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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倩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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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试读：

董小姐

近些年，董小姐很著名。民谣中有，广告上有，我身边也有。二十年的交情，比民谣早，她自己就是品牌，不再用广告，对，她是董倩。

翻开这本书之前，正忙着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报道，之间N次看到董倩采访林郑月娥的片段。从候选特首到正式成为特首，林郑月娥的身份变了，可董倩还坐在那里，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已是董倩参加大型新闻事件报道的固定动作。别人说事儿，她面对人；别人报道，她提问。也许再过一些年，事儿和报道都已忽略不计，而人和一些回答却更加清晰。那时，还记得是不是董倩提问的，已不重要。

从香港回来，翻开这本书，特首的身影被60岁又生双胞胎的母亲替代，被林森浩替代，被四十个名字替代。但不管对面坐着的是谁，这边儿的董小姐，只有服饰的不同，态度与脸上的微笑几乎一致，提问也一脉相承。不咄咄逼人，也决不会轻易放过。友善而坦诚，几乎不绕弯子，离你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也许哪一个问题会让看客有一瞬间的紧张或不适应，但放到采访整体中，正常。对，这就是一个职业记者该有的样子。

看外表，眼镜添加着知性的色彩，更别提北大才女的背景。长期的职业装，却因无数丝巾的点缀，去了僵硬变得柔和，于是，很多人心中，董小姐应该来自南方。但其实，董倩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大妞一枚。当你不知道北京大妞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又或者是动词的时候，你只要和生活中的董倩多接触几次就知道了。名词上讲，她不仅出生并成长于北京，还被开玩笑地称为“旗人”；而形容词体现在她的性格上，偶有口误，听她节目后讲一两句极文雅的“粗口”即可。那么动词呢？叙述她“年轻”时二两二锅头一口干掉的故事，您脑海中有没有一幅动感极强的画面？所以，这个董小姐，心中有匹野马，幸运的是，她的内心自带草原，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不会让自己不自由。

我与她相识二十年，很长时间，又在一个栏目里，这在CCTV并不常见，分久必合，一起做《央视论坛》《新闻1+1》头几年的节目以及很多的特别节目，她问我答。当然，合久必分，又时常各干各的。而她最喜欢干的，正是我们相识时的老本行，《东方之子》时对人物的采访。大多数时间，董倩也要坐在演播室当直播的主持人，但我感觉得到，这并不是她眼睛最放光的时刻。而一旦坐到人物专访提问人的位置上，那个心中有野马的董小姐就出现了。于是，问题一个又一个出发，有趣的是：提问时她的语言流畅、呼吸自由，我们这些看客也因此有福了。显然，她先是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更重要的，她可以在这个有光的位置上，一直提问到老。这该是董小姐的幸福与职责所在。

她早该把这片草原诉诸文字，打开这本书，更印证了我的判断。细腻观察的同时，文字中依然是那个北京大妞，不掩饰，不矫情，却又带着善良与包容。把这些词放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常常是注重了这个忘了那个，董倩难得地平衡着。而这份平衡，既来自职业，更来自董倩的真实。你让她说套话假话，就如将内心的野马圈养。不会的！

这四十多篇文章，只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而且别忘了，为了几倍于四十的人物专访，董倩要不停地出差，不停地飞，董小姐不年轻了，却依然如年轻人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这让我这个不算老的大哥也心生羡慕。没事儿，要出差，排直播班儿，咱俩好商量。我从草原来，我懂得野马的方向！

为什么？

大街上，超市里，飞机、火车、地铁上，迎面而来、擦身而过的人觉得我眼熟，会嘀咕一句“这不是那个记者吗？问问题问得特狠的那个”,或者会彼此小声交流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总弄得人张口结舌的”。

很多喜欢我的观众叫不上我的名字，他们只记住了一个提问的记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虽然摄像机对着我，但是我却隐藏在摄像机后面。就像珠宝店柜台里的黑丝绒。好的黑丝绒铺在那里像水，质地厚重，颜色沉着，朴素典雅，不会喧宾夺主，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出每一颗宝石的独特。黑丝绒越好，映衬得宝石就越夺目。

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这话一点不假。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意外事件，绝大多数都会中断既有的日常生活。新闻的社会关注度越高，对应新闻事件给人的伤害就越大。身处新闻中的当事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什么反应？如何渡过难关？怎么舔自己的伤口？怎么继续接下去的生活？

看人得经事。所谓的事就是逆境，就是意外，就是不测。一个新闻事件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记者的职业就是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存下来。我要把我的采访对象带回到事发的心境中去，把当时那种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掰开揉碎地讲，我要把他们的个性和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展现出来。

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是不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有没有造成新的伤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次，在完成了蜕层皮一样的采访后，采访对象要停一下，缓一缓神，然后对我说：“谢谢你。有些事自己是不敢深想的，可是你逼着我去想了。想了，说出来了，能喘口气。”

2017年清明节，我去浙江开化采访那位在自己女儿脑死亡以后捐出她的心脏的母亲。受捐者是位老太太，手术之后身体逐渐恢复。老人心存感激，一直想向这颗年轻心脏的父母表达她的感激。可是由于国际通行的双盲原则，捐受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因此也无从表达。2017年清明前，老人到医院请医生录了一段心跳，记录下一页心电图，通过红十字会转交到了那位母亲手中。

我问母亲：“你听没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录音。”她摇头。我问：“想不想？”“想。”“为什么不听？”“不敢。”我又问：“为什么不敢？你不是梦里梦到女儿很多次？为什么她的心跳声在手上，却不敢？”“因为我的心很乱。我一直觉得闺女是在哪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着，我们就是联系不上而已。可是现在她的心跳就在我的手上，离我这么近，听见心跳，倒是提醒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忍。

那位母亲的年龄与我相仿，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从孩子在自己身体里住下，到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再到呱呱坠地、一点点长大，从一个小肉团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里面有多少母女间的情感交流像山泉汇成小溪，有多少只属于她们两个的美好时光。可是孩子半路先走了，母女一场戛然而止。女儿人没了，但女儿的心还活在另一个生命里，本以为女儿走远了，可如今她的心跳声又回到身边。母亲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

我采访很少会流泪，但这次没控制住。

采访结束，我轻声对她说：“对不起。又让你经受了一遍。”她拉住我的手说：“别这样讲。说说我心里好受些。”何止是她，我也释然。

我跟采访对象素昧平生，相处时间也仅仅是采访的个把小时。但就是在这个时限里，我跟他们一起去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在狂风骤雨中的那条小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不管是遍体鳞伤或者毫发无损，我都要最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那种设身处地，会传达给对方，更会被观众接收到。二

打开电视，BBC的记者在炮火中的加沙地带进行采访，他正在讲述一个故事：以色列的炮弹击中了一处巴勒斯坦的平民住宅，一名没几天就要分娩的孕妇被炸死，但她肚子里的婴儿被医生接生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小生命虽然顽强，但是她降生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个最原始、最危险的环境，没有母亲的奶水和保护，没有适合她生长的环境，有的只是连天的炮火和恐怖的哭号。她在黑暗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与母亲擦肩而过。在啼哭挣扎了五天以后，她放弃了，又回到了黑暗中。相比这个残酷的世界，冰冷的黑暗更安全。她来过，活过，只有五天。

在拥挤不堪的加沙地带的医院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惊恐万状。急救床上躺着一个个满身、满脸都是血污的孩子，旁边是他们绝望和不知所措的父母。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他们痛苦不解地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巴以双方艰难达成的几个小时的停火期间，巴勒斯坦人赶紧回到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家，寻找就在几天前还是正常的生活。六层的居民楼已经只剩下骨架，但是家里的沙发、衣柜还在原地。女人总是现实的，她们在瓦砾中忙碌，搜索能够找到的生活用品；男人坐在他的沙发上，跟记者说，我努力了一辈子才得来的家，一转眼都没了。

我看着这条不足三分钟的新闻，它让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它不是电影，是新闻，是真实的战乱，是每一颗心里体会到的真正的绝望。一个个走投无路的人，一张张痛苦无助的脸。

这则新闻发生在2014年的7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分钟，但是我却在日后经常想起。

看新闻时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清晨有力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那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夏日。我和他们之间，相隔一个电视机屏幕。哪个是真实的生活？我的，还是他们的？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战乱，而是当战乱降临到具体的家庭和人身上时，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电影。为什么在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他们却活在地狱一般的人间？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每天在阳光和安宁中醒来，开始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我们有多少不满足，多少欲望，多少埋怨，可是跟那些生活在战乱中的人相比，我们是多么幸运，多么应该感谢我们现在的所有。

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和眼睛，看到了不同地方的别人的生活。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不说一种语言，不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种族，但我们却没有因为隔着千山万水而事不关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他们惊恐绝望的眼神我们能懂，他们一眨眼没了家、没了亲人的绝望我们能感知。

这就是我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三

采访这个行当，交浅言深。

人有难以解释的心理，埋在心里的话不愿跟熟识的人讲，反倒愿意选择陌生人去倾诉。采访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坐在跟前的这个陌生人，你想知道他藏在脑子里的想法，只要找到那扇门。而找到、推开那扇门的钥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三个字，最笨重也最灵便。刚开始的阶段，我把这“为什么”用在任意的陈述句前面，有时候还会故意用点长句，这样既可以掩饰心虚，又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有水平。问了二十多年，今天回头去看，那叫花拳绣腿、虚把式，是问给人看的。与其叫提问，不如叫化妆。不懂得如何提问而问出的“为什么”，就是嘴里吐出的几个字，没任何意义。

采访跟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想做精，就要经历断舍离。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把所有花枝招展顾影自怜的问题减掉，留下最朴素、真诚、有意义的提问。精简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原来，就剩下了“为什么”。

当一个采访者设定好方向，心里铺好一条到达目标的路，那么采访中要做的就是简洁的“为什么”。

就像学书法，一开始从笔画少的写起，等写了一定的时间，发现最难写的还是笔画少的字，而笔画少的字最有灵气、最见功力。

这是一个积思顿悟的过程，要有足够多的采访、经历足够多的人生，才能知道采访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

入职二十多年，我已人到中年。年轻时的浅薄一层层褪去了。生活的不易和复杂让我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能更深地理解他的处境，以及身处其间的种种艰难和思量。因为我知道，每一张平凡的面孔后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我就是那颗铜豌豆

盛海琳在60岁时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一点儿也不在乎是不是创下了最大妊娠年龄的纪录，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她，那都是别人的事，跟她无关。她生下这两个孩子是为了自己，否则，她剩下的人生将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与痛苦中度过。

高龄产子源自于老来丧女。

2009年春节，刚结婚不久的女儿和女婿双双因一氧化碳中毒去世。盛海琳五十九年平静幸福的人生戛然而止，一个步入老年的女人失去自己唯一的成年孩子，世界上没有语言能描述这种苦痛。

除了女儿，女儿周边的一切都在。盛海琳搂着女儿的衣服，抱着女儿的枕头，闻着女儿的味道却摸不到她的人。没了女儿以后，盛海琳不喜欢天晴，不喜欢太阳，她喜欢下雪，喜欢黑夜。她听不得别人喊妈妈，因为女儿的离去把她母亲的身份也带走了，她已经不再是妈妈，喊她妈妈的那个人永远不会再喊她了。漆黑深夜，没了女儿的老夫妻在黑暗中哀号，哭不动了，两人就互相看着，不想天亮，只想跟着女儿走。盛海琳在女儿的墓旁预买好了自己的墓地，准备自杀后和女儿团聚。

她到寺庙里问法师：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就能见到我女儿了？法师说：见不到，你们已经形同陌路，会各自投奔人生。一个医生，竟然去问法师关于生死的问题。身为医生，早已见惯生死，盛海琳曾经平静地跟女儿交代好自己的身后事：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一起，等我们走了，留妈妈爸爸的一点骨灰在身边就可以，我们会永远守着你。

盛海琳本以为长期经受过的医学训练已经让她豁达理性，但是面对自己女儿的死亡，她一辈子搭建的理智框架瞬间崩塌。她觉得女儿一定是在离她不远的另一个世界，她们母女能够相通，她可以找到女儿，带女儿回来。

盛海琳和老伴去厦门散心，想着既已如此，就先调整一下心情好好活下去。但是，换个地方不会换掉记忆，只会更想孩子。见到漂亮裙子，想着女儿穿上什么样，见到好吃的东西，想到女儿还没吃过，她想着女儿没来过这里，走到哪儿眼里都是女儿而不是景色。盛海琳知道，不管她旅游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心里都不会忘掉她的女儿。

女儿真的在梦里出现了，跟妈妈说：我想回家。这仿佛给了盛海琳启示，女儿的人生没准就要分成两段。她是医生，她想走一条险路，再生一个孩子，让女儿继续活下去。她不管这么做是不是在闯医学的禁区，她也听不进所有人的质疑和反对，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就已经悄悄地被赋予了一种神秘和强大的力量。跟生活相安无事时谁也意识不到，可如果涉及孩子，她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盛海琳在没了女儿的那个时候，那股力量就开始聚集显现。

跑了全国最有名的试管婴儿医院，一次次被拒绝。一位医生听了她的遭遇，同情地说：“你需要的是心理医生，而不是我。”身为医生，盛海琳当然知道为什么，但是别人不知道她的决心有多大，没人能让她放弃。直到她找回自己的医院，曾经的同事理解她，决定和她一起试试看。

调养了三个月，盛海琳重新来了月经，她的身体又可以生育了。可是，她却悲从中来，难过得大哭。本以为会高兴，可真去买卫生巾时，却突然觉得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儿：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呀，幸福美满了大半辈子，怎么到60岁的时候要过这样的日子？

受孕成功的胚胎植入身体十二天以后，怀孕结果出现了。命运在悄悄地补偿她，给了她比别人更多成功的可能性。盛海琳在那一刻欣喜若狂，百感交集，她跟女儿断了的联系又接续上了。

虽然自己是医生，也做好了受苦的准备，但是从植入胚胎开始，身体反应的痛苦程度还是远超她的想象，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两个胚胎在跟她抢氧气抢呼吸，大脑跟不上趟儿，讲话也慢了许多，窒息感贯穿整个孕育期。这还是最轻的。随着两个胎儿的发育，开始挤占母亲内脏的空间，胃酸反流刺激着嗓子就要咳嗽，可是又怕咳嗽得频繁厉害会把胎儿震掉，只能憋着。妊娠毒血症让全身又疼又肿，不能动，再加上胎儿的反应，这哪里是怀孕，分明是在受刑。但是盛海琳一声不吭，全都忍下来了。其实，死要比承担痛苦容易，死才是逃避，才是懦夫的表现。

做选择已是不易，为选择负责，持续付出更难。

相差六十年，这个巨大的年龄差异会在很多地方变成问题出现。带着孩子出去，别人会认为她是姥姥或奶奶，但孩子一张嘴却叫她妈妈。最让盛海琳为难的是，一次孩子病了，她和老伴一起带孩子去看病，保姆抱着一个，她拉着一个，谁都以为保姆是妈妈。盛海琳忙不迭地解释孩子的妈妈是她，不解释乱，一解释更乱，别人好奇狐疑的目光让她得花上比看病长得多的时间去说明来龙去脉。从那以后，老伴就不怎么跟她们一起出去了，因为不想惹麻烦。一来二去，时间长了，盛海琳对这些事也越来越不在意，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这就是我的生活，没必要跟你们每个人解释清楚。

盛海琳心里最要紧的是自己年过六十怎么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有不少人质疑盛海琳，说她自私，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不去想孩子的以后，孩子还没有长大，他们也许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孩子怎么办？这些担心都对，看起来好像盛海琳一心想生孩子，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这仅仅是旁人茶余饭后的推理，貌似深思熟虑，其实轻描淡写。还有谁会比盛海琳更深、更细地去考虑这些呢？从失去女儿决定孕育开始，她就要想到孩子的以后，她有医学知识，有健康的身体，即便再老也能出去讲课挣钱，这些因素能够支撑她的选择。她知道步入晚年养育孩子的过程异常艰辛，但是再辛苦也比失去独女过的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强一万倍。盛海琳早早就想明白了，最大的痛苦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身体。她选择拯救自己，也就选择了一种不平常的生活，安逸舒适的晚年跟她彻底绝缘了，她所过的是年轻人拼搏的日子。她不得不去拼，给孩子拼出个可靠的未来。

盛海琳尽己所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每天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都化上淡妆，穿有颜色、好看的衣服，眼里嘴角都是微笑，用脚尖活泼地走路。她要让孩子们知道，虽然她们的妈妈年纪大一些，但仍旧是美丽的。只是她心里又不得不承认那个毫不留情的规律，年龄不饶人，强打精神跟孩子欢笑一天下来，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像灌了铅，多想能安静地休息。

盛海琳对我说过的一件事就能看到她的无力感。一天晚上，一个孩子从床上掉到地上，要是年轻，一把就捞起来了。但问题是，老人本来就睡眠弱，惊醒后身体机能还没来得及苏醒就要下床。她还不能马上去抱，要拿好姿势才去把孩子抱住，一定小心不能闪了腰，要闪了腰可就麻烦大了，那就没法出去讲课挣钱了。就在这时，另一个也醒了，蹭到她身上哭着要妈妈抱。两个孩子贴在她身上要抱、要哄，但是她脑子也木，身体也麻，既没精神又没力气。在那一刻，她才会有无奈和难过，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心无力。失去大女儿的深夜冰冷刺骨，现在守着两个温暖糯软的小身体，却又从心底分变出一股寒意，想到那个想过无数遍的问题：我们母女交集的时间其实很短，我60多岁的年纪，说不好什么时候没了，她们怎么办？好在，孩子在希望就在。她不再怕天亮，而是盼天亮，因为新一天的阳光会把深夜的担忧照散，她要打起精神去挣钱。她已经看透了一切，钱才是最紧要的。她要用身体跟时间赛跑，在能动的时候给孩子们挣下一笔钱。

采访的两天，我一直没有正面见到盛海琳的丈夫，他始终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次我和盛海琳在客厅说话，突然一个女儿从爸爸房间里出来，拉着妈妈的手叽叽咕咕说话。我从敞开的门缝看进去，看不见人，门只敞开了一小会儿，很快就轻轻地关上了，她丈夫在门后面。我看了，心里一阵难受。

我问盛海琳，这么忙碌辛苦，为什么丈夫不能帮把手。

当年失去女儿，盛海琳才意识到丈夫对女儿的爱有多么深。女儿去世不久，丈夫就申请退休了，提前了一年，他说他站不住一节课了。一到下午六点，她发现丈夫就抬头看时钟，那是因为女儿惯常每天五点五十分准时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苍老的头就那样抬了很久很久，却再也等不回熟悉的脚步。疼得不能自拔的老伴开始酗酒，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他甚至期待着能在某一次大醉中再也不用醒来。这时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当盛海琳把自己想再生孩子的想法告诉丈夫时，他摇头：“别。我活不长的，就是你生了孩子，我也活不到他们长到我女儿那么大了。”盛海琳懂得丈夫，他是忘不了大女儿的，他把全部的父爱都给了她。女儿走了，也就把他的心带走了。即便是两个新女儿，他也不会像盛海琳那样重新精神饱满地去爱她们。一方面是爱不动了，其实更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对不起遥远的大女儿，她的心里该有多么委屈和难过。

盛海琳知道，男人的质地比女人硬，但是比女人脆，遭到巨大伤痛的迎头一击，男人会碎。她不去过多要求老伴帮她做什么，他能答应一起去完成生孩子的目标就足够了。

我采访盛海琳的时候，她64岁，两个女儿4岁。

采访前我琢磨，该怎么称呼她。她是我母亲辈的年龄，我应该叫她阿姨，可是她的女儿比我的孩子还小，她们又应该叫我阿姨。我问她的建议，盛海琳微笑着说：“叫阿姨吧。别人都叫我老太太，我可不觉得自己老。”

采访盛海琳那一天，正好是安徽省放开“二孩”政策的首日。她拿着印有这个新闻的报纸，沉默许久，对我说：“可惜，我不在这个行列了。”但是，很快她又表情异常丰富地对她的两个孩子招手。我心想，她说得没错，她就是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的铜豌豆，当生活给她作为女人，作为母亲致命一击的时候，她是趴下了，但是她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她不是生活的赢家，但绝对是命运的强者。

未婚妈妈的赌博

从一开始把四个月大的孩子遗弃在医院，她就开始了这次赌博的计划。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赌注是孩子，赌的是孩子的命运，下注的人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她并不怎么负责地未婚生下了孩子，不久就发现婴儿是先天性脊柱裂，在倾尽所有之后孩子仍然不见好转，此时两个自己还没有长大却已经成为父母的年轻人走投无路。

年轻的母亲叫利霞。这个时候，母性的本能让没怎么读过书的她调动了所有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储备，构思出来一个既简单无知却又绝对切中要害的计划：把孩子遗弃在医院，让她被医护人员发现，然后进行治疗。医院总不可能对自己眼皮底下的病孩子见死不救吧？与此同时，利用媒体对遗弃这件事本身进行传播，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并引发他们的同情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帮助这个孩子渡过难关。

如果不是记者这个职业，恐怕我永远都不会结识一些生活在边缘的人。

利霞26岁，家在河南焦作修武县方庄镇。她的家境不错，姐姐在沿海大城市的法院工作，弟弟也在那边教书，父母是退休职工，是户体面人家。可她却不像她的手足姐弟一样安心读书，而是早早地去外面闯荡，当上一个收银员，拿着一月两三千的收入，按照她自己的心思选择着生活。后来，她和一个姓卜的在当地KTV做服务员的小伙子好上了，处了一段时间决定结婚。但是两人之间有太多的不合适：她是城镇户口，他是农村的；她26岁，他23岁；她信基督教，他信佛教……这些不同拿出任何一个都够两个家庭纠结一番，更何况他们全遇到了。

两家为了拆散他们纷纷使出了杀手锏：女方的妈妈明确表态就此脱离母女关系，自此后你的一切与我无关；男方家干脆就藏起户口本，你们没了法律文件别想领证。可是，家长的这些法子就像激将法，大大刺激了利霞的斗志，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偏要和小卜结婚，而且还要把肚子里刚怀上不久的孩子生下来！

六个月的时候孕检显示，胎儿是先天性脊柱裂，两种可能：一种是生下来马上做手术，能基本解决问题；另一种就是个无底洞，痛苦和治疗将会伴随孩子和家庭漫漫人生。医生建议她慎重考虑。处在亢奋作战状态的利霞已经不大用理智考虑问题，她用斗志鼓励自己，一定是前一种可能，后面那种事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性格即命运，无知即力量，它们在利霞之后的选择中一再出现，一步一步把这个任性固执、不计后果的姑娘推向绝路。此时的利霞哪里能想到，大麻烦的种子已经埋下。

孩子生下来了。手术比较成功，但需要在重症监护室留观一个月，一天1500元的费用像山一样沉重，利霞让孩子勉强住到第八天，说什么也住不下去了。出院应该没事吧，对病情一窍不通的利霞做了一个对危险视而不见的决定：她用她的无知过滤掉危险的信息，安慰自己孩子一准能好起来。其实，病魔从未远离她的婴儿，并在伺机袭击她。出院的第二天，孩子就开始39℃高烧持续不退，再次送进医院已经脑积水。从此，孩子就一直没怎么离开过医院手术、治疗，四个月时间流水般花去十几万元。

从怀孕开始，利霞就不上班了，孩子这一病，医药费就靠四下与亲戚朋友借。两家的家长也真是说到做到，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当初她任性种下的大麻烦，开始伴随着她重病的女儿一起成长。

利霞去申请新农合报销，人家问她要孩子的出生证明和户口，她傻眼了，有结婚证才能有这些，而她就是跟家里赌这口不让结婚非结的气。这就意味着她必须掉回头去面对那个必定要跨过的关卡。她这边还好说，反正母女不做了，户口拿出来，但男方那边仍旧不给户口。在这个过程中，利霞也渐渐了解到即便是孩子上了户口，也享受不到新农合的福利，因为国家的农村合作医疗是针对农业户口，而利霞是城镇户口，子随母，整个福利网覆盖不了利霞母女。

这条路走不通，她又去找各种慈善机构，人家说你孩子没户口实在没办法。找两边父母，自己父母说我们已经给你四下借了十几万，实在借不出来了，男方家庭更是根本不回应。走投无路，她想道：如果把孩子扔在郑州最好的医院呢？医院肯定不差这点儿钱会给孩子做手术。

采访时我问她：“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都往医院送，医院也管不了怎么办？如果这样，跟在你怀里咽气相比不是更冷酷吗？”她低头避开我，在想怎么回答，然后抬起头来说：“我想在医院怎么都会有人管的。”她知道这是在赌博，但一错再错到这个境地，恐怕这也是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2014年2月16日，春节刚过不久，利霞坐车从焦作到了郑州，把孩子放在了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休息大厅的座位上。她在心里跟孩子说，不是妈妈不要你，妈妈这样做是在救你。之后，她留下一封信，大意是知道把孩子抛弃了很可耻，但是她遇到的实际情况已经无法解决，所以希望好心人救救孩子，如果可以救活，她愿意去领回来。她的这套逻辑听上去不怎么讲道理，把自己作为母亲应当承担的责任推给别人，孩子的病治好了以后再续上。可是，如果设身处地替她想，除了这么干，她还有什么路好走？

我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我走到这一步也会这样？

一步三回头，利霞说她还没走出医院大门，就看到已经有人过去看小孩了。在医院附近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给医院打了电话，结果被告知孩子已经送到了福利院。这是她没想到的。找到福利院时，孩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定点的中心医院。跟孩子分别以后才知道母女根本无法离开，而一旦送进福利院拿不出有效证明就接不走孩子。求助媒体成了利霞最后的救命稻草。

媒体报道之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孩子。医护还捐出将近两万块钱给利霞，可是孩子的病要分期治疗，这只是第一步，接下去的第二阶段手术费用更大。利霞只能走一步想一步，先渡过眼下难关，等到下一步再说下一步的事。我采访她的时候是孩子刚刚做完手术的那几天，小小的躯体却顶着一颗那么大的脑袋，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涣散，脑袋上贴着各种医用胶布，身上还挂着一个导尿袋，不到一岁的孩子遭了多大的罪。

采访完我就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生，采访她干什么？但是，采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却经常想起这个任性、莽撞、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在零敲碎打地琢磨她的过程中，我渐渐想明白了，她的经历绝对是个反面教材，可以提醒准备叛逆家庭的年轻人，而她混乱无知的经历也在测试考验着社会的救助观念和救助体系。

利霞情窦初开时遇到一个小伙子，觉得爱得要死要活就要在一起，丝毫不去考虑双方各方面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宗教的不同。她觉得爱情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有你有我就全齐了，什么差异不差异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不是说不可以，年轻的时候谁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问题是你的能力能不能支撑你的选择。一个收银员与一个KTV服务员的结合，受到各自家庭的强力抵制，没有充裕的经济收入，理智的做法是等爱情这股劲儿小了两个人就渐渐散了。而利霞非要用任性和执拗去验证一个早被看清的糟糕结果，连带着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和两家人付出了那么沉重的代价。她倒是一句话就解释了：“我当时没想到。”她没想到，但是娄子已经捅了。

对这么一个没头脑、没人生经验的年轻妈妈和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怎么办？要不要帮她，要怎么帮她？双方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家，即便是接受了两个年轻人既成的事实，恐怕也无能为力，不大可能拿出巨额的医疗费用，家人只能给他们情感上的支持。新农合可以给新生儿报销一部分费用，但是由于两人没有结婚，所以也起不了作用。民政和慈善机构也是如此。至此，社会编织的保障网并没有接住她，而接下去不管是她把孩子遗弃在医院，还是打苦情牌求助媒体得到好心人捐款，都具有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赌博。

当然，是利霞自己的原因才最终走入困境，但是我们不会再责备利霞了，事已至此，对于已经犯了错的年轻人，不能再把她往绝路上推。怎么救助她病入膏肓的孩子，这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他们本来应该成为好朋友的。

他们的家境相仿：黄洋的爸爸是下岗工人，在县中学做管理员，林森浩的爸爸上班的工厂倒闭，没有事做；黄母有病，得的是肝内胆管结石，林母则常年被心脏病折磨，两个小伙子都是因为看到母亲被病痛摧残而学医；从家里到复旦的路都是曲折漫长的，林森浩要汽车火车地倒好几次才能到复旦，黄洋同样要从四川容县的家里长途辗转到上海；他们报答家里的方式也几乎是同样的，林森浩挣钱存下来寄回家里，黄洋则是给父母买手机、羽绒服；他们自己的奋斗也是如出一辙，拼命读书，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改变命运。

但是没有。

两个命运相似的年轻人结束生命的时间也是前后脚。2015年12月11日下午，29岁的林森浩被执行死刑。两年前的2013年4月16日，他的同学黄洋不治身亡，终年28岁。林森浩杀死了黄洋，也杀死了自己。他们没有成为挚友，也没有成为路人。看上去两个人的死都是因为那几克剧毒的二甲基亚硝胺，但真正害死他们的是成长过程中缺失严重的教育和爱。

2014年2月18日，林森浩一审判决以前，我在上海二中院采访了他。

等他来的时候，我从里往外地难受。南方的冬天冷得咬人，那天外面下着雨，屋里没有一丝暖和劲儿，感觉阴冷在一点点地把人身上的热量榨走，我冻得手脚冰凉。但一想到林森浩，心里就更难受。这个小伙子为什么呢？一念之差。2013年4月1日以前，他是佼佼者，三个月后毕业，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当医生，受人尊敬，一辈子累是累点儿，但人生是妥帖的；之后，他成了一个杀人犯，万劫不复。天上地下的差异，在他身上一瞬间发生。

哗啦，哗啦……铁链子拖地的声音由远及近，林森浩进屋了。两个警察紧握着他的左右臂，手上、脚上都是结实的锁链。瘦高个，寸头，颧骨很明显，感觉都是棱角，军大衣里面是浅咖啡色高领毛衣，加上鼻梁上的眼镜，脱不去的读书人的劲儿，可这也愈发显出套在他身上的手铐脚镣是那么不协调。

待他坐下，两名警察站在他身后不远处，伸手就能碰到的距离。摄像师问能不能稍微避开，因为人会在镜头里。警察不容置疑地说不可以，他是重刑犯，按规定必须在控制范围内，防止他做出危险举动伤害到我。林森浩听了这番话心里会怎么想呢？我心里在说，他不会，他就是个读书人，是个学生，怎么可能过来伤害我？但是如果不可能，又怎么解释他能去伤害自己的同学呢？

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三十分钟，我只能拣最紧要的问。我那天特意穿了一件V领套头毛衣，罩在牛仔衬衣外面，牛仔裤、运动鞋，学校里最常见的装束，我想让他尽量没有压力，与他拉近心理距离。

我告诉他我是谁，特别感谢他能同意给我半个小时接受采访，这需要很大勇气。他点点头。我问他：“从进看守所到现在这十个月时间在干吗？”他说：“在看书，看文学经典，在外面这些书读得太少了，虽然早已意识到自己很直，但是一直没想着去改变。”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不掩饰，也不回避，在谈话中他显示出一个医学生特有的冷静，就好像拿着手术刀在解剖自己。林森浩表情上没有表现出悔恨和痛苦，还有几近冷酷的理智。可是他的理智为什么没有制约限制住他，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与林森浩的对话结束后，我觉得他自认为的理智是有问题的。

林森浩认为自己很直，不会拐弯。比如看着黄洋那么张扬地与同学开玩笑就想整整他；比如在没有把握不知后果的情况下把N2放进水中看着黄洋喝下；比如在黄洋喝下以后，他查阅资料，过滤掉可怕的人体反应而相信黄洋会逐渐好转……所有这些关键点，他都认为是性格中的“直”所导致。

真是如此吗？

医学生能用剧毒试剂去“整整人”吗？这种试剂他只是试验中在68只白鼠身上用过，结果是10只死亡，58只生龙活虎。在人体尝试，却根本不知道后果，也没去想后果。医学生平时的一切训练，不管是药剂还是外科手术，不就是要精准谨慎吗？毫厘不差的目的不是小心避免给人体带来的副作用吗？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和基础训练，难道在一个即将硕士毕业的医学生脑子里不存在吗？

虽然不知道医学生受过怎样的训练，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在人体吸收进药剂后，一定要想到会出现的最坏结果，并且有应对方法。但是，在黄洋喝下毒剂水后，林森浩才想到在网上查找人体反应，才回忆起那死在N2下的10只试验白鼠，而预测到最糟糕可能性后，却自动屏蔽过滤掉这些信息不去想，并且不采取挽回措施去救人，而是寄希望于事情向最好处发展——黄洋会自动痊愈。这愚昧的侥幸心理，怎么会存在于一个医科高才生身上？这些，怎么可能用“直”来解释？

也许，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但是通过这件事我们会发现，林森浩身上藏着这样可怕的导火索。那么，在他成为一名医生以后，是不是早晚也会引爆？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件事，林森浩就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而深藏于他内心，也许他自己都不曾发现的危险，谁来发现并且清除引信呢？

另外，在投毒案中，最直接的原因是林森浩听了黄洋得意扬扬地想在愚人节整人的话以后，心生不满想整他。但是他俩之间沟通坚冰的形成，却是平日里生活琐事上彼此的“看不顺眼”。在采访中，林森浩还能清楚地记得，一个晚上大家都睡下了，黄洋边玩游戏边晃悠脚，发出影响别人的沙沙声，林森浩提醒了一下，但是被黄洋顶了回来。林森浩说他当时很愤怒。这个愤怒在他心中没有渐渐消失，而是慢慢积累。

我当时听着就在想：就晃脚这点儿事，讨厌虽讨厌，但至于愤怒吗？完全可以用另一种玩笑的方式轻松解决。为什么他不会？为什么这些琐碎事会一点一点激怒林森浩？

我是后来通过媒体的报道，逐渐拼凑出了一个答案。

林森浩家境不好，母亲多病，父亲收入微薄，弟弟妹妹多，他读研时就省吃俭用把一部分不多的收入寄回去贴补家用，供弟弟妹妹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长子林森浩是整个家庭的骄傲，同时也被寄予厚望。成长的过程，虽然父母健在，弟妹众多，但林森浩却不怎么与他们交流，不是不想，而是不会。农村家庭也没人试图去了解他成长的烦恼和困惑，父母对他另眼相看，弟妹对他尊重有加，但谁也不了解他、理解他。林森浩只能在蒙昧中自己摸索。在学校，见到有高过他的成绩的人，便如鲠在喉，拼命追赶，在下一次考试中超过。一次次的考试，一次次的超越，不断提高林森浩的智力和狭窄的好胜心，考试成绩的厮杀也很快教会他怎样去竞争，但单向度的训练永远教不会他怎样与人合作。林森浩拼命读书，高考780多分考进中山大学，大学成绩优异又被保送到复旦大学医学院读研。这个过程日益强化他的好胜心和竞争能力，也日益弱化同等重要的合作能力。宽容、友爱，这些只有在合作过程中才能学会的能力，他无从掌握。由于没有人引导提醒，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发育畸形，“智商很高，情商侏儒”。貌似无可挑剔的轨迹其实是个恶性循环，跛脚让林森浩的路越走越歪，而他自己却毫不知晓。成长的缺陷已经在林森浩的人生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当黄洋在床上晃脚时，他哪里知道，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已经开始点燃林森浩身体里的定时炸弹。

给我的三十分钟很快用完了，林森浩被两名警察带走。整个对话过程中他思维清晰，表达通畅，流露出一个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人应有的素质。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冷静，喜怒不形于色，没有情绪波动，没有声情并茂，甚至连语调都是没有起伏的。是冷酷吗？我想不是。穷人家的长子，很早开始背重负，消化负担压力的能力比一般人强吧。

我跟他道别，起身目送他离开。他缓缓地走出房间，回头跟我说了一声谢谢。我心里难受极了，想着这么一个小伙子会被法律判死刑。

哗啦，哗啦……声音渐渐远了。

林父不相信他眼里完美的儿子会做这些事。救子心切的他要求律师为林森浩做无罪辩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打算半途要换律师。林森浩知道以后在看守所里给父亲写了封信，明确表达不用换，承认自己投毒，告诉父亲有罪就是有罪，无罪辩护是不成立的。儿子的冷静让父亲绝望。但父亲会不会想到，这个态度里有儿子没有说出口的怨？你为什么认定自己的儿子不会去投毒？你真了解儿子吗？林森浩需要爱，做父亲的有没有表达过？儿子从小就在为家里分担，可是父母怎样去对这样的孩子表示鼓励以及谢意呢？其实在他们这样的大家庭里，天生就要学会合作，但最聪明的那个孩子却没有学会，为什么？父母没有责任吗？

林家失去了这个最爱、最值得骄傲的儿子，黄洋家也失去了独子。

黄洋父母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悲伤里，他们的儿子从小到大是多么可爱孝顺，过去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在父母的眼前出现。只是，也许在难熬的长夜里，他们会偶尔想到，如果他们的独生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学会怎么去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会不会避免悲剧？

其实，应该有触动的是更多独生子女的父母。从小所有人都爱他们，从来都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仿佛天生就应该如此，过度的爱和保护让独生子们不知道还有别人的存在。合作、宽容、友爱，对他们来说更需要学会掌握，退一万步想，哪怕不为别人，为了保护自己，也应该好好学会。

进了看守所的林森浩看了大量社科书，而他之前总共读了三本文学作品——《围城》《活着》《红楼梦》。在看守所里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跟着聂赫留朵夫去伤害，去救赎，一起去锻造性格。他惊讶地发现经典文学作品里的大千世界和幽微人性。“如果能早读到这些，会改变我的性格。”他想。可是太晚了。

二审期间，林森浩有一番最后陈述：“当我还在自由世界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无家可归。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坚守，无所拒绝。头脑简单地生活在并不简单的世界里，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兜不住的迷茫。”生命的最后，聪明如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

二审判决死刑后，林森浩写了封家书，第一句话就是：“孩儿不孝，但事已至此，已经没办法挽回。希望你们能及早走出阴影。”在细致交代身后事以后，他最后一句对父母说：“养育之恩，容我来世再报。”

林森浩也给黄洋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深深致歉。信中他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好。那时黄洋跟我都是信心满满，在各自的梦想道路上拼搏着。事到如今，我只能苍白地说：对不起，叔叔阿姨，给你们跪下谢罪。希望你们平安，希望你们保重身体，也希望你们能谅解我的灵魂！”

根在哪里？

1960年，吕雅芳不到3岁，上面有两个分别为13岁和10岁的姐姐，还有一个7岁的哥哥。这么大的孩子，吃就是全部。她总是饿，哭哭啼啼地缠着妈妈、姐姐们要吃的。别说她，所有人的胃都是空的，像一个巨大的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胃总得有的磨，可实在是什么也给不了它了，它就开始磨自己。一开始磨得生疼，到后来连胃也知道保护自己，生怕把自己磨没了，放慢了速度，等待。

吕雅芳的母亲心急如焚，她的四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喂饱他们是做母亲最起码的责任，但是她做不到，持续很久了的大饥荒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她不知道再这么下去该怎么办。她和婆婆绞尽脑汁，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能吃，哪里有吃的，去填孩子们的嘴，树叶、树皮、草、草根……能想到的都吃掉了。

给吕雅芳喂饭，一吃到草她转头就吐，然后哇哇大哭，只有米汤里屈指可数的那几粒米才能让她安静下来。终于有一次，她把母亲硬往她嘴里塞的草吐掉之后，母亲大吼：“吕雅芳，你这么吃，别人要不要吃？你还让不让别人活？”吕雅芳从没有看到母亲发火，哭声一下子被吓了回去，她惊恐地看着母亲。母亲看着眼前被吓傻的最小的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搂过女儿泪如雨下。孩子没错，她太小了，大自然的设计本来就是这个年龄要吃最细软、最有养分的食物，她的胃怎么能消化得了粗糙？她已经两岁多，却还不会走路，因为发育不良。孩子想吃，做母亲的满足不了，还要责备孩子。可如果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都给了她，那其他三个孩子和婆婆怎么活？

当晚，母亲和婆婆在家里有了一番对话。“妈，把雅芳送到上海去吧，上海毕竟大，不缺这一张嘴，村里有好几户都送出去了。”沉默。再张口已经是婆婆：“送吧，放在咱们家，怕是养不活了。”二女儿吕顺芳听见了，一下子冲到她们面前：“妈妈，奶奶，送我吧，把我送到上海吧，我记得家，长大能找回来。”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坐在吕顺芳面前，说起那天晚上的这一幕，当年那个被饥饿追赶的10岁小姑娘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我问她当时知不知道“送”是什么意思？是像夏令营那样去去就回？还是一别永远？

老人清瘦、矮小，但精神矍铄。她仿佛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家里，眼睛里分明是和奶奶、妈妈在商量她的命运。“我知道的。送就是送给别人，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和奶奶了。但我还是想让她们送我去上海，因为我太饿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一碗一勺能捞起很多米的粥。妈妈把脸一绷，凶我说：‘你太大了，被人发现会被遣送回来的。你妹妹小，不记事，送她走能让她活下来。'”吕顺芳还清晰得记得，她当时是羡慕得不得了，多希望自己是被送走的那一个“幸运儿”。

人对事物的理解很难跳出自身的感受。我没有经受过那个年代被蚂蚁蛀空般近乎疯狂的绝望，所以不能想象一个10岁的孩子会因为吃而永远地放弃母亲。我还是问：不知道这就是生离死别吗？“我只觉得这是一条路，一条活命最好的路。我还小，我想活。”是跟妈妈永别活下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受饿，只能二选一。这种极端的选择本来是非常偶然的出现，但是在当年却逼迫着宜兴高塍和官林几乎每个家庭。

第二天放学

回家

那天，母亲抱着雅芳，坐了轮船，换了火车，到了上海。没有把雅芳放在人流如织的火车站，因为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她知道，干部有稳定的工资能养活孩子，她要把她的孩子交给一户上海人家。她出了火车站，走到天目路。她不识字，只能凭感觉分辨哪里像一个单位。走了不多远，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母亲本能感觉到这里上下班的应该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她把雅芳放在石头台阶上，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塞到她小手里，雅芳绝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不顾一切地用小舌头舔着这个从来没尝过的美好的滋味。对于一个长期饥饿的生命来说，那一刻就是在天堂了吧。什么是撕心裂肺，挖心掏肝，你能想到的最疼的感觉，那一刻母亲全在经受。“雅芳，好吃吧？妈妈再给你去买。”雅芳抬起头，不相信妈妈说的话，怎么可能还有？她拼命地点头说：“好吃，妈妈，好吃，还吃。”母亲最后抱抱雅芳，不敢再停留。生怕被警察发现，也怕自己迈不动步再把孩子抱回家。她转头就走。她亲手又一次剪断了母女间的脐带。

母亲不知道怎么回到位于浦东的弟弟的家。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弟弟、弟妹使劲摇晃她，问到底怎么了。缓了很久，她说：“我把雅芳扔在上海了。”说完，放声大哭。

第二天，母亲又回到雅芳吃烧饼的地方，孩子早不见了，四处打听，说好像是被接走统一送到北方去了。

时隔多年，吕顺芳的解释让我明白了她母亲那个悖论的逻辑：要让孩子活，就要扔掉她；因为深爱她，所以送她走。同样，吕顺芳自己也宁愿永别母亲，去交换填饱肚子。饥饿，是最原始的欲望。只有能吃饱，人才能表现出做人的尊严。所有的礼义廉耻，都要建立在没有饥饿折磨的前提上。当没有饥饿缠绕，人可以正常地生活，就很难理解那些非常时期的选择。人为什么会被逼到要褪去所有文明和理智的外衣裸露出原始兽性的角落？我与吕顺芳不仅隔了几十年，我们还隔了千山万水在对话。

我问她：“后来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换了你会怎样？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就是饿死了也有个交代，可是把孩子送出去，她什么样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呢？”我是想说，我不理解，我不会去送。

吕顺芳一字一句地说：“我家的邻居，他家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跟你说得一模一样。她没有送出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在她身边饿死了。她今天跟我说，她最羡慕我，因为我有妹妹可以去找，而她的儿子没了，她没处去找。我有希望，她连希望都没有。你不会理解当时母亲们的选择，没有谁比母亲更爱孩子，她们能背着一辈子的骂名，把孩子送出去，是因为送出去有希望，有可能不被饿死，她们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这是母亲。我理解我的妈妈，她是最好的妈妈。”吕顺芳说这些话时，老泪纵横。她懂得她母亲为了这个选择，一辈子经历了什么。

送走妹妹回来，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妹妹送到上海了，她有饭吃了。”之后，就再不提起。从那时起，妹妹这个话题就是家里的禁区，谁也不去碰，谁也不敢碰。母亲本来就少言寡语，自那时起话就更少了。

几十年里，母亲只有一次主动说起了雅芳。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周围的邻居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母亲看在眼里，有一天她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顺芳听，轻轻地念叨了一句：“要是我们雅芳在，一定过得比他们好。”顺芳听了心里一怔，母亲这是憋了多少年才吐出来的一句话，她心里对小女儿一寸一寸的思念外人怎么能体会。她越是不说，越是说明她被自责和内疚折磨得痛苦。顺芳嘴上没说，但是心里却想一定要去找妹妹，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的心安宁。

雅芳在这个家里只是个过客，两年零四个月，没有单人照，也没有全家福，在母亲和顺芳脑子里，她定格在了那个年纪。

顺芳做生意，全国各地跑，哪怕到了大西北，她的眼睛都不放过周围的人，她想在人群里寻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雅芳长大了是什么样，顺芳和母亲都只能凭猜测，互相在对方的脸上找到一些依据，也许像妈妈，也许像二女儿顺芳。谁也不知道。

2000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廊坊的上海孤儿回上海寻亲的新闻。在转瞬即逝的图像里，吕顺芳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那么像母亲，会不会是妹妹？她从电视台翻录了节目，拿回家一帧一帧地仔细看，决定试着联系，没想到回复得很快，双方约定去做DNA比对。等待的过程，那个像妹妹的中年妇女来到了吕顺芳家。

当她站在吕家门口时，吕顺芳母亲心里就已经知道她不是雅芳。虽然两岁多就分离，但毕竟是母亲，母女间那条神秘的通道外人是闯不进去的。心知肚明，母亲和顺芳却都没有说，人家千里迢迢来了，何苦要亲手戳破心里那个美好的寄托？可能她一辈子的重心都在那儿。

母亲认为自己也有一个多年离散的女儿，万一自己的女儿也像这个“女儿”一样在找妈妈呢？找错了的话，人家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夜晚，让她继续下去也好啊。晚上，母亲和“女儿”睡在同一张床上，将错就错，把她当成雅芳。母亲多想她就是自己的女儿，如果她是雅芳，母亲一定会用余生去加倍弥补当年的狠心。雅芳也是人到中年，比当年送雅芳出去的自己还大出几岁，这些年她到底在哪里？过得怎样？妈妈多想知道啊。而“女儿”睡在吕家妈妈身边，睡得很沉，她也找了几十年的母亲，好歹找到了一丝希望，累了一辈子的心终于可以休息一晚，她心里也希望这个就是她的妈妈。

吕家妈妈和顺芳，那天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DNA比对结果上：也许自己的感觉错了，她就是雅芳呢？结果出来了，顺芳母女没错，果然不是雅芳。“女儿”拿着比对结果扑簌簌地掉泪，她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接下去她不知该怎么办，她实在是没力气再找下去了。

寻找的过程被电视台记录下来，播出以后找到吕顺芳的人意想不到地多，从坐在轮椅上的肢体缺陷的人，到一米八几的壮汉，找到吕顺芳清一水地喊她吕大姐，都是眼里含着泪拜托她能不能帮忙找到自己的亲人。顺芳也就是从那时知道，饱受骨肉分离之苦的绝不仅仅是她一家。那么多的人找上门来，把多年的寄托告诉她，她担得住吗？吕顺芳没有拒绝。找到她的人很多来自她听都没听说的地方，他们会告诉她那有多少上海的孤儿。吕顺芳想，万一吕雅芳就在那儿呢？万一雅芳知道了也来找她呢？所以，她留下他们的资料，帮他们寻亲也是在为自己找妹妹。

新疆有一名上海的孤儿，大老远来宜兴和一位老太太做基因比对， 20项比对上18项，这说明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一家人。但是他仍然每一年的寻亲会都要来，他总是跟顺芳说：“万一有一天能找到呢？都这么近了，没准就在不远处吧。”60多岁的人，一年从新疆跑一趟江苏，为的就是揭开心中这个谜。

吕顺芳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再全国各地跑项目挣钱了，本来这些年业务跑得风生水起，给母亲和自己盖了楼，连妹妹的楼都盖好了，就等着她回来。这一忙起来，生意就只能放下了。先放放吧，父母年纪大了，在他们走以前找到妹妹是给他们最大的交代，生意等找回妹妹再做不迟。顺芳给自己定了个计划，花十年的工夫，从50岁找到60岁，即便找不到妹妹，也对得起父母了。

三年后，2003年的第二天早上，母亲突然不行了，弥留之际，已经不会说话，眼睛却迟迟不肯闭上。顺芳几次把母亲的眼合上，但总是又睁开。顺芳突然懂了，母亲这是在等雅芳。她凑过去跟母亲说：“妈，你放心地走吧，我一定把雅芳给你找回家。”是听到顺芳做了这个承诺吗？母亲的眼睛不再睁开。

母亲走了，终于摆脱了半个多世纪的内心磨难与煎熬，接下去就是顺芳用她的后半生去兑现承诺。顺芳去过太行大峡谷，在深山老林里，她想到自己的妹妹，如果雅芳是被送到这里，偏僻闭塞，她怎么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能知道她的妈妈、姐姐在找她？顺芳也知道有些孤儿后来到了欧洲或美国，她也设想雅芳没准就在其中。当然，顺芳也不是没想过妹妹可能早就没了，但是母亲确认无疑地认为雅芳一定还活着。

每当找到一家亲人，顺芳发自内心地替人高兴，那是她和故去的母亲最大的期待，她懂得相聚意味着什么。可看着人家认了亲，心的最里面也隐隐地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不是雅芳呢？雅芳在哪儿呀？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越长大，越成熟，越接近终点，就越想搞清楚几个终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吕顺芳在帮人寻亲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父母无奈地遗弃，却用自己的努力挣来后半生优裕的生活，事业有成，儿孙满堂。可是他们内心越来越惶恐，如一叶飘萍，迫切地想知道根在哪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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