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加西亚的信（员工培训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阿尔伯特·哈伯德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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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加西亚的信（员工培训版）试读：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哈伯德（1856—1915），美国著名出版家、作家，《菲士利人》、《兄弟》杂志总编辑，罗伊科罗斯特出版社创始人。

1856年7月19日，哈伯德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父亲既是农场主又是乡村医生。他在塔福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曾做过教师、出版商、编辑和演说家。1899年，哈伯德根据安德鲁·萨默斯·罗文的传奇事迹，创作了鼓舞人心的《致加西亚的信》，该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畅销的读物之一。

哈伯德终生致力于出版与写作，除了为自创的两份杂志撰稿外，其主要著作还有《短暂的旅行》、《现在的力量》、《自己是最大的敌人》、《一天》等。

1915年5月7日，哈伯德和妻子乘坐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时，不幸在爱尔兰海遇难。

作者序言（1913年版）

经过一天劳神费心的工作之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完了这本小书。当时我正努力地教育那些行为不良的市民提高觉悟，重新振作起来，别再浑浑噩噩，无所事事。

创作这本小书的灵感，来自于喝茶时的一个小小辩论，但这个小辩论却给了我最直接的启示。当时我的儿子认为罗文是美西战争中的真正英雄，他只身一人，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把信送给了加西亚。

儿子的话像火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闪了一下。是的，我儿子是对的，英雄就是把信送给加西亚的那个人。于是，我离开饭桌，写下了《致加西亚的信》这篇文章。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它在当月的《菲士利人》上出现时，甚至连标题都没有。而随后的市场反应却让我大出意料，这一期杂志迅速销售一空，要求加印的订单也很快就来了。12份、50份、100份……当美国新闻公司订了1000份时，我禁不住询问我的助手，到底是哪篇文章引起了如此的轰动，他说：“是关于加西亚的那篇东西。”

第二天，纽约中心铁路局的乔治·丹尼尔发来这样一份电报：“将关于罗文的文章，印刷成小册子，封底刊登帝国快递的广告，现订购10万份，请给予报价，并告知最快的到货日期。”

我给了他报价，并且告诉他我们能够在两年之内提供那些小册子。要知道，当时的印刷设备十分简陋，短时间内印制10万册书听起来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任务。

我答应丹尼尔先生按照他的方式来重印那篇文章，最后的结果是，他居然发售了近50万本这样的小册子，其中由丹尼尔先生直接发售的就有15万本左右。除此之外，这篇文章在两百多家杂志和报纸上转载刊登，现在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在丹尼尔先生印发《致加西亚的信》时，时任俄国铁路局总长的希拉柯夫王子正好在美国。他是美国中央铁路局请来的客人，曾由丹尼尔先生亲自陪同游览了美国。这本小书引起了王子的兴趣，我猜可能是因为它的发行量很大，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管怎么说，王子返回俄国后，就让人把这本小书翻译了出来，并发给俄国的铁路职工，人手一册。

接下来，德国、法国、西班牙、土耳其、印度、中国等许多国家也都纷纷引入翻译了这篇文章。日俄战争期间，几乎每一位上前线的俄国士兵手中都有一本《致加西亚的信》。而清理战场时，日本人在俄国士兵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些小册子，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便把它翻译成了日文。

日本天皇下了一道命令：日本政府官员、士兵乃至平民手中，要每人一本《致加西亚的信》。迄今为止，《致加西亚的信》的印数已高达4000万册。可以说，在一个作家的有生之年，在所有的文学生涯中，没有人可以获得如此成就，也没有一本书的销量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整个过程就是由一系列偶然与幸运的事情构成的。阿尔伯特·哈伯德

原出版者手记

阿尔伯特·哈伯德，美国纽约东奥罗拉的罗伊科罗斯特出版社的创始人。他坚强刚毅，毕生不懈地努力工作。不幸的是，1915年，他乘坐的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德国水雷击沉，从而过早地结束了其辉煌的事业。

1856年，哈伯德出生在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后来因罗伊科罗斯特出版社创办的高质量出版物而闻名于世。在经营这家出版社的同时，阿尔伯特·哈伯德还创办了两本杂志：《菲士利人》和《兄弟》。实际上，杂志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在写作、出版的同时，哈伯德还致力于公众演讲，他在演讲台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亚于在写作和出版上的成绩。《致加西亚的信》一经问世就赢得了极高的赞誉，这出乎作者意料。

故事中那个英勇的送信人，叫安德鲁·罗文，当时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中尉。在美西战争爆发时，美国第24任总统麦金莱急需一名信使，去完成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将一封密信交给古巴的加西亚将军。军事情报局向总统推荐了这名年轻的中尉。

在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护卫的情况下，罗文中尉立刻出发了，而直到他秘密登陆古巴岛，古巴的爱国者们才给他派了几名当地的向导。对于那次冒险经历，他谦虚地说：“仅仅受到了几个敌人的包围，然后设法从中逃出来并把信送给了加西亚将军——一个掌握着决定性力量的人。”

虽然这期间避免不了许多促其成功的偶然因素，但是，这位年轻中尉渴望完成任务的进取心、独闯龙潭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其成功的最强有力保障。为了表彰他所做出的贡献，美军陆军司令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并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罗文的成功送信，是军事战争史上最具冒险性和最勇敢的事迹。”

通过这则英雄事迹，人们意识到：罗文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而是他崇高的道德品质。正是这种品质，才使得罗文中尉永远为历史、为世人所铭记。

故事人物简介

美国陆军上校，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门罗镇（现西弗吉尼亚），1881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在中美洲地区，他曾与美国陆军情报局合作，完成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任务。美西战争期间，他与陆军情报局共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将信送给加西亚。他因此被授予了杰出军人勋章。

美西战争结束后，他先后在菲律宾群岛等地服役，还在堪萨斯州立农业大学教授过军事学和战术策略学。退役后，罗文在旧金山度过了晚年。

罗文的事迹通过《致加西亚的信》这本小册子传遍了全世界，之后他成为了敬业、服从、勤奋、主动的象征。卡利斯托·加西亚·伊尼格斯（1836—1898）

加西亚，古巴革命家，古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领袖。1878年底，由于参加起义活动，他被逮捕并一直关在监狱里，释放后不久又再次被捕。1895年，他到过美国。1898年，他作为古巴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麦金莱讨论古巴事务。同年，他在华盛顿去世。阿尔伯特·哈伯德鼓舞人心的文章《致加西亚的信》发表后，他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威廉·麦金莱（1843—1901）

美国第24、25任总统。1843年1月29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奈尔斯市一个小工厂主家庭。南北战争时，年仅18岁的他应征入伍。1866年，他以少校军衔退役。退役后的麦金莱开始钻研法律，成为了一名律师，并积极参与地方的政治活动。1891年，麦金莱出任俄亥俄州州长。1896年，麦金莱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在竞选中获胜。麦金莱任总统期间，大力振兴经济，使美国的经济有了很大起色，从而获得了“繁荣总统”的美誉。

麦金莱在总统任期内发动了美西战争。战争中，美国在古巴圣地亚哥海港外重创了西班牙舰队，摧毁了西班牙的海军力量。谈判桌上，美国还夺取了原本属于西班牙的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并且吞并了夏威夷。《致加西亚的信》所描述的就是美西战争时的故事。

1900年，麦金莱以前所未有的票数再次赢得了总统大选，不幸的是，1901年9月6日，威廉·麦金莱总统遇刺，8天后离开了人世。第一部分把信送给加西亚致加西亚的信

在所有关于古巴的事情当中，有一个人如近日点的火星一样总在我的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和古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加西亚当时身在古巴的大山深处，具体位置无人知晓，任何信件或者电报都无法传送给他。可是美，总统又必须与他取得联系，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取得联系，该怎么办？

有人向总统推荐说：“有一个叫罗文的人如果真的有人能找到加西亚将军，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他。”

于是，他们把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写给加西亚的信。关于罗文如何拿了信，将它塞进一个油纸袋，打封，吊在胸口藏好，如何在3个星期之后徒步穿越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将信交到加西亚手里的细节，这些并不是我想要详细说明的，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美国总统把写给加西亚的信交给罗文，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他在哪里？”

像罗文这种人，我们应该为他塑造一尊不朽的雕像，并将它矗立在每一所大学校园里。年轻人不应该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或是聆听他人的教诲，他们更需要领悟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安排，能立即采取行动，并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虽然现在加西亚将军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加西亚的信”。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少员工无法或不愿专心去做事。他们整日懒懒散散、漠不关心、马马虎虎地做事，似乎已成常态。除非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地叫他们帮忙，或者万能的上帝派一名助手给他们，否则，他们绝不可能把事情办成。

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

当你端坐在办公室的时候，你随便给6名下属安排工作。你可以把其中的一名叫过来，对他说：“请你帮我查查百科全书，把克里吉奥的生平搞清楚，然后将那段文字摘录下来并整理好。”

这位职员一定会静静地、和蔼地、慢声细语地对你说：“好的，先生。”

但他真的能转过身去，迅速执行你的指令吗？

我敢说，绝对不会！他所能做到的，是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看着你，用一向乖巧而现在变得僵硬的嘴，向你连续提出一个或者许多个问题：他是谁呀？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里？这属于我的工作职责吗？您说的是不是俾斯麦？为什么不让查理来做？您说的那个人去世了吗？这件事十分紧急吗？我能不能把书给您，您自己去查？您为什么想了解他的情况？

然后我敢说，在你回答完这些问题，并且解释了怎样去查那些资料以及你要查阅这些资料的原因之后，他十有八九会从你那儿离开，再找一个职员帮助他弄清楚自己的任务，然后回来对你说，根本查不到这个人。当然，打这个赌我也可能会输掉，但是根据概率判断，我是不会输的。

现在，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不必费神地对“助理”解释：“克里吉奥编在百科全书的C类，而不在K类。”你会微笑着对他说：“没关系。”然后自己去查。

这种自主行动的缺乏，这种道德上的愚行，这种意志上的脆弱和惰性，就是未来社会崩溃的根源。如果人们不能为了自己而自主行动，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服务呢？

如果你刊登广告招聘一名速记员，应征者十有八九将是些既不会拼写也不会使用标点符号的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名速记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这样的人能把信带给加西亚吗？

在一家大工厂里，一位主管对我说：“你看那名会计。”“哦，我看到了，他怎么样？”“他是个不错的会计，但是，如果我派他到城里去办点小事，他也许能够把事情办成，但也很可能中途拐进一家酒吧。而到了闹市区，他甚至可能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这样的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吗？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对那些“收入微薄而毫无出头之日”以及“但求温饱却无家可归”的人表示同情，同时将那些雇主骂得体无完肤。

但从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终其一生都无法使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们做点正经事；也没有人提到，有些老板长久以来是多么耐心地想感动那些“当他一转身就投机取巧”的员工们。

每一个商店和工厂，都有一个持续的整顿过程。公司负责人经常会送走那些显然无法对公司有所贡献的员工，同时也吸收新员工进来。不论业务多么繁忙，这种整顿一直持续着而只有当公司不景气或者就业机会不多时，整顿幅度才会特别大——那些没有才能、不能胜任工作的人，会被摈弃在就业的大门之外，而那些最能干的人，则会被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老板只会保留那些最佳的员工——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自己没有创业能力，对别人来说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总是固执地怀疑雇主在压榨他，或是存心压迫他。他无法下命令，也不愿接受命令。如果你要让他把信送给加西亚，他极有可能这样回答：“你自己去吧。”

很显然，这种缺乏职业精神的人，是不会像那些四肢残缺的人一样赢得别人同情的；但是，对那些倾尽毕生精力去创造一项伟大事业的人，我们也应对之表示出极大的敬意。下班的铃声不能阻止他们继续工作，为了支付那些对工作懒散不羁、投机取巧的员工的薪酬，他们白发日增，而这些员工却从来不会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些肯于为事业献身的人，他们的家会安在哪里？

也许我说的话有点离谱。但是，就算整个世界即将变成一座贫民窟，我也仍然要为成功者说几句公道话：在每一秒都可能面对失败与破产的巨大压力下，他们领导众人终于获得了成功。但鏖战带来的战利品，仅仅是一点衣食的满足；除此之外，他们赤裸着，孤独着，一无所有。

我也曾经为了一日三餐而给他人打工，也曾经当过雇佣别人的老板，我深知这其中的种种甘苦。贫穷不是优点，衣衫褴褛更不值得骄傲；并非所有的雇主都急功近利、奸诈狡猾，竭尽所能压榨雇员，就像不是所有的穷人都具备美德一样。

我衷心敬佩那些在老板已经离开后还依然努力干活的人。当你把一封致加西亚的信交给这样的人时，他不会问任何愚蠢的问题，也不会千方百计地把它推给最近的同伴，他会默默地接受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地把信送到。这种人永远不会被解雇，也永远不会为了要求加薪而罢工。

文明，就是我们孜孜不倦地寻找这种人才的漫长历程。

这种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在每个城市、乡镇、村庄，以及每个办公室、商店、工厂，他们都会受到欢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急需这种人才，这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将把信送给加西亚？我是怎样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安德鲁·罗文临危受命“在哪里？”麦金莱总统问军事情报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里能够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在华盛顿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叫罗文的陆军中尉，他可以替你把信送给加西亚！”上校很快回答道。“派他去！”总统下命令道。

当时，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战争的情报。他意识到一点：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因此，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军官和士兵的士气，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乃至整个古巴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等等。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支援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关键性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那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正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直接带我上了一辆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气氛也很沉闷，忽然上校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我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就没把他的问话当真。我让他稍等一会儿，我下车打听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告诉他，一艘名为“艾迪罗德克”的英网船第二天中午将从纽约起航。

原来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马车已经驶到了船坞。“你能搭乘那艘船吗？”上校紧接着问。

虽然我一直认为上校是在开玩笑，但还是肯定地回答了他。“那么，”上校说，“你就做好乘船出发的准备吧！”

接着，他严肃地说：“总统派你去古巴，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信，他的部队停驻在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我命令你把信亲手交给他，因为信中有总统的重要指示。记住，不要带任何证明你身份的东西。你是知道的，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和教训实在太多太多了，像独立战争中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利奇中尉，他们都是因为随身携带的东西暴露了身份而被杀害，他们不仅自己遇害，同时，也使敌人知晓了我们的机密。我们不能再冒险了。这次，你决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格纳上校不是在开玩笑。“到了牙买加，会有古巴军方联络处的人安排你出发。后面的所有事情就全靠你自己了，我这里没有其他具体的指示了。”上校接着说，“下午就去做准备。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你带回的情报将是我们整个战略部署的依据，否则我们将无所适从。这项使命就全权由你负责，你重任在肩，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出发，祝你好运！”瓦格纳上校紧握着我的手，又再三叮嘱道：“一定要亲手把信交给加西亚！”

回到住处，我详细考虑了这次任务所需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仔细打点了行装。在我接受的所有任务当中，这次任务无疑是最重要的。沉重的使命感让我不敢有丝毫大意，我一遍遍整理着随身携带的物品，力图做到一枚纽扣也不带上美国的印记。尽管我有足够的信心来完成任务，但此时心中依旧有些忐忑不安。

显然，我的责任重大，尽管美西战争还没有爆发，就算我到了牙买加也有可能没有爆发，但西班牙的情报机构早就盯上了美国，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我的身份一旦暴露了，或者我的行动被西班牙人知道了，就很有可能直接导致西班牙对美国宣战，从而使美国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现在两国已经宣战，我的担心反倒不会如此严重，虽然那样也不会减少我所面临的危险。

正所谓受任于危难之际，荣誉和生命系于一发。

我知道，军人的生命属于他的祖国，但他的荣誉掌握在自己手中，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除了“把信送给加西亚”，并带回那些宝贵的情报外，我没有接到任何具体的行动指示。

我不知道秘书是否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案，现在军情急迫，十万火急，我已无暇顾及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涉险牙买加

我乘坐的那班火车在4月8日凌晨离开了华盛顿，当时，我不禁想起了“星期五不宜出门”的古老迷信。虽然火车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了，但我出发的时间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也许是命运安排我星期五出发吧。但是，当我的大脑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忘了，而且直到后来也没有再想起过现在想起这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艾迪罗德克”于中午12点01分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开始的时候，我尽量和其他乘客保持距离，直到后来认识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并和他一路相伴。工程师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总是和其他乘客保持距离，从不跟他们谈起我自己的事情，所以，其中几个有幽默感的人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驶入古巴海域后，我意识到了危险。我身上带有一份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用来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到达古巴海域前美西战争已经爆发，按照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做战犯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将被扣留，尽管之前它还挂着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另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了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直到看见船尾绕过海角，我才如释重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踏上了牙买加的土地。我四处探察，试图找到古巴起义军的联络处。

牙买加是中立国。在这里，古巴起义军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我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易先生取得了联系。我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牙买加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我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完成最后的使命。我烧掉了电文，销毁了一切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随时可能遇险，随时可能送命，但军人的职责让我没有丝毫的气馁。

最后的行动方案依然没有确定，未来的变数依然很多。当我来到古巴起义军联络处，准备与拉易再次商量行动路线时，发现有些陌生的古巴人正在等着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我从前照过面的，他们也许不是联络处的人。正在我考虑到底该如何行动的时候，一辆马车飞奔而至，车夫用西班牙语大声喊道：“快！快走！”紧接着，不容分说，我被那些陌生的面孔连拉带扯地带上了车。

车夫沉默着，马车飞驰着，飞过了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飞向城郊，飞向农村——马儿仿佛知道我要给加西亚将军送信，而它的任务就是尽快走完这段路程。马车驶进热带雨林，然后穿过沼泽，又驶上公路，终于停在了一片丛林边。我被换到另一辆早就等候于此的马车上。我感到很奇怪，一切就好像安排好了一样，没有一句废话，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耽搁。

我又踏上了征程。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位一样默不作声，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一脸专注地坐在驾驶位，任凭马车飞驰。我们经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沿着克伯利河谷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圣安斯贝碧蓝的水域。

车夫依然沉默不语。虽然沿途我三番五次和他搭讪，但他似乎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不懂。马车在大路上狂奔着……随着海拔的升高，空气也越来越凉，异常清爽。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车站。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乌木从斜坡上滚下来呢？难道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会来这儿，提前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安插了牙买加官员？这一情景使我感到紧张，但当一位年老的黑人慢慢走到我的马车前，向我推销他的炸鸡时，我才放下心来。当地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个别字句。但我知道，古巴人是非常感激那些全力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外国人的。

我的车夫非常沉着地站在一旁，既不对黑人手中美味的炸鸡感兴趣，也不对别人的谈话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坐的那辆马车又换了两匹马，车夫用力挥动鞭子，两匹马拉起马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我没有时间向那位老黑人道谢，只好坐在马车上向他挥手道别：“再见，叔叔！”

虽然我对自己使命的紧迫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赶路要紧！但是在路上，我还是不禁要慨叹，这里的夜色和白天一样迷人：白天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夜晚萤虫飞舞，星星点点，仿佛进入仙境一般。真是美不胜收！但我还是很快从美景中回过神来，思绪又回到了肩负的使命上。

马车飞驰，就在马的体力渐渐不支时，丛林中忽然传出一声哨响，马车停了下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一下子包围了我们我倒不怕在英国人的地盘上被西班牙军人拦截，只是事情突如其来，着实让我紧张了一下，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行为破坏了牙买加的中立性，肯定不会允许我继续前行。还好，只是虚惊一场，简单的几句交谈之后，他们就让我们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在一座房屋门前停了下来。房屋里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等待着我们，游击队员们都坚信大家应该无所顾忌地大吃特吃。他们首先递给我一杯牙买加朗姆酒。虽然我们这一路走了9个小时，70多英里，换了两班人马，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感到疲惫，只觉得这杯朗姆酒是那么的令人愉快！接下来就是相互介绍，这时从隔壁屋子走进来一位又高又壮、看起来十分果断的人，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有一只手少了根拇指。我一眼就认定：这是一个在紧急关头可以信任、任何时候都可以依赖的人。他诚恳、坚定的眼神显示出他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

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因为质疑西班牙的统治制度被砍掉一根手指头后流放至此。他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至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护送出牙买加，这些当地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此外还有一位助手也会陪我一同前往。

休息一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离开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又听到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徒步走过1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一艘渔船停在离海湾50米的水面上，轻轻晃动着。突然，船上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对船员的警觉很满意，并作了回应。

接着我和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海上历险

我们趟着水，上了小船，发现船舱里堆满了货物。格瓦西奥掌舵，我和另一个人摇橹，我对格瓦西奥说，希望尽快走完余下的3英里，以免再遇到什么麻烦。他却告诉我，这里风力不够，快不起来。

毫不隐瞒地讲，在我们扬帆出海后，我心里的确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要知道，在离牙买加海岸3英里以内的地方，我如果被敌人抓住，那么不但无法完成任务，而且会有生命危险。

正赶上微风，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岬，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了。

说实话，在这里，我孤立无援，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两位船员和烟波浩渺的加勒比海。所以，此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向北100英里便是古巴海岸，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军舰经常在此出没。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舰上装有小口径的火炮和机枪，船员们都配备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多了，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他们遭遇，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他们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能送我们“回老家”。

然而，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必须坚决地完成使命：我必须找到加西亚，并把情报当面交给他。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把船停在距离古巴海岸3英里之外的海上，等到太阳落山，天色暗下来之后，再挂起船帆或靠着划桨，快速驶到岸边的珊瑚礁后面，在那儿一直躲到天亮。

……

这一天早上，海面的空气清新宜人。我正想休息一会儿，突然听到格瓦西奥一声大喊，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原来西班牙的军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冲我们疾驶而来，同时命令我们停船。

我们都躲了起来。只有格瓦西奥若无其事地待在甲板上，他让船只行进的方向与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这样，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渔夫，也就放我过去了。”格瓦西奥冷静地分析道。

不出所料，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年轻的舰长用西班牙语喊道：“有没有钓着鱼？”我的这位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道：“没有，忙了一个早上，鱼就是不上钩！”

西班牙军舰离开后，格瓦西奥让我们重新升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先生如果想睡觉的话，现在可以好好睡一觉了。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放下心来躺在船舱里，这一夜的紧张实在让我太疲惫了。一放松下来，浓浓的睡意很快把我淹没。我沉沉地睡了一个好觉。

……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海阔天晴，眼前海水泛着金黄色，山海之间，美景无限。但此时的我却无心欣赏这山水之美。我不忘时时提醒自己，距离登陆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无法预料的危险也会随时出现在眼前。

夕阳金色的余辉洒落在远处的拉格斯特山上，青郁的大山又多了一道靓丽的金边。这是最令我感动，也是最令我记忆犹新的美景了。

但是，我的欣赏并没能持续太久。格瓦西奥开始下令收帆，我大惑不解。他回答道：“我们现在比我原先想象的近多了，不论大海上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我们都在驱逐舰的攻击范围内，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海上优势，坚持到底。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再往前走，是毫无必要的。”

我们检查了下武器。我身上只带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来复枪。船上的人，包括我的助手在内都有这种武器。

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一直是有惊无险。危急关头就要来临，被逮捕意味着死亡，“给加西亚送信”的使命也将功亏一篑。

离岸边大约还有25英里，但看上去就像近在咫尺一样。午夜时分，大家挂好船帆并开始用桨划船。这时正好一个巨浪袭来，没费多大力气，小船便驶入了一个隐蔽的小海湾。我们摸黑把船停在离岸50米的地方。我建议大家立即上岸，但格瓦西奥想得更加周全：“先生，我们现在腹背受敌，最好是原地不动。如果驱逐舰想打探我们的消息，他们一定会登上我们经过的那座珊瑚礁，那时候我们再上岸也不迟。等我们穿过昏暗的葡萄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了。”

……

黑夜即将过去，笼罩在天边的热浪逐渐散尽，我们能够看到大片的葡萄、红树、灌木丛和刺莓，它们差不多都长到了岸边。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晰，但给人一种朦胧的美。太阳照在古巴的最高峰上，顷刻间，万物焕然一新。雾霭消失了，笼罩在灌木丛上的黑影不见了，拍打着海岸的灰暗的海水也神奇般地变绿了。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

船员们忙着往岸上搬东西。看见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似乎很疲倦，格瓦西奥轻声对我说：“你好，先生。”其实，我当时正在想着一句诗歌：“黑暗的蜡烛已熄灭，愉快的白天从雾霭茫茫的山顶上，踮着脚站了起来。”我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登陆的地方，地形非常复杂，好几条道路交汇在一起，每一条道路都直接通向海岸，同时也联结着丛林。我们急速西行，大约走了1英里，我们就看到了袅袅白烟，秘密联络员们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我的心头涌动着一丝喜悦，庆幸我们登陆成功。然而，我知道，后边还会有更大的危险。当时，古巴的土地上，到处都能见到横行霸道的西班牙军队，他们设关立卡，无孔不入，残酷地屠杀着过往行人。不论是携带武器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只要遇见他们，十有八九会丢掉性命，这使我对以后的行程充满了担忧。然而那时，我心中最强烈的念头却是，无论道路如何艰险，我都必须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我催促着格瓦西奥尽可能地加快前进速度。

我们以几乎急行军的速度通过了一条约有1英里长的小路，那条小路被丛林覆盖着，很难被发现。然后我们进入了热带雨林深处。热带雨林的那种闷热足以令人发狂，汗水浸透了每个人的衣服，但大家顾不上擦汗。尽管脚下布满了荆棘，可是没有人停下来。重任在肩的一行人，静悄悄地前进，前进，再前进！

穿过丛林就是波迪罗到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当我们接近路边时，我发现同伴们一个个都转身钻进了丛林里，只剩下我和格瓦西奥。我刚要问格瓦西奥发生了什么事，却看到他将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出声，同时，示意我赶紧拿出枪，而他自己也钻进了丛林里。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夹杂着西班牙骑兵的武器蹭撞声和偶尔发出的命令声。我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如果缺乏高度的警惕性，也许我们早已走上公路，而这恰好与敌人狭路相逢。

我的食指紧紧贴在来复枪的扳机上，屏气敛声，随时等待枪声响起后射击。但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过了一会儿队友们一个个都回来了，格瓦西奥是最后一个。“我们刚才分散开，是为了一旦被敌人发现，就把敌人从你这儿引开。刚才我们都已经在两边埋伏好了，敌人一旦发现我们，我们就立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这次我们不得不开火的话，那将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格瓦西奥说道。

但格瓦西奥又满脸遗憾地补充说：“我们护送你的职责应当排在第一位！痛痛快快地伏击敌人一次，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停下来。大家捡拾了很多干柴，点起火，然后把随身带的土豆埋在火堆里。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吃到烤熟的土豆。

吃土豆的时候，我想起了革命时期的马里恩和他的军队，他们打仗时也吃烤土豆。于是，我的脑海中就闪现出这样一种想法：既然马里恩和他的军队能够最终取胜，那么这些古巴人也一定能够取胜，因为他们也同样地被这种争取民族自由的精神激励着。这种精神也曾经激励过我们国家的爱国先辈们。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就是送信给他们的将军，尽可能地帮助这些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那天的行程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些穿着奇异的人。“他们是谁？”我问道。“西班牙军队的逃兵，”格瓦西奥回答，“从曼查尼罗逃出来的，他们说他们不但缺少食物，还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这才逃跑的。”

逃兵可能会有些用处，但我现在更希望他们待在自己的营房里。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跑回去向西班牙军队报告，说有一个美国人正穿行于古巴，而且明显的是在向加西亚将军的营地行进？这一点，没有人能说清楚。敌人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破坏我的任务。所以我对格瓦西奥说：“必须仔细审问这些人，决不能让他们擅自离开。”“是，先生！”他回答道。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我下达了这个命令。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的确有人想逃走，去向西班牙人报告。这些人并不知道我的使命，但其中有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怀疑。他们是间谍，我险些被他们杀害了。那天晚上有两个人离开营地钻进灌木丛，想去向西班牙人报告，说有一个美国军官在古巴人的护送下来到这里。

那天半夜，我被一声枪响惊醒。在我的吊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我急忙站了起来。这时对面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很快第一个人被大刀砍倒，从右肩一直砍到肺部。这个人临死前供认，他们已经商量好，如果同伴没有逃出营地，他就把我杀死，阻止我完成任务。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些人。

第二天晚些时候，我们才备好足够的马和马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行进，当时我非常着急，但无济于事。马鞍有些硬，不太好用。我有些不耐烦地问格瓦西奥，能不能不用马鞍直接上路。“加西亚将军正在围攻古巴中部的巴亚摩城，”他回答道，“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他那里。”

这就是我们到处找马鞍的原因。一位同伴看了分给我的马后，很快为我配上了马鞍。我非常佩服这位向导的先见之明，我们骑马走了四天，假如没有马鞍，我的结局将会很惨。我要赞美这匹瘦马，它真的虎虎有生气，任何一匹美国平原上的骏马都难以和它相媲美。离开了营地，我们继续沿着山路向前走。山路曲曲折折，如果不熟悉道路的人，肯定会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我们的向导似乎对这迂回曲折的山路了如指掌，他们如履平地般行进着。

在亚拉露营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沐浴着晨曦出发了。今天的行程是攀越西拉梅特拉山的北坡，路上依然是陡峭难行的山路，我一味地催促着马匹快走，这让我很不忍心。我那匹可怜的坐骑一会儿奋力向上前行，一会儿又小心地向下挪着步子，嘴里喷着粗气，四肢颤抖。若是在平时，我一定会停下来，拍拍它的背，让它休息一下，或是喘息一下再继续行走。可是，现在不成，我必须尽快到达目的地，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段让我刻骨铭心、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深涧的险峻山路，前面就是基巴罗森林的边缘了。这里有我们的营地，我们来到一片玉米地边的小屋前，屋檐下挂着刚刚宰杀的新鲜牛肉，屋内的厨师们正忙着准备白薯面包。原来，美国特使即将到来的消息已先期到达这里了。

刚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时，忽然听到一阵骚动，森林边传来阵阵马蹄声和说话声，原来是瑞奥将军派来的卡斯特罗上校到此欢迎我了。他动作矫健，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代表瑞奥将军前来欢迎我。卡斯特罗上校告诉我，瑞奥将军将在第二天早上到达。我又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好向导。

第二天早上，瑞奥将军在卡斯特罗上校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驻扎的地方。上校送给我一顶古巴生产的巴拿马草帽。瑞奥将军被称做“海岸将军”。他皮肤黝黑（显然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步履矫健，足智多谋，多次击退西班牙军队的突袭。将军的信息来源和直觉判断力准确得近乎神奇。打仗时，转移家属并供给他们充足的食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瑞奥将军却做到了。将军很会打仗。西班牙军队经常采用的战略是挺进丛林，大肆搜捕，倘若一无所获便大肆屠杀附近城镇的居民。将军的对策是打游击战，不断进行近距离射击。这种方法有时非常奏效。

瑞奥将军派了一支200人的骑兵队护送我。我们排成一字长蛇阵前进，即便被人发现了，我们的人数看上去也多得吓人。

森林里的小路异常狭窄，而且时不时被树干所阻碍，丛林里的常青藤经常刮伤我们的脖子，我们不得不一边骑马一边清理障碍物。向导稳健的风格实在是让我感到惊奇。我通常在队伍的中部，有时真想追上他，观察他跋山涉水的英姿。他是一名黑人，皮肤像煤炭一样黑亮，名叫迪奥尼斯托罗伯兹，是古巴军队里的一名中尉。他善于骑马踏过荆棘，穿过茂密的森林。他手拿宽刃大刀为我们开路，砍开一片片藤蔓，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4月30日晚上，当我们到达离巴亚摩城还有20英里的奥布伊的时候，精神抖擞的格瓦西奥出现了。

他说：“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摩城。西班牙军队已经撤退到考托河，他们的最后堡垒就在那里。”

我实在是急于见到加西亚将军，于是提出连夜赶路的请求，但他们不同意。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1898年5月1日是“德威日”。当我在古巴的丛林中沉睡时，这位海军上将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攻入马尼拉湾，打垮了西班牙舰队。就在我给加西亚送信的路上，他击沉了西班牙战舰，对菲律宾首都造成了巨大威胁。

形势急迫。一大早我们又上路了，从山坡上往下直达巴亚摩平原。

一路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后遗留的废墟。这些废墟见证着西班牙军队对这片美丽土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我们踏上平原时，我们已经在马背上走了大约100英里，虽然这里的野草有一人多高，虽然烈日当头、酷暑难耐，但我们也不肯停留一步。

要知道我的使命就要完成了！

一想到目的地近在眼前，此前的所有辛劳都烟消云散了，好像连我的马都感受到了我们的期待和迫切。

我们来到曼赞尼罗至巴亚摩的“皇家公路”上，在那儿碰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正急匆匆地向城里涌去。这些高兴的人群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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