大夫的若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礼记·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继为诸侯的便是《大传》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宗———小宗———本来“五世则迁”，高祖以上即迁入祧庙，不再以时祭享；若“继别” 的“大宗” 则“百世不迁”，永永不入祧庙的，所以也叫做“不祧”。详可参看清人毛奇龄《大小宗通释》的“大宗小宗图”。

而当时的中央政府与同姓诸国便形成一个模范的大家族。为要维持这家族的关系，名分当然要看得十分尊严，而层层的阶级便由此成立了。据《左传》所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① 看来，便可得一大概。余如郊、尝、祭祀等“吉礼”，丧服、殡、葬等“凶礼”，誓师、献俘等“军礼”，朝觐、燕见等“宾礼”， 冠、昏、饮、射等“嘉礼”，———统称“五礼”，———都是当时用来辨别等威，使上下尊卑较然不混的。

①见《左传》昭公七年，本楚芋尹无宇之言，所谓“人有十等”者便是。

这样繁复的阶级托迹在社会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种结果：（一）待遇不平　当时一切待遇，公卿大夫都与庶民不同。凡宗庙舞佾等等虚文，所谓“礼不下庶人”，我们且不管它；单就教育和刑罚看来，实在高下不平。如公卿的子弟可入国学，庶民的俊选便只能入乡学了①。又如贵族犯罪，有“议亲” “议贵” 等说的减轻刑名；有“刑不上大夫”的实际保障；有“公族无宫刑”“公族致刑于甸人” 等特例的宽免②。如此，“天子” 当然“无死法” 了。况那时的贵族都有采地分邑可以自行设官收赋，平民不过附属在下供给者，更何从与他们抗争呢？（二）世族专横　贵族制度的能够维持，官职世袭实为最大的主因。所以那时做官的大半是亲幸的公族。如鲁国的三桓③，郑国的七穆④，晋国的六卿⑤，便是明例。尤著的世族又因年久支庶繁多，则更标氏族以资辨别，各国且如有宗正一类的官来叙次他们的亲疏远近。

自来谈“姓”的，多本于五帝，见于《春秋》的有二十二姓，妫、姒、子、姬、姜等最著。后来各姓的支庶都极繁衍，最初的姓便不能十分适用，于是有后起的“氏” 来分别家门了。我们现在所谓某姓某姓，其实大多是氏，已不是原始的姓。当时得氏的缘由，也不一律，但总脱不了崇拜祖先的精神：有以祖宗的谥号为氏的，如文、武、昭、景、成、宣、戴、桓之类；有以祖宗的封国为氏的，如韩、赵、魏、贾之类；有以祖宗的名字为氏的，如孟、季、叔孙、展之类，有以祖宗的官职为氏的，如司马、司徒、中行、下军之类；有以祖宗的职业为氏的，如巫、祝、陶、段、仓、庾之类；有以祖宗的住处为氏的，如西门、南宫、东郭、范、邹之类。

①教育不平等的事实散见于《尚书·大传》和《论语·阳货篇》《孟子·滕文公篇》②。刑罚不平等的事实散见于《周礼》和《礼记·曲礼》《文王世子》等。

③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叫做三桓。④郑大夫子展、子西、子产、伯有、子太叔、子石、伯石都是穆公之后，所以叫做七穆。⑤晋国世执政柄的有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当时叫做六卿。

贵族既世袭官守，分据仕途，那时的平民只有尽力畎亩，供养其上。虽有优秀分子一时奋起，终究敌不过他们的势焰了。

优秀分子的被压迫，只要看两件事好了。当年齐国的管仲为齐桓公造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局面，功业何等伟大，而他的子孙不显于后。孔子相鲁，声名震于强邻，而他的生平，还是栖皇奔走，终老于旅途。于此，我们很可想见当时世族的专横，无怪孔子要讥议世卿的不是了。第六讲春秋与战国

封建之世，封君各领采地，好像分配得很是切当。然而地面辽阔，抟合不易，虽有“朝觐” “巡狩” “会同”① 等等的制度来维持主属的关系，而各国因地势的囿束和历来的积习，都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当然各自为政。各国的自身，强弱并不一律，那么互相接触着一定免不了利害的冲突。于是兼并吞噬的情形便演成事实上当然的趋势了。我们且不问禹时的玉帛万国和汤时的诸侯三千，单就周武王约合共伐商纣的时候看，尚有八百国；其他散见于古书而可以推见的，计有千余国。然而到了春秋之世②，指数得到的名邦只有四五十国；较有声势的只有晋、楚、齐、秦、鲁、燕、蔡、曹、卫、郑、吴、宋、陈、越十四国；其中尤烜赫的却只有齐、晋、宋、秦、楚、吴、越了。由此看来，当时的兼并之迹已豁然显露，有附庸蔚为大国的，有家臣坐大因而侯封失守的，都是那时自然发展的趋势。

惟其如此，所以那时的诸侯只要能做几件稍存公道的大事，便能吸住一部分的人心，把持多少年的政局。齐桓公、晋文公的称霸中原，楚庄王的北向问鼎，秦穆公的独霸西戎，便是所谓“诸侯力政”的好例。

霸者的出头，总先借着好听的名目来做一个干涉人家的工具。这工具到手了，便择一二件耸人听闻的事放手一干———所谓“尊王攘夷”———于是仁义之声既播，威德之望乃立，一经号召，弱小的诸侯当然要“唯公马首是瞻”了。

那时著名的霸者便是齐桓公（小白）、宋襄公（兹父）、晋文公（重耳）、秦穆公（任好）、楚庄王（侣），世称“五霸”。其实宋襄公图霸未成，只能凑个数儿；而春秋季年的吴王（阖闾、夫差父子），越王（勾践） 却真是出色的霸者①。今且举齐桓公的霸业来示个例：

①朝觐和会同都是诸侯入朝天子。②巡狩则天子以时巡方，因而就见诸侯。

春秋之世即孔子作《春秋》所记的年代，自周平王四九年至敬王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年），凡二四二年。

因此，终春秋之世，我们只看见霸者的活动，很少见王室的振作。当春秋初叶，中原的诸侯尚多王室的宗亲和勋戚，霸者的兴起还能顾些面子，多用“尊王攘夷”的口号，对王室总还有点相当的敬礼。然而当时的天子竟丝毫没有过问诸侯国内的实力，不但王室不能干涉诸侯，并２３①春秋事迹可参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清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

且诸侯们事后的通知也只得追认。又兼国有世卿，权操豪族，即诸侯自身也弄到没法维持他自己的地位呢。

春秋之世，岂但王室无力干涉诸侯，诸侯反倒干涉王室。

我们且看晋文公的代平王子带之难①，便可了然。子带即太叔带，又称甘昭公或昭叔，是周襄王之弟，他与襄王争位，颇牵动当时的大局。晋文公以同姓诸侯的关系，克平此难，遂因以称霸。今据《左传》和《史记》所载这事的原委，概述如下：襄王母蚤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史记》）。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王子带奔齐（左僖十二）。齐侯（桓公）

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僖十三）。富辰言于王请召大叔。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僖二十二）。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出适郑，处于汜。（僖二十四） 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史记》）。襄王告急于晋（《史记》），晋侯（文公） 辞秦师而下（时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已，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僖二十五）。

这不是诸侯干涉王室么！至于诸侯之事，王室竟莫能过问，连他们的叛臣也只得“因而封之”，这显然是追认他们事后的通知了。

自从三家分晋，田氏纂齐以后，王室愈不足重，而兼并之势因此愈烈。

①事在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六三五年）。

战国七雄的厮并魏、赵、韩本是晋国的六卿之三，六卿之名在献公前已很彰显了。所以后来六卿迭操晋柄，公室反退处无权。周敬王时，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韩氏、魏氏都助赵氏，于是范、中行俱灭，执晋政的只剩四家。贞定王时，知氏又与赵氏仇杀，赵氏几乎灭亡；又赖韩氏、魏氏的合作，共灭知氏。从此，晋权尽归三家，晋侯反向他们朝请了。至威烈王二十三年①，王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魏、赵、韩侯。

三家既受命为列侯，遂三分晋地而建成魏、赵、韩三新国。

至于篡齐的田氏，本出于陈国，周惠王时，陈国乱，公子完奔齐，齐桓公收用他，便是田完。田完的子孙在齐既渐渐地得势，更施行小惠来要结齐民，所以到周安王十六年②时田和便得篡姜氏之齐而代之，周王竟命他为齐侯了。

从前指数得出的十几国，竟并成七雄并峙———齐、楚、秦、燕、韩、魏、赵———交相混战的局面了。其间延命最长的，只有一个卫国①，余下的，早被七国所吞。然而到得秦始皇廿六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又尽亡于秦②。那时各国国君已都称王，连共主的虚名也不假借给王室，所以宗周的灭亡尚在六国未亡之先。

①公元前四○三年。 ②公元前三八六年。

春秋以后，周室益微，地小而分，更复不支。当敬王时，自王城徙成周③。及考王即位，还封弟揭于王城，号河南公。

威烈王时，河南公（揭之孙）又封他的少子班于巩，号东周；而河南遂号西周。于是东西周两君并称，周王的地位益如晋侯之于三家了。至赧王时，王寄居西周，秦、楚、韩、魏已屡次想把他吞灭而未果。赧王五十九年④，秦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九万。赧王因此大恐，暗与诸侯约，想把天下的锐师悉数出伊阙往攻秦，使他不能再通阳城。秦国知道了，便派兵来攻。赧王和西周武公只得入秦请罪，把所有的城邑、户口尽数献出。秦王受献，归西周君（武公）于周，赧王便于那年死。明年，秦取西周。

又过六年⑤，东周君又与诸侯谋伐秦，秦使吕不韦灭东周。至是，东西周俱亡，下距秦始皇之立尚隔两年呢。当周未亡时，实已削弱得不成话说⑥，所以强秦东出，宗周便首遭沦夷了。

当春秋、战国之际，政治上的变动既十分剧烈，社会上蒙到的影响也自然不少。所以在秦并六国之前，中国的社会现象颇有特点可见。今略述如下：（一）社会的一般现象　战国的局面既成，各国都擅地自雄，竞争更较从前为烈。国君的目的在开疆拓土，政客的机会便奏效一时，所以国无定交，士无操守，只要有一技之长，便可倾动一时。因此，那时的一般民俗，大都活泼狂躁，很少沉毅贞厚的态度，朝秦暮楚，真是司空见惯了。但好客任侠之风却是那时的特色。原来那时当国的人深知网罗人材的紧要，所以竞尚养士①；而一般素屈不申的草野匹夫，一旦忽然假以词色，自然感激涕零，轻生图报了。

① 卫国虽苟延至秦二世元年始亡，然贬号自卑，早就不复成国了。②详见下面第九讲。③在王城洛邑之东。 ④公元前二五六年。⑤公元二四六年。⑥当时领地，画其所有，只河南、洛阳、宜城、平阴、偃师、巩、缑氏七邑而已。

好客任侠之风，实是当时的特色。如四公子的养士，食客常数千人；鲁仲连的存赵不受赏；侯嬴、田光的自刎明心；乃至豫让、聂政、要离、专诸、荆轲等人的一诺许身：都是后世所难见的。可参看《史记·孟尝君传》《平原君传》《信陵君传》《春申君传》《鲁仲连传》《刺客列传》。（二）社会的分化现象　七国分疆错列，各因地理的环境而自为风气。如秦居关中②，地势四塞，所以那里的住民，质朴强悍，乐于战斗。燕、赵地处高亢，便多慷慨侠烈的勇士。齐地近海，那边的住民多因逐利相欺饰，所以真人极儇慧。楚国崛起江南，非力辟草莱不能发展，所以人极轻果，勇于进取。余如魏地瘠苦，俗便俭啬；韩土狭隘，人多矜刻：尤足取证环境的支配了。更有一事足征地理关系的，便是燕、齐的方士③。因为这两国都靠近海边，往往听了海船的传说便多所误会，以为海中有三神山④，诸仙人和不死之药都在那里了。于是争相夸说，方士便成了燕、齐的特产。

①养士可以拿四公子（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 来做代表，他们都是座客常满，各有用处的。所谓“珠履三千”的便是。②今陕西一带因东有函谷，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称关中。③方士便是方术之士，他们以求神仙，炼金丹，禁咒祈祷诸术诓惑世人。后来秦、汉时代极盛。④三神山见《史记》，相传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为神仙所居。第七讲周朝的制度

史称周公（旦） 相成王（诵） 致太平，他的功效便在制礼作乐。

其实周朝的制作是上监于夏、殷①二代的遗法，把它因时制宜地改造的，固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然而他能集上古之大成，开后世之规模，关于中国文化的展开，至有伟大的力量，于是这“制礼作乐” 便传为千古美谈了。这制作的精神，主要的还在封建和礼法，已略如前讲所述；而一般的制度为一般史家所称引的，当然有另述的必要。今请分头概述一下：（一）官制　夏、殷二代的，如今已很难详考。至周朝，则内外的官制具备了。当时立太师、太傅、太保，叫做“三公”；少师、少傅、少保，叫做“三孤”：这三公三孤都是天子的顾问之官，不预问实际上的政治的②。其真正为中央政府行政长官的，却是“六官”。六官各有长，官阶是“卿”，其下各有大夫、士等属官凡六十，故周朝总官，号称三百六十。兹表揭六官的首长和职掌如下：

天官　大冢宰　总理一切庶政地官　大司徒　掌教育春官　大宗伯　掌祭祀和礼乐夏官　大司马　掌兵马秋官　大司寇　掌刑辟冬官　大司空　掌百工这六官之政，实为后世所取则，不过因时增损而已。

①殷即商，自盘庚迁殷后，称殷。后世对此，商、殷并用，或竟直唤做殷商。

②公、孤皆坐而论道，为天子所尊礼，故不处实际政治之衔。

周朝的制作是集上古之大成六官与九州周礼的六官，实为后世中央政府的模范。虽历朝都有斟酌损益的变动，而自唐初确定尚书省分六部理政之后，一直沿至清末，还袭用着；便是现行的各部虽已不限于六数，但其精神所在尚有相通之迹可寻呢。试为比拟一下，则天官的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即吏部），略如现在的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地官的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即户部），略如现在的内政部长兼教育部长（财政部也属此）；春官的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 （即礼部），略如现在内政部里的礼俗司，因为当时重视宗教，故特设一大臣来管理它；夏官的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即兵部），略如现在的军政部长、参谋部长；秋官的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即刑部），略如现在的司法院长兼最高法院长；冬官的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 （即工部），略如现在的实业部长兼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部也属此）。

①以外的地方官制，则除开封建的诸侯外，也别有组织。

其组织：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十国为“州”，州有伯。当时共有九州，自王畿之外有八伯，八伯各率其所属的诸侯，以分隶于周、召二公②。

九州是中国最初的地方区域，为后世地方制度的沿革所从出。相传唐尧以前已有九州，便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虞舜摄政时，分冀州的北部为并州，东北部为幽州；分青州的东北部为营州：于是有十二州。及夏禹即位，复合为九州。《禹贡》上九州的分划，大抵因山川自然的形势：如三面距河的是冀州，济、河之间的是兖州，海、岱之间的是青州，海、岱以南抵于淮滨的是徐州，淮、海之间的是扬州，荆山、衡阳之间的是荆州，荆、河之间的是豫州，华阳、黑水之间的是梁州，黑水、西河一带是雍州。殷因于夏，无所变更。但入周以后，便有改革，据《周礼》夏官职方氏所掌的九州看，则不同之处显然可见：当时有幽、并，无徐、梁，盖已并梁于雍，并徐于青，又把冀州东北分置幽、并了。这是与《禹贡》大不同处。又荆州、青州都侵入豫州之境，幽州也犬牙相错于青州之境，兖州竟错出于徐州的旧壤。这是与《禹贡》小不同处。

①京城四周方千里之地叫做 “王畿”，由天子直辖。 ②当周初极盛之时，周公与召公（奭）分陕（今河南陕县） 而治：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见《春秋公羊传》。

这原是那时控驭诸侯的办法。但后来周室渐衰，此制恐未能久行呢。（二）田制和税法　夏以前的田制和税法，今不详。相传自禹治洪水之后，始界划天下土地，规定田制。每家授田地五十亩，使各家抽其中五亩所得的，纳于朝廷，叫做“贡法”。殷代行“井田”，法以六百三十亩为一井，分做九分，把八分授给八家，许他们私有；其中央一分为“公田”，使八家共耕，以其所得纳于朝廷，叫做“助法”。至周则分别推行，其近于京城人烟稠密的所在，用夏贡法，其远于京城人烟稀少的所在，用殷助法。因为二者通用，所以叫做“彻法”①。但周时一家受田为百亩，年二十而受，到六十而还。受田的亩数虽因时代而各异，其实实际的广狭是一样的。

夏时以田五十亩为一间，十间为一组，十人受田一组，殷、周的井田，划田野如井字，外为私田，中为公田，八家合受田一井，而共耕公田。殷时一井作六百三十亩，家受七十亩；周时一井作九百亩，家受百亩。照亩数看，似乎易代即不同，其实是广狭相等，并无差异的。

助”“彻”法的想像如下：

①彻就是通，古意本来相同的。

此外还有一事足述的，便是周时推行的“布缕之征”① 和“力役之征”②。（三）兵制　夏、殷兵制不详。至周则军队的征集、编制和服役期限等都略可考征。其征集之法：以六十四井为一甸③，每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杂兵二十五人，总计百人。天子畿内方千里，其间除去山川宅地不计外，约有六十四万井，当出兵车万乘。所以天子有“万乘”之称，大国有“千乘” 之称。

以此类推，便可约知兵额的全数了。其编制之法：以五人为“伍”，伍有长；五伍为“两”，两有司马；四两为“卒”，卒有长；五卒为“旅”，旅有帅；五旅为“师”，师也有帅；五师为“军”，军有将。一军凡一万二千五百人。天子置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这便是常备兵额了。其服役期限：由二十岁至六十岁为止。王畿之民，半岁一更替，一生只就役一次；诸侯之民，一岁一更替，一人自少至老，也只就役两三次。（四）司法制　太古的司法，当然偏重刑事，关于民事的较少；刑罪之制自也免不了苛虐。

①使每家年纳绢布若干。 ②使百姓在一年中就公役三日。 ③方里 （八家）为井，四井（三十二家）为邑，四邑（百二十八家） 为邱。每邱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恰为六十四井。

军队的征集和编制诉讼与刑罚太古的刑罚，有墨、劓、剕、宫、大辟五等①，此外又有流刑、扑刑②等。自夏、殷以沿及周，更有刖、髡、桎梏、焚炙等刑和徒刑、赎刑③之类，似乎已经够残酷了。降至周末战国之世，更有诛夷三族、枭首、车裂、支解、凿颠、抽胁、烹醢和鬼薪、城旦④等刑，不更言之股栗么！但也有宥恕和减轻等例：如幼弱老耄蠢愚等，虽犯罪不罚；又无识而犯罪，以过失而犯罪和遗亡而犯罪的，都得宥恕或减刑。且诉讼的时效也很认真，不论民事刑事。虽因地方各异而俱有一定之法，凡过期限的，概不受理。

至周则大为进步，颇有诉讼法规和依法判断的事例可指了。今请约述大略。民事分数种：关于人事的，以邻人为证；关于土地的，以邦国之图为证；关于借贷的，以契券为证；关于卖买的，以约剂为证。听讼时，有史官记录原被两造问答之词。刑事则先讯后断，须得大夫国人的同意。若判决死刑时，当由士师⑤接受宣告书，然后择期施刑。凡到官诉讼的，刑事有使先入券书与钧金之例，民事有使先入束矢之例。券书即状证，钧金即现行的保证金，束矢则表示往而不返，有不能翻悔的意思。这等事，都是宫中用来禁约民间刁讼的。每值岁终，则将一年间所断定的讼狱之词汇集成编，送登天府⑥，留备他日参考之用，叫做“法例”。这更是现行的“判决例”了。

其他学校制和选举制也颇有足述。

学校之制，相传自上古已立基础。夏代的大学叫“东序”，小学叫“西序”，殷代的大学叫“右学”，小学叫“左学”，是习射、养老和学习文艺之所。周代的大学叫“辟雍”，或叫“成均”，是王世子、诸侯世子、卿大夫元士的適子（嫡子）和国内俊选之士学习之所。小学则州（一万二千五百家）有“序”，党（五百家）有“庠”，是寻常人民学习之所；又闾（二十五家）有“塾”，叫做“闾塾”，使闾中的有德之人或曾为士官之人充教习，以教闾民。诸侯之国也设大学（叫做“泮宫”，体制比辟雍略损）、小学。又，入学年龄：小学由八岁至十四岁，大学由十五岁至二十岁。学校教课：小学教长幼之序和洒扫应对之节，大学教《礼》《乐》《诗》《书》之类。至于贡举，夏、殷已无考。周世则凡乡大夫举乡之俊秀于司徒，叫做“选士”。司徒又举选士的俊秀于学，叫做“俊士”。选士、俊士都可免役①。俊士既被举于学，便叫“造士”。大乐正又举造士之俊秀于司马，叫做“进士”，司马论其才，授以官，然后赐爵与禄给他。但由乡进者，乡大夫掌之，大司徒用之，自选士以至造士都充乡遂之吏；由国学进者，大乐正掌之，大司马用之，自俊士以至进士，得为大夫、士②。

① 墨是黥面，劓是去鼻，剕是残肢，宫是去势，大辟是死刑，大概就是斩首。②流是放逐于远方。扑是责打。③刖是截脚，髡是去发，桎梏是关锁手足，徒是罚劳作，赎是罚赎金，焚炙直解可耳。④凿颠是打穿头顶，鬼薪是罚作樵采，城旦本称城旦舂，是罚作筑城，暇则舂米。余则如交义直解。⑤士师，秋官之属，主察刑狱之事。很像现在的检察官。⑥天府，春官之属，掌祖庙之守藏，凡民数之册，邦国之盟书，狱讼之籍，皆登于天府。所以后世称朝廷的府藏便叫“天府”。

但各国分建，未必从同，而且世族专政，虽有此制，恐也不过具文罢了！

选举与学校实相辅而行，周初定制，或曾施行。然当时为封建之世，以此取士的一定不多。后来到了战国，门阀世袭之风虽没有公然打破，而匹夫崛起为公卿将相的尽有，由选举进身的却很少，可见周代对于此等制度的措施，实在并未盛行过。

①选士可不给社事供田赋，俊士可不赴军旅。 ②这便可与第五讲所述的待遇不平互参取证。第八讲诸子争鸣与其背景

自从西周末叶①到战国的初期②，在中国古代史上实是变动最剧烈的时代，无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都有变古的倾向和显然的改革。剧变的原因，便在这百年中的长期战争。那时受到这样刺激的人，他们心理上的惊诧和疑闷一定十分痛苦，于是一般优秀分子便因不满意现状而出来规划种种方策来图谋自救了。这便是诸子争鸣的主因。那时私人讲学之风已盛，大师之门往往学者群集，互相研摩又兼各国并立，大家要延揽人材，用为己助；交通也日渐便利，客卿显庸于异邦的也日见其多③。因此，才智之士辈出，各以所见著书立说，以应当世的需求，所谓“诸子争鸣，皆欲以其道易天下” 者，不很可想见那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如何的热烈么！

诸子争鸣，自然异说纷起，其实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但派别繁多，后来记叙的人便不得不就他们学说的内容约略有个区分。所以有分做“六家”的，有分做“九流”的，也有混括拢来泛称“百家”的。

六家之说，《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都称引过。但所举乃人名而非家数。及司马迁述其父谈所论，始明区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后来刘歆撰《七略》，分诸子为十家：一儒家，二道家，三阴阳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纵横家，八杂家，九农家，十小说家。

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时便采此说。十家中除去小说家，遂称“九流”。至于“百家”之称则尤为通行， 《史记》中便屡有“百家之言”“百家言”等的指引。

①公元前七八○年。 ②公元前三四○年。 ③那时游官异国的极多。除苏秦、张仪游说别国，造成布衣卿相之局，是最显著的例子外，如商鞅、韩非、范雎、荀况、李斯等人，都是当时表表的客卿。

孔子像其实壁垒最森严，势力最雄伟的，只有“儒”“道”① “墨” 三家。他们学说的传布，虽末流不无交混的地方，而根本精神确乎不同，其余的诸家，只能就他们偏近的各点附庸于三家了。今且略述三家的人物和主张，并及他们影响于后世的是什么：（一）儒家　儒家的宗主是孔子，当时他门下的弟子极盛，在学术社会上已具很大的势力。到战国末叶，有孟轲、荀况② 两大师出来，儒家的精神便大体确定。他们的主张，以为社会的组成是由人类的同情心所结合的；而同情心的出发，当由各人本身最切近的环圈，顺着亲疏的等差，渐推及远。所以他们的目的要“止于至善”，而求达至善的途径在正名。名分既正，则上下不争，天下于是乎平。所谓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实是他们唯一主要的目的。影响到后来，便支配了全国的人心，蔚成了数千年来中国民族的立国精神。

孔子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史称他博学多闻，考定“六经”。如我们要考查孔子自己的学说，最好从他的弟子和后学所记的书本里去寻求。许多书中，最纯粹而且最可靠的，自当首推《论语》，所以《论语》上的孔子要比较其他书中所说的可信得多。

①道家是后起的名色，在当时是没有此称的。汉初命只言黄老，直到汉中叶后才有“道家”之称，今为取便称引计，姑从之。②孟轲有《孟子》七篇，荀况有《荀子》三十二篇行于世，他们的学说便可由此推寻。

儒家的主张与影响（二）道家　道家的领袖是老、庄，后来的杨朱便是这派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主张，纯任自然；以为自然力量是万能而至善的，一涉人工，便是伤朴而失真。所以他们相信绝对的自然，而最恨矫糅造作。因此，他们看得天行①最重，简直没有法子抵抗，只得“乘化以待尽”②。

这种学说的影响，便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这种思想存留在后世社会上，好的便是达观主义，坏的便是懒惰不肯长进的劣心理。

据《史记》说，老子是楚人李聃，庄子是蒙人庄周。今传《老子》五千言， 《庄子》三十三篇，相传便是他们的遗著，要皆鼓吹当时一种特殊的思想———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本质本来含有“个人的” “非社会的” “非人治的”

倾向，所以它的末流，乃生四派：一是顺世的个人主义，杨朱为代表；二是遁世的个人主义，陈仲为代表；三是无政府主义，许行为代表；四是物治主义，慎到为代表③。陈仲、许行的学说大略见《孟子》等书。慎到有慎子的辑本，杨朱的专书现在也未见传本，伪《列子》中有专篇详述他的学说，大概也是伪托的；我们只知道他曾提倡“为我”的学说而已。（三）墨家　墨家由墨翟开宗。他的后学惠施专说名学，为坚白异同之辩；宋钘专论弭兵，尽力于“非攻”的宣传：都是这派的重要人物。

墨翟相传是宋人。他的学说详见《墨子·五十三篇》中；虽间有后人附益的作品，然而他的面目却大致可见了。惠施、宋钘的力量，实在很能发扬墨家的光辉，可惜他们的著述已失传，只能在《庄子》《孟子》《荀子》诸书中略窥他们的绪论。宋钘即《孟子》中之宋牼，或亦即《庄子》中之宋荣子，他与惠施等人的俱为墨流，说详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十二节。

① 天行就是大自然的势力。②乘化待尽之说，《庄子》最多这一类话。③说本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九节。但《汉书·艺文志》是把许行列入农家，慎到列入法家的。

道家的主张与影响墨家的主张与影响这派的精神，确与前两派不同。他们的主张，也由同情心立脚，但绝对不认亲疏远近的分际。所以最主要的精神在“兼爱” 和“非攻”。① 他们所以要这样的爱无差等，为的是要上同于天志②。墨家既尊天，又信鬼，这种见解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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