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随笔(新课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弗朗西斯·培根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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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新课标)试读：

译序

培根在《谈诤谏》一文中写道：“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您现在拿在手里的恰好就是这么一本书。

弗朗西斯·培根，1561年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博学多才的贵族妇女，她的妹夫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重臣伯利勋爵。有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再加上出众的才华，培根自然就有了出入宫廷的机会。早在孩提时代，培根就被伊丽莎白称为“朕的小掌玺大臣”。雄心勃勃的培根自然期望走上一条谋取功名利禄的捷径。

他12岁时就上了剑桥大学，小小年纪，对当时大学的教育体制和主宰学术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却十分反感。两年以后，他跟随英国驻法大使到巴黎学习统计学和外交。又过了两年，父亲突然病故，培根只好回到伦敦。因为不是长子，他没有继承到多少遗产，便只好投靠权势很大的姨父。可是伯利勋爵妒忌培根的才华，根本不想帮忙。培根只好自谋出路，开始学习法律。1582年，培根开始当律师。他才气过人，著书立说，名气很大，23岁时就当上了议员。他极力想博得女王的青睐，但成效不显著。

后来，培根与女王的年轻宠臣埃塞克斯伯爵交上了朋友。埃塞克斯伯爵曾几度向女王推荐培根担任要职，但均未成功。伯爵觉得过意不去，便将自己在特威克纳姆的价值两千英镑的田产赠予了培根。后来埃塞克斯兵败爱尔兰，而且不顾女王的指令，擅自返回伦敦，于是被女王下令拘留了。埃塞克斯获释后，培根并没有与他断绝交往。不久，埃塞克斯策划推翻女王，事情败露后又遭逮捕。这时候，培根作为女王的高级法律顾问，经过调查，起草了一份报告，认定埃塞克斯犯了叛国罪。最后，埃塞克斯被处死了。培根作为埃塞克斯的朋友，看起来完全与他划清了界线，可算是一名“识时务”的“俊杰”。不过，培根的这种做法颇遭非议，后来他也替自己辩解了一番。在这一案件中，培根没有受到株连，但也没有获得奖赏、得到女王的提拔。

伊丽莎白女王于1603年驾崩，由苏格兰王詹姆斯继位。培根时来运转了，1613年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1617年当上了掌玺大臣，1618年又成为大法官，而且多次被授予贵族封号，1603年他封为爵士，1618年受封为维鲁兰男爵，1620—1621年受封为圣阿尔班子爵。正当培根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之时，1621年他因卷入一起受贿案遭到了议会的弹劾。培根无法否认自己的罪状，随后他受到如下判决：交纳四万英镑罚金，监禁在伦敦塔以候王命，削去一切官职，等等。不过最后他还是被从宽发落，仅仅被监禁了四天，罚金基本上免除，只是被削职为民了。

仕途无望以后，培根只好回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1626年初，他想实验一下冷冻防腐的可能性，便杀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子，结果自己受了风寒，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尽管培根热衷于做官，但他的志向远远不止在这一个方面。他想给不幸的爱尔兰带来和平安定，他想简化英国法律，他想改革教会，他想研究自然，他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除了利用做官的地位和权势，还一直用著书立说来推行他的各种主张。由于经历了宦海的浮沉，他阅历丰富、眼界开阔、思想敏锐，他写出的东西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597年，培根的《随笔》出版了，虽然只有十篇短文，但影响很大。之后他反复修改、增订，于1612年和1625年先后出了两个增订本；最后一个版本奠定了现行版本的规模。

随笔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由法国散文家蒙田首创的。蒙田于158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Essais（《随笔》）的集子，文笔轻松自然、亲切随意。培根则是第一位英文随笔作家。他的随笔论述的题目有的跟蒙田相近，但写法迥然不同。在随后的数百年里，按蒙田的路子写随笔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能用培根的笔法去写。那么，培根的随笔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

培根的随笔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文章篇幅短小。很多随笔都不超过千字，最长的也只有五千多字。和培根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借波乐纽斯之口说：“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乏味的枝叶、肤浅的花饰。”培根自己也在《谈快捷》一文中说：“冗长而玄妙的讲话不利于快捷，就像长袍拖裙不利于赛跑一样。”所以培根力求以最短的篇幅摆足事实，讲清道理，摒弃那种空洞、肤浅、絮聒的毛病，注重文字的深刻老练、沉重有力，几乎篇篇都有警句格言。下面是一些信手拈来的例子：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谈死亡》）

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显芬芳：因为幸运最能揭露恶行，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谈厄运》）

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谈结婚与独身》）

夫妻之爱创造了人类，朋友之爱完善了人类，而淫乱之爱败坏、作践了人类。（《谈爱情》）

初生的幼崽总是其貌不扬的，革新也莫不如此，因为它们都是时间的幼儿。（《谈革新》）

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谈美》）

像这样的至理名言俯拾即是，而且大多不在开头就在结尾。上面的例句，三个在文章开头处，三个文章在结尾处。这种语句放在开头，具有雄奇有力、引人入胜的作用；放在结尾，则有概括全文、增加余味的作用。

培根的随笔没有西方很多散文随笔作家的那种散漫和随意，而呈现出诗一般的凝练、圆满，小说那样的布局谨严，如同他在《谈建房》《谈园林》里描绘的建筑和园林一样，给人提供了一幅幅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图画。随笔篇篇结构严密、行文紧凑。

培根的随笔不是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而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富国利民为目的进行论说的，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讲求实用。而讲求实用也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色。随笔涉及国家、人生的各个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离不开人或国家的利害关系，也就是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人应当如何做，不应当如何做，如何处理一些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等等。如在《谈诤谏》一文中，他竟然连接见来访者时桌子怎么摆都讲到了：“摆一张长桌和一张方桌，还是在墙附近摆一些座位，似乎只是形式问题，其实是实质问题。如果摆一张长桌，几个坐在上手的人实际上就可以左右全局；如果采用其他形式，坐在下手的进谏者的诤谏就会更有用处。”

培根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写这些短小精悍的论说文章。他不追求抒情效果，不卖弄幽默风趣，不谈自己，所以读培根的随笔你听不到作者灵魂的絮语，也不像是在和一位朋友娓娓谈心，倒好像是在听一位高人赐教、一位法官判案。

培根的这种独特的文风的形成得益于他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的深刻性、条理化，得益于他从事的法律工作在文字的准确性，还受到了拉丁文的影响。培根的许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他以拉丁化的句法写英文，精短隽永、组织严密，又知道什么时候用合适的比喻把思想表现得格外鲜明，这还给他的思想披上了一层想象的光彩以显魅力。难怪大诗人雪莱在他的著名论文《诗辩》中说：“培根勋爵是一位诗人。他的语言有一种甜美而庄严的节奏，这满足我们的感官，正如他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满足我们的智力那样；他的文章的调子，波澜壮阔，冲击你心灵的局限，带着你的心一起倾泻，涌向它永远与之共鸣的宇宙万象。”正因为如此，一本由50多篇短文组成的《培根随笔》为培根在世界文学史上奠定了伟大散文家的地位。

然而，培根在哲学上的贡献更加伟大，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在这一方面雄心勃勃，计划写一部名为《伟大的复兴》的巨著。全书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类一切知识的分类总结。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是第一部分的概论。《学术的进展》批判了贬损知识的蒙昧主义，并从宗教的信仰、国家的文治武功、社会的发展、个人的道德品行等各个方面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为培根后来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打下了基础。

培根的著作远远不止这几种。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培根是这样评价的：“他拥有高度的阅历，‘丰富的想象，有力的机智，透彻的智慧，他把这种智慧用在一切对象中最有趣的那个对象，即通常所谓的人世上。在我们看来，这是培根的特色。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研究哲学家的错误要比研究哲学的错误多得多。事实上，他并不喜爱抽象的推理’，抽象推理这种属于哲学思考的东西，我们在他那里很少见到。‘虽然他的著作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千古名言。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哲人的话完全适用于公元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可以说是个有言无德的人。他在文章中宣扬节俭，但他的生活却极为阔绰。他当大法官时，光伦敦私宅里的仆人就数以百计，而且个个自以为是，连培根的母亲也对此有怨言。他主张廉洁，却受贿丢官，弄得身败名裂。他的治国处世的观点，大有中国法家的气息，注重“法”“术”“势”，提倡利己主义。这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的共同思想观点吧。

百人百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译本无非是一名普通译者用普通语言译给普通读者看的书，有待大家批评指正。蒲隆

随笔集

一 谈真理

诚然，总有人喜欢朝三暮四，认定固守信仰无异于枷锁加身，所以无论行为、思想均追求随心所欲。虽然此类哲人俱已往矣，但仍有巧舌如簧之士跟他们一脉相承，然而气血之刚烈已远逊于古人矣。

但人们依然偏爱虚假，究其原因不仅是寻求真理得不辞艰辛，也不仅是发现真理后反而使人在思想上作茧自缚，而且还在于人们的一种劣根性：嗜假成癖。晚期的希腊哲学流派中有一派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人们为何喜欢虚假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诗人弄虚以寻欢，商人作假为牟利，那一般人就只有为虚假而爱虚假了。个中缘由我也难以相告，也许真理恰如磊落的天光，所有假象、盛典在烛光下显得典雅、堂皇，但经它一照，则难免穷形尽相。真理也许等价于一颗珍珠，只有在日光映照下才尽显璀璨，但却赶不上钻石、红玉，它们在光怪陆离中大放异彩。

掺假总能增添乐趣。倘若从人的头脑里除去愚蠢的见解、媚悦的憧憬、错误的估价、自欺欺人的幻想之类的东西，那么所剩的只是一些卑微、贫乏的意念，充斥着忧郁、恶意，甚至自己也感到厌恶，对此恐怕无可置疑吧。有位先哲尖刻地将诗歌称为“魔鬼之酒”，因为它填充人的想象，用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影子而已。然而有害的并不是掠过心田、一晃而去的虚假，而是上文所说的沉积心底、安如磐石的虚假。

尽管这些东西浸透了人们堕落的思想和感情，然而作为自身唯一仲裁者的真理却教导说：追求真理，是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是与它相亲相依；相信真理，是用它尽兴尽欢，所以真理才是人性的至福至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数日内，他最初的造物为感性之光，最后的造物是理性之光，而后，他安息日的工作便是以其灵昭示众生。起初，他将光明吐向万物混沌的表面，继而又将光明吹入世人的面庞，如今他依然将光明向其选民的脸上喷射。有一位诗人给他那一派人增光不少，从而让该派不比别派逊色。他的话非常精辟：“伫立于岸边遥望舰船颠簸于海面可谓乐事，据守在城堡、凭窗俯视两军将士鏖战于脚下亦属乐事；然任何快乐与登临真理之巅（一座雄视万象的高山，空气永远清新、宁静），俯瞰下面谷中的谬误、彷徨、迷雾和风雨相比，皆会黯然失色。”但观望此景须怀悲天悯人之心，切勿现顾盼自雄之态。当然，如若人心能动于仁爱、安于天意，围绕真理之轴旋转，那人间就无异于天堂了。

从神学和哲学真理转向为人处世的真诚，即便那些并不按真理办事的人也会承认，做事光明正大乃人性之荣光，弄虚作假犹如金币和银币中的合金——虽然可以扩大金银的流通，但却贬损了它们的价值。这些迂曲的行径犹如蛇行，蛇不用脚走，而靠肚爬，行状甚为卑劣。若人被发现有阳奉阴违、背信弃义之嫌，那可是无以复加的奇耻大辱；蒙田在探讨谎言为何可耻、可恶时说得真好：“仔细想来，说人撒谎就等于说他蔑视上帝，惧怕凡人，因为谎言是直面上帝而逃避凡人的。”有人预言：基督再来时，他在世上将难遇诚信。因此谎言是吁请上帝审判人类的最后钟声。此言对于虚伪和背信的劣迹真可谓描述得再高明不过了。

二 谈死亡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儿童天生的恐惧随着故事同步增长，成人情况亦然。静观死亡，将它视为罪恶的报应，看作去另一世界的必由之路，当属神圣、虔诚之见。惧怕死亡，将其视为应向自然交纳的贡品，则是愚陋之谈。而宗教沉思录中，时而混杂着虚幻迷信色彩。在一些修士的《修行记》中，你会读到此类文字：人当自忖，若指尖遭受挤压折磨尚有钻心之痛，进而推想死亡之际，全身腐朽、化解，其痛又当如何？其实，死亡时经历的苦痛比一肢受刑要轻松百倍，因为最致命的部位未必最敏感。一位言者以哲人与凡人的双重身份说出如下妙语：“死亡的声势比死亡本身更为恐怖。”呻吟，惊厥，面无血色，亲朋哭泣，黑衣黑幔，丧葬仪式，诸如此类使死亡显得触目惊心。

值得注意的是，人心中的情感尽管脆弱，但并非不能抗御对死亡的恐惧。既然人身旁簇拥着那么多能战胜死亡的帮手，死亡就未必那么可怕。复仇战胜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渴望死亡，悲哀奔赴死亡，恐惧抢占死亡。此外，我们还从史书中读到：奥托皇帝自杀之后，哀怜之心（一种最温柔的情感）煽诱众人纷纷效死，纯粹为了表示对皇上的哀怜之情和身为追随者的耿耿忠心。此外，塞内加认为“苛求”和“腻烦”也会使人舍生求死：“想一想你将同样的事情做了多少遍，不仅勇敢和痛苦之辈想一死了之，连苛求之人也想一了百了。”一个人尽管既不勇敢也不痛苦，但反反复复做同一件事的腻烦也足以令他萌生死念。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临近对英雄豪杰影响甚微，因为这种人到了最后一刻仍不改本色。奥古斯都·恺撒临死还说这样的赞语：“永别了，利维娅！终生勿忘我们夫妻一场。”提比略临死还在作假，正如塔西佗所言：“提比略体力衰竭，但虚伪依旧。”韦斯巴芗死到临头，还坐在凳子上调笑：“我想，我就要成神了。”加尔巴死时还引颈陈词：“砍吧，倘若这样做有益于罗马人民的话。”塞普蒂默斯·塞维鲁临死前还在处理政务，他说：“要是还要我办什么事，那就快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斯多葛派对死亡未免过于推重。他们大力筹办，使死亡显得愈加恐怖。有种说法更有道理：“他把生命的终结看作自然的一种恩赐。”死与生同样自然；也许对婴孩而言，生与死同样痛苦。

人若死于孜孜追求之中或伤于热血沸腾之际，当时是不大能感到疼痛的，因此一颗专一向善的心就能避免死亡的苦痛，尤其应当相信：一个人实现伟大目标和抱负时，最甜美的歌莫过于“如今请让你的仆人离去”。死亡还有一点，就是它能打开美誉之门，熄灭嫉妒之火：“生前遭人妒忌者死后受人爱戴。”

三 谈报复

报复是一种野道，人性越是趋之若鹜，法律就越应将其铲除。因为头一个犯罪仅仅是触犯法律，而对该罪施加报复则是取代法律。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采取报复行为，就等于跟他的仇人扯平拉齐；然而要是放他一马，他则高出仇人一筹，因为宽恕乃王者风范。所以所罗门有言：“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可挽回，明达之士则着眼于现在与未来；所以对往事耿耿于怀只是跟自己过不去而已。况且为作恶而作恶的人是绝对没有的，人作恶无非是要沽名、渔利、寻欢、作乐。因此我何苦要为一个人爱己胜过爱我而愤愤不平？如果一个人完全是出于生性凶恶而作恶，那又如何？充其量仅像荆棘、刺玫，除了扎划钩擦，别无能耐。

有些冤情无法可纠，如果进行报复，还情有可原；然而人们还得当心，他的报复也必须无法律惩处，否则他的仇人仍占上风，因为他和仇人受惩处的次数比为二比一。有人进行报复时喜欢让对方明白报复的来由，这还比较豁达、大度，因为其中的快乐似乎不在于伤人，而在于让对方悔罪；然而卑鄙、狡猾的懦夫却像飞来的暗箭。

佛罗伦萨大公科斯莫严词抨击对朋友的背信弃义，仿佛这些罪行不可宽恕似的：“你会读到基督要我们宽恕我们的敌人的教导，却永远不会读到要我们宽恕我们的朋友的训诫。”然而约伯的精神格调更高一筹，他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推及朋友，情况亦然。

的确，一个人念念不忘报复，就等于让自己的伤口经常开裂；否则，它就会愈合的。

报公仇大多大运亨通，例如为恺撒的死报仇，为佩提那克斯的死报仇，为法王亨利三世的死复仇；报私仇却运道不佳，不仅如此，报仇心强的人，过的是巫婆的日子：他们由于存心害人，往往不得好死。

四 谈厄运

塞内加有一句仿斯多葛派的高论：“幸运的好处令人向往，厄运的好处叫人惊奇。”毫无疑问，如果奇迹就是统摄自然，那么它们大多在厄运中出现。他还有一句宏论，比这还要高明（此言出自一个异教徒之口，实在高明绝伦）:“集人的脆弱与神的旷达于一身，才是真正的伟大。”如果将此话写成诗，那就更加妙不可言，因为在诗里，豪言壮语更受赞许。的确，诗人一直潜心于此道，因为它其实就是古代诗人的奇谈中表现的那种东西，这种奇谈似乎并不乏玄秘，而且似乎与基督徒的境况相当接近：“赫拉克勒斯去解放普罗米修斯（他代表人性）时，坐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了大海”，基督徒驾着血肉的小舟穿越尘世的惊涛骇浪，这种决心，被它描绘得活灵活现。

用平实的语言讲，幸运产生的美德是节制，厄运造就的美德是坚忍。从道德上讲，后者更富有英雄气概。

幸运是《旧约》的恩泽，厄运则是《新约》的福祉，因为《新约》蕴涵着更大的祝福，以及对神恩更加明确的昭示。然而，即便在《旧约》里，如果你聆听大卫的琴声，你也会听见像欢歌一样多的哀乐；圣灵的笔在描绘约伯的苦难之际比描绘所罗门的幸福之时更加用心良苦。

幸运并非没有诸多恐惧和灾殃，厄运也不是没有安慰与希望。在编织和刺绣中，阴暗的底子上明快的图案比明快的底子上阴沉的图案更加喜人。因此，从悦目来推断赏心吧。

无疑，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碾碎、焚烧时最显芬芳，因为幸运最能揭露恶行，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

五 谈作假与掩饰

掩饰是一种荏弱的策略或智谋，因为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讲真话，什么时候该办实事，都需要强健的心智。因此孱弱的政治家都是掩饰大家。

塔西佗说：“莉维娅融会贯通了其夫的谋略与其子的掩饰。”这话的意思是奥古斯都有谋略，提比略善掩饰，而当穆西亚努斯鼓动韦斯巴芗举兵反抗维特利乌斯时，他说：“我们起兵反抗的既非奥古斯都的明察秋毫，亦非提比略的谨慎或诡秘。”计谋或韬略，掩饰或诡秘的此类性质的确是不同的习惯与才能，应当加以区分。

如果一个人真有明察秋毫的本领，能看出什么事应当公开，什么事应当保密，什么事应当显露得若明若暗，而且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化（这才是塔西佗真正的治国立身的要术），那么对他而言，掩饰的习惯是一种障碍、一种贫弱的表现；然而一个人如果达不到那种明察秋毫的水平，他就只有事事保密、处处掩饰了。因为每当一个人在具体事情上无法选择、难以变通时，笼统地采取这种万无一失的举措实为上策，就好像眼神不好的人行路时蹑手蹑脚一样。

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干练之才办事开诚布公，享有诚实可靠的美名。然而他们就像调教得当的马匹，因为他们明白何时该止步，何时当转弯，而且在他们认为情况确实需要掩饰时，假如他们掩饰了，因为他们诚信、清廉的美名早已远扬，所以几乎不会受到怀疑。

自我掩饰可分三等：第一等是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他是何种人，叫人看不出破绽、抓不住把柄。第二等是消极掩饰。就是故意放出烟雾，说他并不是他就是的那种人。第三等是积极作假。就是处心积虑装成他不是的那种人。

关于第一等，秘而不宣。这的确是告解神父的德行，守口如瓶的人无疑能听到很多告白。因为谁愿意向一个贫嘴长舌之人敞开心扉呢？一个人如果被认为能严守秘密，就会招人向他吐露隐私，就像密闭的空气能吸取开放的空气一样。忏悔时的袒露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用处，而是为了减轻心里的负担，于是，严守秘密的人就用这种手段知道了很多事情。而人们与其说是交心，毋宁说是散心。简言之，秘密应为保密的习惯占有。况且（实话实说），裸露，无论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不雅观的；如果人们的举止行为不完全公开，就会增添不少尊严。至于碎嘴饶舌之辈，他们通常既愚蠢，又轻信。爱说知道的事情的人，也爱谈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可以断定：保密的习惯对治国、修身都有裨益。就此而言，一个人的面孔最好让他的舌头讲话。因为一个人的自我由他的面部特征暴露出来是个大弱点、大泄露，这要比由人的语言暴露出来不知引人注目、让人可信多少倍。

关于第二等，消极掩饰。掩饰必然与保密形影不离，因此谁要保密，谁就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掩饰。因为人们太精明，不可能让一个人持骑墙态度，不可能既要保密又要不偏不倚。人们一定会用各种问题困扰他、引诱他，探他的口风，这样一来，除非他荒唐得拒不开口，否则一定会说出他的倾向来。即使他不说出来，人们也会从他的沉默中猜出一个大概，跟他说出来没有两样。如果含糊其辞、故弄玄虚，那也无法坚持长久。所以谁也无法保密，除非他留给自己一点掩饰的余地，掩饰可以说是保密的裙裾。

至于第三等，积极作假。我认为这种做法犯罪的成分多，谋略的成分少，除非它表现在重大而罕见的事情上。因此，作假的习惯（就是这最后一等）是一种恶行，其起因不是生性虚伪，就是天生胆小，要不就是因为有重大的心理缺陷。因为这些弱点必须掩盖，就使一个人在别的事情上作假，以免生疏其技。

作假与掩饰有三大好处：其一，使对手高枕无忧，然后搞突然袭击。因为人的意图一公开，那就等于发出了唤醒反对者的警报。其二，给自己留有一条安全的退路。如果一个人发表了宣言，为了言而有信，他就必须一干到底，要么只有接受失败的下场。其三，更好地识破他人的居心。因为对于一个开诚布公的人，别人很难表示反对，就索性让他继续说下去，他们只好闭上嘴巴，默默做事。因此西班牙有句妙语“谎后见真情”，仿佛除了作假再没有办法发现真情似的。

作假与掩饰也有三大弊端，结果弊端与好处拉成了平局：一、作假与掩饰总是面带惧色，这在做事时有碍于一箭中的；二、它使许多人感到莫明其妙，难以跟他合作，他只好单枪匹马去实现目标；三、这也是最大的弊端，它剥夺了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最重要的工具——信任。

而最佳组合则是享有坦诚的美名，养成保密的习惯，适当使用掩饰，无可奈何时有能力作假。

六 谈父母与子女

父母的欢乐藏而不露，他们的悲哀与恐惧也是这样。欢乐，他们无法说；悲哀与恐惧，则不肯说。子女使他们的辛苦变甜，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添了生的忧虑，却减轻了死的记怀。传宗接代是动物的通例，而名声、德行和功业则为人类独有。人们一定看得到，丰功伟业总出自无儿无女的老绝户之手，因为这种人力图在他们肉体的形象后继无人的情况下表现他们精神的形象，所以没有后代的人反而最关心后代。创立家业的人对子女最纵容，因为他们不仅把子女看作家族的传承，而且还看作事业的延续，所以他们既是子女，又是造物。

父母疼爱子女时往往厚此薄彼，有时候心眼偏得没有道理，尤其是母亲。正如所罗门所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人们一定看得到，有的家里儿女满堂，老大、老二深受器重，老小备受娇惯，居中的几个好像被父母遗忘，然而事实证明往往他们最有出息。

父母对孩子的零用钱抠得太紧是个错误，必生祸患，这样做会使他们变得卑贱，学会投机取巧，结交一些狐朋狗友，日后手头宽裕时，更会放浪形骸。因此，父母把权威用在严管子女而不是严管钱包时，才有最好的结果。

人们有一种愚蠢的作风（父母、老师、仆人都是这样），就是挑动年幼的弟兄争强斗胜，结果成年后往往兄弟失和，家庭不安。意大利人不大区分子女侄甥或近亲，只要同居一族，纵然不是亲生子女，也无所谓。说实话，在性质上，这大体上是同一回事。由于血缘使然，我们有时会看见某个侄子或外甥更像叔伯、舅舅或别的亲人，却不像他的生父。

父母打算让子女从事何种职业，走什么道路，应趁早选定，因为小时候他们的可塑性最强。父母不必太拘泥儿女的爱好，别以为子女最爱做的就一定能做得最好。当然，如果子女的爱好和天赋非常突出，那就最好不要横加干预。不过一般来说，这句格言讲得很好：“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他变得轻松、愉快。”

小弟通常很幸运，但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因为兄长被剥夺继承权而走运、得福。

七 谈结婚与独身

男人有了妻子儿女等于给命运之神交了人质，因为他们给丰功伟业制造了障碍，不管那些功业是福还是祸。所以为公众建立的最大的功业总出自单身汉或老绝户之手，因为这种人在感情上等于娶公众为妻，把钱财交给公众做了彩礼。然而有了子女的人最操心的还是未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把最珍贵的抵押品交给它，这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有些人虽然过着独身生活，但他们考虑的还是自身的问题，认为未来与己无关。更有甚者，有的人把妻子儿女看作几项开销。还有一些愚蠢、贪婪的富人以没有子女为荣，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会以为他们更加富有。因为，他们或许听人说“某某是个大富翁”，而另一个人则不敢苟同：“是啊，可是儿女拖累太大。”仿佛这样减少了他的财富似的。

有人喜欢过独身生活，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自由，尤其是一些自得其乐、性情乖僻的人，他们受不了任何约束，几乎认为腰带、袜带都是锁链。单身汉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不一定是最好的臣民，因为他们容易远走高飞，几乎所有的逃亡者都是单身汉。独身生活适合僧侣，因为慈爱如果先须注满一己的池塘，就难以再浇灌周围的土地。当法官和地方官则无所谓，因为如果他们缺乏主见、贪赃枉法，仆人进谗言的作用则远胜枕边风。至于军人，我发现将军训话时，总要叫士兵想到妻小。我认为土耳其人轻视婚姻，这就使普通士兵变得更加卑劣。

毫无疑问，妻子儿女是对人道的一种修炼。单身汉虽然乐善好施，因为经济比较宽裕，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更加心狠手辣（做审判官倒好），因为很难唤起他们的温情。

性情严肃的人，由于受风俗熏陶，为人忠贞不渝，因而一般能做恩爱的丈夫，正如尤利西斯所言：“他爱老妻胜于爱长生。”

贞节女人往往骄矜、倔强，仿佛居功自傲似的。如果妻子认为丈夫聪明，那是她贞洁、贤惠的最好的保证之一；如果妻子发现丈夫嫉妒成性，她就绝不会认为他聪明了。

妻子是青年时的情人、中年时的伴侣、老年时的保姆，所以一个人只要愿意，总是有结婚理由的。然而问及一个人应当什么时候结婚时，有人回答说：“年轻时时候未到，老年时全无必要。”此人被誉为智者之一。

愚夫娶贤妻的现象屡见不鲜。不知道是丈夫的好处偶尔显露时更显珍贵，还是妻子对自己的耐心感到自豪。不过这种对自己耐心的自豪永远不可消减，如果愚夫是妻子不顾亲友的意见自己选中的话，因为一旦有所消减，她们难免要证实自己干了蠢事。

八 谈嫉妒

除了爱与妒，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感情能使人着迷、入魔的。这两种感情都有强烈的欲望，都容易制造出种种想象和联想，都容易进入眼睛，尤其在目击那些本身就具有导致入魔的特点的对象的时候，假如有入魔那种东西的话。《圣经》中把嫉妒叫“毒眼”，占星家把不祥的星力叫“凶视”，所以好像总有人承认：嫉妒行为中有一种眼光的闪射。更有甚者，有些人喜欢探赜索隐，竟然注意到嫉妒的眼睛伤人最凶之际正是遭嫉妒的人荣耀、风光之时，因为这种风光无异于给嫉妒火上浇油。况且在那种时候，遭嫉妒的人精神外露，最容易遭受打击。

不过我们先撇开这些隐微之处不谈（尽管在适当的场合不是不值得探讨的），只说说什么人容易嫉妒人，什么人容易遭嫉妒，公妒与私妒有何区别。

一无所长的人总要嫉妒别人的长处，因为人的心灵不是靠自身的善滋养，就是以别人的恶为食。一个人缺此，必然要吞彼；一个人无望达到他人的长处，必然要压制别人的幸运来打个平手。

无事忙和包打听往往嫉妒心重。因为了解别人的事情绝不是因为这些麻烦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他肯定在窥探别人的祸福中得到了一种看戏的乐趣。一个只顾自己事务的人是找不到多少嫉妒的理由的，因为嫉妒是一种好动的情绪，喜欢逛大街，不肯在家待：“好事之徒没有不心怀叵测的。”

人们注意到出身高贵的人对崛起的新人心存嫉妒，因为双方的距离有了变化。这就像视觉上的错觉一样——别人前进时，他们总以为自己在后退。

残疾人与宦官、老头子和私生子都嫉妒心重，因为自身的缺陷无法补救，就只有竭尽全力损害他人的长处，除非这些缺陷落在英雄豪杰身上，因为这种人要把自己的先天不足打造成一份荣誉，为了让人说“那样子的宦官，那样子的跛子，竟然创下了这等丰功伟业”，这俨然是一种奇迹般的荣耀。宦官纳尔塞斯和跛子阿格西劳斯、帖木儿就是这样。

大灾大难后东山再起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跟愤世嫉俗的人一样，把别人受的损害看作对自己苦难的抵偿。

由于见异思迁、爱慕虚荣而想事事出人头地的人总是嫉妒心强，因为他们不可能没有事干，而在许多事情上，总有一件可能有很多人胜过他们。这正是哈德良皇帝的特点，他对诗人、画家、能工巧匠嫉妒得要命，因为在这些领域里，他也有争长取胜的天资。

最后，近亲、同事、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看到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高升时更容易嫉妒。因为侪辈的高升等于指着他们的鼻子指责他们时运不佳，而且这种情况他们难免要屡屡想起，同样更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而言谈与名声总是进一步增强了嫉妒。该隐对他的兄弟亚伯的嫉妒更为卑鄙、更为恶毒，因为亚伯的贡物被看中时，并没有人旁观。关于容易嫉妒的人就谈到这里。

下面谈一谈或多或少遭人嫉妒的人。首先是优点突出的人，他们地位越高，遭到的嫉妒就越少，因为他们的好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嫉妒债务的偿付，却有人嫉妒奖赏和慷慨的馈赠。何况，嫉妒总是离不开人的相互攀比，没有攀比就没有嫉妒，因此嫉妒国王的只有国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名鼠辈初次露脸的时候最招人嫉妒，尔后情况就会逐渐有所好转。相反，功名显赫的人福运长盛不衰，最受嫉妒，因为时间一长，虽然他们的德行依旧，但光彩已不那么耀眼，因为新人辈出已使它黯然失色。

王公贵族在高升时少有人嫉妒，因为按照他们的出身，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们的幸运似乎已经无以复加了。嫉妒如同阳光，照在堤岸上或拔地而起的陡壁上比照在平地上热，同样的道理，循序渐进之辈比平步青云之徒少遭人嫉妒。

那些经历过大苦大难、千忧万险才获得荣耀的人是不大受人嫉妒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荣耀来之不易，有时候还会怜悯他们，而怜悯总能治愈妒病。因此你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城府很深、头脑清楚的政治家功成名就时总是自嗟白叹他们的生活何等艰苦，一个劲儿地倾诉他们的苦情何等深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感受，而仅仅是为了挫伤嫉妒的锐气。不过，这可以理解为任务加身，身不由己，而不是无事找事，好大喜功。因为助长妒火的莫过于对事务毫无必要、野心勃勃地大包大揽。而对大人物来说，最能消除嫉妒的莫过于给下属保留充分的权利和突出的地位。因为这样做，他和嫉妒之间就树起了层层屏障。

最招人嫉妒的是那些大红大紫而又盛气凌人者，因为这种人不大肆炫耀自己的伟大就心里难受，他们要么公开张扬，要么争强好胜。而聪明人却宁肯自己受点苦，向嫉妒做出一点牺牲，有时候在关系不大的事情上故意受点委屈，甘拜下风。然而，如果一个人身居高位，态度举止平易、坦荡（千万不要傲慢虚荣）要比使用狡诈手段少受人嫉妒。因为用后面一种办法，一个人只不过在极力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幸运之神一直在眷顾他，但他不配领受，好像意识到自己没有价值，从而叫别人来嫉妒自己。

最后，再说几句，将这一部分结束。我们一开始就说，嫉妒行为多少有点巫术的成分，所以根治嫉妒别无他法，只能用根治巫术的手段，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驱除邪气”、嫁祸于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一些明智的大人物往往另找一个人出头露面，把本来会降到自己身上的嫉妒转嫁到他人身上。嫁祸的对象有时是侍从、仆人，有时是同事、同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总有一些莽撞、好事之徒代人受过，这些人只要能获得权势，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现在谈谈公妒。公妒还有些许好处，而私妒却一无是处。因为公妒是一种陶片放逐制度，使一些人权势太大时有所收敛。因此公妒也是对大人物的一种节制，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这种嫉妒，拉丁文叫invidia，用现代的话说叫“不满情绪”。这一点我们谈到“叛乱”时再说。这是国家的一种疾病，就像传染病一样。如同传染病蔓延到健全的身体上将它败坏一样，嫉妒一旦侵入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好的国家行为也会遭到诋毁，被搞得臭不可闻。因此哪怕再兼施一些笼络民心的措施也于事无补，因为这正好说明软弱无能、害怕嫉妒。而怕字当头为害更甚，就像传染病期间常见的那样，你害怕它们就等于你在招引它们。

这些公妒似乎专攻大官、重臣，而不涉及君王、贵族。然而这是一条铁定的规律：如果对重臣的嫉妒严重，而他身上招致嫉妒的根由轻微，或者对一国的全体重臣产生了全面的嫉妒，那么这种嫉妒（虽然是隐蔽的）实际上是针对国家本身的。公妒或公愤以及它和私妒的区别就谈这些，而私妒已经在前面谈及。

关于嫉妒的感情，我们不妨再概括几句：在所有的感情中，嫉妒是最缠磨、最持久的，因为别的感情是分场合的，偶尔出现的，因此古语说：“嫉妒从不休假。”因为它不是在这人就是在那人心上兴风作浪。人们还注意到爱情和嫉妒都使人憔悴，而别的感情则没有这种能耐，因为它们不是那样缠绵不绝。嫉妒也是最恶劣、最堕落的感情，所以它是魔鬼的固有属性。魔鬼被称作“夜里在麦田里撒稗子的嫉妒者”，因为嫉妒总是手段狡猾、暗中行事、损害麦子之类的坏东西。

九 谈爱情

舞台比人生更多地受惠于爱情。因为对舞台来说，爱情大多是喜剧，有时候还是悲剧；然而在人生中，它为祸甚烈，有时像个海上魔女，有时又像个复仇女神。你可以注意到，所有的伟人（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英名长在的），被爱情搞得疯疯癫癫的绝对没有，这就说明崇高的目标和伟大的事业是能够抑制这种柔弱的激情的。不过，你必须把坐过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马可·安东尼和十大执政官之一兼立法者亚壁·克劳狄除外：前者确实是一个好色之徒，骄奢淫逸，后者却是个严肃、明智的人物。因此，好像（虽然很少见）爱情不但可以进入一片敞开的心田，而且可以闯入一座壁垒森严的灵府，如果防范不严的话。

伊壁鸠鲁有一句迂论：“在别人眼里，我们个个都是一出大戏。”仿佛天生为了关照天国和高贵事物的人应当无所事事，只是跪倒在一尊小小的偶像前面，虽然不为口福（如同禽兽）做奴，却甘心为眼福为仆。而眼睛生来就是为了高贵的目的的。

除了在爱情中，永远言过其实在哪里都不合适；而且还不仅仅是“言”过其实的问题，因为常言说得好：“和所有小马屁精声应气求的大马屁精拍的其实就是他自己。”当然情人就不止于此了。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高傲，也绝不像情人看重他所爱恋的人那样荒唐地看重自己。因此常言讲得好：“恋爱、明智实难两全。”由此可见，爱这种激情如此过火，而且它又是怎样糟蹋事物的性质和价值，真叫人不可思议。情人的这种弱点并非只是旁观者清，被爱者迷，而是被爱者看得最为分明，除非双方都是情挚爱笃。因为爱总要得到回报，不是获得对方的情爱就是遭受暗藏在对方心里的轻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由此可见，对于这种感情，人们应当慎之又慎，因为它不仅会丧失别的东西，而且会丧失自己。

至于其他损失，诗人有绝妙的描述：“谁喜爱海伦，谁就会舍弃朱诺和帕拉斯的礼物。”因为谁主张爱情至上，谁就会放弃财富和智慧。

这种情欲恰逢人们软弱之时泛滥，也就是人们走红运或触霉头的时候，不过后一种情况人们不甚注意。但两种情况都会点燃爱火，并且煽得更旺，以显示爱情就是愚蠢的产儿。

一个人如果不得不接纳爱，却又让它安守本位，能把它与人生的重大事务截然分开，此人就算处理爱情的高手。因为爱如果干扰了人的事业，就会危害人的幸福，使人无法持之以恒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感到莫明其妙的是，军人容易坠入情网。我想这就像他们容易染上酒瘾一样，因为危险一般要用欢乐作为回报。

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爱人的暗流。这种爱若不倾注在一个或几个人身上，就自然会普及众人，使人变得仁慈，这种情况有时在僧侣身上可以看到。

夫妻之爱创造了人类，朋友之爱完善了人类，而淫乱之爱败坏、作践了人类。

十 谈高位

人居高位三重仆——君王或国家之仆，声名之仆，事业之仆，所以他们在人身上、行动上、时间上都没有自由。追求权力，丧失自由。或者说追求的是治人权，丧失的是自治权，这真是一种离奇的欲望。

跻居高位，历尽艰难，惨淡经营了一切，落得个心劳日拙的下场，这有时无异于蝇营狗苟，用卑贱赢得尊严。这样的地位容易打滑，倒退一步，不会一败涂地，至少会暗淡无光，这就十分可悲了。“雄风已不再，何故欲贪生。”此言差矣，人欲退又不能，应退又不肯，即便年老多病要隐退，仍不甘寂寞，好比城里的老人，总是在家门口枯坐，只能摆出一副老相、惹人笑话而已。

当然，名公要员须借用他人的看法方能想到自己的快乐，如果按他们自己的感受判断，则无快乐可言。然而，据认为他们倘若想到他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想到别人都亟于以他们为榜样，他们就会心花怒放——其实他们内心的感受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虽然最后看到自己的过错，却最先尝到自己的悲哀。无疑，显达之士对自己也感到陌生：他们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自己的身心健康。“一个人举世皆知，至死对自己却一无所知，对他而言，死亡的压力过于沉重。”

身居高位，既能自由行善，又可随便作恶，而后者却招人诅咒。就作恶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不愿，其次才是不能。然而行善的权力则是奋发向上的真正、合法的目的，因为善意虽为上帝嘉许，但若不付诸实行，对于凡人，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而要真正行善，非得有权力、地位这种有利的制高点不可。立德建功是人类行动的目的，感到功德有成方能心安理得。如果人能参与上帝的功业，他同样能分享上帝的安息。“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接下来就是安息日了。

你走马上任之初，先要为自己树立一些光辉榜样，因为仿效中蕴藏着规诫。过些时候，才可以身作则、严格自查，看看开头是否有上佳表现。同僚的败迹也不可忽视，这不是为了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而是要引以为戒。

因此，履行改革不可大吹大擂，不可诽谤先代前辈，而应当先沿袭旧制，再创良好先例。

凡事应追本穷源，考察它们衰退的情况，但仍须查古问今：古代什么最好？今朝什么最宜？

努力使你的进程有章可循，以便人们先有思想准备，但不可过严、过死。自己若有越轨行为，必须说明原委。

身在其位，就要维护自己的职权，但权限问题不可提。与其大声疾呼提要求、发挑战，还不如不声不响地掌握实权。同样要维护下级的职权，通盘领导，而不是事事插手，这样显然更加体面。

行使职权时，建言献策一律欢迎，切不可把提供信息的人看作好事之徒拒之门外，而应热情接待。

当权有四大弊端：拖拉、腐败、粗暴、耳朵软。若要避免拖拉，必须改变门难进、脸难看的状况；要信守约定的时间；处理手头的事情要干脆、利落，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若要防止腐败，不仅要约束自己或仆人的手不收，而且要约束求请者的手不送。因为奉行廉洁是约束一方，而宣扬廉洁、公开厌弃贿赂是约束另一方，所以不仅要防过，而且要避嫌；谁要是被人发现变化无常，有明显的变化，却无明显的原因，就会招致腐败之嫌。所以，你的看法和行动如有更改，务必公开声明，并把改变的理由公之于众，切勿偷偷摸摸地做事；仆人或者亲信，如果与你关系甚密，而又没有别的值得器重的明显理由，一般会被人认为是通向秘密贿赂的旁门左道。至于粗暴，由它引起不满大可不必。严厉酿成畏惧，而粗暴招致怨恨。即使作为上级，申诉时也应当严肃认真，不可冷嘲热讽。至于耳朵软，它比贿赂更加糟糕，因为贿赂只是偶尔为之，可是一个人如果能被无理要求或愚蠢动机牵着鼻子走，那他就永远无法脱身，正如所罗门所言：“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古话讲得极是：“地位显露人格。”它把有些人显示得更好，把有些人暴露得更坏：“倘若他未做皇帝，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皇帝。”塔西佗是这样讲加尔巴的，而谈及韦斯巴芗时，他却说：“所有的皇帝中，独有韦斯巴芗变好了。”不过这一个指的是能力，一个指的是品性。一个人跻身高位，修养亦有提高，足见其品格的高洁，因为高位是或者应当是德行之位，如同天地万物以排山倒海之势奔向自己的位置，一旦就位，则沉稳、安静。德行亦然。野心勃勃时张狂，大权在手时安静。跻身高位就是爬螺旋式楼梯，如有帮派，攀爬时不妨加入一派，一旦到位，则要不偏不倚。对于前任的名声要公平对待，多加尊重，否则这就成了一笔债，等你离职后必须偿还。如有同事，应该尊重，宁可出人意料地移樽就教，切不可别人求见时拒之门外。在日常谈话和私下答复请求者时不可念念不忘自己的地位，宁可让人说：“与他坐堂议政时判若两人。”

十一 谈胆大

有人问狄摩西尼，雄辩家主要的才具是什么？他答道，动作声情；其次呢？——动作声情；再其次呢？——动作声情。这是小学课本上的一段烂熟的故事，但值得智者深思。说这话的人对这个问题最有真知灼见，但在他所称道的事情上却是个先天不足的人。雄辩家的这种才具仅仅是表面文章，不过是演员的特长，竟然被抬到创造、技巧等高阶才艺之上，而且几乎成了独一无二的因素、一切中的一切，岂不是咄咄怪事！然而，其中的道理极其明了：一般来说，人性中的愚蠢多于智慧，因此能够驱散人心头的愚暗的才干最有效力。

民众事务中的胆量极像这种情况。首要的是什么？——胆大；其次、再次是什么？——胆大。然而胆大却是愚昧与下贱的产儿，与别的才能相比则天差地远，见识浅薄、胆气虚弱之辈，却能让它迷住心窍、捆住手脚，这种人占绝大多数。更有甚者，它还能把意志薄弱时的智者镇住。因此我们看见它在民主国家创造了奇迹，在元老院和君主专政的国家则缺乏那种神通。胆大的人物初露锋芒时咄咄逼人，随后声势就逐渐减杀。因为胆大不守信，有在人体上行骗的江湖郎中，也有在政体上行骗的江湖郎中。这些人堂而皇之，也许在两三次实验中侥幸成功，但由于缺乏科学根据，难以持久，而且你一定会看见一个胆大的人多次创造穆罕默德式的奇迹。穆罕默德让人们相信他能把一座山召唤到身旁，然后他在山顶上为他的信徒祈祷。人们聚集起来了，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叫山过来，可是山岿然不动，他却说道：“如果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儿来，穆罕默德就到山那儿去。”同样，那些人已经夸下了海口，却又惨遭失败（要是他们胆大包天的话），于是一笔轻轻带过，然后扭头就走，置之脑后。

毫无疑问，对于有真知灼见的人而言，胆大妄为之徒不过是供人观赏的小丑。就是对于凡夫俗子来说，胆大也未免有点滑稽，因为如果荒唐是一种笑料，你就不用怀疑，但胆大是难得没有荒唐之处的。尤其一个胆大妄为之徒当众出丑，那才有好戏看呢，因为他必然会脸缩成一团，呆若木鸡。因为陷入窘境时一般人的思想还有回旋的余地，然而胆大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只会愣在那里，活像一盘棋陷入了僵局，即使没有被将死，也无子可动了。然而最后这一点更适合写一篇讽刺文章，而不适合写一篇严肃评论。

还要认真考虑的一点是，胆大总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见危险和不便。所以它拙于计议，长于实干。因此要把胆大的人使用得当，就绝不能让他当主帅，只能让他当副手，听从别人的指挥。因为议计时必须看到危险，实干时却大可不必，除非危险太大。

十二 谈善与性善

我认为“善”的意思就是造福于人的意向，希腊人称之为philanthropia（慈善）。时下通用的“人道”（humanity）一词表达善的意思略嫌不足。善，我称之为习性，而“性善”则是倾向。在一切精神的高风亮节中，这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神的品格。没有它，人就会成为一种碌碌无为、为非作歹的坏东西，并不比害虫强。善符合神学上的“仁爱”精神，绝不会走过头，但可能进入误区。过度的权力欲导致了天使的堕落，过度的求知欲造成了人类的堕落，然而仁爱却无过度之虞，无论天使还是人类都不会因它而涉险。

行善的倾向印在人性的深处，就是不向人类而发，也要施予其他生物。这可以从土耳其人身上看出来。土耳其人本是一个残酷的民族，但是他们对禽兽很仁慈，对狗和马进行施舍：按照巴斯贝克的记述，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基督徒小孩由于堵塞一只长嘴鸟的嘴玩儿，险些叫人用石头砸死。

的确，在善或仁爱这种美德中，可能会犯错误。意大利有一句俗话：“善人不善办善事。”意大利的一位大师尼古拉·马基雅维利断然用近乎直白的语句写道：“基督教的信仰把善良人当鱼肉奉献给暴虐无道之人，任其割宰。”他之所以说这种话，是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法律、教派或学说像基督教那样推崇行善。

因此，为了避免上述诋毁与危险，最好了解一下这样一种良好习惯错在何处。努力向别人行善，但不可照别人的脸色行事，因为那样做只是柔顺随和而已，而这种表现恰恰捆住了老实人的手脚。你不要把宝石给伊索的公鸡，因为它能得到一颗麦粒反而会更高兴。上帝的榜样给我们真切的教训：“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而，他不能像下雨一样给人人平等的财富，也不能像日照一样，给个个同样的荣耀和德行。一般的好处人人有份，但特殊的好处却有所选择。而且千万当心，不要只图画像却把原物砸了。因为上帝已把爱造成了原物，爱人只不过是肖像。“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跟我走。”然而，除非你跟我，千万不要变卖你所有的。也就是说，除非你有本事能用小钱跟用大钱一样行善，否则你就在用竭源去济流。

不仅有一种受正理指引的行善的习惯，有些人甚至在天性中就有一种行善的倾向，如同另一面，有一种作恶的天性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天性中有不喜欢与人为善的倾向。轻微的恶性只不过表现为爱作梗、死心眼、好顶牛、难对付之类；严重一些的就表现为嫉贤妒能和诽谤中伤。那种人好像总是幸灾乐祸，又常常对人落井下石，连舔拉撒路的疮的那些狗都不如，只像那些总在烂东西上嗡嗡叫的苍蝇。恨世者的惯技就是叫人上吊，却从来没有像泰门那样在花园里种一棵树供人上吊用。这种性情是违背人性的，却是造就大政客的最合适的材料，就像弯曲的木头，适合做备受颠簸的船只，却不宜造稳固、挺拔的房屋。

善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一个人对异乡人彬彬有礼，那就表明他是个世界公民，他的心不是与别的陆地隔离的孤岛，而是一个与它们连成一片的大陆。如果他对别人的苦难怀有恻隐之心，那就表明他的心是一棵没药树，为了提供香膏，必须伤害自己。如果他轻易地宽恕罪过，那就说明他的心灵凌驾于伤害之上，所以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如果他对涓滴恩惠感激涕零，那就表明他重视人们的心意，而不是他们的财物。然而，至为重要的是，如果他有圣保罗的至善，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兄弟而受基督的诅咒，那就表明他具有不少神性，与基督本人有一种契合。

十三 谈贵族

我们先把贵族作为一个国家的阶层来谈，然后再当作某些人的一种身份来讲。

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家就是一种纯粹绝对的专制，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就是如此。因为贵族能节制君权，把百姓的视线从皇室稍稍引开一点。民主国家则不需要贵族。而且这些国家比有贵族的国家更加太平，更少叛乱，因为人们的眼睛盯的是事，而不是人。即便盯的是人，也是为了事，因为他们最适合办那种事，而不是为了徽号和血统。我们看到瑞士人的国家长治久安，尽管他们的宗教五花八门，行政区也很不一致。因为维系他们的纽带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对个人的尊崇。低地国家的联省政府极其出色，因为哪里有平等，哪里的政府的决议也就更加公正，百姓缴税纳贡也比较乐意。

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能增加君主的威严，也能削减他的权力；能给百姓注入活力，又能压制他们的运气。两全其美的办法则是，贵族不要大到威胁君权、侵犯国法，而要维持在一定高度上，这样下民的嚣张气焰，尚未干犯到君王的尊严，一碰贵族就遭到减杀。贵族人数太多，则会造成国家的贫困与麻烦，因为开销太大。何况时移物易，许多贵族必然家道中落，造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局面。

对身为贵族的某些人，我们看见一座尚未破败的古堡或古屋，或者看见一株郁郁葱葱的古木，会觉得那是一派让人肃然起敬的景象，而看见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饱经风雨沧桑仍旧岿然长存，则更是慕而仰止！因为新贵族只不过是权力所为，老贵族则是时光造就。最初晋升为贵族的人较之于他们的后代往往能耐有余，率真不足。因为不用善恶兼施的手腕是很难爬上高位的。留给他们后代的则是对先人优点的记忆，他们的缺陷则与生俱灭，这倒在情理之中。

生就的贵族一般好逸恶劳，而好逸恶劳之徒则嫉妒吃苦耐劳之人。何况，生就的贵族再也不能升多高了：一个止步不前的人看见别人蒸蒸日上难免产生嫉妒之心。另一方面，贵族要消除别人对他们的嫉妒，因为他们享有荣耀。当然，拥有贵族能人的君王定会在使用这些人才中找到清闲自在，行使权力也更会一帆风顺，因为百姓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们，以为他们天生就有权发号施令。

十四 谈叛乱与骚动

为民牧者应当预测国家未来的暴风骤雨。这种风雨一般在诸事不分高下、势均力敌之时最猛；自然风暴在春分、秋分之际最猛，风暴来临时总是空谷起阵风，海底涌暗潮，同样，国家也有类似现象。

太阳也常常警告我们：动荡近在眼前，

阴谋和暗算随时会出现。

对国家明目张胆地大肆攻击，谣言四起，人们信以为真，这就是乱世的征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的家世时说她是巨人的妹妹：

地母因为恼恨天神，

最后让她出生，

就是巨人科乌斯和凯恩拉都斯的妹妹。

谣言好像是过去叛乱的遗物，其实它是未来叛乱的前奏。然而维吉尔所言极是，叛乱的骚动和叛乱的谣言区别甚微，就像兄妹之间、男女之间的差异一样。尤其当国家最值得称道、最应深得民心的英明举措遭到恶意中伤时，二者的区别更显得不大，因为这就表明嫉妒极大，正如塔西佗所言：“一旦煽起公愤，他的举措无论好坏都要受到攻击。”但这并不是说，因为谣言是动乱的征兆，所以制止动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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