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含经典“死亡态度描绘量表”和“人生故事协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8-03 08: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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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李·艾森伯格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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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含经典“死亡态度描绘量表”和“人生故事协议”)

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含经典“死亡态度描绘量表”和“人生故事协议”)试读:

前言

几年前的夏天,我跟妻子琳达在长岛的一个小镇上租了栋房子,住了几周。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我们想跟平时不常见面的人多叙叙旧。专家说,亲密的人际关系——家人、朋友、社群等,对实现有意义的生活起着根本作用。可我们住在中部的芝加哥,大多数朋友住在东部,所以为了保持这些人际交往,我们平时需要隔三岔五地搭飞机两头跑。我们的两个孩子——奈德和凯瑟琳二十几岁了,各自独立住在布鲁克林。我们的打算是,让孩子们一起来长岛待几个周末。

我们租住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闲逛一会儿就可以走到镇中心,骑车的话十分钟可以到海边。不过,街头拐角处的那座古老的乡村墓地,才是让人意外的福利。第一次穿过这道墓地的铁门时,我意识到,除非是由于悲伤地出席葬礼,我还从未参观过墓地。

从那天起,去这座墓地成了我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餐后我会去慢跑,开始还顾虑到穿着运动鞋和运动短裤穿行其中是否会有所冒犯。我确保自己走在墓碑中间没有铺砌过的小路上——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后来我看到了安妮·塞克斯顿的一首诗《诅咒那些挽歌》中的这条告诫“把你的脚从墓地上挪走吧,这里的人在忙着死去”。

有人说,要专注于生命,就必须剥离对于死亡的陌生感。一部分原因是,我的中年时光已经悄然到来,又悄然逝去;另一部分原因是,夏天白昼很长,可以看到长长的影子。最重要的是,我有一本书要写。因此,在长岛的那几周,我白天的任务就是要剥离对死亡的陌生感。晨跑之后,我会把自己关进一间狭小的空置卧室里,面对一堆谁都不会在夏天度假时读的书:《拒斥死亡》《死亡与心理学的重生》《生与死的对抗》《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最好的告别》。这些名字听起来有些阴郁,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糟糕。我有过比这更糟糕的度假经历。比如在苏格兰那次,我们请来照顾儿子的保姆,挑战我说要打一[1]局高尔夫。那时我儿子才两岁,而保姆的差点也只有两点。她毫不留情地将我打得落花流水。

一天的工作结束时,我会将这些关于死亡或走向死亡的书放回去,再回到墓地去放放风。我在那儿从未见到过一个活人,那里的每个人仍然在“忙着死去”。我会漫无目的地闲逛到暮色来临。这里仿佛是一部巨大的生活故事选集,有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故事类型,可追溯至两百年前,每个故事都与其他故事迥然不同,然而却像被一只灵巧的讲故事的大手操纵——甚至罗伯特·奥特曼也望尘莫及——最后每个故事结尾都落在了相同的地方,落在了这个古老的乡村墓地里。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脑海里有很多故事,实际上我也一向如此。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度过的近二十年,其间许多故事一直充斥着我的脑海:有虚构的小说,也有非虚构的故事。我试着将它们编写下来,当故事博得好评时庆祝,当故事无果而终时悲从中来。之后,有人付钱请我去讨论如何将讲故事应用到所有事情上,从(为新开设的教育机构)充实学校课程表到(为一家产品目录公司)介绍一款神奇的高科技羽绒服都有。

我有一些关系最好的朋友本身就是故事。某天参加一个晚宴时,我环顾餐桌四周,意识到自己坐在一部肥皂剧、一出闹剧、一部言情故事和一部不停地啰啰唆唆、杂乱无章、毫无头绪的冗长故事中间。闹剧和言情故事喝了太多酒,肥皂剧呜呜咽咽,冗长故事没完没了地絮叨。即使是这样,那天晚上也意外地令人愉快——虽然偷偷地告诉你,有几次我也觉得还不如回家躺床上读本好书呢。

你有你的人生故事,我也有我的。桌旁的那些人有他们的故事,这个古老墓地里的每个人也都曾有故事。我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你故事里的事件、关系、人物同我故事里的一模一样,我们的故事走向也会大相径庭。即便我们像连体婴一样每天待在一起,我们的故事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记得的事情会有差异。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我说的不是可以写在纸上的那种人生故事。我讲到的故事,就像你的手背一样,是你我此时此地所成为的完整的、未删节版的样子。我此时就在打字,而你坐在那里看这本书或者电子书。你很清楚自己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是在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你知道这故事是难过的还是开心的。你知道哪些部分是有趣的,而哪些让你昏昏入睡。你很清楚,如果必要,你可以删减哪些事件和人物。这故事从你人生最早的记忆开始,并从那里展开。故事里有你的希望和担忧,你的胜利和失望,你所赢得的和失去的爱。你的每个秘密都藏在其中。还有你的梦,你记忆里的那些梦境也在其中。真是一部长篇小说呢,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故事始终是未解之谜,因为有一件事你是不会知道的,即便可以,你也不想知道——那就是这故事将怎样及在何处结束。而有另外一件事,你将不惜一切地想要知道:这故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本书将要讲述的内容。

当然,人生存在的意义是一个像大海般宽泛的话题。很明显,我们需要设定一些界限。这本书不会试图说服你去相信或不信任何宗教信仰或精神追求。我绝不会这样做。若你选择在一只蜘蛛身上看到上帝的安排,我完全没意见。我也不会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取代你的。若你坚信仅为满足购物欲望的“血拼”才能让精神充满意义,我也许不会为你鼓掌,但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会祝你一切安好。

这本书要做的,是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人生故事是怎样形成的,这个视角适用于每个男人、女人,已经降生或尚未出生的小孩。这本书会尽最大努力来说明,是什么让人生故事变成有意义的东西,甚至可以流传到未来。

这是很大胆的断言,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曾经,我们对于某些能够与个人故事相关的故事比较关心:古代神话和童话故事让我们认识到生命的不可预知,它们将勇气和想象力灌输到孩子的思想里。当然,还有《圣经》故事。《圣经》是一个宏大宽泛的故事,充满了教训和告诫。它指出了对与错的分别,它以某些章节来讲述如何克服困难和苦难,它包括成千上万、多姿多彩的人物。在包罗万象的故事情节的中心,有一位无所不知的主角,拥有无人企及的智慧和力量。此类故事为凡人的故事提供了某种鼓励。它为人类的故事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开启以及故事结束后会发生哪些事,奠定了基调。它不会絮絮叨叨人类的目的是什么,书中直接标明了这一目的:遵循《圣经》中写下的旨意。

然而,当我在跟人谈论的时候发现,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在盲目地前进。他们在生命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人生故事。

例如,一位26岁的刑事司法学研究生说,她只有周日在教堂的时候才会思考人生故事的意义,其他时候很少会考虑。“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话题。”她说。

一位35岁左右的女社工说,她尽量不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一天到晚她都在和患有精神疾病或重大疾病的孩子打交道。

一位近60岁的男性——他提前退了休,搬到了气候温暖的地方,现在他有些后悔——希望自己之前应该再忙点儿。“关键是不要虚度时光。”他说道。

一位鳏夫,刚刚跟在相亲网站认识的女人订婚了,他说:“到生命的最后,躺在临终的床上,我唯一会思念的就是我认识的和爱过的人们。我不认为事情会比这更复杂,虽然也可能有点儿复杂。”

曾经流行于全世界的伟大的古老神话不再流传,真有那么糟糕吗?“没有任何榜样自己来创造人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约瑟夫·[2]坎贝尔如是说。当谈到从神话故事中获得的智慧时,他从来都直截了当。他表示,如果没有榜样可以参照,我们就会迷失在迷宫里,在黑暗中摸索,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前进,就像从来没有人曾经拥有过一个人生故事。坎贝尔说,我们的故事今天存在的问题,就是没多少人的故事里有着“深深的存在感”。

但事情并不非得如此。[1] 差点:高尔夫球术语,高尔夫球手平均成绩与标准杆数差距,差点越低说明水平越高。——译者注,下同。[2] 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美国著名比较神话学家,也是一位极具启发性的导师、电视演说家和思想家。他探讨人类文化中神话的共同作用,深入研究世界各地文学与民间传说中的神话原型。著作有《千面英雄》和《上帝的面具》。第一部分开头01 与那个涂涂写写的人会面

此时此刻,有人在“阁楼上”陪着你。在你的大脑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作者,安卧在你的脑沟回里,他/她是一位常驻作家,一位控制不住要涂写的人。若要在脑海里呈现这个荒诞的想法,你可以想象一个身材微小的人,坐在极小的艾伦办公椅上,拿着钢笔、铅笔或者等比例缩小的笔记本电脑。若你现在生活不如意——感情生活一塌糊涂,工作看不到出路,甚至正在失业——这位故事作者的书桌上可能还放着其他东西:比如一瓶威士忌或者一板药片儿。

你的故事作者正在进行一项无限期的工作任务:将你的记忆铸造成篇章,或者所谓的你的人生篇章。有些篇章注定冗长讨厌,比如不明智的职业选择,或者试探性地找医生咨询,结果却成了长达十年、每周两次的治疗。另有些篇章短暂却充满冒险,比如那个开车横穿全国的夏天,或者在多巴哥岛(还是特立尼达岛?)上跟某某人度过的疯狂一周。还有另外一些篇章,在发生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重要,现在你却惊觉是可以彻底遗忘的。比如,第一次的婚姻就是个经典的案例。

不管篇幅长短,内容有趣或索然无味,这些篇章都叠加成整体的故事情节。可能回忆起这些情节的时候,你发现它们是由不同篇章堆砌成块的。比如说,有个女人曾表示她将自己整体的故事分成三个区块,第一部分是“儿童时代”,第二部分是“身为人母”,第三部分是“个人时间”。在整个故事情节里,不管你如何组合这些篇章,总有重要和次要的角色登场和离场。你清楚地记得某些角色的具体细节,而另外一些却很模糊。英语老师会称之为“扁平”人物(粗略描写)或“丰满”人物(充分描写)。当然,你认识的一些“扁平”人物现实中体格丰满,而一些“丰满”人物却皮包骨头。无论扁平还是丰满,胖或瘦,特定的角色可能在你的人生故事里存在一天、一周、一年,乃至许多年,甚至无论疾病或健康,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有的角色存在的时间比整个故事都要长,有的则不会。太多的角色就像是从地球表面轻易地消失了,虽然你偶尔可以在Facebook上成功关注到他们。

将记忆转化成篇章的程序在你三岁左右就开始运行了。我说“三岁左右”,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到那么大才会开始收集和储存长期记忆。记忆与故事的编写是携手并进的过程。但是,一旦故事作者在你大脑中安顿下来,他/她会在后台安静地涂写,就像运行某些程序一样。这项工作是持续不断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运行,直到生命的尽头,或者直到你的记忆消失,这时故事才会结束。

你可以将在自己脑海里涂写的人想成一位戏剧作家、影视编剧或者捉刀人,这都不要紧。这人也许是位女士,也可能是男的,这取决于你本人是男是女(在文章里我将交替使用他/她)。他/她也可能是变性人、有易装癖的故事作者。想一想简·莫里斯或者珍妮·莫克,只不过身型尺寸要比她们小得多。

至于这人有怎样的外表或者怪癖也完全无所谓。作家有举止怪异的特权。你的这位故事作者,可能像歌德一样古怪,每当坐下来写作时就渴望腐烂苹果的气味,并真的在写字台的掀板下面存放几个,任由它们腐烂。威斯坦·奥登写作时不断地狂饮茶水。詹姆斯·乔伊斯在废旧硬纸板上用蜡笔写作。真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不过,还是有些作家可以归为同一种类型,他们“始终摆动在自我怀疑与轻度偏执之间,或者是在对立的自负与自怜的情绪中”,朱利安·巴恩斯在《文学的创作》(Literary Executions)一文里如此写道。

我意识到你们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这种想法。我们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家里住着客人,就这样;也有人会和“创作型”的人相处不来。若要对你“楼上”这位涂涂写写的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你可以将他/她想象成一位在办公场合能够帮你掌控自我的人。她是你——手里拿着一支笔——的首席主观幸福官(Chie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ficer)。但无论你把她想象成放浪形骸之人还是首席主观幸福官,你人生故事的书写都是由这个人开启和结束的。通过将你的记忆整理成篇章,她能让你的人生看起来条理清楚、充满意义。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仍表示怀疑。在这种狭窄到可笑的地方,谁能完成任何事情呢?这不是问题。比如扎迪·史密斯就偏爱窗帘紧闭、密不透光的小房间,相比起来,大脑的沟回可能还更适于居住呢,你们不这样觉得吗?

你们中间肯定有人还不相信。你可能在想,嗯,这个人可能真的在一个古老的乡村墓地里度过了一些日子,但也就那样了。并没有什么阁楼上的故事作者。也没有艾伦办公椅,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抽屉里装着烂苹果的凌乱书桌,没有盛着可能是伏特加酒的马克杯,没有塞满旧烟头的烟灰缸,也没有放着你三岁照片或者戴着大卫·克洛科特帽子照片的相框;或者穿着芭蕾舞短裙,或者戴着大卫·克洛科特帽子又穿着芭蕾舞短裙——假设这个常驻的故事作者取向比较多样。

你可能认为,“故事作者”只是个思虑不周的比喻,讲的也并非多么奇异的事情。你认为我们的故事进行下去以后,我会将她从书里砍掉。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涂涂写写的人确实是个比喻,但她这个比喻不会被砍掉。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故事里,比喻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比喻,”如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所言,“是不能被轻视的。一个比喻就可能孕育出爱情。”若一个比喻能有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故事如何呈现。

我是在某天晚上翻阅一本旧的《巴黎评论》采访集平装书时,开始想到涂写的人这件事的。有人问马丁·艾米斯这位英国文学界曾经的坏小子、现在喜欢沉思的中年父亲,他是否认为“自我与自信”对一位作者而言很重要(请不要翻白眼,谢谢)。“若我明天死去,”艾米斯回答道,“至少我的孩子们……会清楚地了解我曾经是什么样子,我的思想是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读我写的书。因此,在作品中可能存在一种存续不朽的追求,哪怕仅仅是为了你的孩子们。即使他们忘记了你的样子,也永远不会说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作者写就的故事在他人的生命中存活、延续,因此作者本人也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着,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兴趣。我想,我们其他人呢?打从记事儿起,我们就在累积自己的内在故事。我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假思索地将事件和关系分配到不同的章节,提出这件或那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将某件事标记为“转折点”,为走进和经历了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分配动机?是像艾米斯说的,为自己和他人展示真实的自我?我们是这样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鲜活吗?是否存在着某种“运转着的不朽准则”,就像艾米斯说的那样?这时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作者”,一个更小号的马丁·艾米斯!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去谷歌搜索,看能否将之推进一步。我试着搜索了“人生故事”“不朽”“遗产”。这种杂乱的搜索最终让我看到了YouTube网站上的一段视频,里面是一位孩子气的教授和他关于新书的一段演讲,那本书叫《乔治·W.布什和救赎梦——心理侧写》(George W. Bush and the Redemptive Dream:A Psychological Portrait)。介绍演讲者的教授表示,这是一系列相同主题演讲的一部分。此系列是关于如何“构建个人身份”以在生活中找到某些意义的。

考虑到小布什的心理传记不是本故事的中心,我将略过演讲的细节。但作为旁注知晓这些,再去想想布什那位“楼上的故事作者”怎么去写这位主人便很有趣了。每当被问及灾难般的伊拉克战争,布什总会说,他所留下的是非功过自己说了不算,这是未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决策者将由他人来评断。然后当布什离开白宫后,被问及为什么画一幅自己刮胡子、洗澡的画时,他说因为他想“留下点儿什么”。世上确实有一种运转着的不朽准则。如果他的画发挥了作用,那任务就完成了。

视频中的演讲者丹·麦克亚当斯讲得很有吸引力,对于布什的自我粉饰提出了尖锐的见解,所以我用谷歌搜索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是西北大学一个名为“富利生活研究中心”的机构的负责人,跟我们在芝加哥的公寓在同一条路上。他是一位颇受赞誉的叙事心理学家,或者叫“人格学家”(personologist),此专业术语我之前从未听说过。

我订购了几本麦克亚当斯的书。书中他描述了一种称为“身份的人生故事模型理论”(a life-story model of identity)的观点,而抛开书中的学术用语不谈,这看起来正好是我在寻找的东西。这个模型记叙了一个故事——人们是怎样从青春期开始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断进化的。这个记叙故事让我们将“重构的过去”——即记忆中的事情——不管它是否准确——跟“想象的未来”连接起来。举例说,麦克亚当斯观察到,“救赎”是很多美国人个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白手起家、东山再起、实现内心向往的[1]自我。拿起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或最近流行的自传,去People.com[2]或其他名人网站看看,打开真人秀节目或者黛安·索耶特别节目,或者就是早晨睁开眼,你都会看到大量高调的救赎故事:政客、运动员、影星、沉沦太久想要重新振作的绝望主妇。比如莫尼卡·莱温斯基,她现在正在进行连年的、全国性的救赎之旅。首先是2014年她在《名利场》杂志上的个人忏悔(《羞愧与生存》);接着她进行了TED演讲(《羞愧的代价》);此刻莱温斯基在全国参加反欺凌专题研讨会的视频没准就在你附近的场所播放着。如今这是她的人生故事的立足点,她也将坚持下去。

不管主题是“瞧,我走了多远”,或者“我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时让它变得比现在更美好”,或者“我想让自己隐藏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或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不管故事的副歌部分是什么,麦克亚当斯说,我们创造的关于自己的故事,类似于一部“个人神话”。我们通过自己的个人神话来了解我们自身。神话里指出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和最终想要到达的地方。不管故事条理清楚连贯还是混乱不堪,每个人的神话都与他人的截然不同,尽管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主题。麦克亚当斯说,他儿时个人神话里的愿望是成为职业棒球联盟芝加哥小熊队的游击手,而我想成为费城人队的二垒手。很明显,他个人神话里的人比我神话里的人臂膀要粗壮。但我们最终都没有进入美国职棒联盟,所以现在我们有了截然不同的个人神话。

我相信自己关于每个人脑海里都住着一位故事作者来创造个人神话的这个观点会得到可靠的支持,因此我给麦克亚当斯写了封电子邮件,问他能否见面。我说自己在写一本书,有一个不成形(我当时可能写的是“在形成阶段”)的构想,但看起来跟他的研究相吻合。他非常慷慨地答应与我在西北大学校园对面的皮特咖啡馆会面。我们在那里就叙事心理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跟我介绍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描述了他跟学生正在做的研究。研究涉及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需要采访别人的人生故事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告别前,他对我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他的那些书证明,我关于脑海里故事作者的想法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荒诞。

1.一个人的生活故事或者说个人神话是在持续变化的。故事总会演变,所以你跟我都属于“半成品”。当个半成品并不容易,这可能会让人气馁,特别在人到中年的时候。“通往地狱的道路铺满了半[3]成品。”菲利普·罗斯这样说,因此他拒绝为《纽约时报》写他当时还未完成的生活。

2.没有个人神话,我们将迷失在时空之中,谁又想要那样呢?心理学家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就有一个“叙述性的思想”,这让我很庆幸(叙述性思想、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你想怎么称呼都行)。个人故事是将曾经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和将来想成为的自己连接起来的媒介。一位学者曾经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以“我将成为谁”为先决条件的。真正的作家已经关注这个观点很久了。“我们的存在不是由现存的东西,而是由尚未发生的东西组成的。”西班牙评论家奥尔特加·加赛特表示。

3.编写自己的生活故事,让我们可以将零散的事件变成有开头、过程和结尾的整体,唐纳德·波金霍恩如是说,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头面人物。故事的顺序极其重要。当故事——电影、书、戏剧、人生故事等——缺少清晰可辨的开头、过程和结尾,我们会牢骚不满、困惑不解。故事也会变得不连贯或者缺少完整性。

4.故事讲述与写作的能力是最基本的。故事“使我们成而为人”,我多次读到这样的说法。到现在,我已经数不过来碰到过多少让我们成而为人的东西了。了解人们终将死亡,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曾经也有人说,烹饪让我们成为人,虽然近期有研究发现,假如黑猩猩认为会有煮熟的红薯片端过来,可能会暂缓吃手里那些生红薯片。但是说故事让我们成人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生命永不止息地被……我们梦想的、想象的或想公之于众的……故事……缠绕交织在一起,”波金霍恩写道,“所有这些故事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中被改编,在生命故事中,我们以插曲般的,有时候是半意识的、基本不间断的独白对自己讲述着。”而这是关于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要做的事情的完美的、也许有点太复杂的描述。

当然,我细读的书本和论文里并没有任何信息讲到,有位蓄着胡须、独坐脑海内室、戴着角质眼镜和腕关节支架的人存在。当然这些书里也没说他不存在。研究人生故事的学者承认他们并未获得所有的答案。也许他们应该跟真正的作者多花些时间聊聊,这些作者总是引用诗句,来说明生活是一个硕大、丰满、偶尔刺激、时常乏味、不易预见、偶尔有些意义的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怎么能活着而没有故事可讲呢?”

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里说:“我们多么频繁地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我们多么经常地调整、润色、用心删减故事内容?我们活得越长,就越少有人来质疑我们的描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而仅仅是我们讲述的关于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讲给别人听,但——更主要是——讲给自己听。”

再思考一下琼·迪迪翁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里说的,这本书是在她结婚40年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尔去世后写作的——她不得不写。她说:“这(本书)是我试图理解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里,那打破了我固有看法的一段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可能性和运气,关于好运和厄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痛,关于人们是否会面对或以何种方式面对生命即将终结的事实,关于理智的浅薄看法,关于生命本身。”为了理解这些深不可测的东西,迪迪翁说,她不得不写一版关于自己的、尚未写成的人生故事。几年前,她出版了一本作品集,名为《为了活着,我们在给自己讲故事》(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它讲的是:我的生命,迪迪翁的生命,任何人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的故事作者将隐藏在楼上的零碎边角料巧妙地转换成叙述性文章的时候,才会感到有点儿意义。[1] 美国《人物》杂志官方网站。[2] 黛安·索耶,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电视新闻记者、当家女主播。这里是指她在ABC联合主持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每周一小时,由重要人物专访、突发性新闻报道、讨论问题等内容构成。[3] 菲利普·罗斯,犹太裔美国作家,1997年因《美国牧歌》获得普利策奖,1998年在白宫获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荣获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02 在记忆车间内部

没花很长时间我就明白了,归根结底,一切都与我们留存下来的记忆有关。我们脑海里所维护的人生故事,在复杂度和细节程度上都令人惊奇。但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取决于记忆是否“真实”。它们是真实的?是也不是。事实有历史事实和叙述事实两种。并非自欺欺人,而是记忆确实难以把握。随着岁月变迁,人生故事里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会变大变小,重要性也会有所增减。我们会很肯定一些事情发生了,但事实上它们从未发生过。“生活不是人们所经历的,而是人们的记忆及记忆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Living to Tell the Tale)中如是说。

不管这话有没有道理,记忆确实是会累积。我们在记忆中如此自然地穿梭,很容易就忘记了它们具体数量有多少,它们肯定被上传到了某个神奇的存档系统里,而你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可以从中提取信息,来创造不断延续的人生故事。

一回想到我们是怎么毫不费力地将记忆乱丢时,就会觉得这有多么令人震惊。举例说,如果你与我在酒吧相遇,互相介绍,我们会很快从庞大的记忆档案里挑选出最佳内容,并向对方展示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者说想让对方认为我们是怎样的人。在我们互相介绍后,就开始交换彼此人生故事里的大量信息——就是叙事心理学家所称的“自我的进化故事”。

假设我比你爱啰唆,我会先开始讲话。可能我在开头会先讲我的进化故事中某个很小的细节,某件傻傻的事,比如多年前我与苏珊·萨兰登那次不幸的会面——她对我火冒三丈,但那件事不是我的错。我分享这件逸事不是为了自抬身价——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会。我之所以分享这件事,是因为它是我进化故事里有些尴尬、有点自黑的部分,是别人逼问的时候才会说的,尤其是借酒逼问。一位叙事心理学家也许会说,我偶尔把这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抖抖,可能由于它很好地反映了我现在的个人神话——即我虽然有点儿酷,但也不是个自恃甚高的人。再喝一杯酒,我可能会分享自我进化故事中某些摘要的信息洪流,大概比你本想知道的、比你愿意忍受去听的要多得多。关于我在费城的某间红砖墙连排住宅里长大,有个小小的前院,在绿色和橘色相间的凉棚下有个微型水泥露台;关于我的卧室墙壁上贴满了牛仔壁纸并用大学的院旗来装饰;关于上高中的时候,我因为要跑到校门口一步远的餐车买椒盐卷饼而被罚了十次留堂;关于我最终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需要我放下尊严;关于很多年后我是如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遇见了琳达,或者关于奈德和凯瑟琳的这事儿、那事儿;关于职棒联盟成立的某些内幕,以及我们像傻子一样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赚钱;关于我们是怎样移居芝加哥的;关于我的狗狗“软木塞”(土狗)和伍迪(匈牙利维兹拉犬)的暖心回忆等。即使我说几个小时,把你耳朵说破,你获得的信息也只是我的个人进化故事的部分片段。

当我们喝到第三、第四杯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你也会跟我讲述你的生活,或者你会想试着跟我讲——我可能会讲到个人生活的小细节,比如我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左肩上文了一只小海豚——在那很久之后,不大会文身的人去文身这件事才变得流行起[1]来,然后由于我的文身师傅后来也帮詹尼斯·乔普林文了身,这件事就更流行了;还有关于我最喜欢的十位费城老鹰队队员;或者关于我儿时常做的两个梦:一位开校车的神父一直想开车撞我;我在地铁上遇到二年级时认识的一个女孩,但我没穿裤子。

听了我个人神话里的那么多细碎片段,你会突然想起来你约了人要迟到,然后准备埋单,希望你越早想起来越好。这时候你已经了解了我的很多事情,但跟我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所知道的相比,还不到一个小分子。

关于这件事,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很久之前的某时某刻,我们给了脑海里的故事作者一项安全许可:贵宾室、后台、内室,仅供收件人亲阅的、一级保密的都可以去看。这项许可让脑海里的作者可以毫发无伤地获取认知科学家所称的“自传式记忆”。由于这项非同寻常的许可,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了解我们跟它一样多,甚至包括美国国安局,包括谷歌。父母、伴侣、伙伴、孩子、兄弟姐妹、曾经的爱人、诊疗师、神父、朋友、邻居和办公室的伙计们,对你的个人故事了解的程度都不同。其中有些人了解事实(或多或少),其他人知道的都是洗白后的版本。

你脑海里的故事作者知道一切。如果她终究要出卖你,就像那些出了名爱走极端的作家,那她将会变得极度危险。你将无法想象自己被暴露在外的程度。任何网络身份攻击都不可能比得上你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在“发功”时造成的情感创伤。她掌握你的记忆——是的,甚至连很隐秘的事也知道——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她了解你的恐惧,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你自己更加了解,因为她不会拒绝承认某些事实。她洞察你每一刻的欲望。她明辨你生活中的人孰轻孰重,尽管你可能会伪装。她掌握你狂喜的时刻、孤寂的时刻,即使你巧妙地隐藏情绪。

我们,还有脑海里的故事作者,是怎样将记忆保存下来的呢?它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的记忆如何在需要时被归档、检索、重新储存,随时间修改、删除,从回收站中恢复的?尽管科学家仍在研究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但我们从笛卡尔时代至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笛卡尔在17世纪提出的人类如何制造记忆的想法,比我的故事作者理论还要古怪。笛卡尔认为,大脑中的松果体是人类意识的中心。松果体表面的“动物本能”创造的记忆形式或印象,让我们看到已经不在眼前的物体的形象。

再快进到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进展,不要再提松果体了。神经心理学家埃里克·坎德尔由于“在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方面的发现”在几年前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对我们理解脑细胞的工作原理而言是一项巨大的突破。他取得这项发现的方式也令人称奇——通过观察黏糊糊的大型海蛞蝓的电突触方式。根据记忆的方式不同,我们的神经活动(可能也是黏糊糊、迟缓的)在大脑完全不同的区域发生。比如说“速度与激情”类的记忆,例如你毁掉了父亲的别克车的那个晚上,这样的记忆是扁桃形结构,周围会闪烁。那些高度紧张的、令人兴奋的记忆也是如此。神经学家认为,这样的记忆会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被记起,就像“闪光灯”一样。我们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在描绘这些记忆时需要格外当心,因为这时候他们经常粗犷到离谱。

无论如何,关于大脑如何工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了。弗朗西斯·克里克,DNA双螺旋的发现人之一,曾预言说最早到2030年,人类将完全理解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但我没有时间等到那会儿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情况下,我还是选择去想象可能有个小人儿坐在电脑显示器前的瑜伽球上,或者其他更简单的方式。她轻触按键,调出不同的记忆,然后编辑每段记忆或记忆片段,就像剪接师剪辑电影一样。通过PS图像处理软件之类的程序,她可以自如地剪切润饰记忆。

科学家们会反驳我这个观点,那是当然。他们认为,记忆与快照图片或者视频片段完全不同。认知心理学家坚持认为,你的人生故事是由“具体的、有创造性的”的形象和认知组成的,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原始印记”。确实,若进行科学审查,关于“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的整个假设便遇上麻烦了。并非由于大脑研究学者和分子生物学家否认人生故事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者认为,记叙性构成是“人类经历的不可避免的框架”。然而科学家终究是科学家。他们要求可以被实验和证实的证据,而迄今为止也没人在大脑里发现看起来像故事作者的东西。每当科学家使用常规的神经成像设备来检查大脑时,每当脑外科医生打开头颅直接用眼观测内部时,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堆含有上亿神经元的、约450克重的果冻状物质。看不到艾伦办公椅,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黄色的拍纸簿或者索引卡;没有关于是否有来世的文稿;没有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形状的镇纸;没有咖啡渣,没有烟卷没有酒,也没有绿色小药丸。没有证据证明那450克重的果冻状物体里存在着一个脏兮兮的故事作者。

但是,仅因为人们尚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并不能说明这个故事作者不存在于大脑中,灵巧地藏匿着自己(如我所言,他真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人,虽然他穿着双大大的马丁靴)。但是,让我们先停止争辩。我不会建议这位外科医生应该去检查下眼睛有没有毛病,或者抱怨那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有故障。只有傻子或者执迷不悟者(有时候这俩是一回事)才会打赌认为未来科学会输掉。终有一天,我们会清晰地了解“一团能放在手掌上的450克重的果冻,是怎样能够想象出天使,思考无穷的意义,甚至怀疑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神经学家拉玛钱德朗曾如此信心满满地说道。

归根结底,我们会为取得的科学进步鼓掌,但可能不喜欢它引领人们所获得的观念。个人来讲,我更加相信我们最重要、最珍视的回忆的确是真实无误的。那些记忆就是我本人,而你的记忆就是你。只要我们保留那些精确的、壮观的细节,你我就始终是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若在重要的记忆是不是生活的真实印记这个问题上逼问太紧,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是我们认为的样子。个人而言,我宁可不要走到那一步。

如果说我们关于记忆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记忆通常是十分不准确的。有些人认为,每当你找出一段记忆,它都不再相同了。它变成了一段有关旧记忆的新记忆。有人会告诉你,那些我们以为是记忆的,甚至根本就不是记忆,而是我们一遍遍重复的真实体验。每当我们记起某些东西的时候,都在重新构建这段体验。

不管记忆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存储,记忆都是不断变化着的。在一本关于自传式记忆的书里,约翰·柯垂描述了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是如何重新写成被我们当作现实的东西的。我们遇到过的好人,在记忆里变成了更好的人;坏人则退化成更坏的人;一把小贝斯膨胀成一件大乐器。柯垂讲道,人们都会说“我们总是这样做”或者“我们从没那样做”,而事实上我们从不这样做,而总是那样做。但我们不是真要撒谎,对吧?比如,我曾告诉别人,我小时候总是运动队中最年轻的队员。但由于我年纪小、个子矮,队里也不怎么让我上场,总是坐冷板凳。我真是这样认为的。但如果你仔细调查下我在位于波科诺斯的亚瑟夏令营的运动经历,然后挖掘到我在校队或社区临时运动队的表现,你会发现只有一次——我是运动队中最年轻的队员(申明一下,是亚瑟夏令营的运动队)。那我为什么要说自己“总是”队伍中最年轻的队员但没上过场呢?因为这样说,帮助我定义了现在的我。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是运动型的,但又不是那么擅长运动。

另一个例子:我总是发誓来发誓去,说我从来没有在学校考试时作过弊。我也真的相信自己从没有作过弊。但是,我也有理由确信小学考试中有几次我偷瞄过珍妮·马拉默德的试卷(珍妮是个天才,从来没做错过题)。那为什么我删除了关于偷瞄的那些记忆呢?约翰·柯垂引用一位发展心理学家的话提醒我们说:“当毛毛虫变成蝴蝶,它就不记得做毛毛虫的时候了。”在我的脑海里,自己是个完全成熟的、有道德的人,事实上真不记得曾小偷小摸过任何东西。

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并不是要通过修改我们的记忆来散播谎言。她只是尽力创造连贯统一的故事。她轻轻地抖动记忆,将一些记忆抬高,将另外的贬低,这是为了不让记忆自相矛盾,或者使整体的主题变得模糊。若你因为考试不及格退学而不得不干一份糟糕的工作,你可能会忘掉关于自己嗑的那些药的记忆,而只记得你妈曾经说你是那种在传统教室里学不好的学生。或者你会清楚地记得,现在已经是你前妻的她,说需要自己的空间,而不记得她曾多少次告诉你嚼东西的时候不要张着嘴。故事作者让某些记忆优先于其他记忆的时候,只是想帮你一个忙。“每个关于观念的行为在某些程度上都是创造力的行为,每个关于记忆的行为在某些程度上都是想象力的行为。”杰拉尔德·埃德尔曼这样认为,他是一位获过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而你的作者不用上生物课就能理解这件事。“当讲到过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写小说。”斯蒂芬·金的小说《乐园》(Joy Land)的主人公这样说道。也许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人生故事更像一部非虚构性小说。

当今社会有很多关于“人类记忆正被围攻”的讨论,若此话当真,这对于我们确保人生故事的连续性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科技使人类变得愚蠢,有些科技则使人烦躁。人们担心的是,既然每个人口袋里都放着搜索引擎,我们就不需要像以前一样记住那么多的东西。若能简单地谷歌一下,那干吗还需要记住呢?某些功能一旦不用就会丧失,因而我们的记忆就会萎缩。曾有人这样担忧。

这是让我们紧张的理由之一。另外一个理由,是有人认为我们的“交互记忆系统”正在消逝。交互记忆系统是指两人或更多人可以使用共同的记忆存档。如果其中一位不知道或记不起来某件事,身边其他人可以填补这段记忆空白。曾经,人类就是这样来记忆很多事情的。要去调查什么东西,第一件事就是要询问别人。已故的简·斯塔福德,她去世前几年在帮《时尚先生》审稿时,告诉我说家里有个人——她的丈夫利布林是位新闻工作者——家里有个什么都懂的人真好。每当斯塔福德自己写故事需要某些信息时,她就走到楼梯口,往上喊:“嘿,乔!那个某某是什么东西,或者某某是什么人?”她要的答案就会从楼梯上大声喊出来。

在过去,交互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人跟Siri语音之间的。当一个人记不起来的时候,交互记忆系统里的其他人还记得。你的父母关于你的记忆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交互记忆系统。家庭中几代人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他们将记忆集中,通过讲故事将记忆保存下来,总计合成规模更大的交互记忆系统。你不知道吗?那去问奶奶吧(但要大声点儿)。

眼下的问题是,我们不再几代人住在喊一声就能听到的范围里。我们也不再以部落分布,相比于单个家庭,部落是更大规模的交互记忆系统。我们确实生活在“品牌部落”里,但我很怀疑跟我同样用苹果电脑的人能否告诉我我母亲这边的亲属到底来自白俄罗斯的什么地方。除了知道母亲来自“俄罗斯的某个地方”,父亲来自“奥地利的某个地方”,对于自己的籍贯我一无所知,我也希望自己能知道。若能将人生故事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里,会令我的故事更有意义。比如,如果我知道家族中曾有人英勇抵抗蒙古部落入侵,会让我感觉更多——更多什么呢?更多与时间的无穷弧线相连接,或者说类似这种事。亚瑟·叔本华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突然出现了,而在数千年前人类是不存在的;很快我们又变得不存在,也将不复存在数千年。我们的内心说:事情不该是这样的。”若我能知道自己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大草原,我大概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个匆匆过客。但现在已经无人可问了。我唯一能求助的就是上网,我也的确这样做了。我在族谱网站没有找到更多内容,因此只得从我读过的历史书里和确实不与我沾亲带故的人的自传里拼凑信息碎片,比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自传。多亏了他们的人生故事书,我得以推测出我父亲的家族是于19世纪迁到奥地利的,是俄国、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往奥地利大迁徙的一部分。而这仅仅是个开头。至于母亲这边,我仍然不知道她的家人是来自明斯克还是平斯克,但多亏谷歌地图,至少我知道了明斯克和平斯克在哪儿。

但是说实话,科技在给予的同时也在攫取,它是一把双刃剑。科技也许会导致记忆萎缩,但同时也能让人的记忆存储更加宽松。某天,我想听听作曲家理查德·罗杰斯为电视纪录片《海上的胜利》(Victory at Sea)谱写的配乐,20世纪50年代初这部片子曾在NBC热播。我跟我父亲从未落下过一集;回想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养成亲密关系的体验。感谢科技进步,我轻轻点了几下鼠标,就在Spotify音乐平台上找到了这首配乐。当前奏——《强浪之歌》——响起的瞬间,我立刻被传送(或者说被护航)回了费城的惠特克大道上。我能看到起居室里电视机上的调音旋钮。我还能看到从小小早餐室的下拉式顶棚倾泻下来的阳光;还有用来调整拉绳的蛋形部件,它和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那天安装的一样。我看到了房间角落的笼子里,我家的金丝雀“小叽喳”正在啄墨鱼骨。唤醒这些记忆只须重播《海上的胜利》,这我动动手指就能做到。[1] 詹尼斯·乔普林,美国女摇滚歌手。03 审定版与未删节版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被称为架构最好的英文小说之一,他曾写道,我们以已经被忘却的体验开启人生,以期望却并不理解的体验结束人生。他还将写成的故事定义为“以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记叙”。这道理大致上也适用于你的人生故事。你的人生故事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记忆组成的记叙文。

按时间顺序编排内在的人生故事,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与现实中的作家不同,你脑海里的作者不能直接胡编乱造。她不能凭空创造出有趣的角色,也不能跨世纪地颠倒叙事。她不能像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在故事里加入一只会说话的猪,她也不能像科幻作家一样引入残暴的火星人。阁楼上的作者必须设法利用已有的记忆来写作。尽管这位作者处理你的记忆时可以有、也会有合理的自主权,但是她描绘的必须是似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不可以越过这条底线。与现实中的作者不同,阁楼上的作者不能打一个响指、用一个浮夸的特技谢幕,或者写一套低劣的把戏,比如主角是从噩梦里醒来,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你的人生故事也确实需要最终取得成功,得到某种方式的回报。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

要理解你的人生故事是怎么形成的,先让我们想象这个故事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的。我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个点子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将人生故事想象成一本书,先让我们确保它不会从锁线处散架。确认这一点后,请继续想象你的书是从空白页开始的。为什么空白?用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话说,因为你尚未“踏入聚光灯下”。他把大脑认知某件事的瞬间,比作演员从舞台两侧的半暗灯光中突然亮相,面对灯光和观众的一刹那。

哲学家与科学家对人生起始时的空白程度有不同的见解。有些理论看起来跟“脑海里故事作者”的假设如出一辙,所以我当然更倾向于这些理论。哲学家约翰·洛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生起始时是完全空白的一页纸,上面没有任何预设的内容。新生儿的思维就像白纸,“没有任何特征”。“那它是怎么被布置完成的呢?”洛克这样发问。一言以蔽之,通过经验。我们活到老学到老。

其他的伟大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探讨人类出生时究竟是一片空白,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或者可选择的思维预设。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理论认为,人类生来就原厂配备了某种主机板,一种提前预设的“语言习得机制”。你可以设想在脑海里的作者工作的地方旁边有个微小的IT柜。隐喻中的母板可以用来解码语法结构,这就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并创作故事。之后,乔姆斯基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有种类似于“普遍语法”的东西(尽管英语跟Liki语发音听起来有天壤之别,那是一种印度尼西亚某个小岛上只有5个人会说的语言)。故事作者的理论在人类语言能力如何形成这件事上持中立态度。反正我们就是有语言能力,而且若要对自身有任何的认识,我们也必须具备语言能力。

但是,再回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本书上去:在封面上有个漂亮的婴儿,甜甜的、胖乎乎的,天使般的小脑袋上顶着新生儿的小童帽(粉色或者蓝色,你自己来选)。当然,这个婴儿就是你。是你,但又不真的是你,不是现在的“你自己”。这个婴儿会演变成你,成为你今天眼中的“你”。即使还有些欠缺,但那个小小的你也已经受住了一次“存在危机”,即众多危机中的第一次,心理学家罗洛·梅如是说。那次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根本不会出生。但你已出生,所以危机解除。罗洛·梅认为,通过了这次严峻考验,你已经踏出了创造自己个人神话的第一步。它具备经典个人神话的所有特征。你命中注定要正面抗击种种阻碍与苦难,你已准备好探寻真理与目标。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你人生起始时已经有了一位好伙伴,罗洛·梅认为这实际上跟摩西被发现浮在芦苇丛里的水面上或者耶稣被发现在石槽里是一样的。但是,嘿,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重点是,你现在存在了,郡书记官签署的出生证明确认了你的存在。你会有一个名字,也可能还没有。当你有了名字,也许是与你现在或已故的某位亲属同名,那么他的人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因此延续了。无论你叫什么,可能还会有一张印着你两只小脚丫的出生纪念证书来进一步记录你的存在。你那双小脚丫在这个阶段可没有任何用处,你自己哪儿也去不了,而且这将持续一段时间。你就像动物王国里乳臭未干的幼崽,无助得不能再无助了。你还不能搜集记忆,你连最基础的句子里最简单的词都搞不定。你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个世界,但你确实很可爱,足够拍一张非常吸引人的宝宝封面照。

在封面上你超级可爱的脸蛋上方,印着这本想象中的书的书名。作为一个有强迫症的编辑,我在选一个可行的好书名上犹豫了很久——不需要太花哨或者抖机灵,我们说的可不是过期的《时尚先生》。我本来要用《我:一个生命》(Me:A Life)作为书名,但感觉那样过于概括与平淡。《不朽的自我: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Enduring Self),感觉好了一些,但是盯着看一会儿,我觉得那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夸张。而且用“死亡”这个词让我有点困扰。所以我稍微改动,变成以下这样,这对于我们要讲的内容已经足够了。[1]《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

我们的书名已经就位,可以填充书页内容了。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应该写什么呢?图书编辑通常会告诉你,最好以序言来开场。它为一切内容提纲挈领,提供有用的语境。所以花时间思考一下,你的人生故事真正是从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开始的?这不是无意义的问题。如何提出你的背景故事,对于你所期望的人生意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可以认为,你人生故事的开启方式要带些神秘感,或者你认为宇宙不要总是神神秘秘的,那也行。在没有更好的内容时,你总可以用序言来简单交代:你的生命故事始于一次结合,一次随机的碰撞,一次极微小的——连轻微交通事故都算不上的——发生于输卵管壶腹部的撞击。

但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觉得,以“结合”形容人生故事的开端仅仅是差强人意。你会在序言中详细讲述你的人生故事的开始,在那轻微的撞击之前,根据你掌握的信息,那次碰撞可能是在汽车旅馆或者在一辆纳什漫步者车里。你可能觉得有必要在前几页来鸣谢与赞美你人生故事的真正作者:我们天上的造物主(Our Author)。

你们中的另一些人不会那样写序。你们崇拜科学而非超自然力量。因而你可能会在正文前讲解你的人生故事是怎样从爆发到太空中的亚原子微粒而开始的。不管是什么事儿,反正有东西爆炸了。在爆炸的火花或其他东西之外,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才有了封面上那个婴儿的脸。

还有另外一些人,可能会用序言来强调自己或其他人对于人生故事开启的方式与缘由都没有任何模糊的想法。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认为,我们都是宇宙的孤儿,坠落到星系中漫无目的地徘徊,头上盘旋着思想的气泡。气泡中有一个问题:我是谁?可能还会有人在文前说:当然了,我有个名字,有出生证明,肯定也会有社保号码、驾照、护照,最终会有退休协会的会员卡,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我。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我。又或者说我是由别人一点一点组成的,我所谓的人生故事也无非是一个叙事体的中微子,镶嵌在无尽的长篇故事里,故事的名字叫《曾经走过世界的人》(Human being Who Ever Walked the Earth)。

你的人生故事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序言来开启,然后用自己选择的信仰体系一以贯之(假设你有自己的信仰)。让我们先同意“每个人能记住的人生故事,都是从我们最初的记忆开始的”,当我们开始有能力理解和创造故事时,也就拥有了最早的记忆。记忆与故事无可避免地相互连接着。

若你是个脾气暴躁、叛逆的人呢?如果你根本不想写什么人生故事呢?叔本华写道:“我们在疯狂的世俗欲望里产生,在所有身体器官消亡、尸体陈腐发臭时结束。”他在哲学上永远如此阴暗。若人生如此空虚,又何苦书写人生故事呢?因为我们没有选择,这就是原因所在。即使生命不是应我们的要求而产生的,我们依然被迫手书着人生故事。我们注定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为什么从解剖学上看,头颅中有一个预留的小空间,留给某样东西或某个人,将记忆整理成章节再组成情节。这是否是有意为之的呢?除非我们想象的书里大多数页面都被填满了,否则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人生是否有意义,幸运的话,距离填满它的日子不会很远。“让我们等待人生故事书的版面校样吧!”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被问到人生的意义时如是说。[1] 原文为The Life and Time of My Enduring Self。04 最初的草记

丹·麦克亚当斯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个人神话与自我建构》(The Stories We Live By: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中说道,他在为发展心理学班级上第一天课时,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写一篇关于你离开子宫第一天的假设性的期刊文章。读到这里我想,真是个好主意!如果回到在《时尚先生》做编辑的时候,我真的会采用这个选题。我会给某位作家打电话,让他尝试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菲利普·罗斯会是个合适人选,他会写出相当了不起的文章。[1]

杜鲁门·卡波特?那就更好了。对于描写1924年9月30日下午3点以后的几个小时在新奥尔良的杜鲁医院发生了什么,卡波特会很感兴趣。假设卡波特接受这一选题,交来写好的文章——能否交稿对于他来说永远是个假设——我相信他的描述将令人难忘,并且有很浓的南方哥特风格。杜鲁门的母亲叫莉莉·梅,她从来没想过要这个小孩,但她拖了太久,再堕胎已经不安全了。杜鲁门的父亲叫阿奇,他确实想要个小孩,但他是个完全不靠谱的人,诡计多端、戴厚底眼镜,搁在哪个产房都是出彩的角色。莉莉·梅与阿奇这一对,完全不[2]是琼·克利弗和沃德·克利弗那样典型的乡村父母。卡波特儿时最大的恐惧就是被遗弃,所以我确信他对自己出世第一天的描写会是忧心忡忡的。我也同样相信,他会将手按在《圣经》上起誓,说每个小细节都是完全按照现实经历来展现的。

实际上,你的人生故事——你记忆中的故事——并不是从生命的第一天开始的。你真以为自己记得呱呱坠地和婴儿学步时的事情,但其实你不记得。圣奥古斯丁,一个毫无疑问比我们更接近上帝的人,都不记得人生最初的几年,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里大方承认过。

对其他人来讲也一样。在人生最初几年,我们确实收集了一些记忆,但是出于还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这些记忆蒸发了。我们以为自己记得刚出生那几天或几个月的事情,是由于我们的大脑从父母、祖父母和哥哥姐姐后来的讲述中创造了记忆。相册里的老照片也会从角落里冒出来,让我们以为那是真正的记忆。或许还有其他的解释:你脑海里的故事作者把日子记混了;你的想象力太过活跃;你在服用管制药物等。

一岁之前,虽然你还未存储记忆,但已经开始形成模糊的“自我”意识。这个初级的“自我”并不是真正的自己;那是袖珍版的自我,并不知道有一天终将成为那个可悲的、令自己厌恶的完全版自我,当然,让我们希望不会如此吧。每当你跟照看你的人分享自己的“主观感受”时,那个羽翼初生的你都在进行自我表达。你主观的自我因此可以与人进行交流,虽然不是通过语言。比如,你的微笑会让你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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