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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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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贸易论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的三部《贸易论》，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尼古拉·巴尔本和达德利·诺思的著作。这三部《贸易论》适应十七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们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过不同的作用，对后来的经济学说有过一定的影响，是了解和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及其发展的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简评三部《贸易论》

本书收录的三部《贸易论》，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尼古拉·巴尔本和达德利·诺思的著作。这三部《贸易论》适应十七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们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过不同的作用，对后来的经济学说有过一定的影响，是了解和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及其发展的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一

托马斯·孟（1571—1641）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突出代表。他是一个大商业资本家，政府贸易委员，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他的《贸易论》曾出版几次，最后经过作者彻底改写，于他死后二十多年，即1664年，由他的儿子约翰·孟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书名出版。收进本书的《贸易论》是1621年发表的。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最初的经济学说。它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殷。两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对什么是财富和财富源泉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认为货币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要使国家致富必须增加货币。但是，他们在增加货币财富的手段和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切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销售都会使货币增加。他们坚持多卖少买或不买，要求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将货币贮存起来。当时西欧一些国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和主张，颁布了防止金银货币输出的法令，实施了吸收金银货币到国内来的政策和奖励办法。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国家法令和政策，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发展的障碍。当时在英国对外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东印度公司，深感原始的货币制度和政策的束缚，要求突破政府规定的某些限制；主张不仅应该多卖，而且应该大量的买；提出国家不仅不应该禁止而且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东印度公司较早地争得了国家的特许：国家允许该公司每艘船出航一次可以出口一定数量的金银货币，但要求必须在半年内再进口相同数量的金银。因此这家公司遭到了社会上、特别是早期重商主义者的责难与攻击。托马斯·孟针对当时对东印度公司的抱怨和反对，写了《贸易论》，副标题是“

论英国东印度贸易

托马斯·孟的《贸易论》除序言外，分四部分驳斥了对东印度公司发展对外贸易的反对意见，向国家提出了发展东印度贸易的建议，论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和主张。

在《贸易论》的序言中，托马斯·孟强调了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指出对外贸易的好坏是检验一个国家贫穷与富裕的标准。他说：“商品贸易不仅是一种使国家之间交往具有意义的值得称誉的活动，而且，如果某些规则得到严格遵守的话，它还恰恰是检验一个王国是否繁荣的试金石。”（本书第5页）

托马斯·孟论述了他所极力主张的贸易平衡原则。他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做到出超，才能使国家繁荣；相反，如果进口超过出口，则既浪费了外国的物资，又挥霍了本国的时富，货币自然外流。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写道：“正象出超肯定能使我们致富，使我们的货物和金钱增加一样，入超必然造成相反的后果。”（本书第40页）这一原则在托马斯·孟改写后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名发表的著作中，表述得更加简要清楚。

作为当时商业资本家代言人的托马斯·孟已经本能地意识到积累资本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努力积聚财富和勤俭持家是一个王国金库的真左守卫者的品质，而王子禁令的威力和效力却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本书第5页）

托马斯·孟论述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是国家拥有丰富的物产和出现剩余产品，这样，从外国流入的货币才能大大增加。并且说，东印度贸易就是由此诞生的。这里可以看出，托马斯·孟在强调发展对外贸易，把财富的源泉归结于流通领域时，已把生产和由生产发展而出现的剩余产品，看作是发展流通的必要条件。这说明，托马斯·孟比早期重商主义者已经前进了一步。

当时许多人认为，绕好望角去印度的新航线被发现后，特别是英国几乎所有的金银和硬币都被运走，而运回来的却是人们所不需要的物品。托马斯·孟反驳了这种意见，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举例说，从印度运回的物品，如药材、靛蓝等都是加工转运以及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不仅如此，由于从印度购得染料靛蓝，英国的呢绒远销世界各地，并受到欢迎。他并且说，发展这些行业，为英国的劳动者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从而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如呢绒业等的发展。新航线的发现还有力地打击了竞争对手土耳其，而给英国带来了幸福。他说明了直接从印度购买所需要的数量相同的商品，比从土耳其购买这些商品费用少三分之一，每年可节省九十五万英镑，而过去这笔钱是落在土耳其手中。托马斯·孟说这些好处并不只是商人受益。

托马斯·孟还进一步论证了东印度贸易如何使国家致富。他举出了几种商品在印度的离岸价格和在英国出售的价格，中间有很大差额，如胡椒二百五十万磅，在印度是二万六千零四十一英镑，而在英国则是二十万八千三百三十三英镑。可见东印度贸易每年能使英国的货币数量大大增加。

托马斯·孟还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他提出：“有商品便有货币”，还说：“货币是商品的价格而购买商品是货币的正当用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和不可分割的。”（本书第19—20页）他的这一观点，和早期重商主义者相比是明显的进步。他还说明了将货币投入流通、使之周转是正当的用途，而窖藏起来则是违背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的。这就是说，要使国家富裕，就必须将货币投入到运动中去。所以他极力反对防止出口贸易的各种措施，反对禁止输出货币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限制了国家致富之源。可见托马斯·孟关于货币在贸易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见解已比货币主义者前进了很多。

在《贸易论》中，托马斯·孟还反驳了认为东印度贸易为制造船只浪费了大量材料，并使这些材料价格上涨的见解。他指出，造船不仅没有使造船材料昂贵，而且增强了英国的海军力量。这实际上是说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对外侵略的后备力量，它储存了英国可供战争用的物资，可随时出动强大舰队从事对外的侵略扩张。这充分表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对外贸易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密切关系。

托马斯·孟还论述了发展航运业和转运贸易，论述了厉行节约，避免浪费以及消除在对外贸易中危害国家的因素等等。为了积极争取发展东印度贸易，他向国家提出了与货币主义者不同的主张和建议。

托马斯·孟通过他的这一著作反对了早期重商主义，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晚期童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它标志着由早期重商主义转变到晚期重商主义。马克思在评价托马斯·孟的这部著作时这样指出：“它攻击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因而它代表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并且说，这本著作从一开始就“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2—253页）。二

尼古拉·巴尔本（1640—1698）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尔本最初在莱顿学医，在乌特勒支获医学博士学位。1664年被推举为伦敦医师公会名誉会员。1666年伦敦大火后，他感到建立火灾保险的必要，在他的倡议下，伦敦建立了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他在1690年和1695年两度当选为国会议员。1695年到1696年，他建立并经营土地银行。巴尔本的著述颇多，主要有：《给一位乡村绅士的信》（1684年）、《为营造者辩护》（1685年）、《对减息反对论的答复》（1694年）、《土地银行论》和《新币轻铸论》。《贸易论》是他在1690年发表的。

马克思对巴尔本的评价很高，指出他“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7页），把他和配第、孟德维尔、魁奈并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提到巴尔本，并在多处引证过他的论述。比如，马克思在阐述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写道：“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马克思接着引证了巴尔本《新币轻铸论》中的一段话：“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转引自上书）。在这里，马克思是认为巴尔本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是相一致而加以引用的，肯定了巴尔本在商品交换价值这一点上的论述。同时，马克思对巴尔本的错误观点也进行了批评。如对巴尔本关于流通手殷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等，马克思在阐明有关理论时，都作了深刻有力的分析和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期全集》第23卷，第143、149、166页）

巴尔本的《贸易论》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全书篇幅不大，但涉及的范围较广。书中对贸易作了全面的论述，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批判。

巴尔本和托马斯·孟一样，在《贸易论》的开头就指出了贸易的重要。他批判了反对发展贸易的看法。同时，他认为过去对贸易大都是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一些特定贸易部分进行论述，而不了解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各种比例标准，因而不能正确描述整个贸易。他指出，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托马斯·孟的《贸易论》也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论述中看到，他对贸易的发生、发展的真正原因也是认识不清的。

在《贸易论》中，巴尔本论述了什么是贸易的问题。他说：“贸易是为他人制造和出售一种货物。”（本书第51页）他进一步指出，进行贸易的一切商品是整个世界的动物、植物、矿物，包括陆地或海洋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商品又分为自然商品和人工商品。它们由于各国的气候，风土不同而分别成为各国的主要商品，这些主要商品是永不枯竭的。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主要商品是该国的财富，也是对外贸易的基础。从巴尔本对贸易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与重商主义者不同，在他的贸易观念中已明确地包括了制造业，并且指出这些商品是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

巴尔本论述了和贸易相关的商品、价值和价格问题。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的效用决定的。他说：“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又说：“商品的用途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生来就有两种总的需要，即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世界上满足这两种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因此都有价值。”（本书第55页）当谈到人的精神需要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时，他指出商品价值是完全由精神需要决定的。他说：“大多数物品的用途是满足精神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的绝大部分是由于想象而产生的，精神发生变化，物品变得没有用了，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本书第57页）这一点可以归结得更明确些，这就是，人的主观爱好和需要决定商品的价值。这里我们看到，在边际效用学派以前很久，巴尔本就有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品的效用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当时并没有流行。

在论述货币时，巴尔本指出：“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本书第58页）他进一步分析了货币的用途，认为货币是用来计算一切物品的价值，作为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的替换物的。因此，货币的价值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否则这两项用途都不能实现。他并由此推论说，因为唯一的价值是来自法律，货币就不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他认为值若干先令或若干英镑的标记打在什么金属上并不重要，它由黄铜、铜和锡或其他任何别的东西制造，具有同样的价值，起着同样的作用。他指出，重商主义者非常重视金银并认为金银本身有内在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是货币由金银铸造，以致他们不能辨别货币与金银。他说，货币有确定的价值，因为它是法定的，而金银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巴尔本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的看法。巴尔本的这些论述反映出重商主义学说已开始解体，但巴尔本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起源及其职能。他在论述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将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混同了。

巴尔本提出，随着商业的发展，信用也必然发展，进而论述了对利息的看法。他说：“利息是财货的租金，正象它是土地的租金一样。”（本书第62页）可见，巴尔本在这一时期，对利息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还论述了作为财货借来的货币不能放在身边而造成失去利息损失的见解。但是他对利息的看法还是有局限的，并且错误地主张利息应由国家法律规定。

巴尔本论述了贸易的用途和利益。他提出“贸易的用途在于制造和提供为生活的维持、防御、舒适、欢乐和豪华所必需的或对这些有用的物品”。（本书第63页）他说，贸易可以使政府增加收入，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巴尔本和托马斯·孟一样，认为贸易有助于帝国的扩大，实际上是主张结合贸易进行对外侵略。他说：“如果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或者一块非常辽阔的版图能够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看来很可能是靠贸易实现的。”（本书第65页）他并进一步论述了向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的主张。这一点说明了巴尔本同样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贸易总是同对外侵略结合在一起的。

巴尔本分析了促进贸易的原因，指出了促进英国贸易发展的因素。他认为那种禁止外国商品输入的重商主义政策是错误的。他主张贸易自由，反对靠国家干预和限制贸易达到贸易平衡的做法。他认为期望靠禁止办法得到好处的特殊贸易往往是一种失策，因为这并不等于使不禁止的商品销路更好。他说：“任何国家制定禁止一切外国货物的法律，都会使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本书第79页）他提出，英国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改变“禁令多，利息高”的做法，实行自由贸易。

巴尔本的《贸易论》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时期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反对，它发出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巴尔本是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名代表。三

达德利·诺思（1641—1691）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1页），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国的一个第一流的商人，曾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经营商业，回国后在海关和财政部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691年出版的《贸易论》。

诺恩和巴尔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诺思的《贸易论》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论述了自由贸易的主张。诺思的“这部著作……和配第的著作直接有关，并直接以配第的著作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94页）

诺思的《贸易论》包括前言、论减低利息、论铸币和附录几部分。在前言中，作者以第三人称讲述了几篇文章的特点，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上的不良文风，提出了“这几篇文章的主题、即商业和贸易，以及作者对它们的态度”（本书第93页）。

诺思反对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他在探讨贸易的性质时，论述了什么是财富以及什么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说：“有些人由于勤劳和精明从地里生产出超过供应自己消费需要的果实，于是他们把剩余的东西留下来，这就是财产或财富。”又说：“贸易不外是多余物品的交换”。（本书第17页）他还提出，只要人们勤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他们得到供给，而且外国商品也会大大过剩，扩大他们的贸易，从而得到巨大的好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诺思已把贸易和生产联系起来，从生产上论述对财富和贸易的看法，这和重商主义者相比已前进了一大步。但他是用“温和政治经济”中田园诗式的语言来描绘资本原始积累的。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2页）

诺思的《贸易论》主要是研究商业资本。马克思在讲到诺思这方面的成就时指出：“在他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内，表现了行家的谙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94页）。

在《贸易论》中，诺思论述了他对利息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土地所有者可以出租土地而获取地租，资本所有者可以出租他的资金而得到利息。他说：“所谓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租金罢了”。（本书第103页）他并进一步讲道：“当地主或当财主是一回事；地主有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佃户不能把土地带走，而资本的债户却可以把资本带走；因此土地提供的利润应当比冒较大风险借出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少。”（本书第103—104页）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诺思把利息和地租对立起来，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评论诺思的这些观点时指出：“这是资本起来反抗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95页）关于利息率，诺思的见解比配第和洛克的见解都较正确。配第在论述利息时混淆了货币和借贷资本的区别，洛克认为利息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诺思则认为决定利息率的不是货币，而是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他说：“如果放债人多于借债人，利息也将下降；所以，并不是低利息促成贸易，而是贸易日益发展，增进了国民资本，使利息下降。”（本书第104页）可见，在利息问题上，诺思的观点与配第的经济学说之间明显地存在着继承关系，但诺思对利息率的看法已较配第、洛克前进了一步。马克思说：“诺思看来是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95页）。诺思还明确提出，贷款利息应由市场自由决定，不应受法律约束。他认为法律限制利息会给贸易造成很大障碍，这种法律也是收不到效果的。

诺思与重商主义者不同，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是买与卖的衡量尺度。他说：“金银和用金银铸造的货币无非是衡量的尺度，有它们比没有它们更便于交易”（本书第114页）。诺思所说的买和卖的衡量尺度，也就是商品交换时用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格。商品先在价格中表现为交换价值，以便以后再转化为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在经济思想方面迈出的最初的步伐之一，就是认为金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作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因素出现，而不作为金银本身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96页）诺思受所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但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很巧妙的（马克思语）。诺思是这样说的：“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通用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者的人，总以为他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王国或国内缺乏货币，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本书第109页）诺思并举例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叫嚷缺乏货币的那些人究竟要的是什么呢？比如乞丐，乞讨货币，如果有了货币，他将用它购买面包等等。这表明实际上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诺思进一步指明，叫嚷缺乏货币是个错误，因为货币是不会缺乏的。他说，货币的来去，是会自行调节的，货币少了，金银块就铸成货币，反之，超过商业的需要，货币就会被当作金银条块对待；铸币就象旧金银器一样，只能按它所含的成分出卖。从诺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已把货币还原为商品，金银具有便于充当货币的条件，因而成为货币并在流通中执行许多职能。诺思对货币的理解已经解脱了拜物教观念的束缚。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以及货币所执行的职能。

在《贸易论》中，诺思实际上论述了货币作为资本必须不断投入运动使之自行增殖价值。他写道：“谁也不会因为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在身边而变富，相反，倒会因此而变穷。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财产是农场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高兴，把他的全部财产换成货币，并死藏起来，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穷困随着吃空活资本而增长。”（本书第109页）可见，诺思已经认识了货币的贮藏和货币的自行增殖之间的对立，认识了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意义。诺思的这一思想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的发现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97页）。

诺思反复论述了贸易自由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国内、国外贸易必须自由进行。他说：“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他并且说：“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围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本书第123页）诺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无须国家的保护就可以在世界上取得统治地位的程度。但诺思写这部著作时，正是英国保护关税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因此，这一著作的发表并没有得到当时权贵们的重视。然而它在理论上确实发生了影响，在诺思死后英国出版的一系列经济著作中，可以看出它们同诺思一些观点的关系（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58—259页）。论英国东印度贸易——答对这项贸易的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

商品贸易不仅是一种使国家之间交往具有意义的值得称誉的活动，而且，如果某些规则得到严格遵守的话，它还恰恰是检验一个王国是否繁荣的（我暂且这样称呼它）试金石。象一个人一样，不管他的收入是多少，只要他量人为出，并且每年为他的后代积蓄一笔赡养费，我们就可以指望他会发家，变得富裕起来。同样，那些极力使出口超过进口，并且尽量少使用外国产品的王国，也是这样繁荣起来的。因为，毫无疑问，这多出口的部分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然而，如果进口超过出口，既浪费外国的物资又挥霍本国的财富，那么，货币必然要外流，为这种无节制的行为付出代价。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精神上的堕落，很多原来富裕的国家变得极为贫困，它们的人民虽然深受其害却总把错误归咎于别的原因。

因此，努力积聚财富和勤俭持家是一个王国金库的真正守卫者的品质，而王子禁令的威力和效力却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显然，在进口外国货物时不但需要注意它们的比例或数量，而且也应当考虑到它们的质量和用途，以便先获得最需要的东西，例如：粮食、衣服、用于战争和贸易的物品。一旦一个国家有幸拥有充足的这些物品，它便需要得到用于维持健康的物品和生产工具，最后需要得到的是用于享受和装饰的物品。

现在，一方面托上帝宏恩英格兰王国的物产极为丰富，很久以来就拥有大量上述各种物品，另一方面，由于产品有剩余，从外国流入的货币也大大增加了她的财富。产品过剩导致了很多有价值的贸易的诞生，其中之一叫做东印度贸易。东印度贸易虽然在全世界已享有盛名，但在国内怨声日趋高涨。这使我感到很为不安（我是东印度贸易协会的成员之一）。我对这种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作了一番探讨，我的结论是：大多数抱怨者是出于无知，他们尚未发现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奥妙。一些人是由于懒惰，没有参加上面提到过的协会，要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做的其它生意受到了东印度贸易的妨碍。另一些人则是思想完全堕落的人，他们不仅自己存心犯这种错误，而且还竭力引诱别人这样作，以便使我们伟大而光荣的王国在外国的政策和力量不易削弱的情况下自取灭亡。现在是对这些危险的倾向作斗争的时候了。斗争方法是真实地叙述上面提到过的东印度贸易的过程，并且回答那些常见的反对东印度贸易的意见，使整个王国都了解这些误解和错误。目前，高贵的议会是王国最好的代表。我希望议会就这项贸易的价值进行切实的调查，以便最终使它光荣地得到批准。

第一种反对意见

这种反对意见所涉及的问题很重要，应当给以充分的回答。为了回答得更好，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第一部分论述通常从东印度运到欧洲的药材、香料、生丝、靛蓝和白布等物品的用途。

二、第二部分说明上述物品过去以及现在运到欧洲来的方法。

三、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证明英国的货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会由于上述贸易而大幅度增加。

现在来谈第一部分。谁会那么愚昧，在那个遇选闻名的国家里不愿意适当使用有益于健康的药材和美昧的香料呢？自古以来许多国家的人民就渴望得到这些药材和香料，因为它们不单单是一些人喜欢，为一些人服务（很多水果和葡萄酒往往是这样的），而是人们保持身体健康、医治疾病所必需的。一些有学问的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已经把问题谈得很透彻了。因此，在这里我无须对这些药材和香料的各种用途和好处作更多的议论。如果有人想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可以仔细阅读那些学者撰写的有关著作。这样做对所有的人同样都是有益的。（第一部分关于印度物品的使用。）（托马斯·埃利奥特所著《健康的城堡》，伦帕特·多多那斯所著《植物的历史》，《法国学院》第二部分及其它。）

但是，假使人们又说，不少国家不用药材和香料。那么，我的回答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要么是不知道它们的好处，由于缺少这些物品而遭受痛苦；要么是贫困得无法获得这些他们非常想得到的物品。我力求简明扼要，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多啰嗦。因为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还可以说，蔗糖、葡萄酒、食油、葡萄干、无花果、梅脯和无核小葡萄干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而且更有理由反对每年进口价格极为昂贵的烟草、金银线织品、上等细布、麻纱、金银线花边、天鹅绒、缎子、塔夫绸和许多其它产品。这完全是事实：消费这些物品要花掉我们的货币，然而，适量使用这些物品同王国的财富和尊严是很相称的。

我现在谈一谈生丝和靛蓝。靛蓝是呢绒的非常好的染料。由于使用了靛蓝，我们的呢绒在世界很多国家里都深受欢迎，为王国增添了光彩。此外，它们还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穷人。呢绒业始终雇佣了很多人作纺织工作。只要搞得好，而国王陛下又继续允许进口生丝，就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短期内，辛勤的劳动会使这桩生意兴隆起来，它会给我国带来幸福，正如在过去很多年里给意大利各邦和近年来给法兰西王国和低地国家联邦带来的幸福一样。（法兰西和低地国家近年来也开始生产大量熟丝，而以前它们的熟丝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现在谈谈各类白布的贸易，最近英国人也开始进行这项贸易了。尽管说，这种商品对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利并不完全正确（这种商品中的一部分是异教徒生产的，但大部分是基督教徒生产的），然而它还是很有用处，尤其对我国来说是这样。它不仅增加了王国的对外贸易，还使麻纱、荷兰麻布和其它各种亚麻布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而我国是每天都要花大量的钱进口这些布料的。关于印度产品用处的问题，说这些话也就够了。下面，我要叙述一下这些产品进口到欧洲来的方法。（法兰西、意大利、南巴巴里（Barba-ry）和其它国家。）

有些人认为东印度与欧洲的贸易始于绕好望角航线的发现，他们错了。在那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东印度各地一般是每年用船将其货物运到红海中的穆哈和波斯湾的巴尔塞拉（Balsera）。然后上耳其人从这两个地方用骆驼花五十夭时间把这些商品转运（费用很高）到叙利亚的阿勒颇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是两个集市城镇）。来自各国的商人，其中包括上耳其人和基督教徒，再从这里继续把货物经海路运往欧洲各地。这使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成了这项贸易的主人。它为土耳其苏丹的臣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使他们变得非常富裕。此外，高关税使他们的海关金库得到充实。然而，上帝使我们发现了绕好望角去东印度的航线（英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已经经常使用这条航线，基督教世界的其它国家也打算这样做）。这不仅极大地打击了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在红海和波斯湾进行的巨大贸易（给土耳其人造成很大损失，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基督教国家的贸易），而且还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尤其英王国，带来更大的幸福。英国货的需求量由此而增加，每年从欧洲外流到异教徒那里去的白银和以前相比也减少了成千上万磅。我将在下面极为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第二部分说明印度产品从前和现在运到欧洲来的方法。）（各种香料的税率一律是百分之二十二；生丝大约百分之二；靛蓝大约百分之八。）

首先，有必要列举一下欧洲每年香料、靛蓝和波斯生丝的消费量，然后再考虑从阿勒颇经海路运输这些货物时的商品离岸价格和同样货物从东印窿各港口启运时的一般离岸价格。这时，遭到很多人，尤其是我们本国人，坚决反对的东印度贸易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这些人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就是不怀好意。他们不仅自己犯下了很大的错误，而且还唆使其它人破坏我国的荣誉和繁荣。让我暂且不对这些人加以评论，先把上述货物的数量和价格列举如下：（这些人不愿看到王国繁荣起来。）在阿勒颇（欧洲每年香料、靛蓝和波斯生丝的消费量。）

下面是同样货物在东印度的离岸价格，数量和质量不变。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从印度购买上述数量的生丝、靛蓝和香料所需的费用，只是从土耳其购买这些东西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每年可为基督教世界节省九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三英镑四先令四便士的现金，而在此之前这笔钱却从基督教世界外流到土耳其。这是一伴非常重要、后果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认真考虑是难以相信的。为了避免在此问题上留下任何疑问，我有必要就一些细节作出解释：（每年为基鲁教世界节省外流到土耳其去的价值为九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三英镑。）

最重要的是，不应当认为只有商人才能得到上面提到的好处，因为正象在下面将证明（上帝保佑）的那样，廉价的货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受益不浅。

第二，与派船去土耳其运载这些货物相比，商人去东印度需要更长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付出更高的保险金和运费，包括购买干粮、燃料和支付水手工资的费用。在考虑这两项贸易的巨大差别时必须了解这些细节。这样，当我们看到购买我国产品，看到启佣工人的费用在印度货物价格中占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就会感到宽慰了。这不仅不会损害国家（象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反而会给它以很大的帮助，下面，我将进一步证明这个论点。

首先，那些在阿勒颇、穆哈和亚历山大同土耳其人进行生丝、药材、香料靛蓝和白布贸易的波斯人、摩尔人和印度人一直搞的是现金交易，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并不需要许多外国的其它产品，少许薄条纹布、珊瑚、熟丝、呢绒布和其它一些小宗商品，每年总共也不过是四万或五万英镑，不会超过得太多。这是与从阿勒颇和君士坦丁堡运到波斯去购买生丝和从穆哈运到印度去购买白布、药材、蔗糖、大米、烟草以及其它产品的货币数量不可比拟的，前者每年至少是五十万英镑，后者大约是六十万英镑。因此，异教徒互相之间仍然有着大宗的贸易，不仅有各种白布和其它具有各种用途的商品的贸易，还有波斯的生丝贸易，而这些生丝都最终被运到了基督教世界。（仅举胡椒为例：在东印度用十先令买来的胡椒需要另外三十五先令来支付所有其它费用，才能运到伦敦。）（波斯人和印度人每年从土耳其运走大量货币。）

那么，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企业到底有多大存在价值呢？经过这个公司的努力，如果能从波斯湾用船直接运输货物，就很有希望可以把这项巨大贸易中的一大部分抓到英国手里来，从而进一步严重破坏上耳其人的就业和航运业，并减少他们的海关收入，同时降低整个基督教世界货币的外流量，正象目前在香料和靛蓝贸易中已经作到的那样。（东印度公司打算经海路直接从波斯运输生丝。）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获得生丝——这样做更加有利，也更加方便，它将把货币吸引到这个市场来，而不是象目前那样把货币送到土耳其人的那些遥远的属地去，那么，谁还会对我们需要白银来进行这项贸易产生疑虑？

有人可能认为，基督教徒是用其它产品在那些地方换取波斯生丝，或是把每年在阿勒颇、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和其它地方出售大量商品赚得来的货币用来购买生丝的。

回答是：威尼斯人、法国人或荷兰人在那些地方出售的本国产品都没有他们从那儿购进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土耳其人的产品多，如，叙利亚产的细生丝。薄条纹布、丝织的粗松织物、原棉、棉纱、亚麻、大麻、羊毛、大米、皮革、蜡等许多其它产品，因此仍然需要用现金来购买波斯的生丝。只有英国人在这方面同所有其它国家相比拥有优势，因为他们每年出售大量各色细平布、锡和其它商品赚来的钱，除了够用来购买上述的上耳其产品（这些产品都是有用的），还能用来购买三百包波斯生丝。（马赛每年运到阿勒颇和亚历山大去的现金达五十万英镑而只运很少或不运任何产品。威尼斯运去大约十万英镑，并且还运去大量产品。低地国家运去大约五万英镑，运去的产品不多。墨西拿运去二万五千英镑的现金。）

如果有一年碰巧他们购买的生丝比他们出售的货物多，那么，他们必须从马赛、热那亚。利戈内（Ligorne）、威尼斯或荷兰等港口运出现金，而且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土耳其帝国之所以拥有如此多的黄金和白银来进行东印度贸易，就是因为它采取了上述办法。每年都有很多基督教徒的船只装载小麦到爱琴海一带出售赚取现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也要花费很多黄金和硬币来购买薄条纹布和丝织的粗松织物。然而，最引人注意的还要尼大开罗铸造的大量金币和少量银币。铸币用的金锭和银锭都是从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人居住的地区，用很多贵重商品如天鹅绒、缎子、金线织品、塔夫绸、呢绒布、磨光珊瑚等换来的，每年用两辆大篷车拉回开罗。（阿比西尼亚人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民族。由于受埃塞俄比亚的影响变得迟钝、懒惰，并缺乏技艺。但他们拥有不少金旷和一个银矿，所以能够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货物。）

通过上面对于土耳其人同基督教徒、波斯人和印度人进行的贸易的连贯叙述，我说明了东印度商品以前和其中一部分目前运进基督教世界的方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土耳其人会允许这样大量的货币每年通过他们的属地运给印度人和他们的宿敌波斯人，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想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

首先，正象已经表明的那样，在生丝贸易方面上耳其人除从基督教徒手中赚取现金之外，还通过征课关税获得很大的利益，并且从贸易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中也得到不少好处。其次，白布对于上耳其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土耳其帝国几乎或完全没有别的获得亚麻布的办法。）尽管白布贸易已经并正在用掉他们大量的货币。基督教徒一直就通过经营生丝加工为无数穷人提供了救济，各个治理极为有方和繁荣的国家的政策，使这些穷人的温饱得到确实保证。土耳其人与基督教徒不同，他们没有对白布进行任何加工。这里，我可以举热那亚、沸罗伦萨和卢卡诸邦为例。这几个城邦为了使技艺和贸易得到发展，每年至少要从西西里进口价值五十万英镑的生丝。为了支付购买这批生丝的费用，它们在那不勒斯、巴勒莫、墨西拿和其它地方出售一定数量的佛罗伦萨火腿和其它产品，每年价值大约十五万英镑。其余的三十五万英镑全部用现金支付。这是它们为了发展贸易自愿放弃的一笔钱。经验告诉它们，贸易已经成为它们所从事的行业，而且是赚钱的。因为加工后运到法兰克福和其它市场出售的生丝更有助于它们履行同佛兰德的西班牙国王签订的合同，而白银必然再一次从西班牙回到意大利。但是，如果要把这个过程和其它有用的细节讲完，未免过于冗长乏味了，并且无法简明扼要。（土耳其除了从印度获得亚麻布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发展技艺的做法。）（每年从意大利诸邦运到西西里去的现金。）

现在我来开始消除一些人的疑虑。这些人可能是出于对外国情况的无知，以为不论是威尼斯还是马赛，都无法或还无意每年使这样大量的现金外流，尤其是作为法国一部分的马赛，更不愿这样做。我们海峡对面的邻居每天都对我们说，他们所能带出法国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以旅行者的必需为限，不得超过这个数量。然而，尽管这样，经验还是告诉我们，他们为了进行（我们现在讨论和他们非常珍重的）贸易，总是可以自由地把黄金和自银这样的现金带出上述两地。他们并不缺少货币，因为上面提到的商品为他们赚了大量的货币。

首先，马赛的现金不仅来自热那亚、利戈内、卡塔赫尼亚（Cartagenia）、马利加（Malliga）和西班牙与意大利伪许多其它港口城镇，而且还来自巴黎、罗昂、圣马洛（Sainct Mailoes）、托卢斯（Tolouse）、罗歇尔（Rochcll）、迪普（Deepe）和法国的其它城市。这些城市无法大量储存从西班牙和德国得到的货币。（马赛和威尼斯获得现金的方法。）

同样，威尼斯人通过把上面提到的生丝和其它产品运到意大利各邦、德国和匈牙利（这些国家没有几种能同威尼斯进行易货交易的商品，只能用现金支付）销售，赢得了很大的利润。因为匈牙利和德国的金矿和银矿产量都比较高。意大利各邦尤其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米兰总可以从西班牙得到里亚尔（货币单位——译者），作为西班牙国王去意大利和佛兰德办事时当地商人给他的大量贷款的偿付。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本可以进行很长的叙述，然而我认为我说的话已经够多了，已经说明了从前和现在通常东印度和基督教世界之间是如何进行贸易的，每年要向国外支付多少现金，由谁支付这笔钱，以及这笔钱是如何使用的和可以怎样使用等问题，下面我要对一些人的反对意见作出回答，证明东印度贸易根本不浪费我国的黄金、白银、硬币或其它财宝。（当西班牙国王去意大利和佛兰德办事时，意大利商人借钱给他。）

首先，有谁不知道在东印度黄金与白银之间没有兑换的比价呢？英国银币与西班牙里亚尔之间的比价也不是按照这里的几种价格制定的。此外，国王陛下还规定不允许东印度公司把王国的任何金币或银币运出国去，而只准许每年运出国一定数量的外国银币。由于东印度公司担心违反国王的法令，迄今为止运往国外的白银甚至连国王规定之内的数量都没有达到。（第三部分说明东印度贸易是如何使王国富裕起来的。）

这一点在公司的帐簿里是记载得很清楚的。从1601年开始进行东印度贸易到1620年7月，公司仅运出国相当于五十四万八千零九十英镑的西班牙里亚尔和一些元，而按照许可公司本可以运出相当于七十二万英镑的外币。（自从开始进行东印度贸易以来东印度公司到底运送出国多少货币和产品。）

在同一时期内，公司还从王国运出价值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六英镑的各色细纹布、克瑟手织粗呢、铅、锡和其它一些英国和外国商品，使我国出口到那些遥远的地方去的商品总额大大增加，而这些商品以前在那些地方是从来没有出售过的。

我还要提请你们注意时间和辛勤劳动是如何使这项贸易得到发展的。在过去的三年里运到印度去的产品要比那以前的十六年里运去的还要多。而且，贸易的增长还不会到此为止，因为在红海和波斯湾地区新近又开辟了一些市场。这给我们带来了获得更好的货物的希望。最近我们从斯帕汉（Spahan）来的信中了解到，那里的英国代理商已准备好了一大批生丝，（上帝保佑）大约明年8月可以运回国，并且还鼓励我们大量地出售英国棉布、克瑟手织粗呢、铁、锡和其它商品，而经验（从以前出售这类商品过程中得到的）已为我们充分地证实了出售这类商品的正确性。（英国向印度出口的商品增长。）

在我结束对此问题评论的时候（在东印度用当地商品开辟一个王国同另一个王国或一个港口同另一个港口之间的贸易，这样作可以大大增加我们船只的使用和用这些船只从英国运去的货币和商品的数量。这些问题本来是有不少可写的，但这里从略了），我还要说明，不论每年有多少外国现金从我国运往东印度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国王陛下已在他赐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证中极为谨慎地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即：公司兄弟每年运回国白银的数量须与其运出国的相等。的确，东印度公司一直就是这样作的，而且运回的现金还要比运出的多，从而增加了王国的货币总量。公司按照一定的价格、一定的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出售和购买商品，只是由于签订并履行了合同，公司才为王国赚来了钱，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签订合同或价格不合理，商人们在交货时就会用其它货物代替他们应交的货物。当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商人们的这种做法对大家都是有弊无利的。我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在印度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会大大增加我们的钱财。）（运往印度的货币都是外国硬币。）（东印度公司承担义务使运出国的货币与运进国的相等。）（烟草、葡萄干、食油和葡萄酒都不缺，但是质量太差。）

这里，我假设东印度公司每年大约需要运出国十万英镑，而用这么多现金发展起来的贸易肯定是不会减少王国的财富的，相反会大大增加工国的财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简要地列举几种英国东印度贸易涉及的商品，每年在东印度购买和在英国出售这几种商品的数量及其在两地通常的价格。我先来列举一下几种商品在东印度的离岸价格。在东印度（人们希望每年从东印度运回我国的部分产品。）

所有上述产品经常按照上面的价格或者接近上面的价格买卖。从我们方面来讲，我们希望除了在波斯进行生丝贸易外，每年能从印度进口上面的各类产品，数量价格不变（希望国玉陛下能按照同荷兰人签订的协定条款保护和保障我们的利益，协定规定荷兰人不得违反协定妨碍或损害我们的利益）。这些产品在英国都能按（我认为）下述价格出售。（人们希望每年从东印度运回我国的部分产品）

这样，这里的货币又是我们自己的了，此外，我国的货币总量还增加了三十九万四千二百二十三英镑六先令六便士。虽然东印度公司需将增加货币中的绝大部分以进口税的形式交纳给国王陛下和支付给代理商、公司工作人员和水手作为工资，还要支付航运期间用的干粮、燃料、弹药、保险等费用，但是除造船用的材料外，所有这些只是使王国的财富改变了形式而没有使之减少。（使王国货币增加的数量。）

然而如果有人反驳说：“那些上面提到过、运送回英国的商品要么在国内消费了，要么被运往外国换成其它货物，但是我们不要别的，仍要我们的十万英镑现金。”（把上述所有货物从东印度运送回国只需二千五百船舶吨位。制造这些船只的材料大约价值一万五千英镑。）

回答是：

1.首先，在这样的争论中，上述商品必须被认为对王国毫无用处，而只是为了贸易本身的需要。

2.其次，我们必须考虑到，虽然上述货物运到国外后换回的是外国的其它商品，但是，购买外国商品是要经过谈判的，而谈判的目的是增加并且也的确增加了上述货物的总数，另外还为王国的臣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最后，如果要通过一项决议来停止这项贸易的话，谁会怀疑它的全部价值仍会以现金的形式很快回到我国来呢？因为在那些出售这些货物最能赚钱的地方，如意大利、土耳其等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货币自由地运出去。（印度商品将会把现金带回我国。）

这里假设，用于东印度贸易相当于十万英镑的现金（如上所述），是通过向外国出售我国商品换来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印度产品也能为王国获得现金。因为有商品便有货币，请大家都不要怀疑这一点。货币是商品的价格而购买商品是货币的正当用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和不可分割的。如果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对此有任何怀疑，他们是不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批准每年把价值六十万英镑的货币——按西班牙里亚尔和元计算还要更多，从他们的国家运到土耳其去。仅是购买波斯生丝就至少花掉了这笔钱的四分之三。他们很快在其它国家把波斯生丝卖掉，用赚来的钱再来进行这项贸易，从而大大增加他们的财富，并且也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时，我只想补充说，仅此东印度贸易一项为王国赚得的货币（尽管没有别人能象我在上面所作的那样对此进行充分的阐述）就超过了王国目前所有共它贸易赚得的货币之和。（我们除了通过进行贸易和出售商品来获得货币外别无它法。）（法国人和威尼斯人每年将价值六十万英镑的现金运往土耳其。）（贸易使一些没有多少其它方法生财的国家变得非常富裕。）

所以，当我们出口商品的价值超过王国进口和消费所有外国产品的价值的时候，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我们多运出去的那部分货物必然会为我们换回货币。我相信，通过不断实事求是的探讨，人们会发现我们所有其它贸易的总出超也不会大子东印度贸易这一项给我们带来的巨额出超。（如果王国每年的出口贸易总值大于进口，我们的货币就会增加。）

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如上所述，运出相当于十万英镑的货币可以使我们从东印度进口价值相当于五十万英镑的产品，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产品中确实可以称为进口产品的，即那些在我国消费掉的产品的部分，大约每年只相当于十二万英镑。剩下的三十八万英镑以我们的棉布、铅、锡或任何其它本地产品的形式出口到外国去，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进行东印度贸易的具体方式，我们便知道，这样做大大增加了王国的物资和货币。（东印度贸易等于每年出口四十八万英镑，进口十二万英镑，出超为三十六万英镑。）

人的所有行动都有其目标和目的。人们在东印度的尝试必然也是有目的的，而只有当王国获得好处，当我们把远渡重洋多运到外国去的产品换成货币，当这些货币应当可以自由带出国境而不受法律或禁令的限制，这时这种尝试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每个人的行动应当可以认为是有其目的的。）

正象很多人所知道的那样，货币是靠在土耳其、利戈内、热那亚、荷兰、马赛和其它地方出售印度产品获利而赚来的。然而，如果上述所有赚来的货币，或其中的一部分又要被从我国运出，用于新的贸易或事业，我们仍然应当说，购买印度货物的最终目的是赚取货币。我不想再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我将结束对于第一种反对意见的讨论，并试图对

第二种反对意见

为满足东印度贸易的需要，每年要造大批船只，浪费了很多船骨、船壳板和其它材料。结果这些材料的价格上涨了。而国家在需要的时候根本无法使用这些船只，因为它们或者是出海了，或者是即使远航归来也已破旧不堪无法使用了。回答

东印度贸易似乎造成了浪费，它把所有东两都挥霍消耗掉而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在一些方面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是错误的。

我先来谈谈这种反对意见的弱点。我要问，持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是否想保留我们的森林和大树，使之仅供观贫？如果是这样，他们本还可以禁止人们经营羊毛业和把棉布运往国外，这两者都是王国赖以获得必需品的方法。这些人难道不知道树木是有生命要成长的，而当它们长大之后如果不对它们加以利用它们迟早会死亡和腐朽？然而有什么能比用它们来制造大船进行贸易或战争更加崇高，更加有利呢？难道这些大船不是我们财富的仓库，不是保卫我们和平和幸福的壁垒吗？难道造船业每年没有为几千个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没有大大增加我国非常需要的工匠的人数吗？（第一部分述及这种反对意见的弱点。）

这些船只每年从爱尔兰运口大量木材和其它物资（节省很多钱），难道不算带来好处吗？那么所谓船骨、船壳板的大量浪费和价格昂贵又何从谈起呢？我相信，东印度公司不是这样看的。东印度公司需要的各种材料都是从汉普郡、埃塞克斯、肯特和伯克郡这几个地方买来的。在所有这些地方，公司现在仍可按同过去十五年中一样甚至更低的价格购买同等质量的船骨，船壳板、覆材，木栓等材料。而且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公司的所有帐簿都清楚地表明，这些材料的价格一直波动不大。如果在一年里价格上涨了一些，下一年它会按同样的幅度降下来。此外，我还要提请人们注意：除了东印度公司造的船只外，每天还有许多其它商人订购的高质量的船只在制造之中。（这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国王陛下近年来也不断地造船，每年都为无故的皇家海军添置大船，使皇家海军更加光荣和强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于所谓浪费和匮乏的说法是不值得考虑的。（东印度公司获得船骨和船壳板的方法是经济的。）（东印度贸易并没有使造船用的材料变得更加昂贵。）

那好，但是他们又说，东印度贸易用的船只从来也不在国内并在王国需要的时候向她提供服务，或者，即使它们远航归来也已破旧不堪无法使用了。

为了运输货物进行贸易，我们伪船只必须住返于我国和外国之间，而且制造这些船只的目的就不是让它们呆在国内。但是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还是随时作好充分准备，为国王陛下和他的王国服务，向其提供可用于战争的物品。这些物品是东印度公司始终储备着为应急制造、修理船只或供船只出海用的东西，如船骨、船壳板、铁料、桅杆、船用索具、锚、木桶、大炮、火药、炮弹、包装了的食品、葡萄酒、苹果酒等等。人们可以在东印度公司的造船厂里，在迪普特福德，尤其是在布莱克沃尔的仓库里看到许多上述的品。东印度公司的船厂和仓库已经世界闻名了。每天都有外国人、各国使节和其它一些人参观。当他们看到国王陛下的一个公司能在得到通知后立即派出一支威力强大的舰队时，都对王国的实力和昌盛赞叹不已。（第二部说明这反对意的错误）（东印度司储存可用于争的品。）（仅此东度公司家体现来的国陛下的力。）

除那些在航程中和停留在印度的船队外，东印度公司每年都要不断地制造和修理船只，并要为一些船只更换索具，装贮漫长的旅途上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千粮和饮水等。所有这些船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条，这些船一般在三月开往印度。在这之前，它们在泰晤士河上游抛锚停泊大约五、六个月。而在这些船只刚刚离开英国海岸不久，我们其它的船只就该开始伙印度返航了，回到国内时，也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破烂不堪。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有不少船只去过印度二、三次。它们回来后，驶进船坞、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重新载满货物，象前一次那样再出海。这一切对于所有真想了解情况的人来说都只是常识。没有必要用更多的时间来驳斥第二种反对意见的谬误了。我打算接着讨论下面的问题。（从东印返航回的船只以在很的时间再一次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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