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俭波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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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与地方凝视：区域生产视角下的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与重构试读：
第一章 导论
一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问题
自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城市化浪潮以来，到20世纪前半叶，欧美各主要国家城市流入人口都超过50%，实现城市化。20世纪后期，技术革命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转型和重新布局，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和城市化，全球城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体现为城市化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发展，世界进入普遍城市化时期。某些地方，甚至出现“逆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等现象；“快速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等产生相应的城市和社会发展问题。（1）城市空间正义问题凸显。城市化过程即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主要围绕外部空间拓展和内部空间更新两个维度展开。城市空间生产过程除了由本土工业化进程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推动之外，也受到资本全球化及其转移、集聚所推动，在这一进程中，资本和权力主导着空间生产的逻辑和路径，使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出现“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的城市发展模式，这种以权力与资本共谋，制度公正缺失的空间生产模式，造成对公众空间权益的多重损害。（2）经济重组诱发城市重构。在全球经济重组过程中，世界城市体［1］系和城市内部空间均发生重大的重组和转型，旧的制造中心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引起的第二产业衰退而逐步衰退，人口衰减、就业不稳，失业增加等问题显现。而在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中承担重要节点功能的城市，经济重组带来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城市内部社会结构极化加剧等现象。因此，针对旧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后工业化转型和全球产业经济的服务化与创意文化转向，实现对衰败旧工业城市经济复兴，以及通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居住环境，解决内城衰败以提高大都市中心区经济活力与多样性的一系列城市策略，成为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3）城市地方文化和记忆面临丧失和破坏。全球化导致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此背景下，欧美城市普遍面临内城衰败以及城市经济结构性调整，各国据此纷纷推出对旧城中心区的更新计划。一方面，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导向的旧城更新，对城市社区和中低收入阶层生存空间产生日益加剧的压力，使以历史积淀和传统街市生活为特征的旧城中心区空间形态趋向解体；另一方面，随着旧城改造力度逐年加大，城市地方历史文化面临更新危机。同时，对城市历史和文化资源尊重、保护不够，也产生“建设性破坏”现象，历史城市和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逐渐失去其特有的文化脉络、历史记忆和地方传承，城市地方历史与文化之根，成为城市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产业调整升级的“殉葬品”。那些具有鲜明地方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文化渐趋衰微，“全球范式、现代范式和国际化范式”粗暴地取代了传统个性风貌，城市更新成为少数人攫取经济利益或政绩的机会，本该受保护的建筑遭到破坏，城市文脉被切断，特有风貌也在逐渐消失。
就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更新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加速推进工业化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在拉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为发展向资本妥协，特别是向强大量能的跨国资本屈服，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共同选择。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市旧区建筑破旧，基础设施超负荷，土地利用效率低，城市亟待更新。而不断提升的城市经济发展诉求、全球化憧憬、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现实压力等，也对城市旧区改造提出更新的要求。然而资本、权力的复杂作用机制，导致历史文化名城在进行城市更新改造时，历史保护、文化保存、居民利益、社区传统等受到破坏和毁弃，城市更新和改造在塑造新景观、构造新地景、造就新居民的同时，也形成了多种割裂和伤害：历史和现代、地方和全球、原居民和新移民、旧社区和新小区……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拆迁，不但引发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引起开发商和原住民之间频繁的冲突，极端的案例如各地多有报道的拆迁冲突和流血事件等。另外，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正逐步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文化［2］和消费空间正在成为城市更新和空间生产的手段和方式。
这些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表现出的问题，值得深思，如城市更新和改造的目标导向为何？路径和策略是什么？如何合理协调多主体利益？如何合理均衡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全球和地方、宏大和微观的关系？城市的更新发展究竟应基于何种视野和标准来审视与权衡？
二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1982年，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建设部郑孝燮先生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等人的提议，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启动。其设立目的，在于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根据《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1]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从行政区划上看，历史文化名城并非一定是“市”也可能是“县”或“区”。为进一步规范和确立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国先后颁布《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名村的申报、审批、管理等进行规定和指导。迄今为止，我国于1982年、1986年和1994年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座，自2001年至2014年，增补历史文化名城27座，全国共计历史文化名城125座（琼山和海口合计）。
自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建立以来，对促进历史城市的文化保护、文物保存、历史建筑、城市遗产和景观存续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设立宗旨上，经历了从最初的“单保护”（即主要侧重于对单体文物和实体建筑、建筑群的保存保护），转向到“多保护”（即更加重视对历史文化城市的整体环境、风貌人文特征、城市微观社区地方历史及记忆等的综合保护）。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主要还是经济利益指向高于文化保护的思想作祟），使历史文化名城在面对保护、存续、发展、更新关系时，出现对历史文化名城需要保护的元素进行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毁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前行，全球化、区域化和城市化风靡全国，城市产业结构也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合作机制下，面临着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城市内部空间在新的城市发展目标和诉求面前，存在空间、结构、存量和数量等多方位的短缺和不足，亟须进行因应城市现代化、全球化和转型升级为目标指向的发展更新。另外，中国现行以经济发展指标为侧重的政府能力考核体系，要求各级城市政府将最大的精力和能力投入城市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城市政府为了尽可能实现城市经济的增长，实现在竞争者中的“脱颖而出”，必然主动或被迫地向资本靠拢甚至“谄媚”，资本成为主导历史文化名城旧区更新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随着资本与权力的授意和合谋，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更新和改造在快速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城市更新改造的合理限度如何？如何合理保持和维护其历史性、文化特色和地方记忆，标准是什么？改造行动应遵循何种准则和规范，由谁制定，如何导向？历史文化名城的更新和一般城市的改造有无技术要求、改造思路、行动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元素、文化记忆等的保护和保存，何为重点，如何衔接？如何合理确保城市“人”的正当权益？上述问题，是在当下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状态下，历史城市、城市内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改造等需要面对并认真思考的问题。对理论研究者来说，上述问题的厘清和深入研究，对研究思考历史文化名城的更新改造理论实践，具有显著的理论、实践意义。
三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市老城区发展的问题
作为中国第三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1月4日公布，共37座）之一的佛山市，其“得名于晋、肇迹于唐”，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禁的开放以及澳门租借开埠，佛山以其便捷的内河交通网络，在珠江流域、两广、福建乃至江西、两湖及云贵地区构筑起庞大的内河交通运输网络。佛山由此步入繁荣时期，至清乾隆朝前后而至鼎盛，成为“全国四大聚”并称“四大名镇之首”，其城镇人口规模一度超越广州，时人语佛山与广州为“省佛”。道光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割让香港，“一口通商”改为“五口通商”，广州独占外贸港口的地位被打破，佛山与广州长期形成的“前店后
[2]厂”城镇发展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城镇规模逐渐萎缩，至咸丰四年（1854年）陈开、李文茂起义，使佛山城镇发展进入谷底。红巾军起义失败后，佛山与红巾军有关联的行业几遭毁灭，城镇规模也萎缩至极，其大致保持在现今佛山老城核心区域——汾江河与升平路的“T”形区域一带。佛山珠江流域首位度城镇地位，随着香港开埠、五口通商、西方列强先进的生产方式、现代机器化交通运输和商品生产而彻底丧失。此种局面持续发展至民国陈济棠督粤期间，在此期间，由于国际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工业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全球处于一个全新的上升期，技术、经济和政治多重利好，加上陈济棠督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佛山工商业有所恢复，城镇规模和实力也有所回升，但整体上保持着与佛山老城核心区范围一致的状态。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佛山镇大致维持同等规模，其城镇地位也相对保持在县至地级市城镇层次，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在整体政策导引上，偏重中西部，且重点在大小三线，东、南部沿海地区发展受到抑制，佛山地处珠三角地区，自然也在控制发展的行列。由此，道光至改革开放前，尽管佛山城镇规模几经起伏，但其城镇总体规模大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水平，城镇地位也大致保持在县（地区）城市的层面。
改革开放直到2000年以前，佛山借国家倾斜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政策的东风，在经济发展、产业恢复等方面出现日新月异的局面，但城市总体规模和层次，在整体上基本维持清代以来的基础格局。街巷空间格局自民国以来，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表现为街巷空间［1，2］向城镇道路交通网络空间的演化发展，建筑层面的更新表现[3]为以“单位”促动为主的办公和住宅设施的更新。城市整体空间风貌和格局则持续维持原状。随着1994年佛山进入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录，佛山市分别于1992年、1996年、2004年、2008年编制和修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和修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佛山老城的物质遗存和历史风貌。
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促使佛山必须加强对老城片区的土地、空间、道路、产业和业态等进行改造和优化，本世纪初以来，佛山老城区开启了整街区改造尝试，然而改造也产生一些新问题，使其濒于停顿。同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联法规也制约了佛山老城的改造、发展。佛山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取向，转到城南的佛山（东平）新城区域，试图通过建造一个新的现代化城区来疏解老城区的各项功能，并取得老城区发展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间的平衡。然而新城征地受阻，加之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广佛同城化趋势、地铁建设和房地产升温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土地、空间、产业的制约和矛盾日益加剧，不得已之下，佛山地方政府将目光重新回调到老城区及其周边主要区域的“旧城镇、旧厂房、旧村镇”，试图通过对这些“三旧”用地功能的改变，改善佛山城市空间结构，塑造更好的城市人居环境。
2007年，以“三旧改造”为概念的佛山老城区改造从祖庙—东华里片区（岭南天地项目）开始，并迅速拓展到文华南片区（普君新城项目）、佛山创意产业园区片区（1506项目）、莲花路—升平路片区（佛山名镇项目）、文华路沿线旧改等。然而，佛山老城区旧城改造却缺乏基于城市性质梳理、发展谋略定位等的全面考量，更像是一场资本和权力的“即兴演出”。这种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改造带来更加复杂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对佛山老城区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核心区来说，过于强调其“旧区”属性，而罔顾其历史文化资源核心区要义；只强调佛山城市、产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诉求，而罔顾佛山历史、文化和地方传承及其本地性；只强调佛山老城区作为普通城市的旧城镇特征，而罔顾佛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要点，这样的城市旧城区改造更新思路和策略是否真的能够为佛山老城区改造带来助益？而不会滋生其他发展问题和理论困扰？
为了思考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在汹涌而来的城市更新和“三旧”改造、城市升级等运动中的坚守、发展和转型改变，在全球化、快速城市化、现代化和高度商业化的情境下，重构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特质和内容系统。本研究试图寻找一种基于区域生产网络发展对于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的意义和作用，运用区域生产网络理论和城市演化理论作为考量与分析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更新和改造的指引，进而得出佛山老城乃至历史文化名城改造、更新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思考、建议。
[1] 铁路环保法规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
[2] 指其时佛山和广州在产业发展上的分工合作，广州作为外贸港，负责对外运输和发挥市场空间的作用；佛山则以手工业产业发展为中心，通过产业形式为广州的外贸和市场功能提供支撑。广州和佛山互为依存，共同发展。
[3] 机关、团体、事业法人组织、企业法人组织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其下属部门。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研究设计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城市复兴在国外，对城市更新概念较早、较权威的界定，来自1958年在荷兰海牙市召开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讨会上：“生活于都市的人，对于自己所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通勤、通学、购物、游乐及其他的生活有各种不同的希望和不满，对于自己所住房屋的修理改造，街路、公园、绿地、不良住宅区的清除等环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实施，尤其对于土地利用的形态或地域地区制的改善，大规模都市计划事业的实施，以便形成舒适的生活、美丽的市容等，都有很大的希望，包[1]括有关这些都市改善，就是都市更新。”E.伯吉斯和D.博格认为：“若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体，则其动态变化过程将会出现成长、成[2]熟、衰退、没落或更新等现象。”法国城市规划师弗朗索瓦茨·肖埃认为“城市更新即城市规划，城市更新是有意识的干预行为，城市更新是建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并产生经验的累积的过程”。Roberts将城市更新定义为：“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应该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环境等各个方面对[3]处于变化中的城市地区做出长远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该概念突出强调了城市更新的整合性，认为对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提高与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同等重要。人们对城市更新本质的认知也从简单的单维更新（即以物质环境改善为主）向更综合、更全［1］面的多维更新转化。
国内研究较为知名的有：陈占祥基于对西方城市更新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把城市更新定义为城市“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新途径涉及多方面，既有推倒重建，也有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旧建［2］筑的修复等；吴良镛院士从城市“保护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的概念，该概念主要针对城市历史环境的更新，并较多强调对城市历史旧区物质环境的改造和更新，而对与其关联的经［3～4］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关注较少。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学者提出对“城市更新”概念的新理解，张平宇提出“城市再生”、吴晨（2005）提出“城市复兴”、于今（2011）提出“城市更新”等［5～7］（见表2-1）。表2-1 几个代表性的中国城市更新概念
城市再生是随着城市化升级，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城市问题，制定［8］相应城市政策，并加以系统实施和管理的一个过程。Roberts认为城市再生是一项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综合、整体的城市开发计划与行动，以寻求急需改变地区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的持续改
［9］善。曲凌雁认为，城市再生从广义上理解，是一个多目标行动体［10］系，主要包括环境再生、经济再生和社会再生三个方面。杨继梅则提出了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理论，认为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包含［11］“物”“事”“人”三个载体作用。
就城市化发展的内容属性变迁来说，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经历了从［12］快速城市化到城市衰败，再到城市复兴的过程（见表2-2）。也就是说，城市复兴，是城市化到城市更新再到城市再生之后，因城市化和更新道路依然无法有效解决城市发展问题，而出现的关于城市改造和发展新理念和思路。最早提出“城市复兴”概念的是英国，英国政府认为，城市复兴目标是城市再生可操作性的措施，从而将人们重新吸引回城市中心。英国政府为此出台了城市复兴“白皮书”，提出为有效实现城市复兴，需要编制好规划和设计，改善环境，提供更多的娱乐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和街道的安全，吸引更多的城市投资资金。［13］但也有英国研究者认为，采取城市复兴这一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使英国的城市更接近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如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等，体现城市的“咖啡文化”，这样才能为广大中产阶级所接纳，［14］使他们回到城市中心。H.Brouwer（2004）认为城市复兴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因此，城市复兴旨在吸引中［15］产阶级重返城市。表2-2 从城市更新到城市复兴的理念演化续表
就城市复兴的内涵意蕴来看，其最根本的宗旨是对城市进行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更新，将一个因衰败而成为社会负担的城市，转变为社会的一种资产。城市复兴目前已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的挑战，转变为全球范围内所有转型社会和城市经济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北美城市规划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城市复兴”（Urban ［16］Renaissance）概念，在延续英国关于“城市复兴”概念基本要义的同时，它强调“以综合和整合的视角，并通过行动，引导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寻求转型地区持续增长的条件，其中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内容”（Colenutt，Tansley，1990）。其不仅强调城市复兴的目标，更指出城市复兴是一个持续的长期过程。复兴的目标是通过政府资金以及发挥协调的杠杆作用，吸引私营开发部门进［17］入衰败的城市中心区进行开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不断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渗透和蔓延，越来越强调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过程，文化或者被贴上文化标签的各种媒介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本，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建设、营销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政策和城市复兴已越来越［18］多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强调文化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主要通过文化产业提振、设计和运用来作用于城［19～21］市改造和更新实践。随着城市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城市改造和更新更加突出文化的复合意义，以“文化转向”方式重塑城市形象并恢复经济的趋势愈益明显。P.Roberts 和H.Sykers在他们合著的《城市改造》一书中指出了城市复兴的途径，包括：①可以通过在商业/工业资产或住宅方面进行新的投资来引导城市复兴；②通过适当的法律设定和财政政策导引，以城市土地开发（再开发）来进行引
［22］导。（二）历史文化名城、佛山老城区
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认定，主要依据《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本研究所指称的佛山历史文化名城，是指1994年颁布的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市，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要素在于其是广府文化的集中代表，是古代特殊职能城镇（陶瓷和冶炼）的代表，是近代工商业名城的代表，是岭南水乡和“三基农业”的典型代表。
为清楚界定研究区域，本研究对佛山老城区、佛山老城、佛山老城历史文化名城核心保护区等概念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加以严格界定。首先，对应于佛山市旧城更新的实证研究，采用老城区与之相呼应，其地域范围涵盖佛山市禅城区的旧建成区，而不包括始于其他乡镇级以上级别的各类城镇旧建成区；对应于佛山市古城保护的实证研究，采用佛山老城这一地域概念与之相呼应，它是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域、佛山古城所在，也是佛山历史文化遗产蕴含最丰富、历史文化建筑保存最集中、佛山传统民间文化传承和保存最重要的载体及区［23］域（见图2-1）。图2-1 本文涉及的佛山老城区主要概念的空间层次关系
资料来源：见张戈《旧城更新与古城保护的互动性研究——以佛山老城为例》，华中科技大学，2005。（三）区域生产网络
所谓区域生产网络，指的是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凭借相对优势，指导、安排生产部门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装配，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生产网络，区域生产网络降低了区域和城市的生产成本，增加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构建区域生产网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途径。Rodogue等人认为生产表达了经济价值增加的事实，它在内容上包含商品和服务两个大类的创新、资源转化和成品生产等。网络则指的是实体和非实体（信息）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表达了交易和分配的客观情况。Yoguel、Novick、Marin将生产网络置于一个中观尺度的框架下来审视，认为区域生产网络在概念上既不同于微观上的网络个体在特性方面的集成，也不同于宏观尺度层面上的集群和系统概念。其定义的生产网络包含三个关键内容：其一，组成个体的地理临近性不是必要的；其二，建立在经济关系上的非价格机制存在可能性；其三，生产网络内部建立起来的无形流动和非价格关系的重要性允许［24］不同程度的发展。
生产网络最明显的优势是具有地理尺度性，按照地理范围由大到小可以划分为全球、区域、国际、国内、地方等不同尺度的生产网络（见表2-3），在地方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现象有直接关系。全球尺度的经济现象也需要在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层面上来做基础分析。表2-3 生产网络的空间尺度及相关概念续表
对城市来说，城市的发展不能脱离地方、区域和邻近城市的发展独立存在，在全球化泛滥的当下，城市的更新、改造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城市的发展是以一个节点的方式，存在于城市运行网络之中，并参与到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经济、文化、产业等要素系统的建构中。因此，我们考察城市的旧区改造，也不能将其仅仅放置于一个孤立的城市场景来分析、建构，而必须以更加综合、宏观和复杂的视野，将之放置于基于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网络中，以复合发展的视角和网络化动态运营的角度来分析、观察、思考城市旧区的更新、改造。本研究试图运用区域生产网络的关联理论，将佛山老城区放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网络系统中，观察、思考具有历史文化名城身份背景的佛山老城区在改造更新中应该践行和总结的一般理论和规律。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本研究将起源于2007年以来，对佛山老城区发展注定会产生“剧烈改变”的城市改造活动，置于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自身逻辑和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动态演变序列中，考察佛山老城改造对于佛山城市发展及在珠三角地区城市群中地位变化，进而研判佛山老城区的改造更新，应该基于何种理论、思路、方法、途径和策略，提炼、思考基于历史文化名城改造、区域生产网络发展和城市演化逻辑之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核心区改造理论和实践经验。1.理论目标（1）从区域生产网络分析的角度提炼和界定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研究的科学问题，确立理论分析框架。（2）总结提炼基于区域网络分析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问题分析表达方法，内部生成演替机制、机理以及途径；从内外部影响、制约因素入手，分析老城区发展重构的区域促动系统和城市内部因应机制和表达策略。2.应用目标（1）提出基于区域生产网络分析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物质要素系统（建筑、街巷、街区等）和非物质要素系统（地方感、邻里空间、地方文化氛围等）发展重构的方法、路径、策略和措施方案。（2）案例地老城区物质要素系统和非物质要素系统的发展重构经验研究。（二）研究意义1.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都市）化步伐日益加速，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空间不但飞速地向外扩张发展，也在快速对传统城市内部空间进行功能置换。这种城市发展内部空间功能置换和成长发育与代表传统城市风貌的老城区、老街区空间重合，产生巨大的机会利益。在这种机会利益面前，决定城市风貌存留的微观主体（居民、开发商甚至城市地方政府）都缺少保护传统风貌街区和历史古城的动力，使得历史名城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财富日渐消失，城市风貌日渐趋同，形成“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化怪现象。同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体系中的一分子，各历史名城都承载和背负着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和地域乡土记忆，它们对了解中国地方文化、城市发展变迁历史等都有显著的指标含义。在目前快速城市化浪潮中，这些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也挣脱不开城市（都市）化的宿命，因此，如何在快速城市（都市）化过程中，既实现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功能和空间发展的合理布局，又能较好地保留、优化老城区和传统风貌街区，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需要理论研究来加以回答和解决。本研究尝试从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角度入手，以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方法来切入研讨问题，研究具有现实意义。2.学科理论意义
当前，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传统社区（老城区）在城市快速现代化改造中，如何存续，处境维艰：传统街区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么被遗弃、侵蚀、毁失，要么被孤立、划界，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的发展路径，显然背离了历史文化名城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宗旨。为此，我们亟须从区域、城市发展学及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学等学科角度，探讨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传统社区（老城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机制和策略选择。这就要求理论研究应在区域和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如何尽量确保和协调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传统社区（老城区）的合理发展和重构。应建立何种机制框架，采取什么方法系统来有效应对？谁为依托，谁为主体？相关组织机制如何确立、运作和演替？本研究可以增加学科在上述领域中的理论认识，丰富学科相关理论。3.方法论意义
近年来，国内城市更新和空间重构研究者日趋增多，研究成果和结论多是基于对城市化发展的认识和判断，以单向开发和利益目标为倾向，保护和动态留存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较少有采用系统方法进行合理构建的成果，缺乏综合视野。本研究拟基于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方法，把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的发展重构置于区域和城市群综合发展的视角下观察、审视，思考其发展重构的必然性，提炼其发展重构的路径、机制和策略。这一研究路径和方法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提供了保证。（三）研究内容1.区域和城市发展学分析
以区域和城市发展学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区域生产网络分析为基本方法，抽象和建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分析框架，这是本研究的理论研究内容之一。本研究以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方法为基础，从历史发展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出发，提炼和建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具体研究问题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引导理论分析、框架设计和经验研究。具体内容如下：（1）基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历史逻辑、必然性分析；（2）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发展重构的现实困境及导因分析；（3）基于案例地本身的发展重构分析。2.文化遗产管理学分析
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城市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学的立场出发，以案例地为研究对象，分析和建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在快速城市化浪潮下的历史建筑、城市街区、历史场景、环境空间和生活方式等的发展重构。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物质要素系统（建筑、街巷、街区等）的发展重构研究；（2）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非物质要素系统（地方感、邻里空间、地方文化氛围、特色的地方环境和空间等）的发展重构研究；（3）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理论提炼和对策建议。（四）研究中拟突破的问题1.分析框架方面的问题
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学的角度，建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研究问题，基于区域和城市生产网络分析方法，建立研究分析框架，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前期工作和后续研究基础，也是研究理论目标之一。快速城市化和区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导致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传统文化元素、整体风貌和空间发展迅速异化、崩溃，其实质是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如何在快速城市化浪潮下实现传统和现代合理对接、城市传统空间和文化遗产元素如何进行合理的发展重构。而合理的发展重构，一是要建立一个基于区域和城市生产网络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框架，认识发展重构的必然性、合理性；二是要指出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发展重构的乱象特征，乱象之源、之根；三是要构建出合理的发展模式，提出理论发展模型。2.研究设计方面的问题
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发展重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理论研究提出的研究，学界要提出有效的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发展重构对策建议，必然是基于对“如何发展，怎样重构”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而这又以对与这一问题相关或递增层次的“为何如此”和“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为前提，相关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重构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发展的理论体系。本研究意在研究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所涉及的“为何如此”“如何发展重构”的问题。历史文化名城及其老城区在快速发展浪潮中，面临城市历史文化要素系统灭失和遗弃的问题，是中国市场化进程和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特有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和策略并不是现成存在，而是城市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基于长期利益博弈过程而形成的，对该过程的认识，无法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演绎和推导而获得，还需借助现实的观察、分析和提炼来累积和生成。
通过现实的研究而达到对某一类问题的“为何、如何和做何”等的回答，案例研究方法是可行途径之一，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是伴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快速城市化浪潮的席卷而出现的，该问题的形成，既有区域一体化和快速城市化发展下的共性特征，又有文化遗产保护层面上的特性和要求，表现为历史名城的“旧”和现代城市功能“新”的整合、冲突。在当前的城市现代化路径下，往往是“破旧（毁旧）立新”，这就和历史文化元素（遗产）的保护宗旨相冲突。同时，就已有研究来说，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多为自说自话，“屁股”决定立场，使得对如何实现历史城市和老城区在合理保护文化遗产和地方风貌、实现必要的更新和重构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卓有成效的指导方案。基于此，建构以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方法的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研究，就具备了理论探索和现实需要的双重基础。本研究在整体设计上选择基于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方法，对相关问题加以探索，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物质要素系统和非物质要素系统的发展重构研究，探索其演进路径、促动机制和策略方案。并以国家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录成员佛山市为案例地，对研究讨论主题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佛山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骨干城市，同时，佛山历史文化悠久，明清为四大名镇之一，近年来，随着广佛都市圈的快速发展，佛山老城区进入快速的“去旧迎新”阶段，文化遗产和传统元素加速毁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些为本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对象。（五）研究思路和框架1.研究的整体思路和设计
本项研究基于区域生产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提炼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重构的路径、框架和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的基本过程为：首先从问题和现象观察分析出发，经理论梳理提炼和界定讨论问题，确立研究分析框架并设计研究方案；其次，基于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进行案例地调研和各种事实材料的收集后，以案例地为基础，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获取研究结论。2.研究框架
本项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设计框架示意见图2-2。图2-2 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设计框架
三 主要观点
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和地方特征的保存载体，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浪潮中，保护举步维艰。如何处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和传统地方性保护的动态平衡，便是当下急迫而又必须深思的研究。本文以佛山为例，探讨佛山老城区历史文化保护核心区在城市发展的产业调整、用地需求、空间优化目标下，如何基于城市更新、产业发展、文化发展、遗产保护等视角进行老城区的发展重构，并立足区域生产网络分析和城市演化路径分析，提出佛山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发展的更新、重构思路、方法和途径。
本研究不是在传统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更新研究上的简单重复与总结，而是希望借助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理念、方法，将城市更新和重构放在更加宽泛的生产市场网络构建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关注城市发展在历史和地方上的传承、联动和互促，通过全球视野关注地方，并以地方发展关联全球来动态分析。
[1] 于今编著《城市更新：城市发展的新里程》，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
[2] E.W.Bergess，D.J.Bogue，Contributions to urban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3] 〔英〕罗伯茨、塞克斯、叶齐茂等：《城市更新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第三章 研究述评及理论契合性分析
一 区域生产网络分析研究现状及述评
（一）网络、生产网络和区域生产网络对网络概念的认知，不同学科对“网络”一词有不同的理解，［1］Mailat等人从多维角度对网络概念进行了定义。Hakansson则指［2］出，网络应包括行为主体、活动的发生、资源等三个组成要素。网络的形成是具有参与活动能力的行为主体，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活动过程中，借助资源的流动，所形成的彼此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
就贸易、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信息密集型的技术组织模式，推动了全球化和区域开放化的进程，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带来需求、市场、生产生命周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领域的特征，因此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提升竞争力必须考虑一些新的因素，如地方氛围的发展程度、［3］网络的创新能力和商业个体的行为等。为了满足更加复杂的生产过程和提升竞争力，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应对新的世界经济形势，“生产网络范式”（production Networks Paradigm）便成为产业［4］组织和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生产网络的概念不以个体之间的相互隔绝为理论前提。Rodigue、Comtois和Slack认为，生产表达了经济价值增加的事实，它在内容上包含商品和服务两个大类的创新、资源转化和成品生产等。网络是指实体和非实体（信息）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关系，包括链接和流动，［5］表达了交易和分配的客观情形。Kalantaridisz认为，生产网络概念的运用，是为了表达生产个体在没有明显法定关系的情况下，如何［6］建立物质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连接形成。Sturgeon认为，生产网络体系中的由于价值链的劳动分工和网络链接具有差异性，所以这［7］种差异性就是区域生产网络研究的重要对象。Henderson（2002）等认为，生产网络具有为商品和服务在生产、分［8］配和消费中相互联系的功能和作用。Yoguel、Novick、Marin定义的生产网络包含三个关键内容：其一，组成个体的地理临近性不是必要的；其二，建立在经济关系上的非价格机制存在的可能性；其三，生产网络内部建立起来的无形流动和非价格关系的重要性允许不同程［9］度的发展。［10］
基于不同尺度的生产网络体系表现为以下类型：（1）国家生产网络，体现为国家尺度的生产网络。（2）跨国生产网络，体现为大国异质性空间或国与国之间的跨区域和空间的生产网络。Ernst用大国的异质性（Heterogenicity）很好地说明了国际联系的重要性。［11］（3）区域生产网络，指的是大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相对优势的指导，安排生产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和装配，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生产网络。（4）全球生产网络，是经济全球化的诠释工具。Sturgeon认为，生产网络的全球尺度至少应跨越两个国家或贸易组织。［12］（5）地方生产网络，地方生产网络是一种以成员的地理接近和社会接近为特点的特别类型的网络，在大尺度生产网络的研究基础上，运用“地方生产网络”分析复杂的地方经济体是十分有效的。（二）全球生产网络
Borrus等人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指“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企业组织开展起整个系列的商业活动；从研发、产品定位和设计，到投入要素的供给、制造（或服务的提供）、［13］分销和服务支持。”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维度。Dicken、Herderson、Bathelt & Gluckler、Yeung、Hugh等学者从权力治理、地域性、网络和嵌入等多个维度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主要关注居于领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一般供应商的权力控制。［14～18］（2）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治理模式。Dicken等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并足以取代它的［19］最有效产业组织形式。生产网络的治理不同于企业层级之间的治理。“龙头企业”居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地位，负责网络内的战略制定、组织领导、管理控制等，对网络中其他企业进行权力治理。（3）全球生产网络与新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建。Hess、Wrighley，et al、Wrighley & Currah、Coe & lee等研究者的工作，显示了基于地域和空间意义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嵌入是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主要组成部［20～23］分。（4）生产网络内部的产业升级、产业集聚。Bair & Gereffi、Palapacuer & Parisotto、Liu，et al.、Coe & Hess等以GPN为［24～27］分析架构，探索思考价值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多层级过程。Schmitz、Gereffi研究了关于产业升级、机制建立、增殖和获得的过［28～29］程。Grote & Tube研究了印度金融服务业的升级问题。［30］李学迁、朱道立等探讨了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产业集群网络演化［31］问题。郑准，王国顺（2012）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俘获效应［32］和集群企业转型升级问题。（5）全球生产网络在部分区域范围内的锁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等。Parthasarathy & Aoyama通过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业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跨国公司制度背景和地方企业家的观念等非正式GNP研究对增进我们对全球经济中的地方升级的［33］认识颇有助益。Depner & Bathelt以上海汽车集群的供应链为案例，分析了德国公司在异质文化背景和制度下的适应性和自我调适过［34］程。Liu & Dicken则研究了国外投资人在中国汽车行业投资过程［35］中的行业“嵌入”问题。而对于全球生产网络在部分区域范围的锁定和型构，最为典型的区域就是东亚区，近年来大量的文献围绕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展开了多种主题的研究探讨。（三）东亚区域生产网络
自20世纪末开始，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世界各国对外贸易、产业分工和生产空间组织逐渐向区域性网络体系汇集，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三个区域性的生产网络，即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及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国外文献对这三个地区的生产网络［36］都有涉猎，但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吸引了更多关注。近四十年来，东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最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并由此形成［37］了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
目前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研究多集中于贸易层面：（1）生产过程分散化与东亚区域生产/分配网络。Ando和Kimura的系列论文都将“生产过程分散化”作为区域生产/分配网络的前提条件来进行研究，［38～用日本企业的微观数据和各经济体的宏观数据做经验分析。41］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构成了各个国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区域生产网络使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和比较优势被垂直生产链条充分利用。同时，日本企业网络向东亚地区的延伸，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但Macintyre和Naughton的研究则指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技术和中华圈生产网络相结合，［42］已经取代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地位。（2）全球商品链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Kimura从东亚产业内贸易的类型、FDI服务贸易等多［43］个维度论证了东亚生产网络。张伯伟、彭志伟认为，东亚地区［44］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大多在区域内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Willem Thorbecke分析汇率变动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和作用。［45］张伯伟基于零部件贸易产业链发展，探讨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46］的动态演变。Chan Siow Yue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与东亚区域生产［47］网络的动态关系。（3）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演化模式及其促［48～51］动机制。这一方面的研究由日本研究者主导，其主要论点是，东亚的经济起飞及其迁演路径遵循着“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内地”。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产业的“瀑布式转移”与“竹节式升级”，日本企业通过FDI的方式，向东亚地区复制其国内的系列生产体制，构筑了“日本怀抱中的区域生产联盟”。（4）美国、日本与中华圈的国际生产网络。Kim通过RCA指数比较分析了东亚和北美地区生产网络的差异性，认为东亚的生产网络主要是［52］基于专业化驱动，北美则是基于产业内贸易。Natasha Hamilton-Hart讨论了亚洲新兴的以政府参与和合作为特征的新区域主［53］义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及其特征。夏平讨论了东亚区域生产［54］网络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陈丰龙就区域生产网络和中［55］韩FTA建立的可行性展开实证研究。王德利等对中国跨区域产［56］业分工和联动特征进行了讨论。（四）地方生产网络
地方生产网络（LPNs，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是一种以成员的地理接近和社会接近为特点的特别类型网络。其从本意来理解是表达某地围绕生产某类产品形成的密切相互联系的一组企业。Hart和Simmie在探讨创新的空间性时，提出“地方生产范式”概念，将地方生产网络定义为：“地方企业与地方生产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和连［57］接。”此后，Dimitriadis和Koh认为，地方生产网络概念的构成主要是中心企业，其成员具有地理接近性和社会接近性等特征。［58］
地方生产网络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空间尺度、结构形态和组织方式等三个方面。地方生产网络嵌入地方环境的同时，也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Saxenian分析了来自硅谷的跨国企业家对台湾地区和印［59］度的IT产业兴起的重要作用。Dimitiadis等对希腊卡斯托里亚地区皮衣产业的分析，揭示了多种类型的参与组织运行于产业区外部。［60 ］冯利萍对跨国公司嵌入地方生产网络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61］分析讨论。
在地方生产网络形成和运行对当地资源和网络型构的依赖方面，Storper、Simmie and Hart、Grubert等都讨论了地方生产网络或价值链在运行中所依靠的当地资源与设施，包括人力资源培训机构、相关［62～64］服务、资本装备和基础设施。马海涛等详细讨论了地方生［65］产网络理论运用于大尺度生产网络体系分析的情形。（五）区域生产网络研究评述
就区域生产网络的研究现状特征和发展态势来看，其研究的发展走向呈现以下特征：（1）区域生产网络研究在强化和深入讨论生产网络概念、内容和框架体系的内涵、外延的同时，研究视角重点向区域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治理模式等深度领域发展；并关注（全球）区域生产网络参与国际贸易新体系，以及其分工组织网络的构建和型构。在其内部发展演化和整合研究方面，更加注重网络组织内部的生产和产业发展演化规律、特征的总结，并加强对生产网络和特定区域内部特征及其资源、特色和经济结构等关联要素的锁定和形成机制的研究分析。（2）地方区域生产网络作为近年来颇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在其当前研究和进一步拓展方面，体现为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研究视点继续关注地方区域生产网络的研究内容、体系及科学内涵；第二，地方区域生产网络的网络特征、网络形态、演化特征等；第三，地方区域生产网络在全球网络生产体系和贸易发展体系中的嵌入，包括嵌入的形式、特征、模式、作用机制等；第四，地方生产网络对地方资源、产业、地方文化和地方特征等方面的依赖和型构，主要基于文化、社会、资源、产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分析讨论地方生产网络演化成型时，对地方各个要素及其系统的依赖机制和相互作用系统；第五，最新的研究视点开始更多地关注地方生产网络及全球生产网络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权力在生产网络的全球和地方契合过程中的治理”及（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产业集群的“去地方化”研究。（3）在（全球）区域生产网络的三大区域研究方面，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研究依然是研究的热点，其主要关注领域包含以下方面：第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分配体系及其网络发展特征；第二，全球商品链组织与演化发展下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结构关系；第三，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演化机制、形态及其模式等；第四，以中国为讨论对象的（全球）区域（地方）生产网络发展、演变方面的成果呈快速增长态势，中国现象及其与周边东亚国家、东盟国家的产业协作，贸易互动下的生产网络编织和发展，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4）研究话题和关联研究手段，在区域生产网络研究中得到更多的运用和体现，表现为多种关联研究理论和技术手段被应用于区域生产网络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中，比如运用复杂网络理论讨论产业网络、将社会网络理论运用于集群企业创新机制的讨论，基于微观动力机制的企业竞合网络博弈建模及应用分析，将模块化理论与生产网络组织和产业集群发展集合，形成模块化生产网络。（5）在（全球）区域（地方）生产网络的进一步研究中，基于产业、经济发展和城市与区域的演化互动、相互作用机制及其表现等，将受到更多重视，尤其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网络结构，对城市及其网络演化的影响和作用等方面。新兴的技术、理论将会在（全球）区域（地方）生产网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得到更多应用。
二 城市遗产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研究现状及述评
（一）城市（文化）遗产、城市历史保护文化遗产的严格定义和分类来源于UNSCO，其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建立了“文化遗产”（cultural [1]Heritage）国际通行概念——不可移动的文物、建筑群、遗址等，并将遗产分成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复合遗产。
在保护对象上，城市遗产（历史）保护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关注显赫历史人物和对国家、政治、历史有突出贡献和意义的人物、建筑、纪念地等的阶段，逐渐发展到保护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住宅、厂房），保护特殊下层群体的纪念场所（如慰安所、弱势聚落）以及具有典型地方意义和代表性特征的聚落遗址和历史建筑等。这种保护对象迁演过程，一方面说明城市历史保护受到比较严重的国家政治力量作用，历史遗产保护常常会因政治而工具化，历史遗产保护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政治权力意志的体现和作用，并迎合国家及其统治阶层意志的口味，历史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合法意识形态的物证和工具。同时，随着政治、经济发展和多元化民主法治理念的全球化普及，城市历史保护也逐渐更多关注城市、地方意义上的，体现为历史和文化事实的普通人聚落环境、生存状态和特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群落和建筑物。这个过程在空间上体现的，可能是范围的扩大、形式的多元，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价值观的变化——对大众历史和文化的强调，是民主化（平民化）的必然。
我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对象的选择，经历了从注重单体建筑和文物的“单保护”，逐渐发展到重视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保存，进而强调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和加强对区域、流域和历史文化空间廊道（河流文化区、历史文化流通区域等）等的差异化发展过程（见表3-1）。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指出：“中国应当重视在遗产品类上的不平衡问题，关注工业产业、科技、民族、民俗[2]类文化遗产和各种自然遗产，不断完善和丰富遗产名录。”表3-1 遗产保护的类型及其发展特征（二）城市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1.城市规划、设计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研究
我国城市规划和设计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与当时国家在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领域的规范管理和制度化建设相对应。研究视点主要集中于：（1）关注城市规划和历［66～71］［72～史保护的关系问题；（2）城市设计与历史遗产保护78］［79；（3）特定历史遗产的考察、认知、利用、保护和发展研究～87］。2.遗产保护的实践和方法
遗产保护实践与方法的讨论主要关注：（1）居住环境的文化意［88～89］义及城市设计问题；（2）历史城镇和遗产保护的规划目的［90～93］及对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3）历史［94～遗产保护的资金、管理、公众参与、政策、文化和保护体系101］。3.国外城市遗产保护经验介绍（1）国外城市遗产保护的经验介绍，涉及日本、法国、英国、［102～106］德国、美国、荷兰等。（2）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及其内［107］涵分析。（3）国外城市更新和遗产保护的共性问题、经验、教训。项光勤总结了发达国家旧城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并分析其对中［108］国城市改造的启示。章岩从美国的城市更新和中国的旧城改造的历程、关联性入手，分析了中美城市改造和更新的共性问题。［109］4.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
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是遗产和文物保护利用的最早倡导和研究领域，英美等遗产保护和利用机制发展相对完善的国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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