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二卷·1949-1976(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8-03 14: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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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总主编 顾海良 本卷主编 王树荫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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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二卷·1949-1976(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二卷·1949-1976(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试读:

总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我们正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

从国际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处于热潮阶段。尽管苏东剧变后,国外有许多人在鼓吹“告别马克思” “抛弃马克思”等论调,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研究马克思,主张“走近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 “反思马克思”、以新的理论成果“超越马克思”。国际范围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在世界各地频繁召开,会议规模越来越大,会议形式越来越灵活,参会人数越来越多,研讨领域越来越宽,讨论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范围内涌动着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一切说明,“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国内来看,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党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为理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编写出版这套丛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应时代变迁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展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一直出版下去,最后真正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丛书”;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能够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严肃的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也希望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质量越来越高。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金支持,首次进入丛书的著作,大都属于“211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和“985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先生非常关注此书的编写出版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先生,以及丛书的每位责任编辑,都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写出版此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初步尝试。为了使丛书编得更好,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年11月

导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全中国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主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历程,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一、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主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有力武器。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时代课题的不懈探索。

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6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阶段,既有凯歌行进的峥嵘岁月,也有挫折失误的曲折历程,前承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渊源,后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成就与经验,还是失误与教训,都是一笔宝贵财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新中国以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时代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从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从“第二次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任务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事业和理论的发展;从外交方针的调整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纷争,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再次确立;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大曲折,到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趋向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本书将全面阐述1949—1976年间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和经验教训,系统展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进程中的理论成果。

二、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49—1976年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前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续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新中国历史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地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我们撰写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我们认为,毛泽东主席逝世、 “四人帮”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停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本卷开篇阐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设想和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下限定在1976年10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开始转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6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2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围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展开。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确立的基本共识。 《共同纲领》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是这一设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以“进京赶考”的姿态,在新中国初期即开展了全党的整风、整党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并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在全社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对新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提出了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道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得以顺利展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指导,实施“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积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中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提出了“第二次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步走战略构想”,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方面探索与执政党建设理论,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结晶。

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时期,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正确与失误两种趋向,其中,建设成就和成功经验“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开始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党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 “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断努力纠“左”,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相应成果,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提出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事业和理论得以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亚、非、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纷争中赢得了主动。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重大曲折,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需要指出的是,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趋向的不懈努力始终坚持着,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在艰难中前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为中国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特别是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军队等各方面的全面整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三、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问题的进程中,实现了两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联系?有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的29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也有专家认为, “暂时性中断”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 “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虽然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观点,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化大革命”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断了十年”。

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性,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艰巨性。1949—1976年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准备”说也好, “暂时性中断”论也罢,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实践经历,体现了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毛泽东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现在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94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日益结合的94年。1949—1976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虽有曲折、失误甚至失败,但也取得了实践成果,提出了崭新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则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中国共产党在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处理过渡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过渡时期的工业化道路和方式,过渡时期协调农业、农村和农民关系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

诚然,1949—1976年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虽有不尽成熟和略显稚嫩之处,有的在实践中也未能坚持和落实,但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呕心沥血、艰辛探索获得的宝贵财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历和理论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第一章 《共同纲领》的颁布与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逐步建立起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欧美国家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新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社会的重任,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规划了清晰的蓝图,使新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处于基本适应状态。一、《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设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全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共和国方案。1.共和国建国方略

创建新中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制定一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同意并且遵守的共同纲领。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为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为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迫切地需要一个一致同意的共同纲领。从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有关建国的大政纲领即开始着手准备。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有关建国的各项大政方针一直在加紧酝酿。10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李家庄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一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十部分,共46条。尽管这时人民解放的战略决战刚刚拉开序幕,但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定出来。随后于11月形成的第二稿结构有所变化,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 “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 “战时具体纲领”三个部分,共34条,主要在第二部分规定了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历史性文件,构成了制定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实际上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制定共同纲领的工作进入了加快具体实施阶段,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委托周恩来主持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这次起草的草案初稿,定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在具体条文的规定上,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一般纲领中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义”作为“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统一战线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此外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防”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国际关系”。在具体纲领部分,按“解放全中国” “政治法律” “财政经济” “文化教育” “国防” “外交侨务”六个方面,共列45条。这份草案初稿,构成了不久后正式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共和国建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略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各革命阶级的共同愿望,为新中国的筹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12人发表了演讲。会议听取了林伯渠代表筹备会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报告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草案的特点;董必武报告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草案;周恩来报告了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和草案的特点。第一届政协会议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会议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3.《共同纲领》的制定

建立新中国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斗争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一纲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科学认识,丰富和发展了落后国家通过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共同纲领》全文包括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质上区别于旧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什么“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当下的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政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这表明我国在政体上不允许党权高于政权,不允许个人高于集体。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完全相一致、相适应的。

同国体、政体相适应的,还有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政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在中国人民中树立了极大威信,在各种革命力量中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相互合作,反复比较,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适合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军事制度方面,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这支军队根据官民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在经济政策方面,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多方面的经济利益都要兼顾。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总之,要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

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努力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体育及卫生事业,保护新闻自由。

在民族政策方面,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确定下来。这对于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都始终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同时赋予各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利,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外交政策方面,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各国政府发展经济贸易。

综上所述, 《共同纲领》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方略的集中体现,在建国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凡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均应共同遵守。基于这一点,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 ……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 ……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刘少奇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当时党中央及其负责人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共同认识。凡属于当前阶段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明示出来。而属于将来应该做、现阶段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并不具体描绘未来社会的愿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1.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有30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大专院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等。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庆典活动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委员在天安门主席台就座,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顺着白色旗杆冉冉升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它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28年。在这庄严的时刻,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集会群众顿时沸腾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接着,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车检阅陆海空三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任阅兵总指挥。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后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宣读完命令后,举行分列式检阅,受检阅部队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年轻的空军也以(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17驾编队在会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检。阅兵式前后历时近3小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伴随着部队的整齐步伐以强有力的节奏在广场上空激荡,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雄姿。

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晚,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灯的海洋。无数的彩色花炮从会场四周发射。群众游行开始。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 “人民共和国万岁! ” “毛主席万岁! ”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毛主席在扩音器前大声向群众回答:“同志们万岁! ”当游行的队伍有秩序地一一走出会场时,已是晚间21点25分。举着红灯游行的群众队伍像火龙似的穿过全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里。与此同时,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2.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任命董必武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为财经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文教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命谢觉哉为内务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薄一波为财政部部长,陈郁为燃料工业部部长,杨立三为食品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梁希为林垦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李立三为劳动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南汉宸为人民银行行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

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负责人选,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以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智慧和意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3.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本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国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并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中的力量对比,从而对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一个新的重大事件。新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促进各国的交往,增进人民的友谊和维护世界的和平。由此,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了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任务而奋斗的新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结束了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中国由人民无权的国家变为人民民主的国家,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工农两大阶级的联盟成为整个国家政权的基础。人民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人民依靠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保护人民的利益,对国内外敌人实行专政。全国人民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中国人民被奴役、被欺凌、当牛做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迅速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为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注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近百年来,由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新旧军阀的割据,造成了严重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新中国统一了全国大陆,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行使权力,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国内各民族结束了过去那种互相歧视和互不信任甚至相互对立的状况,建立起新的民族平等关系,各民族不论大小都成为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一个统一团结的新中国出现于世界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开始转变为欣欣向荣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内,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随后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生产力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并逐步地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三、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新中国的成立,一方面为同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周边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中国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将会不同程度地爆发。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正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1.废除帝国主义特权

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手段,迫使旧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主要有: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运权、海关管理权和司法权等。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斗争。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党的既定方针和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巩固新中国的独立、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才能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开辟道路。

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运权,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最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象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收回了这三项权利。1949年10月25日,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0 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随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并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中国海关由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会宣告收回美国、法国和荷兰兵营的地产权,征用兵营和其他建筑。4月,北京市军管会又征用英国兵营。6月,天津市军管会征用美国和英国兵营。9月,上海市军管会收回法国兵营。至此,外国在华的军事特权被全部取消。1950年4月,交通部颁布《关于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 《进出口船舶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同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务港务管理的指示》,指示规定外轮一般不准在内河航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悬挂中国国旗,严格遵守中国的法令和规定方可驶入,同时,对在华外轮公司实行逐步接管。至此,外国轮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不许驶入中国内河,中国丧失了100多年的领水主权全部恢复。

处理外国人在华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以及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文教、卫生、宗教等事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对外资企业应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分先后缓急给予正当解决。按照这一方针,各地对在华外资企业的资本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调查。对于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设立的宣传机构,在城市接管中即开始清理。首先,停止各地“美国新闻处”的活动;随后,不允许外国人继续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外国资本和外国人经营的广播电台一律停播,停止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的活动。对于外国人经办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构,仍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存在。2.新中国初期外交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三条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后,1947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之一为外交政策,要点是: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已基本勾画了新中国将采取的外交政策的轮廓。

随着新解放的城市日渐增多,面临的外交问题也越来越多。为此,在1948年2月至1949年4月一年多的时间中,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的重要原则有:保护外侨——“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政策”。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稍后,毛泽东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将这一政策思想概括为“另起炉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毛泽东在1949年1月6日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他们,只是保护侨民,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具有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性质, “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他还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扫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秩序了,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采取“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条方针,使新中国在外交上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不受过去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党确定的又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在考虑新中国未来的外交关系时,党一直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这不仅因为长期以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且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和国共内战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已同中国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新中国诞生后如何迅速与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国际承认;如何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障国家的安全;如何取得外国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必要援助等。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某种怀疑态度,担心中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1949年初,斯大林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特使到西柏坡访问,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介绍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想和将要采取的内政外交方针,并就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以及请求苏联给予援助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通过这次内部访问,中苏两党消除了彼此之间的一些隔阂和误会,密切了相互关系。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6月30号,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他说,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积40年和28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实行“一边倒”,当然绝不是盲目地顺从苏联,而是指在世界斗争格局中,新中国要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并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坚决斗争。7月7日,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拥护“一边倒”方针。

至此,中共“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三条主要外交方针实际确定下来。后来,周恩来又补充了“礼尚往来” “互通有无” “团结全世界人民”三条,形成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的外交体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生革命政权;二是如何迅速割断旧的、屈辱的外交传统,尽快摆脱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的烙印,建立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在基本的外交方针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美英等国的政策仍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从1949年6月底到8月中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不公开地访问了苏联。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采取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刘少奇的这次访问,为中苏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

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政策的最后步骤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法律上做出规定。在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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