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耘耕,陈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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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学研究(第2辑)试读：
卷首语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精神活动，舆论现象自古就广受重视。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新兴学科。这是舆论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又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之所在。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舆论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西方舆论学研究开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学起初被包含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政治学中，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并有李普曼的《舆论学》等专著问世。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舆论学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操作标准，并且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中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舆论学相关学术专著问世，理论研究也只有短短30余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重视。我国舆论学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核心著者和研究机构，一些院校还开设了舆论学专业。但总体来说，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在既有研究中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相当有限。深入而系统地开展舆论学研究，创新舆论学理论框架，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建设并发展系统、完整、成熟的舆论学学科体系，成为当前舆论学理论研究者和实务研究者面临的紧迫任务。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需要的历史契机，2016年3月25日至27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展开探讨，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从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培养体系、应用体系等方面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获得众多与会代表的共鸣和思考。
第一，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有效，例如西方舆论学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个别取向模式”和“成对取向模式”等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的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在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因此，未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应该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创新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信息、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
第二，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舆论学既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开展相关研究必须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方法，有大数据挖掘、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座谈、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多种，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大部分研究还集中在内容分析，侧重于从经验层面上梳理分析舆论的支撑和进行实证分析的检验。因此，今后国内各舆论研究机构应当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做大量的努力。要在借鉴国际公认研究方法和改进国内现有的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多元有效的方法体系，促进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升。
第三，出版会刊、教材、专著。组织学术共同体、打造学术阵地，出版代表性的著作是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完善的必要条件。2015年12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研究委员会顺利组建，并创办《舆论学研究》会刊，初步计划先每年出版两辑，以后扩展至每年四辑。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集纳中国舆论学领域最优秀学者出版舆论学系统教材，第一批包括《舆论学概论》《舆论学研究方法概论》《网络舆情学概论》《网络舆情研究方法》《中国舆论史》《舆论心理学》《国际舆论学》等著作，通过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招募知名学者编写舆论学专著，舆论学研究委员会还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业人士完成翻译工作。
第四，培养复合型舆论创新人才和应用人才。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人才是实现创新最宝贵的资源。要使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持续提升，必须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目前国内舆论学研究已经出现明显的人才短板，未来要加大舆论学研究，有效地融合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为学子提供充沛而丰厚的学养。另外，变革人才培养体制，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为一体，让学者掌握数据挖掘能力、数据建模能力、数据应用能力以及业务理解运用能力。
第五，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在我国舆论学研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鱼龙混杂的问题。因此，要确保舆论学研究稳健发展必须及时构建一套学术制度规范。其一，舆论学研究学术规范，从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等方面进行规范。例如在进行舆论调研时，必须遵守以下几条准则：一是被访者在研究项目中的合作在任何阶段完全是自愿的。二是要求被访者提供合作时，不允许误导被访者。三是在使用各种调查方法时不得侵犯被访者的匿名权。四是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确保被访者在调查研究后不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伤害或者其他负面的干扰和影响。其二，舆论研究行业标准，除规范舆论行业监测、行业管理以及立法规范外，舆论从业者还应当积极强化自律，坚守该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
第六，构建舆论支持系统。准确掌握社会舆论动向，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干预机制，对社会治理机制至关重要。建立理论研究体系和现实决策机制，未来研究涵盖交通、环保、金融等舆论支持系统，解决我们面临的业务数据存储分散化、数据计算能力有限以及数据挖掘模式匹配不当等问题，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
第七，设立舆论学学会奖。为促进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设立舆论学学会奖，即舆论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奖作品奖，每年评审一次。此外，舆论学研究的人物奖、舆论学研究代表机构奖，将对兼具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的高校、社科院、媒体、企业等研究机构给予褒奖。
尊重舆论、理解舆论、引导舆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挑战，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任重道远，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舆论学学科体系、加强中国舆论研究学术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当下应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合作共建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与国内舆论学研究同人一道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共同推动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
舆论学前沿
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会议综述
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处摘要 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本次论坛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广泛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推动舆论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关键词 舆论 生态 学科体系 新媒体 治理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cientific Contemporary Public Opinion Study——Summary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Forum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The Secretariat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mmittee of ChineseAssociation for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second session of forum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was held in People’s Daily in Beijing during March 25 to 27 in 2016. This forum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opinion stud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and discussed on the issues of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network public opinion ecology，public administration，national image and public opinion guide，etc. Participants pondered over the important issues，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urrent public opin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methodology，multi perspectiv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which promotes the research of public opin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ture，systematic，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direction.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Ecology，Discipline system，New media，Administration一 引言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监督、管理和调节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舆论学研究逐渐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亟须发展和完善舆论学学科体系，建立舆论学学术共同体，提升舆论学研究实践。2016年3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在人民日报社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60多所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等业界媒体机构舆情研究专家等200余人参加会议，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就舆论学元理论、网络舆论生态、公共治理、国家形象与舆论引导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论坛开幕式由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主持，人民网总编辑余清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王润泽，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余清楚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的价值、责任与使命，强调此次舆论学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为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19”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重要平台。王润泽教授追溯舆论研究的中外起源与历史发展，表示中国历史、政治传统、社会生活中关于舆论的丰富思想是世界舆论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能够借此次会议，围绕舆论学议题进行深层次讨论，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发展。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契机，谢耘耕教授指出，当下应协同创新、合作共建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并提出中国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包括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出版会刊、教材、专著和译丛，培养复合型舆论学研究和应用人才，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构建舆论决策支持系统，设立“舆论学学会奖”等。论坛期间举行了人民网新媒体智库聘任仪式，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被聘为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顾问。二 本体论思考：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
对舆论本体论的认识对舆论学存在价值、学科建设和研究范畴有着决定性影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厘清研究对象、完善概念体系是舆论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建设的基础。童兵教授在会上强调，当前舆论学理论和实务研究均迎来发展的春天，应尽快确认舆论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童兵教授阐释了潜在舆论的重要性与研究意义，认为潜在舆论具有舆论主体分散性、无组织性，舆论表达私密性、隐匿性，舆论内容不容公开性，舆论形成和流动以所议对象同舆论主体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为动力等特点，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舆论，认识和把握潜在舆论是安国定邦、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着力点。
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指出，舆论的生成主体是社会，政府在其中更多扮演规则的推动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规则本身也是政府参与舆情治理的重要方式。舆论生态具有关联性、自主性和涌现性，畅通的表达渠道和规则制定是舆论生态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舆论生态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把“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舆论生态复杂变化之际，应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舆论上的有效引导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舆论观念变迁过程中，中西方关于舆论的定义在舆论主体、舆论客体、舆论本体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小安研究员对舆论的概念进行溯源式探讨，发现舆论概念经历了“认知—社会整合—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过程，其内涵主要是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认定、对政治管理的评价以及对公共事件是非善恶的评判。在中国语境中，“Public Opinion”出现了舆论、舆情、民意三种翻译，造成认知混乱，有必要对舆论概念加以再界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邹振东教授进一步强调，对舆论定义的重新认识对舆论学研究具有三大启示：第一，必须把舆论研究范围从民意研究、媒介研究中扩展出来；第二，必须把舆论研究层级从新闻理论、大众传媒理论中超越出来；第三，必须把舆论研究方法从样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聚焦网络群体行为和网络集体行动，指出当前学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概念化不准确、价值评判偏颇等问题，需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加以厘清，建立切合实际的概念谱系，从网络公关/网络营销、网络谣言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动员等多元理论视域切入展开研究，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媒介多样性推动舆论形态的丰富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杨海军教授指出，广告舆论作为舆论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新媒体环境中呈现出新特点。舆论“议题”来源的多样化、“合意”过程的复杂化、舆论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多层次化成为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的常见景观。新媒体平台成为当代舆论的生成场，也成为广告舆论传播的实验地。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传播形成正向生成机制、反向生成机制以及复合生成机制等复杂传播机制。三 方法论创新：建构舆论学研究新范式
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舆论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推动舆论研究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大数据时代，舆论研究实践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舆论的多样来源如何应对？舆论的复杂全貌如何洞悉？单一研究方法在舆情研究中的不足如何解决？混合质与量等多元研究方法所产生的数据如何处理？与会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就大数据时代舆论学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进行深入思考。
亚太区互联网研究联盟主席、澳门民意调查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显博士建构全舆情分析框架，以网络大数据结合混合式调研的方法，通过不同渠道，针对不同人群，完成对社会整体舆情的分析。具体来说，即通过传统咨询方式（例如公众论坛、“自投罗网”），针对社团、利益群体或特定群体进行咨询；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对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研究，获得精英群体的意见；通过网络挖掘，分析网络论坛以及社交网络上的意见，反映较为开放和激进的声音；通过调研方法，全方位接触到不同人群，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提升代表性及公信力，更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
当前，民意调查较多应用于舆情研究中。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主任戴元初认为，随着网络空间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情绪色彩向现实社会的蔓延，通过民意调查探测舆论动因，打捞沉没的声音，刻画更加真实与完整的民意频谱，建构健康均衡的舆论生态变得尤为重要，期待调查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的共同进步。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立和成熟的衡量标准之一，民意调查是当前舆论学研究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实用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今后的舆论学研究应注重平衡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四 多重视角：丰富舆论学研究路径
移动互联网络时代，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互动频繁，舆论生态复杂多变，舆论研究辐射多个学科研究领域。舆论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课题，研究者从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切入，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研究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一）关系网络视角
互联网新媒介助推社会个体的网络化集结，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提出对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信息传播与人际（或群体）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建构特定平台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格局，以此来把握网络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并提出整体性网络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在转型社会与新媒体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基本问题，强调网络舆论研究的逻辑完整性，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舆论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与技术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与微观（个体、微信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
基于网络社会舆论生态的复杂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进一步提出社会化媒体舆论生态群落演化呈现四个阶段，即群落创生阶段、群落扩张阶段、群落维持阶段、群落进化阶段，演化层次包括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内部演化（平台自组织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生态群落间的演化（平台间的迁移）。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王炎龙教授基于社会成员交互所产生的联系，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微公益传播，指出微公益传播路径是以个体所代表的点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为支撑进行的网络建构。在此网络结构中，社会动员、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相互融通，微公益传播经动员启动网络建构机制，继而产生社会资本的运行并进一步完善传播网络的建构，在动员与资源流动中为保持长久稳定的良性互动，基于规范产生的社会信任机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保持网络社群内部持续凝聚与合作。
各种舆论场极其活跃，给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山东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部栾盛磊副教授跳出传统的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技术性思维框架，基于网络社会的社会原子化特征，从公共控制（独立性维度）、维护信任（可靠性维度）、公共参与自治性的增长（参与性维度）、社会资本整合（一体化维度）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社会政府治理模型，提出寻求四个维度的平衡是政府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最佳理想路径，也是政府保护网络社会和与网络社会公民维系信任关系的保障，丰富了舆情的政府治理研究。
互联网与国家和社会关系是一个持续改变和重塑的过程，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生态的镜像，同时参与社会生态的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研究员基于高维空间思维与理念治理，指出网络空间生态及舆论生态已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策略和理念，在体制、机制层面，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在文化、心理层面，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要借力民间团体弘扬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要树立民族信仰，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个人的问题由国家解决，要培养国家和民族危机感，使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到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媒体报道层面，舆论问题从放弃媒体立场上解决。（二）心理认同视角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从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入手分析当前的舆论环境，指出网络时代，民众权利意识空前强化，民众监督横向交流频繁，官方、民间、境外舆论场互动复杂，话语权力中心与政治权力中心呈分离趋势，使得政治认同变化频度高，政党认同、领袖认同、政府认同变动剧烈，政治信任损耗大，政治对抗强度大，加剧了公众的政治认同危机。众声喧哗的时代，社会需要更加理性的声音、更加专业的权威媒体。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赵红艳副教授基于社会心理认同视角分析网络舆论演变路径，即概化信念（地域性、群体性）的形成与扩散导致网络舆论升温，群体认同与社会区分（群内群际互动）导致舆论热化，内群共识与从众（少数人影响、参照信息影响）激化网络舆论。并基于群体心理学提出网络舆论管理对策，包括建立心理引导机制，减少污名化处境中拒斥性认同的形成；官方舆论场适时调控文化领导权。
加强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有助于培育健康平衡的信息环境和舆论生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系主任薛可教授基于受众心理感知视角，通过“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文本挖掘，分析突发危机中“正能量信息”的影响因子，指出不同危机情景是引发“正能量信息”差异的首要原因，明确的危机可控性和责任归因会增强“正能量信息”传播力，信息内容的正负极性会对“正能量信息”传播力造成影响，权威媒体比普通网络用户更能提升非官方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力。挖掘和设置正面议题、扩大“正能量信息”传播路径、提升正负信息的对冲效应、培育信息环境与健康心态等传播策略，有助于提升网络空间的积极传播力量，为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信息管控方案。
文化政治开启网络舆情研究的新视角。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爱凤教授基于“阿玛尼少年”事件，提出重视网络舆情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其根本在于深入把握网络中不同文化身份群体、个人的心理及其形成的社会心态，了解不同主体的诉求，这对于加强不同群体间的沟通与互动、有效纾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优化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作用。（三）话语理论视角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严励教授认为，网络话语作为一种舆论形态，具备一般意义上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网络话语的表达过程是群体意见与个体意见的整合，同时与单纯的个体表达具有明显区别。网络话语以其媒介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形成了与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之间有联系的区别，这种联系和区别使网络话语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被关注和研究。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背后蕴含着由网络话语这一特殊舆论形态发展而来的舆论信息生发和传播的特殊规律，为今后的舆论研究，特别是网络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网络话语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新形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汤景泰副教授结合多模态话语理论、模因理论与社会抗争理论，考察网络话语抗争机制。借助网络传播的优势，网络话语抗争超越空间限制，以话语协同的方式，将抗争参与者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最大化，通过符号游击战的形式，实现了网络抗争无组织的组织，从而将原来较为无力的话语抗争变成极为有力的舆论战。在中国目前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这种全新的抗争形态将在各类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这尤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打通“两个舆论场”是当下政府和媒体面临的重要命题。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褚金勇博士认为，打通“两个舆论场”不单单是入驻新媒体平台，更重要的是从“主义”话语向“问题”话语、从权力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型，建立话语沟通的桥梁。（四）政策决策视角
新媒体语境下，政策传播面临舆论倒逼决策的风险、政策信息异化的风险、政府政策回应的风险。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淑华教授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政策传播从封闭、单向的科层制组织传播走向“后科层时代”的开放、互动，凸显了政策传播中的隐性反抗和风险显化。公众对政策过程的“强制性介入”使得政策传播路径发生了改变，导致对政策的质疑、颠覆甚至政策失效等后果。新媒体对政策传播的影响不单单是表面看到的传播路径问题，更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结构问题。政策能否及时对媒体开放和吸纳民意、能否及时回应问题和做出调整是影响政策认同和执行的关键。
董盟君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探讨舆论生态的改善，指出在移动端日益成为舆论发酵重地的背景下，新闻宣传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首先，优化资源配置，将宣传资源从纸媒、广电等传统媒体拓展到互联网新媒体；其次，保障有效供给，主流媒体要增加和保障内容“供给”，与自媒体上的舆论偏差形成对冲，成为社会舆论的压舱石。新闻宣传的供给侧改革离不开新技术媒介的支撑，基于互联网平台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应特别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的开发应用。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公众舆论如何进入国家公共政策议程？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万旋傲博士基于2003～2013年6000余起舆情事件的实证分析，探究舆情传播下公共政策的触发机制，即事件所指向的公共政策具有可行性，舆论传播强度较高，舆论中对公共政策的讨论较多，某一时期内同类型事件开始连续发生。五 国际视野：重塑国际舆论传播格局
信息技术推动全球媒介空间重构，国际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的频繁互动和相互渗透，国际舆论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发展和复杂博弈，加剧国际舆论研究的紧迫性，凸显舆论学研究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从美国智库视角切入研究国际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指出作为国际舆论制造者，西方智库舆论生产遵循“智库—舆论产品—政府媒体—大众”路线。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重视对国际智库的舆论研究，加强中国智库的建设力度，助力中国提升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韦路教授在交通运输领域重力模型基础之上建构动态社会重力模型，基于“埃博拉流行病”的数据挖掘分析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如何在全世界进行传播，发现国际信息流动格局在社交媒体时代仍然是发达国家主导，且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信息发生量相近的国家，互动更为紧密。韦路教授认为，要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必须要充分利用社交新媒体平台，大胆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舆论场发声。
对外传播的目的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重塑国家形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林爱珺教授指出，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一直存在诸多短板，总结为“三差”，即信息流进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结合习近平新闻舆论座谈会精神，林爱珺教授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在国际传播方面，要着力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听清并听懂中国的好声音。
国家形象传播与国际舆论引导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中国形象对外传播不畅、传播无效等问题，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大勇副教授提出国家形象由“软实力”构建到“软传播”方式选择的路径演变，认为中国形象需要“故事表达”，借助“故事”的吸引、渗透、黏附特性发挥“软传播”作用，根据国家、地域、民族、文化等选择对应的编码系统和语汇转换“中国故事”，通过展现国家形象改变世界公众的认知，进而引导国际舆论。“软实力”的“软传播”构成“软+软”模式，有利于隐去锋芒、规避争议、彰显温情、拉近距离，为世界公众接近、认知、理解和认同中国扫清障碍，重置世界舆论格局。六 小结
建设和完善中国当代舆论学体系，增强中国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权，是中国舆论学研究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凝聚国内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为国内舆论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切磋、合作的平台，推动舆论学研究和教育的体系化发展。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与会研究者围绕“建设科学的中国当代舆论学”这一主题，从本体论、方法论、多重视角、国际视野等维度思考当前舆论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构想中国当代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呈现出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思想图景。
当前，中国舆论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需要首先厘清舆论学基本概念、原理，明确舆论学研究对象，完善舆论学概念体系，创新舆论学研究范式，平衡舆论学研究的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这需要各领域舆论学研究者的协同创新，不断拓宽舆论学研究路径，丰富舆论学学科体例，推动舆论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增强中国舆论学术研究话语权，推动舆论学研究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执笔人：秦静，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转型时期的中国舆论学发展：历史机遇、前景与挑战——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综述
万旋傲 刘璐在世界民意调查面临拐点之际，中国舆论学的发展也迎来历史契机。面对更纷繁的信息、更多变的情绪、更难以琢磨的舆论心态、更复杂的舆论引导技巧，我们应如何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反思、审视舆论学研究困境及其根源，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科学、准确地测量舆论？如何在世界舆论研究的混沌之际抓住历史契机，推进中国舆论学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这是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初期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2016年12月10-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CAPOR）和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网信办、北京网信办、人民网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上海交通大学，就舆论学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观点交锋与碰撞，探讨学科的动态走向与发展格局。中国舆论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
舆论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舆论问题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思考舆论学学科建设问题，既是回应现实的需求，也是推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任务。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谢耘耕指出，我们应该协同世界舆论研究精英力量和新兴舆论研究技术队伍，寻找更适应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方法，争取更准确地把握、预测社会舆论，完善舆论学知识体系，实现弯道超车。
谢耘耕教授提出，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从六个方面入手助推舆论学知识体系创新：（1）成立“舆论学理论研究学组”“舆论学研究方法学组”“中外舆论学史学组”“国际舆论研究学组”“网络舆论研究学组”五大舆论学学组；（2）编撰舆论学系列教材；（3）搭建舆论学学术交流平台；（4）出版舆论学研究杂志和专著；（5）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走出去”“请进来”；（6）设立“舆论学学会奖”。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界定了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的性质、功能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舆论学研究内容包括基础舆论学、实用舆论学、舆论发展史、分支舆论学四大类；舆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包括舆论及舆论学理论研究、社情民意调查及测量、舆论专题调研、咨询报告、舆论学理论与实务教育、舆论调查访员培训、舆论学专业及调研的国际合作、研究报告、研究通信、年鉴及专著出版；舆论工作者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严密的科学作风、精湛的学识技能、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广的襟怀宇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从中国舆情研究的供给侧谈起，探究法律的可行性与民众表达空间的关系，认为法律规范要与人们的自由行动空间相适应。他认为，在传播格局中，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平台，不社交、无民意；传播中的关系和情感判断直接左右传播效果，传播中的理性逻辑在下降，关系逻辑在上升，关系、情感传播决定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大数据与舆论学研究方法创新
民意研究方法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到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不少民意调查机构以及大数据挖掘公司的预测结果都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反思，传统民意调查和大数据挖掘为何愈来愈难以准确地反映社会舆论？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较大缺憾？全球是否需要重构舆论学方法体系、知识体系？谢耘耕教授认为，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挖掘方法尽管面临一些困境，但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诸多学者、研究机构和企业正在着眼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探索、调整、改进研究方法，设计出一些令人瞩目的调查研究模型。传统的调查研究还需结合新科技，配合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综合更多交叉求证工具做预测，未来将是多重工具研究分析的时代。
诸多学者已意识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给舆论研究带来的理论方法创新、机会和挑战，并开始着力打造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于舆情监测与分析领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指出，运用大数据方法的舆论研究应关注话语/情绪、态度、行为三个层次，当前舆论研究的可拓展方向包括：显舆论研究，即对“公开谈论的热点议题”和“有影响力的意见表达”的研究，通过机器学习和语义分析方法获知网络舆论场的议题分布与意见分布；潜舆论研究，通过在线文本情绪分析工具LIWC、表情符号情绪监测等挖掘潜在舆论；行为舆论，包括网民注意力、网民关注度、网民态度倾向、舆情态势等；舆论主体研究，包括网民特征、网民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介绍了其大数据资源的开采与价值冶炼思路。在舆情大数据研究中，他以中国网民意识形态倾向的区域差异研究为例，将政治污名作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识别工具，通过个人或群体对左派或右派赋予污名的言语和行为判断其意识形态倾向为右或者左，再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左派与右派的比值，得出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计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江苏左派网民力量最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与省份人均GDP、外商投资总额、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化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
澳门易研网络研究实验室的曹文鸳、常雪以人机结合的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及人工在线内容分析的方式，研究了Uber在澳门的撤离风波舆情事件。他们发现，在检测时间内，Facebook是“澳门撤离风波”中最为重要的网络舆论阵地；网络舆情比传统媒体舆情更支持Uber在澳营运，更不满澳门的士服务现况。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萧冰认为，在舆情研究中，大数据的研究不会仅仅停留在数据阶段，还需要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技术进行再次加工，将数据进行可视化以及视觉建构，让数据信息更多地得到呈现。新型舆论格局与传播运行机制
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舆论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路径出现了新的特征。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指出，当下，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相当隐蔽和模糊，社会信息和意见经常越过行政边界，舆论触点呈现出离散化态势。网络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正在成为信息和意见传播的主渠道，但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因为消息来源准确、内容思路清晰、评论鞭辟入里，依然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决定性力量。各类媒体的互动缩短了舆论形成时间，意见的转化难以预测，社会舆论更加多元化。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郭万超教授认为，互联网作为当今舆论的主阵地，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战场，主要表现有：网络反共是西方最主要进攻方向；唱衰中国依旧是热点主题；对爱国者和正能量网友的打击和“污名化”愈演愈烈。我国内部网络舆情斗争也出现新趋向、形势严峻，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将泛滥成灾；资本与公知合流，人为制造舆情危害巨大；网络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也将愈演愈烈。
重庆文理学院赵立兵老师指出，在互联网的区隔保护下，数量众多、质地各异的“意见长尾”同传统社会的“优势意见”进行了充分博弈、竞争乃至融合，优势意见再也无法像在传统大众社会中，仅仅依靠“孤立的恐惧”的压力，就可以迫使劣势意见走向“沉默的螺旋”，优势意见的“优势”已经不再，它已无法更无力彻底消灭对方，而是形成了类似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合纵连横、共存共生的“混战”格局，也构成了网络社会所特有的，以信息过载、中心多元、众声嘈杂、边界模糊为表征的混合、长尾的传播形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认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情感结构的变化，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诸如怨恨、愤怒等情感。从原型理论的视角看，原型即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当下的特定类型情感与原型中蕴含着的群体共享的情感相互勾连和叠加，构成情感传播的独特机制，驱动各种舆论、话题及事件的发展和演变。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雷鸣认为，我国互联网上理性声音占据主流，但也时常出现类似“逢官必贬”“遇富即骂”“见日就反”的非理性言论。社会矛盾凸显、诉求渠道缺位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社会根源；错误思想文化误导、法制道德观念淡薄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思想根源；特殊网民结构、复杂网民心理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主体根源；社会公信下降、应急处置不当，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潜在根源；网站故意炒作、“推手”煽风点火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直接根源；虚拟网络空间、开放网络环境是引发网上非理性言论的技术根源；法规不甚健全、监管很难到位是引发非理性言论的管理根源。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公众的理性思维具有积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周冬老师通过对2003～201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互联网的运用与推广对降低腐败犯罪概率和提高人均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覆盖率提高1%，公职人员犯罪案件数每百万人中将显著减少8.95件，但是传统报纸期刊不具备此影响。同时，她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互联网使用率和民众理性地表达自我诉求和政治诉求呈正相关性。
西北民族大学卢毅刚副教授和研究生王红对网络舆论中的语言暴力和态度理性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剖析。他们指出，网络语言暴力是一种借舆论发泄情绪寻求心理平衡的过程，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激活性需求的产生和适应性满足的本能行为。伴随“互联网+”的渠道拓展和大人际关系网形成，网络舆论中的态度“中转器”愈来愈多，在使意见多元化呈现的同时也使态度逐渐理性化，这其中的“领头羊效应”“流瀑效应”往往发挥积极作用，使人们在面对争议性问题时越来越看重论据，更多地表现出思辨思维和理性态度。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使用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诸多新型产业不断涌现，技术革命使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认知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华中科技大学李卫东副教授对基于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前的云传播态势表现为：第一，互动交流类应用在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云传播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能力发展极其不均衡。在全网层面，开放关系和开放资源主要集中在互动交流应用节点处。同时，在互动交流类应用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两极化”现象。第三，“社交网络+”逐步成为新媒体应用提供商实施云传播战略的共同选择。第四，开放平台已成为大数据生成、传播和分析利用的基础平台。没有开放和共享就没有真正的大数据。而开放平台能让全网的数据实现云传播，能实现全网数据的汇集和共享，能打破一个个站点形成的“信息孤岛”，能让新媒体应用“互联互通”，成为一个大应用、大平台，生成真正的大数据。
影视众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短短四年中赢得了关注，也催生了非议。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白洁对影视众筹的优劣势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影视众筹的优势表现为：创新融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营销和市场预判前置，影视产业集聚模式彰显普惠、共享特性。影视众筹的问题和风险表现为：政策、法律和监管风险，影视、金融“风险双高”，适合场景有限，平台与技术风险。她指出，影视众筹恰逢影视文化产业、大数据、云计算、VR及通信技术等各相关领域的高速发展，必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新媒体从业者作为媒介赋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其行为对公民媒介赋权的过程和结果也具有影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伟伟老师和郭小安教授通过对重庆和成都的15家新媒体机构的462名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年龄、媒介依赖和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赋权认知具有显著预测力。相较而言，新媒体从业者的内在心理因素政治效能感比外在因素媒介依赖对他们的媒介认知水平预测力更强。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武和研究生黄扬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学生移动新闻客户端用户的特征、使用行为、使用动机和满意度问题。他们指出，大学生群体中，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者较非使用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社交活跃度，同时使用者利用门户网站获取新闻的频率更高，但在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方面与非使用者并无显著差异；在移动新闻客户端使用群体中，用户行为呈现典型的阅读碎片化和浅层化特征，同时用户在新闻阅读中乐于分享和点赞，却疲于评论；了解新闻资讯、获取有用信息、娱乐消遣、表达个人意见和促进社会交往这五大动机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对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总体满意度和社交满意度，但显著影响阅读满意度的只有了解新闻资讯和获取有用信息这两个动机。社交媒体的传播行为分析
微信群功能近年在社交、资讯分享等方面持续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童清艳教授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唐寒立对34个微信群聊天记录进行了文本分析，从信息效用性、信息社交性、信息娱乐性、用户满意度、用户互动等方面考察了微信群用户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社交性是用户参与微信群的主要动因，娱乐性的影响效果居次，信息效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小。另外，微信群的社交行为打破六度空间理论，形成“二度空间”，即通过微信群，只需要一个熟人介绍拉圈便可以沟通，虽然是弱关联。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阎峰认为，微信、FB、Line、Instagram等社交型媒体广泛出现后，出现了在我们习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的新的传播方式，即卡斯特所说的大众的自我传播，其呈现出的民众所思所想所言所为等日常生活，构成了公共外交中的“小事件”。大数据“热点”算法+情绪计算，可以帮助挖掘这类小事件，由此观测社会心理的趋势，勾勒出时代大众的心理镜像。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世甫教授指出，在微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场域中公众的客体主体化是微时代对主体的否定之否定，它通过从情绪走向情感，从自在走向自为，从群体极化走向理性共同体的建构，还原了主体。主体化的公众成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场域中的标志性力量，他们一次次成功参与舆论引导的实践，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客体主体化，传递舆论引导的正能量，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新浪微博话题榜作为热门话题的依托，实时聚焦特定时段内微博用户关注的方向和兴趣点，已经成为网络热点的风向标，反映了网民的群体意志。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李莹莹认为，新浪微博话题榜形成的动因包括信息自动集聚、粉丝刷榜、水军推动、意见领袖号召、与传统媒体的共振。她指出，应该通过新浪微博落实主体责任做好“把关人”，“热门话题”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并发挥引导作用，对微博监督与公益发挥助力作用，适当降低娱乐类占比，同时要提高网民道德意识和媒介素养，监管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工作，以此发挥热门话题榜的正效应。政务舆情与舆论引导
随着网络舆论失范现象的频发，政府也逐步加强网络舆论工作建设，加强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不断尝试新的舆论引导策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个能力”，其中就包括“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介绍，2016年国办先后下发三个文件，对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全面部署，明确要求遇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明确了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明确了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明确了重大舆情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甘莅豪对公共舆论中的政府道歉行为作了分析。他指出，和私人领域不同，当政府必须对不适当行为负责时，公众不仅仅通过和道歉主体进行人际沟通来揣摩道歉者内心是否具有悔意，而是更加重视道歉主体的外在表现中是否表明了勇于承担责任。而道歉行为中蕴含了道义悖论、声望悖论、身段悖论、情感悖论、时间悖论、频率悖论、身份悖论、责任承担悖论和责任归属悖论，这些悖论直接影响着科层制中责任承担者的确立，也会影响公众对执政者道歉行为的评判。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教授对中国的领导传播与民意表达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领导传播和民意表达要形成良性互动，领导传播要系统完善，方法科学，运行有效；民意表达系统要渠道通畅、理性成熟。二者需要保持科学的平衡，领导意志产生之前要多吸纳民意，民意要学习领会和接纳领导意志，警惕二者的“倾斜”。
四川大学副教授张放和研究生王盛楠指出，拟人化策略在政务微博中应用十分广泛，但目前存在着诸如“过分调侃式互动”“负面情绪化互动”等“过度拟人化”的问题。他提出，账号资料拟人化的互动效果最佳，表达风格拟人化次之，而交流内容拟人化的作用最为有限，应该通过“写好账号名片”“管好软性内容”“讲好政务故事”，优化政务微博传播效果。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思潮
网络空间为多元思想意识碰撞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诸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思潮，对大众的思想、价值、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教授指出，科学引导社会思潮，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要网上网下内外兼治。在体制、机制层面，网络空间作为线下空间的镜像，其所表现出的问题都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表征，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文化、心理层面，要重塑主流意识心态，脚上的问题从头上解决，即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个人的问题国家解决；媒体报道层面，避免国家与人民、媒体与用户的对立立场，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舆论引导，打造多元、立体引导源。
网络论坛的民间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其更容易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较大的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阵地。中南民族大学方付建副教授认为，当前网络论坛中的思潮表现为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型思潮、攻击其他思潮和评判各种思潮等具体内容或形态；网络论坛中的思潮传播者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往往以标题吸引法、帖文搬运法、热点追踪法、抱团取暖法和号召倡议法等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化冰对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第一，其产生与历史的集体记忆有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冲突的体现。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反映出当代中国转型中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三，它有时呈现被动、消极，有时呈现激进、混乱，但它已经成为构建新时期民族“想象”的重要传播媒介。突发事件报道与社会治理
继2014年杭州余杭发生针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大规模抗议后，2016年浙江海盐再次发生围绕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趋于多发、高发态势。浙江传媒学院方建移教授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风险感知与舆情应对进行了探究。他的研究发现，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无依据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对项目的“禁言”让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地放大，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无助和愤怒；微信群的使用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愤怒情绪更快传播；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一闹就管用”的强化对同类项目具有示范效应。
中山大学李春凤老师从恩宁路拆迁学术关注小组说起。她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拆迁团体多数由相关利益体首先组成，只立足于某一个案，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问题，因此未能发挥持续的沟通作用，这也体现当前中国拆迁问题的复杂程度。
汕头大学副教授毛良斌探讨了偶像明星对娱乐教育节目说服效果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准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他指出，受众卷入的五个子维度——对节目故事的兴趣、感知到与角色的相似性、角色认同、角色期望认同和对角色的喜欢均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对说服效果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准社会交往实质是一种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在对节目兴趣、相似性以及对角色喜欢的影响说服效果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而角色认同和角色期望认同对说服效果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不必由准社会关系作为中介。
安徽大学研究生陶晓雯、杨振羽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入手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问题。他们认为，官方媒体仍采取传统方式进行舆论引导效果不佳，过度的议程设置使得事件重点被混淆，甚至使得事件事实被偏离，而通过评论进行的观点引领又因为远离了公众的舆情反馈而失去了引导效力。此外，官方媒体没有注意到社交媒体独特的交互性，信息的公开性和言论的相对自由所带来的复杂性，舆论引导忽略了对公众负面情绪的及时调整，当公众的舆情中出现有负面情绪时，继续“我行我素”，最终导致谩骂和抨击的蔓延与膨胀。同时，官媒依然带有较为浓厚的立场色彩，上升问题高度、增强共众意识的现象依然存在。国际舆情与国家形象塑造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相德宝对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三十年的议题、变迁和网络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路径从星星点点的研究到突飞猛进直至成为显学，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搭建体现为四个主体——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学术平台，学术网络。国际传播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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