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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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教史(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儒教史：全3卷
作者：李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2月
ISBN:9787214175335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第九章 辽金元儒教一 辽代儒教1 辽代的天命与祭祀
辽的前身是契丹。据《新唐书》:“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契丹的习惯，每一部落的首领，三年代换一次。但到了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而有国”。《辽史·太祖纪》:“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耶律阿保机“受可汗之禅，遂建国”，是为辽太祖。阿保机死，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庙号太宗。大同元年，相当于五代后汉元年，建国号大辽。据上述材料可知，在耶律阿保机之前，契丹还保持着原始的民主制度。在《新唐书》作者宋祁、欧阳修等人看来，契丹乃是北狄之一部；但在作《辽史》的元代人看来，契丹人也是炎黄子孙。契丹人自己认为是天神的后裔。《辽史·地理志》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在神人、天女相会的木叶山上，契丹人建立了他们的始祖庙：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辽史·地理志》）
神人与天女生有八子，木叶山上塑有奇首、可敦二圣与八子神像。那么，这个奇首可汗就是神人了。和中原早期的情形一样，契丹人也是把自己的祖先尊为神，尊为至上神。后来，辽国皇帝常用青牛白马祭祀天地，实际上也是祭祀自己的祖先。辽国没有单独的祖先祭祀，他们的祖先祭祀和上帝祭祀还是合一的。这种情况，也和周代以前的情况相似。
据《辽史》，天命，也是契丹人的最高信仰。耶律阿保机尚为迭剌部首领（夷离堇）时，进攻奚部受挫，遂派曷鲁作说客。曷鲁的说词道：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陵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救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辽史·耶律曷鲁传》）
曷鲁这一番说词，使奚部归降了契丹。
痕德堇可汗死，群臣遵照遗命，立当时做于越（执政大臣）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耶律阿保机推让，和群臣有以下对话：太祖（耶律阿保机）辞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今若等复为是言，何欤？”曷鲁进曰：“曩吾祖之辞，遗命弗及，符瑞未见，第为国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犹在耳，天人所与，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违也。”太祖曰：“遗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鲁曰：“闻于越之生也，神光属天，异香盈幄，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龁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吾犹蛇，儿犹龙也。’天时人事，几不可失。”（《辽史·曷鲁传》）
但是，耶律阿保机仍未同意。并向叔父辖底推让，辖底说：皇帝圣人，由天所命，臣岂敢当。（《辽史，辖底传》）
夜里，曷鲁再次进言，要求他“应天顺人”，于是，耶律阿保机才同意即皇帝位，并燔柴告天。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叫天皇帝。这个称号，和周天子称天王，应是一样的意思，即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王或皇帝。
后来，宗室剌葛、安端等谋反。阿保机在给犯人定罪之后，发表训词道：诸弟性虽敏黠，而蓄奸稔恶。尝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凶狠，溪壑可塞而贪渎无厌……虽欲不败，安可得乎？北宰相实鲁妻余鲁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辽史·太祖纪》）
重大的事情援引天命，已是辽国君臣根深蒂固的信仰。耶律阿保机《谕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丞相、诸部头等诏》道：上天降临，惠及烝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
辽太宗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道：元气肇开，树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辅以德……人事天心，古今靡异。
天命，是辽国人思想、言行的最高指导。
辽代祭祀的礼仪，原来比较简朴。辽太宗耶律德光战败后晋入汴梁，“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辽史·太宗纪》）。从此以后，辽国才逐步采纳汉人的礼仪制度。辽代后期，由耶律俨编制的《礼仪志》被作为《辽史·礼志》的蓝本，其“祭山仪”详细记述了辽代祭祀天地的礼仪：祭山仪：设天神、地祗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皇后御绛,络缝红袍……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诣天神、地祇位，致奠；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遍及群树。乐作。群臣、命妇退。皇帝率孟父、仲父……
至此，礼仪大约完成了一半，以下仍有许多仪式要进行。这里所说的祭山仪，和前面所说在木叶山建奇首可汗庙，塑八子神像不同，大约是采用汉人礼仪的结果。从这里所说的设天地神位看来，似乎此时的天地之神已经和祖宗神脱离，成为比较抽象的神灵。这也是辽代在汉文化影响下，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进步的成果。
祭祀天地之后，还要祭白衣观音。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家神。
从《辽史》有关祭天的记事看来，辽人祭天的礼仪还缺少规范性。时间不固定，其仪式也较为灵活。《辽史·太祖纪》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位告天后，第七年，其弟剌葛反叛。五月，宰相迪辇，“奏擒剌葛、涅里衮阿钵于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这是在出征胜利后所行的告礼。告礼没用青牛、白马，而用的是黑白羊。是否因为在行军途中，祭物难依常礼？则不得而知。月底，回到库里，大约补充了物资，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这一月之中，两次祭祀天地。这年十一月，又“祠木叶山”。木叶山是天神、祖庙所在，祀木叶山也当是祭天。这一年之中，三次祭天。祭木叶山之后，皇帝“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这次大约对祭礼进行了一些改革。
八年之后，即神册六年，南府宰相在长期空缺后，新任皇弟苏为南府宰相。由于这不合旧制，“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辽史·太祖纪》）。建立宗庙，当是八年前礼仪改革的成果。
四年后，即天赞三年，“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这次的祭品不合制度，当是随时以猎获的物品献祭。九月，“次叶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这次不用青牛白马，不知是何原因。
天赞四年十二月后是闰月，此时辽国还保持着年底置闰的习惯。就在这一月，“祠木叶山”。十天后，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次年，即天显元年，正月末，“祭告天地”。二月，“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三月，“甲子，祭天”（以上均见《辽史·太祖纪》）。这四个月里，是每月都要祭天。祭木叶山十天后，又祭天地，说明此时祭木叶山和祭天地已经分开。其意义如何，未见说明。儒教在汉代诞生之后，儒者们关于天帝是一位还是五位、六位？上帝的名称是什么？祭天和祭上帝有什么区别？等等，曾进行了数百上千年的争论。辽代既祭木叶山，又祭天地，也是这种意义难明的状态。《辽史·太宗纪》所载，有数次祭天地，也有数次祭木叶山。有关祭天的记载，有的说明理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逢军国大事所行的告礼；有的不说明理由，那大约是虽属正常、但时间难以固定的祭祀。还有一种，明确说明是由于有了不寻常的猎获，随时向上帝献祭的祭礼。据《辽史》各帝纪中所载不完全统计，有：（天显九年八月）拽剌解里手接飞雁，上异之，因以祭天地。（应历十八年）如潢河。乙酉，获鴐鹅，祭天地。（乾亨二年闰三月）有鸨飞止御帐，获以祭天。（统和四年四月）以近侍帖米里所进自落鸨祭天地；（十一月）次白佛塔川，获自落驯狐，以为吉征，祭天地。
辽国君臣的这些祭天活动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使宋朝君臣们觉得，似乎上帝特别眷顾着辽国。宋真宗伪造天书，到泰山封禅，也是从宗教上对辽国祭天活动的回应。
辽代的祭天活动有时还伴随着长夜宴饮和狂欢。《辽史·穆宗纪》载，应历十三年，“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马祭天地，饮于野次，终夕乃罢。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这样的祭祀活动，还保持着一种非常原始的性质。
辽穆宗应历二年，对祭天礼仪又作出了新的规定，“（九月）戊午，诏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岁以为常”（《辽史·穆宗纪》）。把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作为最隆重的祭祀日，也是一种宗教在发展比较初期的情形。这样的规定并不妨碍原来的祭祀。在某个日子里，用青牛白马或黑白羊祭祀天地，仍然是辽国最重要的祭祀。
辽代末年，在金兵日益进逼的情况下，天命仍然是辽人的最高信仰。保大二年，群臣和天祚皇帝失去了联系，宰相李处温和大臣耶律大石等，合谋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不敢当，李处温说：“天意、人心已定，请立班耳。”后来，耶律大石又自立为王，并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大石向西发展，又自称皇帝。数年后耶律大石誓师东征，无功而还，他感叹说：“皇天弗顺，数也。”（《辽史·天祚皇帝纪》）
辽代也建有宗庙。木叶山当是他们的始祖庙，辽太祖死后，建太祖庙，此后祖庙又不断增加。对祖庙的祭祀也是辽代的重要祭祀，其礼仪有“告庙”和“谒庙”。据《辽史·礼志》，告庙专指告太祖庙，谒庙则指一般祖庙，都在黎明进行。《辽史》作者解释道：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
这样的制度和宋朝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一致。庙祭称“拜容”，是由于庙中都塑神像。凡为新增加的人口所设的州县，也都为设该州县的皇帝、皇后建小毡殿，安放帝、后的铸金像，每逢节日、忌辰、朔望，进行祭祀。允许州县、甚至非皇室人员祭祀皇帝，类似汉代初期有关郡国皆为皇帝设庙的情况。
辽代也祭祀日神和其他神灵，但不祭祀月神。他们也祭拜陵墓，也有祈雨的礼仪，称瑟瑟。
上述礼仪，和商周时代的传统礼仪相似。不过，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就把孔子作为天地祖宗之下最重要的神灵，传统宗教也向着儒教化的方向前进。2 辽代的孔庙和儒学
神册元年，辽太祖立耶律倍为皇太子。《辽史·耶律倍传》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
建孔子庙在神册三年，同时修建的还有佛寺、道观。第二年，即神册四年，皇帝“谒孔子庙”，而命令“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对孔子的祭祀确实放在了领先的位置。据《全辽文》所载《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说修孔庙“可以固士民祈福之所。莫不阐扬儒教，辅助国风”。在辽国君臣眼里，孔子和佛祖、太上老君一样，都是可供士民祈福的神灵。《辽史稿》认为：“契丹奴隶主贵族引进儒学，绝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引进，而几乎是作为一种宗教来引进的。”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作者只是还没有看到，儒教本来就是宗教。在这些地方，现代学者们常常认为是古人犯了错误，其实古人并没有错。
随着孔子被作为在佛、道之先的神灵被引进辽国，儒学也进入了辽国。辽太宗战胜后晋，掠去的朝官中自然有不少儒者。掠去的石经，就是儒经。掠去的太常乐谱以及卤簿、法物等，都是儒教的宗教器物。辽圣宗时，又有一批儒者投奔了辽国。《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馀授县主簿、尉。
这说明当时辽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学，也就是儒学教育。此前一年，即统和六年，辽国举行首届科举考试，录取高举一人为进士。此后几乎每年都进行科举考试，只是录取的名额很少，通常只有一两人。如：（统和七年）八月庚午，放进士高正等二人及第。（统和八年）是岁，放郑云从等二人及第。（统和九年）是岁，放进士石申中一人及第。（统和十一年）是年，放进士王熙载等二人及第。……
后来，增加到三四人、五六人。十多年后，录取的名额急剧增加。统和二十四年，录取杨佶等二十三人。此后又有一些反复，至开泰三年，即十年后，又录取进士张用行等三十一人。这个时期，相当于宋真宗时期。此后，每年录取名额就稳定在三十至五十人左右。太平五年，距开泰三年约十二年，录取进士七十二人。这是又一次急剧增长。《辽史·圣宗纪》载：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
辽兴宗重熙五年，辽国开始御试进士。《辽史·兴宗纪》载：（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御试进士自此始。
御试进士，表明皇帝素质的改变，儒学水平的提高。辽国前几任皇帝，世宗以上，多是以善骑射著称。从辽圣宗开始，诗文逐渐成了皇帝的能事。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史·圣宗纪》）。辽兴宗“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辽史·兴宗纪》）。皇帝素质的改变，说明儒学教育的成效。
由于从事儒学的人逐渐增多，对科举应试的资格开始作出规定。《辽史·兴宗纪》载：（重熙十九年六月）壬申，诏医卜、屠贩、奴隶，及背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
辽道宗清宁五年，辽国的科举取士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年，录取进士梁援等一百一十五人。此后也就大体上保持了这个录取数量，其儒学的兴盛状况可见一斑。
辽国朝廷也常常采取一些措施，以振兴儒教。《辽史·道宗纪》载：（清宁元年十二月）戊戌，诏（上京）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清宁六年六月）丙寅，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大安五年三月）诏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仍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
辽国皇帝也像宋朝的皇帝一样，让儒者为他们讲解经书。《辽史·道宗纪》载：（大安二年正月）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大安四年四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
儒经也是辽国皇帝赏赐的贵重礼物，或者是把读儒书作为对臣子的要求：（开泰元年）八月丙申朔，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辽史·圣宗纪》）（大安四年）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辽史·道宗纪》）
辽国的儒学教育也深入到了基层。开泰元年，归州主官上言说，他们那里的居民，本是新罗国新近迁来，不识文字，建议设立学校，得到了朝廷的允许。大公鼎在做良乡县令时，省徭役，发展农业，同时兴办学校，建立孔庙，来教化当地百姓。越到后来，儒教就越加牢固地成了辽国的国教。
信奉儒教，忠孝仁义就是最高的道德准则。辽圣宗《诸侄戒》文道：汝勿以材能凌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
张俭《圣宗皇帝哀册》说，圣宗“行孝治于天下”。《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元年，下诏晓谕丞相以下各级官吏说：“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只是还没有达到以孝悌取士的程度。《全辽文》中有一篇《拜惕隐戒族人文》，其中说道：国者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
其中马保忠的《上皇帝文》，要求独尊儒术。该文道：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
这一位可谓是辽代的董仲舒。
辽代所了解的儒家学说，除忠孝仁义等道德律条外，主要是气禀说。郭奇《耶律琮神道碑》:贤人命世于天地之间，禀气□旋生，谓之命也。……是故贤人君子，知天命之不乂……故发愤忘食，夜不成寐。乃师以立身，计六经而修德。
郑皓《张世卿墓志铭》:夫人生两仪之间，禀五行之气。清和则挺英俊，浑浊则产凶顽。
辽代的学者对人性问题也有所讨论。杨丘文《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道，洙公高焕之，世代为燕之名家，从小受诗书礼乐教育。信佛后，住玄心寺，但仍钻研六艺，并且写成辞章，在世上流传，因而遭到一些佛教徒的责问，然而他坚持不改。杨丘文写这篇文章为他辩护，说不写文章，无法传道，写文章是仁智的表现，正是养性所必须的。杨认为，善于治性的，“必有养”。养的办法，就是仁与智，“仁，性之固也；智，性之适也。”单主一面都有弊。“故知道者，以智养之仁，以仁养之智。”这是把儒教道德作为佛徒养性的良好手段。
杨丘文认为儒教的传授世系是孔子——子思——孟子。孟子之后，诸子争雄。其中他特别举出扬雄，认为《太玄》“发孔孟之道”。杨氏对儒教学术的认识，和北宋前、中期的情形是大体同步的。
儒教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也是辽代儒者的基本信仰。耶律石柳上天祚皇帝书道：传曰，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乱失母，思慕悲伤，孝道益著。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今逆党未除，大冤不报，上无以慰顺考之灵，下无以释天下之愤。怨气上结，水旱为沴。（《辽史·耶律石柳传》）
人间的怨气，可引起上天的反应，这正是自董仲舒以来儒教的天人感应学说。《辽史·萧文传》载，萧“笃志力学”。后来做了易州主官，“去旧弊，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显然，这是一个儒者的作为。他还用自己的祈祷和德行消除了旱涝灾害和蝗灾：时大旱，百姓忧甚，文祷之辄雨。属县又蝗，议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乌鹊所食。会淫雨不止，文复随祷而霁。是岁，大熟。
辽代的儒教教育还波及女子。《辽史·列女传》所列五人，都是通经义的节烈女子。邢简妻陈氏，少年时代就“涉通经义”。后来又工于诗赋，被当时称为女秀才。嫁到陈家之后，尽孝道，满门和睦。生六子，她亲自教儿子们读经，其中有两个儿子做了宰相。还有辽太师適鲁之妹耶律常哥，博通经史。她自誓不嫁，在闺阁中著文议论时政。其文道：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
文中所述，都是儒教所提倡的政治原则，也是儒教天人之学的基本思想。
女子而深通儒教教义，这是宋朝所不及的。二 金代儒教概况1 金代儒者崇德的天命观《金史·太祖纪》载：“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展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金太祖阿骨打向辽国进攻之前，祭拜皇天后土，历数辽国欺凌自己部族的罪恶，祈求上帝明察并保佑自己。上帝、天命，也是金国开国之初就已经存在的信仰。后来，他们灭掉了辽国和北宋，接受了儒教，又继续保持并发展了上帝、天命信仰。金海陵王一次在良乡打猎，经过料石冈的神庙，他向神灵祷告说，如果我有天命，就让我得到吉兆。占卜的结果，果然为吉。他又祷告说，假若天命是真，以后一定报答；假若不是这样，我就毁了你的庙宇。再卜，又是吉兆。后来，他做了皇帝，就封料石冈的神为灵应王。
儒教的天人感应学说，也是金代天命信仰的基本内容。金章宗明昌三年，天旱不雨。章宗和参知政事张万公等有一段对话：上谓宰臣曰：随处虽得雨，尚未霑足，奈何？万公进曰：自陛下即位以来，兴利除害，凡益国便民之事，圣心孜孜，无不举行。至于旱灾，皆由臣等。若依汉典故，皆当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对曰：天道虽远，实与人事相通，唯圣人言行可以动天地。昔成汤引六事自责，周宣遇灾而惧，侧身修行，莫不修饬人事。方今宜崇节俭，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可俱罢去。上曰：灾异不可专言天道，盖必先尽人事耳，故孟子言王无罪岁。（《金史·张万公传》）
章宗没有罢免宰臣，而是下了一道罪己诏。并命令迅速罢去不急之役，省掉无名之费，裁减冗官，清理讼案；同时向山川社稷祈雨。
后来，逢水旱灾害，金章宗和汉地的皇帝一样，也往往下诏求直言，请臣子讨论政治上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皇帝自己，也损膳、撤乐、避正殿、理冤狱，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
金代君臣已不像辽代君臣不断用珍奇的猎获向上帝献祭，他们已经更加注意自己的德行。天德三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有关部门画了宫室制度图，依阴阳五行来安排各姓的住处。完颜亮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金史·海陵纪》）若发生异常的自然现象，他们就要反省自己是否失德。金章宗时，淑妃李氏擅宠，亲属们仗势横行，许多朝臣也依附于李氏门下。有一次刮起了大风，遮天蔽日。朝廷问灾变原因，徒单镒上书道：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谓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兴，缙绅学古之士弃礼义，忘廉耻，细民违道叛义，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残，动伤和气，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顺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其道，然后和气普洽，福禄荐臻矣。（《辽史·徒单镒传》）
徒单镒通汉文和女真文两种文字，是将汉文译为女真文的翻译家，也是金国重要的儒者。《贞观政要》《史记》《汉书》，都经他译成了女真文。本传称他“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他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代表了金国儒者的一般理解。另一儒者贾铉，认为阴阳不和是由于刑罚太苛酷：亲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决杖，分径长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铁刃置于杖端，因而致死。间者阴阳愆戾，和气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金史·贾铉传》）
根据贾铉的建议，对全国所用的刑杖进行了一次检查，要求严格按照规定制作。
金章宗明昌年间，有人建议在边境上开一条大沟，以为防御工事。动用三万人，数年不成。有报告说，挖开的沟又很快被风沙填平，徒劳无功。金章宗因天旱求言，张万公说，这是长期劳民伤了天地和气。又有一次，天久阴不晴。张万公上言，认为是朝廷用人不当、君子小人不分的缘故。并指出了小人的姓名，金章宗立即将这些小人逐出京城。
金代末年，儒者们还讨论了金朝的五德承运问题。参议官王浍认为，金朝是高辛氏和黄帝之后，应该像汉代为尧立庙、唐代为老子立庙那样，为黄帝立庙。并且认为，金开国之初，旗帜尚赤，这说明金是火德，然而火德在祭祀中却无所表现。辽东宣抚使完颜海奴要求将王浍的意见交付朝廷讨论。礼部尚书张行信回答道：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金史·张行信传》）
朝廷采纳张行信的意见，仍以金朝为土德。
把德行作为取得天命的前提，也是金代儒者的基本信仰。而德行的内容，就是儒学所提倡的仁义忠孝、三纲五常等等。2 金代的上帝鬼神祭祀
金朝的祭礼，也经历了由传统宗教向儒教的过渡。《金史·礼志》载：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浸备。
和辽代的情形一样，金国原来也以天为至上神，并且有自己的拜天之礼。这种拜天礼是一种全民性的礼仪，在五月五日、中元节和九月九日进行。拜天时，挖空木头做成木盘，像一只小舟，高架五六尺，里面放上食物，“聚宗族拜之”（《金史·礼志》）。拜天而聚宗族，这个天，也当是他们的祖宗神。这和商周时代的传统，和辽国的习俗，都是一致的。拜天的设施如此简单，是家家都可以做到的，拜天的礼仪也就十分简单，和汉地儒教的郊祀，有天壤之别。五月五日这天拜完之后，要举行射箭和马球比赛。祀神和军事训练、体育比赛相结合，也是一切古老民族的通例。
金兵南下进入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也掠走了宋朝的礼器。在军事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无暇讲究礼仪，金熙宗时，礼仪建设提上日程。海陵王完颜亮企图消灭南宋，把掠去的礼器又运回汴梁。金世宗即位，又把礼器运回燕京。礼器运来运去，表明金国对制礼的重视。金世宗“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金史·礼志》）。前后经历数十年，可见金制礼的认真。所制的礼仪，又多是参照唐宋旧制，儒教的精神，也就随着礼仪制度深入到了金人的思想深处。
金朝的天坛也建在以皇宫为中心的巳地，即东南方，也是三层，外面围以红色短墙。地坛在皇宫的亥地，也是三层。宫之东西方分别建日坛和月坛，其规格完全依照汉地制度。设月坛祭月，这是辽代没有、而金代又进了一步的地方。祭天的日子依儒经定在冬至，于天坛合祭天地；夏至则于地坛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完全依儒经安排。
大定十一年，金世宗首次举行祭天礼。祭祀之前，君臣讨论配天制度，左丞石琚据儒经，认为唐宋的制度不合古制。石琚说：按《礼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盖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尝以三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谓冬至亲郊宜从古礼。（《金史·礼志》）
金世宗认为石琚讲得很对，说“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金依古制，只以太祖配天。在这个问题上，金国确实是比唐宋更忠实地坚持了正统古制。
金代郊祀的礼仪也非常隆重，是他们原来的拜天礼所无法比拟的。祭祀前，要斋戒七日。前四天是散斋，文武百官在代理太尉的主持下宣誓：“皇帝将有事于南郊，各扬其职。其或不恭，国有常刑。”然后七品以下官员退出，其他官员陪伴皇帝行斋。四日后，五品以下官员退出。在行斋期间，“不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金史·礼志》）祭前五日，有关官员就要设置祭祀设施。到前一天午后，司天监的官员就要和其他官员一起，放置好昊天上帝的神位、摆放好礼器；礼部尚书率领有关官员检查礼器和祭祀所用的牲畜，称“省牲器”。冬至日黎明，祭祀开始。祭祀分奠玉币、进熟等阶段。皇帝献祭后，还有太子或臣子们的亚献和终献。太常以及他下属的博士始终担任赞礼的任务。
重要的从祀神灵有五方帝、大明（日）、夜明（月）、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和北极。金世宗时曾有规定，献祭的玉用真玉，燔烧的玉用次等的玉。由于天皇大帝、北极是宋代才升上第一等的神灵，所以没为它们献祭玉。承安元年，金章宗命令，献祭一律用真玉。
地神称皇地祇，祭日在夏至。重要的配位神灵有五行之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以及山川林泽等神灵，其程序类似祭天的程序。朝日夕月一般由臣子代祭，皇帝多只在宫中行礼。
金朝原来没有宗庙，太祖阿骨打死后才建了宗庙。金国有五个京城，每个都有宗庙，但只有上京的称太庙。宗庙最多有十二室。在这个问题上，金朝没有严格遵守天子七庙的制度。金世宗完善了宗庙祭礼，主要是将每年两次享祭，依唐宋礼改为五享，并据《礼纬》确定了“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制度。在这个问题上，金代的儒者赞同唐宋儒者的意见，认为这两种礼仪都是祭祖的礼仪。
金朝祭祀的其他神灵，还有社稷、风雨雷师、岳镇海渎。历代帝王有伏羲，有黄帝，有尧、舜、禹、汤、文、武，汉高祖以下，有二十七位，大体沿袭唐、宋旧制。此外还有金国特有的一些神灵。而昊天上帝，高居于所有这些神灵之上。
金朝不仅制礼，而且作乐。其乐制也沿唐、宋旧制，并有所改进。歌词则大多是金朝儒者的新作。郊祀乐降神时唱道：我金之兴，皇天锡羡。惟神之休，爰兹郊见。有玉其礼，有牲其荐。将受厥明，来宁来燕。（《金史·乐志》）
他们对上帝祝道：“所以承天，无过乎质。天其佑之，惟精惟一。”他们在金太祖阿骨打的神位前唱：“燕哉高后，肇迪丕基。功与天合，配天以推。”在郊祀前，他们祭告太庙。在金太祖的神位前，他们唱道，是辽、宋二国的君主失德，像为渊驱鱼一样，把百姓送给了金国：天生聪明，俾乂蒸人。惟此二国，为我驱民。（《金史·乐志》）
在册封皇太子时，他们认为，是上帝为自己的国家降生了有德的继承者：皇矣上帝，纯佐明圣。笃生元良，日跻德性。册命主器，万邦以正。（《金史·乐志》）
在金朝君臣的心目中，是他们得到了上帝的特别眷顾，他们也最忠实地执行着上帝的使命。3 金朝的尊孔
和辽代一样，金朝从他们的传统宗教向儒教过渡，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金兵南下到达曲阜，对着孔子的塑像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就是你吗？”自认为是夷狄的金兵于是放火烧了孔庙。金兵还要掘孔墓，被元帅宗翰制止了。但是后来，金朝也把儒教作了他们的国教。《金史·文艺传》载：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京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册、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金朝的文化建设，比辽代要先进多了。而文化建设的进步，是和对儒教的尊崇同步的。
金熙宗天眷三年，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次年，即皇统元年，金熙宗在上京亲自祭奠孔子庙，北面再拜。祭后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敬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金史·熙宗纪》）。从此以后，熙宗经常读《尚书》《论语》，还有《五代史》《辽史》等。这是金朝尊崇孔子的开始。后来，金朝对儒教的尊崇不断发展。金世宗时，以孔总袭封衍圣公。大定十四年，国子监上言：岁春秋仲月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碟排设，用留守司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伏睹国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当粲然备具，以光万世。况京师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观仰，拟释奠器物、行礼次序，合上下详定。兼兖国公亲承圣教者也，邹国公力扶圣教者也，当于宣圣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后堂，宣圣像侧还虚一位，礼宜迁孟子像于宣圣右，与颜子相对，改塑冠冕，妆饰法服，一遵旧制。（《金史·礼志》）
金朝国子监的这道奏章，显然是采纳了北宋儒教关于孔庙祭礼的新制度，即把孟子升为配享，与颜回并列。
根据唐代孔庙的祭礼，金代制定了自己的释奠礼仪。礼行三献，由国子祭酒、司业、博士充当，学生以儒服陪位。其祝词称“皇帝谨遣”。祭神的乐曲唱道：（迎神时唱）上都隆化，庙堂作新。神之来格，威仪具陈。穆穆凝旒，巍然圣真。斯文伊始，群方所亲。（奠币时唱）天生圣人，贤于尧舜。仰之弥高，磨而不磷。新庙告成，宫墙数仞。遣使陈祠，斯文复振。（《金史·礼志》）
金章宗即位改元的当年，就下诏修缮曲阜孔庙，并修建厅堂及学舍四百多间。第二年，即明昌二年，又下诏各郡修复损坏的孔庙、社稷坛、风师雨师坛等，定袭封衍圣公孔元措的官阶为四品。明昌三年，曲阜孔庙修缮完毕，金章宗下令，要党怀英撰写碑文，他要亲自向孔子行释奠礼。明昌四年春二月上丁日，金章宗亲自向孔子行释奠礼。章宗初献，亲王行亚献和终献，皇室成员和文武百官助祭。章宗还亲自为孔子等作赞文。从祀的孔门弟子和汉唐以下诸儒，原来封公的升为国公，封侯的升为国侯，封伯的升为侯。承安二年，又命令孔元措兼曲阜县令，并仍世袭衍圣公。孔元措的职务一直继续到金朝灭亡，元朝建立。
一面是对儒教的尊崇，一面就是对佛教的排斥。大定八年，金世宗对臣子们说：昔唐、虞之时，未有华饰，汉唯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唯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今亦不复营建矣。如宴饮之事，近唯太子生日及岁元尝饮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饮之，亦未尝至醉。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金史·世宗纪》）
辽代尊崇儒教，一般不排斥佛、道二教。金世宗对佛教的排斥，说明金代的崇儒水平已大大高于辽代。金章宗时，和臣子们有一段对话：（明昌五年十月）戊寅，上问辅臣：“孔子庙诸处何如？”平章政事守贞曰：“诸县见议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饰宇像甚严，道流次之，惟儒者于孔子庙最为灭裂。”守贞曰：“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上曰：“僧道以佛、老营利，故务在庄严闳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为观美也。”（《金史·章宗纪》）
这段对话，明确道出了金章宗对待儒教和佛、道二教的不同态度。此前二年，礼官上奏，认为僧人和道士不拜父母，是最严重的伤风败俗现象，建议要求僧人和道士一律按照唐代开元年间所定的规矩，礼拜父母和亲属，并在有丧事及其他重要礼仪事件时，一律依礼数行事。所谓依礼数行事，就是要求僧人、道士遵守儒教的礼仪。这个建议得到了金章宗的许可。
金宣宗迁都汴京，在会朝门内重建孔庙，依礼祭祀。规定文宣王和兖国公、邹国公的祭品各为一羊一豕。这样的规格，是次于天地宗庙的中祀规格。各地的孔庙，其祭礼基本遵照唐制。
金代对孔子的尊崇，基本上达到了唐、宋的水平。4 金代的儒学教育和取士制度
和其他朝代一样，金代的儒学，也首先被用来塑造皇帝。金熙宗开始读《尚书》《论语》等，金世宗就开始按儒教的亲亲原则来安排政事秩序：上谓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泽，于亲亲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廪禄，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亲九族，周家之内睦九族，见于《诗》《书》，皆帝王美事也。”（《金史·世宗纪》）
金世宗自认为对儒经理解不深，但从史传中得益颇多。他读《资治通鉴》，赞扬司马光提供了历代兴亡的鉴戒，认为可与古代的良史比美；读《汉书》，赞扬汉光武能为人所难能之事，赞扬汉高祖的英雄大度。从史传中他懂得了“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圣人尚尔，况余人乎？”（《金史·世宗纪》）
金章宗为藩王时，就开始读儒经，并由进士完颜匡、司经徐孝美侍读。说明金朝对太子和王子的儒学教育已经有了比较周到的制度。即位以后，又根据温敦伯英的建议，命礼部选派学官为皇帝讲经，经筵侍讲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
金世宗对儒教的原则有着准确而精到的理解。他认为：“教化之行，当自贵近始。”他还认为，行孝，必能受到上帝的保佑：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金史·世宗纪》）
为了纠正腐败现象，金章宗又要求有关部门，在选拔官吏时要坚持孝悌、德化原则。他说：凡称政有异迹者，谓其断事有轶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贪污者多，故显其异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谓，方今孝弟廉耻道缺，乞正风俗。”此盖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金史·章宗纪》）
章宗认为，如果能选拔那些行德化的官吏，孝悌廉耻之道就可以振兴。他要求，今后选拔官吏，一定要先德而后才。也就是说，要把奉行儒教的教化作为选拔官吏的首要标准。
金朝接受儒教，最先是通过辽国，后来他们又积极地把儒经翻译成女真文字。最早译出的儒教文献是《贞观政要》等。金熙宗曾和臣子们讨论《贞观政要》所载唐朝君臣们的言行。熙宗认为，唐朝君臣们的议论，非常值得效法。翰林学士韩昉说，这是太宗虚心，房、杜尽忠的结果。接着，他们又讨论了唐玄宗的政治，讨论了周成王和周公的政治。在这些讨论中，金朝君臣吸取了政治经验，也从中接受了儒教的原则。金世宗时，下诏翻译五经。据《世宗纪》，到大定二十三年，所译出的儒经有《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同时译出的儒教子书有《扬子》《文中子》《刘子》，史书有《新唐书》。重视这些著作，主要是受了北宋儒教的影响。到章宗即位之初，又译出了唐代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代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二十六部文集。应该说，金朝对于儒教文献的学习是非常努力的。金世宗说他下令翻译儒经的目的是：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世宗纪》）
金世宗曾经下令，女真贵族都必须读女真文经书，才有资格继承猛安（千夫长）和谋克（百夫长）的职位。金章宗则要求女真亲军读《论语》和《孝经》。这就把儒教的精神灌输到每一位女真族成年男子的心中。
为了培养精通儒经的治国人才，金朝建立了自己的养士和取士制度。《金史·选举志》载：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
科目得人盛，儒教化的程度就深。在这一方面，金比辽有着显然的进步。
科目取士的基础，是学校养士。海陵王天德三年，开始设国子监。词赋生百人，经义生百人，取皇室、国戚、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十五岁者充当；不足十五岁者入小学，也是百人。所以国子监共养士三百人。金世宗大定十六年设太学学生四百人，以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充当，共四百人。同时在各地设府学十七处，养士千人。后来又增加州学，低级官员和百姓的优秀子弟也可入学。在校学生数增加到二千余人。对孔子家乡阙里特别优待，十三岁以上的子弟都可入学，不限名额。
在校教育，每三日作策论一道，再过三日作赋或诗各一篇。三月一考试，先试赋，再试策。前五名上报礼部。学生十日一休，节日有假，疾病给假，省亲有假，路远的加路程。触犯学规的处罚，再严重者开除。遭丧事百日后入学者，不得参加释奠礼。
教材是儒经和史书。《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注，《诗经》用毛苌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礼记》《周礼》用郑玄注，《论语》用何晏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孝经》用唐玄宗注。史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直到《五代史》，子书则有《老子》《荀子》和《扬子》。教材由国子监印刷，颁发各个学校。这个书单可以看出，金朝的儒学教育已经远远超过学生只通一经的阶段，他们不仅要通五经，还要通史和子。儒者知识的增多，是儒教教义不断进步的前提。
金章宗即位之初，朝廷曾经讨论过是否在学校推行王安石的三舍法。以户部尚书邓俨为首的金朝官员认为，三舍法把选举的权力交给了学官，“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金史·选举志》）。取士，应仍用科举。
金朝的科举采用辽、宋旧制，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诗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等科。前三科出身的为进士，律科和经童出身的称举人。金世宗时，创立女真进士科，起初只试策，后来加试论，称策论进士科。这是专为女真人所设的科目。金章宗时，又设制举宏词科，以选拔特殊优秀的人才。这样，唐、宋时代取士的手段，可说金代也全部具备了。
由于原属辽国和北宋地区所传经义不同，所以金朝的科举起初是南北分试，称南北选。每次录取的人数，有五百人左右。后来海陵王废除南北选，取消经义科，每年录取的人数不过六七十人，以致县令常常缺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金世宗下令，录取不限名额，只要考试合格。到金章宗承安二年，每年录取的人数达到九百二十五人。这个数量较之辽代，增加了许多倍。当然，金代统治的地区，也比辽代要大得多，即或如此，金代科举的录取人数，即使按地域大小、人口多少的比例，仍然比辽代高出好几倍。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多，表明金朝儒教化程度的加深。
金朝以科举取士，科举的弊病也同样要暴露出来。取士名额太多，就难免要降低水准。承安二年，规定在六百名之内。海陵王取消经义，专试诗赋，学生们自然也不重视对儒经的学习。金章宗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上奏道：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金史·选举志》）
专试诗赋的制度仅实行了一个不长的时期，至少在金章宗时代，又是诗赋、经义、策论三科取士。要统治这个政教一体的儒教国家，官员和后备官员不通儒经是不可想象的。
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始设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分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达于从政等科。不定期举行，临时由皇帝发布诏书。其选拔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和民间有才能者。先推荐，交上本人平素所作策论，被认为合格者，再进行考试。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朝廷能较为充分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人才。《金史》说金朝取士的制度比较完备，是符合事实的。三 金代儒者的理论探讨1 儒学理论的迅速理学化《金史·梁襄传》赞曰：“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盖亦知有文治也。渐磨培养，至大定间人才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据此，则金世宗及其以前的儒者们的章奏文献，全文保存下来的只有梁襄这一篇。至于其他论著，《金史》没有提及，其他文献中也无发现。那时的儒者大约还没有关于儒教教义、教理的专门论著。
梁襄的谏书起因于金世宗要北上金莲川打猎，那是个极北、并且严寒和荒凉的地方。梁氏认为，这还都是次要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神龙不可失所，人主不可以轻行”。不仅自己不安全，而且使百官将士疲劳。梁氏列举当时制度已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大不相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行为，要有上百万的百姓服役、破财。在历史上，皇帝长期不在京城，往往会给奸人以可乘之机，造成政变和动乱。梁氏还说，居庸、古北等关口，易守难攻，是“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所以不应该离京远行。
梁氏的出发点，还是儒教的天道、人事，君主应该自重，应该爱民之类的一般原则，还没有涉及理气心性问题。这大约是金代前期儒者思想的一般状况。后来，宋代新的儒学，特别是程朱派的儒学，逐渐流传开来。流传的源泉，一是程氏、邵氏，还有王安石、苏轼等原来在北方的影响，二是后来南方的传入。
据元代刘因《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道：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中，明道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
泽州儒者李俊民继承了程颢的学问和事业，把理学在金朝广泛传播：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得河南程氏传授之学。金承安中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元史·李俊民传》）
和李俊民一样，隐居传授程氏儒学的还有杜时昇。《金史·杜时昇传》载：（杜）博学知天文，不肯仕进。承安、泰和间，宰相数荐时昇可大用。时昇谓所亲曰：“吾观正北赤气如血，东西亘天，天下当大乱，乱而南北当合为一。消息盈虚，循环无端，察往考来，孰能违之。”是时风俗侈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时昇乃南渡河，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昇始。
这是和李俊民同时，又一个伊洛学术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杜时昇，不仅懂性理，而且通天道，是个能预知未来的人物。
据许有壬《性理一贯集序》，在金代，曾有人把《四书》带到北方：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
从金代末年著名文士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人的著作看，当时金朝学者所知的南宋儒学，决不限于《四书》。他们不仅了解杨时、谢良佐、胡安国等人的著作，也了解张栻、吕祖谦、叶適等和朱熹同时代人的著作，并且对他们的观点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金代学者对宋代新儒学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对这种学说的态度。2 金代学者论性理
金代儒者对待宋代新儒学的态度可分两种。一种是坚决拥护并阐发其说的，以赵秉文为代表；一种是激烈批驳的，以李纯甫为代表。介于二者之间的有王若虚等人，他们承认这种新儒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他们也认为这种新儒学有许多不可原谅的谬说。这里我们先讨论赵秉文对性理问题的阐发。
据《滏水文集》附录的《赵公墓志铭》（元好问撰）称：“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子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汩于利禄，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义道德、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焕然，之死而后已者，唯我闲闲公一人。公讳秉文……”依墓志铭而论，则赵氏的学问，主要是仁义道德、性命祸福之学，这正是宋代新儒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
赵秉文留下的著作主要是《滏水文集》。文集前有金代文坛领袖杨云翼的引子。杨说：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词，君子病诸，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
杨氏认为，赵秉文的《滏水文集》，不杂异端，一归孔孟，“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为天下学者所仰慕、所师法。因此，赵秉文的倾向代表着金代学者的倾向。《滏水文集》卷一，题名“大学”，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古之大学中所教的内容。其文有《原教》《性道教说》《中说》《诚说》《庸说》《和说》等等，其中阐述了赵氏对性理诸问题的理论建树。《原教》也是“原道”。赵秉文认为，道只有一个，对谁都一样。教则有正有偏，有大有小。圣人之道，是大中之道；圣人之教，就是以此教人。仁义礼智信，都是大中之道在不同方面的表现。道、教失了大中，就要流为异端。过于仁，就流为佛、老；过于义，就流为申、韩。他指出，道德性命之说，就容易流于异端：自韩子言仁义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说也。然学韩而不至，不失为儒者，学王而不至，其弊必至于佛、老，流而为申、韩。
这里对王安石学术的批判，和南宋程朱儒学的倾向是一致的。《性道教说》论述人性问题，其中特别强调存天理、遏人欲：人欲之胜久矣，一旦求复其天理之真，不亦难乎？固当务学以致其知，先明乎义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习察既久，天理日明，人伪日消，庶几可以造圣贤之域。故圣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谓教也。孟子之后，不得其传。独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教人于喜怒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于不见不闻……
推崇程氏，特别是推崇周敦颐，开始于朱熹。所谓求之于喜怒未发之前，也是朱熹得自李侗的基本修养手段。赵氏此文，基本上是在用朱熹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可以认为，赵氏对于朱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中说》援引苏辙、程颐等人的中论，赞同程颐的“性与天道，中也”的主张。赵氏认为，对“中”的最正确的解说，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时候，纯是天理、天道，也是本性，这就是中。中是体，和是用。这样的主张，完全是程朱派儒学的主张。其《和说》一篇，继续阐发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说圣人不是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只是发而皆中节罢了。中节，就是当理；当理，就不是喜怒哀乐。这叫做至喜无喜，至哀无哀。
在《叶县学记》中，赵秉文指出，仁义中正之道，从尧舜以后，经六七位圣人，到孔子才臻于完备。这个道，“其精则道德性命之说，其粗则礼乐刑政”。这是圣人建立君臣父子夫妇秩序的大纲，是使天下稳定的大本。“其教人，始于戒慎恐惧于不见不闻之间，其极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学，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诚意，至于治国平天下”。这是赵氏对整个儒学内容的基本理解，这个理解，明显是采纳了程朱的主张。他奉劝世人存天理、去人欲，使自己的心与天地之心合一：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与圣贤同，而未免为乡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叶县学记》）
赵秉文可说是程朱新儒学在金代的代表者。
盛赞赵秉文的杨云翼，是金代的文坛领袖，也是程朱派儒学的拥护者。他也像朱熹一样，向皇帝陈说正心诚意之学。元好问《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载：每召见，公独得赐坐，且呼学士而不名也。初命进《尚书》，公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举子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兴治同道，兴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遂于汝志等数条，一以正心诚意言之。公自兴定、元光间，病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疗之之术，对曰：“无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则邪气不干。岂独治身，治国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朝廷、正百官。”
杨云翼的思想倾向，和赵秉文的倾向完全一致。赵秉文《和杨尚书之美韵》诗道：河南夫子两程子，要与洙泗继后尘，濂溪先生为张本，舞雩风里浴沂春。
这首诗，不仅对程朱派儒学的理解非常准确，而且说明赵、杨二人有着相同的思想倾向。
从赵、杨的学术倾向看，他们推崇程朱派儒学，批评王安石的儒学，对苏氏儒学也持反对态度。这样，他们的视野就几乎涵盖了宋代儒学的全部。此外，金代儒者对邵雍的学说，也有较多的了解。《金史·麻九畴传》载：“（麻）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可以说，金代学者对宋代新儒学的主要派别，都有相当的了解。3 金代学者对宋代新儒学的批判
王若虚，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称，王“学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所困。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赜幽隐为功”。他的著作，有《慵夫集》和《滹南遗老集》，今天所见的只有后者。《滹南遗老集》也可说是一部“辨惑集”，主要是辩驳前人对经史的错误论载，而其主要对象又是宋儒。宋儒中，所涉及的人物，不仅有北宋的学者，还有南宋的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从这些辩驳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王氏对宋代儒学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在《论语辨惑序》中，王氏阐述了他对宋代儒学的基本看法。他说：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养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噫！其甚矣。永嘉叶氏曰：“今世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子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词，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识，而圣贤之实犹未著也。昔人之浅，不求之于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圣贤者。”可谓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
王氏总结宋儒解《论语》有三过：过深、过高、过厚。过深的例子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子贡自谓不得闻，宋儒都说子贡其实是听到了。子路问鬼神，夫子不告，宋儒都说是实告之。《乡党》篇所载，都是圣人的日常言行，大多没有什么意义，宋儒却认为这篇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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