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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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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试读：

关于“新民”一词，作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的《本报告白》中有这样的解释：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开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新民”一词并非由梁启超首创，但其影响之大，则是自《新民说》而起。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长沙发起了一个新文化进步团体，名叫“新民学会”，也是受此影响。第一节叙论

自从世界上出现人类一直到今天，在地球上建立的国家，何止千千万万？但试问能够一直岿然屹立到现在，能够在世界地图上仍然占有一种颜色的，有多少呢？回答是：也就一百几十个罢了。这一百多个国家中，能够屹立不倒、具备影响世界局势的能力、将来能够永远存在的国家，又有几个呢？回答是：也就四五个罢了。每个国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太阳和月亮之下，山川河流也并没有什么区别，国民也都是方脚趾、圆头颅，没有什么不同，却有的国家兴盛，有的国家灭亡，有的国家弱小，有的国家强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人说：“这是因为国家建立的地理位置不一样。”然而，今天的美洲，也还是古代的美洲，但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够继续享有它的荣耀？古代的罗马，就和今天的罗马一样，但是拉丁民族却为什么消逝了它曾有的光辉呢？有的人会说：“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否要看它是不是出现过英雄。”但是马其顿帝国并不是没有像亚历山大那样的英雄，为什么如今也已经像灰尘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呢？蒙古也并不是没有像成吉思汗一样的英雄，为什么如今却几乎连苟延残喘也难保了呢？哎呀哎呀！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国家的兴衰，是由它的全体国民积聚而成的。国家有了人民，就像身体有了四肢、五脏、筋脉、血液循环一样。从来没有四肢已经断掉、五脏出现疾病、筋脉已经损伤、血液循环已经干涸，但身体却能够完好无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也就不会有国民愚昧无知、胆怯懦弱、人心涣散、醉生梦死，但国家却能够安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一个人想要身体健康长寿，那么就不能不通晓养生的方法，一个国家想要国泰民安、永葆尊荣，就不能不讲如何缔造新国民的方法。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我如今极力言说缔造新国民是当务之急，立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关于中国内政需要新国民，二是关于中国外交需要新国民。

中国的内政为什么需要新国民呢？天下谈论政治治理办法的人很多，他们动不动就说：某甲祸国，某乙殃民，在某一个事件上政府处理得不恰当，在某一个制度上政府官员玩忽职守……像这些说法，我固然不敢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即使真如他们所说，那政府是怎么成立的呢？政府官员又是从哪里选举出来的呢？他们难道不是来自于民间选举的吗？所谓的某甲、某乙，难道不是全国国民中的一员吗？这种情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将一群盲人聚集起来也不能成就一个像离娄一样能辨察秋毫之末的人，将一群聋子聚集起来也不能成就一个像师旷一样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将一群怯懦的人聚集起来也不能成就一个像乌获一样勇武过人的大力士。正因为有这样的国民，才有这样的政府和官员，这正是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西方的哲学家经常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像是温度计和空气的关系一样。室内的气温与温度计里的水银表示的刻度一定是相同的，不会有丝毫的误差。国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即使得到贤明的君主和良臣来进行统治，也只能使国家得到一时的兴盛，一旦这些贤君名臣过世，那么他们的政令也就消亡了，国家又会恢复到死气沉沉的状态，就像是寒冬的时候把温度计放在沸水中，虽然温度计的度数会一下子提高上去，一旦水冷下来，度数也就跌落到和原来一样了。国民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即使偶尔出现暴君污吏杀戮劫掠一时，但人民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补救并加以整顿，使一切回归正道，就像是在酷暑的时候把温度计放在冰块上，虽然温度计的度数会一下子跌落，但不一会儿冰块融化，温度计又会上升到原来的刻度。所以说，如果新国民缔造成功，又哪里需要担心建立不了新制度，建立不了新政府，建立不了新国家呢？不然的话，即使今天变一次法，明天换一个人，东涂涂西抹抹，处处像东施效颦一样效仿别的国家，学些皮毛，我也看不出来能有什么用处。我们国家说改革新政，说了几十年却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缔造新国民的重要性。

如今平民百姓中那些担忧国事的有识之士，总是独自坐在家中深深感怀，叹息着向往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贤君名相，以拯救我们的国家啊？”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贤君名相一定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算是合格。即便如此，如果按照今天国民们的品德、智慧、力量，我认为即使有贤君名相，也不能够收拾这乱糟糟的局面。拿破仑算是举世闻名的大将了吧？如果让他率领今天八旗、绿营中那些懒惰散漫之兵去打仗，可能连小部落的蛮夷之兵都打不过；哥伦布算是航海的专家了吧？如果让他驾驶着用朽木做的橡胶船出海，可能连小河都不能渡过。贤君和名相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治理国家，必须任命有能力的大臣，有能力的大臣又不得不任命监司理政，监司又不得不任命省下一级的府县官员，府县一级的官员又不得不任命更下一级的小兵小吏去协助管理政务。这一级一级的人，即使他们中的一半人能够胜任工作，一半人不能胜任工作，尚且不能够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状态，更何况其中一百个人里连一个能够胜任工作的都没有呢？如今盼望依靠贤君名相就能治理好国家的这些人，虽然知道外国的政治制度优越，想要我们的国家去效仿这样的制度，但是分析这些人的言外之意，该不会是认为外国的先进制度都是由他们的贤君名相凭借一己之力独自制定实施的吧？实在应该组织这些人去游览一下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都市，看一看他们的人民是怎么自治的，他们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看他们治理一个省，和治理一个国家的方法是一样的；看他们治理一座城市、一个村落，和治理一个国家的方法也是一样的；看他们治理一个政党、一个公司、一所学校，和治理一个国家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乃至于看他们每个国民的个人自治的方法，也和治理一个国家的方法一样。就像是每一粒盐都是咸的，如果把这些盐堆积得像山陵一样高，那么这些盐的咸味就会更加浓郁。如果将这座像山陵一样高的盐山剖分成很多石（大约十斗的重量），又把这很多石的盐剖分成很多斗，再把这很多斗的盐剖分成很多升，再把这很多升的盐剖分成很多颗，再把这很多颗的盐剖分成很多分子，它们仍然没有一个不是咸的，所以把盐堆成山才会大咸特咸。反过来说，如果想通过抟沙子、揉面粉得到咸味，即使把它们堆得比泰山还高，也不可能实现。因此英、美等各个国家的国民往往不是在等待着贤君名相降临才使国家长治久安，而是靠国民个人自治保证国家沿着正常轨道稳步发展。所以他们的元首，像尧舜一样无为而治也行，像成王一样委贤任能也行；他们的官吏，像曹参一样喜欢喝酒的人可以当，像成瑨一样喜欢清闲的人也可以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善于自治的新国民。因此贤君名相常常依赖于国民的支持，国民却并不依赖贤君名相的治理。小国家尚且这样，更何况我们中国幅员辽阔，即使有贤君名相也往往鞭长莫及，哪里顾得过来呢？

我们试着用一个家庭来比喻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儿子、媳妇、兄弟、姐妹，各有自己的事业，各有谋生的技能，忠厚诚信，互敬互爱，勤劳进取，那么这样的家庭没有不发达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家庭成员中的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责任，全部指望一家之长，家长又没有能力，自然全家都会挨饿，即使家长有能力，又能庇护我们到什么时候呢？即使家长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庇护家人，但是作为别人的子女、兄弟，使自己的父亲、兄长受苦受累，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早晚担忧操劳，不只是自己的心里感到不安，更会成为全家的负累啊！如今那些动不动就责备政府，渴望贤君名相的人，是多么的麻木冷血，又是多么的鼠目寸光！英国人经常说：“That's your mistake. I couldn't help you.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是你犯下的错误，我帮不了你。”这虽然是利己主义的下等言论，但实际上却是鞭策国民自我治理、自我救赎的名言警句。因此，我虽然日夜盼望有贤君名相能够改变国家的政局，我更害怕即使国家有贤君名相，也只是对我们爱莫能助。为什么呢？希望贤君名相替自己治理好国家的愿望深的人，希望通过自治改变国家面貌的愿望就浅了，而这种责求别人却不责求自己，希望别人努力却不寄希望于自我努力的恶习，就是中国不能通过维新变法改变国家局势的最大原因。我责求别人，别人也会责求我，我寄希望于别人，别人也会寄希望于我，这样的话，四亿同胞就会在相互责难、相互观望的过程中消磨掉改革的动力，还有谁来担当国家发展繁荣的重任呢？所谓缔造新国民，不是说等着出现一个新国民，然后再由他去把其他人改造成新国民，而是要使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自治，成为新国民。孟子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你们每个人都努力奋进，成为新国民，才能使整个国家努力奋进，呈现新面貌。）所谓的自新，就是指要缔造新国民。

中国外交为什么需要新国民呢？自从十六世纪（大约三百年前）以来，欧洲能够发达、世界能够进步，都是民族主义在各个国家蓬勃发展的结果。什么是民族主义呢？各个地方种族相同、言语相同、宗教相同、习俗相同的人，都互相认作是同胞，都力求能够独立自治，互相团结以组织成立一个完善的政府，来谋求共同的利益并抵御其他民族的侵犯。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发达到了顶峰，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最近二三十年），就进一步变成了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是什么呢？国民的实力蓬勃壮大，在自己国内没有用武之地了，就不得不向外部发展，于是就想方设法向别的国家扩张自己的权力，把别国的土地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扩张的方法，或者是通过武力侵略，或者是通过经济操纵，或者是通过工业垄断，或者是通过教会渗透，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指挥和配合。从近的来说，有俄罗斯侵略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有德国侵略小亚细亚、[1]非洲，有英国出兵侵占波亚，有美国把夏威夷变成自己的一个州、掠夺古巴、进攻菲律宾，这些都是民族帝国主义的表现，都有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今在东方大陆上，却有一个国家疆域最为辽阔，土壤最为丰腴，而政府最为腐败无能，国民最为懒散懦弱。其他民族一旦知道我们真实的国情，就一下子本着所谓的民族帝国主义理论，像是一群蚂蚁奔向肥肉，万箭飞向靶心一样。他们集中力量占领中国的一个地方，如俄国人占据满洲，德国人占据山东，英国人占据扬子江流域，法国人占据两广地区，日本人占据福建，这些都是民族帝国主义潮流的表现，都是这一潮流下必然发生的结果。

所谓的民族帝国主义，和古代的帝国主义不一样。古代有像亚历山大、查理曼、成吉思汗、拿破仑那样的英雄豪杰，他们都曾经抱有雄伟的计划和深远的谋略，想要蹂躏整个大地，吞并弱小的国家。即便如此，相比较两种帝国主义，古代的帝国主义起源于个人的野心，现在的民族帝国主义却是起源于民族实力的膨胀；古代的帝国主义是被权力和威势所奴役，现在的民族帝国主义却是被时势所驱使。因此古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只不过是一时，就像是暴风骤雨，过不了早上就会偃旗息鼓了。而民族帝国主义的进取却是长远的，随着一天天扩张而增大，随着一日日深入而加深。我们中国非常不幸地成为民族帝国主义争夺旋涡的中心点，该怎么应对呢？回答是：如果他们是因为一两个人的野心而来，我们还可以依靠一两个英雄去和他们对抗。如果他们是因为民族扩张的必然趋势而来的，不集合我们民族全体国民的力量，是肯定无法和他们抗衡的。如果他们是凭借一时的嚣张气焰贸然挺进，我们还可以鼓舞起一时的血气之勇来进行防御，如果他们是凭借长久深远的政策循序渐进地进行侵略，不建立可以延续百年的长远计划，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我们一定不能在这场侵略中幸免于难。难道你们没有见过瓶子里的水吗？如果瓶子里的水只有一半，其他的水就能再装进去；如果瓶子的水本身就是满的，没有一丝空隙可以进入，那么其他的水肯定装不进去。所以如今我们想要抵挡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以救亡图存拯救国家百姓，只有实行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这一个策略；而想要在中国实行民族主义，除了缔造新国民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今世界上的国家没有哪个不担心外国侵略的。即使这样，外患之所以为患，一定不会只靠担忧就会主动消失。民族帝国主义正在顽强进取、加剧侵略，而我们还在讨论外国侵略是否真是我国的忧患，这是多么愚昧啊！我认为有没有外患，原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虽然各国都在奉行民族帝国主义，那么俄国为什么不侵略英国？英国为什么不侵略德国？德国又为什么不侵略美国？欧美各国又为什么不侵略日本呢？总结来说，这源于一个国家是不是自身有破绽罢了。一个人如果得了痨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病就会乘虚而入。如果一个人血气方刚、身强体壮，肌肤骨骼饱满充实，即使是顶风冒雪、头顶烈日、出入疫病区、搏击波涛，身体又能有什么损伤呢？自己不锻炼身体以强身健体，却抱怨风冷、雪大，天气热、日头毒，波涛凶、水流急，疫情猛、传染快，不仅所抱怨的对象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自己难道就会因为喜欢抱怨而获得赦免吗？所以为如今的中国做打算，一定不能寄希望于依靠一时的贤君名相就能够消除祸乱，也不能只寄希望于一两个英雄崛起就可以完成兴国大业。一定要让我们四亿国民的道德、智慧、能力都能与列强相抗衡，才能使列强侵略不成为我们的忧患！我们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这一目标虽然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完成的，但是孟子曾经说过：“一个人害了七年的痼疾，要用三年的陈艾来医治。平时如果没有积蓄艾草，终身都会得不到艾草来医治。”如今要抵抗列强侵略、消除外患，必须要循序渐进缔造新国民，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我们还一直犹豫不决、蹉跎时光，再等上几年，将会出现想要再去像今天这样缔造新国民而没有机会的情况。呜呼！我们的国民难道不应该警醒吗？难道不应该自强不息吗？

[1]即布尔战争（Boer War），是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当地人称“布尔人”）之间的战争。梁启超在此将Boer译为波亚。第三节释新民之义

我所说的缔造新国民，不是要让我们的国民完全放弃自己旧的一切来效仿别人。缔造的方法有两个：第一是，将我们所本来拥有的一切中的精华和有效的部分进行淬炼、去粗取精，使它们与时俱进地变为新的。第二是，引进外国那些我们本来没有的东西来加以活学活用。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取得成功。以前高明的老师们培养有才干的人，也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帮助培养对象完善他原有人格的好的一面，二是帮助培养对象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以改造他的人生观。这就是我所说的去粗取精地提炼我们本来就拥有的和引进外国我们本来所没有的先进的东西。培养一个人是这样，培养国民也应该是这样。

凡是能够自立于世界之上的国家，它的国民一定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都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祖辈流传，子孙继承，这之后族群才能团结一致，国家才能成立，这实在是民族精神的根基和源泉。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数千年屹立于亚洲大陆繁衍生息，一定是因为我们有独特的宏大、高尚、完美的民族特质，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这也是我们国民应当保留而不应该失掉的东西。即使这样，所谓的保留，也不只是任它们自生自灭，空泛地说：“我们保留它，我们保留它。”就像是一棵树，如果不是年年有新芽长出来，那它早就枯死了；就像是一口井，如果不是时时有新泉涌出，那它不多久就会干涸了。一棵树长出新芽，一口井涌出新泉，难道是依靠的外力吗？他们出自于旧的东西却不可以不算是新的东西。只有日日有新的东西出现，才能保全旧的东西。国民精神也是一样，只有时时清洗它、擦拭它，它才能焕发出光彩。只有日日锻造它、锤炼它，它才能赫然成型；只有不断修缮它、疏通它，它才能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样坚持下去，国民精神才能与世长存，发扬光大。世人有的认为“守旧”两个字，是一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词。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我所忧虑的不在于守旧，而是忧虑没有真正能够守旧的人。真正能够守旧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所说的淬炼我们民族精神中本来就有的东西，去粗取精，与时俱进。

仅仅是淬炼我们民族精神中本来就有的东西让它发扬光大就满足了吗？回答是：当然不！如今的世界已经不是以前的世界了，今天的国民也不是以前的国民了。以前，我们中国有顺民却没有国民，不是我们不能成为国民，而是当时的环境阻碍我们产生国民意识。我们中国一直以来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周围都是些落后的小国家。与其他各洲的大国从来没有能够沟通交流的道路和方法，因此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国家当作是天下。耳朵和眼睛所接触到的，思想所灌输到的，圣贤们所训示的，祖宗们所遗留的，不乏让我们具有成为一个自然人的资格，不乏具有成为家庭成员的资格，不乏具有成为一个乡人、族人的资格，不乏具有成为一个世界人的资格，但却偏偏没有可以成为一个国民的资格。成为国民的这个资格，虽然不一定远远优于以上所说的那些资格，但在这样一个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时代，如果缺乏这种资格，那么一定不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因此，今天不想让我们的国家富强就算了，如果真想让我们的国家强大，就不能不综合考察各个国家的民族自立自强的方法，广泛选择其中的长处来学习，用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如今热心评论的人对于我国的政治、学术、技艺，都知道需要取外国之长以补我国之短；但他们却不知道国民的道德、智力、能力，实在是政治、学术、技艺产生的根源。不懂得学习外国国民的道德、智力、能力，只知道借鉴外国的政治、学术、技艺上的长处，不学习别人的根本，只学习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和看到别的树木长得葱葱郁郁，就想把它的枝干移植到自己已经枯槁的树干上有什么不同吗？这和看到别的井中水流汩汩不绝，就想汲取它的水来充实自己已经干涸的水源有什么不同吗？因此学习我们本来没有的缔造新国民的方法，不能不深思熟虑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的现象，不外乎两大主义：一是保守，二是进取。人们在运用这两种主义的时候，有的偏重于保守，有的偏重于进取，也有的是两种主义一起运用结果导致冲突，也有的两种主义一起存在却互相调和。如果只偏重于其中某一种主义，没有能够成功的。保守和进取发生冲突时，必然就会需要调和。冲突是调和的先驱，善于调和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是非常善于调和的民族。这就好像是行路，只有一只脚先站稳，另一只脚才能前行。因此我所说的缔造新国民，绝对不是和那些盲目迷恋西方的人一样，蔑视、抛弃我们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学术、风俗，以冀求跟在别人的后头蹒跚学步；也不是像那些墨守成规、躺在故纸堆里的人，幻想只要抱着中国几千年留存下来的道德、学术、风俗，就足以让中国屹立于世界。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在民族主义立国的今天，如果国民弱，国家就弱；如果国民强，国家就强；这大概就像是影子跟随身体、响动之后必有回声一样，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今请允许我将地球上各个民族之间的形势列成一个表，来讨论他们之所以兴盛衰亡、此消彼长的原因。

世界上的人大致分为五种，现在世界上最有势力的民族是哪个呢？是白色人种。白色民族主要包括三个民族（白色人种不只有这三个民族，条顿民族也不只是有这两种，这里只不过是要列举其中的重要者而已。这篇文字不是用来考据种族的，没有必要分得太细。）现在最有势力的是哪个民族？是条顿民族。条顿民族主要包括两个民族，现在最有势力的是哪个民族？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各民族之间交通不便利，国民不相往来，不管什么民族，都可以在自己的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自然规律，使得人类不得不接触，不得不往来，不得不竞争。一旦各民族之间产生接触、往来、竞争，那么各民族之间的兴衰存亡就会很快呈现出来。你难道没有看过斗蟋蟀吗？上百只蟋蟀各自居于自己的小笼子中，当然可以称雄称霸。但如果把他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争斗，只选出其中一个优胜者，那么一天之内就能死十分之六七的蟋蟀，两天之内就能死十分之八九的蟋蟀，三天之后能剩下来的蟋蟀也就一两只了吧。而所剩下来的那一两只蟋蟀，肯定是其中最强悍的了，那些稍微不强悍的蟋蟀早就死了！黑种人、红种人、棕种人遇上白种人，就像冰雪被开水冲浇，瞬间就会消失，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如今黄种人与白种人相遇，也是连连败退。如果我们看白种人之间的竞争，那个斯拉夫民族曾经被阿士曼黎的专制政府和卢马纳以及哈菩士卜的条顿人所统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独立发展起来。拉丁民族虽然在中世纪时代接近全盛，但是当它与条顿人相遇，就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自从罗马解体以来，现在欧洲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从条顿人手中所建立的。比如皮士噶人创建西班牙；士埃威人创建葡萄牙；郎拔人创建意大利；法兰克人创建法兰西、比利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创建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人创建丹麦、瑞典、挪威；日耳曼人创建德意志、荷兰、瑞士、奥地利。这些国家都是现代各国的主动力，而全部都是由条顿人建立发展的。条顿人无疑是全世界动力的主人公。而在条顿人中，又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中之主、强中之强。今天地球超过四分之一的陆地都被他们占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类都被他们统治。现在我试着把百年以来使用各个国家语言的人数变迁情况列成一个表，就可以知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进步，实在是令人惊叹！各个国家语言的使用人数变迁情况统计表

从这两个表的比较可以看出，在这九十年的时间里，英语的位置从第五跃而为第一，从2 052万使用者，一跃至11 110万使用者。比率从百分之十二多，一跃而至百分之二十七多，这样迅速膨胀的样子，有吞并全球、囊括四海的架势。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势，有谁能够抵抗呢？从这个表来分析，就知道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了。五个人种相比较，白人最优；只是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只是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这不是我趋炎附势所发出的言论，这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无可逃避，确实是如此啊。如果日耳曼人的自我革新能力，远远胜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将来代替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最强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假如斯拉夫人、拉丁人的自我革新能力胜过条顿人，假如黄种人自我革新能力胜过白种人，那么将来的结果也是一样。重要的是，现在的国家地位、民族地位优劣，确实就是上面所说的情况。那么，我所说的广泛考察强盛民族之所以强盛自立的原因，选择其长处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就实际的例子而言，不能忽略白人，不能忽略白人中的条顿人，不能忽略条顿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白种人比其他人种优秀，为什么呢？其他人种喜欢安静，白种人却喜欢活动。别的人种喜欢和平，白种人却不害怕竞争。其他人种趋于保守，白种人却善于进取。因此其他的人种只能发明文化，白种人却能够传播文明。发明文化，凭借的是天生的条件；传播文明，凭借的是个人的努力。我们试着看西方文明动力的中心点，从安息、埃及到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大西洋沿岸的很多国家，遍及于欧洲大陆，再飞跃大西洋蓬勃兴盛于美洲，如今返回来又启迪开发曾经促进他们文明发展的东方，传播运行一天都没有停止。他们勇猛、果敢、活泼、宏伟的气魄，和印度人比如何呢？和中国人比如何呢？其他的小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白种人之所以能够傲视全球，不是依靠上天的眷顾，而是依靠他们民族自身的优秀。

条顿人比白种人优秀，为什么呢？条顿人的政治能力很强，这是其他白种人所比不上的。比如希腊人和斯拉夫人，虽然能够创立地方自治制度，但却不能传播它们。他们的能力全集中在最小的公共团体上，但位于这些公共团体之上的，还有国家机关；位于这些公共团体之下的，还有个人的权利，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够达到的。因此他们这样做产生的结果，就会有三个缺点：人民的权利不完整，这是第一个缺点；团体和团体之间不相连属，这是第二个缺点；没有防御外敌的力量，这是第三个缺点。因此，希腊人先是受到罗马人的统治，继而受到土耳其的统治，之后又受到条顿人的统治，几千年都不见天日。斯拉夫人如今仍然在专制、暴虐的政体下呻吟，痛苦没有尽头。至于迦特民族（罗马统一前的郜儿人以及今天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的高地人，都属于这个民族），虽然他们勇武果敢的气概曾经为一时之冠，但是政治思想却更加薄弱。所以他们只知道崇拜一两个孔武有力的英雄，国民却不能独立团结。虽然他们能建立无数个小的军事国家，但是却没有把他们统一起来的能力。他们能创立大的宗教，却不能成立大的国家。至于拉丁人，则远远比他们优秀。拉丁人能够建立伟大的罗马帝国，统一欧洲大陆；能够制定完备的罗马法律，成为千年来的典范。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思想太大而不能实施，动不动就想要统治全世界，但地方自治的制度却被破坏，个人的权利也被蹂躏。拉丁人致力于扩张国力却不注重人格培养，所以到了罗马的末期，拉丁人的腐败卑劣闻名于天下。即使到了今日，他们沿袭的旧制度还没被消除。拉丁人喜好虚荣，缺少沉着踏实的态度。他们有时候倾向于保守，怀抱着陈腐的制度，不肯做一点点改变；有时候又趋于激进，做起变革来不按照次序。比如法兰西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一百年来，其政体变了六次，宪法改了十四次，现在名义上说是民主，但是地方自治和个人权利却没有一点点扩充。这就是拉丁人在今天世界竞争格局中变得一天天局促的原因。而条顿人，当他们最初在日耳曼森林中还属于一种蛮族的时候，他们个人自强、自立、自由的气概，传承给子孙没有丧失，之后又经过罗马文化的熏陶和锻炼，使两者结合，才成为这样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民族，建立起民族的国家。国会（National State）制度的创立，使得人民都能有机会参与和讨论政治，集合人民的意见作为国家的意见，集合人民的权力作为国家的权力。他们又能界定团体和个人的权限，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的权限，让彼此互不侵犯，民族全体都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不断繁衍生息，兴旺发达。因此条顿人如今成为世界上的优等民族，这不是靠上天的眷顾，而是靠他们民族自身的优秀。

盎格鲁-撒克逊人比条顿人优秀，原因在哪里呢？他们独立自主的风气最为盛行。他们从幼年开始，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父母和老师都不把他们当作可有可无对待，而是让他们练习生存发展的技能，年纪大一点之后就可自立，不依赖他人了。他们遵守纪律和法律的观念最为浓厚，他们的常识（common sense）最为丰富，常常不会做那些没有经过考虑就急躁冒进的行为。他们的权利思想最强，把权利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丝毫也不肯让步。他们的体力最为强壮，能够冒很多的风险。他的性格最为坚忍，百折不回。他们以实业为主，不崇尚虚荣。他们人人从事一门职业，不讲究职业的高低。而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官吏政客，往往不被世人所重视。他们的保守本性也最多，但是常常能够根据时势，借鉴外部经验，来发扬光大他们本来所具有的本性。因为这样的缘故，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以小小的北极三个孤岛，将他们的种族繁衍壮大到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两块大陆，让他们的国旗飘扬到每一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将他们的权力巩固到五洲四海重要的咽喉之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和它匹敌。盎格鲁-撒克逊之所以能够称霸十九世纪，不是靠上天的眷顾，而是靠他们民族自身的优秀。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民族所应该借鉴学习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分析这些民族衰落和弱小的原因、那些民族兴盛和强大的原因，然后一一反省我们自身。我们中国国民的性质与那些导致衰败、导致弱小的国家相比，不同点和相同点有哪些？跟那些导致兴盛、导致强大的国家相比，不同点和相同点有哪些？我们大致的缺陷在哪里？我们在细节上的薄弱之处在哪里？我们一一观察，一一鉴别，一一改正，一一补充，这样一来，缔造新国民就能够成功了。如今请允许我列举我们中国国民应该自力更新的大纲小目，条分缕析，在下一节中详细地讨论。第五节论公德

我们中国国民最为缺少的品质，公德是其一。什么是公德呢？群体之所以成为群体、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都是依靠这种品德才能够成立的。人是善于群居的动物（这是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言论）。人如果不能聚群而居，怎么跟禽兽进行竞争而存活？但是要人组成群体，不是只要高喊口号说：“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能成功的。一定要有一种东西把大家联络起来形成凝聚力，这之后群体才能真正形成，这就是所谓的公德。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的外在表现却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为了自己活得好而表现出的德行，就叫私德；人人都为群体着想，为了大家都活得好而表现出来的德行，就叫公德。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生所不能缺少的东西。没有私德是不行的，集合再多卑污、虚伪、残忍和怯懦的人，也不能组成一个国家。没有公德也是不行的，即使有再多洁身自好、廉洁谨慎、心地善良的人，也不能成立一个国家。我们中国道德的起源，不能说不早。虽然如此，我们中国偏重于私德，缺少公德。如果我们试着看一下《论语》《孟子》等书，这些书是向我国国民宣扬教化的木铎，也是道德的来源。其中所教化的内容，私德占了十分之九，但公德却达不到十分之一。比如《尚书》中的《虞书·皋陶谟》中讲到的九种道德和《洪范》中讲到的三种道德都属于私德。《论语》中所谓的“温、良、恭、俭、让”，所谓的“克己复礼”，所谓的“忠信笃敬”，所谓的“寡尤寡悔”，所谓的“刚毅木讷”，所谓的“知命知言”，《大学》中所谓的“知止、慎独、戒欺、求慊”，说的都是私德。《中庸》中所说的“好学、力行、知耻”，所说的“戒慎恐惧”，所说的“致曲”，《孟子》中所说的“存心养性”，所说的“反身、强恕”……这一切关于私德的论述，差不多将其全都说尽了。在如何培养私人（这里说的个人，是相对于公人来说的，是指一个人不和别人进行沟通交往时而言）的道德品格方面来说，也几乎说得差不多了。但即使这样，只培养私人的道德品格，难道他的人格就完整了吗？当然不算完整。如今我们试着把中国的旧伦理和西方的新伦理相比较，中国的旧伦理可以分为君臣间的伦理、父子间的伦理，兄弟间的伦理、夫妻间的伦理、朋友间的伦理。西方的新伦理却可以分为家族伦理、社会伦理（人群伦理）、国家伦理。中国的旧伦理所看重的是一个私人怎么对待另一个私人的原则（一个私人独自修习自己的德行，本来属于私德的范畴，那么一个私人和其他私人之间交往的道义，仍然属于私德的范畴。这可以算是法律上公法和私法的范围的证明）；而新伦理看重的则是一个私人怎么对待一个团体的原则。（按照西方新伦理的分类来归纳中国旧伦理，关于家族伦理有三种，包括父子伦理、兄弟伦理、夫妇伦理。关于社会伦理有一种，就是朋友伦理。关于国家伦理有一种，就是君臣伦理。然而朋友伦理这一条，绝对不能够算是社会伦理。关于君臣伦理，也更不能够算是国家伦理。这是为什么呢？普通人对于社会的义务，肯定不能应用在相知的朋友身上。即使是那些深居简出、不和别人交流的人，在社会上仍然有不能不去尽的责任和义务。至于国家，更不是君臣伦理所能够专有的。如果仅仅说君臣之义，那么国君对于任命的大臣以礼相待，大臣对君主展现忠诚，完全是属于两个人私人之间感恩效力的事情罢了，和国家大政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那些所谓的不为国家效力的超脱隐逸的人，岂不在这些伦理的讨论范围之外了吗？人必须要具备这三种伦理的义务，之后才能成就完善的道德人格。中国的五伦关系，只有家族伦理算是比较完整的，至于社会国家伦理，则不完备的地方多了，这是我们必须弥补的遗憾。这都是因为重视私德、轻视公德所产生的结果。）一个私人如何对待自己，和一个私人如何对待另一个私人，这中间必然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这个道理难道还用说吗？虽然这样，私德只是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道德。要说全部的道德，肯定是要兼有公德和私德。

私德和公德之间本来是并不冲突的。但是因为提倡的人有的强调私德，有的强调公德，发展到最后，这二者就开始互相妨碍了。比如，和孔子同一时代的微生亩，把孔子热心向人们宣传自己的主张讥讽为花言巧语；孟子的学生公孙丑也怀疑孟子喜欢和别人辩论。这之外的那些道德水平和文化程度低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公德，就更不用说了。而那些著名的圣贤和哲人呢，也往往不能幸免，被别人抨击。我今天也没有兴趣搬弄古人的只言片语来批评这种现象。我主要想强调的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约束自身修习德行、争取少犯错误的观念，实在是衡量一个人德行的标尺。所以道德的范围越来越小，只要一个人说的话、做的事超出这种范围，想要为自己的集体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尽力做一点事情，那些道貌岸然、粗浅鄙陋的人动不动就会援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见来非议和嘲笑这样的人、排挤打压这样的人。这种恶劣的作风代代相传，大家都学习这种错误的行为，认为不这样做就不对，国民更加不知道什么是公德了。如今人们生存在一个集体之中，安心享有这一集体的权利，就应该承担起为这个集体所尽的义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简直和这个群体中的蠹虫没什么两样了。那些坚持约束自身少犯错误的观点的人，认为我虽然对于集体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也对集体没有什么害处。难道不知道对团体没有好处就是对团体有害吗？为什么呢？因为团体给我带来好处，但我却不能为团体带来好处，这就等于是我得了群体的好处而没有任何回报。一个私人和其他私人进行沟通交往，但是只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却没有任何回报，从私德的角度上来说算是有罪的。我们会说这种人早晚都将会祸及与其交往的他人。而类似的这种人拿同样的观念对待群体，却反而标榜自己是个好人，这有什么道理呢？如果一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相继抱着这样的心态，只想着无益于团体，那么这样的集体的血本还能有多少呢？而这些无穷无尽的讨债鬼，日日夜夜侵蚀集体的利益、瓜分集体的利益，对集体只有消耗，没有什么增长裨益，这个团体又怎么可以长久呢？这个群体一定会被这些只知道从集体中谋取利益却对团体发展毫无帮助的人所拖垮，这和在私人交往中受到连累的对方是一样的结果。这是按照天理和形势发展所必定会产生的结果！如今我们中国之所以会一天天衰落，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就是因为那些只知道约束自身、少犯错误的独善其身的人太多了，他们只知道享受权利却不知道承担义务，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于集体没有什么责任。这样的人虽然数量众多，但不能为集体谋取利益，反而还成为集体的负担，这样的集体怎么能不一天天衰落下去呢？

父母对于子女，生他们、养他们，保护他们、教育他们。因此作为子女，应该承担报答父母恩情的义务，如果每个人都承担这样的义务，那么子孙越多的父母日子也就会过得越顺心，整个家族也会越来越繁荣昌盛；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么整个家族就会越来越衰落！因此为人子女如果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会被看作是不孝，而孝是人的私德上最重要的一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集体对于个人，国家对于国民，它们对于个人的恩情，与父母对于子女的恩情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集体、没有国家，那么我们的性命、财产就会没有依托，智慧、能力就会无所附着，自己这微薄之躯也不能够在这个天地间存在一天。因此承担报答集体和国家的义务，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人所应该具备的认识。如果一个人放弃了这一责任，那么他不管从私德上说是善人还是恶人，都是集体与国家的害虫！比如说，一个家庭中有十个儿子，有的披袈裟剃度出家，有的以赌博饮酒为业，虽说一个人算是求佛问道，一个人算是流氓无赖，他们的善恶本性差别显著，但是相比较两个人都没有顾念父母的养育之恩，都算是名教的罪人，他们俩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凡是那些只知道修习自己的美好品德就够了，却丝毫不想为集体和国家做贡献的人，实在是和不孝没有什么不同。对于这样的人用公德来审判他们，即使是说他们对于所依存的群体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也一点都不过分。

在一本书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一个官员去世了，阎王爷开堂审理他生前所犯的罪，这位官员的鬼魂说：“我没有罪，我做官的时候非常清廉。”阎王爷说：“把一个木头人树立在你为官的厅堂之上，它连水都不用喝，不是比你更清廉吗？你当官除了清廉之外没有任何政绩，这就是你的罪过。”于是，阎王爷判了他炮烙之刑。那些想要把约束自身少犯错误作为独一无二的美德的人，不知道他们已经犯下了和这个官员一样不容赦免的罪过。近年来流行的在官场做官的秘诀，最脍炙人口的三个字是：“清、慎、勤”。“清、慎、勤”难道不是私德中高尚的部分吗？即使如此，官员是受到一个集体的委托来治理整个集体的事务的人。他们本身既承担着对整个集体的义务，也承担着对所有委托者的义务，难道仅仅奉行“清、慎、勤”三个字，就能够履行两大责任了吗？这都是因为他们只知道有私德，却不知道有公德，因此才导致政治没有进步，国家不能日益昌盛。如果那些处理公共事务的官员都是这样只注重私德，那么民间那些个人就更加不会注重公德了。我们的国民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人能把国家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都是因为没有深入了解公德的真正含义。

大家都知道道德为什么兴起了吧？道德之所以兴起，是为了能够有益于集体的发展。然而因为每一个集体的文明和野蛮的程度不同，那么他们所适合的道德也往往不一样，但大体上都是以能够凝聚集体的向心力、能够为集体带来利益、能够促进集体的发展作为道德规范的原则。英国宪法把侵犯君主利益的行为看作是大逆不道（其他君主国家也是一样），法国宪法把图谋拥戴君主的行为看作是大逆不道，美国宪法甚至把企图拥有贵族爵位名号的行为都看作是大逆不道（凡是违反宪法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这些国家在道德的衡量标准上差别如此之大，但是它们在精神上却是一致的。一致在哪里呢？回答是：为了一个集体的共同利益。乃至于古代的野蛮人，他们有的把妇女公有作为道德（一个集体中的妇女是一个集体中的男子的所有物，这样的集体没有婚姻制度，古代的斯巴达就是这样的风俗习惯），有的把不把奴隶当人看作为道德（不把奴隶当人看这种观念，古代的贤哲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前，欧美人也没把这种事情看作是不道德的），甚至今天的哲学家，也不能说这些是不道德的。大概按照这些野蛮人当时的情况来看，想要对集体的发展有好处，也就只有这样做最恰当了。因此可以说，道德规范的建立，无不以对群体的发展有利作为出发点。如果和这种精神相违背，即使是非常好的道德规范，有时也有可能会变成非常坏的道德规范。（比如自由制度，放在今天来看是非常好的道德规范，但如果把这种道德规范移植进尚处在野蛮时期还未开化的集体中，那就是非常不好的道德规范了。这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公德是各种道德的根源。对整个集体的发展有好处的就是美好的道德，对整个集体的发展没有好处的就是不好的道德。（没有好处而有害处的道德是非常不道德的，没有好处也没有害处的道德是轻度不道德的。）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即使是经历百代也不会有什么可疑惑的。至于道德的表现形式，就随着整个群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产生差别。群体的文明和野蛮程度不同，那么它们所认为的利益也就会不同，因此他们所认为的道德自然也不同。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这种言论似乎非常惊世骇俗，但是我所说的，是指道德的条目，不是指道德的宗旨。道德的宗旨是经历了千秋万代而不变的。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什么是道德的宗旨呢？也就是我所说的：对群体有利。）因为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道德也就不是几千年前的古人能够订立一个统一的规范而传承万代的（私德的条目变迁还比较少，公德的条目变迁却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些人生长在中国，生长在中国的今天，应该纵观国际大势，静静地思索适合我们这个族群发展的道路，发明一种新的道德，以探求能够增强我们族群向心力、使我们族群能够发展进步的道路，不可以因为以前的君主和贤哲没有提到某些道德条目，就画地为牢，裹足不前。大家都知道有公德的观念了，那么新道德就产生了，新国民也就出现了。（今天社会上谈论维新变法的人，什么事情都敢于说新，却唯独不敢说新道德，这都是因为学术界的奴性还没有完全去除，爱集体、爱国家、爱真理的心还不够赤诚。他们都认为道德就像是太阳和月亮从天空升起又落下，就像是江河在大地上浩荡奔流，从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增加也没有损益一样，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认为古代的先圣先贤把道德的奥义都已经揭示完全并告诉后人了，哪还有什么所谓的新道德、旧道德呢？但他们却不知道道德条目的形成，约定俗成的占了一半，人为拟定的也占了一半。道德有发展、有进步，这也是遵循了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以前的哲人们没有生在现在这个时代，哪里能够制定完全合乎今日社会发展的道德呢？假如孔子、孟子在今天复活，他们也不能不对道德条目进行修订。今天的社会正处在过渡时代，青黄不接，以前的哲人们的微言大义，基本上已经被历史淹没而没有彰显了，那社会上奉行的简单的道德条目也不能够规范今后世人的心。另外还有厌烦陈腐观念进而否定一切的人，他们否定陈腐的东西，否定陈腐尚可以说是有道理，但要是连同道德一起否定了，那么人心大乱、祸事四起的局面哪里还有尽头？如今这种祸事已经开始初见端倪了。一些老知识分子们还可能忧心忡忡，热切地希望用宋元时期的论调来挽回民心，遏制这种潮流。他们又哪里知道优胜劣败是自然进化的法则，本来就不可能逃脱呢？捧着一把土去堵堤坝的缺口，端一杯水去救干柴烈火，即使是耗尽所有的才能，难道能起什么作用吗？如果我们不赶快参照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并大力提倡的话，我恐怕今后人民的智力越来越发达，道德却会越来越衰落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全部输入中国，那么我们的四亿国民将相继退化为禽兽。呜呼！道德革命的论调，我知道一定会被全国国民所诟病。我只是非常遗憾我的才能不足以担负重任！如果让我和整个社会那些庸碌的人挑战决斗，我也不会害怕，不会推辞。社会上有以一颗热心、赤诚之心来爱集体、爱国家、爱真理的人吗？我愿意为这些人服务来研究道德革命这一问题。公德最大的目的，就在于对整个集体有利，而千千万万个条目，都是从这个最大的目的中产生的。本书后面的每一个章节谈论的条目，都以促进群体利益为宗旨，贯彻始终。因此我在本节中只讨论公德是当务之急，而具体实行公德的方法，将在下面的内容中详细谈到。第六节论国家思想

人类群体的初期阶段，只有部民却没有国民。从部民发展到国民，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部民和国民的区别在哪儿呢？回答是：聚在一起组成一个群体生活，形成自己的风俗习惯的人称为部民。有国家观念，能够自己制定政治制度的人称为国民。世界上还没有没有国民就能够组成国家的事情。

什么叫做国家观念呢？一是对于个人而言要知道有国家，二是对于政府而言要知道有国家，三是对于外族而言要知道有国家，四是对于世界而言要知道有国家。

所谓的“对于个人而言要知道有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之所以比其他的生物高贵，是因为他们能够聚群而居。假如一个人孤零零地生存在大地之上，那么他飞翔比不上飞禽，奔跑比不上走兽，人类早就该灭绝了！所以群体对内来说，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它能够保障群体成员彼此分工、各尽其能、等价交换，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具备百工的技能。对外来说，在群体遭受危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奋勇处理，筑起城墙来抵抗侵略，因为任何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脱离险境，因此国家才应运而生。国家的建立，是有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也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仅仅依靠个人之力不能够长存，所以才寻求别人和自己相互团结、相互补助、相互捍卫、相互谋利。而想要让大家团结到永远、互相救助永远尽力、互相捍卫永远及时、互相获利永无止境，那么人人都要认识到在个人利益之上，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利益。每个人在考虑一个问题、说出一句言论、办理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常常注意从群体的利益出发。（这可以说是“兼爱主义”。虽然如此，把它叫作“为我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如果对群体没有利益，那么自己也不能获利，这是天下的公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群体也就不可能形成了，而人道也差不多就要消失了。这是国家观念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的“对于政府而言要知道有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国家像是一个公司，政府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那么握有政府权力的人，就像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如果国家像是一个村庄，政府就像是一个村庄的村委会，那么握有政府权力的人，就像是村委会主任。那么，董事会是为公司而设立的呢？还是公司是为董事会而设立的呢？不用分辨就能知道了。这两者的性质不一样，他们的大小和轻重自然也不能有所颠倒。因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那句“朕即国家也”，至今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欧美的小孩们听说这句话都没有不唾骂路易十四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来，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真是这样，假如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说“我就是公司”，有个村委会主任说“我就是村庄”，我们试想一下公司的股东们、村庄的村民们能接受吗？国家不能够没有政府，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人们常常把爱国转化成爱政府，这就是爱人及屋和爱屋及乌的观念。但如果把屋当成了人，把乌当成了屋，把爱屋和爱乌当作是爱人，只知道爱护小乌却忽略了屋，只知道爱屋而忽略了爱人，那么我们不能不说那个人是病得癫狂了。所以，有国家观念的人，也常常爱护政府，而爱护政府的人，却不一定有国家观念。政府如果是经过全国人民同意而成立的，那么政府就是国家的代表，爱政府就是爱国家。如果政府不是经过全国人民同意而成立的，那么政府就是危害国家的反动组织，只有改革这样的政府才是爱国家的行为。这是国家观念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所谓的“对于外族而言要知道有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国家”是相对外族而言需要用到的名词。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么“国家”这个名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人跟人相处才有了“自己”这个概念，家与家相处才有了“我家”的概念，国与国相处才有了“我国”的概念。人类自从千万年以前就分布在各地繁衍生息，发展壮大。从言语风俗，到思想法制，形式不一样，内涵也不一样，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按照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人和人之间不可能不产生冲突，国和国之间也不可能不产生冲突。“国家”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出现，是为了区别于其他国家而已。因此真正爱国的人，即使是外国的神圣大哲前来统治，他们也一定不会心甘情愿服从于他人的主权之下。他们宁愿集合全体国民的力量流血牺牲、粉身碎骨、毁家纾难、毫无保留，也一定不愿意把自己一丝一毫的权利让给别的种族。因为如果不是有这种爱国精神，那么他们所组成的国家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就像是一个家庭，就算家徒四壁，也不愿意别人进入自己的房子居住。知道自己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所以才能够存在，这是国家观念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所谓的“对于世界而言要知道有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宗教家们谈话，动不动就说天国，说天下大同，说众生平等。所谓的博爱主义、世界主义，不管是谁都会认为是高尚的、仁义的。虽然如此，这种主义如果脱离理想世界而进入现实世界，难道有可能实现吗？这种事情也许过个几万数千年之后可能会实现，我也不能保证。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竞争，才是文明的源泉。如果一天停止竞争，那么文明的进步也就会立刻停止。从个人与个人的竞争发展到家庭与家庭的竞争，从家庭与家庭的竞争发展到族群与族群的竞争，从族群与族群的竞争发展到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一个国家，是团体的最大规模，也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如果有人主张国家之间合并、破除国界，不要说这种事情能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竞争消亡了，难道文明不也跟着断绝了吗？况且人的本性也不可能做到一辈子不和别人竞争。因此，这样一来，世界实现了大同之后，不久就会因为别的事情在天国中重新互相竞争起来，到了那个时候就等于让各国国民回复到野蛮人之间的竞争。当今社会上的学者，不是不知道“世界大同”这种主义的美好。但只是把它当作心灵世界的美好幻想，而不是历史上真正的美好。因此，我们把“国家”作为团体的最大规模，而不把“世界”作为团体的最大规模，是有道理的。那么，那些说博爱的人，如果让他们舍弃一己之私去爱一个家庭，可以；如果让他们舍弃一个家庭之私去爱整个民族，可以；如果让他们舍弃一己之私、一个家庭之私、一个族群之私，去爱一个国家，也可以。国家，是私爱的根本，是博爱的顶点，不能够爱自己的祖国的人是野蛮人，爱世界各国的人也是野蛮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部民而不是国民了。这是关于国家观念的第四个重要方面。

真是令人痛心哪！我们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底层社会的人，只关心自己个人和小家庭的衣食住行；上层社会的人，经常高谈哲理却不能应用到实践中去。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更是甘愿做别的民族的奴才，为虎作伥；那些有才能的贤士，也仅仅把寻找到像尧一样的明君或者像盗跖一样的枭雄去为他们服务，作为自己的目标。从“对于个人而言要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这第一个方面看，如今的四亿国民中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有几个人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有能够谋得眼前那些蝇头小利的机会，就算出卖全国的同胞，他们也在所不惜。那些所谓的第一等人，只知道追求自身的美好品行，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人，也就是我所说的只知道从群体中获利却不愿回报的人。

独善其身和结党营私的这两种方式，它们存在的理由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足以导致国家衰败、灭亡上却是一样的。从“对于政府而言要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这第二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从古代传承至今的道德标准是要做忠臣孝子，这种要求是应该提倡的。虽然如此，提倡忠于国家是正确的，提倡忠于君主则是不全面的，为什么呢？忠、孝两种德行，是人格中最重要的两种品德，这两者缺了哪个都不行，都会被别人抨击为没有达到做人的标准。如果仅仅对君主尽忠，那么对世界上那些做君主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断绝了他尽忠的途径吗？他们难道不是一出生就存在着不能够拥有完善人格的缺憾了吗？再说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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