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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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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超越试读：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与弗洛伊德、荣格并称为心理学的三大奠基人。

187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患有软骨病，直到4岁才会走路。5岁时患上致命的肺炎，几近死亡。这场病加上他3岁时弟弟的死亡，使他决心长大后当一名医生。

1895年取得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特别注意由身体器官缺陷引发的自卑，认为它是驱使个人采取行动的真正动力。

1899至1900年与弗洛伊德在同一个城市里行医，结识后者并与之成为好友。1902年，受弗洛伊德的邀请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并当选为该协会主席。但是不久，两人的分歧日渐显露。

1907年发表了《器官自卑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的论文，扩大了从性到整个有机体的生物学基础；1908年发表论文《攻击的内驱力》，主张用一种追求的内驱力，来取代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作为主要内驱力的性；1910年发表论文《自卑感》和《男性的抗议》，进一步提出用作为过度补偿的男性的抗议来取代包括价值在内的整个内驱力概念。

1911年因突出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公开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两人关系最终破裂。一年后，创立“个体心理学”研究学会。该学说把个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比弗洛伊德更重视自我的功能。

1912年在《神经症的性格》一书中提出新心理学。1918年引进了“社会兴趣”这一概念。社会兴趣同克服自卑感一起，成为阿德勒心理学最重要的概念。

一战后开始进行儿童心理学研究，指出成长期儿童经历的重要性，早期记忆是影响一个人的重要心理状态。

1927年出版《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与《理解人性》。

1930年出版《生活的科学》《神经症问题》《儿童的人格教育》等。

1931年出版《自卑与超越》。

1937 年，在赴苏格兰亚伯丁做讲演途中病逝，享年67岁。

汪小玲

1971年出生，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研究》等。第一章生命的意义

个体只有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贡献，才能有迎难而上的勇气，

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直以来，我们所感受的环境并非只是环境本身，而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即便在原初阶段，人类也是出于自我需求，才与身边的环境发生关系。“树”意即“人类生活中的树”，“石头”意即“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石头”。设法逃脱意义的范畴，投身于单纯环境之人往往不幸：其身离群索居，其行于人于己无益。一切均属徒劳。事实上，人类无法逃脱意义的范畴。我们赋予现实以意义，并基于此感受现实；我们感受的并非现实本身，而是被我们赋予了意义的现实。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这种意义总是或多或少残缺未竟，甚至是不完全正确的。意义的国度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谬误。

如果我们问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何在？”他可能无法回答。大多数人并不愿自寻烦恼考虑这一看似并无意义的问题，更不会穷其一生追寻答案。这个问题的确亘古有之，而时至今日，白发垂髫，还会时不时地突然喟问：“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他们也仅仅在人生失意之际作此质询。当生活一帆风顺，径行直遂之时，这个问题无人问津。每个人也只有在其行动中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察其言，观其行，我们会发现他对“生命的意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立场、态度、举止、言谈、习性、抱负、习惯和性格特点都与该意义密切相关。他的举止似乎在遵循某种特定的人生理念。所有行动都蕴含一种对世界和自我的见解，一种“我是这样，宇宙是那样”的判定，一种赋予自我与生命以相关内容的“意义”。

人有几多，生命的意义就有几何。如前所言，每种意义或多或少存有偏差。没有人能够把握生命的绝对意义。我们可以宣称，任何意义既然有所适用，就不能称之为绝对谬误。所有的意义均是居于两极之间的存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区分答案的优劣和偏差的大小。我们可以洞悉较优者的相通之处，明察欠佳者的不足之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生命意义”，帮助我们衡量各种正确的意义，应对一切的人类现实。再次谨记，所谓“正确”是针对人类及其目的和意图而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真理。即便存在另一真理，也终与我们无关，我们可能永远不知，而它也将毫无意义。人生的三大约束

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受到三种约束，因此必须加以考量。这三种约束构成了他的现实生活，他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来自它们。他一直被这些问题纠缠，不得不做出应答处理；而这些应答将显示他对生活意义的个人见解。第一种约束就是我们居住在地球这样一个贫瘠的星球之上，别无去处。我们必须受其种种限制，只能利用其提供的可能性发展前进。为了个人生活的继续和人类未来的延续，我们必须谋求身心的发展。这个问题迫使每个人做出答复，无法逃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人类生活的现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什么才是我们眼中必要的、合适的和可能的。而每种解释都建立在“我们属于人类，人类居住在这个地球上”这一前提下。

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身体的不足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安全，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自身生活，也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得不遗余力地巩固我们的答案，使之有先见之明且前后连贯。这如同我们在解决一道数学难题时，必须努力找到解决的方法。随意处之或胡乱猜想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千方百计地解答。我们找不到绝对完美的答案从而一劳永逸；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尽我们所能寻求出一个近似答案。我们必须不懈努力找到更好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必须永远适用于一个事实：我们被困在地球这个贫瘠的星球上，我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优势和劣势。

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二种约束。我们仅是众生中的一员。我们的身边尽是他人，我们生活在与他们的联系中。个人的缺点和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独自实现他的目标。如果他离群索居，努力独自应付他的问题，他会走向灭亡。他将不能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也将不能继续人类的生活。他总是和别人联系一处的，这种联系来自于他本身的缺陷、不足和限制。为了他个人的也是全人类的福利，最伟大的一步就是交流。因此，每个人生问题的答案都必须考虑这种约束:这种答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处于交流联系之中，独处会引向毁灭。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甚至我们的情感也要同这个最核心的问题、目的和目标一致——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同我们的同类一道继续我们的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

我们还受到第三种约束。人类分男女两性。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维持必须接纳这个现实。爱情婚姻问题属于第三种约束。男男女女都必须面对。当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便是他的回答。人们尝试着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这类问题：他们的举止总会表现出他们是如何思考唯一对他们行之有效的方法的。这三种约束也因此提出了三类问题：怎样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允许我们在地球环境给我们设置的种种限制之下求得生存；怎样在人际间找到合适的位置互相合作并且分享合作成果；怎样让我们自己接受“我们生活在男女有别的国度里且人类的繁衍发展取决于我们的爱情生活”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已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三类——职业问题、人际问题和两性问题。每个个体在应对这三类问题的时候会持续不断地显露他对生活意义的独到见解。例如，我们设想存在这样一个人：爱情不圆满，工作不用心，朋友寥寥无几，和同伴交流困难。从他人生的约束限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他觉得活着是件艰难危险的事，时运不济，尽是失意。他行动领域的狭隘被理解成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逃离人群，不被触犯。”另一方面，我们假设存在另外一个人：爱情生活亲密无间，处处相互关照，事业有成，结交甚广且对自己很有帮助。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总结得出：生活于他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任务，机遇滚滚，没有不可挽回的败局。他面对人生所有问题的勇气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判断：“生活意味着——关心我的同胞，融入集体，为人类的美好贡献一己之力。”社会责任感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所有错误的和正确的“生命的意义”的常规标准。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者、堕落者和妓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和社会兴趣。他们在面临职业、交友和两性问题的时候不相信可以通过合作解决问题。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仅是一种私人的意义——别人无法从他取得的成就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也就止步于他们自身。他们成功的目标仅是空泛的个人至上主义，因此他们的成功也只对自己才有意义。当杀人犯手握一瓶毒药，他会有一种权力感，他关注的是自己的重要性，而对我们大家来说，有一瓶毒药并不能带来高人一等的权力价值。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并无多大价值，意义只可能存在于交流之中，仅对一个人有意义着实没有价值可言。我们的目标和行动也是类似的，它们的意义只会体现在对他人的意义上。每个人都努力追求有价值的人生，但如果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必须为他人的生活有所贡献的话，人们就会不断地走向歧途。

下面要讲述的是一个小教派领导人的轶事。一天她把信徒召集在一处，通知他们下周三是世界末日。她的信徒们受其鼓动，变卖财产，抛却所有尘世顾虑，激动地等待应许的劫难。可到了周三，一切相安无事。周四，他们派出了一名代表索要解释。“你看看我们都到了什么地步，”他们抱怨道，“我们丢弃了所有安身的家当。我们还告诉遇到的每个人周三将是世界末日，即使受到嘲笑讥讽，我们仍坚信不疑，反复强调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周三过去了，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切正常。”“但是我的周三，”这位女先知回答道：“不等同于你们的周三。”她通过这种方式确保自己免受诘责。意义对于个人而言永远经不住考验。

一切正确的“生命的意义”都是普遍的——它们能与他人共享，而且其正当性也会得到他人的认可。一种不错的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同样可以为他人清扫障碍，因为我们将发现一种成功应对共同问题的方法。即使是天才也只不过被定义为极其有用的人——一个人的人生只有得到他人的认可，并被认为能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称他为天才。这样的生活所蕴藏的意义必将是“人生的意义在于致力于全人类的幸福。”我们此处所指并非仅仅是口头的目标，我们看重的是实际的职业和成就。一个成功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人，表现起来就好像他已经完全自愿地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他人的关心以及与他人的合作。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为了同胞的利益；而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只按照与人类福祉一致的方式加以克服。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兴许是一个崭新的观点，他们可能会质疑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不是真的在于贡献、他人的利益以及合作。他们也许会问：“那个人怎么办？如果他总是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谋幸福，他自己的生活不就痛苦了吗？难道对至少一部分的人来说，要取得更好的发展，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自己多做考虑吗？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是应该首先学习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强化我们自己的个性吗？”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个极大的错误，它提出的问题也会引起误解。如果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在于有所贡献，而且他的一切情感皆围绕服务于此，他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提升到最佳状态从而贡献自我。他会锻炼自己符合目标要求，他会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他会从实际经验中学习技能。认定了目标，接着就是训练。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他才会开始准备好自己去解决生活的三大问题和发展他的能力。我们以恋爱和婚姻为例吧。如果我们对同伴感兴趣，如果我们一直在努力减轻对方担忧、丰富对方生活的话，我们当然会尽力成为最好的自己。而假使我们认为只能在真空中发展个性，没有一个贡献的目标，我们将只会变得盛气凌人，不招人爱。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线索得知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贡献。看看今天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我们会发现什么？所有留存下来的遗产都是他们贡献给人类生活的。我们看见他们留下来的耕地、铁路和建筑，我们看到他们在传统、哲学、科学和艺术，以及应对人生境遇的技能上的经验成果。其他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呢？那些从来不与他人合作的人，他们赋予了生活截然不同的意义，他们只会问：“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不仅仅死了，一生也是白活了。我们的世界似乎也在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你。你的人生不合格。你的目标和努力，你珍视的价值，你的身心都是没有前途的。带上这些离开这个世界吧！没有人需要你。消逝死去吧！”人们对那些认为生命的意义并非合作的人所作的最后的评判永远是“你个没用的家伙，没有人需要你。走开！”我们今天的文明诚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我们必须改善所有不完善的地方，而这种改善必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个事实一直广为人知。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切，并努力维护社会利益，培养关爱他人的能力。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都将这视为人类的救赎之道。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为了增添社会福祉不懈努力，宗教是这项伟大努力行动中的一种。然而，宗教的本旨经常被曲解；很难看出它们比现在还能多做些什么，除非它们更直接地致力于完成这个共同的使命。个体心理学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倡导应该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完成。我认为它更进一步。通过增加整个人类同胞的福祉，也许科学能比其他的行动——政治的或宗教的——更贴近这个目标。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增添他人的利益。

鉴于我们赋予的人生意义既可以守卫我们生命的善念，又可以促使邪念的产生，所以了解这些意义的形成原因，和其他意义的不同，以及在酿成大错的时候该如何更正，显然对我们很重要。这些问题都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心理学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差别在于它理解了意义，以及意义影响人类行为和人类命运的方式，旨在增进人类的幸福。童年经历对人生的影响

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这种“生命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在努力估量他自己的力量及其在周围生活中的分量。到五岁末的时候，儿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方式，在处理问题和完成任务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对世界和自己的期许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此以后，他会用一套既定的模式来审视世间一切：接受经验之前对其进行诠释，这种诠释总会响应他最初赋予生命的意义。

即使这种意义错误重重，即使我们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方式会招致不幸或不快，我们还是难以将其摒弃。只有重新考虑造成错误诠释的处境、发现错误、改变感知模式，才能更正被赋予的意义中的过失。在极少的情况下，也许一个个体被错误的方法导致的后果所迫而去更正他已赋予生命的意义，他可能仅仅通过自己就成功完成了这种更正。但是，若非迫于某些社会压力，或者他的老方法已经失效，他绝不可能迈出这一步：大多数情况下，更正个体生活方式最好的途径是寻求某些训练有素的人的帮助，他们理解这些意义，会协同找出错误的根源，并且给出一个更适当的建议。

我们来对根据童年状况采取的不同诠释方式稍作说明。童年时代的痛苦记忆可能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甲君不会对童年的不愉快经历耿耿于怀，并想尽办法要在未来的某些方面得以补偿。他会觉得：“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来避免这样的不幸，确保我们的孩子处在更好的环境里。”乙君则会认为：“人世不公。其他人总是享受最好的待遇。世界对我不仁，我又何必对世界以义？”也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一些父母会这样谈及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吃了一样多的苦，我不也过来了吗？他们凭什么不能和我一样？”丙君的观点是：“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理应得到谅解。”甲乙丙三君对生命的意义的诠释明显地映射在他们的言行之中。只有在他们改变诠释的前提下，他们的言行才会有所调整。这里恰恰证明了个体心理学对决定论的突破：成功或失败绝非来自于经历本身。我们并非因为经历本身带来的冲击而受伤害——亦即“创伤情结”，而只是从我们的目的出发理解它们。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而当我们将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根据时，我们很有可能犯了某种错误。形势处境并不能决定意义，我们自己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

然而，童年里的某些状况却会导致意义的严重偏差。经历这些状况的儿童大多数是失败者。我们首先予以考虑的是先天器官不健全的儿童，他们从出生起就饱受残疾之苦。这类儿童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他们难以认同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他们倾向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除非有一位与他们亲近的人能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继而，与周围的人相比之下，这类儿童会自惭形秽，而且在现有的文明体制下，人们给予的怜悯、嘲笑或躲避都会加重他们的自卑感。诸如此类种种情况都会让他们投靠自身，不奢望在公共生活中有所贡献，他们自认为蒙受了世人的欺侮。

我认为自己是第一位描述生理器官不健全或腺体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境的人。这门科学虽然发展迅猛，但并未沿着我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我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将之归咎于遗传问题或身体状况。器官不健全并没有强迫一个人扭曲地生活。同样的腺体分泌异常在两个儿童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状况。我们经常会看见儿童克服这些苦难，而且在克服的过程中，他们会发展出特别的有效技能。个体心理学因此并不宣扬优生学。许多对我们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卓越人士都生有残缺，他们经常身体不佳，有些英年早逝。他们在努力克服身体和外在环境的重重困难中求得进步，并为社会做出了新的贡献。他们在奋斗抗争中自强不息，奋勇向上。身体状况的好坏不能作为评价一个人意志强弱的标准。但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器官不健全或者腺体分泌异常的儿童并未受到正确的引导训练，他们的困境没有得到社会的理解，他们也就只能关心自己的世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有生理缺陷的儿童会遭逢诸多失意挫败。

第二类经常导致生活意义诠释错误的情形发生在被娇惯的儿童身上。这类儿童习惯了别人对他惟命是从。他有权不劳而获，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权力是与生俱来的。结果，一旦他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或者别人没有认真顾及他的感受，他就会惊慌失措——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有负于他。一直以来，他被灌输的思想是只索取不付出。他也没有学习应对问题之道。别人对他恭敬顺从，他凡事依赖别人，逐渐忘记自立。他只关注自身，从不知与人合作的益处和必要。遇到难题时，他只有一种解决方案——求助他人。对他而言，似乎只要他重获特权，只要让别人认识到他是个特别的人，他理应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如此一来，且只有如此，他的情形才有所改善。

这些骄纵的儿童长大之后可能会成为我们社会上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极力标榜善意；为了保证个人专制的地位，他们甚至会变得“惹人怜爱”；但他们却无法像我们正常人那样与人合作，完成我们平常人的任务，他们会抗拒不从。他们中还有一些人会公然挑衅：当他们没有受到久违的令人舒坦的逢迎时，他们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感觉整个社会都在与他们为敌，于是，他们伺机报复所有与他作对的人。如果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显现出不友好（大有可能），他们就会抓住不放，以此作为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新的力证。这也是惩罚总是无用的缘由，除了加强他们的偏见——“每个人都针对我”外，一无所用。但是，被宠坏的儿童无论是抗拒不从还是公开挑衅，无论是扮相可怜俘获人心还是采取暴力伺机报复，他们实际上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发现人们确实会在不同的时期同时采取两种方法去实现既定不变的目标。他们认为：“活着就是唯我独尊，就是成为天下第一，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坚持这样理解生活的意义，他们采用的每个举措都将必错无疑。

第三类容易导致生活意义诠释错误的情形发生在受冷落的儿童身上。这类的儿童从不懂爱与合作为何物：他赋予人生的意义不包含这些友善的力量。可以这么理解：当他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时，他会高估困难本身，贬低自己在他人的善意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发现了社会对他的冷漠，于是认为这种情形会一直如此。尤其可悲的是，他无法得知他是可以做于他人有用的事情来获得他人的赞赏和认同的。于是他会怀疑别人，也无法信任自己。没有任何一种体验可以取代公正无私的爱。为人母的首要任务就是给予孩子一种信任他人的体验，之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感拓宽至孩子其他的成长环境中。如果她没做好这个首要任务，没有赢得孩子的兴趣、喜爱和合作，就将造成孩子难以发展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同伴的关爱。每个人都有关注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需要反复操练，否则其发展就会受阻。

一个完全被忽视、被厌恶和被抛弃的儿童，很有可能只会无视合作的意义；他为人孤僻，无法与人交流，全然不顾一切有助于他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活动。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儿童难免会走向堕落。儿童一旦度过了婴儿期，就足以证明他已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关爱。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考虑的儿童仅是比平常儿童得到较少的关爱，或是仅在某些方面被忽视。总之，我们只需这样解释：被冷落的儿童没有可信赖之人。让人深感痛心的是，我们文明中许多的人生败将，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私生子女。总体上而言，我们不得不将这些儿童纳入被冷落的儿童之列。

这三种情形——生理缺陷、被娇宠、被冷落——都严重地挑战了当事人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诠释，处于这些情形之下的儿童应对问题的方式几乎一直需要加以纠正。他们必须得到帮助，重获更好的生命的意义。假如我们确实关注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真有兴趣，并对此有所思考——我们就会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中发现他们的人生意义。早期记忆的重要性

梦和联想可能已被证明有效：人的个性在醒着和睡着的时候趋向一致，但是由于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没那么大，个性也会放松警惕并显露真实的一面。然而，综观所有的帮助，能迅速获得个体赋予自己和生命的意义却是来自于人的记忆。每一份记忆，无论在个体看来有多微不足道，都会反射出一些值得记忆的东西。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它影响着个体描绘的生活，它宣告着“这是你必须在意之物”，或“这是你要敬而远之的”，或“这就是你的生活”。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历本身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其在记忆中的分量，因为后者凝聚形成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每项记忆都是一次记录。

儿童早期的记忆尤为重要，它既表明个体独特的生活方式早已存在，又提供了个体最初采取这种生活态度的环境。最初的记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包含了对个体及其成长情景的基本估量，这是他的相貌、他对自己或多或少较为完整的认知，以及别人对其要求等种种因素的第一次综合反映；第二，这是个体的主观出发点，他为自己的自传撰写了一个开头。我们经常会发现，他认为自己所处的脆弱不堪的位置和他设定的安全、强大的目标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心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量个体最初的记忆是否来自于他记事以来经历的第一件事，或者是否确有其事。记忆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被认为是什么，被诠释成什么，以及它们对个体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最初记忆及其对“生命的意义”的强化，我们在此用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对于一个以这样的开场白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女孩，我们不会讶异于她的生活充满着无助，因为她放大了生活中的危险艰难。我们也不会惊讶她内心深处会责备别人没有照顾好她。让一个儿童经历这样的风险，有人确实大意过了头！在另一份最初的记忆里出现了同样一幅对世界的描绘：“我记得三岁那年从婴儿车上摔下来。”伴随着这份最初的记忆，他还重复着噩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我半夜醒来发现天空烧得通红。星星坠落，我们撞上了其他的星球，但是在碰撞之前我醒了。”在询问这个学生害怕何物的时候，他回答道：“我害怕自己一生碌碌无为。”很显然，他最初的记忆和重复的噩梦使他产生消极的心理，加剧了他对失败和不幸的畏惧。

一个12岁的小男孩患有夜尿症，并且一直和妈妈关系不好。他被带到诊所述说了他最初的记忆：“妈妈以为我不见了，她满大街地叫我的名字，十分惊慌。我一直藏在家里的衣柜里。”我们可以从这份记忆里做如下的猜测：“生命的意义在于——制造麻烦，引起注意。我虽然被人忽视，但是我可以愚弄他人。”同样地，他的夜尿症也是为了很好地维护自己被关爱的中心地位，他妈妈的紧张不安确定了他对生活意义的诠释。同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小男孩在早期就获得了一种印象：外面的世界充满危险。他总结得出只有别人担心他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他们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来保护他。

一位35岁的女士这样描述自己的最初记忆：“三岁时，我沿着楼梯向地下室走去。我走在黑漆漆的楼梯上，突然，一个比我大的堂兄把门打开，跟在我后面下楼。我特别怕他。”根据这份记忆，这位女士幼时很有可能不习惯与同伴玩耍，而且她尤其不喜欢和异性相处。后经证实，她确实是独生女，而且35岁依旧未婚。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则表明社会情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记得妈妈让我推着载有妹妹的童车。”但是在这里，我们同样找到了个体只喜欢和弱者相处的迹象，以及个体依赖母亲的可能性。新生婴儿降临，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年长的孩子帮忙照看；让他们关心新生婴儿，允许他们承担爱护的责任。他们若是愿意合作，也就不会认为新生婴儿的出现降低了他们自己的重要性。

与人结伴的欲望并不能总是证明对别人真的感兴趣。例如一个女孩在被问及最初的记忆时回答说：“我那时就是在跟姐姐和两个女孩一起玩。”我们肯定能从这段记忆里看到一个学习交际的儿童；但是在得知她最大的恐惧是“我害怕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审视，寻找缺乏独立性的某些迹象。学习合作之道

生命的意义一经发现并被理解，我们就手握开启所有人性的金钥匙。我们有时会听人说人们的性格是稳定不变的，但是持此观点的人并未找对钥匙。然而，我们明白任何论断或治疗若是不能找出源头上的错误都是不成功的，我们取得进步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在生活中学习一种更加勇敢的合作方式。也只有合作交流才能预防我们罹患精神病。因此，鼓励和培养儿童的合作能力至关重要，应该允许儿童在同龄伙伴中通过完成任务和游戏找到自己的成长之路。任何阻碍合作的行为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被娇宠的儿童只会关心自己，上学之后，他会继续保持对他人的冷漠态度，他热衷学习也只是因为他觉得可以得到老师的赞赏，他只听取在他看来于他有益的意见。长大成人之后，这类儿童在社会情感方面的不足会越来越凸显。当他的错误初露端倪时，他不会承担责任，独立应对。至此他已经痛苦不堪，难以承受任何生活考验。

我们不能责备他的不足，我们只能在他感到后果严重之际帮助他走出困境。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学生顺利通过地理测试，我们同样不能指望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合作之道的儿童在面对需要合作的任务面前表现良好。但是生活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种合作的能力，所有任务的完成都处于我们人类社会架构之内，采取的都是致力增添人类福祉的方式。个体只有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贡献，才能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以及心理学家们知晓赋予人生的意义可能发生偏差，如果他们自己没有犯类似的错误，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会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机遇。当他们遇到棘手问题时，再也不会放弃努力、寻找捷径、设法逃脱、推卸他人，不会要求优待同情，不会觉得深受欺辱并伺机报复，不会诘问：“活着有何意义？我得到了什么？”他们会说：“我们是生活的主人。我们完全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决定的。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如果采取这样的人生态度，形成独立个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的进步永无止境。第二章灵魂和肉体

只要心灵找到了克服困境的正确方法，不健全的器官就可以发展出巨大的优势。心灵与肉体的交互作用

人们一直在争论：是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支配心灵。哲学家们也卷入了这场纷争，各执一词。他们或称是唯心论者，或称是唯物论者，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论断，但是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兴许个体心理学可以提供某种解决之道，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面临的是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动态作用。来这里接受治疗的是包括心灵与身体的个性，治疗的基础若是错了，我们也无法提供帮助。我们的理论必须扎根于经验，并接受实际应用的考验。我们生活在这些相互作用的关系里，为找到正确的观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许多发现缓解了这个问题的紧张态势，这不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知道肉体和心灵均能表现生活：他们是生活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们也开始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是靠四肢活动的生物，但是对他而言，仅仅发展肉体是不够的。植物有根，扎于一处，无法移动。因此，若是发现植物有想法——哪怕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任何意义上的心智，定会让人大吃一惊。即使植物能够预见或展现结局，它们的这个功能也毫无用处。植物能思考又有何用？“有人来了，他很快就会踩到我，我将死于他的足下。”植物依旧无法逃生。

然而，所有的生物都具有预知估算自己行动方向的能力。这一事实让人必然觉得他们是有思想或者灵魂的。

你当然有感觉，否则你不会作此行为。

思想的核心原理就是预见行为发展的方向。我们只要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心灵支配肉体——它为行动设定了目标。仅是时不时地做出一些随意之举是不够的，所有的努力都需要一个既定的目标。正是基于心灵这种决定行动方向的功能，它在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身体也影响心灵，因为行动的主体是身体。心灵支配身体的前提是身体本身拥有的以及可被训练发展出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心灵若想让肉体奔向月亮，除非借助于一项能突破身体限制的技术，否则注定失败。

所有的生物中，人类活动最为频繁。他们不仅行为多样——如我们看到的手的复杂动作——而且他们能通过自身的行动改变周围的环境。因此，我们认为人类预见行为方向的能力发展最快，并且能清楚地见证他们为提高自身在整体情境中的地位而不懈努力。

我们还能发现每个人为了实现部分目标所采取的相应行动之后，有一个统筹一切的行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旨在达到一个让我们称心的位置，我们会感觉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都已克服，而且我们已经在周围所有的情境中获得了最后的安全和胜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言一行须协调一致，心灵似乎不得不发展自身以契合这最后的理想目标。身体亦然，同样需要努力达成一致，它还要向着一种预先存在但尚处萌芽阶段的理想目标的方向发展。例如皮肤擦破时，整个身体都在忙碌使之复原。但是，肉体并不是孤身发展潜能，心灵也会助其一臂之力。运动锻炼以及广义医学的价值都已被证实，它们都是心灵提供给身体的援助，为的是争取实现最终目标。

生命从开始到结束，成长和发展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维系不断。肉体和心灵作为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相互协作。心灵犹如一辆汽车，拖载着它在肉体上发现的种种潜能，帮助肉体应对困难，驶向安全优越的目的地。肉体的每一行动的表征中都印有心灵的目标。人类各自行动。他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他张眼动舌，抽动脸部肌肉。他的面部藏有一种表情，一种意义。心灵将意义至于其上。我们现在可以得知心理学（或称心灵的科学）研究的所为何物了。心理学的领域是探寻人类个体所有表情蕴含的意义，发掘他的核心目标并与他人的目标加以比较。

在努力实现最终的安全目标的过程中，心灵一直需要将目标具体化，需要揣度“安全位于某个特定的位置，要沿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才能到达”。当然这里有可能发生错误，但设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方向，行动就无从谈起。我若是把手举起来，定是因为我想达到某个目的。大脑选择的方向实际上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但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方向是因为大脑错误地视其为最佳选择。因此，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错在行动方向的选择上。人人渴求实现安全的目标，但是一些人看错了安全所处的方向，他们具体的行为又将他们引入歧途。

如果我们无法解读某种表征隐藏的意义，了解它最好的办法，首先就是将其简化为一项纯粹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以偷窃的表现为例。偷窃意即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行为的目的：它的目的在于让行窃的人富裕，通过拥有更多的财富享受更多的安全感。因此这个行为源自于一种贫穷匮乏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就要找出这个人处于何种环境、何种情形之下会出现匮乏感。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方法改变处境，从而克服这种匮乏感；他的行为是遵循着正确的方向，还是采取了非法之道获得想要之物。我们无须指责他的终极目标，但我们可以指责他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选择了错误的途径。

如前所述，个体在生命最初的四至五年建立起心灵的整体性，形成心灵与肉体的稳定关系。他对先天的因素以及从环境中获取的印象进行调整改造，以适应他对优越感的寻求。他的人格在第五年结束时业已形成。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追求的目标、生活的方式以及情感意向都已确定。这些方面可能会发生改变，但发生的唯一前提是他已经不受自小形成的错误模式的影响。正如他之前的表现印证了他对生活的看法，那么现在，他若能纠正错误，他的新表现也将契合他的新看法。

个体通过器官接触环境并获得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个体训练身体的方式领会：他准备从环境中获得哪种印象以及他将如何利用他的个人经历。如果我们注意他视听的方式和关注的焦点，我们就会充分了解他。这正是姿态至关重要的原因：展示器官所受的训练以及选择印象需要用到哪一部分。姿态总是受制于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对心理学添加新的定义了。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对他的肉体印象所持的态度。我们现在也开始发现人类心灵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不能适应环境和难以满足环境要求的身体都会被心灵视为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器官先天不足的儿童在心灵方面的发展上比正常儿童遇到更大的阻碍。他们的大脑较难影响、驱动和支配他们的身体抵达优越之境。他们若想达到同样的目标，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集中更多的心意。所以他们精神压力大，变得自私自利。儿童若常受器官不全和行动困难的困扰，自然无法顾及身外万物。他没有闲情逸致去在意他人，结果长大后他的社会情感和与人合作的能力均不如常人。

器官不健全招致众多阻碍，但这些阻碍并非厄运难逃。如果心灵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学会克服困境，个体也很有可能和那些生来负担较小的人一样成功。实际上，器官不健全的儿童历经磨难之后，常常比那些器官正常的儿童成就更大。残疾刺激着他们更进一步。比方说，视力不佳的儿童可能承受着不同寻常的压力。他要更加努力才能看清周围。他对视觉的世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也更加有兴趣区分色彩和形状。最后，他比那些无需努力就能分辨细小差别的儿童拥有更多的视觉世界的经历。由此可见，只要心灵找到了克服困境的正确方法，不健全的器官就可以发展出巨大的优势。许多画家和诗人都受视力模糊困扰，但是这些不足一经训练有素的心灵的驾驭，它们的主人比那些视力正常的人更知道怎样运用他们的眼睛。我们还可以很容易从天生左撇子却未被当作是左撇子的儿童身上看到类似的补偿。在家或在学习之初，他们被训练着使用他们并不灵巧的右手，因此他们并不擅长右手写字、绘画和制作手工艺品。如果心灵妥善作用并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相信他们不灵巧的右手可能会发展出高超的技巧。事实也正是如此。许多天生左撇子的儿童比正常儿童书法更加美观，绘画的禀赋更高，或者在手工艺品的制作上更加娴熟。采用正确的方法，勤加训练并反复练习，他们会将劣势转变成为优势。

渴望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儿童，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只有他们才能学会补偿缺憾，获取成功。那些只想着使自己摆脱困难的儿童，他们将继续落后于人。他们只有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努力，而且在他们看来目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困难阻碍，他们才能勇往直前。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指向何物。如果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自身以外的目标，他们很自然会训练装备自己，达成目的。困难阻碍也只不过是他们成功路上跨越征服的关卡。相反，如果他们关注的仅是自身的不足，或仅为了摆脱这些不足而做出努力，他们将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笨拙的右手想变得灵活，仅通过凭空妄想或者逃避笨拙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有在实际的练习中才会变得灵活，而且实现这个目标的动机要大于由迄今存在的笨拙引发的受挫感。儿童若想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他必须在自身之外设立一个行动的目标，这个目标须建立在关注现实，关注他人，关注合作的基础上。

我对家族肾衰竭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证明遗传缺陷可以转变成优势。出生在这类家庭的儿童通常患有夜尿症。器官的不健全确实存在，表现为肾病、膀胱疾病或者先天性脊柱裂，还可以从他们腰椎部分的痣或者胎记猜出可能有此缺陷。然而，器官的不健全不足以造成夜尿症。儿童并非受迫于器官的不足，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一不足。例如一些儿童只在夜间尿床，白天却从不尿湿自己。有时候，这种习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或者父母态度的转变突然消失。假如儿童不再利用器官上的不足达成某个错误的目的，那么除了意志薄弱的儿童，都可以克服夜尿症。

但是，大部分患有夜尿症的儿童受到的待遇不会让他想去克服，反倒想继续下去。有经验的母亲会正确地教导他们，但没有经验的母亲则无法中断儿童这种不必要的弱点。通常有肾病或者膀胱疾病的家庭会过分强调与排尿有关的一切事宜。母亲们就会错误地用尽办法让儿童戒掉尿床的毛病。儿童若是注意到母亲如此在意这些，就很有可能做出对抗，这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宣称自己对这种教育的反抗立场。如果儿童执意抗拒父母给他的待遇，他定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攻击他们最薄弱的地方。德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发现：有相当多的罪犯来自那些压制犯罪的家庭，如法官、警察和狱卒，等等。通常教师的子女会冥顽不化。我个人的经验证明情况属实，我还发现不少的精神病儿童出身医生家庭，而很多不良少年来自牧师之家。同样地，父母过度强调排尿问题时，儿童就可能偏偏通过遗尿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独立意志。

夜尿症的例子同样很好地证明了梦境是如何激发合适情感以配合我们想要完成的动作。一般而言，尿床的儿童会梦到已经下床去上厕所了。如此一来，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尿床。夜尿症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吸引注意力、支配他人、让人不分昼夜地在意他。有时候，夜尿症是一种敌意的表现，为的是激怒他人。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看出：夜尿症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儿童不用嘴巴只靠膀胱发话。器官的不健全只是为他提供了一种表明自己观点的方法而已。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儿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般来说，他们属于被娇宠的儿童，但不再是父母关注的中心。可能家里添了一个新婴儿，他发现很难占有母亲全部的关心。尿床的行为却可以让他更贴近母亲，尽管这种行为令人不悦。它却有效地表明：“我并没有你想的那样已经长大懂事，我还需要你的关心。”在不同的情形或者不同的器官缺陷下，他们会采取其他的方法。比方说，他们会发出叫喊，在夜间哭闹不安，从而引起关爱。有些儿童会梦游、做噩梦、跌下床或者口渴要喝水，这些行为表现都源自相同的心理。选择某种病征，一方面有赖于身体器官的状况，另一方面来自于对所处环境的态度。

这些例子都清楚显示了心灵对身体产生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大胆猜测：心灵不仅可以选择某一特定的身体表征，它还控制影响整个身体的构造。对此，我们并没有证据，也很难找证据加以论证，但是它不证自明。如果一个孩子是胆小的，他整个身心的发展都有胆小的印记。他不在意体格的强健，或者，他甚至认为自己不能体格健朗。结果，他便不会有效锻炼身体，而且抛却了一切常被外界用来刺激身体锻炼的想法。其他对身体锻炼感兴趣的儿童在体格上愈加强健，而他却由于不感兴趣，继续落后于人。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肉体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受心灵的影响，并且折射出后者存在的错误或不足。我们经常会发现：当心灵遇到困境，却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时，最终只能通过肉体的表现坦诚它的失败。例如，我们可以确知人的内分泌在最初的四五年间也会受到心灵的影响，腺体的不足并不一定产生失禁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腺体不断地受到整个环境、儿童选取印象的指向以及心灵在这种有趣情形下引发的创造性活动的影响。情感的作用

人类改变环境，形成文化，而我们的文化是人类心灵激发肉体产生的所有行动的结果。心灵激发我们去工作，我们肉体的发展受到心灵的指引、帮助。我们最终会发现人类的所有表现无不受到心灵的支配，但片面强调心灵的作用也不可取。克服困难还需要身体健康。因此，心灵负责管理环境的工作，从而保护肉体免于虚弱、疾病和死亡，避开伤害、事故以及功能的损伤。我们感受悲喜的能力、想象创造的能力以及辨别形势处境优劣的能力都服务于这一目标。这些感受使肉体准备充分，可对具体的情境做出某种明确的反应。想象创造和辨别环境均能预知未来，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激发情感以供身体做出行动。个体的情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承载着他赋予生活的意义和他为之努力奋进的目标。显然，虽然它们掌控着他的肉体，但并不依赖肉体本身。一直以来，它们主要依赖的还是他的目标和他随之采取的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支配个人行动的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更多的帮助，他的态度还不足以形成病征，须加上情感才能产生行动。个体心理学的新观点在于我们观察到这些情感并不与生活方式相左。情感会不断调节自身，以期实现既定的目标。因此，我们不再隶属于生理学或生物学领域了。情感的出现不能用化学理论进行解释，也不能通过化学测验进行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预设生理过程的存在，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心理活动的目标。至于焦虑对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我们并不十分关心。我们探究的是焦虑发生的原因及产生的结果。

通过这种研究推断，焦虑的产生并非由于性的压抑，或者出于不幸的出生经历。这两种解释都不得要领。我们知道习惯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婴儿可能发现焦虑——不管其来源如何——都是控制母亲的最有力武器。我们并不满足于对愤怒时的生理状况的描述，经验表明愤怒是用来控制他人或者某种情形的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种身体的和精神的表现都必须基于遗传的因素，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这些因素在努力达成某个特定目标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似乎才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的途径。

我们可以在每个人身上看到情感成长和发展的方向及程度都对目标的实现有重要作用。他的焦虑或勇敢、愉快或伤悲，总是契合他的生活方式：它们强度适宜，支配有度，恰好符合人们的期望。用悲哀感达成他的优越感目标的人如愿以偿之际也不可能心满意足。他只有在不幸之中才会快乐。我们还会注意到情感的出现和消失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一个公共场合恐惧症患者回到家中或是指使他人的时候，就会丢掉他的焦虑不安。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会避开生活中所有他不能掌控局面的部分。

个体的情感基调与其生活方式一样稳固恒定。例如，懦夫永远是懦夫，即使在比他弱小的人面前会狂妄自大，或是在别人的庇护下显得勇猛异常。他可能在门上安三个锁，用警犬和防盗器来保护自己，并且宣称自己勇气可嘉。他的焦虑感无从论证，但是他性格中懦弱的部分则通过他不厌其烦地保护自己的行为表露无疑。

性爱领域可以提供同样的例证。当个体想实现其性爱目标的时候，属于性的情感总会随之产生。通过集中精力，他抛却与之冲突的任务和不相匹配的兴趣；如此一来，他才能激发适当的情感和功能。这些情感和功能的缺乏——如阳痿、早泄、性变态和性冷淡——都是因拒绝放下不合时宜的工作和兴趣而出现的。这些异常总是出自不正确的优越感目标和生活方式。在这些病例中，我们总是发现个体倾向于让别人体贴他，他不会主动给予关怀；他缺少一种社会情感；他没有勇气，在乐观进取的活动中一败涂地。

我的一个病人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一直无法摆脱严重的犯罪感的折磨。他的父亲还有哥哥十分看重诚实为人的品质。七岁时，这个男孩告诉学校的老师他独立完成了一份作业，但事实上是他哥哥帮他做的。他隐瞒了这件事长达三年之久。最后，他还是跑到老师面前坦白了自己糟糕的谎言。老师仅仅一笑而过。然后，他噙着泪水找到父亲又坦白了一次。这一次他成功多了。父亲为他的诚实可爱感到自豪，赞赏并且安慰了他。尽管男孩已经得到父亲的宽恕，但他仍然沮丧不已。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男孩之所以会为了这件小事如此严厉地谴责自己，是因为他急于证明自己公正严谨的美德。他家庭中高尚的道德熏陶使他想在正直为人方面超越他人。在学业表现和人际魅力上，他稍逊于他的哥哥，因此，他设法在自己的另一些不太重要的活动上获得优越感。

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又经历了其他形式的自我谴责。他经常手淫，在学习中也没有完全戒掉作弊的习惯。他每参加一次考试，他的犯罪感就增加一倍。久而久之，他累积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困境。由于他过度敏感的良心，他比他的哥哥背负的压力重得多。因此，当他无法超越哥哥的时候，这便成了他的托辞。大学毕业后，他原本打算从事技术行业，但是他那强制性的犯罪感愈加严重了，他整天都在祈求上帝的宽恕。他也就没有时间用来工作了。

后来他的状况糟糕到只能进精神病院，他被确诊为无药可医。但是，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情况有所改善，可以出院了。他临行前询问院方：万一旧病复发，是否愿意再次接纳他。他改学了艺术历史。又到了考试的日子，他在公众假日去了教堂。在大庭广众前，他趴倒在地，嚎啕大哭：“我罪大恶极。”他又一次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注意到了他那过度的良心不安。

他在精神病院又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家中。一天，他裸着身子下楼吃午饭。他身材健美，丝毫不输给他的哥哥和其他人。

犯罪感让他显得比别人诚实，他正努力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优越感。不过，他的努力让他误入了生活的歧途。他逃避考试、避免工作，这显现了他的懦弱和日渐加深的自卑感；他所有的神经衰弱都是一种刻意的逃避，他逃离一切可能失败的活动。显然，他俯伏教堂认罪的行为和他用餐时轰动的出场，采取的是同样低劣的手段，用以攫取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这些行为，他引发的情感也十分契合。

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因为它更为人们所熟悉，而且引发的是一种短暂的表现，而非身体的某种固定特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种情感都在身体上有所表达。个体会采取一些外在的方式传达他的情绪：也许是他的姿势和态度，也许是他的面部表情，也许是他抖个不停的腿或膝盖。器官本身也会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脸色变红或者变白，说明个体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肉体在生气、焦急、痛苦或任意一种情绪下都有所传达，每个人的身体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一个人害怕时会发抖，另一个人会毛发直竖，第三个人则会心跳加速，还有些人会直冒冷汗、不能呼吸、声音嘶哑或是身体蜷缩。有时候身体紧张，毫无食欲，导致呕吐。而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些情绪引发的身体反应主要是膀胱膨胀，另一些人则是性器官兴奋。许多儿童在考试时会觉得性器官受到刺激，而且众所周知，罪犯在犯了罪之后，经常会去找妓女或者伴侣。在科学领域内，我们发现一些心理学家宣称性和焦虑密不可分，另一些则认为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观点根据个人经历不同而定：对一些人来说有关联，对另外一些人则没有。

所有这些反应分属于不同种类的人。他们很有可能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遗传影响，而且他们的身体表现会向我们显露一点他们家族的弱点和特质。家庭的其他成员可能会做出类似的身体反应。但是，这里最有意思的是观察心灵如何通过情绪激发身体行为。他们的情绪以及肢体表达会向我们显示心灵在判断情形有利还是不利的时候，是怎样做出动作和反应的。举个例子，一个大发脾气的人希望尽早摆脱这种情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打击、谩骂或者攻击另一个人。反过来，愤怒也会作用于器官，或是使之僵化不动，或是施之以额外的压力。有些人在生气的同时胃疼，或者面部涨得通红。他们的血液循环迅速改变，紧接着头疼不已。在偏头痛或习惯性头痛的后面经常隐藏着莫大的愤怒或羞辱，更有甚者会因愤怒导致三叉神经痛或发生癫痫性的痉挛。

心灵影响肉体的方式尚未完全被发现，故此我们不做全面描述。精神的紧张会同时影响自主性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紧张的情绪一出现，自主性系统就会做出行动。个体会拍桌子、咬嘴唇或者撕纸片。他紧张时必会有所表现，咬笔头或抽雪茄都是为了释放紧张的情绪。这些行为表明他已经无法应对所处的情形了。他在生人面前脸红、发抖或者痉挛，同样是紧张的表现。这些紧张的情绪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传给整个身体，因此，这种情绪一出现，整个身体本身也处在紧张的状态。但是，这种紧张的表现并不随处可见，我们只讨论可以被察看的结果。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表达着情绪，身体的表现正是心灵与肉体一起行动的结果。我们需要寻求的正是灵魂和心灵的相互作用关系，因为二者是我们研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我们可以从这些论证中得出一个结论：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情感意向都会对身体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如果儿童很早就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的经验足够丰富，我们就能发觉他后续生活中身体的表现。勇敢的人会重视体格的锻炼，他的体魄异于常人——肌肉更加强壮，身姿也更为挺拔。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身体的发展，也可能部分影响着肌肉的健美。勇敢的人面部神情，乃至整体形象都会有别于常人，甚至他的骨骼构造也会受到改观。

如今我们很难否认心灵对大脑的影响。许多病理学案例显示：因大脑左半球受损无法阅读或书写的个体，可以通过训练大脑其他的部分重获读写的能力。许多中风患者，其大脑受损的部分已不可能复原，但是大脑的其他部分补偿并修复了器官的功能，大脑从而完全恢复。这样的事实十分有助于我们相信个体心理学的教育应用的可能性。如果心灵可以对大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如果大脑只不过是心灵的工具——唯一重要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开发和提升这种工具的方法。个体的大脑生来并无统一标准，也不必死守一种方式：他可以想方设法，让大脑更适合生活。

心灵若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如不与人合作，就不会对大脑的生长产生有利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许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儿童后续的生活中看到：他们的智力没有被完全开发，他们的理解力也显不足。因为他成年后的举止都会影射他在四五岁时就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感知模式以及赋予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合作能力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从而帮助他改正这些错误。在通往科学研究的路上，我们个体心理学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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