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托马斯·本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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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试读：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5年后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刘新成2006年5月

题记

中文版序言

将这种立场作为一种质疑，我走访了美国几大主要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以及一个规模更小的私人基金会格拉迪斯·克里布尔·德尔马斯基金会（The Gladys Krieble Delmas Foundation），它们都曾以资助重要的研究计划著称。让我惊喜的是，我所问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这一观点极为重要，并为这一研究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助。根据一项提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为期四周的夏季会议，就如下的历史问题做出发表：18到20世纪各国间的全球联系及其相似性。

与会者来自五湖四海，各大洲皆有分布。每次的夏季会议都会邀请不同的与会者，尽管为了保持对话的延续性，我们也会邀请四到五位先前会议的参加者。这些会议在纽约大学名下景色宜人的拉比埃特拉避暑山庄（Villa La Pietra）举办。这一避暑山庄正是供纽约大学的学人海外游学、举办会议的好去处，它也有理由让我们得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化中心漫步思考。经过4年的会议，有80位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我们讨论的结果通过两种出版物向公众展示：一份简洁的手册《拉比埃特拉报告》（the La Pietra Report，2000年），向课程大纲的修订和专业研究都提出了以资借鉴的各种理念；一本由16位与会者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既探讨了思考民族国家史的转向带来的深远影响，也为这一研究路径将会呈现何种风貌提供了一些范例。由我编辑的这本书在《报告》发表后的两年出版，定名《在全球化时代反思美国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这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斩获颇丰的学习经历，通过与会者发来的信函和电邮，我也知道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同样如此。我先前的研究和写作一直聚焦于合众国史，特别关注在城市——特别是纽约城——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我曾给朋友打趣说：写完这么多纽约城的史著，下一步我要放眼全球了！

事实上，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动机。作为一种学术门类的历史学，在19世纪的德国发展起来时，它的组建围绕民族-国家展开，是国家建构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打开那个闭锁的匣子，将其置于一重更宽广的世界背景之下，也许会有助于公民和政客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只是列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国家都在共享着这个世界。它们不仅通过贸易和移民活动被搅在一起，也日益被技术和文化所连接，作为现代国家，它们同样也分享着一种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它们各自采取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别样路径。

这一观点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概念深表不安。这一概念出现在冷战早期，凭此（人们）把合众国放在了更宏大的各国共同史之外。当然，合众国是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中国也同样如此。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例外的，都不能宣称置身于历史之外。

冷战时代，那些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很典型地以一篇清教徒布道（lay sermon）为参照，那场布道的发布正值1630年清教徒定居者刚刚抵达马萨诸塞湾，他们希望能够在波士顿安营扎寨。他们的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曾说：“我们将会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目必将仰慕我们。”对例外论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这批人，从“美国研究”（这是20世纪40年代发明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专家，到作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无不回首以这些清教徒为参照并征引那个特殊的语句。当里根和其他人一起将这一引文的出现作为美国例外论的奠基时刻时，他们却并没有遵循其完整的陈述。在这个常被引用的只言片语之后，温斯罗普还继续写了下去。上帝和世界将会成为我们的法官：“如果我们不能依照上帝的旨意正确地在这件我们已经担当的工作上行事为人，进而引发他从我们身上收回他所馈赠的帮助，我们将会铸就一个为人议论的故事，成为全世界的笑柄。”随着它在冷战中的发展，例外论否定了世界其他地区对合众国的评判。但在事实上看，美国人只是诸多民族中的一种，而非什么特立独行的例外，跟所有民族一样，我们最终都要对人类整体担负责任。

伴随着一种优越论的假设，例外论将美国史放置在所有的他国史之外。例外论的假设缭绕心头，我扪心自问：美国史中的哪些关键时刻只是一种例外呢？还是更宽广的、更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呢？在本书中，我关注了美国史和那些发生在其他各洲的特殊的大事件：欧洲强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定居活动，特别是作为革命之后果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创制，国家建构的影响以及内战或其他对19世纪新奠基之民族-国家构成挑战的事件，当然最后也包含对帝国的讨论。我认为我的“发现”是有效合理的，至少有三大洲经历了相似的事件。本书表明，虽然各大洲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依然存在一种共同史。

我并不是唯一一位这样思考的人。其他人——有些是拉比埃特拉会议的成员，有些不是——早已着手推进了这类将国家置于跨国视角中的史学研究。自我出版《万国一邦》以来的数十年间，这种研究民族国家史的路径以及跨国史研究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世界史”相对立的“全球史”的研究领域也繁荣兴盛起来。我希望这种对单一世界（各处都彼此相连）的感知，终有一天会催生出全球合作而非全球冲突。托马斯·本德纽约2018年2月

前言与致谢

本书提出并详尽阐释了一种全新的美国史框架。本书反对一种论调，即将一国之领土空间（the territorial space）视为理解该国之民族国家史的充分背景，本书要为各民族国家史中的跨国天性（transnational nature）声辩。各类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是全球史中的一部分；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组成世界的诸多行政区划（provinces）中的一块。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中，大多数民族都生活在各类社会和政体之中，而非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中。自后哥伦布时代以来，到美国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中间的历史占据了我们所说的美洲史的大部分时段。本书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历放置在其所身处的更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以便能够更为完满地理解它的历程。此外，本书旨在推动美国人形成一种更具世界主义风格的存在感（cosmopolitan sense of being），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正是历史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才使美国史在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史的同时，也具有全球史的意义。在这个星球上，美国史在分享人类通史的同时，也保有了其自身的地方特色。

写作这样一本书，要求作者的视野能够扩展到他所接受训练的专精领域之外，能够超越专门化的职业经验，特别是要突破美国历史学家们的种种既有的宣称。这就意味着我要比平常更加仰赖于同侪的学术成果。我在书后注释中已经对特别倚重的、业已出版的著述表达了谢意。在此，我希望对那些亲力亲为、为我提供帮助的学者也说一声感谢，尽管这个名单会漏掉很多在不同场合下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使我得以受教的人们。虽然早在2001年的夏季我就已经正式着手这本书的写作，但我深知这将调用我整整一生的阅读量和终身受益的专业交流。在此，我无法一一直接致谢，只能对过去数年间那些在学术界给予我智识上的慷慨帮助以及在学术圈外同我建立联系的友人和智者深表感激。

令我深感幸运的是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担当了本书的编辑。一个观点无论是初现端倪，还是依然模糊不定，都获得了她的接纳与包容。她满怀信心、大胆鼓励，并对每一篇章逐一做出积极回应，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意义非凡。她敏锐的目光和锋利的文笔，与她上乘的语感相携而行，在书中俯拾皆是，令我受益良多。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完成于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2002年到2003年间我曾在那里担任卡尔曼学者和作家中心（the Cullman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Writers）的梅尔和洛伊丝·塔克曼学者（Mel and Lois Tukman Fellow）。这一中心为我提供了一个美妙绝伦、持续不竭的知识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我尤其要向当时的主管彼得·盖伊（Peter Gay）和另外两名学者——斯泰茜·希夫（Stacy Schiff）和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Steinberg）——表达谢意，他们都曾读过我在那里写的东西，并提出了大有裨益的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不仅阅读了最初的版本并提供了博识的建议，并按照他惯常的做法，把部分章节作为他研究生班的作业分配给学生阅读，由此我获得了来自上城区的多方面的评议。本书最终成稿于行为科学高等研究院（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我在这个美丽的环境里度过了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

我曾在一些研究机构中发表的演讲里引用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2004年1月由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in Paris）举办的讲习班上，当时，我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得以把几个篇章呈献给专攻美国史的外国学者们。我也要感谢弗朗索瓦·韦尔（Francois Weil）任命我为国外客座研究员，让我得以与同事们分享他们的研究兴趣与洞见。我同样也为能在日本北海道大学（Hokkaido University）向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们呈献我的观点而深表感激，这一会议是由古谷俊（Jun Furuya）在2004年3月召集的。格雷格·鲁滨逊（Greg Robinson）慷慨襄助，曾安排我在蒙特利尔的魁北克大学（the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和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发表我的著述，对富有价值的讨论我也深表谢意。受邀出席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安南伯格讲习班（Annenberg seminar），也为我带来了极富价值的对话机会；我特别要感谢莎拉·艾格（Sarah Igo）、南希·法里斯（Nancy Farriss）、史蒂文·费尔曼（Steven Feierman）、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和凯思琳·布朗（Kathleen Brown），他们曾向我提供专业的xi参考书目来修订我的疏漏。我也要向那些曾在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罗切斯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马里兰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我自己就职的纽约大学参与讨论的人致谢。在纽约大学，我曾向大西洋史工作坊（the Atlantic History Workshop）提交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并用这一主题组织了两次暑假讲习班，一次是为纽约大学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学院教工联系网（Faculty Network），一次是为吉尔德·莱尔曼研究所（the Gilder Lehrman Institute）针对高中教师开设的进修班。在一场题为“在全球视野下再思美国”（Rethinking America in Global Perspectives）的会议上，我也发表了此书的部分素材，这一会议是由美国历史学会、社区学院人文协会（the Community College Humanities Association）、国家人文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国会图书馆联合资助发起的。这些讨论不仅令我深受启发，也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将自己的观点展现给学院委员会美国史先修课考试（the College Board’s AP U.S.History Test）的读者们。（其人数多达数以百计！）我的关于如何处理跨国主题的想法深深受益于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简称ICAS）引人注目的星期五讲习会，我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深表感谢。说实话，如果没有担任ICAS主任的多年历练，我甚至无从想象能够写成今天这样一本书。30年来，纽约大学一直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支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在纽约大学我得以被充满活力的学子和同侪所包围。

多位纽约大学的同事也曾读过本书的数个章节，并与我分享了参考文献：我要特别感谢莫莉·诺兰（Molly Nolan），多年来我一直能在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还有玛丽莲·杨（Marilyn Young）、瓦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马努·戈斯瓦米（Manu Goswami）、玛莎·霍兹（Martha Hodes）、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芭芭拉·克劳萨默（Barbara Krauthamer），以及我的前同事路易斯·杨（Louise Young）和罗宾·D.G.凯利（Robin D.G.Kelley）。还有其他一些并未在注释中出现的人也值得特别提到：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格拉（Jorge Cañizares-Esquerra）、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弗洛伦西亚·马伦（Florencia Mallon）、史蒂夫·J.斯特恩（Steve J.Stern）、柯琳·邓利维（Colleen Dunlavy）、苏珊·斯利珀·史密斯（Susan Sleeper-Smith）、塞尔丘克·埃桑贝尔（Selçuk Esenbel）、杰弗里·赫尔夫（Jeffrey Herf）以及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讨论美国史国际化的拉比埃特拉会议（the La Pietra meetings）上的70名美国和外国与会者。

我从两位聪明伶俐、极具想象力的纽约大学学生身上也获得了研究上的帮助：本科生艾米丽·马克尔（Emily Marker）为我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法语材料；专攻拉美史的研究生玛塞拉·埃切韦里（Marcela Echeverri）为我提供了拉美史领域的帮助。日本国际之家（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里介绍日本文化和历史的英文图书馆是个我始料未及却极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地，我也要对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们的协助表示感谢。其中，马克·阿朗森（Marc Aronson）也曾向我指出要关注不列颠信贷、印度和美洲危机之间的关联。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索菲亚，他们令我的生活充实饱满，无从言表。像任何为人父母的人一样，我要为此向他们表达感恩。然而，此处我还要特别感谢他们扩大了我在时间和地理上的视野。索菲亚把我的历史感拽回到古代世界，而大卫，凭借他对现代世界政治制度和各种民族的无所不知，将我对历史地理的感知扩展到了地球的尽头。格温德琳·赖特（Gwendolyn Wright），如同一缕穿越愉悦与痛苦的闪亮光照，让我的生活充满蓬勃的生机，同时，她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对这本书做出了贡献。

导言

本书试图宣告美国史的寿终正寝，这一点我们早已知晓。“终结”（end）既可以指一种“（主动的）目的”（purpose），也可以指一种“（被动的）终止”（termination），这两重含义对我导入主题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有意吸引大家来关注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的终结，美国史也位列其中。各国的历史通过学校教育被带入公众话语中，进而打造和维持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自足的国家被呈现为历史的天然载体。我认为：这种写作和教授历史的方式早已黔驴技穷。我们所需要的史学是一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史理解为自身不断构成了多重历史，同时又被多重历史所塑造的史学。而多重历史（的范畴）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史（的范畴）。民族国家并非决然独立、封闭自足的；它跟其他各种人类团结（的形式）一样，不仅与外部相关联，也或多或少地被自身之外的环境所塑造。事到如今，（我们）不应再忽略（这种观察）民族国家史的显而易见的维度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嵌入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但它遮蔽掉了民族国家多重社会中的真实经历，并在一个我们更加需要宽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中造成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

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一样，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现代的发展。作为合众国之首部民族国家史著作，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于1789年。事实上，拉姆齐有意拖延，将此书的出版拖到了美国宪法被批准生效之后。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史学——特别是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们）将国家视为人类团结的最主要形式。它成为学校和各类机构中公民教育的核心，这些学校和机构都致力于将小农、移民和各边远民族（provincial peoples）造就成民族国家的公民。一种共同的历史有意要为一种共享的民族认同提供依据，它既裹挟了人类共同的记忆，也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即忘却差异。

这种对公民的构想是完全且绝对的，被认为是能够压倒其他所有的认同来源的。地域、语言、种族、阶级、宗教和其他团结或关联的形式，相较民族国家而言，要么微不足道，要么大而无当。它们都应当完全服从于那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此外，国家的领土也被明确地限定。为了维持一种国家公民或国家主体的观念，国家的空间和人口都被假定成高度同质的。相应地，现代民族-国家承诺在国家内外都会对其国民提供保护。一种既能表明国之边界至关重要，又能许诺提供保护的人为创制就是护照的出现——它是19世纪的一项新发明。

新兴民族-国家的领袖们把国家自然化视为一种最基础的、最显而易见的人类团结形式，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帮助。尽管这种对国家意义的抬升仍算是一种相当新鲜的做法，但当习惯成自然，把一千年前发生在法兰西当下国界里的事都当作“中世纪的法国史”时，人人都越发对这个概念泰然处之了。显然，在这个大谈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散居（diasporas）的时代里，我们当下的切身经历并不能与民族主义者那时的假设相匹配。生活着实更为复杂难辨。历史学家们跟其他人一样也都深谙此理。

人们常说，19世纪的史学在意识形态框架上展现出来的明显缺陷之所以延绵不绝、难以根除，可以用别无选择、了无他途来解释。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超越国家的背景下，提供另外一种理解美国史中心事件和主题的方式。不同于“美国例外论”的概念，我的这一框架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它早已逼迫着，将其生存的环境推展到了最终端的大陆尽头，即整个地球。在此，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超越民族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要置民族国家于不顾，相反是要将其历史化并澄清其意涵。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曾写道：“抽身于史学和民族-国家的源流之外，不是为了非难史学，相反，是为了把握一些强有力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业已形塑了我们的思考。”

在过去数年间的美国史研究中，在最具原创性且令人振奋的学术志向里，有一些并不必然束缚于民族-国家的方面已经被搭建起来——它们包括在社会史中对性别、移民、民族散居、阶级、种族、族裔特性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如果（我们说）这类学术志向并未屈从于民族主义者的框定，但它也没有改变或取代后者。它只是日渐壮大，日益与盘踞于我们脑海中的那类老旧的既定叙事渐行渐远。它带来了关于美国史中先前未被研究或未被充分辨识的某些团体和主题的新知，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处于主导地位的叙事结构。民族史的单一逻辑看上去已经陷入僵局，新的学术志向貌似可以有所突破。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类新型的学术志向被打上了括号、割裂另置（在各类教科书中确实如此），而不是被整合收编。虽然学者们不断添枝加叶，但基本叙述却岿然如故。这也解释了教科书为何日渐冗长、越发难读、鲜有读者问津，因为19世纪的老旧叙事被淹没于芜杂的新研究之下。这种叙事必须经受更为直接的挑战。

大约10年前，我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并从相当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早已被写就、定型的美国史。对我自己当时教授美国史的方式，我不想再提。困扰我的并非是当时饱受争议的政治史议题，至少不是对所谓文化战争中此方或彼方狭隘的支持或反对，也不是要迎合自由派或保守派的阐释，因为在困扰我的事情上，两派并无异见。我面临的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方法论上的难题：在我看来，那种盘踞在我脑中的既有叙事似乎限制了我理解美国史中心主题的能力。什么是美利坚民族经历的真正边界？什么样的历史是美国与他国共享的历史？如何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背景为参照来改写美国的核心叙事？我开始反复思量核心叙事中的两个方面：它未加检视的假设——民族国家是历史天然的容器和载体；以及它所忽视的真相——不逊于时间，空间同样也是历史解释的基础介质。历史既在时间中延绵，也在空间中展现。

你我都曾被教授过一种美国史，那种美国史看上去似乎是封闭自足的。在学校历史课程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更是突显了问题的存在而非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中，为了把我们的年轻人更好地培养成合格的公民，美国大多数州如今都要求学校开设世界史课程。这貌似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课程变化，但在实践中，这种新课程却颠覆了动议的美好初衷。大多数世界史课程并不涵盖美国史。不知何故，无所不包的世界史（的课程内容）却不容我们（自己的历史）栖身于内。在此类课程中，美国与其边界之外的世界的相互联结和彼此依赖鲜有提及，并且这种修订后的课程再次强化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分裂，而这正是当代公民必须克服的一种分裂。

如果美国人倾向于将某些“国际化的”事务视为“外在的异数”（out there），而非以某种方式与他们自身相关，那么对于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合众国的历史学家们难辞其咎。我们的学科训练致力于让我们把国家视为自足的历史载体，我们讲授历史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地方主义（parochialism）的眼光。我们把这一点假定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我们却并未对其加以证明。如果历史学家想把学子和公众教化为真正的公民，他们必须更为深入地思考其用以架构各民族国家史的方式。民族国家史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但也应当以揭示共同性和互联性的方式来坚守。

令人费解的是，研究外国史和地区史的许多学者——区域研究的专业人士——往往共享甚至强化了这种内外二分的研究方法（binary approach），把合众国和它外部的世界放在了两个不同的匣子里。在美国的大学中，美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计划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然而直到最近，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彼此都是同一个全球史中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限定了自身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理解，也忽略了他国之历史在构成我之历史的组成部分时的种种方式。美国人需要更加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异邦的一部分”（a part of abroad）而得以存在，正像纽约《商业周刊》在充满希冀的1898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本书详尽阐明了两个嵌套在一起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全球史开始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史开始的时候，以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为开端。第二个论点紧承第一点而来：除非把美国史整合进全球的背景，否则对它的理解将不可能是充分且完全的。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国史研究成为一种有所改观且更具解释力的史学研究。这种史学重新连接了历史学与地理学。它整合了因果性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既体现在延绵的时间中，也跨越空间发挥作用。它也丰富了我们对在历史中不断被打造和再造的合众国的理解。此外，这也是勘测和评估一种变动不居的位置转换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唯一途径，正是它们将今天的合众国同地球上的外邦（the other provinces）联系了起来。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末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所有者。这一定义自然拥有证据上的支撑，证据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证据又不足以说明问题。民族国家同样也有赖于民众对民族认同的接纳。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一种共享记忆的感知中被发现。打造和教授这种共享的记忆与认同，正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也是民族国家历史课程的构成要义。两者都广泛支撑并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公民的形成。但是，我们也需要揭示出人类团结的样式和规模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团结的各类样式与规模，有早于民族国家的，也有与之并存的。它们与民族国家竞争、互动，甚至构成了民族国家本身。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偶然的、依情势而生的结果，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作品，它绝非一种理想型或自然的事实。它是一种互动的产物，也是一种民族国家与历史上或大于或小于国家范畴的各类社会形成、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交相互动的结果。近年来，社会史家们业已着力描绘出了那些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更微观”（smaller）的历史；如今，相对于民族国家更宏大的历史的描绘也已初现端倪。

要虑及民族国家史的全球维度，历史学家们必须迈出民族国家闭锁的匣子——然后才能带着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全新且更丰富的解释回归。他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国家在人员、货币、知识和物资上接触并交流的区域与边界是极具渗透力的，史学研究的原材料并不会在国界线上止步不前。一个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背景。（民族国家）绝非隅于一个（不来电的）中子或（孤立的）细胞中，对它的研究必须在一个大于它自身的框架中展开。

本书把合众国视为集体构成人类整体之诸多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来进行检视。我将要讲述的故事始于1500年前后，那时，跨洋航行首次将所有大陆连接为一体，并创造了一种囊括所有民族的共同史（a common history）。美国史的发端也正是构成全球史重要事件里的一部分。我（的故事）将结束于20世纪，那时，合众国已经以一种在故事发端时所未曾料想的模样赫然耸立于全球性事务之中。

美国的民族建构计划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历史并不能够也不应该被拿来宣称并维持一种历史上的独特性或范畴上的差异性。不管今天的合众国享有怎样的独特地位，它依然只是全球区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地区彼此联系并相互依赖。合众国的历史只是多重历史中的一种而已。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的争论甚嚣尘上，由此也激发了事关民族-国家衰落和后民族国家史（post-national history）（兴起）之可能的对话。但是，我并不认为民族国家有可能会很快消失。诚然，民族-国家曾经对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造成过严重的伤害，但它们也恰恰是保护人类和捍卫公民权的唯一可行的强力实施者。只要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囊括了对社会中权力的分析以及对人类共同体中道德责任的明辨，民族国家就必定仍是历史探寻的中心对象。在此，我的目的并非要摒弃民族国家史，而是要为它建构一种别样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尊重经验记录并能更好地服务于作为民族国家和世界公民的我们。

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文献以多样的形式挑战了传授民族国家史的老旧方式。甚至还有些宣言号召（人们采取）别样的途径，其中也包括我提出的两条。这两条宣言都是专门针对我在学科内部的同僚——学术圈的读者们和专业历史学家们，同时也呼吁我们要另辟蹊径，探寻未曾践行过的别样路径。本书面向的是更为广泛的受众，并在事实上践行了宣言中提出的主张。

本书没有在既定叙事的边边角角零敲碎打，而是检视了美国史中的五大重要主题并将其视作全球史的一部分来重新加以解释。这样做可以显著地改变——依我看来可以充实——我们对这些主题的理解。我也会讨论其他主题，但我选定的这几个主题是中心性的，在任何一种合众国的通史中都不能忽略其中的任意一个。

第一章探讨并重新定义了“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的意义。新世界新在何处？这一章奠定了全球史的开端，为后续故事铺就了舞台。下一章，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条评论中受到启发，扩展了美国革命的时间范围和地理空间，将其置于18世纪各大帝国的竞争，特别是“大战”——英格兰和法兰西从1689年一直持续到1815年的全球性冲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合众国本土之外诸种势力的发展在美国对大不列颠的胜利以及这一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危机只是众多全球革命危机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危机都来自各大帝国间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革新。

随后，我把（美国）内战放在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中。林肯对欧洲的自由派深表关切与钦佩，那时欧洲自由派在民族国家和自由之间铸造了一条锁链，他们重新定义了民族国家的版图并对林肯的关注做了回应。特别是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后，他们将联邦（the Union）的事业放在追求自由民族主义这个更宏大野心的中心一环。这类对国家、自由和民族国家之领土的全新理解逐渐渗透到各大洲，并经常狂风暴雨般地向前推进。

大多数美国人在承认其历史中的帝国中心性问题上犹豫不决，更不用说正视美利坚帝国只是诸多帝国中的一个这一现实。但是，1898年的帝国冒险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的、未加思索的行动，在第四章中，我将探寻某些理路，顺藤摸瓜，人们会发现当时帝国被提上民族国家的议程已经有几十年了。无论从目的上还是从风格上看，美国的西部扩张与1898年的海外殖民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延续性。同样延绵不绝的还有工农业商品不断扩张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在20世纪获取原材料并确保美国海外投资的政策。

第五章关注1890年之后几十年里美国的进步改革、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对社会公民权的诉求。借助广角镜头的观察，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美国的进步改革只是那个时代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型城市极度扩张的一种全球化回应的一部分。一份席卷全球、事关改革理念的菜单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他们只是有选择地采纳并做出差异性的改编，从一国到另一国，纷纷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各类政治文化在更大范围中的、共享的、全球史中的重要性。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我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历史，或者说美国革命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类似。我也并不是说美国内战与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农奴解放或者德意志和阿根廷的统一毫无差异。我也不是说美利坚帝国与英格兰、法兰西或德意志这样的帝国无法区分；或者合众国的进步运动类似于日本和智利的进步运动。然而，我们曾忽视的家族相似性是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忽视了每块大洲的历史行动者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形成的自觉的相互交流。

也并不是说所有民族国家史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背景内容的延展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更深刻、更准确地看到什么是合众国之民族国家史的独特性。由此，重大事件和主题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的起因和后果也被重新定义。在此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对当下的馈赠。

美国总是与其他国家分享历史。真正接受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具有世界性，也可以使我们的史学更易被外国学者和公众接受。这会让我们更开放地接受来自历史学家以及疆界之外的其他人对我们的历史的阐释。我希望由此能够更好地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受教，接受一种友善的世界主义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毫无疑问，这将推动我们更加接近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无缺、正直无私，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向我们充分表述的那样：

用他者看待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自身会令我们大开眼界。站在他者与我们共享同一天性的立场来看待他者是最基本的正直无私。但只有从一种更难企及的成就——在他者的包围中看见自己，作为一种在人类生活的诸多形式中依照地方性视角而拣取的一种地方性特例，作为诸多个例中的一例，视为大千世界中的一种——之中，才能发现心智上的广博。如无广博的心智，所谓的客观性无非只是自吹自擂、纵容虚假。

这种史观并非全然新颖。它只是对一个世纪前我的某些先辈曾展望过的一种史观的复归。他们被诸多知识分子和充满良愿的善男信女所包围，他们持有一种充满希望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这些观念也奠定了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诸多国际组织的根基。人们曾经普遍持有一种全球关联的强烈意识，并且以全球性的视角进行思考。19世纪90年代是跨国发展极为显著的十年，就跟20世纪90年代所带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当时，对外投资的百分比甚至更高。

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同样共享了一种假设，即民族国家史是更大范围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一部分。这一理解历史的知识基础早已由19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奠定，但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往往通过效仿德国的史学研究，特别是效仿最著称于世的列奥波德·冯·兰克的史学研究——兰克明确地把特定的国别史（particular histories）理解为一种绝对的普遍史的一部分——以一种经过稀释的形式吸收了他奠定的历史解释。在美国接受训练的第一代专业史学家远比“二战”后强调美国“例外论”的那个群体更具有世界性，前者一般既受过美国史的训练也受过欧洲史的训练。随着他们的离世，美国史变得越发自我封闭，并伴随着冷战的到来而在这一趋向上加速推进、渐行渐远。

19世纪90年代，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假定大西洋世界分享了同一种历史，但不幸的是，使他们得以达成共识的主题竟然是种族歧视。他们只是把世界上业已组织为民族-国家的局部区域囊括进他们的历史范畴，由此遗弃了非洲、亚洲的大部分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地区。并且那时美国人的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和写作只是追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其政治生活的特殊馈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与其著名的历史讲习班中的弟子们都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依循如下的线路：始自中世纪的德意志森林，穿过英格兰，途经英国人的立法制度，最终抵达落基山脉，但无疑最受滋润的还是新英格兰的土壤。作为一种生源论的史观（genetic history），它借用历史来追溯民主的“胚芽”（germ）。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拒斥了其导师亚当斯的这种元理论（metatheory）。相反，他在1893年的芝加哥哥伦布世界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上提出了著名的且至今仍影响深远的边疆假设（frontier hypothesis）。他以一种气吞山河、充满诗意的语言拒斥了民主在大西洋两岸的穿行。相反，他宣称：美国的民主正是边疆经历的产物。他宣布：“对于这个国家之历史，真正正确的观测点不是在大西洋沿岸，而在伟大的西部。”然而当他在击碎欧洲中心论的生源链锁时，他并没有像其后世追随者那样支持如下这种观念，即诸民族国家史，美国的或其他各国的历史，都是独立自足的。持有相同观点并不意味着在方法上也如出一辙。早在两年前，在以面向教师的一次座谈为蓝本的《历史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一文中，特纳详尽阐释了历史和地理背景远比民族国家自身更为重要这一观点。他观察指出：“在历史中只有”对时间和空间的“人为分割”。人们应当多加留心，不要切断时间轴或空间轴的完整性。“如果不考虑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被理解的；同样真切的是：我们不能挑选一块土地，然后说我们将把我们的研究限定于这片土地之内；因为地方史只有放在世界史的光照下才能被理解。”“每个（民族国家）都彼此作用……观念和商品尚且如此，国家本身更是会拒绝一国之边界的束缚。”他补充说：“伴随着复杂的商业活动和知识互通的各类手段的出现，现代世界尤其如此。”

在19世纪90年代，特纳绝非个例。亨利·亚当斯的大作《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时的美国史（1889—1891）》［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889-91）］就是一种史观的有力明证，这种史观在地方的、民族国家的和跨国的背景之下游刃有余、任意迁移。亚当斯的首卷本始于对1800年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社会和智识状况的区域性描摹，他的尾卷也以对这个国家1815年的状况做出相似的记录来作为结尾。但在首尾卷之间，他揭示出了一个嵌入在更广阔之大西洋世界里的民族国家，并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在不同的地方切换不同的立场，以便更好地揭示并解释超越美国国界的行动者及其各类行动，并将所有这些跨越国界的人和事都视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也赋予亚当斯以力量，使其能够写就这部史著，从而跻身其家族的历史和传记之中。毕竟，他是约翰·亚当斯的重孙，曾祖曾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参与了终结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和约》的谈判；他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祖父参与了结束1812年战争的《根特条约》的谈判；他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和私人秘书，父亲曾被林肯派驻到圣詹姆斯宫廷中任大使。此外，他还是一位专攻欧洲史的杰出历史学家。他精美的手稿《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大教堂》（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1904年）以对中世纪欧洲文化中的建筑风格、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的研究而享有盛誉，被视为一部经典力作。此外，他在南太平洋旅行的三部回忆录也随后出版。

1895年，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一年后该论文以《美利坚合众国对非洲奴隶贸易的废止，1638—1870》（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38-1870）为题出版。这部作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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