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城市社区媒体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曾兴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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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城市社区媒体研究试读：

绪论

20世纪5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社区媒体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社区媒体也日益活跃。社区媒体的形态是非常丰富的，如美国大学校园的低功率电台、活跃于加拿大和日本居民社区的免费报纸、巴西为街头青年准备的独立影像计划，还有全球范围内形形色色的社区网络论坛。

相对于国外社区媒体的成熟，我国社区媒体尚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第一，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基本形态在我国缺乏历史基础。西方以宗教、种族、社会阶层为纽带而形成的社区是社会重要的组成单位，同时也是人们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以“差序格局”作为主要人际交往网络的中国，社区并未成为人们心目中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第二，相对于大众媒体，社区媒体的影响力、覆盖范围都难以企及。尤其是在当下强调媒体产业属性的环境下，缺乏市场价值的社区媒体势必处于“落寞”的境地。

现代社会产生了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人类社会的进程残酷地表明，所谓发展就是更加严格而又全面地控制情感。这种温情和理性（滕尼斯视野中的“本质的意志”和“选择的意志”）之间的此消彼长，便成为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那堵无形的墙。城市化进程又加速了彼此陌生的人定居在聚居地，都市生活的“礼仪客套”虽能让每个人和谐相处，但这种温情的缺失成为人们交往的障碍。现代社会表现了显著的“个人化”、“原子化”的特征，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受到损害，出现人际关系淡漠、责任心缺乏、道德沦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必须转向以人为本的社区法则。社区建设被视为恢复共同体、重建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方案的基础。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现代化所带来的精神文明与道德价值的危机。毒奶粉、地沟油、毒胶囊等不良商业行为相继出现，离婚率、社会犯罪率不断增长，是否要救助当街晕倒的老人竟成为广泛讨论的社会话题。因此，恢复“以人为本”的社区原则，对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0多年前，最早提出社区这一概念的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指出社区定义的核心在于，社区（Gemeinschaft）是一个同质性强、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共同体。之后，众多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希勒里（G.A.Hillery Jr）从社会学文献中搜罗整理出94个社区定义。虽然这些定义在具体内容上千差万别，但关于什么是社区，学者们达成了某种共识：①社区有一定的地域范围，但没有明确的、指定的地域边界或政治边界；②社区是一种自然的、自愿的集合，社区中的个体因为相互需求而产生互动，他们会为了某些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自发形成集体行动，基于共同利益、社会互动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社区认同；③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领域，国家权力虽然也对社区发展有所影响，但社区内部具有非官方的权力结构，居民对社区事务拥有发言权。由此可见，共同体精神是社区的核心价值。

社区媒体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重要途径。1915年，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指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沟通（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即社会是在传播中产生的，传播赋予了社会存在的目的。这段话中的“共同体”（community）与滕尼斯的“社区”（community）的含义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两个“community”的概念都是在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寄希望于恢复传统社会形态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社区媒体主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感、提升社区参与度、加强邻里关系三个方面来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构建。社区媒体通过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从而对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正是发展社区媒体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建设社区媒体，需要高昂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以及专业化的生产队伍和管理机制。因此，除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本国的政策扶持和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使得部分社区媒体得以良性运转外，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媒体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自1998年联合国大会把网络定义为“第四媒体”以来，以其为代表的新媒体迅速发展。互联网因较低的社会准入门槛、传受双方的高参与度以及传播速度快、内容丰富、范围广等特点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新媒体技术平台上，社区媒体有了新的发展机遇。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社区报等传统媒体通过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空间和应用范围。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看到新媒体带来的发展机遇，巴西、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家纷纷建设对本地居民开放的社区论坛。新媒体对人们的社区关系、群体关系、家庭关系等都产生了影响。

第一，新媒体点对点的多向传播改变了传统媒体点对面单向传播的模式，使得受众与传播者成为共享、互动的双方，提高了受众的参与度。新媒体可突破时间、空间的界限，形成一个相互联通的自由平台，使某个区域、群体乃至个人的信息可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并形成共同议题。例如，通过社区网络论坛组织社区民活动。在这些论坛中，普通的社区居民掌握了话语权，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众。

第二，相对于传统媒体的高准入门槛、高专业化要求、严格的内部自查和外部规范等特征，新媒体由于技术上的便捷性而拥有较低的社会准入门槛。建立一个网站所需的人力、物力、社会资本，要远小于建立一个电视台或者创办一份报纸。此外，新媒体对于传播者的专业性要求也低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多为专业人员，而新媒体时代则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编辑。这对于小型化、非专业化的社区媒体是非常适宜的，解决了传统社区媒体运作过程中的资金、技术、专业性难题。

第三，新媒体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传播速度的快捷性增强了社区媒体的应用性。传统的广播、黑板报、宣传栏等社区媒体形式存在着内容单一、更新速度慢等缺点，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更新速度上，新媒体有着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优势，从而更容易为社区居民所接受。目前，在一些小区已开办的网络论坛上，有小区最新组织的活动的帖子、小区所在地区的医院、学校、超市等各种便民设施的信息以及其他各种服务信息，这些内容的更新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在给社区媒体的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在应用的过程中，新媒体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在社区传播中形成的信息鸿沟问题，文化程度高、占有较多政治经济资本的人群可能拥有更多的接触新媒体的机会，在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信息，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一些弱势群体难以从新媒体中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形成了信息鸿沟，进而形成了更深的社会分化。如何解决新媒体在社区传播中的应用问题，是社区媒体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数字化社区媒体的优势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区报、社区视频媒体的发展较为落后，也缺乏实践基础，影响力较小。而以社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化社区媒体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社区网络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内容。

本书将围绕新媒体背景下，社区媒体如何构建社区共同体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绪论部分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意义、研究背景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梳理了社区研究的理论流变，总结了我国社区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综述了国内外社区媒体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梳理了社区媒体研究的理论范式。参与式传播是研究社区媒体运行模式的理论基础，符号互动论及媒介仪式观为研究社区媒体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框架，媒介技术决定论是研究新媒体技术与社区媒体发展的重要的理论工具。

第四章、第五章分析了我国社区报、社区视频媒体与社区网络的发展现状，重点探讨了它们在促进社区参与、提升社区认同感、加强邻里关系等方面的作用，进而探讨它们在构建社区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及存在的问题。

结语部分总结了我国社区媒体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新媒介技术给社区媒体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

第1章　社区

第一节　社区研究的理论流变

一、社区消亡论

滕尼斯成为最早关注社区研究的学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他所生活的19世纪是西欧国家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世界霸主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科学革命带来的理性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工业革命带来的契约精神和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政治革命带来的对政治民主化的追求。19世纪末，现代化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和北美，人类社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业文明阶段。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以滕尼斯为代表的社会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注意到现代化对传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尤其是对传统的乡村社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一时期，有着浓厚的复古和怀旧情怀的浪漫主义思潮成为影响重大的理论流派。滕尼斯受到这一流派的影响，认为包含着“自然”、“有机”等因素的“社区”才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生活”，而包含着“人为”、“机械”的社会只是一种“暂时和表面的共同生活”。

与滕尼斯同一时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出生在柏林市中心，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已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都市人”。他对于现代化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理性。他将城市背景及城市环境概念化为人口规模、社会心理刺激强度、社会分工、货币经济与理性等几个方面，以此来论证城市背景和城市环境对城市人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齐美尔总结了现代大都市的两个特征：一是具有规模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科层制，这使得城市人际关系趋于分散和疏离；二是相对农村较稳定的生活节奏，城市环境变化大，是一种强刺激环境。这两大特征促使都市人不得不更理性地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不得不对自己的个人利益有更多的关注。因此，都市人的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更趋于理性和功利主义。齐美尔的这一观点预示着社区这种“自然”、“传统”、“有机”的关系将在现代社会中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利益化”、“理性的”社会关系，社区逐渐走向“消亡”。

在齐美尔的影响下，美国芝加哥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社区消亡论的观点。以帕克、沃思、伯吉斯为代表的学者，在对形形色色的移民聚居区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化的社区消亡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现代都市将呈现出人口众多、人口密度高以及异质性强等特征。人口密度高使人们容易对他人产生厌烦心理，从而较易丧失对他人“有人情味”的感受能力，人们变得麻木、冷漠。同时，人口密度高会引发反社会行为的增加。异质性强的后果是容易引起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降低了社区的有机统一性。人与人之间紧密、团结的初级关系将被脆弱、无条理的次级关系所取代。现代城市中，传统社区中的互助互赖的关系被破坏，缺乏社区认同和社区支持，从而引发社会失序、个人主义泛滥。

从滕尼斯、齐美尔到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他们的社区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都市化、工业化等现代性因素如何影响了社区中体现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因素，如社区认同、社区团结和亲密关系等。由于现代化进程的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而又找不到适宜的解决办法，导致他们对社区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二、社区继存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社区研究者实地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有些学者发现某些特定的社区（主要是指少数族裔的聚居区）仍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其中以刘易斯和甘斯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这一派的观点总结为社区继存论。

刘易斯对墨西哥移民社区进行了研究，1952年发表其研究成果《未崩溃的城市化》一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在墨西哥市生活的移居者保留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也无明显变化。沃思所认为的“人口多、高密度、异质性”等都市特征并未对移民社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些移居者还较好地保持着乡村社区的社区认同和团结，以及互助互信、亲密的人际关系。

1962年，甘斯出版了城市社区研究的代表作《城市村民》。甘斯的研究对象是波士顿西区的意大利移民。他的研究结论与刘易斯基本相同，他所观察到的移民社区自成一体，保留了传统的社区关系。都市特征对移民影响不大，而社会歧视与种族歧视加强了他们对社区的依赖。甘斯还观察到其他的社会阶层，如“受剥夺者（主要指酗酒者、妓女、精神不正常者等）”以及“坠入陷阱或社会地位下降者（主要指失业者、老人、城市贫民等）”，他们虽然具有沃思所描述的孤独失望、冷漠自私、疏离感强等都市人的心理特征，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在于都市的“人口多、高密度、异质性”这三大特征，而是由贫穷和歧视所造成的。

除了刘易斯和甘斯外，费舍尔的《城市型亚文化理论》、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Tally角》等著作进一步支持了社区继存论的观点。

社区继存论虽然得出了与社区消亡论相反的观点，但持这一理论观点的学者仍然把社区认同、社区团结、亲密互助的关系等蕴含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因素看作是社区得以维系的基础。得出相反观点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影响这一基础的关键在于不同人口的组成及其不同阶级、种族、家庭、文化、生活等因素，而不是社区消亡论的学者所关注的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性因素。

三、社区解放论

20世纪70年代，以费舍尔、韦尔曼和雷顿为代表的社会学者总结了以往的城市社区研究。他们发现社区生活和社区关系的研究一直都局限在由地域而发展起来的邻里关系上，因物理上或空间上的接近而形成的群体关系纽带是社区研究的唯一基础。因此，社区消亡论认为人口多、高密度、异质性等都市化特征使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破坏了基于地域的亲密的邻里关系，因此社区逐渐走向“消亡”。而社区继存论认为少数族裔由于缺乏融入主流社会的社会资源，只有加强与内部人群的紧密团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因此，地域概念上的社区在移民聚居区内依然存在。然而，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很难有与邻里交往的机会和时间，他们就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吗？那些经过奋斗走出移民区的少数族裔，当他们进入主流社会时，又如何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圈？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应该打破地域范围对社区概念的限制，社区内部的关系不应局限于邻里关系，个人多种的社会关系都应纳入其中，并提出“社会网络”这一概念。这意味着对原有社区概念的解放，因此他们的观点被称为社区解放论。

1977年，费舍尔出版了《社会网络与场所：城市环境中的社会关系》一书。在书中，他分析了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网络的主体，社会网络在城市居民生活中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1979年，在费舍尔的影响下，韦尔曼和雷顿发表了《社会网络、邻里关系和社区》一文。他们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将邻里亲密关系、地域性社区生活等传统研究范畴转移到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探讨中来。

社区解放论弱化了甚至是有意忽略了地域性因素，那么在当下研究地域性社区是否还有意义？这也涉及本书的研究是否还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是，社区的地域性因素有助于培养社区认同和发展社区关系。这是因为社区的地域性不仅具有物理空间意义，还具有社会意义。居民对地域社区的认同，把人们的活动与空间联系起来，同时使人们建立起相互支持与信任的关系。如中国人的“老乡观念”，远在外地的人们即使第一次见面，也可在短时间之内拉近关系。一些公共设施如公园、广场，除了可供居民休息娱乐，还有助于发展社区关系、培养社区认同。因此，在大多数的社区研究中，地域仍是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仍是从地域范畴上界定社区的定义。

二是，社区解放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由于都市化、工业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因此城市居民没有建立社区关系的时间和需求。可是，新的传播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建立在网络技术平台上的虚拟社区，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与同一个小区甚至是同一个城市的“邻里”进行交流。人们通过这一平台共享各种公共信息，讨论社区内的各种事务，从而形成对地域社区的认同。

社区解放论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即新媒体时代的社区关系有了新的内容，邻里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社会网络。人们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加入社区网站，也可以通过社区网站进入其他的社区关系中。

社区媒体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地域社区，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个问题在社会学家那里并没有得到回答，因此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社区的突破点，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社区研究从社区消亡论到社区解放论的理论流变，反映出社区研究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构建“守望互助”的社区共同体，这是社区得以维系的基础。滕尼斯的社区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社区消亡论共同的关注点都在于城市化、工业化如何破坏了这一基础，社区继存论则从人口的组成等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社区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社区解放论则是把社区共同体的研究范围转换为个人的“社会网络”。

第二节　我国社区的发展历程

严格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城市社区开始转型以前，我国缺乏西方社会学定义的蕴含共同体价值取向的社区概念，城市社区是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行政管理组织和地缘性的利益群体组织出现的。

关于我国城市社区的组织形态，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乡里制”，到唐朝则形成了成熟的“坊里制”，都显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严密的组织性和有效的控制性。封闭的“坊里制”被管理更为严密和全面的“保甲制”代替，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保甲制”被废除，城市建立了居委会。经过几年的调整与实践，至1955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作为国家政权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和作为地域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相互衔接的城市基层管理组织格局。但由于我国当时的特殊国情限制，这种“街居制”主要面对的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占城市居民极小比例的“民政对象”（无业居民、劳改释放人员、五保户等），而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都被纳入到以单位职工为主要管理对象的“单位制”中。

社区研究是与社区实践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社区实践往往会决定社区研究的命题与走向。我国社区研究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为代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和世界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中国学者主要面对的课题。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也紧紧围绕着这一课题。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等。这一阶段的社区研究不仅仅把“社区”看作研究对象，而且把“社区研究”看作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即把社区视为宏观社会的缩影，从制度习俗、经济活动等多个角度来描述和剖析社区，借此来分析和研究整个社会。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虽然选择的研究对象只是中国江浙地带的一个小乡村，但研究目的则明确为“说明适时中国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也谈道：“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

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阶段，不存在建立西方社会所追求的具有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社区的社会基础与现实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讨论社区的共同体价值理念，而在于探讨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与冲击。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受到高度的评价，对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影响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社区研究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期。

一、单位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城市居民，都会对“单位大院”这个词充满了熟悉感与亲切感。医院、食堂，从托儿所直至中学的完整教育体系，电影院、篮球场等各种公共娱乐场所，人们的“生老病死”均可由单位制的社区全方位包揽。你是居住在部队大院、机关大院或是厂矿、学校宿舍区，成为在那个社会分化不甚分明的年代里划分人们社会身份的“符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内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一穷二白”，对外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孤立和威胁。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快速建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当时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正是由于这些现实因素的影响，新中国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国家的“无限理性”为假定前提，即国家要有全面、准确、快速和及时的信息收集、加工和传达系统，能够及时和准确地了解社会需求，并根据社会需求组织社会生产。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权力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我国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国家一元化结构”，或者称为“总体性社会”。

这种“国家一元化结构”表现为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自己的“单位”，形成垂直式的、依附性的权力关系结构，依靠单一的行政机制（命令等级制）来协调各方行为。单位是“国家一元化结构”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它既是重要的生产组织（企业单位），又是重要的管理组织（行政单位），还是技术支持组织（事业单位），并负责向其员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承担了本应属于社会管理机构的工作。如许多国有大型企业都有幼儿园、学校、医院等机构。在这种单位制的社会组成机制中，社区的职能基本上都由“单位”这一社会组织替代了。

在这一时期，建设具有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社区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是不相适宜的，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的社区研究也进入了沉寂期。

二、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

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强调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协商、自由竞争。“国家一元化”结构显然不适合这样的经济体制。“大包大揽”的单位制已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分工的需求，其类似“蜂窝状”的封闭性结构也无法实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合理流动的需求。“国家一元化”结构逐渐向“国家、市场、社区”结构转换。在这一趋势下，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相应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的功能从政府和单位中剥离出来，社区成为社会行政职能的重要承担者。我国开始积极推进社区建设。1991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世纪90年代初，青岛、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试点培育，90年代末试点范围拓展到26个城市。

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农村和城市体制改革、城乡协调发展等，是当时国家建设的重点。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小城镇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代表性的研究有费孝通领导的课题组在江苏进行的小城镇研究，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等文章。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大量的“单位”逐渐解体，社会对建设具有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社区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诉求。这一阶段的城市社区研究开始兴起，社区归属感、认同感以及社区参与等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有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就居民生活、家庭婚姻所进行的调查，丘海雄对香港与广州社区的比较研究等。

三、城市社区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住房改革的影响

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新体制。由此，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业主”。业主这个概念，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中国香港地区引入的，顾名思义是指物业的产权所有人。业主由于市场契约而获得了物业产权，通过与房地产商的商业交易活动购买了房屋（包括配套的公共设施），而随之拥有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权益或权利，这些权益或权利获得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认定，属于一种“法定权益”。按照我国现有的物业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的规定，新建商品房小区可以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共同构成了一种社区自治权。由于拥有相应的权益，作为业主的居民会对社区更为关注。对大多数业主而言，社区是他们主要的生活环境。因此，商品房小区作为一种新型的邻里小区，使中国城市社区的基本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兴的商品房小区既没有“熟人社会”中的联系纽带与天然秩序，也缺乏单位制社区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组织机制，但这些社区又面临着许多需要集体行动的问题，如小区环境、房产权益的维护。尤其是在当下房地产市场不规范的背景下，业主集体维权事件屡屡发生。在社区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培养业主较强的社区参与能力，社区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广州番禺的流星花园，这些明星社区都是如此。

2.城市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重要时期。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4%，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3%，中国的城镇人口数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

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房价上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问题，降低了人们对于居住地域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城市竞争激烈，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并不平等，因此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人情冷漠、社会犯罪、官员腐败、精神匮乏和道德衰微等社会问题。但是，城市化给社区建设带来的障碍，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对蕴含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社区生活的孜孜追求，并且认为解决城市贫困、城市犯罪、两极分化这些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淡化都市化的理性法则、物的法则，重归社区法则，恢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目前，这一观点已在全世界达成了共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相继开始了“非制度化”、“非中心化”、“非理性化”和社会组织解构的过程。

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已经认识到培育具有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城市社区的重要性。中国城市社区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其作为行政管理组织的色彩，而“以人为本、居民参与、居民自治、社区认同”等内容在实践和认识中被不断地强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社区建设中管理组织的服务功能和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基础作用。

通过以上对我国新型社区历史发展沿革的梳理，可以发现复兴共同体意识的社区理念是当今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单位制时期，社区就是一个微观的总体性社会，居民没有构建共同体的需求和意识。但是由于居住在同一空间的居民大多数都来自同一个单位，同质性较强，社会分化不明显，因此“守望相助，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有所体现。现在的社区以地域为标志，同一个社区内聚集不同社会阶层、职业、文化程度、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异质性人群。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合法权益的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公民意识的提高，构建社区共同体越来越有必要。

但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社区缺乏历史文化积淀。第一，我国的社区建设缺乏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形成的，通常是在宗教、人种或是个人兴趣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我们的社区建设缺乏这一传统，往往是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开展，缺乏自主性。第二，在城市化的背景下，理性和利润优先的原则使得社会分化和社会隔离现象更为突出，这与强调共同感和归属感的社区精神是相矛盾的。第三，与单位制相比，人们意识到自己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单位制时期集体大家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就荡然无存。

因此，当前我国社区建设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就在于构建以“守望相助”为基本内涵的社区共同体。

第三节　我国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核心价值不变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环境，社区共同体有着不同的定义和内涵。早期的社区研究者旨在批判现代化对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而强调社区共同体是基于血缘而到地缘、继而再到精神信仰的生活组织体，是拥有如兄弟般情谊与相互依赖的安全港湾，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有机的伦理实体。滕尼斯用Ge-meinschaft（社区）一词表示一种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人们加入这种团体，并不是根据自己意愿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团体内。而基于法理社会形成的现代城市社区缺乏形成这一共同体的社会关系，人们是在利益和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组织关系，有权选择是否加入这一团体。这也正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持社区消亡论的原因。但是发达国家在历经了现代化历程后，发现这种“以人为本”的社区共同体原则是解决“现代病”的良方。20世纪70年代的社区继存论和80年代的社群主义都强调，社区应该是一个充满情感的网络，使得人们彼此交集、互相支持，并要求一种对共有价值观、规范及意义的承诺，同时有一个共享的历史及认同。这就意味着，社区认同、社区归属感是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也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

20世纪中期以来，联合国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提高公众生活质量，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基层做起，即由公众提出自己的需要并切实加以满足。而社区就是实现这一管理体制的最佳形式。联合国曾发出文件，对社区发展加以限定：“可以暂时把社区发展定义为旨在通过整个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全面依靠社区的首创精神，来为社区建立一种经济条件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现代的社区共同体还有一层内涵，即确定社区成员的共同的义务和权利。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也包含了这一内容。《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目前，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研究”，也将社区研究提升到现代社会中公民参与社区生活积极与否的层面。

因此，当代社区共同体的内涵主要是：基于居民对自己所居住的社区的认同，一方面与邻里建立守望相助、互相依赖的亲密关系，培养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彼此团结协助，积极参与社区共同事务，使社区得以成为共同体。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社区认同、社区参与、邻里关系等三个方面。

一、社区认同

除了社区参与外，社区归属感同样是影响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所谓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它被认为是影响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区归属感在社区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第一，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形成的纽带。正是基于这一纽带，才能形成滕尼斯所谓的社区共同体。第二，社区归属感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动力。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只有当社区居民对本社区产生归属感，以及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才会积极地关注、参与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第三，社区归属感是实现社区整合功能的关键。社区整合的关键在于协调社区内部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社区居民只有对社区产生关注、依恋、喜爱等情感，才会认识到社区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从而协调个人利益。第四，社区归属感可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社区支持，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强烈的社区归属感，易使社区居民形成守望相依、关系融洽的共同体。

在现代都市中，社区认同感降低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内容。因此，我国同样面临着缺乏社区认同感的问题。

二、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泛指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活动，影响社区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社区参与的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主体指居民群众、政府组织、驻地企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狭义的主体则专指居民群众。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能否实现居民积极、广泛的参与是评价社区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准。社区参与不仅对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社会进步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依据社区参与的范围或领域的不同，分为社会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政治参与等方面。社区社会参与是指居民对社区生活秩序和社区生活环境的参与，包括居民参与助困帮困、社会救助、小区治安和小区环境卫生的维护等等，是社区参与的初级阶段。社区经济参与主要指居民对自身和社区共同体的经济利益和福利事业的关心和参与。社区文化参与既指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娱乐活动，也指社会公德的培养和社区精神的塑造。社区政治参与是居民对社区政治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过程，如参加社区选举和居民会议等。

目前，社区参与的途径主要包括空间性和非空间性两大类。空间性的参与途径主要是利用社区的各种空间资源，为社区的共同参与创造外部条件。如政府投资建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科技文化中心等。2006～2007年，上海为100个街道建立了100个标准化的社区文化中心。此外，广场文化建设也是主要的空间性措施之一。非空间性的参与途径是指设计一些具体的活动，引导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包括意愿的表达、项目计划的确定、计划的执行等等。具体途径包括直接或间接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建立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等等。例如，北京市东城区的部分街道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社区参与”的合作，利用各种方式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北京市著名的旅游景点南锣鼓巷一些开放项目的成功开发，就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的成果。社区媒体是非常典型的非空间性的参与途径，但在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我国社区参与总体上存在着不足的问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前社区参与的主要方式都强调通过社区成员面对面、直接的相互联系。如空间性的参与途径，广场、图书馆、小区花园，居民们只有“共时在场”才能参与。在非空间性的参与途径中，组织居民代表会议等，都需要居民定时定点地参与。对于生活工作节奏快的都市人来说，显然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参与社区活动的大多数是退休在家的老年人，而一些老年人较少的新兴小区的社区活动则难以开展。二是随着单位制社区的解体，居民的工作、教育、医疗等社会职能都转向了外部社会，相应地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也转向了外部社会，而与社区的联系越来越弱。如自身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中产阶级和更高的社会阶层，具有强烈的外向性。鼓励居民参与的大多数活动只能吸引到本地社区的特定居民，这些居民多为一些低保人员、已退休的老人、无业人员等，因为社区仍需为他们提供发放养老金、保险金以及其他社会服务。

三、邻里关系

邻里之间的互动与联系，既是互惠和信任的载体，也是城市社区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传统社会中，邻里是人们的首属群体。而在现代化的都市中，邻里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网络中所占的地位则呈下降趋势。已有的实证研究一致指出，邻里互动日益减少，邻里关系已不再是个人社会关系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化的都市中，规模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疏离和淡漠。人们为保持自我的独立而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观念体现在邻里关系上，就是对自我空间的关注和对他人事务的冷漠。

第一，在人口规模和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都市里，人们无暇进行邻里的交往。如北京的通州、回龙观等地区被人们戏称为“睡城”，这意味着人们的居所只是用来休息的地方，而没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交往，因此更谈不上对邻里关系的维护。居住在这些社区的大多数居民都在市区工作，经过一天繁忙的工作，加上数小时的通勤时间，人们已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串门”，或是进行街坊式的“饭后闲谈”。

第二，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降低了邻里关系之间的互惠互利，从而降低了人们建立亲密邻里关系的需求。如搬家公司、家政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兴起，使得以前需要邻里互助的一些繁重的家庭劳动可以通过这些服务行业解决。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他家庭娱乐设施的普及，使人们的消遣活动日渐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邻里交往普遍减少，导致了邻里关系的疏离和冷漠。

第三，社区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影响了邻里关系的建设。由于现在许多社区并不是在“工作在同一个单位”这一社会关系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吸纳了不同社会身份、来自不同地域的居民。因此，居民在生活规范、价值观念、个体行为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社区媒体能否对以上三个要素产生影响，继而对我国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和培育产生影响，这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下研究社区媒体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第2章　社区媒体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距今也不过30余年的时间，社区媒体缺乏坚实的发展基础。在强调媒体产业属性的当下，缺乏市场价值，影响力和覆盖率都难以与大众媒体相提并论的社区媒体，势必处于“落寞”的境地。因此，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是拉美、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社区媒体的发展相对滞后。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大力发展和建设城市社区成为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需求，目前社区建设工作已上升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高度。而在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今天，社区信息化已成为各个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指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们把社区媒体等同于“黑板报”、“大喇叭”等简单传播方式的看法。在一些城市社区里，社区网络、小区微博等新媒体形式更新了社区媒体的传播方式，拓展了社区媒体的传播范围，改变了社区媒体单一的信息传播功能，成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工具。社区网络媒体开始崭露头角，如北京市的回龙观社区网、通州的“八通网”、广州的番禺社区网已经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一节　国外社区媒体的相关研究

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社区媒体有多种形态，但从其功能来看，社区媒体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于共同的地理文化而发展的地域社区媒体。这一类型旨在促进社区建设，倡导社区意识，形成社区认同，传播内容以一定地理社区内的新闻及其他服务性信息为主，是个人和社区用以表达自我、交流沟通的传播平台，往往是一些小规模的、强调本地性、接近性的媒体。社区媒体的另一类型是，旨在服务于某个群体，该群体成员可能“并不发生直接面对面的互动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建立网络式关联的利益和兴趣社区/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est），在这些共同体内，成员共享一些独立于地理位置的文化、社会或政治利益”。目前，这些群体多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是基于文化保护的少数族群，该媒体类型也被称为“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服务弱势社群、表达政治与文化多样性是其主要功能。

这两大类型的社区媒体各自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体现了不同的诉求。在城市，基于地域社区的媒体的主要诉求是构建社区共同体，解决移民聚居区与主流社会的融合等问题。另类媒体的主要诉求是保护弱势人群、边缘人群的权益，解决如何促进自身发展等问题。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下，社区媒体的内涵和功能有所不同。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当前社区媒体的研究可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

一、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西方社会的社区拥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而社区媒体一直都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例，最早的媒体就是产生于各个移民聚居区的社区报纸。直到现在，社区媒体依然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媒体形态，由此也促成了发达国家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社会对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的孜孜追求，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化因素对当代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社区媒体研究主要关注社区媒体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大量的研究证实，社区媒体在培育社区共同感和社区团结、促进社区参与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社区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区媒体与社区整合

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及其带领的南加州大学安南博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for Communication）研究小组开展的一项持续十年之久的研究项目《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该项目旨在探讨在全球化、都市化、信息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社区媒体与社区认同、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在与梅尔文·德福勒（Melvin De Fleur）合作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这一新的理论成果。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媒体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因素，并有力地促进了邻里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下，地域性的社区网站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研究社区媒体与社区整合的过程中，学者们意识到社区媒体在信息内容提供和服务上的本地化和多元化，是培育社区认同和归属感的基础，然而强调中心化和一体化的商业大众媒体将会严重侵蚀这一基础。因此，如何应对商业媒体、平衡社区媒体与商业媒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社区媒体研究的重要内容。

2.社区媒体的参与

与强调大规模和专业化运作的商业化大众媒体不同的是，社区媒体强调社区成员的媒介参与和近用原则。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社区媒体都实行媒体参与和近用的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国家都创办了原住民社区电台，这些电台积极鼓励原住民的参与，赋予原住民在社区发展中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增加了社区内部成员之间以及社区与政府、主流社会对话的机会。参与在这里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社区媒体正是通过调动社区成员在微观层面的参与，从而培育了民众在宏观层面参与的能力，从而促进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因此，各国的社区媒体非常重视对社区成员的培训问题。欧美一些国家的社区大学为社区成员免费开设了摄影、摄像以及媒介素养等课程，使得社区成员能真正地参与社区媒体的内容制作和运营管理，进而在社区建设中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

3.社区媒体的非商业化

在多数发达国家，商业化的大众媒体成为主流，形成了传播话语体系的霸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使社区媒体免受商业媒体的侵蚀，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社区媒体研究的重要内容。

受利益和效率的驱动，商业媒体强调私有化和中心化，使传播信息的多元化、地方化受到严重影响。根据学者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同的社区媒体类型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保护信息的多元性和主体性。地域社区媒体的关键在于本地化，满足地方需要、保护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是本地化的主要内容。例如，地方“多文化主义”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的立国之本，人们认为社区媒体应反映和保护当地文化的多样性。例如，1960年，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节目政策声明中，强调需要“给地方的自我表达提供机会”，“发展和使用地方人才”。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做出了相关规定：广播系统应该反映加拿大社会各地多文化和多种族的性质。

保护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权益的另类媒体，则力图保护所有成员的信息权。因此，该类社区媒体总是选择播放那些满足社区成员需要，且往往不能从主流传媒获得的内容或观点，或者设法满足那些被主流媒体摒除在外的弱势人群、边缘人群的信息需求，并为他们提供表达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如澳大利亚为原住民创办的社区电台，提供了原住民需要的各种资讯，满足了他们的文化需求。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对社区媒体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社区媒体与社区整合、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社区整合、社区参与是社区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因此，发达国家的社区媒体研究重点在于社区媒体对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影响。目前，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社区媒体：人、地域、传播技术》（Community Media：People,Places,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理解社区媒体》（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

发展中国家对于社区媒体的研究，关注点在于“发展”。即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来考量社区媒体能否促进当地居民的发展，能否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能否帮助他们实现民主。而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就在于社区居民的“参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大多数是在“参与式传播”这一理论框架下对社区媒体进行研究。参与式传播这一概念源自“参与式发展”，最早是1968年由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中提出。参与式传播在社区媒体中的具体表现为：保障本地居民的知情权；保障本地居民掌握传播的话语权；提高本地的传播力，提供本地的知识和资源；发展小型媒体；提倡本地居民的共同参与，使发展过程更为愉快。

其中，《乌干达社区媒体的参与式意识、多媒体体验和分离》（Par-ticipatory Ethos,Multimedia Experiments,and Disjuncture in Com-munity Media in Uganda）、《作为混合型社区媒体的乌干达参与式谈论节目》（Participatory Discussion Programs as Hybrid Community Media in Uganda）等文章分析了社区媒体如何进行“参与式传播”。《倡导社区广播在民主尼日利亚：对理论之影响》（Communication Radio Advocacy in Democratic Nigeria:Lessons for Theory）、《非洲乡村与社区广播动员》（Mobilizing Rural and Community Ra-dioin Africa）、《独立社区媒体的地位：对六个南部非洲小村落的个案研究》（Position Independent Community Media:Findings from a Case Study of Six Small South African）等文章通过具体个案，探讨了社区媒体如何通过促进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从而促进了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新媒体技术对社区媒体产生的影响。探讨技术与媒介的媒介分析理论也成为社区媒体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也是不平等的，它受到文化程度、经济、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影响。新媒体技术对于草根性、民主性的社区媒体是十分适宜的，但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的相关研究有《新媒体环境下的草根创意与社区：扬哈洛特网站与4000人编织大赛》（Grassroots Creativity and Community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s:Yarn Harlot and the 4000 Knitting Olympian），《对东部非洲变化的社区媒体参数的评定》（An Assessment of the Changing Community Media Parameters in East Africa）。

如何通过社区媒体促进发展？不是依靠来自西方社会或是上层社会组织的援助，而是通过促进本地区居民或本群体成员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的。因此，相关研究探讨了社区媒体如何促进集体行动的问题，信息共享、社会参与、社区共识是这些研究的关键词。所以，这些研究同样探讨的是如何构建共同体的问题，只是这个共同体可能并不是基于地域而形成的。

综合以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媒体研究，分析视角主要是“媒介与社区”、“媒介与民主”、“媒介与发展”、“媒介与技术”四个方面。

第二节　国内社区媒体的相关研究

相对于国外社区媒体研究的成熟，我国社区媒体的相关研究则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广电管理政策的影响，社区广电媒体是不存在的。目前，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报、社区视频媒体、社区网络等三种类型。

一、社区报

在国内为数不多的社区媒体研究中，社区报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刘加《城市社区与城市社区报——高兴烈与刘加对话录》一文分析了国内创办最早的社区报——深圳的《南山日报》，是国内最早关于社区报的研究文献。刘新传《从〈华夏时报〉第五次改版看社区报困境》一文对社区报《华夏时报》的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巷报》是经原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中国第一张社区报”。谢薇娜、孙琦琰在《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为何兵败长春》一文中，分析了《巷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投入资金的不足、报纸本身的差异化理念未能实现、所在地区经济不发达等。近年来，一些主流报纸的社区版焕发了勃勃生机。在北京，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晚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纷纷开设了社区版。顾龙、李玮在《社区报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策略——以〈新民晚报社区版〉的实践为例》一文中，通过对《新民晚报社区版》的个案研究，指出中国社区报是中国报业市场细分化的结果。在中国办社区报，应该选择发达城市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服务的人群应该是类似中产阶级的成员，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较一致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

目前对于我国社区报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化、产业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鲜有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的角度出发。正是因为在运营实践中，社区报忽视了公益性和社会服务性，因此社区报的失败在所难免。

总体而言，社区报的研究多为个案式的、以描述为主的经验性研究，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与分析。将社区报与市场化的大众报纸混为一谈，失去了独立的研究视角。

二、社区影像

相对于社区报研究，社区影像研究更趋成熟，已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并开始注意到社区媒体的公共性与服务性。

韩鸿《社区影像：草根纪录及其中国实践》、《中国社区影像的勃兴及对中国纪录影像发展的意义》两篇文章在参与式传播、社区传播的理论框架下，论述了2000年以来中国社区影像的发展过程。韩鸿《影像社区、公共领域与民主参与——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的新走向》一文以公共领域为理论框架分析了社区影像的性质及功能。

当前，中国社区影像的实践空间已从乡村逐渐走向城市，关注领域开始从教育、贫困、文化、妇女权益等问题开始转向城市环保、旧城改造等。孔令君、尤莼洁《“拍客”和“社区影像计划”》一文介绍了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居民拍摄的纪录片《出行》，该片反映的是闵行区的公共自行车租借服务问题，在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上引起了众多关注。

目前国内对于社区影像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西方社区媒体研究较为接近，在社区传播、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等理论基础上，分析社区影像如何通过调动当地民众的参与，从而建立一个“影像公共领域”为社会发展服务。

三、社区网络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地域性社区网站在我国各大城市中遍地开花。相对于社区报、社区影像的研究，社区网络研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所突破。

贺佐成《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虚拟社区治理研究》一文从社区管理的角度，阐述了城市网络社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贺佐成、何振《城市虚拟社区：内涵、功能与建设》一文介绍了城市虚拟社区这一概念，并对它的功能、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张雅丽、劳洁《网络论坛中的协商民主——来自德加社区的实践》一文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探讨了社区网络论坛这一作为协商民主实践的新模式。该文通过对德加社区网站的分析，指出网络社区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多元化协商主体达成公共理性、论坛匿名性弱化精英控制等特点强化了协商民主，但同时网络民主门槛高、注意力资本流向、匿名的天然缺陷等因素则消解了协商民主。陈为智《城市社区参与中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一文论述了互联网虚拟社区与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城市社区居民受到都市化的影响，社区参与度低，互联网虚拟社区通过形成“虚拟共同体的想象”，能使得更多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社区事务，社区网络促进了社区参与。

目前，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城市社区网络的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社区网络作为社区管理的重要工具这一视角切入的，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传播学界的研究。如谢静、曾娇丽《网络论坛：社区治理的媒介——“官民合作”网络运作模式的初步探索》一文分析了上海两个各具特色的社区论坛——中远两湾城“七彩两湾论坛”和“新江湾城（上海梦想）雍景苑业主论坛”，通过比较这两个论坛“官办民用”和“商办民用”两种治理模式，探讨了网络论坛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意义。谢静在《虚拟与现实：网络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互动》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社区网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该文认为网络论坛在社区认同、社区治理方面能够为社区建设提供支持，并已经通过相互嵌入的方式将虚拟与现实加以关联。不过，虚拟社区的发展最终还是会受到现实社区中社区生活贫乏、共同利益等因素的制约。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区媒体的角度分析地域性社区网站。如张明新等人依据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的“传播基础结构论”的理论框架，对武汉市城区进行经验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改善新移民（居民）所在社区的传播环境，促进新移民对媒体上本地城市内容的关注，以及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新移民对所在城市或社区的归属感。王斌《地方新闻、社区信息化和传播自主性——传播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分析框架》一文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探讨了邻里社区借助社区信息化的设施发展出的融合性社区媒介。文章通过探讨地方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复兴，反思了传媒业的社会角色：传媒不仅是传达资讯的工具，更是强调利润的产业，在传播已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把传播实践与促进社区社会生活复兴、提升社区参与意识、增进社会资本连接起来。

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早期的社区报研究着重于媒体运营方面，较少涉及社区媒体与社区发展的关系。而后期社区影像、社区网站的研究重点在于社区媒体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涉及社区媒体对社区参与、社区认同、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而这些正是构成社区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第3章　社区媒体研究的理论范式

第一节　参与式传播：社区媒体的运行模式

参与式传播是指导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区媒体实践发展的重要理论。当地居民在社区媒体内容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性”是参与式传播的核心。服务于本社区，促进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通过对社区媒体的参与继而培育对社区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构建社区共同体是参与式传播的主要效应。

一、从主导范式到参与范式

参与范式是在反思和批判主导范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以主导范式为理论基础的发展实践模式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一些来自拉美国家的学者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拉美学者Beltran在其《告别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文中，发展出一种基于近用、对话和参与的“横向传播”模式。

在主导范式的理论视野中，社会的发展动力主要包括以下三大要素：一是能动的、能接受变革的、具有现代化观念的精英人群，二是能传播和扩散现代化观念的大众传播媒介，三是具有工业化、都市化、知识性特征的社会结构。在把西方社会文明视为现代化的同义词的时代背景下，主导范式的目的是要推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将遵循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垂直、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模式。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指出：“传播事业的一个方面是新兴国家特别关心的，这就是有效的传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没有充分和有效的传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推迟，并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充分和有效的传播，变革的过程就会顺利一些，缩短一些。”施拉姆认为：“在为国家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的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施拉姆所倡导的大众传播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自上而下、垂直、单向的传播特点，确定了国家在信息传播秩序中的主导性位置，这也成为主导范式程序化设计的基本要求。

与主导范式不同的是，参与式传播将传播看作是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这种理论模式消解了传者与受者的区别，标志着传统的受众观念的解放。同时，这种理论用“交流”的概念取代了“传递”的概念，对人际传播、大众媒介的作用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这种理论关注发展中传播的作用，强调社会网络中小众媒介的运作以及草根传播手段的运用，强调当地社区文化，以及国际、国家、当地和个人各层面的民主和参与的重要性。马杰德·泰拉尼安认为：“通过真正的参与性传播行为可达到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并最终达到对公共领域的扩大。而传播与发展的参与性模式，既要有赖于传统的媒介，又要有赖于现代的媒介，早期发展传播学将重点放在大众媒介上，而忽视了人际和组织传播网络。”

参与式传播理论认为，主导范式理论框架下自上而下、垂直、单向的大众传播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它漠视民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地方性知识，导致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最终失败。因此必须将传播实践从一种单一的、与社区分离的、垂直信息传播模式转变为将草根民众的参与纳入其中的横向和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使传播更倾向于多元化、小规模、当地化、非体制化，加强传者与受者的交流以及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水平传播，通过民众自愿参与的互动方式，使传播产生大众媒介无法产生的效果。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本土媒介和小众传播工具逐渐被纳入发展传播的视野中，社区媒体即是其中之一。

二、参与范式的理论溯源

参与式传播建立在一个理论预设之上，即假如人民拥有工具来传播他们所关心的社区事务和行动办法，人民就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个假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同时代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保罗·弗莱雷。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开放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社会成员需要民主的传播论坛来解决社会冲突、达成共识，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的理想言语情景，允许成员自由讨论和交换意见。语言使用的目的是达致理解，而要达致理解，必须有质疑的自由、建议的自由，以及表达态度愿望和需要的自由。哈贝马斯提出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四个条件：易理解性，真诚陈述，真实性，合乎规则的正当性。参与式传播作为一种参与者投身于以理解为目标的行为过程，成为理想言语情景的构建方式。交往行动理论的两个相关概念（理想言语情景和公共领域理论）因此成为参与式传播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因此要塑造理想的言语情景，就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自由发声和促成对话的媒介，将传统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向平行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转移。对话对于参与式传播的重要性，正如媒介对于大众传播的重要性一样。Kalbfleisch认为，参与式传播在理论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向理解的行动”。

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拉美国家对贫苦文盲进行的“觉悟启蒙运动”，成为参与式传播的直接理论来源。他对囤积式教育（The Banking Education）的批判和对提问式教育的倡导，对发展传播学的当代转向有诸多启迪。弗莱雷认为，囤积式教育就像一种存款行为，教师是存款者，只要将某种特定知识储存在学生的账户中，其教育过程便宣告结束。在这种囤积式教育中，知识成为一种礼物，由自认为“拥有知识之人”赠送给被判定为“缺乏知识的人”。这种囤积式教育模式使学生缺乏批判力、创造力和主动性，成为盲从的顺民。弗莱雷倡导以对话为媒介，使被压迫者对其被压迫状况加以反思，并经由实践行动自主性地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弗莱雷受萨特存在主义（强调对个体人格和“他者”的尊重）、马克思关于集体解决的思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影响。对于弗莱雷来说，真正的参与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真正的参与是一个解放的经验，导致个人从“压迫结构”中获得自由，并向能控制自己生活的主体转型。弗莱雷在《被压抑者的教育学》中提出了“解放教育观”，认为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而要开展对话，民众的真正参与是先决条件。在交流中有两个前提很重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思想，二是要积极地参与交流。公众只有在交流中学习，在交流中觉悟，学会思考产生批判意识，才有望获得“解放”。对于弗莱雷来说，话语既是反思也是行动，说出真实的话语就是改变世界的行动。

三、社区媒体中的参与式传播

通过以上对参与式传播的理论溯源的分析，可以发现参与式传播实质上就是鼓励媒体成为具有公共性的交流平台，通过普通民众对内容生产和媒体运营的参与，从而服务于民众，实现其公共性。因此，国际传媒与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对社区媒体的定义是：“（社区媒体）源自公民社会领域，于公民社会传播，引起公民社会回响（originates，circulates and resonates from the sphere of civil society）……这是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媒介传播领域（通常是非政府和非营利的），但同时可能与国家和市场发生互动……”这一定义将社区媒体视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媒体和商业媒体之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就规定了公共性是社区媒体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参与式传播是实现媒体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在社区媒体的运行中，参与式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平等参与

平等参与的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赋权”，赋权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政治经济权力向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方向进行调整，使他们参与公共事物的决策及运行过程，最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二是“互动”，强调社会过程中各个角色的互动，积极构建社会角色相互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协商”，它的本质在于社会角色的基本愿望和知识系统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赋权是互动的基础。弱势群体通过赋权，获得了相应的知情权、表达权，从而具备了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互动、对话的基础。

在社区媒体实践中，赋权与互动主要体现在对媒体的参与和近用上。古巴青年摄影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古巴青年进行电视制作的培训，让他们拍摄他们眼中的古巴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从而赋予他们话语权以及与外界表达、沟通、交流的机会。墨西哥“东部大开发”中的乡村传播系统计划（The R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则更进一步，村民们不仅制作内容还参与社区媒体的管理活动。乡村社区的村民代表通过培训组成传播委员会，负责当地社区媒体的日常运行。

社区成员通过参与社区媒体的内容制作和日常管理等活动，获得了个体的自主、解放，并能感受到自我对社区的影响力。通过这种微观层面的参与学习、思辨，促进了可持续的公民参与，使得公民的能力得到锻炼，养成一种民主实践的习惯，进而能够促进宏观或政治层面的参与。

2.公共利益

社区媒体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非商业主义、社区发展和地方主义等。“非商业性”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社区媒体的立足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媒介生态环境中商业化泛滥的问题。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区媒体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发展”。即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来考量社区媒体能否促进当地居民的发展，能否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能否帮助他们实现民主。非洲国家的乡村广播，除了为农民提供天气、环境等农业服务信息以外，还对他们进行农业技术的培训工作，以此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在社区发展的视角下，社区媒体除了在经济上促进当地发展外，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公民参与，推动当地的协商政治和基层民主建设，以实现发展的目的。

3.理性交往的平台

社区媒体作为一个公共开放的传播系统，不仅要保障媒体的透明度，更重要的是鼓励社区内部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在此平台上进行“对话、交往”，从而“通向理解、达成协商”，共同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在社区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哈贝马斯眼中的交往理性主要有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等三大特征。作为理性交往的平台，社区媒体在这三个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社区媒体层面进行的“理性论辩”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媒介语言”，这就带来了交往中的平等性问题，更好地掌握媒介语言的社区成员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众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公共领域内之所以能进行理性批判，是因为拥有具有公民意识、批判能力的公众。公众之间必须是平等的、可以对话的。社区媒体正是通过鼓励“参与”来培育公众的，而且重点是那些因为缺乏社会资源和教育机会而公民意识薄弱的弱势人群，这也是社区媒体公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国家乌干达通过设置一些参与性的社区广播节目，培育了当地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参与的能力。这些广播节目鼓励当地民众发言，并让不同意见者进行辩论，这就提升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提供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社区媒体正是通过调动社区成员在微观公共领域层面的参与，从而培育了民众的公民性和在宏观层面公民参与的能力。

在“理性对话”的过程中，要遵循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主观的真诚性这三个有效性要求。作为社区的理性交往平台，社区媒体也要遵循以上三个有效性要求。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社区媒体需要遵守一些操作规范和管理条例。如社区影像就有其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规范。非政府组织Global Vision的社区影像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 Com的社区影像专家Kedar Sharma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介绍了参与式影像中“赋权型”的操作步骤。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均有针对社区媒体的各种管理条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属于较早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国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国外社区媒体在社区层面作为一个“鼓励平等参与、服务普遍利益、促进理性交往”的信息传播工具，成为解决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对话和讨论”的平台，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参与式传播。在国际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社区媒体是传媒公共性的重要现实表征，参与式传播是建设社区媒体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共识。在Beltran发表《告别亚里士多德》之后，更多学者进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对于参与式传播理论的研究，从单向传送的传播模式向更为平等、民主和参与的观点转移。参与和可持续性成为多数发展项目强调的关键概念。

我国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的国情与媒介生态环境，因此，对社区媒体的公共性问题，参与式传播对社区媒体的指导作用、价值意义以及在我国的具体内涵，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思考。

第二节　符号互动论与传播仪式观：社区媒体与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如何构建、维系社区共同体，是新闻传播学关于社区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杜威、库利、米德、帕克为代表的早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以及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一、早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阶段与滕尼斯生活的时代背景的相似之处在于，当时的美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时期，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芝加哥更是当时美国变革的缩影。移民、城市贫穷、社会分化、城市犯罪等现代城市病充斥着这座城市。而杜威、帕克、库利、米德等芝加哥学派代表都有着长期的小镇生活经历，乡村民主自治传统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滕尼斯对于传统乡村生活形态“commu-nity”复兴的追求，也体现在芝加哥学派对现代化、城市发展的研究中。19世纪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看到现代传播手段恢复社会认同、构建类似乡村共同体的希望。芝加哥学派正是站在这一逻辑起点上，论述传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应在个体与个体交流的基础上来构筑传播，在传播基础上构筑起民主政治的大厦。

1.杜威的传播与共同体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指出：“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杜威理想中的共同体是由“拥有共同理解和知识的伟大公众连接而成的国家”，而传播正是形成共同体的关键。在《新旧个人主义》中，杜威指出：“广播、电视、汽车，这一切都促成一种共同的、集中的思想与情感生活。”在现代大城市中，只有通过大众传媒的手段将人们连接起来，保留乡村共同体中平等、和谐等精华，才能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成为杜威的信念。

杜威认为传播的定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社会参与和意义分享。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黑格尔的社会有机论的思想，经过实用主义的改造，建立了经验自然主义的哲学理论。杜威并不把经验当作知识，而是当作“行动”、“实践”、“过程”。生活、经验是活动着的人和他的环境（自然和社会等）之间的一种主动和被动的过程，是一种“贯通作用”。这种经验使主体和对象、有机体与环境、经验和自然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说在它们之间确立了连续性。“相互作用的有机体”这一概念成为杜威哲学的“主导概念”。杜威正是从这种经验自然主义哲学观出发，形成了自己对传播的理解：活动参与和经验共享。传播能改变活动参与的双方，使经验共享，使行动合作。人类在传播中延伸，传播是经验的共享（即人类的合作行动），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是平等的。

2.库利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

库利和米德也从自我和社会的角度表达了和杜威相似的传播观。1897年，库利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一文中写道：“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发生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正是由传播所形成的，所以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传播是如何发生影响的？库利解释说，社会是由行为者与亚群体之间的信息网组成的有机体；而社会的联合和意见一致依赖于传播活动，尤其是舆论的作用。库利认为舆论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不只是对日常问题的一致意见，它不是“个人判断力的总和，而是一个组织，是人们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产物”。库利的几个主要理论“镜中我”、“想象性交往”、“社会自我”等，都力图阐述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正是通过交流和沟通而产生的。因此，库利将交流和沟通定义为“所有人类关系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心灵中的所有符号，加上在空间中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就是交流/沟通。没有这样的交流/沟通，心灵就不能生出真正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

米德在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的基础上，对于自我如何构成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自我是通过与他人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米德认为心灵是社会性的，是通过与他人的传播而得到发展的。这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角色扮演”，即自我个体像对其他人行事那样社会性地对自己行事的能力。以这些理论观点为核心，米德最终开创了符号互动论。这一理论是芝加哥学派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基于对象对于他所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产生于人们同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也通过个体的解释过程得到修正——而对对象采取行动。在此基础上，符号互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人类传播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交流而产生。而符号及其意义之所以能交流的前提和结果，都是人与人之间共识的形成。

3.帕克的传播思想

记者出身的帕克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大量新移民来到美国。如何使这些新移民与美国社会融合，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排斥新移民的现象。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帕克在各种少数族裔社区，在对数十种外文报刊进行调查后，于1922年出版了关于移民报刊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正是因为这本书，帕克成为两个学术领域的拓荒者，一是开创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先河，二是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先河。直到现在，这本书都是关于早期美国传播学最重要的教科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移民创办报刊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为了能够融入美国的生活，而不是强调与美国的隔离。美国化并不是要使移民屈服，而是强调“同化”。因此，不应该压抑或是控制移民报刊的发展。

所谓的“同化”，是帕克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将社会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竞争、冲突、顺应、同化。根据帕克的观点，最好把社会设想成为一种个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个体则受到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和规范的整体控制。达到同化阶段，并不意味着个体之间的差异被消除，也不意味着竞争和冲突停止了，它只意味着存在足够强大的经验的一致性和符号取向的共通性，从而有可能组合成一个“具有目的和行动的共同体”。“强大的经验的一致性和符号取向的共通性”正是通过传播活动形成的。帕克对交流/传播的定义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取代了那个仅仅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

因此，“具有目的和行动的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的。在《报纸形成的历史》一文中，帕克指出报纸是维系乡村民主的人际交流在现代城市的自然延伸和对应物。他认为，“报纸作为新闻的采集者和诠释者，它的作用就是社区的功能的某种发展，这种功能原来是由社区内部的人际交流及街谈巷议来完成的。”帕克认为，随着城市化社会的来临，大众传播媒介将取代以往乡村社会中的口头信息传播网。但是，帕克仍将报纸看作是口头传播的延伸。

以杜威、库利、米德、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都离不开沟通和传播。他们认为这一理论将解决现代化社会中如何保留乡村自治体的民主制的问题。远程化的大众传播媒介技术将拓展个人和社会表达的渠道。“原子化”、“个体化”的现代城市人群将依靠大众媒介而相互连接，从而形成社会认同，建构一个“大共同体”。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通过社会参与和意义分享的传播活动，有助于人们达成共识，从而对社会产生认同感，形成类似社区中守望相助的平等关系。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甚至希望：传播媒介可能会创造一种公共生活，创造一个理性的公共话语能够存在的巨大社区，这样消失的传统民主社会依赖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但他们的问题是，对于传播在推动民主共和体的建构上过于乐观。第一，他们把大众传播简单地视为人际传播的延伸，如帕克认为报纸不过是“乡间街头巷尾口头传播”的延伸。这种无视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影响的观点，遮蔽了大众媒体的话语霸权，夸大了传媒公共性的一面。第二，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只适用于小范围的社区共同体。直接的面对面交流是传播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强调人际交往、直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传播形态，难以在人口规模巨大、社会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实现。认为整个社会都可以经由简单的共同体的恢复而实现民主，这一愿景过于理想和浪漫了。

由此可见，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作为一个理论工具在分析大众媒体与现代社会关系时还有诸多问题，对于社区媒体的研究而言则是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芝加哥学派所向往的乡村自治原则，与强调人本主义的社区原则是相一致的。传播媒介在构建共同体中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有效地回答了社区媒介如何在形成社区认同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社区内部成员通过社区媒体进行直接的交往和参与，从而形成了自我在社区关系中的认识，并进而形成了对社区的认同。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社区媒体在运行过程中权力对其的制约，不要走上芝加哥学派过于理想化的歧途。

二、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凯瑞的理论深受杜威和其他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影响。他在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开篇第一句写道：“几年前我决定认真研读传播学著作，一位明智人士建议我从约翰·杜威开始，这是一个令我从不后悔的选择。”传播建构并形成了社会，社会在传播中延续。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构建共同体、集体认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重要思想，成为凯瑞研究传播的逻辑起点。

结合美国的现实国情，凯瑞给出了美国大众传播起源的另一种解释：在美国这个新兴的移民国家中缺乏一种共同的传承文化，这样传播必须承担起社会整合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社区组织起来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讨论、协商与传播。因此，在凯瑞看来，传播是社区产生和维护的积极过程，传播在社会整合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凯瑞提出了媒介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与我们熟悉的主流实证主义的媒介传递观相对（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对于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被看成是一种过程和一种技术，能更远、更快地扩散知识、思想和信息。这种以控制为目的的传播观是效果研究的理论基础，凯瑞认为效果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传播过程中人性因素的忽视。与此相反，他更强调传播在构建维系社会和群体认同方面的作用。因此，他倡导传播的仪式观。

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的本质在于控制目的而强调在地域范围扩散信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的本质在于以一种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仪式观这一关于传播的理论阐释与宗教有很大的关系。它源于这样一种宗教观——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诲的作用，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即典礼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传播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提供或是思想态度的改变，抑或某种功能的履行，而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利益游戏。

凯瑞的仪式观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1.传播的社会性

传播是人的社会实践，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一社会实践中，没有传播者和受传者，只有参与者，并且每个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传播可划分成人的日常行为和文化理念两个层面。人们平时的谈话交流、展开讨论、获取信息是一种传播，在这样的传播活动中，分享意义和感受群体认同也是一种传播。当然，传播的功能重点不在于对人们日常行为、态度的改变，而在于对深层次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改变。

2.传播的表征性

凯瑞认为存在着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有着物体、事件与过程的真实世界，与它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命名并能够描述真实世界的语言或符号体系。传播就是对真实世界的描绘与解释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传播就是创造、维持、修正和改变符号系统的过程，这个符号系统就成为现实的表征。

3.传播的仪式性

在传播创造、维持、修正、改变符号系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分享。符号的创造过程是集体的和共同的活动。它包括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与情感以及学术观念的分享，这种共同分享表现出一种仪式的秩序，类似社区里的宗教仪式，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即使有的信仰是虚幻的。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信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凯瑞认为传播的本质在于，通过类似于宗教仪式的方式，提供给人们一种确认。这一确认主要是对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共同体的确认。凯瑞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认为人们的这种聚集是没有功利性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聚集。但我们也应看到媒介仪式观的片面性。人们是否都拥有参与仪式的机会？即使参与仪式，是否有同样的交往表达机会？如新媒体时代带来的信息鸿沟问题，在一些社区网站中，主要的使用者仍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而老年人、低收入人群是被摒除在外的。媒介的仪式观强调了人们在参与过程中的平等性，而忽视了个人背景结构的差异在传播过程中所造成的不平衡。这也是我们在研究社区媒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和凯瑞的媒介仪式观对研究社区媒体与社区共同体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对于中国的社区媒体研究者来说，要选择性地接受这些理论。

第三节　媒介技术决定论：新媒体技术与社区媒体

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社区媒体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无论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乌干达、尼日利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体形态都已成为社区媒体的生力军。社区媒体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已成为重要的现实命题。因此，有必要对媒介技术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梳理。

一、英尼斯的媒介观

英尼斯作为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奠基人，在他的重要代表作《传播的偏向》及《帝国的传播》中，把传播视为促进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分析了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帝国的历史中，传播媒介如何形成知识垄断？新的传播媒介又如何打破原有的垄断，形成新的垄断？这是英尼斯关注的主要问题。知识垄断与传播媒介之间的更替是影响帝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英尼斯研究各帝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英尼斯把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媒介。在英尼斯的笔下，时间偏向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但是，它不利于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空间偏向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因此，它有利于帝国扩张、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也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在古埃及，世俗王权统治依靠的就是时间偏向的媒介工具——石头以及复杂的埃及文字。石头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制作成本高，技术难度大，因此这种传播工具被控制在极少数、拥有丰厚的社会资源的统治阶级手中。复杂的文字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因此普通百姓不可能掌握文字，只有掌握生产资料而又无需劳作的上层人士才能掌握。因此，埃及的王权统治者们垄断了知识，并以此巩固了绝对王权的统治。石头的垄断性和高成本使莎草纸得以出现。莎草纸是一种空间媒介，更适宜在空间上的传播。因此，莎草纸出现后，埃及的世俗文学开始有所发展，宗教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但由于埃及复杂的文字并没有变化，因此，宗教组织通过莎草纸和复杂的象形文字成为新型知识的垄断者。由于莎草纸易于破损，而羊皮纸经久耐磨，适合大部头书籍，成为宗教经典和法律经典的书写材料，是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介。在历史上，羊皮纸与基督教的兴起紧密相连。因此，这也形成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教会对知识形成新的垄断后，促使了新媒介即纸张的出现。从中国引进的纸张造价较为低廉，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纸张是一种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工具，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因此，图书馆和大学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纸张对羊皮纸的冲击，导致了西方民族主义君主制对基督教教会的冲击。纸张之后印刷工业的急剧扩张和对出版自由的强调，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这种新的知识垄断表现为报纸、杂志、书籍出版商的垄断倾向。这一垄断倾向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美国的机械化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使之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并力图用以大批量和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商业模式来影响英联邦国家，使英联邦国家与欧洲文化断裂。美国报纸的主导地位体现在空间上产生了大规模的传播垄断，但是缺乏对时间偏向的考虑。印刷工业和出版业是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由于英尼斯生活的时代（1894～1952年）是广播和电视发展的初期，因此英尼斯对此论述不多，但他认为具有口语传播特征的广播将会遏制报纸的空间偏向和知识垄断。

从石头和莎草纸到现代化的印刷工业和出版业，依据英尼斯的理论视角，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而这一历史的变迁正是在知识垄断与传播媒介之间更替的过程中完成的。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过渡到新媒体时代，知识垄断和传播媒介之间的更替是又是如何完成的？英尼斯虽然没有给出我们答案，但我们可沿着他的思路轨迹来分析这一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无疑成为知识垄断的掌控者。在李普曼的眼中，现代人已成为“洞穴人”，自身无法直接接触外在世界的信息，只有通过媒介获取，甚至我们所生存的环境都是由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现代化大众媒介掌握的话语霸权超过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媒介。大众媒介本身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权力机构，而这种权力机构正是掌握在“把关人”的手中。目前直接影响大众媒介的把关人主要是组织化、专业化、大规模的传媒生产机构以及专业化的从业人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专业化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垄断。大众传播效果的“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就是知识垄断的具体体现。然而，网络技术的低门槛以及使用成本的降低，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成为传播者。在网络时代，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人化的信息源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主流的传统媒体都在自媒体的影响下被“议程设置”了。按照英尼斯的理论逻辑，传统媒体时代掌握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手中的知识垄断被打破了，转移到非专业的个人，新媒体也被认为是“民主的媒介”。对于强调社区成员参与、草根性、非专业的社区媒体而言，新媒体的“非专业、个人化、去专业化”无疑是适宜的。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社区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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