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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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流动的盛宴试读：
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好咖啡馆
再往下，天气就变得不那么好了。秋天过去，这样的天气迟早会来临。我们在晚上只得把窗子关上，以防雨水劈进来，冷风会把护墙广场树上的叶子全都刮干净。落叶便浸泡在雨水里，风急时，会把雨点扫在终点站绿色大公共汽车的车身上，“票友咖啡馆”里人满为患，室内的热气与烟雾使橱窗玻璃变得模糊不清。这家一副倒霉相、经营不善的咖啡馆是附近一帮酒鬼拥集之处，我是不去的，因为不洗澡的人身上气味难闻，酒喝多了还会有股酸臭味儿。这家咖啡馆的男女常客什么时候都是醉醺醺的，或者说在他们付得出酒资的时候。一般他们都会半升整升地买。广告水牌上开列有多种怪异地称为“开胃酒”的品种，买得起的人不多，他们有时会要上一小杯垫垫底，然后再用劣质酒将自己灌醉。大伙儿把喝醉的女客称为poivrottes，那就是“醉女”的意思。“票友咖啡馆”其实就是穆费塔街上的一个污水坑，这条窄得惊人的街巷通向护墙广场。街边老公寓房子每一层楼梯旁都有个蹲坑式厕所，还特地用水泥在坑边砌上两只带刻纹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滑倒。排泄物被冲入污水池，入夜后会有马拉粪罐车来把污物抽走。夏天，所有的窗户都开启着，于是我们便会听到抽粪声，那股子臭气浓得化不开。粪罐车上漆的是褐色与金黄色，月光下，在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上工作时，它们那车轱辘、马拉筒罐什么的简直就像是出自布拉克笔底的一幅油画。可没有谁来为“票友咖啡馆”清污，那里张贴的禁止当众酗酒与罚款条例的公告已经发黄，蝇污斑斑，无人理会，就跟那些顾客一样，永远不变、气味难闻。
这个城市的所有哀愁都随着冬季最初的几场冷雨骤然而至，你走在街上，再也望不见那些白色高楼的顶端，映入眼帘的仅仅是湿漉漉的街面、小铺紧闭的店门、草药摊子、小文具店与报刊亭，还有二流助产士的招牌以及一家旅馆，魏尔伦就在此处去世，我也曾在这儿的顶层租了个房间写东西。
上到顶层像是得爬六或八段楼梯，楼内很冷，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买来一小捆木柴、三小包用铁丝扎起的引火细条松枝，就半支铅笔那么长，还得买一捆没太晾干的硬木树枝，才能生上火，让房间变得暖和些。因此我退到街对面稍远处，仰视雨中的屋顶，看看可有哪只烟囱在冒烟，烟冒得怎么样。连一缕烟都没有，于是我想，连烟囱都是冰冷的，没准儿还是堵住的，会弄得一屋子都烟雾腾腾，这岂不是糟蹋了柴火白白费钱吗，于是我继续冒雨往前走。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四面透风的先贤祠广场，为了避雨我紧挨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道背风的一面走出广场，又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最后才抵达圣米歇尔广场上我常去的一家好咖啡馆。
这是家让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气氛友好。我把我那件旧雨衣挂在衣架上让水滴净，将我那顶旧毡帽往长板凳上方的木架上一搁，然后要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送上咖啡，我从上衣口袋取出一个本子、一支铅笔，开始写起来。我写的是关于密歇根那边的故事，外面风雨交加，寒气逼人，故事里的天气也正好如此。我历经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对秋天将尽的景况很有体会，来到别处倒比在原来的地方能写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移景生情吧，我寻思对于人也好，对于别的不断生长的东西也好，这道理都是共同适用的吧。可是在我的故事里几个小伙子在一块儿喝酒，这倒让我馋起来了，于是便要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种酒天冷时喝最爽口了，于是我不断地往下写，感觉好极了，只觉得这优质的马提尼克朗姆酒温暖了我整个身心。
一位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上坐下。她非常俏丽，那张脸清新得像一枚新铸的钱币，若是真能用柔滑、雨水洗过的肌肤来铸币的话。她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修剪得很整齐，遮住了她半张脸。
我盯着她看，她扰乱了我的思路，使我心神不定。我真想把她写进手头的这篇小说或是旁的什么作品，可是她选定了坐的地方，以便能察看街道与门口，我明白她是在等人。于是我就继续写作。
这个故事自己在往下发展，我得费点劲儿才能跟上。我又要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望或是转卷笔刀削铅笔时，我总要看看她，我让卷下的碎片、碎屑落入酒杯底下的小碟子里。
我见到你了，美丽的姑娘，你现在属于我，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你，我想。你属于我，整个巴黎都属于我，而我则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继续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故事，迷失在其中。现在是我在写并非它自己在往下发展了，我连头都不抬，忘记了时间与身在何方也没有再要圣詹姆斯酒。我已经喝腻了圣詹姆斯酒连想都想不起它了。接下去这个短篇完成了，我感到非常疲倦。我把最后一段念了一遍，这才抬起头来寻找那位姑娘，可她已经走了。但愿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悲哀。
我将故事合进笔记本，把本子放入上衣内兜，我向侍者要了他们店里有的一打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写完一篇小说总像是给掏空似的，既悲哀又喜欢，就跟做过爱一样，我敢肯定这是篇非常好的故事，虽然得等到第二天重新读一遍后，我才能确定它到底有多好。
我吃着带浓烈海腥味以及微带金属味的牡蛎，冷冷的白葡萄酒冲淡了金属味，只留下了海腥味和美味多汁的口感，我把每只贝壳里的凉凉的液汁都嘬净，用爽口的酒将它们送入腹中，这时我不再有空落落的感觉，情绪好多了，于是便盘算下一步该干什么。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不如离开巴黎一阵，去一个不下这种雨而是下雪的地方，雪从松枝间落下，覆盖住路面和高高的山坡，在那样的高度上，我们晚上走回家时能听到踩裂积雪的声音。莱扎旺山脚下有一处木屋别墅，膳宿价廉物美，我们在那儿光就两个人共处，带上想看的书，夜晚挤在床上很暖和，可以开着窗看明亮的星星。那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火车三等车厢票价不贵。膳宿费用绝不会比在巴黎的花销高出多少。
我可以退掉专为写作而在旅馆租的房间，那就只需付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微不足道的那点租金了。我给多伦多写过些报道，稿费的支票也该汇到了。这种东西我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都写得出来，去这一趟的钱还是有的。
没准离开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我当时不知道要这样做还为时尚早，因为对巴黎我了解得还很不够。但是最终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愿意去，我们就去。于是我把牡蛎吃完，喝干净酒，付清咖啡馆的账，抄近道冒雨赶回圣热内维弗高地上的那间公寓，此刻我觉得这样的坏天气不过是本地的一件寻常事，不足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塔迪。”我妻子说。她本来就有一张温婉优雅的脸，每逢做出一个决定时，眼睛和笑靥更会亮丽动人，像是刚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似的。“咱们什么时候走呢？”“你想什么时候都行。”“哦，我想此刻就走。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没准儿等我们回来，这儿的天气就会放晴变好了。天气晴朗而寒冷最让人惬意了。”“我敢肯定天气一定会变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走一走，真是太好了。”
斯泰因小姐诲人不倦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变得晴朗、寒冷，可爱宜人。这城市已适应了冬季，街对面卖柴炭的铺子里能买到合用的木柴，不少高等咖啡馆在门外生有火盆，好让顾客坐在平台上也不至于挨冻。我们自己的套间也温暖舒适。我们用劈柴点燃用煤屑压成的蛋形煤球，街道上，冬日的光线美丽动人。此时你已熟稔了映衬在蓝天前的光秃枝木，你在空气新鲜的料峭寒风中走在冲刷一新的砾石小径上穿过卢森堡公园。等你看惯了没有叶子的树木，它们就仿佛是雕塑了，朔风刮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媚的阳光下飞溅。在山间小住之后，再远的路都觉得近了。
由于海拔的改变，我对小高地的坡度已全然不在意，只觉得活动活动挺好，至于爬上我写作间旅馆的顶层，能俯瞰周围高坡上所有的房顶与烟囱，也都成了一件乐事。室内壁炉通风良好，炉火很旺，工作时感到暖和，心情便很好。我带来纸口袋盛着的橘子和烤栗子，吃小红橘时我剥下皮，把皮扔进火里，把籽儿也吐进火里，肚子饿了便吃烤栗子。我老是感到饿，因为路走得多，天冷再加上用心写作。我在房间里存有一瓶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快写完一篇小说或是天快黑时，我便会喝上一杯。做完一天的工作时，我会把笔记本或是稿纸放进抽屉，将吃剩的橘子放进衣兜。若是夜晚留在房间里它们会冻坏的。
走下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知道自己写得很顺利，心里不由得美滋滋的。我总是写到能告一段落时便打住，写到知道往下该发生什么事了就停笔。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确知第二天该怎么写。不过有时我开始一个新的短篇却不知从何写起，我便往火焰边缘挤捏橘子皮，观察汁水怎样使火焰毕剥作响，蹿出蓝幽幽的焰花。我会站起来越过巴黎的屋顶往远处眺望，并且想道：“不用发愁。你以前一直都在写，你现在也是写得出的。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写出一个真正的句子。就把你所知道的纯然真正的句子写下来好了。”于是，我终于会写下一个真正的句子，由此开始，接着往下写。到此时，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我总是心里存有一个真正的句子的，读到过的或是听什么人说过的。要是我开始写得过于雕琢，像有人在做广告推销什么东西，我觉察到了，便会把这些华而不实和装饰性的部分删去，扔得远远的，再接上那第一个真正简单的陈述句继续往下写。就在高踞顶层的那个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但凡我是在写作，任何时候我都要这么做，而且这也是良好、严格的训练。
也就是在那个房间里，我学会了从我放下笔到第二天重新开始写的这段时间里，绝对不去想我正在写的东西。这样做，我的潜意识就会在这篇作品上活动，同时我还能听别人说话，注意各种各样的事物，我希望能够这样；学习，也是我所希望的；而且我还可以阅读，免得去想自己的工作，使自己丧失继续工作的能力。我顺利工作了一天，能够这样，除了自我约束也得依靠好运，我步下楼梯，感觉好极了，我现在想去巴黎任何地方，迈开步子只管往前走便是了。
如果是在下午穿过这几条或是那几条街，来到卢森堡公园，我便可以穿过公园去卢森堡博物馆，这里的不少名作都已给转移去卢浮宫和网球场陈列馆了。我几乎每天都上那儿去，为了塞尚的以及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最初还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知道这些作品的。我正从塞尚的画中受到一些启发，使我知道，光能写出简单、真正的句子还远远不足以使故事具有我所想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我正从塞尚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因不善表达，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再说，这还是个秘密。但是，如果卢森堡博物馆已经熄了灯，我便会直穿公园去花园路27号葛特鲁德·斯泰因所住的带工作室的套间。
我妻子和我曾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跟与她同住的朋友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很喜欢那个挂有多幅名画的大工作室。这儿就像是最精美博物馆里的一间最佳展厅，除了多出一个暖和、舒适的大壁炉。主人会给你端上好吃的点心、热茶以及用紫李、黄梅和野蓝莓天然蒸馏成的利口酒。这种无色透明、香气扑鼻的酒从刻花玻璃瓶注入小玻璃杯再递给你喝，不管是用quetsche, mirabelle还是framboise酿制的，都仍有原来水果的味道，但已在你舌头上转变成了一簇小小的火焰，让你觉得温暖，舌头也便放松了。
斯泰因小姐身躯硕壮，个子却不算高，结实得像个农村妇女。她那双眼睛很美，却长着一张坚毅的德籍犹太人的脸，也可以说是弗留利人的脸，她的穿着、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以及那头可爱、浓密、富于生气的移民般的发式，没准她念大学时梳的就是这种发型，都让我想到意大利北部农村的大嫂。她一开口便滔滔不绝，总是从某某人和什么地方说起。
她的同伴声音非常悦耳，身躯娇小，皮肤黧黑，头发剪得跟布台·特·蒙维尔插图里圣女贞德的一样，鼻子鹰钩得厉害。我们头一次拜访时她正在做件针线活儿，她一边继续干手里的活计一边照料食品和饮料，还能顾上跟我的妻子说话。她跟一位客人聊天，还能注意听其他两人的谈话，时不时还会打断没在跟她对话的另一位客人的话头。后来她向我解释，她一般都是跟女客交谈的。我的妻子跟我都觉得，她对太太们不过是应付。不过我们还是很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虽然那位朋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那些绘画、糕点和白兰地倒确实能算是极品。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是乖巧听话、彬彬有礼、会有出息的孩子，我还觉得她们对我们彼此相爱而且还结了婚——反正时光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原谅了，因为当我妻子邀请她们来我们家喝茶时，她们接受了。
她们来到我们套间的时候，倒似乎更加喜欢我们了；不过那也许是因为地方太狭窄，大家都挨得更近了。斯泰因小姐坐在直接放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提出想看看我过去所写的短篇小说，她说，她挺喜欢，除了一篇叫《在密歇根北部》的。“这篇作品不错，”她说，“问题不在这里。可是它inaccrochable呀。这就像一个画家作了一幅画，可是举办画展时却不能把它挂出来，也没有人会买，因为他们也不能把它挂出来。”“不过倘使它并非淫秽，而仅仅是你想用现实生活中人们确实在用的语言呢？倘若只有用这样的语言才能使作品显得真实，而非用不可呢？你是没法不用呀。”“你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她说，“你绝对不要去写任何inaccrochable的东西。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既错误而且又愚蠢。”
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她自己的作品，也一定能做到的。她告诉我，我还不是个足够优秀的作家，不能指望能在这份刊物或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作品，但我没准能成为独具某种新风格的作家，不过得记住千万别写那种inaccrochable的短篇小说。我没有在这一点上再跟她争论，没想再解释我在对话中这样写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那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听她讲更有点意思。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们该怎样买画。“你要就是买衣服，要就是买画，”她说，“事情就这么简单。倘若不是非常有钱的人，谁也不能两头兼顾。别在乎你穿什么衣服，更别管时尚不时尚，买衣服只需看是不是舒服经穿，这样你就可以省出钱来买画了。”“可是即使从今天起我连一件衣服都不买了，”我说，“我也还是攒不够钱买我所想要的毕加索呀。”“当然不行。他超出了你的范围。你只能买你同龄人……跟你一拨儿参军的哥们的东西。你会跟他们混熟的。这儿附近一带你就能遇到他们。总是会出现认真工作的后起之秀的。不过你是不会买多少衣服的。买衣服有瘾的该是你太太。而女士服饰是最贵不过的了。”
我看出我的妻子在做出努力，尽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那身古里古怪、三等统舱乘客所穿的衣服，她也确实做到了。她们告别时仍然对我们抱有好感，邀请我们再去花园路27号做客。
至于受邀冬季下午五时以后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以后的事了。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到过她。我不记得她是不是去遛狗了，也不记得她当时是不是养狗了。我很清楚我是独自一人在散步，因为我们当时养不起狗，连一只猫都养不起，我所认得的少数几只猫就是咖啡馆、小餐馆里的猫以及公寓看门人窗口上趴着的那些令我羡慕不已的大肥猫。后来我便经常在卢森堡公园里遇到带着狗的斯泰因小姐了；不过最初遇到她时她还没有养狗。
有狗也罢，没狗也罢，我都接受了她的邀请，顺路时不免会上她的工作室去待上一阵，她总会给我倒上天然蒸馏的白兰地，而且坚持要给我续杯，我呢，则观赏那些画，跟她交谈。那些画都很激动人心，谈话也很能启发人。主要是她谈，她向我介绍现代绘画和画家——主要是他们的为人而不是他们的艺术——她还谈到她的作品。她拿给我看她的一个个稿本，那是她写的，由她的同伴每天帮她打成打字稿。每天都写作使她感到快乐，不过在我对她更为了解之后我发现，对她来说，这些由投入精力之多少而决定的每天稳定生产的作品能够出版并且得到承认，这才是使她能保持好心情的必要条件。
我最初认识她时，这个问题还没有变得太尖锐，因为她刚发表了三篇谁都能看懂的小说。其中的一篇《梅兰克莎》写得非常棒，是她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出了单行本，受到认识她或是听说过她的批评家的好评。她性格中自有一种魅力，只要想把某个人拉到她这一边来，那都是不会办不成的，认识她与见到过她那些藏画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赞美自己没能看懂的她的那些作品，那是因为他们欣赏她这个人，因为他们相信她的判断力。何况她还发现了语言节律与叠用字词上的妙处，况且还能评说得头头是道呢。
但是她不喜欢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这个苦差使，也讨厌履行把作品改得让人能够读懂的义务，虽然她需要出版作品，需要得到主流批评界的认可，尤其是那本冗长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名叫《美国人的形成》的书。
此书开篇精彩，接下来很长部分也着实不错，有大段大段能算得上文采飞扬，可是再往下去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我重复了，换了个多点自知之明和不那么偷懒的作家，是必定会将它们扔到字纸篓里去的。我是在说服——也许用逼迫这个词更为合适——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大西洋两岸评论》发表此稿时才开始明白这一点的，虽然明知即使连载到该刊停办，这部长篇也仍然是登不完的。为了能在该刊上登出，我不得不替斯泰因小姐通读全部校样，因为这桩工作并不能带给她任何快乐。
在那个寒冷的下午，我经过看门人房间，穿过凉飕飕的庭院，进入工作室的温暖氛围中，刊载长篇什么的都是往后几年的事了。那天下午，斯泰因小姐是在教导我性方面的知识。当时我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我已经知道凡是我不明白的事没准都跟性的问题有关。斯泰因小姐认为我在性的方面所受到的教育过于肤浅，我也必须承认对同性恋我是有些偏见的，因为我对之所知的都是更为原始的这一方面的。我知道，在“色狼”这个诨号还不是专门用在耽迷于猎逐女性的男人身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半大小子在流氓团伙里混，真是很有必要随身带上一把刀子，而且有时候还真的能派上用场。从我在堪萨斯城混的那些日子里，我便知道了不少“挂不出去”的黑话，在该市其他地区以及在芝加哥和走大湖的船上又学到了更多一些。那些糙话也都是“挂不出去”的。在追问之下我试着告诉斯泰因小姐，当一个人还是个半大小子却跟一伙大男人混到一块儿，你必须明白必要时就得开杀戒，得懂得怎样下手，非常清楚为了不被骚扰你真的得动刀子。这个说法倒还是“挂得出来”的。等你懂得该出手时就得出手，而别人能极迅速地感觉出来，便不会碰你了；不过有些局面你是绝对不能让自己陷进去或被人搡进去的。要是用湖上小船上那些色狼惯用的“挂不出去”的说法，我倒可以把意思表达得更加生动一些，那就是：“哼，有缝儿的也能将就，不过爷要的是个眼儿。”不过，我跟斯泰因小姐谈话时总小心翼翼，即便是当时实话实说倒更容易澄清一种偏见。“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说，“不过你当时是生活在罪犯和性变态者的环境里呀。”
对这一点我不想跟她争论，虽然我认为，我那时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我试着去理解他们，虽然有些我无法喜欢，有些我至今仍十分憎厌。“不过，我在意大利住医院时，有位风度翩翩、出身名门的老先生，带了瓶马沙拉或是金巴利酒来看我，行为举止无可挑剔，但是有一天我不得不告诉护士，今后再也不能让那个老东西进来了。这样的事儿又该怎么说呢？”我问。“那样的人有病，是身不由己，你应该怜悯他们。”“难道我应该怜悯某某某吗？”我问道。当时我明白说出了此人的大名，由于此人极爱到处扬名，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助他一臂之力了。“不。他心眼很坏。他诱人堕落，他真的是心地邪恶。”“可是一般都认为他是个蛮不错的作家呢。”“他可不是，”她说，“他仅仅是好出风头，他是为了追求堕落的乐趣而诱人堕落，而且他还勾引别人染上别的恶习。比如说，吸毒。”“这么说，在米兰的那个我应该怜悯的老头就不算是诱我堕落啦？”“别说傻话了。他怎么能指望诱导你做坏事呢？有谁能指望用一瓶马沙拉酒去带坏一个像你这样喝烈性酒的小伙子呢？不，他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老人。他有病，管不住自己，你应该可怜他。”“我当时是可怜他的，”我说，“可是我感到太失望了，因为他是那么的彬彬有礼，风度翩翩。”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一边可怜那位老先生，一边谛视着毕加索画中那个挎着一篮鲜花的裸体姑娘。这次交谈并非我起的头，但我觉得这样谈下去会有点儿不妙。跟斯泰因小姐交谈几乎从来都不会出现冷场的，可是我们沉寂了下来，她显然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于是我便斟满了我的酒杯。“你对这类事情简直就是一窍不通，海明威，”她说，“你遇到的尽是些鼎鼎大名的罪犯、病态的人和邪恶的人。主要的问题是男同性恋者干的事儿太下流，令人作呕，完事后他们连自己都觉得恶心。于是便酗酒，吸毒，以缓解恶劣的心情，但是他们厌恶这样的行为，所以不断地更换伴侣，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我明白。”“女人呢，情况恰好相反。她们不做任何让自己反感的事，不做恶心的事，事后总感到很快乐，所以便能一块儿过快乐日子了。”“我懂了，”我说，“不过对那位某某女士，又该怎么说呢？”“这家伙坏透了，”斯泰因小姐说，“她那是坏到了家，所以不跟新伴侣相处便不会感到快乐。她把好人全都带坏了。”“我明白了。”“你的确真的明白了？”
在那段日子里，要弄明白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所以当我们聊到别的事情上去时我不由得感到轻松多了。公园关门了，因此我只好沿着公园外沿走到沃日拉尔路，绕过公园的南端。公园关上门挂上锁，显得挺凄凉，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因为得绕远路却不能走快步直穿公园回到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家中。这一天开始时是多么的明媚啊。明天我可得好好工作了。工作能治疗一切。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我当时必须得治好的毛病，我判定斯泰因小姐是这么想的，是我太年轻幼稚和热爱我的妻子。当我回到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家中，把新得来的知识告诉我妻子时，我已经一点儿都不伤感了。夜晚，我们感受到快乐，由于原来就明白的知识和山居时学得的别的新知识。
“Une Génération Perdue”
为了要取暖、观赏名画与聊天，便很容易养成习惯，在下午稍晚时去花园路27号小坐片刻。斯泰因小姐这段时间通常不接待客人，但对我总是非常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很热情。每当我为自己所工作的加拿大报社与通讯社外出采访，因为要报道各种政治会议或是有事去近东与德国，归来时她总要我把有趣的细节一五一十都告诉她。事情总有好玩的一面，她就爱听这些，以及德国人所说的“绞刑架上的幽默故事”。她想知道的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里有趣的部分；真实的，绝对不要听，丑恶的，也绝对不想知道。
我当时年纪轻，无忧无虑，最倒霉的时候也会觉得遇上一些事儿既古怪又好玩，斯泰因小姐爱听的正是这些。不是这样的事儿我就不说，而是自己把它们写下来。
当我不是外出归来，而是在工作之余去花园路逗留片刻的时候，我有时会设法牵引斯泰因小姐多谈些书籍方面的事。我一篇东西写到一半，觉得放下笔时很有必要读点儿什么。要是你心思总放在那上头，便很可能第二天再写时接不上茬儿，进行不下去。锻炼锻炼，让身体感到疲劳很有必要，能跟你所爱的人做爱自然更好。这比什么都强。但是事后，你感到空落落时，那就必须读点儿什么，好让你接着写之前不去考虑正在写的东西，不去白耗心力。我已经懂得永远别把你正在用的那口井里的水用尽，永远趁深处水还多时就放下笔，好让夜晚井从源头汲取到更多更多的水。
为了不去想写作，有时候我会去读一些当前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的作品，例如奥尔德斯·赫胥黎、D.H.劳伦斯的或是随便哪本在西尔维娅·比奇的租书处或是河边书摊上我能弄到的书。“赫胥黎死人一个，”斯泰因小姐说，“你干吗去读一个死人写……的书呢？你不明白他已经死了吗？”
当时，我真没看出来他已经死了，我说他的书我读着觉得挺有趣的，读他的书可以让自己不去思考。“你应该只读那些真正的好书，或者干脆是明摆着的坏书。”“我整个冬天和去年整个冬天都在读真正的好书，明年冬天还要读，再说我不喜欢明摆着的坏书。”“你干吗要读这种垃圾呢？这些是徒有光鲜表面的垃圾货，海明威。根本就是一个死人写的。”“我想看他们都在写些什么，”我说，“而且这样做能使我不去写同样的东西。”“你此刻还在读谁的作品？”“D.H.劳伦斯，”我说，“他写了些相当好的短篇小说，其中的一篇叫《普鲁士军官》。”“我曾试着读他的长篇小说。他真让人受不了。他无病呻吟且又荒谬矫情。就像是个病人写的。”“我喜欢《儿子与情人》以及《白孔雀》，”我说，“也许后面那部没那么好。《恋爱中的女人》我读不下去。”“如果你不想读差劲的书，想读能吸引你兴趣自成一路的奇妙作品，你应该念玛丽·贝洛·朗兹的东西。”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女人，于是斯泰因小姐借给我看《房客》，那本写“开膛手”杰克的惊人故事的小说，还借给我一本写巴黎郊外必定是昂吉安温泉所发生的一桩凶杀案的书。这两本都是挺不错的供人工作之余消遣解闷的书，人物真实可信，情节与恐怖也毫不胡编滥造。你忙了一天之后读这些书再合适不过，我把能找到的贝洛·朗兹女士的作品全都看了。可是都不如最初读到的那两本精彩，我一直都没找到白天和晚上余暇时都能读得过瘾的书，直到西默农最初那几本好作品问世。
我寻思斯泰因小姐没准是爱读西默农的优秀作品的——我读的他第一部作品不是《一号船闸》便是《运河人家》——不过我不敢肯定，因为我认识斯泰因小姐时她不爱读法文书虽然她喜欢说法语。我最初读到的这两本西默农的书是珍妮特·弗兰纳送给我的。她爱读法语书，西默农当采访犯罪案件记者时她就注意到西默农写的报道了。
在我与斯泰因小姐交谊深厚的那三四年里，我不记得对于未著文夸奖过她或未为促进她的文坛地位出过力的任何作家，她曾经说过一句好话，除了对罗纳德·弗班克，以及稍后对司各特·菲兹杰拉德。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提到舍伍德·安德森时，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位作家，而仅仅是视作一个男人，兴致勃勃地说他那双大眼睛长得漂亮、温暖，像是意大利人的，又说他和蔼可亲，很有魅力。我没有留心他眼睛是不是又大又美又热情，是不是像意大利人，只是非常喜欢他的某几个短篇小说。它们文笔简练朴素，有时候写得很漂亮，他熟知他笔下的人物，也对他们怀有很深的感情。斯泰因小姐不想谈他的短篇小说，光是谈他这个人。“他的长篇怎么样？”我问她。她不想再谈安德森的作品了，一如不想谈乔伊斯的作品那样。倘若你两次提到乔伊斯，那就不会再受邀来做客了。这就跟在一位将军面前夸奖另一位将军一样。这样的错误你犯过一次，就明白再不能犯第二次了。虽然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跟你谈话的这位将军面前提他曾击败过的某位将军。于是在跟你谈话的这位便会慷慨大度地夸奖他的手下败将，接着便兴高采烈地细谈当年是如何将其揍扁的。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过于好，不宜充当轻松聊天的谈资。我打算告诉斯泰因小姐他的长篇小说差得太离谱，但这样做也会效果坏得出奇，因为这又是在伤害她的一个最忠实的支持者了。最后安德森写了一本叫《黑色笑声》的长篇，实在太次，既愚蠢又做作，使我忍不住写了本戏仿之作（《春潮》），加以讥评，不料却惹来了斯泰因小姐的满腔怒火。因为我这样做是在攻击她集团里的一个成员了。不过此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并没有生气。而在安德森作家的地位一落千丈之后，她自己反倒开始毫不吝啬地去吹捧他了。
她曾经很憎恨埃兹拉·庞德，因为庞德往她的一把既小又不结实而且肯定是极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去时动作太快，结果椅子不是压裂了便是整个儿散架了，这椅子没准儿是特地安排让他坐的。他当时已是位大诗人，为人温和慷慨，照说是配得上享受一把大小合适的椅子的，但主人却未加考虑。至于她表述自己不喜欢埃兹拉的理由，言辞极具技巧却充满恶意，那都是多年之后才编造出来的。
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住在乡村圣母院路，斯泰因小姐和我还是好朋友时，她说了关于迷惘的一代的那句话的。她当时用的那辆老式T形福特车点火装置出了点问题，修车行那个大战末期当了一年兵的年轻人，要就是技术不熟练要就是没让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晚来先修，总之是惹恼了斯泰因小姐。在她的强烈抗议下修车行老板把小伙子狠狠地“修理”了一番，老板对他说：“你们全都是gé né ration perdue。”“你也是的。你们全都是的，”斯泰因小姐说，“你们所有在大战中当过兵的年轻人。你们就是失落的一代。”“真的吗？”“就是的，”她坚持说，“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你们喝酒喝到送命……”“那个年轻修理工喝醉了吗？”我问。“当然没有。”“你见到我喝醉过吗？”“没有。不过你那些朋友都是醉醺醺的。”“我喝醉过，”我说，“不过我从未喝醉了上你这儿来。”“当然没有。我没这么说。”“那孩子的老板没准上午十一点就已经喝醉了，”我说，“所以他才编得出那么漂亮的台词。”“别跟我顶嘴，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样做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你们全都是失落的一代，就像车行老板说的那样。”
后来，在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便试着从《传道书》里引了一句话来平衡修车行老板所说的那句话。不过，那天晚上步行回家时，我想起了修车行的那个小伙子，寻思在部队把卡车改装为救护车时，他有没有被拉去开车。我记得司机们往往会把刹车片烧坏，当时他们载了满满一车伤员走下山路不得不死死踩住刹车，刹车片磨坏了只得挂倒挡，最后面的那几辆只好空着车下山，以后就换开有优质H型变速换挡器和金属刹车片的大型菲亚特车了。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自我中心、思想上的懒惰与纪律的对立，想到了到底该由谁管谁叫“迷惘的一代”呢？此时我渐渐走近丁香园咖啡馆，灯光打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的铜像上，他的军刀刺向前方，铜像上树影斑驳，他孤身一人，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滑铁卢一役他败得多么惨呀，我想到历来的一代代人都是被什么弄得迷失与迷惘的，过去如此，今后亦将如此，我在丁香园坐了一小会儿好陪陪那座铜像，喝一杯冰啤酒然后再回锯木厂上方自己的家。可是坐在那里喝啤酒时，我看着铜像，想起从莫斯科撤退，当拿破仑带着科兰古乘坐马车仓皇逃窜时，内伊亲自率领后卫部队且战且退，苦战了多少日子呀，我想到斯泰因小姐曾是位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她谈到阿波里奈尔和他的死时又是谈得多么的精彩呀，这位诗人正好在1918年停战的那天去世，群众高呼“打倒纪尧姆”，昏迷中的阿波里奈尔还以为是喊打倒自己呢。这时我想，我要尽我的所能帮助她，使她所写过的好作品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就让上帝和内伊助我一臂之力吧。至于她的那套关于“迷惘的一代”的说法和轻易给人乱贴的标签，就全都见鬼去吧。我走到家，进了院子，上楼见到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以及他的那只猫咪“F.噗斯”，他们全都很高兴，壁炉里生着火，我对我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葛特鲁德这人还是不错的。”“当然是的，塔迪。”“就是有的时候会瞎说一气。”“我是从来都不听她说什么的，”我妻子说，“我是当妻子的。我聊天的对象是她的那个同伴。”
莎士比亚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无钱买书，我便从莎士比亚公司的借书部借书看。借书部与书店由西尔维娅·比奇开设在奥德翁路12号上。在一条寒冷、刮风的街上，能躲进这个地方真让人感到温暖惬意，冬天生有一只大火炉，桌子与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橱窗里陈列着新书，墙上挂着著名作家的照片，有已故世的，也有依然健在的。那些照片看来都像是生活照，连已故世的作家看上去也似乎尚在人间。西尔维娅有一张生气勃勃、棱角分明的脸，一双褐色眼睛像小动物般灵活，像少女般欢欣。她的带波纹的棕发从白皙的前额往后梳，浓密地垂到耳际底下，在那儿唰地剪齐，正挨着她所穿咖啡色丝绒夹克的衣领。她那双腿长得很美，人很和气，老是笑盈盈、兴致勃勃的，她喜欢开玩笑和聊天。我认识的人里再没有一个待我更加和善的了。
我初次进入那家书店时非常胆怯，因为并未带够加入借书部的押金。她告诉我什么时候带够钱了再交都可以，接着便给我办了借书卡，还说我想借多少本都行。
她没有理由相信我。她不认得我，而我写给她的地址“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又是在一个再穷不过的地段。但她却是那么的高兴与喜滋滋的，非常欢迎我来，而在她身后，则是高抵墙顶并延伸到通往后院里间的一排排放满了书的木架，那可是书店的宝藏。
我首先从屠格涅夫开始，取下两卷本的《猎人笔记》和D.H.劳伦斯的一部早期作品，大概是《儿子与情人》，西尔维娅说我若是想就再拿几本，我便选了康斯坦斯·加内特译的《战争与和平》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你如果打算把这么些书全都读完，是不会很快再来的。”西尔维娅说。“我会回来交款的，”我说，“我住处还有些钱。”“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你方便的时候交付就是了。”“乔伊斯一般什么时候来？”我问。“他要来的话，总要到下午挺晚的时候了，”她说，“你从来未曾见到他吗？”“我们在米肖餐厅见到他和家人一起吃饭，”我说，“不过人家吃饭时盯着看很没礼貌，而且米肖是一家高级餐厅。”“你们在家里吃饭的吧？”“现在基本上是的，”我说，“家里的那位饭做得不错。”“你们住的那一带近处没有什么好餐馆，对吧？”“没有。你怎么知道的？”“拉尔博在那边住过，”她说，“除了这一点，他倒是挺喜欢那一带的。”“挨家近些味道还行的便宜餐馆，就得往先贤祠那边走过去一段了。”“那一带我不熟。我们就在家里吃饭。你和你太太有空一定要来呀。”“等你先看我是不是把款付清了再说吧，”我说，“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的邀请。”“书也不用看得太急的。”她说。
在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的家是个两居室的套间，没有热水也不带卫生设备，只有一个消毒便桶，对于一个习惯了密歇根州室外茅房的人来说倒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是这儿能眺望美好的景色，地板上铺上弹簧软垫便是张挺舒服的床，墙上挂有我们喜欢的画，那就是个让人感到欢乐愉快的住处了。我捧了一摞书回到那里便告诉妻子我发现的那个好去处的种种情况。“可是塔迪，今天下午你就必须去把钱付清了。”她说。“我当然会的，”我说，“咱俩一块儿去。然后就沿着河边和码头散步。”“咱们还是走塞纳路吧，这样就能看所有的画廊和商店橱窗了。”“那当然。咱们可以信步而行，见到哪家新开的咖啡馆，就进去坐坐，那里我们不认识谁，也没有谁认识我们，咱们可以喝上一杯酒。”“咱们可以喝两杯。”“然后再找个地方吃饭。”“不行。别忘了咱们还得付借书部的钱呢。”“那我们回家吃，吃一顿挺有味道的饭，喝从合作商店买来的博纳酒，你从窗口望出去就能见到橱窗上贴的博纳酒的价格。吃完饭我们看一会儿书然后上床亲热亲热。”“咱们永远不爱别人，光就咱俩好。”“就是。绝对不爱别人。”“多么美好的下午和傍晚啊。我们现在就吃饭吧。”“我可饿坏了，”我说，“我在咖啡馆写作时光喝了一杯奶油咖啡。”“写得顺利吗，塔迪？”“我看还行。我希望能这样。咱们午饭有什么吃的？”“小红萝卜，还有挺嫩的小牛肝配土豆泥，外加菊苣沙拉。最后是苹果馅饼。”“咱们能弄到世界上种种好书读了，出外旅行时还可以带上。”“这样做不违规吧？”“当然没有。”“她也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吗？”“当然。”“我的天，”她说，“你找到了那样的地方，咱们太幸运了。”“咱们一直都是交好运的。”我说，就跟傻瓜似的，竟忘了去敲敲木头。公寓里随处都有木头，要敲到太方便了。
塞纳河畔人
从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高处走向塞纳河边有许多种走法。最短的一种就是沿街直下，可是路很陡，而且在你来到一片平坦些的地面，穿过圣日耳曼大街起始处交通繁忙的街口时，便会进入一段阴暗沉闷、寒风阵阵的河岸，右边是一个葡萄酒棚库。此处与巴黎任何别的市场都不一样，是某种扣压葡萄酒以待交清欠税的关栈，外表跟兵站或是囚犯营一般死气沉沉。
跨过塞纳河的支流便是圣路易岛了，这里街道狭窄，古老的房宅高耸、美观，你可以跨过支流上这边来，也可以往左拐，沿着与圣路易岛一般长隔河并行的码头前行，走不多远，对面就是圣母院和西岱岛了。
在沿码头摆的旧书摊上，你有时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到美国刚出版不久的书。当时银塔餐厅楼上有少数几个房间可以出租，房客在餐厅用膳还可以打折，他们离开时若是扔下书不要了，不远处码头边上正好有个书摊，茶房便把书撮堆卖给女老板，而你呢，就能用不多的几个法郎把书买到手。女老板对英文书缺乏信心，好在收进来几乎没花钱，多少有点赚头便愿意尽快脱手。“这些书里可有本把稍好点儿的？”我们混熟后她问我。“偶尔也能碰上一本。”“怎么看得出来呢？”“我读过就会知道了。”“这仍然是撞大运嘛。再说有几个人能读懂英文书呀？”“你收到了给我留几天，让我翻上一遍。”“这可不行。没法给你留。你又不是经常路过这儿。你隔上好一阵才会来一趟呢。我得尽快出手。谁说得上它们是不是垃圾呢。如果真是垃圾货，就得砸在我的手里了。”“那你怎么判断哪本法文书值钱呢？”“首先看有没有插图。然后，再看图画的水平怎样。完了就看装订。如果是好书，那么书的主人自然会把它好好装订的。所有的英文书倒都是装订的，可是装订质量很次。让人没法判断是不是好书。”
过了银塔餐厅附近这个书摊，要一直走到大奥古斯丁码头才会有卖英美书的摊子了。从那里再往前走一直过了伏尔泰码头，还有几家书摊，专门卖从左岸旅馆特别是伏尔泰旅馆的职工那里收来的书，住这一家旅社的阔游客最多。有一天我跟另一个和我有点交情的女摊主打听，可有游客来卖书的。“没有的事，”她答道，“他们把书一扔就走人。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些书不值钱嘛。”“准是朋友送给他们坐船时随便翻翻的。”“那还用说，”她说，“他们扔在船上必定更多。”“他们大批大批地扔。船运公司收拢来装订一下，于是便补充到船上的图书室里去了。”“真够聪明的呀，”她说，“至少是能装订得好一些了。这样一来书就能多值点钱了。”
在我写作告一段落或是打算想清楚一个问题时，我总会沿着码头走走。如果在散步，在干点什么活儿或是看别人干他们内行的活儿，思考起问题来便会更容易一些。在西岱岛尖端新桥底下立有亨利四世铜像处，岛端尖得像一条船的船头，水边有个小公园，近水处长着些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枝叶纷披，塞纳河流过，形成些急流与回水处，这里便是最适宜于垂钓的地点了。你走下一段台阶来到小公园，就能看到岸边以及大桥底下的垂钓者了。最佳钓鱼处会随着水的涨落而有所变动，钓鱼人用细长、一段段接起来的钓竿，但是接钩绳极细，设备都极轻巧，浮子则是用翎管制的，他们把鱼饵扔在最最合适的那几个点上，完全是专业水平。他们总能钓到一些鱼，有时手气好，便能钓到不少形状与绦鱼相似的鱼，按他们的说法是goujon。这种鱼整条放在油里一煎喷喷香，我能吃下去一大盘。这种鱼肉头很厚，也很嫩，甚至比新鲜沙丁鱼还要香，而且一点也不油腻，我们总是连骨头什么的全吃下去。
享用这种鱼的最佳去处之一是下默东那里伸出在河上的一家露天餐厅，我们稍有几个钱能离住家一带远点儿的地方去小游一番时，便会上那儿去。那家餐厅叫“圣迹渔场”，卖一种上佳白葡萄酒，为麝香葡萄酒里的一种。这地方宛若出自莫泊桑笔下的一篇小说，眺望到的河上景色简直就是西斯莱曾经画过的。其实光是为了吃鱼倒不必非得走那么远，就在圣路易岛也完全可以饱餐一顿美味的油炸鱼。
我结识了几个钓鱼人，他们在圣路易岛和绿骑士广场之间塞纳河鱼最多的地段钓鱼，如果天气晴朗，我会打上一升葡萄酒，带上一个面包、几根香肠，坐在阳光下读我买到的书里的一本，一边瞅他们钓鱼。
游记作家写到塞纳河上的钓鱼客时，仿佛他们都是一群疯子，连一条鱼都未能钓到过；其实他们是当作一回事认真干的而且收益颇丰。大部分的钓鱼者都在领着微薄的养老金，但当时根本没想到过不多久就会因为通货膨胀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另外的那些水平更高的则是轮休时或是下班之后来钓鱼的。在马恩河汇入塞纳河的沙朗通以及巴黎两侧郊区都有更佳的钓鱼处，但巴黎市内就有极好的钓鱼地点。我之所以不钓是因为我没有设备，而且我更愿意攒点儿钱上西班牙去钓。再说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作品什么时候能写完，什么时候会给派去出差，我也不希望沉迷于此道，因为它是有旺季与淡季的。不过我密切地关注着，它很有趣，很值得深入了解，而且见到有人就在城市中心钓鱼，还真的能钓到，为数不算少，的确能带上几条煎好的鱼拎回去与家人共享，我总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有了垂钓者与河上的生活，还有漂亮驳船与船上自成格局的生活方式，有能折起烟囱在桥洞底下钻过去身后拖曳着一长行驳船的拖轮，有河边石堤上高大的榆树、悬铃木，偶然也夹杂着几株白杨，我沿着河边走便永远也不会感到寂寞。城里有那么多树木，你自然每天都能看到春天正在来临，直到刮过一夜暖风后，早上起来，春天真的来到了。但有时会泼下一阵冷冷的大雨，又把春天赶了回去，仿佛春天永远不会再来，你生命中真的失去了一个季节。这就是巴黎唯一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时节，因为这是违反天时的。秋天，人会变得忧郁，这是常情。每年，树叶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暴露在寒风与凛冽日光之下，这时节，你身子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可是你知道春天总会来到，正如你知道河水冻住后必定会再次奔流。可是当连绵寒雨扼杀了春天时，这就跟一个青年无端被夺去生命一样。
在那样的日子里，虽然春天最终还是会姗姗来临，但一想到它差点儿被扼杀，总不免让人胆战心惊。
一个虚假的春天
春天来临时，即使仅仅是虚假的春天，除了找寻个去处能使人过得最快乐，就再没别的问题了。唯一能败坏这一天的就是人。只要你能做到不去约见什么人，那么这一天就能过得无拘无束。给愉快心情制造障碍的永远是人，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本身一样美好的人。
春日清晨，我总是早早儿就开始工作，妻子仍在酣睡。窗户全敞开着，街上让夜雨淋湿的鹅卵石正逐渐变干。在太阳照耀下，窗子对面那排房屋潮滋滋的墙面也一点点干了。商店还关着门。牧羊人吹着风笛顺着街道走来。住在我们上面一层的一个女人捧着只大罐子走在人行道上。羊倌挑了只乳房鼓胀的黑奶羊，将羊奶挤进罐里，这时候，他的牧羊犬把另外那几只羊往路边轰赶。这群羊四下张望，像观光客似的扭动着脖颈。羊倌从女人手里接过钱，谢过她，又吹起风笛沿着街继续走去，那条狗把羊群往前轰，羊角上上下下一颠一颠。我又接着写作，那个女人抱着奶罐上楼了。她穿着一双打扫卫生用的毡底鞋，所以走到我们门口稍停片刻时，我只能听到她的喘气声，接着又听到了她的关门声。她是我们这个楼唯一订羊奶的顾客。
我决定下楼去买一份《赛马晨报》。再穷的居民区也不至于连一份赛马报都无处可买，可是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得尽早才能买到。我在护墙广场拐角处笛卡儿路上买到了一份。羊群也正顺着笛卡儿路走，我大口吸进清新空气，快步往回走，爬上楼梯，好把手头的活儿干完。我方才真忍不住想待在外面清晨的街上跟着羊群继续往前走呢。可是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我先看了看报纸。昂吉安会有场比赛，那是个漂亮的、扒手扎堆的小型跑马场，圈外人倒觉得这儿蛮适合自己。
好吧，今天我把活儿干完了就去看赛马吧。我替多伦多一家报纸写过东西，那边汇来了一些钱，倘能找到合适对象那咱们就来上一次“远投”。有一回在奥特伊马场，我妻子在一匹叫“金山羊”的马身上押过一笔钱，赔率是120：1，那马领先了足足二十个马身，却在最后一次跳栏时摔倒，使我们输掉了整整六个月从牙缝间省下的钱。我们曾下定决心再不去想这档子事了。那一年，在“金山羊”事件前，我们都是既顺风又顺水的。“咱们真有余钱赌上一把吗，塔迪？”妻子问我。“没有。咱们只能考虑手头有的这些了。你还有什么地方要花钱吗？”“这个嘛……”她嗫嚅道。“我明白。这一阵日子过得很紧，我很抠门，把钱袋捂得太紧了一些。”“这倒没有，”她说，“不过……”
我知道自己近来是过于俭省了，日子的确过得很寡淡。一个专心工作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是不会在乎日子过得苦不苦的。我想到水平不如我们的人却能享用浴缸、淋浴设备和抽水马桶以及出门旅行时能享受到的种种服务——我们倒还是能时不时出门旅行的。街尽头河边处也总开有一家公共浴室的。我妻子就只是在“金山羊”摔倒时哭过，对其他那些事从未抱怨过一声。而且我记得，她是为心疼“金山羊”而哭，而不是因为输了那笔钱。她想买一件灰羊羔皮短夹克，我当时很不理解，不过她还是买了，我一见到倒也是挺喜欢的。我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都做得很傻。这一件件事都是与贫穷做斗争的内容之一，你只有不花钱才能战胜贫穷嘛。尤其是在为了买画只好不买衣服的时候。但是当时我们从不把自己看成是穷人。我们绝不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而我们所鄙视与认为有充分理由不加信任的人正是有钱人。把圆领运动衫穿作内衣来御寒，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只有富人才会觉得这么穿不合体统。我们吃得不错，花钱不多，我们有好酒水喝，花钱不多，我们睡得很舒服，挤在一块儿挺暖和的，彼此相亲又相爱。“我想我们应该去，”我妻子说，“咱们都这么久没去了。咱们带一顿午饭和一些酒水去。我来做一些特别好吃的三明治。”“咱们坐火车去，这样更便宜些。不过要是你觉得还是不去的好，那咱们就不去。今天不论干什么事咱们都会觉得有意思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我认为咱们应该去。”“你是不是宁愿把钱花在别的上面？”“没有，”她高傲地说，她那副可爱的高颧骨表现高傲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了，咱们是什么人呀？”
于是，我们从北站乘上火车，穿过城里最肮脏、最让人糟心的地区，然后从侧线步行走到绿洲般的赛马场。时间还早，我们在新修剪过的斜草堤上铺上我的雨衣，坐下吃午餐，对着瓶口喝白葡萄酒，一边眺望那老旧的看台与棕褐色的售票小木屋，还有长着青草的跑道，一道道深绿色的跳栏，以及泛出褐色暗光的障碍水潭与刷白的石墙、白色立桩和栏杆、刚透出嫩绿叶芽的树丛底下的围场与正被牵出在缓步而行的那第一批马。我们又喝了几口酒，细心研究报上所登的赛马程序表，我妻子躺在雨衣上假寐，任凭阳光照晒自己的脸。我朝有人处走去，遇上一位昔日在米兰的圣西罗赛马场结识的老熟人。他向我提了两匹马的名字。“告诉你吧，指望靠它们赢大钱没门。但也别让赌价太高吓得不敢下手呀。”
我们把一半的赌本押在第一匹马的身上，赢了，赔率是一赔十二，这马跳跃动作特别漂亮，它跑在最靠外的那个圈子上遥遥领先，到达终点时足足领先四个身位。我们把赢来的钱留下一半，收好，剩下的全押在第二匹马的身上，它冲在头里，一路率先跃过障栏，在平地上跑时好不容易才领先一点点首先冲刺，而为大家看好的那匹随着每次跳障与两次挥鞭紧紧撵上来，距离越来越小。
我们走到看台下面的酒吧里去要了杯香槟，一面等待公布赢马能配发的款额。“天哪，赛马真让人神经受不了，”我妻子说，“你没看到那匹马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撵上了吗？”“我的心脏至今还在嗵嗵跳呢。”“能赢多少钱？”“方才牌价上写的是十八比一。可是没准儿最后又有人在它身上下了不少赌注。”
赛完的马群走过来了，咱们的那匹浑身湿漉漉的，鼻孔大张着在喘气，骑师轻轻拍打着它。“真可怜呐，”我妻子说，“我们也只是下了点赌本罢了。”
我们观看着马群走了过去，又喝了杯香槟，这时，赢钱的赔率出来了，1：8.5。这就是说你买十法郎马票能拿到八十五法郎。“必定是有人在最后一刻投进去了一大笔钱。”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是赢了不少钱，对我们来说，能算是发了一大笔了，如今我们是既享受到春天，又有了钱。我寻思这也就是我们冀盼能得到的一切了。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里，如果把赢来的钱分成四份，一人花掉四分之一，剩下那一半可以留下来当赛马的本钱。我把这笔赌本悄悄放好，不让它跟别的钱相混。
那一年晚些时候，有一天，我们一次外出归来，又在某条马道上交了红运，在归途上，我们于普律尼饭店门前停下，在细细研究过橱窗里标明的精美佳肴的价格单后，我们走进去在酒吧间里坐下。我们点了牡蛎和墨西哥螃蟹，还要了几杯桑塞尔葡萄酒。在晦暗中我们穿过蒂伊勒里公园往家走，停住脚步，越过骑兵竞技场拱门眺望那一个个黑沉沉的花园，以及憧憧黑影后面协和广场上的华灯，再就是逐渐升高的灯火所通向的凯旋门。接着，我们扭过头朝卢浮宫的幽暗处望去，我说：“你真的认为三座拱门是成一直线的吗？这儿的两座跟米兰的赛米昂纳拱门？”“我说不上来，塔迪。人家这么说，他们总该是清楚的吧。你还记得吧，咱们那回在雪地里爬山，翻过圣伯纳山隘到达意大利这一边就进入了春天，你、钦克还有我就在这片春光里走了一整天，一直走到奥斯塔？”“钦克说这是‘穿着出客皮鞋翻越圣伯纳山隘’。还记得你穿的那双鞋吗？”“我那双可怜的鞋哟。你可记得咱们在画廊边上的比菲餐厅吃什锦水果，一大缸加了冰块的高脚玻璃杯，浇上卡普里白葡萄酒，再往里放新鲜桃子和野草莓？”“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琢磨三座拱门的说法不靠谱的。”“对赛米昂纳拱门我还有印象。跟这一座模样是差不多。”“你还记得阿格尔的那家小旅馆吗？就在那儿，有一天我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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