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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3 18: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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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宾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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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分析

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分析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来硏究气候变化,通过对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中影响力较大的DICE、RICE系列模型进行模型结构上的修改,利用修改后的模型DICE-E、RICE-E对化石能源消耗增长趋势、我国碳减排的定量评估、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变迁等问题进行分析,对碳减排历史责任原则进行再思索,对未来孩排放进行预测,并对未来的碳税减排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作者简介

1972年1月出生,湖南湘阴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大李宾,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获得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UCSD2014年度访问学者、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硏究方向为经济增长理论、气候变化经济学。近年来,在《经济学》(季刊)、Economics Letters、《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代序 威廉•诺德豪斯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鉴于本书内容与威廉•诺德豪斯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他又刚刚荣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本文中对这位气候变化经济学奠基人的学术成长历程和学术成就作一个简要介绍。一、气候变化与经济学

传统上,气候变化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这一议题源自于由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过多过快,超过了地球生态系统吸纳它们的速度,从而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不断累积,有可能使得地球表面温度升高,而这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Cline,1991)。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氟氯化物、氮化物。它们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流动涉及到对大气、海洋、极地冰川、森林植被、农作物、能源、环境等的考察,温室效应的原理则来源于物理学的热辐射。所有这些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不定期发布的专题报告,就是在自然科学的最新文献基础上综合而成的。

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其切入气候变化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Nordhaus(1982)给出了两点理由。一方面,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起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发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Mendelsohn等人(1994)表述了一个更深层的理由,那就是自然学科在做预测时,往往使用简单的外推法,比如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相挂钩。这样的处理方法忽略了微观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如果气候变得干旱,那么,农场主可以选择不种植小麦,而改种对水分要求更低的玉米。类似地,如果政府出台碳税,企业可寻求替代能源,从而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时,GDP增速并不一定放慢。可见,自然学科在探索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上固然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如果涉及遏制气候变暖的政策实践,那就绕不开经济学。

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的论文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此文虽短,却对二氧化碳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都有所论述。文中所表述的许多忧虑,在近30年来逐渐在现实中一一呈现,比如国际合作的艰难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诺德豪斯在发表此文之前,经历了大约15年之久的研究重心转型期。

1967年,26岁的诺德豪斯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教职。在随后的6年中,他的论文涵盖了经济增长、技术变化、税收、价格水平、劳动工资等较为宽阔的研究领域。从此阶段所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十余篇论文和一部著作来看,诺德豪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增长理论,兼顾向其他领域探索。由于受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他也开始研究资源经济学(Nordhaus,1992),并从1973年开始发表此领域的论文。从1973到1982年,诺德豪斯仍然是一位多产的研究者,发表论文24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关于资源与气候变化的仅为4篇论文和1部著作。从1974年(Nordhaus,1974;1977)到1982年(Nordhaus,1982),他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虽然资源的数量在表面上是有限的,但科技的潜力却能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真正对未来构成潜在威胁的是具有全球外部性的温室效应;而在几个主要的温室气体中,又以二氧化碳的惰性最强、存量最大,因而最难治理。

从1982年开始,诺德豪斯表现出主攻气候变化的研究倾向。对于一个在宏观领域几乎可以无所不为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自然是由于他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比其他方向更具有研究价值。然而,这注定了是一条艰辛无比的道路。一方面,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尝试过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探索,诺德豪斯却要在几乎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这其中蕴藏着很大的研究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不是一个问题,气候是不是在朝变暖的方向发展,以及即便如此,其原因是不是由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直都存有争议。这种分歧削弱了自然科学界劝说大众采取行动来遏制全球变暖时的可信度。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气候变化经济学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属于经济学里的冷门旁支。直到2006年,斯特恩报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关注,人们才发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文献都在不断地引用同一个名字:诺德豪斯。二、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

俗话说,知易行难。认识到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是一回事,要在这个“蛮荒之地”上以经济学切入进去,则是另一回事。从1982年到1991年,是诺德豪斯在学术领域相对沉寂的一段时期。虽然他的论文发表数量仍然不少,接近30篇,但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的论文仅有1篇,远低于1982年之前的水平。为何如此呢?这应该就是在探索一条新路的过程中遭遇巨大困难的体现。诺德豪斯在尝试着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即: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形成一个循环流。其中,经济系统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如今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这一框架。

Nordhaus的论文To Slow or Not to Slow: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1991)的发表标志着IAM的发端。此前的数篇论文都是在为它的出现做模型架构和数值计算上的准备。以诺德豪斯的功底,在一般均衡框架里纳入生态系统的影响并非难事。他创造性地把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引入到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如图A-2所示,横轴代表温室气体下降的百分比,纵轴为实际货币值。若任由市场自发运行,从而温室气体不减少,那么对社会的损害为Z点的高度值。当社会投入资源以降低温室气体时,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但温室效应的边际损害将随着温室气体存量的减少而逐步降低,这可被视为是减排的边际收益。E点为MR=MC的均衡点。此时,社会总成本是区域B的面积,社会总收益是区域B+C的面积,从而减排将带来区域C面积的社会净收益。上述分析思路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原理。

诺德豪斯面对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需要了解生态系统运行方面的大量知识,并对如何取舍以放入模型系统中做出判断。比如,图A-2中温室效应的边际损害曲线,在理论上把它假设为向右下方倾斜,这样做是十分容易的,但具体的下降路径是怎样的,边际损害的具体数值是多少,估算起来却很困难。而且,对于只有自然科学常识基础的人,必须具有敏锐的嗅觉和极高的效率,才不至于淹没在知识的海洋里。另一方面,对动态一般均衡系统的跨期优化方程做数值模拟,当时无论在编程上、算法上还是在硬件设备上,都存在着许多困难。就算以今天的培养方案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博士,多数在编程上也都是门外汉。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经济学教授,却要去寻找合适的程序并从头开始学习它,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Nordhaus(1991)的竞争对手是IPCC于1990年发布的第一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与IPCC的专家们借助超级计算机来模拟全球系统的变化相比,诺德豪斯用的仅仅是一台芯片为486-66处理器的普通电脑。然而,诺德豪斯的理论在理念上却更胜一筹。IPCC仅仅关注纯粹物理世界的变化,忽略了人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这使得IPCC的碳减排代价估算结果比诺德豪斯的高出许多。在2001年发布的第三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IPCC承认了IAM模型的优势,并开始在其自己的框架里嵌入更具有微观基础的经济系统模块。

在Nordhaus(1991)之后,纷纷有其他的研究者跟进。但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生态领域,现有的知识都还相当有限,但IAM却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而过于复杂的系统则更加难以分析研究,所以不同的研究者往往只能选择把一部分因素放到模型系统里。较大的自主选择性使得IAM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有的IAM侧重于生态系统,有的侧重于经济系统。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二十多个不同版本的IAM模型,其中较为重要的有MERGE(Manne,et al.,1995)、DICE(Nor-dhaus,1994)、RICE(Nordhaus & Yang,1996)、FUND(Tol,1997)、PAGE(Hope,2006)。在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中那些详细的文字分析背后,其基础性的技术工作就是PAGE模型。到了2001年,形势的发展还催生出了一个名为“Integrated Assessment Journal”的新期刊。这反映出基于IAM所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科领域。

作为IAM的先驱,诺德豪斯并未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在Nordhaus的论文To Slow or Not to Slow: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1991)基础上,他先后发展出DICE和RICE模型。其中,DICE是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对有效的碳减排方案做出判断。RICE则在接近现实的程度上更进一步,将世界分为十个区域,像美国、中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为一个独立区域,其他区域则包含多个国家。每个区域为一个独立决策的主体,它们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下做出选择。基本的博弈环境有三个,即BAU(即没有碳减排承诺)、非纳什均衡解、完全合作解,分别对应了完全不合作、有限合作、完全合作三种情形。由此计算出相应的碳税和碳排放轨迹,为判断未来的形势提供参考。之后,诺德豪斯继续修改和充实DICE、RICE模型,先后推出了RICE-1999、DICE-2007、RICE-2010等不同改进版本。最新的RICE-2010在上一版本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海平面上升的模块。Nordhaus(2010)使用RICE-2010对哥本哈根协议的结果进行预测,结果发现,即使各国完全按照各自所承诺的方式推动碳减排,也不足以达到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控制在2℃以内的既定目标。

从1991年到2011年,诺德豪斯共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12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论文所发的期刊了涵盖了AER、《科学》《美国科学院院刊》这几个不同学科领域里的顶尖学术杂志,而且数量达到了17篇之多;其他的一流期刊更是不胜枚举。由于他的杰出学术贡献,诺德豪斯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光环,其中最耀眼的是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2009年,外界一度风传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虽然当年未能获此殊荣,不过在2018年,现年77岁的诺德豪斯真的迎来了一份来自瑞典的贺礼。三、学术论争

学术之路无坦途。要做出任何一个创新,都需要克服外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不仅如此,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有不同的观点,这就必然会发生学术争论。诺德豪斯与IPCC在研究方法上的较量是在无声无息中展开的,最终IPCC明确声称接纳IAM的方法;当然,诺德豪斯自己也在生态系统模块上努力往IPCC的方向靠拢。这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发展,可以说不存在输家,是双赢的结果。不过,诺德豪斯撰文参与的另两场争论,则有效地帮助后续研究者避开了学术暗礁。

第一场争论是关于罗马俱乐部对经济增长的悲观看法。早在1972年,一本名为《增长的极限》的著作提出了“有限的资源最终会使得经济停滞”这一观点。Nordhaus(1974)给予了间接的反驳。他通过列举科学数据来说明,虽然化石能源储量仅能支持520年的使用,但是如果开发利用核能,则以当时的能源消耗量,尚可支撑530亿年的使用。这还未包括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所以,对资源有限性的担忧是不必要的。然而,令诺德豪斯意外的是,罗马俱乐部为纪念《增长的极限》出版20周年,于1992年出版了《超越极限》,对全球性资源危机再次发出警告。

这次,Nordhaus(1992)深入分析了前后两部著作的技术方法,发现它们所用的模型系统基本上完全相同,只做了微不足道的改变。它们都忽略了技术变化与市场机制这两个因素的作用,而是完全从静态的视角去预测未来。诺德豪斯展示了多种资源的历史实际价格序列,以它们在长期所呈现的下降趋势这一事实来说明,罗马俱乐部的担忧与现实世界的数据并不一致。他进而提及,我们忽略的终极威胁,可能是地球容纳工业废物的容量的有限性,气候变暖、物种消失这一类可再生资源枯竭的信号,才更值得担忧和关注。

第二场是关于碳减排的行动缓急之争。温室效应的全球性意味着一国的碳减排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分散决策的机制下,这将导致碳减排的力度偏弱。为了有效地遏制气候变暖,就需要一个国际合作框架来协调各国的行动。而国际合作涉及到政治角力,其中的重要问题包括:是各国都以相同的力度减排还是可以区别对待?是一开始就强力减排还是可以逐步加强力度?2006年的斯特恩报告认为,若推迟减排或减排力度不足,则每年将付出20%GDP的巨大代价,因此主张各国立刻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以降低未来灾难的发生概率。在这一观点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被区别对待的程度很小,而且立刻的强力碳减排明显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斯特恩报告影响广泛,为欧美政治势力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强压中国起到了理论烘托的作用。

与斯特恩报告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气候政策坡道说(Olmstead & Stavins,2006),即近期的减排力度可以相对较小,在中远期再逐步加大减排的力度,而且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区别对待。这一主张是众多不同IAM模型得出的大致相同的结论。如果以宏观碳税来代表一国实施碳减排的力度,那么从近期到2100年,碳税的数额大致是从每吨碳十几美元上升到一百多美元。不仅诺德豪斯的计算结果是如此,其他研究者的结果也大同小异。而斯特恩报告的碳减排力度则是在近期就要征收大约每吨碳360美元的碳税(Nordhaus,2007)。既然斯特恩报告也是基于一个IAM展开的分析,那么,为什么两者之间的差异会这么大呢?

Nordhaus(2007)、Weitzman(2007)等认为,斯特恩报告的结论建立在不符合经济学传统的参数设定上。经济学文献通常将一年的时间偏好率ρ设定在3%—5%左右,而斯特恩从不同年代的人应该被平等对待的哲学视角出发,将其设定为0.1%,这大大强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重视程度,因而,为了抵消未来的风险,当前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很多。更重要的是,虽然单个参数的取值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几个参数的取值必须满足跨期优化方程——拉姆齐规则,即:r=ρ+σg。其中,r是净资本报酬率,在美国约为6%;g为人均经济增长率,约为1.3%;σ为CRRA型效用函数里的风险规避参数,取值通常在1-2之间。按照斯特恩的设定,ρ=0.1%,σ=1,那么在g=1.3%的经验事实下,将有资本实际报酬率为1.4%的推算结果,这明显与主流的估算结果不相同,或者说拉姆齐规则不成立;如果从r=6%来推算参数σ的值,则σ≈4.5,这一数值明显高于文献中的常用设定。可见,斯特恩报告的主张所基于的ρ=0.1%的设定,其合理性并不符合理论文献的传统。

除了上述几个学术观点的交锋之外,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上,诺德豪斯也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常见的碳减排手段有三种:行政管制、数量许可证及相应的交易市场、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机制。因行政管制容易引发效率损失,所以一般都不推荐。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Nordhaus(2006)认为,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数量控制型框架避免不了效率欠缺的问题,所以,要达到有效率的结果,还是需要借助价格机制。不过,采用碳税的方案也会带来不少问题。比如,不同国家的碳税水平是否应相同?若要求相同,则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若允许有差异,则差异为多少?差异的动态调整怎么进行?这些在政治上都很难达成一致。所以,这个方面的争执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四、小结

于成功时坦然转型,并转型成功,是诺德豪斯最与众不同之处。他26岁就获得博士学位和美国名校的教职,32岁成为教授,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在取得这样令人艳羡的成绩时,他开始关注资源经济学。在随后几年中逐渐产生了认识上的转变,越来越关注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议题。年过不惑之后,诺德豪斯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已收获颇丰,却开始艰难地转向气候变化经济学。经过9年之久的相对沉寂期,他终于开创性地构建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这个分析框架迅速成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甚至被本来专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IPCC也逐步吸收。1991年后,其他的研究者也相继构造出众多不同的IAM模型,使得IAM渐渐呈现出成为一个学科分支的趋势。不过,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和RICE模型始终是IAM中最有竞争力的两个模型。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结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用RICE-2010对这次峰会协议做出了学术性判断。

如今,任何一个尝试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耕耘的研究者,都无法忽略诺德豪斯的论文和著作。他观察问题的视角、构建的模型、所用的数据、编写的程序、近30年的长期坚持,甚至他那委婉、中肯的行文风格,对后来的人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诺德豪斯,那确实只是时间的问题——2018年才授予给他,并不算早。

说明:本文主要内容来源于向国成、李宾、田银华合作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4期的《威廉•诺德豪斯与气候变化经济学——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系列》一文。第一章 气候变化背景

近年来,人们时常听闻一些有关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消息。各类网站、电视或报纸上不时出现某些特别的场景,比如每隔几年就发(1)(2)生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冰川的消融与萎缩以及在困境中挣扎的北极熊——它们代表着许多物种正面临着种群层面的生存危机,等等。那么,这些现象是独立发生的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在这些消息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全球变暖吗?如果没看到证据,一个人不大能够轻易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且其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人类的活动。

这里首先介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重要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摘录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写为IPCC)的报告。它们构成本书的研究背景;从反面看,如果全球变暖并未发生,那么进行相关的研究就不是必要的了。

本章的结构如下。首先,从各个方面展示气候变化的原因,比如全球气温、降水。其次,介绍人们对这些现象发生原因的探索;它们是源自于自然界的变化,还是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再次,简要地提及研究人员对未来的预测。最后,为了对这些证据的可靠性有更好的理解,我们来了解一番IPCC报告的形成机制。(3)第一节 观察到的事实一、地表气温

图1-1是人们观测到的1850—2012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经过计算,研究人员发现,从1986年到2005年,平均地表温度为14.478℃。图1-1的数字标识,是以14.478℃为基准,显示各个年份(4)的平均温度与这一数值相差多少。图1-1纵轴所显示的0.6、-0.2就是代表某年全球地表气温偏离14.478℃的幅度。比如,0.6代表该年平均气温为15.078℃,-0.2则表示14.278℃。图1-1 1850—2012年全球地表气温偏离1986—2005年平均水平的幅度资料来源:IPCC AR5(2013)《自然科学基础》的《决策者参考》说明:198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4.478℃。

从图1-1能看出什么?从直观上看,该图显示出两个不同特性的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气温并没有呈现出显而易见的趋势性。全球年均气温大致以13.8℃为均值而上下波动。然而,自此以后,全球气温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地表气温均值从之前的13.8℃提高到了14.6℃;在百年时间跨度中,累计上升约0.8℃。图1-1的上半图为年度平均气温;下半图是以一个线段来展示每十年(比如2000—2009年)的平均气温,这是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观察全球气温的变化。从下半图,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气温上升的趋势。从一战到20世纪60年代,气温上升了约0.3℃;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上升幅度约为0.5℃。

图1-1清晰地表明,在百年的时间跨度上,我们的地球正在变暖。而且粗略地看,全球变暖呈现出微弱地加速的迹象。也许有人觉得,仅仅上升了0.8℃,幅度很小,不算什么。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个人感受。在最近的十年当中,本人所处的湖南省湘潭市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热。白天,尤其是中午到下午的时间段,由于气温太高,人们往往不愿意出门。而在30多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虽然没有空调,那时的夏天并未给人难以忍受的感觉。从图1-1看,当时的全球平均气温相比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仅仅相差0.3℃。这么小的平均气温差异,在个人感受里却相差较大。

第二个方面是气温变化分布的差异性。就日常生活经验而言,在某个平均气温下,不同地方的升高幅度也往往不同。城市中心区的热度更高一些,而山区则凉快一点。即便在城区,高楼林立的中心区也会让人感觉更热,而公园则稍许凉爽。因此,即便平均气温升幅仅仅为0.8℃,全球变暖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根据研究报告,热带和高纬度陆地比其他区域变暖的幅度更大;海洋变暖的幅度总体上小于陆地的;在北半球,1983—2012年可能是过去1400年来气温最高的30年。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百年之间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略高于1℃。也就是说,虽然全球平均的地表气温只是上升了0.8℃,然而,人们所经历的实际气温变化却往往高于它,尤其是在人口稠密地区。

第三个方面是一个数字。我们知道,地球在40多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多个冰川期和间冰期。冰川期是指地球表面覆盖有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两个冰川期之间相对温暖的时期,则为间冰期。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得知,冰川期应该比现在要寒冷。但是,到底寒冷多少摄氏度呢?研究表明,上一个冰川期的全球平均气温,只比现在低了4℃到5℃。地球经历了数千万年,气温才上升了4℃到5℃,而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这最近一百年,全球气温就上升了接近1℃。这说明了什么?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如此短的时期内的温度变化如此之小,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呢?二、降水

除了气温这一最直接的证据,气候变化的发生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其中,受温度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水——不管是液态的降水,还是固态的冰。研究报告展示了全球2010年相对于1901年的平均年降水量变化。研究发现,全球的降水分布变得没有那么平均了,或者说,规律性变得更混杂乱。有些区域的降水比以前更多,而有些区域却更少。比如,北半球中纬度的降水就有所增加。在极端情况下,地球上可能同时出现洪灾和旱灾两种极端天气。全球的水循环变得更加不规则了。三、冰雪

图1-2展示的是北半球在春季(3—4月)的平均冰雪覆盖面积。从图1-2可以看到,存在两个稍有不同的阶段,大致以1990年为界。1990年之前,北半球的平均冰雪覆盖范围约为3700万平方公里,而1990年之后的平均面积仅为约3500万,减少了20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中国六个省区的面积。这个小数目可以忽略吗?图1-2 北半球在春季(3—4月)的平均冰雪覆盖面积资料来源:同图1-1。

图1-3展示了北冰洋的夏季(7—9月)平均海冰范围。图1-3显示出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1900—1950年,夏季的平均海冰面积略高于1000万平方公里;从1960年开始,这一面积逐渐缩小,到近年已经减少到不足600万平方公里的水平。新闻资料里时不时出现的受困的北极熊,最能体现出气候变化对海冰面积大小的影响。夏季对于北极熊而言是个艰难的时期;由于许多海冰变成了海水,北极熊为了寻找食物,需要游泳的距离越来越长。当北冰洋的夏季海冰面积越来越小时,北极熊的生存数量注定将会下降。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关心北极熊呢?我们关注北极熊,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可爱,更重要的是,它们易于观察;它们的生存条件的恶化,是所有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物种的代表。图1-3 北冰洋的夏季(7—9月)平均海冰范围资料来源:同图1-1。

图1-4展示的是全球海洋上层(从海平面到水下700米)的平均热容量。其纵轴的度量单位是与1970年海洋热容量测算值之间的差。可以看到,海洋上层的热容量呈一个增加的趋势。这意味着,地球的海洋上层变热了。实际上,与地表气温的上升相比,海洋的变暖才是气候系统中热能增加的主要去处。从1971年到2010年所增加的热能中,百分之九十多的热能都储存在海洋。海洋的变暖会带来不少问题。其中令人关注的一点是,二氧化碳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是能够溶于水的。水的温度越低,二氧化碳越容易溶解进去;海水温度升高,意味着二氧化碳将越来越难以溶解于海洋,从而更多地留存于大气中,温室效应将更强,未来全球变暖的形势也将变得更为严峻。图1-4 全球海洋上层的平均热容量说明:海洋上层是指从海平面到海平面以下700米。资料来源:同图1-1。

图1-5展示了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上升趋势。从1901年到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大约20厘米。在百余年时间跨度上的这一上升速率,超过了过去200万年的平均速率。图1-5 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资料来源:同图1-1。

图1-6展示的是留存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的浓度。所用2的度量单位ppm是一个密度的概念,即每100万个空气分子中有多少个二氧化碳的分子。可注意到,这不是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是一个存量,即大气中存留了多少二氧化碳。实际上,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含量在过去的80万年里升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工业时代之前相比,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40%。这首先是因为化石燃料的燃烧所引起的,其次的原因是土地利用的变化(比如植被的改变)。)浓度图1-6 留存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资料来源:同图1-1。

作为一种气体,二氧化碳主要留存于大气中;其次,它还可以溶解于水。研究发现,在由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中,有大约30%被海洋吸收了。这导致了海洋的酸化。图1-7显示了海洋表层的二氧化碳含量和海水的pH值。其中,pH值是对水的酸性的一个度量。从图1-7可以看到,与海洋所含二氧化碳数量不断增加(由蓝色线条显示)相对应的是,海水的pH值(绿色线条显示)呈现下降的趋势。pH值越低,意味着海水越酸。这意味着,海洋正处于一个酸化进程之中。海洋的酸化会对海洋生物产生哪些影响,尚不得而知;但是,粗略地看,它将改变海洋生物所处的熟悉环境,所以对很多生物而言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含量和海水的pH值图1-7 海洋表层的CO2资料来源:同图1-1。第二节 气候变化的原因

上面显示的各方面证据显示,全球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自然界自身的变化,还是源于人类的活动?许多研究者为回答这一问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一个概括性的判断是,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变暖、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以及我们对气候系统的理解,都在支持这一判断。

从更科学的角度说,研究者们是借助气候模型来做出这一判断的。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与简化,不需要捕捉现实世界的全部细节。气候模型的重点是给出气象方面的模拟结果。如果某个模型能够拟合出较长时段上的地球气象特征,那么,用它来模拟近百年的气象特征,是不是具有可靠性呢?这就是研究者们的思路。气候模型在经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可以重现大洲级别的地表温度的历史轨迹。问题在于,如果不包含人类的活动,是否可以再现近些年的变暖现象呢?遗憾的是,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连近似的拟合都做不到。假如气候模型只包含自然界自身的各种变化过程,那么,研究者将无法复制近百年所观察到的全球变暖。而当加入人类活动后,却可以做到这一点。鉴于这些气候模型在再现以往成千上万年的气候变化时是适用的,它们甚至能模拟出火山爆发后对气候的冷却效应,所以这种拟合上的差异强有力地支持了人类活动是近百年中全球变暖主因的判断。

实际上,人类的影响在气候变化的多个方面都能观测到。这些方面包括大气和海洋的变暖、全球水循环模式的改变、冰雪覆盖面的减少、全球平均海平面的升高以及一些极端的气象事件。支持人类活动是主因的证据在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目前已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人类的影响是20世纪中期以来所观察到的全球变暖的主导性因素。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活动是怎么影响气候系统的呢?气候模型仅仅识别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但是两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则需要首先来了解一下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又称“花房效应”,是大气保温效应的俗称。它是指源自一个行星表面的热辐射被大气中温室气体吸收并向所有方向再辐射的过程。就像在生活中,即使我们没接触到别人,有时也能间接感受到其他人的体温一样,几乎所有的物体都在向外发散热能。地球也是如此。温室效应是专指由所有行星发散出去的热辐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地球一个行星。

图1-8显示了温室效应的能量交换过程。太阳的辐射以可见光的频率(短波辐射)到达地球。这些可见光中的大部分能穿过地球的大气层,加热地球表面。地球获得热能后,再以较低频率的红外辐射往外发散热能(长波热辐射)。诸如二氧化碳之类的温室气体,均具有吸收红外辐射的特征。当地球大气吸收了大部分的地球红外辐射后,变热了的大气也会向外发散热能。由于气体分子悬浮在空中,所以它们的热辐射是朝所有方向发散的。当一部分热能消散于外太空时,有不小比例的热能被重新反射回了地球表面和较低的大气层,这就使得地表的平均温度要比没有温室气体的情况下要更高。这个机制看起来类似于用玻璃房栽培植物的做法:太阳光可以透过玻璃,加热玻璃房内部;但是热能却因玻璃的阻隔而难以散发出去,故名温室效应。然而实际上,两者的发生机制有所区别。玻璃房的温室是通过阻隔空气流动来实现的,而大气层的温室效应并未限制空气的对流。图1-8 温室效应示意图资料来源:Global Warming Art Project(Robert A.Rohde,2007)

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地球是一个完美导热的黑色天体,没有大气层,那么,太阳的照射会使得这个天体的温度达到5.3℃。然而,地球会反射大约30%的太阳光。如果让这个黑色天体也做到这点的话,那么,它的温度将是零下18℃。而我们真实的地球表面温度是大约14℃。两者之间所相差的大约33℃,这就是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起作用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温室效应只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这并不意味着温室效应就是不好的。实际上,正是地球的温室效应,才使得生命在这个星球上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另一方面,由化石燃料燃烧和森林砍伐为载体的人类活动强化了自然界的温室效应,造成了全球变暖,临近地球的金星就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温室效应。在那里,是不适合类似人类这样的生命存在的。这可视为是温室效应一步步强化后的远期图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保证温室效应不能越来越强;至少,我们应采取某些行动,来延缓温室效应逐步强化的速度。第三节 对未来的预测

综合各种研究,IPCC给出了对21世纪末气候变化形势的预测。

首要的一点是,全球地表温度的升高幅度将有可能超过2℃。不过,这一进程不是均匀地发生的,在不同年份上或者在不同的十年区间上,变暖的幅度会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区域分布上也存在差异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水循环会进一步改变。干旱和湿润地区的降水以及旱季和雨季的降水,它们之间的差异将更为明显;当然,也不排除有例外情况。在整个21世纪,海洋将持续变暖。热量从海洋表层往深海渗透,并影响洋流。北极的海冰覆盖范围持续缩小、变薄,北半球在春季的冰雪覆盖面积减少,全球冰川进一步萎缩。由于海洋变暖以及越来越多的冰脱离冰川或冰盖,海平面将不仅持续升高,而且升高的速度有可能超过1971—2010年观察到的速度。此外,气候变化将影响全球碳循环,越来越大比例的二氧化碳将带留在大气中,而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将进一步加剧海洋酸化。

总的来看,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将导致地球进一步变暖,气候系统各个方面的改变将进一步扩大。而且,由于决定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是二氧化碳的累积量,而不是当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将是持续发生的。即使温室气体的排放立即停止,地球变暖的持续时间也可能长达几个世纪。为了预防未来形势的过度恶化,人类必须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做出长期的承诺和不懈的努力。第四节 关于IPCC

上述气候变化的背景资料主要来自于IPCC的第五次报告。IPCC是一个国际机构组织;了解它的使命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我们把握上述背景资料的可靠性。

IPCC的中文全称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是设在联合国的一个科研机构,成立于1988年。当时,它由世界气象组织(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缩写为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缩写为UNEP)联合筹建;不久之后,即获联合国大会批准。

IPCC在做什么事情呢?每隔5-6年,IPCC会提供一份报告,概述全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进展。发布报告就是IPCC的主要工作内容。IPCC报告展示的是科学的、技术的和社会经济的信息。它帮助我们理解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气候变化风险的科学基础、潜在影响以及在适应和减排上的选择。

在2013—2014年,IPCC发布了第五份报告。该报告的总容量达到了大约4000页!如此巨大的容量,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很难消化的。所以,IPCC的报告里包含了一份《综合报告》(Synthesis Report),篇幅只有几十页。想对气候变化各个方面进行了解的人,看这份《综合报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IPCC的报告还从自然科学基础、减排、适应三个方面分别给出一份工作组报告。每份工作组报告的前面都有一章,名为《决策者参考》。它可帮助读者快速了解子报告的主要内容。前文所介绍的背景资料,就是来自于IPCC第五次报告《自然科学基础》的《决策者参考》。

IPCC为什么要提供报告呢?IPCC的报告是为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写为UNFC-CC)服务的。UNFCCC是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协定;它的最终目标是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某个水平上,从而不需要对气候系统进行危险的人工干预。在此公约下,国际社会需要了解气候变化的最新形势。IPCC的工作就是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IPCC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IPCC并不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它也不会对气候现象进行观察。它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文献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估。换句话说,IPCC报告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的文献综述。即便如此,也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在为IPCC报告而努力工作。这些科学家和专家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致力于报告的写作或者对报告内容进行评价。他们并不从IPCC那里获得薪水。当报告初步成型后,会送交各国政府审阅。其中,《综合报告》更是由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所有参与国(有120多个国家或地区)逐行逐句地审阅和批准。

IPCC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气候变化领域的权威。它的报告既包含了顶尖气候科学家们的共识,也获得了UNFCCC参与国政府的认可。要做到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而IPCC却同时都做到了这两点。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气候变化议题太过重要,于是人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方式,来表达相关的判断或意见。(1) 厄尔尼诺(El Nio)是西班牙语,又称“圣婴现象”,是秘鲁、厄瓜多尔一带的渔民用以称呼一种异常气候现象的名词。正常情况下,热带太平洋区域的季风洋流是从美洲走向亚洲,使太平洋表面保持温暖,给印尼周围带来热带降雨。但这种模式每2-7年被打乱一次,使风向和洋流发生逆转,太平洋表层的热流就转而向东走向美洲,随之便带走了热带降雨,使地球出现大面积干旱。亦即,厄尔尼诺现象使整个世界的常规气候模式发生变化,造成一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降雨量过多。其出现频率并不规则,但平均约每4年发生一次。(2)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报道,科学家发现南极冰川融化加速。在南极半岛南部,有750公里的海岸线毗邻阿蒙森海。在2009年之前,这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冰川融化迹象,但从2009年开始,至少有9个冰川开始变小。目前,其中一些冰川每年缩小幅度达到4米。与南极半岛冰川相邻的是松岛冰川,每年消融幅度也超过1米。研究人员估计,2009年—2014年,南极半岛南部已经向海洋输入300万亿公升的融水。如果这些正在变小的冰川全部融化,海平面将增加35厘米。(3) 图1-1至图1-7摘自于IPCC第五次报告《自然科学基础》的《决策者参考》。在IPCC所收集的证据中,这些图所展示的是主要的观察事实。(4) 若使用单一年份的气温作为基准,则显得随机性较大。这种随机性既来自于某个年份的特殊性,也来自于全球各测量站多个方面的差异性。以某一段时期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可以降低随机性。第二章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渊源

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是一个观测到的事实,而且发生在仅仅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上。从地质年代的角度看,这个时间跨度犹如白驹过隙。辅以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人们才判断出,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近期的全球变暖。IPCC的报告是一个庞大的综述。它详细介绍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其中,仅仅是为了获得全球平均气温这个数值的估计,其难度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从19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历经百余年的争执,才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科学方式来获得全球平均气温的估计值。在其他方面,对冰川、陆地冰雪、海洋环流等的研究,气候变化对居民生活和各行业的影响研究,人们潜在的适应方式的研究,在IPCC报告的各个部分都有详尽的综述。这里并无必要展开介绍。本书的着眼点,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在IPCC的报告里,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但其重要性却不容低估。也许是由于IPCC报告的写作者们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所以在其报告里并未体现出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足够重视。然而,由于气候变化经济学考虑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向影响,所以在判断温室气体排放的拐点上,气候变化经济学比自然科学领域所用的方法更具优势。

基于经济学角度对气候变化展开的研究,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变迁过程。

这个过程的一个自然起点,是人们担心某些资源将会枯竭。那些需要经由开采才可使用且无法自然再生的资源,比如金属矿产、钻石、和田玉,都具有这种可耗竭的特征。鉴于地球只有这么大,开采一点就少一点,所以它们迟早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届时,以它们作为原料投入的经济系统将何以为继?正是这种担心,才有了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悲观论调(Meadows,et al.,1972)。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似乎提供了强有力的印证。油价的暴涨被视为资源日益稀缺的信号。这种忧虑触发了许多后续研究,推动了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乃至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发展。

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人们经历了认识上的转变过程。早年是对石油、矿产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储量感到担忧,如今,人们渐渐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容纳和消化污染排放这类经济活动副产品的能力,是一种可再生资源。由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表明这一特殊的可再生资源正在经历着衰减的过程。本章对贯穿上述认识转变过程的经济学研究进行综述,对研究碳减排的主要分析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以及前沿领域的现状加以简要介绍。第一节 有限的资源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我们所使用的资源种类是有限的,每一种资源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会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吗?如果现在一单位的消费需要耗费一些资源,那么,当时间推至无穷远,未来的人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消费与生活呢?这一联想容易导致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看法。20世纪60年代末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就认为,人类将进入经济停滞的时代。这一观点倒是与早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论殊途同归。

近四十年的现实情况是,世界的经济没有出现停滞,而是继续增长。而且,作为资源稀缺信号的资源价格,特别是我们所关注的碳基能源——石油、煤炭,并未呈现出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图2-1和图2-2是分别摘自Nordhaus(1992)和Popp(2002)的能源实际价格指数。两位研究者的计算结果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资源的实际价格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又转为一段时间的持续下降;甚至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上,资源价格的大趋势实际上是在下降,而不是人们直觉中的上升。图2-1 Nordhaus(1992)的资源实际价格指数图2-2 Popp(2002)的能源实际价格指数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系统没有受到资源日益枯竭的限制呢?Hartwick(1977)认为,只要把从不可再生资源获得的收益投资为可重复使用的资本品,那么,即便未来资源枯竭,后代也可借助资本品来维持人均消费水平的不变。这一解释思路以代际公平为着眼点,排除了经济倒退的可能性,不过它并没有说明经济系统是如何突破资源有限性的束缚而实现增长的。另一个解释思路源自早年希克斯的引致创新(Induced Innova-tion)假说,即:当某种投入的价格上升时,企业将通过技术开发寻找替代投入,从而降低对原来投入品的需求。其中,价格与技术进步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市场价格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技术开发则降低经济系统对原有投入品的依赖。

在由资源枯竭的担忧所引发的许多研究中,“引致创新说”渐成主流观点,实证文献也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Newell,et al.,1999)。罗马俱乐部的分析报告之所以得出增长停滞的悲观结论,恰恰是因为把技术变化的环节抽象掉了,它是从技术不变的视角去预测未来(Nordhaus,1992)。然而,资源的有限储量只是资源拖累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方面;另一个潜在方面则表现在:不可再生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产生环境污染,而治理污染需要从产出中耗费一部分,这能否构成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渠道呢?第二节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

要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观察两者之间的经验事实。Grossman & Krueger(1995)等文献发现,人均污染排放量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呈现出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于这一经验特征与早年的库兹涅兹曲线(Kuznets Curve;收入差距与人均收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很接近,所以被称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在Grossman & Krueger(1995)的测算中,EKC的拐点会随着污染排放物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过大多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1985年价格)的附近。EKC假说的提出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在经验层面,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它的稳健性;在理论层面,关注的则是EKC的形成机制。一、EKC的经验关系是否稳健成立?

对于EKC假说的稳健性,文献中是存在争议的。这种争议大致针对四个问题。

第一,这一判断的得出是否受计量模型设定的影响?如果变换模型的设定条件,是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Harbaugh等(2002)使用了与Grossman & Krueger(1995)相同的数据来源和已经更新、修正了的数据。通过变更计量模型的设定形式,它重新观察了几种重要气体污染物的情况,发现EKC假说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稳健。

第二,数据的可比性问题。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不同国家的污染排放数据并不一定是根据相同的标准采集而得来的。这会令人怀疑计量回归的结果。相对而言,一国国内的排放数据更容易基于相同的收集标准。为此,Carson等(1997)借助美国50个州的数据,观察了7种有毒气体排放物,包括一氧化碳、氮化物、硫化物等。其结果支持EKC假说,不过EKC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1.2万美元左右。

第三,不同的污染排放物质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论?Cole等(1997)、Barbier(1997)都认为,在EKC稳健性方面的争论,可归因于排放物质在当地性与全球性上的区别。对排放地有较大直接影响的排放物质,比如固态、液态的污染物,往往更容易呈现出EKC的特征,其EKC拐点水平也较低;相反,易于扩散的气体物质,在EKC成立的稳健性上则弱一些,其EKC拐点的水平也较高。

第四,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否表现出EKC特征?在气体排放物质中,二氧化碳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煤、石油、天然气这三大碳基能源是维系工业和生活运转的主要能源,对它们的使用最终都会排放出二氧化碳。随着工业活动规模的扩大,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吸收速度,在大气层中累积起来,出现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占温室气体总量的大约四分之三。所以,发掘EKC经验证据的努力一开始,二氧化碳就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观察结论是由Holtz-Eakin & Selden(1995)得出的。它发现,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是下降的;但是它预测,至2025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将以1.8%的速度保持增长。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表现出EKC特征。从其他文献来看,二氧化碳与其他排放物相比,EKC的稳健性更具争议(Barbier,1997)。较近的估算数据也的确表明,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处在上升阶段,尚未越过EKC拐点(陈诗一,2009)。

综上可见,文献中的主流观点是,越不容易扩散、对排放当地负面影响越大的排放物质,其EKC的特征越稳健,EKC拐点所要求的人均收入水平也越低;相反,越容易扩散、对排放当地的负面影响越小的物质,EKC的稳健性就越弱,或者即便呈现出EKC特征,EKC拐点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很高。对于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其之所以尚未在多数国家呈现出EKC特征,可能正是因为它易于排放又对排放地没有直接的负作用。二、对EKC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

实证工作所揭示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仅仅是一个统计观察。针对它背后的机理,理论文献提供了多种解释。Arrow等(1995)、鲍健强等(2008)给出了一个基于经济结构变迁的解释思路。人类社会的前期是清洁的农业经济;后来以工业经济为主体,污染排放逐渐升高;随着西方国家逐渐过渡到以相对清洁的服务业经济为主体,污染排放亦随之下滑。

Copeland & Taylor(1994; 1995)着眼于“污染天堂效应”,即:一些高污染排放的产业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从而发达国家的污染排放出现下降。文献中对这一效应的甄别,主要是通过观察一国的消费产品结构,看进口商品在高污染行业的比重变化。如果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上升,就表明更多的高污染排放产品是在国外生产的。Levinson & Taylor(2008)用计量实证方法甄别出了这一效应的存在。

Stokey(1998)的出发点是,污染排放是一种没有被充分市场化的活动。于是,减排的实施一般由政府对企业提出要求。若企业达不到要求,则可能面临一定的惩罚,这相当于企业的减排成本。但是,由于价格机制的缺失,企业通过实施减排所节约的惩罚损失可能小于其他投资途径的收益率,减排的机会成本高。于是在初期,企业就不减排,污染排放量一路升高。但是,随着环保要求的逐渐趋于严格,通过减排所能节约的惩罚损失也逐步上升。当越过某个临界点后,它将不再低于其他投资用途的收益率,企业就投入资源用于减排,污染排放随之逐渐下降。

Jones & Manuelli(2001)考虑居民收入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对环境恶化的容忍程度较高;但是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将对环境恶化越来越不满。民众的这种态度变化,经由政治渠道对企业的减排产生压力,促使污染排放由上升转变为下降。这一解释思路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Barrett & Graddy,2000)。

Andreoni & Levinson(2001)用污染减排的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EKC的形成。打个直观的比方,地板上每隔一个月积累起1毫米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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