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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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历史（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茶话古今
蒋介石的墓地
据东森新闻网报道，蒋介石生前似乎对于自己的后事也有想法，早在1946年，他就在中山陵和明孝陵中间的紫霞湖，选定了一块风水宝地。为何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蒋介石认为，他的历史地位比国父孙中山低，但是比明太祖朱洪武要来得高。
沿着明孝陵往山上走，穿过紫霞湖，再走过一层层阶梯，一个小小的凉亭出现在眼前，看得出来年代已久，但路边一个牌子却透露出它不凡的身世——正气亭，蒋介石亲自命名，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
其实正气亭从外观上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走到亭子里，向上看，可以发现有一个青天白日的国徽。
即使经过文革，亭子没有遭到破坏，青天白日国徽也没有被抹去，在庭子后面，六十年前由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一样清晰，只有蒋介石题字正气亭的牌子被拆掉了，但当地人都知道，这个地点可是蒋介石身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死后就要在这里入土为安。
一位南京居民说：“在我们讲是蒋介石说，比朱洪武（明孝陵）高一点，位置比较高一点，比孙中山（中山陵）矮一点，位置正好，前面有水，有山有水，后面靠大山，所以位置很好，风水好，我们想欢迎他（蒋介石）过来，他如果祖坟要过来，我们欢迎他。”
蒋介石试图用选墓地点为自己的历史定位作诠释，只是还来不及规划，国民政府就匆匆撤退台湾，时过一甲子，两蒋移灵回大陆的话题又再度被炒起，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浙江奉化老家在当年可不是蒋介石的最爱。
晚清有个李鸿章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李鸿章服从着，也坚守着，他一再以他警醒而坚定的隐忍特性深深地扎下自己的触须，然后，幻想着有朝一日会长成一棵大树。这样的坚守，需要巨大的内心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李鸿章，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五千年“忠、义、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是入世极深的利益诱惑？
人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事同样也是。李鸿章所做的，他所表现的，实际就是人性和世事纠缠在一起的世纪之谜。
第二章 历史杂谈
鸦片的宿命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疑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夫生就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机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里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香料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迷幻，也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觉醒。在此之前，欧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来掩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因为严谨和刻板，以及对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们的生活远不像东方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单调而缺乏情趣，也离自然很远。这时候来自东方的胡椒、桂皮、干肉豆蔻花的进入，使得欧洲中世纪粗劣不堪的习惯遭受到新鲜的刺激，仿佛突然打开一个窗口，有一束光划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为储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罂粟，以及能激荡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龙涎香、樟脑、珍贵的树胶脂，等等，对欧洲人所引起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欧洲人的习性。欧洲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极富有魅力的物品都产自于东方，而留给欧洲的，都是些平常与平庸的东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这样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谭故事，激起欧洲一片春意。当然，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的一切都因其偏远、稀有、富有异国情调，也许还因其昂贵，而在欧洲赢得了一种影响强烈的、催眠的魅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样受到人们如此强烈的贪求，东方的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欧洲的灵魂给熏倒了。
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晰，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17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兴起，人类文明开始迈开大步。大航海所产生的接二连三的效应，使得欧洲坠入集体的狂欢，列强们的胃口像狮子一样被调动起来。时间也撒开双蹄，一下子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初始，哥伦布的成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惊异，继而爆发了一阵古老世界从未有过的冒险狂潮，每一个人都涌动因几个世纪封闭所积蓄的狂热，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在欧洲，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满意的人，自感落伍并焦急彷徨的人，还有荷尔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军官、落魄的豪绅、身处底层的黑人，他们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阳光雨露。短短的100年中，欧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100倍，而是翻了1000倍。与此同时，地理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前进速度。人们终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状和范围，也明白了在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这种对身处世界的茅塞顿开，一下子勾起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征服欲望。
而在东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仍旧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对于时间的认识上，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东方人眼中，时间一直是一个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速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轮回的次数。东方人从不会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并且，对于时间，也缺乏认知的精确性。在中国，一天分为12段，每段之中，是比较模糊的，就像一个圆被分成了12部分。而在西方看来，时间是直线的，也应该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时、分、秒。因为对时间的模糊和漠然，在东方人看来，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着充足的阳光、雨水以及粮食，就已经足够，他们一直没有贪婪的欲望，一直满足，一直自得，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平稳地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长着。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直到1700年，当时的东方大国，它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中国的各种发明多得多，所以在马可·波罗等人的眼中，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但从明朝中期以后，西方商业兴盛，城市发展领先，在科技、商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后来居上，尤其是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人们在科技、文化、世界观以及自信心上突飞猛进。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与温柔敦厚的东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西方大航海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贸易，也开始掠夺。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流；到了17世纪，新兴的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在亚洲，他们占据了台湾和雅加达进行贸易；而到了18世纪，英国人取代了荷兰人，张开了更贪婪的大嘴。
西方势力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向东方积极地渗透。在这种格局下，东方处于明处，西方处于暗处。西方慢慢熟悉东方的一切，熟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实力、科技水平等，而对东方人来说，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闭的文化，使得他们始终对于世界那边的国家引不起兴趣。那些处在明处的东方官僚们，漫不经心地，甚至漠视西方势力的潜伏，他们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游戏方式中，没有因沿海的喧哗而丝毫改变。他们一直懒得睁大眼睛去注视烟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终表现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于事无补，因为时间和生命方式的无法改变，人类所处的状态同样无需改变。
1793年，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庞大的使团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这个东方古国。使团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随团成员中，还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这个大规模的代表团一行竟有100多人，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翻译等，他们还带着大量的辎重行李，在这些行李当中，有大量的礼品，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驾马车、一个热气球，甚至还配备了一名热气球驾驶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国人对于英国产品的注意。到达中国后，代表团强烈要求拜见乾隆皇帝。谒见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许，在各地开设通商口岸。9月14日，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一顶马毛毡搭成的帐篷中漫不经心地接见了他们。来自英国的使者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前，就遇到了一个跪拜的问题。在清国看来，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夷人”并不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馈赠礼物，而是来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国”来朝贡的，既是来朝贡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礼。大礼是复杂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马戛尔尼团长起先同意了，但是，作为当时地球上最骄傲、也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者，马戛尔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国王施以同样的礼节。由于乔治三世不在现场，马戛尔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随身携带的一幅国王画像施以参拜。马戛尔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气傲的大臣拒绝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马戛尔尼收回了对乾隆行跪拜礼的初衷。82岁的乾隆显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有礼貌地克制住了。马戛尔尼向乾隆赠送了礼物，乾隆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这些礼物被堆在宫中的一个厕所里。乾隆还与一个随马戛尔尼来的12岁的叫乔治的小孩交谈了几句，小乔治已经会说汉语了。乾隆听着这个金发小孩怪怪地说着汉语，很是开心。马戛尔尼对乾隆的印象不错，他后来说：“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乾隆非常亲切有礼，我们十分满意。他是一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
乾隆皇帝很快将会见英国使团的事撂在一边。这个东方皇帝对于西方的经商要求表现得很冷漠。这也难怪，当时清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清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当然懒得去搭理地球那边的欧洲。在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离开中国之时，乾隆托他们带给了大英国国王一封生硬的信，这封信丝毫没表现出外交上的委婉和礼貌，一个成熟自足的帝国的自信和顽固展露无疑：“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那些奇异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们应有尽有。我认为这些怪诞或精巧的物品毫无价值，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东西方霸主的这一次碰撞就这样不欢而散。马戛尔尼从这次与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会见中洞察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思，感觉到他们对于商业知识与理念的匮乏和浅薄。回国后不久，马戛尔尼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准备与欧洲列强打仗，因为它到处充斥着贫穷，文人对于物质进步兴趣索然；士兵还在使用弓箭……西方看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虚弱，他们意识到庞大的中国不足以对他们形成危胁，对于商业观念落后的中国，开始觊觎了。
思想和观念在沟通上的不顺，当然会带来实际运作上的磕磕绊绊。在最初双方的贸易中，西方对于这个物质需求和欲望并不强烈的东方大国总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似乎人人都有着一种“士”的精神，他们显得高贵而迂腐，人们普遍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奢侈，更注重于精神和面子。尤其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表现得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西方物质的漠视，在最初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中，西方一直出现逆差。在18世纪之前的所有交往中，西方对于中国丝绸与瓷器的需求量很大，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发展起了对于茶叶的新需求。在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那种看起来已成为一种坚强习惯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风，在这黑黑的药丸面前，不堪一击。最初，鸦片主要是作为一种镇痛剂在医疗上使用，吸食鸦片，容易导致便秘，这样能够治疗因痢疾所产生的腹泻。而在中国南方，痢疾非常普遍。但很快，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开始对鸦片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们抵御不了鸦片的诱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这种可以舒缓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和紧张、使乏味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变得比较轻松的药物，使古老的国度原形毕露。这样的状态正好说明，这个庞大的王朝虽然在道德和世界观体系上看似紧密，但仍存在明显缝隙。鸦片在清国的兴起，不仅仅给西方列强带来贸易和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软肋，让他们信心爆棚。一个难以抵御鸦片的民族，最起码在思想上与意志上是有着很多不成熟之处的。
在鸦片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并且销售量节节上升之后，英国人终于把鸦片视为取得他们与中国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了。英国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后，就在印度大量地生产鸦片并形成对于中国的出口之势。1729年中国进口的鸦片只有200箱，但到了1767年已经超过了1000箱，1800年则超过了4500箱。鸦片似乎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对应起来了。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年900万两。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众人皆知了。因鸦片引起的贸易战发展为军事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大的表现，在于反映了东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比如说对商业的认识，对军事的认识，对外交的认识，对民众的认识……而这场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实力对比的结果，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实力、组织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失败。最重要的，还是组织上的重负以及文化传统本身的脆弱。当时的中国是由无数农村组成的一个大集团，在这样的集团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运转缓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确管理的弊端要远远大过于贪污的后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国家有着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质上，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带来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制约和限制了社会向精细以及合理的方向过渡。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整个制度方式承续着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着明朝的特点。这个国家有着极端的内向性，整个结构缺乏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在这个制度看来，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了，这种低级的平衡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为保持这样的平衡，政治制度不会也不愿意对财政作更大的变革，并寻求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变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
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后，战争并没有立即使这个缓慢的、腐朽的古老国家醍醐灌顶，对于清朝的刺激，也远远没有达到让它发愤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嗅到鸦片呛人的硝烟。也许，这是因为古老帝国的承受力太强了，人们见得太多，也司空见惯，总是习惯于从容而麻木地对待巨大的变故。从官方的态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天朝在一场与西方野蛮人的小冲突中输了一点颜面。清国不屑在这样的失利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清政府并未组织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追究责任；也没有派出官员出国考察，更谈不上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旧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
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尘归尘，土归土
2006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现在的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感受一个地方的气韵和脉搏，并以此来推断一个人依稀的灵魂。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离市区并不远的地方竟是如此破败荒凉。从合肥市中心向东，小车一直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公路的两边，都是破旧的屋舍。虽然这一带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恍惚间，仿佛相差好几个世纪。我们来之前，刚刚下了一场雨，村级公路更显泥泞不堪。车子在这样的地方行驶，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夏天，烈日灼人。满目望去，阳光下一片葱茏。风热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杨树干上不停地鸣叫，空气中一直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牛粪的臊味。
我们一直问着路寻觅而去。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竟有许多人不知道李鸿章。他们对我们的问话频频摇着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鸿章的老家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与100多年前那个大人物的关系。一个老者在听到我们的问询后，竟然反问道：李鸿章我怎么不知道，是那个财主吧？让我们哭笑不得。当年，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然而在岁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过100多年之后，却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类最以为是的荣光和功名，是经不起时间的腐蚀的，时间能将一切都濯洗得干干净净，就像海水冲刷沙滩，能将所有的一切荡涤抹平。
快到磨店乡政府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那里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确切方位。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名叫于湾的村落同样荒凉而破落，村子里的房屋七零八落，一点秩序都没有。刚进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损的旗杆石、石鼓等。我一边用相机拍摄，一边想像当年村落的格局。问及村里人这里有什么与李鸿章有关的遗迹时，村里人说，当年李鸿章的父母曾合葬在这里，但现在墓已不在了。他们还说，以前这里有一个李家祠堂，很大，后来全拆了，现在改建成小学。在学校里，还有几株李鸿章种下的树。
因为是暑假时间，于湾小学的大门已锁上了。我们找到了保管钥匙的人家，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见我们想看李家祠堂的遗址，便带着她的儿子为我们开门。一进大门，便见到操场的右边有两株茁壮的树。据介绍，它们正是当年李家祠堂门口的众多树中的两株。在学校的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株老树，这株老树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非常漂亮。这种树叫望春树，来自日本，一般都是种在神社当中的。据说，这株树是李鸿章70岁那一年，夫人赵小莲死后，时任清国驻日大使的李经方回故里守孝，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4株名贵的望春树，以示哀悼。这4株名贵的望春树，两株种在大兴集的赵小莲墓地，两株种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的两株望春树，后来死了一株，现在只剩一株了。由于时间久远，这株幸存的望春树，树干的一部分已经朽烂，只好用水泥糊上。在离望春树不远，还有两株异常茂盛的腊梅树，树叶密不透风，绿得发亮，像长疯了似的。这两株树都有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腊梅树，居然如此葱茏，这着实是一件奇妙之事。据介绍，李鸿章母亲逝世后，李鸿章陪伴着灵柩回归到故里，在将母亲安葬在于湾附近之后，李鸿章曾经在这里守孝3个月，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李家祠堂。那段时间，李鸿章无事时就来到这两株腊梅前，静静地凝视着这两株树，若有所思。大约，李鸿章是想起1860年去世的侍妾冬梅了吧。1860年左右，正是李鸿章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在不长的时间里，李鸿章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侍妾和夫人周氏。国运不明，前途不顺，自己又屡失亲人，那段时间，李鸿章进入了他的人生低谷，心情灰凉无比。现在，这两株腊梅仍郁郁葱葱，每到冬天，树上总结满梅花，香气扑鼻。与人相比，树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人已乘鹤西去，地方物是人非，但树却如此的茂盛葱茏，这个地方的精灵之气，大约躲藏在树中了吧。
辗转一番之后，我们来到了离于湾村数公里的祠堂郢村。这里，算是李鸿章的出生地。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之后，曾有一个在当时极负盛名的风水先生来此地勘察，当他步行到离祠堂郢村5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带，向祠堂郢村那边一看，当时就说不出话来——只见不远处一脉长长的山丘，看过去一条完整的龙脉清晰可见，而祠堂郢村，正好在龙头，一个山坡的左边，像一个张开的龙爪。风水先生一下惊呆了。后来，他逢人便说，难怪李鸿章成为国家的重臣，成为皇帝和太后的左膀右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祠堂郢村比于湾略大，有50多户人家，大多已不是李姓了。但他们对李家当年的情景，却代代相传，知道不少。一个当地居民听说我们是来看李鸿章故里的，热心地赶过来给我们介绍：这里是当年李家祠堂所在地，这里是当年李家的书屋……据说，前几年，还有一个老人知道李鸿章出生时胎盘埋的确切位置……与于湾一样，现在的祠堂郢村也是破落不堪，李家当年的老宅所在地一片荒芜，祠堂前的放生池，也成为了杂草丛生的野塘。同样遍布村落里的，是当年屋舍的断壁残垣。当年，这里一片繁华堂皇：村里不仅有着李家老宅、池塘，还有大片的土地和祖坟地。现在，一切都消失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存在过，就像曾经的一个梦一样。
李鸿章和他庞大的家族从这一块土地上获取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透支太多，似乎自李家发迹的那一天起，这块土地就耗尽了它的所有，变得穷困而麻木了。当年有着“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鸿章的老家了。也许，对于这块土地，李鸿章的确负债累累。不只是过去，还包括现在和将来。
在村落正中，我们看到了那口非常著名的古井。这口井在明清时的《合肥县志》以及后来的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有许多文章在写到李家时，都提及这口井给李家带来的好运。这口井始于明朝，是一个姓熊的官员组织挖凿的，所以一直称为熊砖井。据说，正是这口井给李家带来了鸿运——从李鸿章的家世来看，先世本姓许，祖居地在现在鄱阳湖湖口一带，而后才迁居合肥东乡的。到了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这一代，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李心庄无子，便请求收养许迎溪的次子慎所为嗣。由此，许慎所便改姓李了。直到现在，当地民俗仍有“许李不通婚”的规矩，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李鸿章的祖先们一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即使到了第六代也即李鸿章祖父李殿华时，家境依然穷困。到了年终，上门讨债的人如过江之鲫。从第七代李文安开始，李家开始发迹，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进士，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举人、拔贡、秀才……据说，这是因从李文安开始，李家搬到了熊砖井边，天天喝着这口井里的水，沾染了井的神奇。现在，这口井仍然在用，从井口往下看，井中的水似乎很深，也很清。但大理石的井栏已残败不堪了，这么多年村民们一直扯着绳子从里面汲水，井栏上已明显镌出了几十道深深的痕印，而且明显地缺了一块，远远看去，就像一件破败的玉器。据说，李鸿章发迹后，有一位庐州知府为了沾上李家的“官气”，偷偷地凿下了井栏上的一块石头，回去雕刻成官印。现在，井的周围，居住着的都是与当年的李家毫不相干的农民，年轻人平时在城里打工，村里的妇孺老少，则仍在这里种田，养着鸡鸭鱼豚，说着同样口音的合肥话。不远处，有一片树林。据说，当年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就葬在熊砖井以北的那片树林里。但现在，当年的坟墓已踪迹全无了。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李家发迹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李家到了李鸿章诞生那一年，在当地，已是富庶人家了。李文安在中年之后中举，这在当地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李文安共有六子，分别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这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虽然资质平平，但却有着相当好的大局观，而且在教育子女上有着独到之处。长子李瀚章一直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发迹之后，李瀚章也曾官至两广总督；李凤章弃官从商后，生意做得非常之大，在全国各地，有无数地产和财产；至于鹤章和昭庆，后来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从商，一个从官，也算是好的结果。李文安虽然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在地下有知，对这一切，也该是释怀于胸了吧。
少年的李鸿章就一直生活在祠堂郢村，间或，他也会到附近的于湾等地走走亲戚。李鸿章从小就天资过人，志向高远，内心也极为敏锐。他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与此同时，少年的乡野生活也给李鸿章的成长积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经验，积蓄了李鸿章出人头地的愿望，也使李鸿章在本质上成了一个实际而不迂腐的书生。这种草根经验为李鸿章后来在乱世之中崛起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李鸿章成年之后，身材颀长，一表人才，极具方巾之气，拥有宏大的抱负和志向。这可以从李鸿章20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看出：
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鸿章《二十自述》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入都，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鸿章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报效国家，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从祠堂郢村老家出发，包括在去京城的路上，李鸿章一共提笔写了10首《入都》诗。这一组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李鸿章这10首诗虽然有一些矫情的成分，但在这样的诗中，明显地能看出一个人郁积于胸的大志。这10首诗在总体上有着相当才华，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声。一个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寻梦，其心境，其经历，都颇能引起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的共鸣。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曾国藩曾对李鸿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评价“只顾拼命做官”。这也算是从本质上一语中的。李鸿章的确是一个有着宏大志向、异常执著于功名的人。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中，还隐藏着强烈的宿命意味。这一组诗有着浓郁的预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偈语的意味。有很多今后的宿命，李鸿章似乎都觉察到了，也写到了。其中的一些诗句，出人意料地与李鸿章的人生轨迹相吻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这样的诗，哪像是一个21岁青年所写的呢？分明像临终之人的绝笔。正因如此，这组诗更有幽秘色彩，散发着凛凛的极地之光。
一个人的气质总是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安徽设省是在康熙年间。对于新设立的行省安徽来说，位于江淮之间的庐州并不有名，也一直受着冷落。它只是一个小地方，商业不发达，读书的风气也不是太浓。但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绝对让人不敢小觑，在历史上，这一带就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际地带。在安徽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种通变的精神。这种通变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它包括“批判、会通、创新”等环节，即胆识兼备的批判精神、兼容并包的会通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李鸿章之前，这一带在历史上就出过很多雄才大略，比如说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管仲，秦末项羽大帐中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的枭雄曹操，以及东吴大将周瑜、鲁肃等。除此之外，庐州本身就在宋朝出了一代名臣包拯。而离李鸿章在时间和地域上最近的，是明朝开国皇帝、凤阳人朱元璋。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然给这块土地积蓄了足够的底气，也决定了这一带经常出没卧龙凤雏般的人物。
正因为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李鸿章身上，集中体现了很多江淮之间人的特点。具体说来，那就是在为人处世上，李鸿章既有中原人行为大气、敢作敢为、有机智有心计、懂勾心斗角的一面；同时也有南方人比较务实、精明能干的特点。从总体上来说，李鸿章仁慈、开朗、诙谐、喜权力、爱面子、重义气、狡猾、精明、不迂腐，在为人处世上比较平民化，幽默、和蔼、直接，有时候带有很浓的痞气。
这个生长在祠堂郢村的合肥东乡人自小便有着很强烈的功名抱负。等到李鸿章24岁的那一年，他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也是安徽当时最年轻的翰林。李鸿章在翰林院当了一段时间编修之后，对于那种机械八股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厌倦极了，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朝廷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不堪一击。朝廷无奈只好借助于民间的力量来“平乱”。曾国藩被派回湖南后不久，办团练、组建湘军，在阻击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朝廷见这条路的势头不错，于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乡“练勇”，李鸿章与他的父亲李文安也被先后派回安徽，组织民团与太平天国打仗。
李鸿章回故乡组织民团还有个故事：李鸿章在京时，经常去一个名叫吕贤基的安徽老乡处，吕贤基时任工部左侍郎，旌德人。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安徽巡抚。消息传到北京时，李鸿章正在琉璃厂的海王村书肆买书，听到这则消息后，李鸿章连忙找到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调派人马夺回江淮战略要地。吕贤基认为李鸿章很有战略眼光，文笔也好，便让李鸿章代为执笔奏折。结果奏折送上之后，咸丰帝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没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线，全家人一时如丧考妣。吕贤基情急之下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鸿章的回乡之路并不平坦。当李鸿章回到庐州时，这片土地已是满目疮痍，昔日的诗情画意早已消失殆尽，有的，只是战争的残酷和硝烟：庐州失守，安徽巡抚被杀，李鸿章的家乡磨店也被太平军占领。李鸿章一到庐州，即忙着招兵买马，筹备与太平军的战斗。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李鸿章的开局相当好，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民团队伍，并且在巢湖一带首战告捷，这一次胜利据说还是清军在皖的首场胜仗。为此，李鸿章受到了朝廷的蓝翎赏赐，官位从七品升至六品。第二年，吏部左侍郎王茂荫保奏李文安回乡“劝勉乡人，团练自卫”，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来辅佐父亲。在此之后，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变得残酷无比。不久，与李鸿章一同来安徽作战的吕贤基在舒城战败后投水自杀。第三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平庸无能，但却能培养出好几个杰出儿子的老实官吏在战局僵持中抑郁而死，临终时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李鸿章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胜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后又参与攻克了庐州。朝廷为了嘉奖李鸿章，将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
一个人的成功总会引起一连串的忌妒。现在，该轮到官运亨通的李鸿章了，一些谗言开始流传，更有人悄悄打报告给上司，说李鸿章的那些功劳都是偷天陷阱。更让人恼怒的是，来安徽的满族钦差大臣胜保也参了李鸿章一本，说李鸿章贪生怕死，兵败后混杂在土匪中溃逃。类似的小报告因为明显缺乏证据，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抚福济却乘机夺走了李鸿章的兵权。不久，庐州城再次被太平军占领。1857年底，陈玉成率太平军在合肥东乡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战死，随军的曾国华失踪。李鸿章赋闲在乡，都未得参与。在此期间写了《明光村镇旅店题壁》，抒发胸中的怨气：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
不久，李鸿章干脆携带家眷出逃，离开了安徽，来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国藩得知李鸿章的去向后，连写几封信给李瀚章，让李鸿章来湘军大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藩身边。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走出了最为幸运的一步。这样的行为是他走上人生显赫道路的开始。李鸿章在曾国藩身前左右观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说，恰如其分地采了这位大儒的“气”弥补了自己的软肋。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得到了根本性的升华，为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基础。
1862年，李鸿章40虚岁，在这一年中，李鸿章终于扬起了他人生的风帆，真正地起航了。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军事重镇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对太平军形成了顺江而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率重兵出击，打到离南京不远的地方。从战略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战略形势已经由防御、僵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太平军的失势，与其说是败于湘军，不如说是败于自身的内乱。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宗教观支离破碎、一知半解，有着浓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确的济世理想和组织理念，这样的集团在经过短暂的成功之后，很容易将重心转移到对内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上。攻下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著名的“天京事变”，太平军产生内讧，韦昌辉刺杀了杨秀清，石达开拉起大队人马离开了天京，太平天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无奈放弃北上的进攻目标，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更是陷入恐慌，他们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带。这样的行为，很明显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准备与清廷各霸一方。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前锋直指上海。
在沪的江南士绅、买办慌了，他们紧急筹备“中外会防局”，希望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同时选派曾是李文安、曾国藩“同年进士”的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携冯桂芬起草的书信抵达安庆，泣请曾国藩发兵救援。曾国藩大为动容，一连几天与李鸿章商量发兵之事。洞察力惊人的李鸿章向曾国藩提议，应该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区，从东面对南京形成包夹之势。
曾国藩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最初，曾国藩是准备让九弟曾国荃领兵东援的，但曾国荃以为攻克天京首功在即，不愿前往上海。曾国藩又考虑着起用湘军名将陈士杰，但陈士杰以母亲老迈力辞，不肯出山。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也因为湘军招募兵士跟不上，曾国藩决定给李鸿章一个机会，他一方面亲拟片稿，力挺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另外一方面，曾国藩派李鸿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带招募人马，组建淮军，准备挺进富庶的长江三角洲。
李鸿章像一条潜龙一样终于等来了机会。他知道，这是一飞冲天的时候了。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了很多信，首先通过父亲李文安当年的旧部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等，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李鸿章即招兵买马数千人。
元宵节刚过，首批淮军四营抵达安庆。他们是张树声、张树珊、张树槐、张树屏兄弟部；刘铭传部；潘鼎新部；吴长庆部。依次组成“树”、“铭”、“鼎”、“庆”字四营。当新组建的淮军齐刷刷地列队于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自为淮军订立规章制度。因为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单薄，曾国藩还从湘军各部抽调兵将，慷慨地交给李鸿章。他们分别是：张遇春部“春”字营；李济元部“济”字营；程学启部“开”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新勇“林”字两营；陈飞熊部“熊”字营；马先槐部“垣”字营。并将韩正国、周良才亲兵两营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士卒多系安徽，打起仗来非常剽悍。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在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随后，李鸿章又利用了上海士绅的财力，花银18万两雇用了英国商船7艘，将9000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当淮军分乘7艘船从长江上顺江而下，迎迓着长江温湿的春风的时候，李鸿章知道自己青云直上的机会真正到了。
李鸿章和淮军初到上海之时，由于这群来自乡下的兵勇衣裳褴褛，自由散漫，粗话连篇，当地的士绅很是颓唐失望。李鸿章却胸有成竹，他知道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由于在上海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为了解洋人军队的情况，李鸿章甚至化装溜上了洋人的军舰。这一看真是让李鸿章感到震惊，李鸿章顿时明白泱泱华夏之所以败给西洋小国的原因了，那是因为洋人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序，整体化和科技化程度高。这一次见识让李鸿章感受颇多，他暗下决心，要学习西洋人军队的战争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说学就学，他立即动手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3000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对于此仗，李鸿章做了精心的准备，虽然他一直对于自己的子弟兵有足够的信心，但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这一场遭遇战打得惨烈无比，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交战的地点就在现在西郊一带。据说，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神奇征兆降临——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首战告捷，淮军信心爆涨，李鸿章更是踌躇满志。
西郊大捷使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8月和10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半年之内，三战三捷，不仅使李鸿章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淮军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中外人士不由得对李鸿章和淮军刮目相看。淮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半年之内就迅速扩展至50个营，部队增至2万人。此后，淮军更是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有了舞台之后，李鸿章的才干充分显露出来。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积极招揽人才，巩固自己的地位，李鸿章起用了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建立了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事上，李鸿章正式确立向西方军队学习的目标，在淮军中大规模装备洋枪洋炮，雇请外国教练指导训练，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20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役，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个时候，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准备投降。程学启将此情况报告给李鸿章，李鸿章承诺对郜永宽等加官封爵，不解散他们的部队，整体划归淮军。李鸿章为了消除郜永宽等“八大王”的疑虑，还让洋枪队统领戈登出面，对承诺作了保证。不久，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仍心存疑虑，率部屯居半城，要求李鸿章兑现承诺，不愿剃发解除武装，索要官衔及编制。李鸿章当机立断，采纳程学启的建议，先下手为强，诱杀了八降将。
后人曾这样描述这一段血腥的场面：李鸿章在苏州娄门外军营会见并宴请郜永宽等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3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荣升文华殿大学士后，李鸿章曾得意地自撰楹联“已无朝士称前辈，尚有慈亲唤小名”。在当时朝中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对“四朝元老”李鸿章特加恩遇，赏赐他“方龙补服”，即其穿着的官服允许有龙的图案，如此殊荣，何等显赫！当年李鸿章10首《入都》诗当中有一首：“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到了40岁这一年，李鸿章少年时的志向完全实现了，他完全可以放心裘马锦衣，荣归故里了。
可以说，从一个乡下的布衣青年，最后成为朝廷的重臣，李鸿章完全是靠江淮之间这块地方发家的，李鸿章也深知这一点。在发达之后，李鸿章一直舍不得这个地方，李氏家族不仅在合肥一带大量购田置产，连死后，也要将尸骨埋葬在这里。李鸿章的母亲，也即李文安的夫人在北京去世之后，也专门将灵柩从北京经过大运河辗转运回，与李文安合葬在于湾村。在这一带安葬的，除了李鸿章外，还有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李鹤章等。
第三章 名人传奇
曾门弟子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变。人与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当背景的。李鸿章也不例外。就事物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及晚清诸多事件都可以充当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运的航行中充当风帆的作用。这个人是一个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国藩。
有一种评价几乎已成公认了，那就是说李鸿章之于曾国藩，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韩信之于萧何。曾国藩与李鸿章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他们亦师亦友，相濡以沫。论学问人格，当时无出曾国藩其右者；论人情练达，处事敏锐，李鸿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国藩应该说是对李鸿章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曾国藩逝世时，李鸿章接受了替曾国藩撰写碑文的任务，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又从千里之外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评价，对曾国藩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而对李鸿章来说，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李鸿章的《入都》组诗中，有一首诗，用来阐述后来与曾国藩的情谊与缘分倒颇贴切：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曾国藩1811年生，比李鸿章大12岁，同属羊。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一年的进士，也是朋友。在辈分上，曾国藩算是李的长辈。李文安虽然资质平平忠厚老实，但他却慧眼识人，他知道曾国藩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时便有意跟曾国藩交好。李鸿章到了京城顺利考中举人后，时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识地带李鸿章拜见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显赫，比如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这种经历，在李鸿章的《入都》诗当中，同样有提及：“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果然应验了他的初衷。然后，李文安又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李鸿章进行教诲和照顾。当时，曾国藩正患肺病，暂居城南报国寺养病，闲暇之余常与经学家刘传莹等坐而论道。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栖居所，住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常常以顾亭林自喻。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曾国藩曾经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儒雅、举止倜傥，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备的乖觉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爱之”，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曾国藩所居的报国寺走动了。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随后，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兼及治学方法；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捷报传来，曾国藩非常高兴，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科的主考官为潘世恩，副主考为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为孙锵鸣。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苏南世家，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这些乡情师徒关系，对于李鸿章日后势力的增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说到李鸿章的中进士，还有一则故事：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孙锵鸣乡试中举时的恩师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的父亲。孙锵鸣郁闷地跟翁心存谈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对孙锵鸣说：“你先不要发牢骚，把这两个学生带来让我看看。”于是李、沈二人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见了这位太老师。翁心存非常善于“风鉴之术”，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鸿章几眼，就大惊失色地说道：“此人将来的功业在我辈以上。”接着又看了看沈葆桢，又说：“这将来也是一个名臣。你这一房考中的人虽少，但有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可遗憾的！”这是夏敬观在《学山诗话》里绘声绘色描述的一段。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算是暂别了数年。曾、李二人，此时虽然天各一方，但曾国藩一直忘不了关照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曾国藩还给李鸿章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亲笔信，传授自己带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意的大忌就是“败不相救”。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打了几场浪仗之后，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还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李鸿章到了南昌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奔的愿望。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顿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这也意味着，李鸿章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可以公认的一点是，李鸿章在曾国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应该是李鸿章受益和改变最多的几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大营里那几年，也是他冶炼自己性格的几年。对李鸿章来说，曾国藩是过来人，过来人当然清楚曾经的张扬、傲气、才情和弱点。在曾国藩看来，安徽的团练办得一团糟，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在他的身边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出于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没有让李鸿章独当一面，而是让李鸿章一直跟随他的左右。对于李鸿章，曾国藩深知他年轻气盛，急功近利，常常给他泼点冷水。曾国藩常常告诫李鸿章，高官厚禄乃是天命所定，并非人力所能强求。曾国藩还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的习惯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每到晚上，便生龙活虎；早晨则睡懒觉不起床。每一次早会李鸿章总是懵懵懂懂，甚至经常找理由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有一天，李鸿章诳称头疼，不想参加早会，可曾国藩不依不饶，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李鸿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儿，尴尬了好一阵子。
作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军大营，李鸿章不免会感到孤单，感到受排挤。李鸿章当时最怕面对的一个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为人狂傲，在曾国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称呼他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以“涤生”称呼。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种文字游戏，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诗中，自得其乐。曾国藩先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联中。谁想左宗棠对出的下联却是：“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国藩”大名三字纳入了。以字相称，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却直呼其名，就有点不恭了。因为是游戏，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左宗棠对曾国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来的后生李鸿章在这样的局面中，肯定会受很多窝囊气。这也难怪李、左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不和。这两人的个性，是不太相融的。
还有一次，李鸿章与湘籍俊杰彭玉麟打了起来。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由于彭玉麟的父亲曾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李鸿章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气的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这一次事件虽然没有扩大，但在李鸿章心目中，还是颇有不快，在湘军大营，毕竟有“寄人篱下”之感，李鸿章开始考虑自己领头单飞了。
但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军转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像这样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机巧应变手腕的人才，李鸿章可谓是首屈一指。
李鸿章在当幕僚期间还帮曾国藩作出一个重要的决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咸丰仓皇逃亡。在此期间，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军保卫京师。接到旨意后，曾国藩和胡林翼感到进退两难，派鲍超去吧，这边与太平军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军极可能乘虚进攻。不派部队去吧，又会背一个“抗旨”的罪名。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多数幕僚主张“入卫”；李鸿章力排他议，分析形势说：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不会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请旨，静观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国藩和胡林翼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一面按兵不动，一面拖时间，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朝廷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拖延战术，赢得了时间。很快，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李鸿章年轻气盛，经常性地仗义执言。1860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把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李鸿章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祁门在地理上是一个盆地，对兵家来说是个凶险之地，必须赶紧离开，否则一旦被包围，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李鸿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国藩说了，曾国藩只是淡然一笑，并不表示什么。曾国藩何尝不知呢，他当时考虑的是拿下安庆后再进攻南京，但朝廷却让他直接进攻南京。曾国藩于是屯兵祁门，摆出个姿态准备起兵东进，他还是在打安庆的算盘。李鸿章不明白这一点，见曾国藩不听自己的意见，很不高兴，据理力争了几句。曾国藩也懒得向他解释，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你要是害怕这里，你走好了！”弄得不欢而散。
不久，“刺头”李鸿章又为弹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国藩再度发生争吵。李元度是功勋卓越的湘军元老。在皖南战役中，李元度没听从曾国藩的劝告，失守战略要地徽州府。曾国藩一气之下决定弹劾他，要李鸿章写奏折。但李鸿章不仅不愿拟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国藩那里替李元度据理力争，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认为曾国藩既然了解李元度的长处和短处，却舍长取短，这个责任不应由李元度来负。同时，李元度劳苦功高，一直追随曾氏身边左右，如果一兵败就严辞弹劾，会让部下们唇亡齿寒。李鸿章一番激烈的言辞让曾国藩大为光火，坚持不更改决定。李鸿章倔脾气上来了，怎么也不肯起草那个奏折，又以离开为要挟。曾国藩索性挥挥手：“随你便！”
师徒之间的冲突让曾国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见其原文是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的。这一场风波使得师徒间变得生疏尴尬了。到了年底，李鸿章找了个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离开了湘军大营，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处。
但李鸿章这一段时间与曾国藩的矛盾并没有通常所描绘的那样决绝。到了南昌之后，曾、李二人一直有着书信来往。不过李鸿章心中的确有点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有意去补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了他。另一个丁未同年郭嵩焘也来信劝他回到曾国藩身边去。那段时间李鸿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鸿章一直忙于照顾。周氏是李鸿章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李鸿章少年时，周菊初对他就十分欣赏，也经常接济李家。李鸿章赶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孙女许配给了李鸿章。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李鸿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李鸿章中进士当上翰林后，周氏并没有跟李鸿章来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顾李鸿章的母亲。李鸿章回乡办团练，夫妻才算得到团圆，在李鸿章戎马倥偬期间，周氏一直跟着李鸿章东奔西走。
不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李鸿章的战略预见是对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祁门再度被围困，情急之下，曾国藩分别给二子立下遗嘱，准备在祁门坐以待毙。形势稍缓之后，在胡林翼和曾国荃的劝说下，曾国藩终于同意移营长江边的东流。当曾国藩向李鸿章函告这一决定时，得到的反应是热烈的，李鸿章数次来函献计献策。师生间由于战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阂烟消云散。在此之后，曾国藩几次函招李鸿章回营，李因忙于照顾病重的妻子周氏，迟迟未归。曾氏无法再等，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
李鸿章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周氏病稍有好转，便收拾行装赶到东流大营。李鸿章的重回幕府，让曾国藩如虎添翼。积压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军事大计也有人商议了。这一对师徒之间经常彻夜长谈，无话不说。
很多年后，当李鸿章闲暇之时回忆起对抗太平军的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显得神情凝重。除了庆幸命运对于自己的垂青之外，他还庆幸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国藩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关键人物，这使得他在人生的几次大转折中总有贵人相助。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地位的增高、气度沉稳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还是内心深处的悄然改变。从少年时意气风发，聪明异常，一直到后来的洞察细微，隐忍无限，李鸿章的人生和性格，从那时起，经历了一个巨大的U形弯。
也正因此，李鸿章一直感激着曾国藩，也图谋回报。机会很快就到来了，不久，李鸿章即以“滞攻金陵”的行动，算是回报了曾国藩的恩情。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氏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天京的包围。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特别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天京，如果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特别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如果李鸿章要来合攻天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在当时，就淮军的装备和实力而言，攻坚能力已远胜湘军。李鸿章哪里不想争这个头功呢？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李鸿章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回避，想把头功让给恩师。在朝廷下旨令淮军会攻金陵后，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劳，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李鸿章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两人成了一辈子冤家。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金陵。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艰辛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坚决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经完毕，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20余丈，攻下金陵。
李鸿章用软磨硬抗的办法，拖延会攻金陵长达数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独得“首功”的心愿。这样的“义举”，真难为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了。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互谅互助，也是湘淮两系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联手镇压太平军这段时间里，他们并驾齐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将士，染红了自己的官袍。也正是在镇压太平军的腥风血雨中，李鸿章变得成熟起来，由一个才高八斗的书生，成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所谓能臣。李鸿章后期性格中的忍辱负重、克己复礼，都可以说与这段戎马倥偬的经历有关。这段残酷无比的岁月，让李鸿章真正见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曾求学于曾国藩、后来成为李鸿章幕僚的吴汝纶评价说，李氏“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氏学”（吴汝纶《李公神道碑铭》）。可见，李鸿章深得曾国藩的嫡传，在李鸿章身上，还是能见到很多曾国藩的精神的。如果拿李鸿章与左宗棠相比，两人虽同为经世、洋务一派，但李鸿章在为人上，却与左宗棠大相径庭。这就是“忍”、“挺”二字的绝妙所在。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性格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曾国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强，在生活习性上却很土气；读书太多，凡事总有自己的原则，往往在智慧的同时，总残留着一丝迂腐气，为人清高，不合群，爱较真。而李鸿章则不一样，李鸿章总体上极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经验，爱面子，散漫，有着浓重的“痞”气，为人处世比较灵活，讲究实效，也比较世故油滑。这样相对实用的性格使得李鸿章在官场上要比曾国藩适应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帮结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踪拳”。所以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很快就在职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并且比曾国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一支军队的气质往往体现着领头人的气质。团队与帮派也是这样。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30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曾国藩曾经洋洋自得地说：“我的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而在李鸿章的“淮军”中，13营淮军的11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对部下，常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在这一点上跟曾国藩有所不同，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他就像刘邦一样，舍得将利益馈赠给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的做法一直被李鸿章奉为圭臬。在李鸿章看来，像曾国藩那样重用文人、学者的行为是不妥的，因为这些文人学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调很难一致，还不如重用讲江湖义气、头脑相对简单、肯于卖命的“武夫”更实在，这些人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只要舍得给他们利益，他们便会全力效忠。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正因为主帅的判断标准不一，湘军和淮军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气质，到了太平时期，双方气质上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湘军中的中坚力量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有着比较全面的能力，他们有很多跃上了高层，比如说左宗棠、刘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灵活使得“淮军”虽然普遍吃得开，能办事，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却不具备全面能力，文化知识不够，很少能真正地进入要员之列。在这方面，湘军与淮军，同样也是“一张一弛”。
有一个笑话似乎很能说明李鸿章的性格，也能说明李鸿章与下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李鸿章问一个下属什么叫抛物线，下属讲了一大通后，李鸿章仍是不懂。那个下属急了，说：“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说：“各位明白了吧，庄子说‘道在夭溺’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
对于“天津教案”处理手段的不一样，也充分体现了李鸿章与曾国藩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也正是“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导致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成为清廷“第一汉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底层民众的愤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由沿海向内地的渗透，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在底层引起的摩擦越来越多，尤其表现为西方宗教教义、组织结构与中国宗族精神以及组织结构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导致了民间不断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1870年，天津的百姓烧毁望海楼教堂，先后打死外国人20人。“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国藩感觉自己难逃大限了，他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帮他运来建昌花板木材，准备后事之用。按常规，曾国藩完全可以以生病为由推掉这份“烫手的山芋”。皇帝知道曾国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让曾国藩去，只是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最近身体怎么样，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接旨之后的回答是：“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能不管吗？”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决心向林则徐学习。曾国藩接受任务之后，专门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遗书，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在一生奉行“忠诚笃信”的曾国藩看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应该以诚为本，以信立言，虽然大清是弱国，但也是大国，不应失去固有的君子风范。
曾国藩在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谓的洋人教士杀婴儿等事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谈判之中，曾国藩首先自认错误，当即决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谁知洋人得寸进尺，他们进一步提出来，要把这些官员杀了偿命。这样的过分要求把曾国藩逼到了墙角，曾国藩一时变得非常被动。在曾国藩处理事务时，他的儿子曾纪泽看得就很清楚，曾纪泽就告诫父亲，对于洋人，不能太讲诚信，不能随便承诺。李鸿章也三番五次给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写信，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让他提醒一下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还是有经验的，当年李鸿章在上海滩的时候，为了“常胜军”的事情，没少跟英国人斗智斗勇。洋枪队当时的队长白齐文殴打上海道台，李鸿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齐文正法，吓得白齐文躲在英国军队中不敢出来。后来，李鸿章硬是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强行解散了“常胜军”。对于洋人的本性，李鸿章要比曾国藩了解多得多。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天津教案”的办理结果，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人们对曾国藩一片谴责，咒骂他出卖国权，堪为民族败类。曾国藩没料到风波竞如此巨大，他自己也变得忧心忡忡，健康更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是李鸿章第二次为曾国藩收拾残局了。第一次，是平定捻军的时候，那时，曾国藩就因为调度不灵，平定捻军进展不顺，最后朝廷不得不派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职务。李鸿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后，专门拜会了曾国藩。看到曾国藩长吁短叹，心理负担很重，不由劝慰一番。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说：“与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看看。”李鸿章一笑：“我只是随便说说。”
李鸿章到达天津后，还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场。与曾国藩的“以诚相待”不一样，李鸿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话不算话”，就是偷梁换柱、暗渡陈仓。这是典型的弱国外交手段，正面交战不敌，只好虚与委蛇，以谎言对谎言，以欺骗对欺骗，以乔装好客对虚伪的友谊。当然，这样的手段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洋人势力太强大了，李鸿章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捣糨糊”，能“蒙”则“蒙”，能“糊”则“糊”，在不明时局的情形下，只好以“打太极拳”应付。李鸿章毕竟是草根出生，这一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李鸿章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暗地里与俄国进行了沟通，因俄国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鸿章便趁机在原先的判决上进行改动，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虽然改变并不大，但毕竟多保了几个中国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缓解了尖锐的矛盾，也缓和了朝廷的面子。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让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了这16个，蒙混过关，斩杀了事。将流犯的官员，一段时间风波平息之后，又招回原地。李鸿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国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风波，终于在李鸿章手上平息下来。而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巨大的，曾国藩伤心地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变得心情抑郁、衰颓日甚，终于在一年后郁郁而终。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处理洋务时的不同方法，与他们的学养和性格有关。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还体现着中国文化所隐藏着的很多内在特质。中国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实际上是儒释道的一体化，“温良恭俭让”只是表面的价值观，在暗地里，阴谋与心计无孔不入；当功名利禄受挫之后，往往又会洁身自好，甚至产生空的感受，偏向于出世——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义了。
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的宽厚、智慧、诚实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一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的——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一直简朴务实，保留了耕读之家的本色。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的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一直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的家风，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的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的发现、调教、保举，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他的手下涌现出一批经天纬地之才干，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这些人才的和睦相处，与曾国藩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关。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
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从京城回湖南组织湘军，正是为了响应《论语》中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出生入死，终于完成了替朝廷分忧的初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力巨大。但曾国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盖主”的隐患，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倾心于老庄。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曾国藩的确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冶炼出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谓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这种浩然之气的支撑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大彻大悟的看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万物不勉强为之，但自己又必须在人生中尽最大的努力。在曾国藩的晚年，虽然他目睹了太多的丑恶，也被迫做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曾国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但曾国藩的完美旧人格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便有点力不从心了。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明显地更适应晚清那个乱世。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贵，也带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种弱者的智慧，务劳务实，精明狡诈。李鸿章借此以应付乱世，要比曾国藩那种一成不变的正统有效得多。李鸿章是从底层上来的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这样的草根经验，使得他对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实践中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好处。从李鸿章与淮军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才不像曾国藩那样无限忠诚地主动解散淮军呢，他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让这支部队有着极强的私人性和专属性。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虽经中法、中日战争，一再受创。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聂士成壮烈战死，淮军彻底覆灭，李鸿章算是输得精光。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这一点，足见李鸿章功力之深。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运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让李鸿章屡试不爽。
尽管李鸿章这种极其实用的处世方式给他带来成功，也带来功名，但纵观李鸿章一生，他同样因为这种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就李鸿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说一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说我们还可以从曾国藩迂腐和执著的处世原则上看出曾国藩的人格来，那么，从李鸿章的聪明和实用上，我们就很难看出李鸿章真实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整体意义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怀，并且他也绝不如曾国藩那样执著，也不如曾国藩那样真实。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个高个子的合肥人讲着一口合肥话，出入各种场所，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俏皮话。有时，这些行为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视野、缺乏原则，使人起鸡皮疙瘩。我们所见到的，一直是那个冷静平稳、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李鸿章；或者是，一个故作幽默、自以为是的李鸿章。至于真实的李鸿章，却一直烟笼雾绕，更谈不上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到底李鸿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呢？也许，所有关于他的判断都显得有点武断，显得有点臆度。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总显得云里雾里，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倨傲的时候倨傲，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隐藏的时候隐藏。他的一手“迷踪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仅别人看不出他要干什么，甚至，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点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于自己的幻象之中。聪明人本身就难得偏执和执著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李鸿章就是这样一边打着“迷踪拳”，一边从事着自己的改良事业。当然，这样的行为本身，并不算是高妙的举动，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只是一个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像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伟大的政治家总是有着自己明晰的思想体系以及自己强硬的态度，并且有着一种为着思想和主义献身的情怀。李鸿章似乎不是这样。在他一辈子当中，李鸿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袭华美的锦袍，在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披着各式华美的锦袍抛头露面，而他的身体，一直隐藏在这袭华美的衣服里面。
也许，对于这个晚清最为显赫的汉臣来说，李鸿章最大的悲剧是：不在于时局的多舛，也不在于个人命运的坎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个体，无法、也没有意识去表达自己真正的内心。他无法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无法“人之为人”，也无法面对自己。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中风卒于南京，消息传来，李鸿章不胜哀痛，他感叹说：“吾师果以死颖！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并亲笔题写了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挽联，寄托了对恩师的绵绵哀思，也是对两人终生之缘的一个总结。李鸿章以后对曾氏之子纪泽、纪鸿多方照拂，又协助长兄李瀚章编校《曾文正公全集》156卷，也许，李鸿章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补报曾氏一生的恩情。
云中之鹤
一个人的气质就是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李鸿章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这个绰号对于李鸿章来说，倒也形象妥帖。在晚清，比较起众多庸庸碌碌的高官达贵，李鸿章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这不仅仅指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还在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敢负责任，并且有着自己独特想法的人。当初湘军才俊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惊叹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智慧，意气风发。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吧，李鸿章春风得意，一派自信坚毅。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祥，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到了暮年，李鸿章所呈现的形象便有点悲凉了：他的眼睑一直浮肿，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扭曲，都是深不可测。这样的面孔绝对称得上“老谋深算”，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这是一张可怕的脸！中年之后的李鸿章越发变得成熟而冷静了。
这样的划分是指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之后，这一年是1865年，李鸿章42岁，进入了他人生的高峰期。此时的李鸿章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胆大妄为的书生了，他变得意志坚定，善于沉默，心细如发，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他的头顶一直笼罩着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国撑起一片天空。这样的感觉总使李鸿章时常地陷入一种自欺的悲壮中，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一个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李鸿章的使命感，自从李鸿章当上两江总督之后，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吟诗作画的爱好，这样的行为是由于李鸿章对传统文人官吏的反感，他们总是习惯于自欺欺人，避重就轻，迂腐不实而又欺世盗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也很担心过多的诗文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落下口柄。中年之后的李鸿章变化很大，他很少头脑发热，急不可待，他总是把自己埋伏在暗处，低调做人做事。他变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警觉，也越来越勤政，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考虑不完的问题。
李鸿章变成一只勤劳无比的鼹鼠。每天，他都忙忙碌碌，总有处理不完的公务，总有批阅不完的公文，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他的内心也在这样的运转中慢慢变得冷血，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这样的生活或许在常人看来无聊而单调，但李鸿章乐此不疲，或者说，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倦容。李鸿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长蚁群中的一只大蚂蚁，在蚁群中，无数工蚁忙忙碌碌，竭尽全力，伺候那只不劳而获的蚁后。这样的存在方式，就是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式。这种政治方式原始、笨拙、专横，它不仅仅带来残暴和专制，同时伴生的，还有机械和木讷。李鸿章在跨入这个机制之后，很快变得麻木不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李鸿章只能算是一架庞大的、呆板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在他的身前左右，还有着一大堆精于算计、老成持重、不见喜怒的政治木偶们。
好在李鸿章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李鸿章就像春秋时代的孟尝君一样，在麾下养着一大堆门客。他将当时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笼络门下，努力谋求怎样推动这个笨拙的东方古国一点一滴地进步。当然，在做事的同时，李鸿章还一直不忘修身，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就像教徒们每天的祷告和忏悔，李鸿章也保持着每天内省，自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自省自己的道德操守。这样的举动，源于他的老师曾国藩，也源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正因为李鸿章不断地内省，所以中年之后的李鸿章一直在不断改变着自己，可以说，后来的李鸿章，完全是李鸿章自己所铸造的。对比当年那个青涩的合肥青年，后来的李鸿章在内心当中的确走得很远。
李鸿章还是有韬略的。腹中，应该有一个广袤的世界吧。李鸿章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万物将倾，天翻地覆，对于一般人来说，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会乱了方阵。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这样的行为本身，可以看作是这块土地巨大的能量，也是这种文化岿然不倒的根本所在。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数千年的承转启合，这个民族早已物老成精，又有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对于李鸿章来说，一切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所想的，以及殚精竭虑所做的，正是为了支撑那个艰难的局面。没有理想，却有愿望。在那个时代里，尽管由于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在内心当中一直是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未来有着良好的判断并且抱有美好憧憬。
如果说李鸿章在自己的人生前期还是靠无畏和阳刚拼死打开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即转变了角色，在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他展示了阴柔勤勉的一面，全心致力于自己权力大厦的构架了。李鸿章不愧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好手，他精细而不动声色地运作一切。他老辣的地方在于，即使是拥有新思想，他仍借助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样的旧手段要安全和稳妥得多。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的做事准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在李鸿章看来，后来的康梁显然只是“小儿科”，只是几个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他们哪有手段和力量来推动那些政策呢？那些口号和想法，在脱离手段和力量的情形下，是很难生根开花结果的。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潜流，不是激流，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做事即是做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如果没有权力作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正因如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了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33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余人。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要绝对地忠诚。这一点，在北洋水师提督的选拔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鸿章羽翼丰满，以他在官场上的正式地位和所属的非正式的幕府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势力上至朝廷，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深知官场学，也深知厚黑学，他知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在他的眼中，权力，不仅仅是安危的护身符，同时，也是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筹码。
在官僚体制下，这样的裙带关系一直不可或缺。当然，这样的权力架构，必定悄然进行，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如果一个人的权力扩张过于明目张胆，引起别人的警觉，那又将变成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然，李鸿章之所以伸展自己的权力，除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外，他还想借助于自己的权力，更便捷地施展自己的抱负。
从少年时候起，李鸿章就一直将天下作为己任，他算是一个有着鸿鹄大志的人。李鸿章一直孤傲自负，坚定地认为自己具有担当天下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卓识，也具有改造和推进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手段和能力。在内心深处，李鸿章一直以诸葛孔明来激励自己，同为生长乱世之中，同为风雨飘摇小朝廷的栋梁，同为出生乡下、少年时极具方巾之气……虽然从高标准来说，李鸿章有点志大才疏，他的知识体系、眼光和权力都不足以担当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大任，但历史偏偏选择了他。李鸿章知道这个国家的虚弱无力，也对这个政权的不思进取、唯唯诺诺表示不满，他曾在家信当中对政局有过评述：“（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朝廷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我中土非无聪明之力，士大夫皆习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同时周旋于太后与恭王之间，唯恐失权，能力实不足以肩担此任；至于李鸿藻，则迂腐更甚，不足一提。”这一段话，对于时局，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了。清晰又怎么样呢？清国的天下，毕竟不是李鸿章的天下。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特别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25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李鸿章就这样坚守在绝望的前哨站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这个晚清第一汉臣来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孤独的。并且，李鸿章感到最孤独的是，他预见了方向，但却一直难以寻找到最正确的道路，他不得不走的，是妥协之中的传统方式，在夹缝中寻找一条道路，那就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架构自己的政治体系，就像一只蜂王在构筑自己的蜂巢。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谋求集腋成裘一点一滴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缓慢而艰难。在近40的时间里，李鸿章从未离开过官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几乎所有的官僚们不一样，李鸿章似乎从不回避棘手的事情，从不逃避事务和责任，他一直兢兢业业，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清国摇摇晃晃的小朝廷所能倚仗的，似乎只有这个留着山羊胡子、身材高大的长者。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玩一点高妙的太极推手，也精通官场平衡术，但在更多时候，李鸿章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头，从没有退缩的意思。无论是面对公众、政敌以及如狼似虎的入侵者，他都有着泰山石敢当的勇气和责任。
李鸿章的隐忍是他坚信未来的补偿吗？或者是在他的内心当中有着舍生取义的想法？似乎不能这样看。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但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环顾李鸿章周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不可避免的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学问的人，还做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清国的大学士竟像鸵鸟一样，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学问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对义和团所玩的“刀枪不入”、“灵魂不死”的江湖把戏却笃信无疑。常识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种自欺欺人方式劝说决策者让整个国家加入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准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儿子如果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允许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足以依靠，那么，同时代的民众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世代在贫瘠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对物质生活很少苛求；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戏剧，沉湎幻想；他们思维简单，黑白分明，疾恶如仇；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幽默风趣，能说一口滑稽的话语，能用最优雅的俚语小调来吟唱太阳和月亮，歌唱爱情和姑娘——他们看不起异族，对异族入侵充满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纯洁；他们有时善良，有时又麻木不仁；他们经常地欺骗和自我欺骗，自我膨胀然后自我践踏；他们缺少理性的思索习惯，容易冲动也容易排斥——当西方民众普遍有着浓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识的时候，庞大清朝的民众仍在心里荡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鸿章等几个人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和现代化就像是一场独角戏，在舞台上，李鸿章一直自拉自唱，那个时代远远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写李鸿章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一个困惑就是，这个颠沛于乱世，看似优雅风光，其实却矛盾尴尬，甚至苍凉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对于这个19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人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了。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因为他拥有的才智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软肋；他的行动过于圆滑，我们便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思想和性格。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李鸿章在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到底需要怎样的内心力量来支撑？在阅读大量李鸿章的资料之后，有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李鸿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他，又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是属于个人，又是属于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与拥有繁杂丰富的经历相一致的，李鸿章同样拥有的，是更为复杂也更为沉潜的心路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内心应该是有强大力量支撑的，这一点，从李鸿章孜孜不倦的行为就可以断定，一个人，没有巨大的内心力量，是不可能像一叶扁舟一样漂浮在浩渺的海洋中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支撑李鸿章身躯的，不仅只是单薄的个人力量，肯定与中国文化精神紧密相连，是鸿蒙的中国文化向他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精神的本质在于：李鸿章肯定能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同时也会了解到困难的艰巨，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高尚绝望，也陷入一种无法自省的习惯当中——那是意识到自己在从事着一个远大目标的高尚，也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绝望。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大多数时候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现体。每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极其隐秘的，在大多时间里，他们并不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而是以各种力量的权衡来作出行动。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也是表象的，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行动只能说是某种需要的结果，并不代表自己真实的内心。他们的真实思想，甚至不会暗藏在自己的行为中。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关于他真实的想法，那真是属于绝对隐秘的，也是极难揣测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没有真实想法了，既然坠入这个泥潭，那就一切身不由己，有的，只是自觉不自觉的下意识，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由于李鸿章一直身处这样的体制和环境，决定了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处于一系列复杂矛盾中的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是很难见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的。或许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在脱下顶戴花翎时，在脱去长袍马褂时，换上睡衣睡袍时，我们才能感到一点真实，感到那个人物有属于自己的影子。而穿上官袍的人，是没有影子的人。
但一个人所携带或者所呈现的东西是有着源头的。源头，这种深藏不露但涵有内在力量的东西，来自身后的巨大文化背景，也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只有对照源头，这股涓涓的溪水才可能是清晰的。同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样也是有着源头的，一个人的本心是左右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动力，而其表象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一些神秘的、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神秘同样也是一种通道，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传达着某种信号。任何时候他给我们呈现出的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其绝大多数的真实，一直隐藏在神秘的后面，甚至连他自己也无从了解。
是李鸿章一直习惯于这样的方式，还是他本身缺乏真正的济世的思想体系？照我看来，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由于李鸿章的性格，也由于他的知识结构，还由于他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他所处的官场位置，这使得李鸿章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与道路的诸多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浅层而实用的方式，而这些方法与态度并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是流于“器用”，并且李鸿章是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这样综合的想法和因素，也就决定了李鸿章终究只是一个器用者，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李鸿章晚年给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他坐在两个人抬着的大轿上，局促而悲凉，这张照片摄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鸿章如此的风烛残年，还在为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忍辱负重。另一张，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谈判被枪击伤后的照片，脸上还有着枪击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鸿章应该有着巨大的愤懑和悲恸吧。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由让人悲凉。
真不知该怎样去理解李鸿章，他算是一个洞察历史与未来的智者吗？似乎怎么都算不上。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干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腐朽的现实，那么，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累赘。也许，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此。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第四章 史海钩沉
洋务运动
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容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意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遇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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