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溯源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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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试读：

罗斯福总统是英明领导者

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罗斯福简介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4.12)是荷兰移民的后代，出生于哈德逊河东岸纽约州一个名叫海德公园的村镇里，他是父亲54岁时得的“老来子”，受到特别宠爱。童年时代，罗斯福就接受了荷兰人喜爱大海和船的习性，每年都要跟随父母做航海旅行。他去过欧洲的许多地方，不仅大开眼界，而且学会了法语和德语。1900年6月，罗斯福从格罗顿公学毕业，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期间，他养成了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但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学习成绩也不突出。1904年毕业时，总评成绩是C，少数课程得B。1905年，罗斯福与一个远房堂妹安娜·埃利诺·罗斯福结婚，由新娘的叔父、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证婚。婚礼上，冠盖云集，可谓盛极一时。但是罗斯福夫妇发现，这些贵宾主要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而是为了与在任总统握手致意，以此为荣，婚礼的中心人物不是新人，而是总统。罗斯福对这次婚礼和作为总统的威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7年，罗斯福在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获得一名初级书记员职位，但他对律师业务没有兴趣，眼睛盯着的是政治。1910年，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当选为纽约州的参议员，开始迈向联邦政治舞台的第一步。1912年，罗斯福为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竞选总统呐喊出力，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赢得了他的前辈们的注意。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任命罗斯福担任海军助理部长。这是一个高级职位，然而三十刚出头的罗斯福还希望有一个更广阔的驰骋场所。1914年，他有点性急地宣告，要竞选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结果惨败。罗斯福遭到挫折以后，就转而韬光养晦，直到1920年，才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参加全国竞选。这次大选，民主党败于共和党之手，但是，通过竞选，罗斯福已是闻名全国的政治人物了。正当罗斯福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一场意外的大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1921年在冰冷的芬迪湾游泳后，忽然全身大面积麻痹，经诊断是小儿麻痹症。这对雄心勃勃的罗斯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不得不离开政界。他一面以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同病魔作斗争，一面从事商业活动，担任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是，罗斯福躺在病床，寄身商界，心仍在政坛。1924年总统选举年，罗斯福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以政治家的风度在会议上做了精彩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全国都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重返政坛。192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提议罗斯福为纽约州长候选人，这是罗斯福身患重病后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公职竞选。结果他以微弱多数票当选为纽约州长。在州长的任上，他对纽约州的积弊进行了某些改革，特别是推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社会福利救济计划，这使他又第二次连任州长。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大厦受到剧烈震荡，岌岌可危。由于罗斯福在纽约州四年的突出政绩，使他在这样的气氛中被民主党选定为总统候选人，参加1932年的总统竞选。罗斯福向选民们提出了改弦更张、实施“新政”的诺言，赢得了选民们的心，结果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是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出任总统的，在1933年3月入主白宫、宣誓就职后，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旋风式”的新政运动。根据新政在不同时期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起到1935年初止，主要目标是医治严重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提出了一些目的在于复兴经济的法案和计划；第二阶段从1935年到1939年，制定了某些有深远意义的新方法，侧重于改革。救济措施则贯穿始终。新政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和改革(Reform)，简称“三R”。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财政金融的整顿和改革。②调节工业生产。③保证农业生产。④举办公共工程和保护自然资源。⑤实施经济和社会保障。⑥改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大灾难，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新政的许多内容和做法，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巨大成就，1936年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大获全胜，次年1月20日，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1939年9月，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罗斯福关于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的决定终于在国会通过。1940年又是美国大选年，按照惯例，美国总统最多只有两个任期，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危机的加深，罗斯福在群众中的威信扶摇直上，千百万美国人，慑于外来威胁，都本能地支持罗斯福。罗斯福又一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打破了美国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而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1944年又是美国大选年，罗斯福再次取得了人民的信任，第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年的6月，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海岸的雅尔塔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彻底击败德国，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惩办战犯及战后德国民主化等决议，通过了联合国组织的方案。罗斯福还与斯大林讨论了远东地区对日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罗斯福自雅尔塔回国以后，一直感到疲惫不堪，他的身体一天天衰颓，头脑也迟钝木然。4月12日，罗斯福突发严重的脑溢血，在他的私人住所逝世。消息传遍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试析

罗斯福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和平主义弥漫的美国，转变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柱之一，并进而为战胜法西斯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这也正是毛泽东在罗斯福身上所看到的最英明之处。

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一个君王要兼有狐狸与狮子的特点。……既是狐狸以识别陷阱，又是雄狮以慑服狼群。”美国历史学家、罗斯福传记的作者詹姆斯·伯恩斯就是用狮子和狐狸来比喻罗斯福的，指出：“他愿意用狐狸的计谋来为狮子的目的服务。”当罗斯福决定谋求总统职位时，美国正受到孤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为了取得权力，他不得不讲究斗争的策略，不得不考虑选民的情绪，这使他在孤立主义的包围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决定看起来都像是转向孤立主义的立场，实际则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争取大多数。罗斯福认为宪法应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不时作出解释，而且他认为他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比制定宪法时对原来的意图所作的诠释更加切合实际。他曾在就职演说时说：“我们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政府形式，有条不紊地解决共同问题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宪法是简明扼要的，总是可以根据特殊的需要而在重点和安排上有所改变，而无需动摇其基本形式。”这是罗斯福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指导他当政12年的行动准则，这是他用来对付保守派的武器，与孤立派进行周旋的法宝，也是用来加强中央权力的手段。

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概括起来就是反对与欧洲结盟、反对干预其他大陆(主要是欧洲)的战争。1937年，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地球上，但是20年前使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过程和教训，依然压在美国人的心头，在新一代的美国人中，和平主义情绪尤为强烈。这就是30年代影响美国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上举足轻重的国会孤立派的群众基础。芝加哥是孤立派的中心，1937年10月，罗斯福在此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他警告美国人民说，面对法西斯无法无天的侵略，“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了的”。罗斯福用比喻辞令向观众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病蔓延。”这就是被称为有重要意义的“防疫演说”。在演说中罗斯福还暗示美国不能排除卷入战争的可能。这是罗斯福在经历了4年多的屈从于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主张后，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想看一看反应如何。演说一发表，立即引起国会的强烈反对，广大的群众也没有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美国人还不愿接受以集体行动来反对侵略者。罗斯福在回忆这次演说时说：“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掉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这真是可怕。”在随后的慕尼黑危机时期，民意测验表明95％的美国人反对卷入另一次战争中。

罗斯福不得不采取灵活策略，尽可能不同反对他的人对立，不无谓刺激反对派，同时争取共和党内的重要人物为他的政策服务。1940年任命了主战的共和党人诺克斯和史汀生分任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向全国表明了他愿意摒弃党派成见，共济时艰，可谓一举多得。1941年邀请了他的竞选失败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作为他的特使到英国考查，使罗斯福在国会内外的阻力大为减少。以后，威尔基成为罗斯福在重大外交政策上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1940年罗斯福在第三次竞选总统时，有一句打动选民的话，就是“说一遍，说两遍，说三遍：你们的孩子是不会送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美国遭到攻击，那就不是什么外国战争了，美国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参加战争。实际上，早在1938年罗斯福就断定美国不久就得参战。他的上述保证完全是竞选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但是，如果他不这样说，对竞选就十分不利，为了当选，就必须如此。

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国际险恶风云不容许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罗斯福比其他人更早看清楚孤立主义不符合美国利益，他懂得在欧洲维持住英国和苏联，在远东维持住中国，如果这三国垮了，大局可能逆转，对美国绝对不利。因此，他采取了援英援苏援华的政策。

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特别会议上抛开外交辞令，指出援助英国就是帮助自己，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国会通过了这一要求。

1940年9月2日，罗斯福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决定将五十艘驱逐舰让给英国，交换租用纽芬兰、英属圭亚那等八处英国海空军基地99年。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在第三次总统竞选胜利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用通俗的比喻透露了租借法的大概轮廓，他说：“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我有一条浇花用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火栓上，就可能把火扑灭。现在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就说：‘朋友，这条管子我花了十五美元，你得照价付钱。’不！我们不能这样交易，我不要这十五美元，我要的是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军火完好如初，没有损失，你就不吃亏；如果损坏了，或者陈旧了，或者干脆丢失了，只要借的人认赔，在我看来，你就不吃亏。”罗斯福通过动员舆论、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等手段，终于使国会通过《租借法》。这标志着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孤立主义势力在美国参战前，还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但是美国广大群众逐渐接受了罗斯福的援英、援苏、援华的政策。

1941年9月，美国驱逐舰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罗斯福抓住这一时机，下令对美国船只进行护航，对“大西洋上的响尾蛇”“看见了就打”，与德国法西斯在大西洋上开始了未经宣战的战争。护航行动开始后，美国船只接连被击沉，罗斯福要求国会再次修订1939年中立法，要求武装商船，恢复美船开赴作战区域的贸易权。国会通过了这一要求，再次修订了中立法。

从1939年修改中立法到1941年再次修改中立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美国卖武器，让英国自己打；接着是美国“租借”武器，还是要英国自己打；第三阶段是美国出动军舰开始用美国船装运美国武器让英国去打。这一切都是与罗斯福的努力分不开的。

罗斯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在促进反法西斯各盟国之间，特别是英苏两国之间的战时团结，起了积极作用。罗斯福承认他痛恨法西斯主义，对共产主义也无好感，两者都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他认为“希特勒的军队今天是对南北美洲的主要威胁”，因此需要联合苏联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这就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克服了政治偏见。在他上任不久就采取承认苏联的措施，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罗斯福就做出决定，《租借法》适用于苏联，宣布向苏联提供大约108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其中包括大约15000架飞机，7000辆坦克，385000辆卡车，1540万双军靴。身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不顾孤立派的严重阻挠，作出援苏决定，堪称有魄力、有远见。

在远东政策方面，罗斯福站在反对日本侵略扩张，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一边，援助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并派遣军事人员支援中国抗战，很多美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罗斯福在第二个任期一开始，就安排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在1937～1938年去中国革命根据地作“探求事实”的考察。罗斯福收到了卡尔逊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创造奇迹的报告。卡尔逊在报告中认为：“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罗斯福还经过内政部长伊克斯的推荐，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通过斯诺及著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1942年到1945年，罗斯福同斯诺进行过三次会谈，后来斯诺曾在回忆中提到，“罗斯福总统早在1942年就知道，蒋介石政权缺乏人民一致和热情的支持”，曾经设想在经济上支援中国共产党，同时告诫蒋介石夫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传达了罗斯福关于派遣美国人访问延安的意见。随后，美军派遣了观察组于8月份到达延安，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改写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在社论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美军和罗斯福总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绩。同年9月，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来华，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带来了由美国国务院建议和国民党的意见草拟，经蒋介石修改和罗斯福同意的五点协议草案，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后，拟出了新的协议草案，增写了将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条文。要求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还增加了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等内容。11月10日，毛泽东同赫尔利在协定上签字，同时，毛泽东还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表示感谢。罗斯福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点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蒋介石拒不接受草案，另外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实质是公然收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方案“是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

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支持归还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废除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废除排华法，对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极端反动态度，毛泽东曾在1945年7月12日肯定罗斯福“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的这些有益于中国的做法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功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罗斯福逝世后，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1945年4月13日从延安联名发出唁电：“罗斯福总统不幸逝世，我们谨向美国人民及罗斯福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深痛此种损失。”同时派叶剑英和杨尚昆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林伯渠和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分赴延安美军观察组致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以《哀悼罗斯福总统》为题发表社论，赞誉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指出：“对于我国的抗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一贯地采取同情和友谊的态度，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成为我国的战友，罗斯福总统不顾孤立主义分子的阻挠，采取促进我国团结和积极援助我国的政策。”

总之，作为美国英明领导人的罗斯福在面临着孤立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国会和人民面前，在面临的德意日法西斯对人类和平的全面威胁面前，经过曲折困难的道路，使美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美国孤立自保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必须全国团结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绩，越出了美国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永远载入世界的史册。

马寅初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讲得好

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简介马寅初(1882～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担任教授、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商学院院长等职，并曾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届委员。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在北京大学讲授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几百次，对诸如农业、工商业、劳资、国际贸易等问题作了阐述，对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实业界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演讲词后来编辑成《马寅初演讲集》。他还利用在浙江兴业银行当顾问之便，搜集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成《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有关国际汇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1929年又发表了《中华银行论》，论述了各种银行业务，并对当时国内银行业务的现状和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1927年后至抗日战争前，马寅初在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兼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也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抨击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期间，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书，这是一部用全体主义经济观点阐述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对战时经济的研究，以有利于抗战为目的。他发表过60多篇论文，后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其主要经济思想有：①主张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战时的税收制度。②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③战时的货币要保持独立性。40年代，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中国经济之路》等。《通货新论》是马寅初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货币制度更替和货币学说演变的总结。他从理论和政策两方面论述了各国调整通货的根据、方法和步骤，比较了利弊，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外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整顿当时中国通货的主张。在这一时期，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②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统治，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③经济建设必须工业、农业同时并重。④尽量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⑤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要以一个民主的中国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寅初先后发表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等40多篇论文和专著。《新人口论》是马寅初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中国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基数大、增殖快。“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马寅初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①积极发展生产；②控制人口数量；③提高人口质量。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他特别强调，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他认为只有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才能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国家和人民才能富强起来。在《新人口论》中，他还批判了T. R.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指出“两个级数”是虚构出来的，马尔萨斯消除“过剩人口”的所谓“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手段是反动的；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试析

马寅初与毛泽东的友谊是40年代建立的。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当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亦应邀与会。在会上，毛泽东与马寅初相互致问候，从此二人有了直接的交往。

1951年6月，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具有很高的声誉。作为这样一所大学的校长，马寅初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是年秋，马寅初在中南海开会，遇见了毛泽东，便对他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你要我怎样的支持？”毛泽东笑着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马寅初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马寅初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至周恩来总理。

1951年国庆节，马寅初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正好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当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正交谈间，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着游行队伍，关切地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激动地说：“谢谢主席关怀！”

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京大学，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烫的姜汤时，便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

50年代中期，马寅初在浙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四，他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他的这一见解第一次在195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上提出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都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这样，这一问题就没能展开讨论，也就没有引起更大的关注。

两年后，即1957年春天，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也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

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感到了与共产党人心息相通，无比兴奋地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兴奋，马寅初难免说出几句失当的话。在一次人口论的演讲中，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大概就是这句“向外发展”，影响“和平共处”的话，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口实，受到批判。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在与马寅初交谈时提醒他：不要再谈这句话了。马寅初虚心接受，还诚恳地写出大字报作公开自我批评。但后来，由于康生、陈伯达插手其间，利用这一学术争端，兴风作浪，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康生还说，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由此遭到错误的批判。

虽然马寅初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仍然是毛泽东的朋友；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友谊，仍是真诚的，纯洁的。60年代初，他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深感忧虑。在一次会上，有人对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过头的颂扬，说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运用。马寅初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对毛泽东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败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迷信。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由于50年代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错误批判，致使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迟迟没有起步，人口激增，成为今天制约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过多的人口，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沉重的包袱。70年代初，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马寅初度过了他政治生活的困难时期，高兴地看到了我党对人口理论认识的变化以及采取的计划生育措施。他本人晚年得以复出，担任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直至病逝。

毛泽东当初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的支持是十分正确的，遗憾的是没有支持到底，对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错误批判未能阻止，以致在人口政策上发生失误，这是严重的教训。

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邵飘萍简介邵飘萍(1884～1926)，著名新闻记者、主笔、文化战士。曾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三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之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时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1918年还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在日期间，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系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牺牲时年仅42岁。著有《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试析

邵飘萍是一个赢得青年毛泽东敬重，并对毛泽东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记者，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对他记忆犹新，深深怀念。毛泽东认识邵飘萍是在1918年。那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责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他可以阅读各地的报纸，旁听北大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由于他爱读报，便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邵飘萍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同斯诺谈话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谈到邵飘萍。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为什么对毛泽东影响那么深呢？首先他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本人就实践了这四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播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其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育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无疑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重点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并说：“在布尔什维克联系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相当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这两本书，估计毛泽东当年很有可能读到过。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作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学，有直接的关系。五四时期，毛泽东先是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做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大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的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殊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做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知，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始终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邹容简介邹容(1885～1905)，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宣传家。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于富商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不几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父亲对他登科入仕抱有很大期望。1898年，13岁的邹容与大哥一起到巴县参加童生考试，头一场，便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为此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他抗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又有何用？”父亲强迫他入重庆经书书院学习，因“非尧舜，薄周礼”，蔑视旧学而被开除。于是，从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日语，浏览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新书时报，逐渐向往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他受到很大震动。他钦佩谭嗣同的英勇行为，大胆地把谭的遗像立于座右，题诗一首：“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既表达了对谭嗣同的哀悼，又以继起的“后来者”自居，述出了自己的志向。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邹容受其影响，决心到海外学习。而他的父亲，觉得无法把他禁锢在科举的道路上，也希望他能通过留学来获取朝廷赐予的功名，所以同意了。1901年7月1日，邹容离开重庆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成绩优秀，却因思想倾向维新，在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1902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饱览《民约论》、《法意》等西方启蒙名著及《国民报》等进步刊物，仰慕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始撰《革命军》初稿。他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留学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会时，公开倡言反清革命。此后，凡出席留学生集会时必争先演说。3月31日，因愤于清政府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强行剪了此人的发辫，揭露其压迫学生的劣迹。为了避免清政府迫害，他于4月返回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章太炎，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恰逢拒俄运动发生。4月27日，他在张园拒俄集会上登台演讲，言辞激越。30日，张园再次集会时，又痛斥冯镜如借设“四民总会”鼓吹改良保皇的谬论，明辩拒俄宗旨，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5月，为团结全国学生，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在此期间，邹容意气风发，豪情横溢，完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印行，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表示为革命事业甘当一名有进无退的勇敢战士。章太炎为该书作序。全书凡七章，约两万字。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颂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号召推翻卖国的清王朝，模拟美国革命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被《苏报》刊文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革命军》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制造《苏报》案后，章太炎被捕，邹容闻讯，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被囚于租界监狱。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自比卢梭；在监狱里，与章太炎赋诗明志，相互砥砺。邹容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折磨致病，1905年4月3日在狱中口吐鲜血而死，年仅20岁。遗骸葬上海华泾乡。1912年3月29日，经孙中山批准，由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遗著辑有《邹容文集》。试析

在毛泽东丰泽园的故居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书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至今保留着毛泽东阅读此书时挥笔书写的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两只头。”表达了毛泽东对这两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无限钦佩和深深怀念。

毛泽东十分欣赏邹容的大作《革命军》，称之“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全书包括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等七章。书中从中国上下古今的政治、学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谈起，援引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论证：“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军》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等二十五条革命纲领。所以，《革命军》一出版，立即产生强烈反响，人们争相购买传阅，先后印刷20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之首。《革命军》出版后的一个月，即1903年5月，《苏报》转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其后又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前者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后者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革命军》的出版与传播，使清廷极为恐慌，于是制造了文字狱——《苏报》案。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为了替章太炎分担责任而自动投案。在法庭上，邹容以顽强的意志和敌人作斗争，宣讲革命大义，揭露敌人的暴行。敌人恼羞成怒，判处他和章太炎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才改判章、邹分别为三年和两年的有期徒刑。

牢狱生活极为残酷。连续的过重审讯不说，即使平时，吃的是带稃的马麦饭，到胃中根本不能消化，再原样大便出来，因这样致死的囚徒即十之三四。再加上狱卒非常暴戾，动不动就对囚徒拳打脚踢，不管什么部位，往往把人踢打倒地后众狱卒再围而击之，一直把人弄到昏死，更有种种不堪名状的私刑。在这种环境中，邹容的身体越来越坏，入狱不到两年便吐血而死。

邹容的生命短暂得像一颗倏忽而逝的流星，然而，他在这短暂生命里吹奏出的嘹亮的革命号角，却继续激励着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共和国”的斗争。孙中山对《革命军》一书极为推重，亲自携带多处散发，并积极组织翻印传播，曾指示说：“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效果。”在《革命军》出世8年，邹容死难6年之后，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因此追认为“大将军”。

毛泽东多次阅读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以及有关《苏报》的材料，据当时为他管理图书的同志记载：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5年间4次阅读。他对章太炎和邹容的笔锋犀利的文章和英勇的革命精神深为钦佩。他曾对吴冷西和田家英等人说：“章太炎入狱时，邹容本来未被抓，得知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言谈之中，流露出对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赞赏和惋惜之情。

吴玉章曾经赋诗赞颂邹容：“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的确，邹容的革命精神、政论文风和历史功绩，给思想理论工作者以昭示，令后人景仰。

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人民的光荣。

临大节而不辱。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朱德简介朱德(1886.12.1～1976.7.6)，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幼年入私塾，一面读书，一面劳动。1905年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学习。1907年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1908年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1909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副班长)、司务长。同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时任队官(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辛亥革命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5年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7年升任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先后会见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以部分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1927年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失败后，同陈毅率领余部坚持斗争，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1月，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第3、第7、第4师。同年4月，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长征途中，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率领和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5月，从前线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起，还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重视加强国防建设。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抵制。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试析

朱德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毛泽东合作较早，相知最深，相互支持，毕生并肩。毛泽东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那是个险路交错的山区，县城就坐落在高山顶上。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贫困的家境，坎坷的生活，山区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勇敢、顽强的品质，培养了他渴求光明、奋发图强、刚毅果敢、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和革命理想、革命事业结合起来，就放射出夺目光彩，成为他蹈险履难、革命到底的动力。

朱德在青年时代，已深感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把国家和民族已推到濒临灭亡的边缘。为了拯救祖国，他苦心焦虑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09年，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积极参与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又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人民仍然处在贫困和苦难的深渊中。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他在苦闷中继续探索。1917年他已升任旅长，月薪大洋1000多元，可谓“高官厚禄”了。但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认识到除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于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先后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但仍不灰心，1922年一直找到德国柏林。朱德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入党以后，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从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民主革命时期到百废俱兴、曲折坎坷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风餐露宿、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到艰苦创业、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诚实正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每逢关键时刻就表现得尤为突出。1927年10月，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余部孤立无援，强敌尾追，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朱德泰然自若。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打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打一下。”10月下旬，在信屯城西路20多里的一座小山坳中，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全体军人大会。会上，朱德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大家，终于渡过难关，使这支具有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优良传统的革命武装队伍得到保持和发展。1928年初，又发动了湘南起义，接着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走上了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朱德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与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北上。途中，他与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面对张国焘的威逼胁迫，朱德坚定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整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全世界都闻知，要我去反对毛，做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联系。”“北上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他批判张国焘另立“中央”是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又注意方式，强调团结。他为我们党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军的团结和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后来曾深情地赞扬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十年动乱中，朱德身处逆境，遭到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与之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最关心的却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975年3月6日，他在89岁高龄仍然奋笔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用以激励自己和教育后人。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宝库中，含有朱德的重要贡献。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取得了粉碎敌人多次“进剿”、“围剿”的重大胜利，使井冈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名著中，系统总结了井冈山以来的建军经验，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以及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军事装备、主力军与后备军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人民战争中，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条件下的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领导我军实行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反“围剿”中，长征途中，抗日烽火中，解放战争中，他参加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光辉奇迹。社会主义时期，他居安思危，对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极为关注，多次到部队视察，观看演习，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朱德有个特点，那就是“庄稼人”的风度。他终生不忘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他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住深宅大院，愿住普通民房，便于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建国后，朱德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过着相当节俭的生活。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有一子一女，儿子是工人，女儿是教师，他从未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对他们做过特殊照顾。他认为，有些年轻人只追求个人享受，不愿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他说：“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并以模范的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对于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该加强勤俭教育，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年儿童，这方面的教育更为迫切需要。”解放初期，他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了在共产党执政后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苦口婆心地教育党员和干部反骄破满，防止贪污腐化。他说：“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他的言传身教，教育和影响着广大党员和干部，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继续奋斗。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寿辰。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祝寿前夕，《解放日报》在11月27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祝词，从11月29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中共中央及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都为朱德的六十寿辰题词、撰文、致电，表示祝贺。毛泽东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中共中央的祝词是：“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日，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佳节。今天反动派还在进攻”，“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

周恩来的祝词说：“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中共中央的祝词、毛泽东的题词和周恩来的祝词，是对朱德革命道路、丰功伟绩、伟大人格的恰当评价，教育人们学习朱德的榜样，做忠诚党、忠诚祖国和人民的好战士。

蒙哥马利很开明

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毛泽东六月二十一日蒙哥马利简介蒙哥马利(1887.11.17～1976.3.25)，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杰出指挥官之一。北爱尔兰人血统，生于伦敦。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学习，1908年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曾在法国、比利时战场服役，以干练和坚强著称，战后留任军官。1920年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1934年调任奎塔参谋学院任主任教官。1937年任旅长、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哥马利率远征军第三师开赴法国作战。曾参加指挥敦刻尔克撤退。回国后，奉调任德军入侵威胁最大的英格兰东南地区司令官。1940年7月任第五军军长。1942年8月，蒙哥马利奉命赴北非，接管第八集团军。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在阿莱曼地区率部与德、意军队激战，取得重大胜利，从而扭转了北非的战局，把隆美尔赶出埃及。随后第八集团军与盟军配合于1943年5月在突尼斯全歼北非残敌。阿莱曼战役后，蒙哥马利受封为爵士，并晋升为陆军上将。1944年统率盟军进入法国。6月6日，协助D.D.艾森豪威尔指挥诺曼底登陆。1944年9月1日，晋升为陆军元帅。此后，率领英国和加拿大部队转战法、比、荷、德。1946年被封为子爵。1946年至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1948年至1951年任西欧联盟主席。1951年至1958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1958年，蒙哥马利结束了50年的军旅生涯而退休。他是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他的特点是坚持在每次出击以前，在人力、物力上做好充分准备，虽然对于战争来讲，延缓了进程，但却稳妥可靠，并保证了他在部下当中的声威。1960年和1961年，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1976年3月25日，在英格兰汉普郡奥尔顿逝世。终年90岁。著有《回忆录》(1958)、《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和《通向领导的道路》、《战争史》(1961)等书。试析

蒙哥马利是一位杰出的西方军事将领，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了反法西斯功勋而闻名于世。毛泽东对他无疑是了解的。这位元帅勤于思索，写有一些著作。毛泽东1960年6月读过他的一本书：《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并在书的封面用红铅笔批注：“很有意思，必读之书。”并建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同志阅。该书系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毛泽东除写批语外，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画了粗粗的曲线，在“蒙哥马利”下面画了粗粗的横线。

毛泽东的批语是6月21日写下的。此前一个多月，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批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做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字和讲演汇集成书，这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

一年之后，蒙哥马利第二次来华访问。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赞。因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

毛泽东不同意这位元帅的观点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蒙哥马利就插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诚如毛泽东所言，蒙哥马利的确是一位很开明的人。还是在1960年5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的力量，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

关于销毁核武器问题，蒙哥马利认为核武器的销毁，要等到东西方的不信任和猜疑减少了，裁军协议达成了，所有国家的武装部队从别的国家撤回到它自己的领土以内之后。在他看来：“销毁核武器，是裁军计划中最后的项目，而不是第一项。”蒙哥马利的这种见解，使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后连连点头。

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他1960年首次访华同周总理会谈中就预感到，中国将在1963年或1964年突破核障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感觉很准确，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60年5月28日，蒙哥马利元帅在上海欢迎他的宴会上说，在亚洲来讲，一个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我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政府在北京，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诸如这些开明的政治、军事观点和战略、策略观点，大都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所反映。

蒙哥马利在该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和平的政治局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做了圈画。最后两句，除分别画了横线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两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因此，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

在西方政要中，有迷信武力的好战者，也有识时务而主张和平的斗争者；有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分子，也有认识到中国的伟大而主张同中国缓和的人；有冥顽不灵者，也有灵活开明者。蒙哥马利即是属于后一种人。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评价，说明他对西方政要运用了分析的方法，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

柳亚子是有骨气的旧文人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亚子兄：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健康！毛泽东　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亚子先生吾兄道席：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兴居安吉！毛泽东十月四日柳亚子简介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又改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出身大地主家庭。他早年即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加入中国教育会。次年入上海爱国学社求学，积极从事诗文创作，自此成为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同盟会江苏分会创办的健行公学教书，加入同盟会。同时又加入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为配合《民报》同改良派的论战，与田桐等出版《复报》。在整个南社存在期间，他始终是实干派和激进派。五四运动时，同情新文化运动。1923年，在家乡主编《新黎里》月刊，宣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主义”。同年10月，与邵力子、叶楚怆、陈望道等组织新南社。次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人团结合作，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逃亡日本。次年归国，与鲁迅、何香凝往来。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柳亚子因病留居租界，自题居室为“活埋庵”。1940年赴港。次年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被开除党籍。1944年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亚子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柳亚子一生坚持革命，不断前进。何香凝说：“亚子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以来，一直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他一生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屈服过。”(《纪念柳亚子先生》)郭沫若认为：“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柳亚子诗词选〉序》)柳亚子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反对叹老嗟卑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主张“国恨家仇，耿耿胸臆间，吐之不能，茹之不忍，于是发为文章，噌镕镗啰，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在诗风上，他崇尚唐音，承继夏完淳、顾炎武、龚自珍三家，贬斥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词风上，他推崇辛弃疾，誉之为南宋词人第一，贬斥吴文英。对“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柳亚子最初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断不能提倡。到1924年前后，柳亚子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放歌》批判封建制度，揭示祖国面临的巨大危险；“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何酣睡，民气苦不扬。豺狼方当道，燕雀犹处堂。天骄闯然入，踞我卧榻旁。瓜分与豆剖，横议声洋洋。”它是柳诗思想内容的一个纲领性表述。《题洪北江〈更生斋诗集〉》批判忠君思想，通过典型的历史人物揭露封建伦理对“读书人”的毒害。他的诗，既慷慨激昂，又敦厚诚挚。他同毛泽东多有唱和，交谊甚深，传为佳话。试析

毛泽东对柳亚子不仅有很高的评价，而且有几十年的交情，多有诗词唱和。毛泽东是在1926年5月初识柳亚子的。当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柳亚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人都参加了这个会。当时柳亚子的政治立场是很鲜明的，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蒋介石日益嚣张的反共活动。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这次会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继3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又提出旨在破坏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提案，反对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方针。柳亚子对蒋介石的态度失望，中途退会，行前，赋诗一首，表达了他的意见和苦闷，“潭水伊人渺何处？苍茫万感不禁哀。”这次广州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此后局势的发展，使毛、柳二人长期未能会面。

1929年，在白色恐怖遍及全国的时候，柳亚子为表达对革命者的怀念，曾写了《存殁口号五首》。其一云：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自注：孙中山、毛润之)

把毛泽东与孙中山并列推崇的，柳亚子是第一人。1932年，柳亚子再度写诗怀念、赞颂毛泽东：“十万大军统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他直接赠诗毛泽东，大约始于1941年。这年11月底或12月初，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诗中说：“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毛泽东虽没有和诗，但于1944年11月21日给柳亚子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赞扬柳亚子有骨气，斗争性强，反动派的高压没有把他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之庆贺。柳亚子受到莫大鼓舞。

1945年1月，柳亚子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毛泽东，句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并撰《口号二首》，笔锋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爱憎分明。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两人第二次会晤。中共中央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派毛泽东等人于8月28日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一壮举，使柳亚子深为感动。就在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拜访毛泽东，相见欢然。当晚，他赋诗一首，于9月2日刊登于重庆《新华日报》。诗曰：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柳亚子几次见面，做推心置腹的交谈。柳每次访罢回家，都有充满激情的诗作。正是读了柳亚子的不少赠诗，在1945年10月4日的信中，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慨以当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10月6日、7日，柳亚子又作两首诗表达他接到毛泽东信后的感受。10月7日，毛泽东又致函柳亚子，由于柳曾向他索取《长征》诗，毛泽东便把自己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录下寄给了他，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说自己的这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透露出他对柳诗的评价和他喜欢柳诗的原因。柳亚子接信与词后，捧读再三，直呼“大作，大作！”并立即交报界发表。又即兴步韵和词一首：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与此同时，柳亚子悄悄地将毛泽东赠他的《沁园春·雪》的手迹同自己的和词一并让尹瘦石观阅。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尹向柳索求毛词手迹，柳略一沉思，便慷慨赠与。尹又向柳索求和词手迹，柳又赠与。尹再一步请柳对毛词写一段跋文，柳稍加思索，便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跋。全文如下：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壁？瘦石其永宝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

柳亚子是第一个评说《沁园春·雪》的诗人；这篇《跋》是第一篇评《沁园春·雪》的文章。柳的和词和跋文，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词的豪放气概。

毛、柳二人的第三度见面，是在解放后的北平。1949年，党中央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大批民主人士参加。柳亚子应邀于2月27日夜与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等登华中轮离开香港，3月18日到达北平。25日，毛泽东等从石家庄抵北平，柳亚子去车站迎接。当晚，柳亚子参加了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的宴会。次日，他咏诗三首录呈毛泽东，其一云：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3月28日，柳亚子又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诗中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缨”之意。他竟以出无车而弹铗的冯!自况，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这反映出柳亚子还没有脱尽旧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

柳亚子的思想情绪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尽管他当时很忙，仍于4月29日写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诤友的身份婉言相劝：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当天读到了毛泽东的和诗。蕴涵在诗中的友情、慰勉、挽留和开导，使他大受教育，深为感动。当即写了两首七律寄呈毛泽东，以抒发自己读毛泽东诗后所受的教益和感激的心情。

5月2日，毛泽东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时，两人又谈论起诗词。毛泽东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柳亚子说：我写的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

毛泽东与柳亚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共同的语言，在诗词的写作上，彼此是知音。柳亚子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革命者，他是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蒋介石是不拿我们薪水的反面教员

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

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

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

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

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匪帮。

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蒋介石简介蒋介石(1887.10.31～1975.4.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87年10月31日)生。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一、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二、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嫉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四、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五、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不久，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试析

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军事对手。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又早一年去世，他们几乎是同龄人。除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对立的斗争状态。所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论较多，而且多为抨击、贬斥，这是不难理解的。

20年代初，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表现出革命热情，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但孙中山逝世不久，他就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及至到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为敌的反动道路。为了反抗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红旗插上井冈山，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包括8年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反动统治，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战胜了蒋介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党、政、军、财大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只占有几块很小的根据地，蒋介石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居明显劣势。但是，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群众，运用游击战争，四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令蒋介石寝食不安，徒唤奈何。当日寇步步进逼，妄图灭我中华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与蒋介石实行合作，拯救中华。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该信写道：介石先生台鉴：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这封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说服，又有规劝，既有批评，也有厚望，言辞恳切，话都说到家了。如果蒋介石不是顽固到底，读此信后当幡然醒悟，改弦更张。然而，蒋介石执迷不悟，致有十天后在西安被囚，被毛泽东言中。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中外各方面立即引起了震惊的反应。首当其冲的是南京政府，出现了两种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准备向西安进攻；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反对武力讨伐，主张尽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障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在国际上，苏、英、日等国，由于其在华利益各有不同，因而反应不一。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讨论对策。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对张、杨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曾设想“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毛泽东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制定出了不与南京政权对立的方针，这就为避免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当时曾主张罢免他，并交付人民公审，但毛泽东对蒋具有两重性的分析(即有“中间立场”的一面)，为后来的随机应变埋下了伏笔。

为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根据新的情况，经过周密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促成了蒋介石结束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蒋介石本人也得以度过危机，安全返回南京。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评说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毛泽东对他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和配合。但到了后期，他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和反击。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蒋介石表示义愤和抨击。1941年夏，有一天在枣园，毛泽东给来谈工作的彭真、王若飞介绍毛华初，说：“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我大弟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的。”彭真说：“带的也是一样！”毛泽东又说：“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讲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无比愤慨地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残酷无情那一套，又照抄照搬外国法西斯那一套……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犯法一个当嘛。而蒋介石杀人如麻，搞白色恐怖，比封建帝王和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九族，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中国之命运》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①通过回顾中国的历史，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②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③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断言中国的命运的决定“不出这二年之中”。《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危害，考虑予以回击。他安排陈伯达撰写了《评〈中国之命运〉》，并亲自修改审定，指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电台两次广播，还印成小册子散发。此外，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译成英文本，在外国人士中传播。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关系到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突出阐述了中国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蒋介石已经写了书的，而我们的七大，“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因此，在报告中，毛泽东鲜明地阐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本应顺应民心，和平建国，但他蓄意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他首先设计了重庆谈判，以遮人耳目，殊不知毛泽东大义凛然，勇敢赴会，在谈判桌上战胜了蒋介石。很快，蒋介石撕破了和谈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殊不知，仅仅三年时间，共产党人便将他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他只好跑到台湾岛上去了，在海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

对于蒋介石这个政治对手、军事对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蔑视他，抱有战胜他的坚定信念。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赋诗明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苍龙”即指蒋介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一生中夸奖过蒋介石没有？或者说肯定过蒋介石有否积极作用？有，那就是肯定他的“反面教员”作用。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六国代表团时，再次指出：“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挣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抨击和贬斥，是针对他代表的反动势力，针对他的倒行逆施，针对他在中国制造的灾难与罪恶。蒋介石虽然已经作古，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表现，人民不会忘记。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纸老虎

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简介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4.30)，德国独裁者，法西斯党魁。出生于奥地利，早年流浪在维也纳街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德国军队。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为一个陆军特务组织工作过。1919年，他在一次特务活动中接触并参加了一个名为“德国工人党”的小组织。希特勒很快成为这个党的头子，并把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1920年，希特勒抛出了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称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央集权的大德意志国家(即第三帝国)。希特勒特别提出一个煽动民族复仇主义的口号：“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个纲领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骗取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任。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一次“啤酒馆政变”，企图劫持巴伐利亚军政首脑，但因力量不足被镇压。希特勒因此入狱一年。在狱中，希特勒写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1924年底，希特勒出狱后，立即恢复并改组了纳粹党，建立了冲锋队和党卫队。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和野心家如赫斯、戈林、戈培尔等先后聚集到他的周围。1932年，希特勒竞选总统失败。但第二年1月，总统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这样法西斯的公开的恐怖专政建立了。1934年，兴登堡病死，希特勒自封为国家元首，称德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希特勒上台之后，对内立即实行反革命恐怖活动，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对犹太人横加迫害。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疯狂扩军备战，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上台后，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事件，诬告德国共产党是纵火犯，1.8万名共产党人被捕，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他还强迫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授权法”，授予政府独裁权力直至1937年4月1日。1933年5月，希特勒下令解散一切工会，没收工会财产，逮捕工会领导人。为加强法西斯统治，希特勒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随意捕人、杀人，实行白色恐怖，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大力鼓吹民族优胜论，疯狂进行排犹运动。在他掌权期间，野蛮地屠杀了犹太人600万。希特勒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疯狂扩军备战，把全国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为发动新的战争作准备。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德国退出国联，又撕毁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陆军。1938年，希特勒派兵吞并奥地利。1939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迅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与此同时，他还加紧与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国家勾结。1936年，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意大利正式加入这个协定，正式形成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战争乌云笼罩了全世界。1939年9月1日凌晨，希特勒借口德国受到侵略，派兵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截至1941年，欧洲大陆14个国家，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29亿人口都处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之下。1940年，希特勒下令实施海狮计划，对英国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英国人民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掀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把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了纳粹军队的坟墓，希特勒的闪电战变成了持久战和消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义力量进攻下，纳粹德国于1945年战败投降。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与情妇一起自杀。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法西斯党魁。他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弗利省，父亲是意大利最早的社会党人之一。在父亲的影响下，墨索里尼逐渐形成固执、好斗、报复心强并且野心勃勃的性格。1900年，墨索里尼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因为能说会道，他担任了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社长。他以社会党作为自己向上爬的阶梯，把《前进报》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他思想上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影响较深，欣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鼓吹的“超人哲学”和“唯意志论”，主张个人奋斗；在政治上，他善于看风使舵和投机钻营，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打手。1922年，墨索里尼在垄断资产阶级、军队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通过“进军罗马”的反革命暴乱，夺取了政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为了建立法西斯大帝国，墨索里尼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没有马上卷入战争，而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要看一看局势的发展再作决定。1940年春天，德国已先后征服了丹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直逼法国。墨索里尼害怕胜利果实被希特勒独吞，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9月，墨索里尼出兵埃及，10月进攻希腊。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袭击，墨索里尼积极配合，派兵25万配合远征苏联。但战争进程没有按他的意志进行，意大利掉进了战争泥潭不能自拔。在北非等战场上，意大利军队节节败退，远征苏联的军队更是几乎全军覆没。接连不断的战争，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失业、贫困、疾病、饥荒，在全国蔓延滋长。随着都灵工人大罢工的举行，人民群众的革命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这时，法西斯内部发生分裂，垄断资产阶级对墨索里尼产生了怀疑，以国王为代表的保皇势力对他也失去了信心。1943年7月，法西斯大议会罢免墨索里尼，其独裁政权垮台。1945年4月，他在逃跑的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决，卒年62岁。试析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为二战法西斯党魁，大独裁者，毛泽东对他们极为鄙视，经常把他们一起作为反面教员，敲打示众。

毛泽东之所以对希特勒、墨索里尼极为鄙视，首先在于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府没有丝毫民主，是赤裸裸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是相对的，是有阶级性的。“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是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的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宣称其是全民的民主呢？主要是设置一片迷惑人民的幕布，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独裁者上台后，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残酷地镇压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他们“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残暴本性。事实正是如此。

希特勒组阁不久，对内就实行反革命恐怖，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对犹太人横加迫害；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疯狂扩军备战，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事件，诬告德国共产党是纵火犯，1.8万名共产党人被捕，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他还强迫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授权法”，授予政府独裁权力直至1937年4月1日。于是，他就有恃无恐地镇压人民。

墨索里尼上台比希特勒还早11年，他实施了一系列有关选举、出版、工会、政党和地方行政的反动法律。1926年，法西斯政权又颁布了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的“非常”法令，取消反对政府各党派的议席，解散和封闭除法西斯党及其所属的工会、报刊以外的其他政党、工会、社团、报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反法西斯运动的积极活动家、革命工人横遭迫害。意大利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也被捕入狱。1927年，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所谓的“劳动宪章”。这个宪章宣称法西斯国家是“超阶级的”国家，维护全民族的利益。它只字不提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问题，但是却明文禁止罢工。为镇压革命和进步势力，墨索里尼还专门设立了“特别法庭”和秘密警察建制。法西斯从此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装饰。

毛泽东对于这种反动统治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短短几行字，形象地勾画出了法西斯政府的反动本质。言语中，毛泽东也显示出对于法西斯的厌恶已到了极点。

对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和他们的法西斯帝国，毛泽东是十分蔑视的。1946年8月6日，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还很强大。对于战胜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革命队伍内部个别人信心还不足。这时，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著名的谈话，他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必将失败，也是对广大官兵的鼓舞与激励。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也体现了他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他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具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一方面，他的这个观点是从历史的高度来谈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事物前进的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希特勒、墨索里尼实行法西斯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他们是历史的渣滓，是邪恶的代表，在正义力量面前，他们只是一只纸老虎，表面上看起来可怕，但最终将走向灭亡。正义的一方也许“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正义的一方“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因此，必须把它们作为真老虎来打，据此确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曾经十余次提及希特勒，谈到墨索里尼的次数也不少。这些论述绝大多数是为了揭露反动派的本质，警醒人民，激励士气，是让他们承担作为历史的反面教员的义务。他的谈话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他的论述，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借鉴意义。

李大钊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李大钊简介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字守常，笔名孤松、猎夫。他出生后不到两年，父母先后去世，由祖父李如珍一手养大。祖父对他管教很严，期望很高。李大钊6岁时上私塾。10岁时，按照当地早婚的习俗，由祖父给他完婚。夫人是同村的赵纫兰，比他大6岁，是李大钊的贤内助。1905年李大钊16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停办，转入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开阔了眼界。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受同盟会会员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12年冬加入中国社会党，任天津支部干事，撰写《黄种歌》、《大哀篇》等文章，揭露军阀窃权卖国罪行，激励人们团结奋斗。1913年冬去日本，次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留学生反袁斗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和留日学生总会。先后写《国愤》、《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1916年5月，为推动反袁斗争，弃学回国，在上海创办《民彝》。6月到北京主办《晨钟报》；1917年1月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及封建文化思想。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积极传播新文化。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次年主编《晨报》副刊。1919年，积极领导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8月，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3月，发起和组织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负责中共北方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先后发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8月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见，讨论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9月，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审定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任组织部长。5月，遭北洋政府通缉，避居昌黎五峰山。6月，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参观、讲学，11月回国。是年底，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加委李大钊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6年初多次发表演说，反对日本侵略。“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率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和法庭上，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刑拷打并不能使他动摇革命立场。张作霖改换手法，派其参谋长杨宇霆，以同乡关系前来劝降，但遭李大钊严词痛斥。在狱中，李大钊写下了《狱中自述》，对自己革命的一生进行了回顾，并表达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突然秘密举行了“军法会审”，对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宣判死刑。当天下午解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反动军阀为对付革命志士，专门从国外进口了绞刑架，李大钊是第一个登上刑台的。他从容、镇静，面对反动法官和刽子手，李大钊做了最后一次讲演：“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讲演完毕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1983年，在北京香山建成李大钊烈士陵园。试析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不胜感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往事如烟，离开北平30年了，重返北平，毛泽东首先想到李大钊，可见李大钊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知道李大钊的。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悦的文章。

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从长沙来到北京，当时他在北京的惟一熟人是杨昌济先生。杨昌济这时正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身无分文的毛泽东觉得在北京“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于是杨昌济便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得以认识李大钊。李大钊给了毛泽东一份工作，做图书馆的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职责是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能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与他畅谈。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也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回忆说，“五四”前夕，毛泽东、蔡和森“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可见李大钊是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于1919年7月主编出版了《湘江评论》。它的创刊，受到李大钊的热切关注。当时李大钊等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曾向广大读者介绍过这份刊物。《湘江评论》第2期至第4期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大钊对此很重视，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第19期发表《大联合》的短论，采用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

1919年12月底，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及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书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读完后，牢固地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4月，毛泽东、易礼容在长沙组织文化书社，专门推销新式书报。李大钊得知后，又给予热情支持，主动承担该社在京的信用介绍。而文化书社，则在毛泽东指导下，对与李大钊有关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特别是李大钊著的《五月一日》单行本，则给予着重介绍、广泛传播。

建党以后，毛泽东与李大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或接近。如国共合作和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的想法很接近。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就亲自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中。李大钊也很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对他的才干非常器重。李大钊对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李波涛说：毛泽东同志学识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

李大钊的壮烈牺牲，毛泽东为之悲痛，并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谈到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谈到他：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进北平时，再次谈到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受到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也必然受到全党的无限敬仰和永远怀念。

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你(指李达——引者注)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李达简介李达(1890～1966)，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10月2日生。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1918年回国与许德珩等共同发动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学生示威运动；失败后于同年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1923年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6～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至1949年，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长期担任大学教授，曾任教于上海法政学校、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他不顾反动派的通缉、解聘、搜捕、毒打等种种迫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他还于1928～1932年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32年赴泰山为冯玉祥讲授辩证唯物论。1933年赴张家口劝说冯玉祥联共抗日。抗日战争期间再度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逝世。遗文编为《李达文集》(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法学等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而以哲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1918～1919年，他在日本期间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目的》，热烈宣传社会主义。他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评第四国际》等论著，比较完整准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当时国内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思想理论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第一部联系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深受革命人民的欢迎，重版达24次。1932～1937年，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翻译了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其中《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作为大学讲义印行，1937年5月正式出版，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了全面系统而有独创性的阐述，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大量论著，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深受人们的崇敬。试析

毛泽东和李达相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在书上做了许多批注，大约3500字。

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武装头脑，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现象，以解决实际问题，是李达一生所信奉和追求的目标。青年时代，当“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之后，他就认识到，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只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为此，他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等重要书籍，撰写了大量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和著作。《社会学大纲》是他30年代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时讲授社会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全书40余万字，是他用三四年时间逐渐写成的，完稿于1936年，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首次出版。《社会学大纲》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书首次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毛泽东，请他指正。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很感兴趣，十分喜悦。他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上。”毛泽东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

解放以后，李达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校长。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公开发表，李达对这两论作了通俗宣传，写了两本《解说》。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毛泽东和李达是挚友，相互尊重、砥砺。50年代，毛泽东常到武汉视察，与李达有过多次晤谈。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他们见面，彼此都以字相称。他们在东湖第一次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有跟上来。毛泽东便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不叫过你李主任(指中共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送走李达后，在场的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毛泽东视察湖北期间，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乘兴问毛泽东：“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1958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省委领导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打了清样送李达看，李达提了意见。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了毛泽东的，毛泽东是主张“超”马克思的。他叫梅白请教李达。李达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运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快言快语，一把板斧就把毛泽东的主张砍掉了。

李达敢于直言，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同毛泽东争论。同是1958年，梅白有一次亲眼看见李达与毛泽东面对面地争论。三十年后，梅白还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我在武汉大学兼任中文系教授，有一次，学校要我带学生到黄冈搞党史调查，我推辞说，问题很复杂，说不清楚。学生们找了些人采访，把稿子送到李达那里，李达要我审稿后付印。我看了三遍，劝他不要印，但他还是打印了。其中引用了鄂城县委门口的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第二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李达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毛泽东，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毛泽东看着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

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碰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

我见天气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

在我送李达的途中，李达说：“My dear younger Mei(即：我亲爱的梅老弟)，毛主席的‘两论’多好，却想不到现在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我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我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我问主席：“你是否要把你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像对鲁迅那样？”他说：“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我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临走时说的那些话，主席听后说：“很好！”他要我教他说英文(My dear brother Homin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我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我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述了以上意见，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泽东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他在教育战线工作了17个春秋。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但李达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勇于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随者作斗争。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个评价，李达当之无愧。

戴高乐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戴高乐简介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爱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成了戴高乐后来终身实践的原则。少年时代的戴高乐就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高出同龄人一大截，性格刚毅，好强争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但在学业上，除了喜爱的文学和历史外，其他成绩平平。14岁时，明确表示要报考圣西尔军校，从此，开始努力学习，五年后，他如愿以偿，被圣西尔军校录取，开始了军人生涯。军校毕业后，以少尉的军衔任见习军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部队参加对德作战，两年后，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德军战俘营中，他通过阅读德文报纸掌握了德语，并写成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阵营的倾轧》的基础。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1924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敌人阵营的倾轧》一书，对德国的国情、民情、军情和德国战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1932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剑刃》，论述了领袖人物应具备的品质和军人与政治的关系。1934年，面对蠢蠢欲动的希特勒德国，法国军事当局推行消极防御战略，修建马奇诺防线，戴高乐积极主张建立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的积极防御战略，著成《建立职业军》一书，书中提出一些新颖的军事思想，这使他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1937年，被任命为驻梅斯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带兵之余，他继续著书立说。1938年在欧洲一步步走向战争之际，他著成《法国及其军队》一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我在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向我国提出的最后一次忠告。”这年的9月29日，推行绥靖政策的英法同德国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戴高乐再一次警告国人，警惕希特勒的野心，做好应付突然侵略的准备，建立一支新型的法国军队。但是，戴高乐的这些忠告，并不为法国政府和担负国家国防重任的贝当元帅所接受。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一步步临近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在西线发动了攻击，直到这时，戴高乐才仓促受命组建一个装甲师，并被提升为准将。但为时已晚，法军一溃千里。德军由色当沿圣康坦、亚眠一线，直扑英吉利海峡，把40万英法联军压缩包围在敦刻尔克。英军及其他盟国军队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后，整个法国北部已经敞开。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关键时刻。6月5日夜，刚组建不久的雷诺政府改组，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戴高乐决心坚持抗战，但雷诺丧失信心。6月14日巴黎失陷，两天后，雷诺政府辞职，由贝当接管了政府。次日清晨，戴高乐孤身一人出走英国，决心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下，6月18日晚6时，戴高乐用BBC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告法国人民书》的广播演说，举起“自由法国”的大旗，决心为维护法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22日，法国投降，戴高乐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决定成败的突破口，就是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经过不懈努力，到1944年初，他已拥有23万野战军，15万驻防军，32万吨位的舰队和5万水兵，3万空军，这还不包括国内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力量。1940年10月27日，他宣布成立“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1941年9月24日，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1943年5月初，他把自由法国总部由伦敦迁往阿尔及尔，结束了在别人卵翼下过日子的流亡生涯，开始在法国的属地上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不久，在阿尔及尔他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6月3日，他又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8月，巴黎解放，戴高乐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了巴黎。1944年9月，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开始着手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担负起重建一个新法国的历史重任。随着形势的发展，戴高乐感到战前的“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主张进行改革，把有关国家的命运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交给公民去决定，而不是在议会无休止的争辩中被操纵者所决定。法国用全民表决的方式进行的选举于1945年10月举行，选举组成了制宪议会，11月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后因与立宪委员会有分歧，1946年1月20日，他宣布辞去总理的职务。戴高乐辞职后，长期住在科隆贝的私人住房，专心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1958年5月13日，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军队开始介入国家的政治。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戴高乐以67岁的高龄重新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戴高乐上台后，首先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12月21日，戴高乐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由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艰巨任务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采用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公决的方式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这项举措的成功，不仅使法国卸下了包袱，而且极大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戴高乐一直反对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的支配，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取消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基地和驻军。在西欧国家，他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做出决策了。与外交方面的成就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则颇为逊色，到1967年情况开始急剧恶化，失业工人大量增加。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戴高乐的民众支持率迅速下降。翌年被迫宣布再次下野。1970年11月9日，80岁高龄的戴高乐因心脏病突发，在科隆贝家中猝然逝世。试析

1970年11月12日下午，法国现代史上一位巨人——戴高乐将军的遗体在科隆贝教堂旁边的墓地安葬，按照将军的遗愿，葬礼极其简单，没有致悼词，没有奏哀乐，没有政府官员在场。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硕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同一天，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分歧，在戴高乐身上发现的最重要、最可贵的优点。

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前，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到处疾呼，坚持反对以贝当、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勇挑重担，孤身一人流亡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广播演说：“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一次无与伦比的行动，标志着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表明了要与法西斯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在整个法国陷在泥坑里挣扎时，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还存在希望，他将用继续战斗的火焰去燃亮法国，恢复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

戴高乐坚信法国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征服，而失败是暂时的，是由于某些法国人的过失造成的，这并不代表整个法兰西的失败，不代表法兰西精神的失败。既然某些法国人的过失给法兰西带来了耻辱，那么，另一些法国人不屈的奋斗就会使法兰西重振雄风，因为法兰西精神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精神是希望的源泉，是不能被任何力量打败的。正是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戴高乐才能坚决抵制住不断滋长的失败主义情绪，不知疲倦地为坚持抗战东奔西走，毫不自卑地挺身而出擎起抗战大旗。

戴高乐挺身于危难之时，面临着不可想像的困难，他曾在后来所著的《希望回忆录》中写道：“在法国历史上，我是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我的权力首先为不愿放弃战斗的法国人所承认，接着形势的发展为全体人员所承认，最后冲破了艰难险阻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承认。”这段总结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道出了戴高乐在四年抗战中由孤军奋战、不被理解、备受歧视，到从小到大、百折不挠直至成功的奋斗历程。的确，“六一八”号召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曾说：“我的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此时，他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贝当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得两手空空，另起炉灶。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在孤独的气氛中，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从逆境中感受到，只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地承担起光复祖国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获得权力和权威，只有成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屈战士，才能得到广大法国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和重视。他建立自己的武装，组建政权机构，开辟自己的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投入到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中。

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戴高乐终于凭借着对民族和国家坚贞不渝的热爱，凭借着他在千锤百炼中养就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性格，凭借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潮，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法兰西不朽的民族精神，他通过战斗，使分裂的法兰西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在斗争中，他不仅要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还要恢复法兰西的大国地位。他不仅要同法西斯德国进行坚决的斗争，还要在盟国中争取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一些缺乏远见、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政客把法国引入了深渊，早已失去大国的风貌，面对强敌委曲求全，接着战败投降，这在世人眼里，法国早已不是大国了。因此，戴高乐在与希特勒德国、与卖国的维希政府斗争的同时，还要为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与战争中结盟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斗争。尽管他的愿望和要求没有完全被满足，但还是为法国争来了一块在德国的占领区，并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大国否决权。

戴高乐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上并不是事事惟美国马首是瞻，而是一切以法国的利益为准，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这构成戴高乐外交思想的重要特色。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就不是很融洽，他敢于向罗斯福说“不”，甚至当法国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向戴高乐发出会晤邀请时，戴高乐果断地拒绝了。为争取法国的利益敢于同美国进行斗争，这一特点也贯彻在他重新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中，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特点，并给予肯定，表示“很欣赏”他的这种敢于同美国“闹独立性”的品格。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感受到由于美国的存在，法国有一种压抑感，法国要争取大国的地位，在美国的现有地位下是不可能的。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权政策，已成为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的主要障碍。为此，戴高乐对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冲击，明确提出法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要求法国与英美享有平等的决策权。在遭到拒绝后，戴高乐认为法国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法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法国的国防应当是自己的事情，法国要自己担负起国防的重担，要拥有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国防力量——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和强大的标志，核力量的威力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拥有摧毁敌人的这一手段。当时，美国拒绝向法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反对法国制造核武器，法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1960年，法国在雷冈试验场将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美苏英三国的核垄断。其后，戴高乐认为军事一体化的想法已经过时，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又把对陆军和舰队的控制权从北约收回，进而退出北约，逼使美国撤出了在法国的基地和军队。

在同美国闹独立性的同时，他建议应从实际出发，使东西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使对立的国家互相接近，他从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着手，一点一点地打开冷战的铁幕。1964年戴高乐克服美国的压力，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断绝同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当局的“官方政治”关系。这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这一事件给美国长期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试图逼迫欧洲盟国长期听命于己的盟主地位以沉重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相处提供了范例。在与苏联关系问题上，他通过访问苏联，大谈友谊，与苏联领导人建立了经常性的会晤和磋商关系，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这些事情印证了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在1958年和1963年对戴高乐喜欢同美国闹独立性的评价，这也恰恰是毛泽东所欣赏的。

当然，对于戴高乐，毛泽东也并没有忘记他的阶级实质，没有忘记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所维护的法国国家利益的实质，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政权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对内是要压迫和镇压法国共产党和法国人民的，他的统治从反面教育了法国人民。毛泽东通过对他进行阶级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戴高乐政权不能长久下去。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在1963年毛泽东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除了肯定戴高乐的优点外，还指出他有很大的缺点，这就是戴高乐还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还在为阻止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进行战争，这必将遭到世人的谴责，也是法国的一个包袱，对法国也很不利。这个缺点，戴高乐也充分意识到了，后来，他对这个问题的成功处理，使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由被动变为主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极大地发展了同他们的关系，使法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多次谈到访问中国的愿望，也曾多次设想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至死也没能实现他的中国之行的夙愿。当代两位巨人——毛泽东与戴高乐没能实现历史性的会晤，不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

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朋友

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

他这人(指张治中——编者注)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您(指张治中——编者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文白先生：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毛泽东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张治中简介张治中(1890～1969)，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本尧，字文白。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1890年10月27日)。安徽巢县人。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试析

张治中虽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他思想进步，比较开明。对共产党，始而同情，继而合作，并成为毛泽东的好朋友。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从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张治中三次去延安开始的。此后，他们保持来往，交谊日深，直至1969年张治中病逝。毛泽东常向他人提起张治中：“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张治中却预感有爆发内战的危险，他权衡全局，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国事，并三次去电邀请。当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应邀谈判时，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8月27日同机首次飞抵延安，第二天就顺利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

到重庆如同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为此周恩来颇费脑筋。他原想让毛泽东住红岩办事处，但红岩地处偏僻，周围特务密布，上下石级又多，极不方便。而周恩来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因地方狭小迫促，亦不合用；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18号(桂园)，房舍和设备虽不算好，但还合用，且距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恩来一开口商量，张治中立表同意，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难以负责保卫任务。张治中还多方联系，周密安排，解决了毛泽东的安全警卫问题。

因国共双方要求的距离太大，重庆谈判甚为艰难。在谈判后期，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要暗害毛泽东。周恩来十分不安，9月底找到张治中，向他表达了毛泽东想早点签订协定，尽早返回延安的想法，并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治中慷慨答道：“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宴会，并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张治中是该协定的签字者之一，为实现国内和平作出了贡献。为确保毛泽东归途的安全，10月11日，张治中又乘专机亲送毛泽东回延安。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当晚，中共中央为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张治中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途中，毛泽东再次称赞他：“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

张治中在重庆谈判后，又参与了整军谈判。整军方案签订后，张治中陪同马歇尔到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盛大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讲了话，他希望全国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他幽默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他的话引起了掌声和欢笑。张治中回到座位后，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就三到呢？”张治中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全面内战爆发后，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的和谈生涯只好告一段落。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为了挽回残局，于是，国民党方面又派张治中到北平与共产党和谈。张治中判断和谈难成，临行前，他对好友上海《新闻报》的负责人俞树立说：“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并忧郁地说：“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谈。中共提出八条，旨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蒋介石在溪口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和谈破裂了，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呢？代表团成员大多数愿留下来，投向人民怀抱，而张治中一度坚持代表团回南京复命。周恩来诚恳地劝导张治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上海地下党还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女儿接到了北平，张治中终于留了下来。6月27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

张治中留下后，内心一度很矛盾。毛泽东希望他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颇为落寞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泽东恳切地劝导：“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9月，张治中应毛泽东之请，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发电报，劝他们起义，很快和平解放了新疆。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被选为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担任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张治中为新中国的新气象感到高兴，并积极地工作。他说：“我对共产党党员干部，对他们普遍表现的艰苦、朴素、谦虚、踏实、严肃认真的作风，大公无私、忘我奋斗的精神，办事的干练与正确的工作方法，真是衷心敬佩……特别是毛主席，六亿人民的大国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年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出现了数不尽的奇迹。”他真诚地相信共产党能把国家建设好。他本人也尽职尽责。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常委会开过后，张治中提出一项书面意见，主张每位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后，非常赞赏，并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多年来一项传统制度。一次，当有人谈及此事时，毛泽东笑着说：“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反右运动开始后，张治中就党与非党的关系作了长篇的直言，表达了对反右运动的不同看法，于是有人对他不满，贴他的大字报，意欲打倒。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制止道：“不要头脑太热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了！”于是张治中得以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

1958年5月，反右运动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并附上1950年所写《六十岁总结》，送请毛泽东审阅。很快，毛泽东复函，热情地说：“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毛泽东的关怀、鼓励，使张治中为之感动。

1958年9月，张治中曾应邀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在此20天里，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更加增进了友谊和交往。

路上，毛泽东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在场的罗瑞卿、曾希圣等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说得举座皆笑。

视察途中，有一天毛泽东谈起张治中《六十岁总结》，对张治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农户，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前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了得！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曾说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毛泽东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以便于科学决策，改进工作，而张治中确实是能对毛泽东讲真话的诤友。

1949年，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前曾酝酿、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提出不同意见：“‘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的选定。审查小组从征集的2000多种图案中选出了较满意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为旗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黄河、长江、珠江，象征中国文化发源地。另一幅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多数人倾向于三横的一幅。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杠容易被人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同时，以一杠代表河流也不科学，地球上哪有以一杠代表河流的？在老百姓看来，这一杠还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采纳了张治中的意见，建议大家放弃三横的那一幅图案。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布公告。中央写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转告张治中，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开幕时发表了一个全面、扼要的讲话，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名言，就是这次讲的。

作为共产党的诤友，张治中在整风反右中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作的《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又提了4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张治中作为毛泽东的党外朋友，始终怀着诚挚的感情，每逢重要关头，总要提出肺腑之言。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已年近八旬，身体虚弱，病体不支。他不能走上天安门城楼，但仍坚持出席国庆大会。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直言不讳：“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忠言逆耳，坦率、严厉。对张治中的问话，毛泽东没有反驳，体现了他作为伟人的雅量。两年后，即1969年，张治中病逝，终年80岁。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委员交往的一个典范。他们从对立阵营握手相识、相交后，坦诚、真挚、理解，风雨同舟，苦乐与共，是我党统战政策的一个果实。他们一生的交往体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精神。毛泽东对张治中寄予厚望，给予帮助、开导、鼓励，无微不至。张治中对毛泽东由衷钦佩和支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了不少好事。他是毛泽东的好友，也是诤友，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张治中前半生中有20年效力于国民党政府，后半生转到人民的一边，并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经历说明一个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生的路是可以选择的。(注：本文写作重点参考、援引了张余著《“不交党外朋友不行”——毛泽东与张治中的友谊》)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间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　朱德1946年7月24日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简介陶行知(1891～1946)，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最后改名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14年赴美留学，1915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J.杜威、P.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得该校都市学务总监学位，秋季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并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早在20年代，陶行知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起初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来他认为“碰了壁”，就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并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开始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同时，下令通缉他。同年秋，他到日本避难。1931年春，由日本回上海后，任上海《申报》总经理处顾问。他对《申报》的革新、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目睹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极为愤慨，曾著文予以抨击。而对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表示衷心拥护。他极为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国，宣传抗日救国，并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陶行知在伦敦拜谒了K.马克思墓，并作诗抒怀，诗中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小坟葬伟大”的颂语，以表达他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他由歌颂孙中山(诗作《锄头歌》)到歌颂马克思，这是他的思想进步的一个飞跃。1938年秋，陶行知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曾请他担任清闲的高级职务，他婉言拒绝了。1939年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他遇到问题就去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1940年，他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说“中国有救了”。这充分表达了他的心声和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不懈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同时相应地提倡战时教育运动和全面教育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为此，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但他坚持战斗。1946年7月，他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猝然病逝，终年55岁。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的一个光辉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陶行知生平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行知诗歌集》、《幼稚教育论文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志少通千家课》、《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等。试析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常识；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陶行知作为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被誉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也是人所共知的。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奋斗了一生。他去世时，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去唁电，对他作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对这位伟人的敬意和悼念。

说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当之无愧。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致力于教育救国。他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受过苦，也使他立志成才。他上小学时，曾在学堂宿舍的墙上挥毫题词：“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他上金陵大学文科班时，既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又不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渐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产生了兴趣，相信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的观念，于是以“知行”笔名发表论述中西文化的文章，以后索性改名为“陶知行”。司徒雷登回忆说：“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的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教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并行不悖，殊途同归，确是不世出的奇才。”因学校的信任和同学的支持，陶在学习期间负责编辑金陵大学学报中文版《金陵光》，并发表了多篇振聋发聩的论文。

他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中向同学们发出号召，求学要“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他在《国循篇》中表达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他大声疾呼：“吾人救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什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要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多蹉跎。”他在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对中外政治制度的差异和优劣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统治，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此文的写作发表，表明陶行知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日臻成熟。

1914年6月，陶行知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由金陵大学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参加毕业典礼，称他为“秀绝金陵第一声”。陶行知筹足经费后，便赴美完成学业。同年8月，他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政治，兼修教育。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他仅用一年时间就修完全部课程，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文科硕士学位。紧接着，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课程。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职业教育，以及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成就，例如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等等，给陶行知以很大影响。特别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社会生活是有教育意义的”、“思考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等教育哲学原理，给他以启发，成为他以后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1917年8月，陶行知完成在美国的学业，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应聘回国任教。他决心“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要使全中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雄心壮志的指引下，陶行知留学回国后，便投身教育救国的事业。他在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时，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感到必须改革这种教学法，引进西方启发式教学法。他在一次校务会上首次提出改革传统教授法的建议，主张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而是教学生学，即要把教与学联结起来。但他的建议遭到反对，说他“标新”。陶行知并不气馁，他愤而辞去教育科主任职务后，把自己的主张写成了一篇《教学合一》的文章发表出来，文中提出“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一主张逐渐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久，南京高师的各科传统“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陶行知的“教学合一”思想以后进一步发展到“教学做合一”，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教学法。

在教育制度方面陶行知也对中国传统学校制度提出批评，主张引入“六、三、三、四”新学校制度，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并辅以幼稚院、研究院。他还于1918年11月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倡导推广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体制、师资、学生、课程与设施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活动，初步奠定了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五四”时期，陶行知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地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必须打破旧学校教育体制的框框，深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去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

陶行知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乡村教育领域。他说：“中国以农立国，100个人当中有85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0页)为此，他提出教育必须为平民大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服务。这在20年代中国的教育界是一种创新。他写了一首诗，自勉并勉励从事平民教育的同志：人生天地间，各有所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1923年11月，陶行知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表白自己从事平民教育的社会责任感。他说：“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6页)

陶行知猛烈批评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在《我们的信条》中认为：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于是，他创办晓庄学校。他头戴草笠，脚穿草鞋，带领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他们自己盖宿舍，建厨房，挖厕所；自己挑粪、挑水、种粮、种菜、养猪、养鱼；连烧饭、勤务的事都自己干。很快，茅草房校舍建起来了。陶行知把礼堂题名为“犁宫”，并在“犁宫”门口为全校师生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为了教育全校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晓庄学校的一切，陶行知又创作了一首《自立歌》勉励大家：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生活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在教育哲学方面，陶行知扬弃了传统知行观和杜威的经验论，提出实践第一的观念，作为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他指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借用《善辩》的亲知、闻知、说知的观念，论证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52～153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接着论证了实践出真知的观点。他说：“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他用“接知为接枝”的形象比喻，说明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使它成为自己的真知。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的经验做根，那么别人的知识无论怎么嫁接，“也是接不活的”。(《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7～88页)

1932年6月，他在《古庙敲钟录》中进一步提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命题。他解释道：“我们是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是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了创造之路。”(《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12～513页)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行知行》一文，宣布放弃使用了23年之久的旧名“陶知行”，启用新名“陶行知”。他说：从知行到行知，“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转变”。

本来，陶行知办的晓庄学校很红火，深受大众欢迎，不料4年后却被国民党当局封闭了，罪名是陶行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此后，陶行知便转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报》工作，并与史量才一道大胆改革《申报》。

30年代中期，陶行知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直接合作的态度。他先后与中共“支委”的田汉、“文总”的钱俊瑞等建立联络，并与之组织了“苏联之友社”，联络和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1935年华北事变后，陶行知与中共党员周新民、钱俊瑞等联络，表示要联合进步人士组织发动救国运动。当年12月，他与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翌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又被推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36年6月，陶行知得知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时，当即便与邹韬奋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积极促成这件事情，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名义联名发表。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毛泽东于8月10日致信章、陶、邹、沈及全救会成员，对他们的文章和行动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和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陶行知等4人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行动，已经引起全国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对先生们产生无限的敬意。”

陶行知等收到毛泽东的函件后，十分激动，一致表示将以更高的爱国热忱投入即将全面展开的救国运动。

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他是作为中国的新教育运动的杰出代表被邀请赴会的。在伦敦期间，陶行知去郊外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墓。他在杂草丛生的一片荒冢里找到墓号为24748的马克思墓和恩格斯题写的墓志，惊叹这一旷世伟人之墓，竟是这样平凡。陶行知在墓前摄影留念，并写下了《马克思墓》一诗，诗云：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诗虽然只有四句，已充分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之情。此后，他在1938年2月和6月，分别陪同吴玉章、李信慧又两次拜谒了马克思墓。

从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内，陶行知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环游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七次进美国，六次进法国，五次进英国，四次进加拿大，三次进比利时、德国、锡兰，二次过埃及、印度、新加坡，到过一次的国家和地区有：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希腊等。所到之处，陶行知竭尽全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事业，吁请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日，出色地完成了国民外交使节的艰巨任务。

归国后，陶行知便全力投入战时教育。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这一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等在延安举行社庆15周年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亲自到会讲话。李维汉指出，陶先生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化革命以民主科学反对老八股的精神，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反对“洋八股”。这是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整顿三风时所应特别学习的。当时延安还编印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作宣传学习之用。

1939年底，陶行知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一大时，陶行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还担任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社委员会委员，成为战后民盟领导民主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陶行知还是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冬，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倾全力投入和平民主运动。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与陶行知会晤，对他的为人和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极为钦佩，当时还有抗战胜利后的教育部长应由陶来担任的倡议。陶行知对毛泽东也十分崇敬，数次出席欢迎毛泽东的会谈和招待会。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那天，他作为民盟代表亲去机场送行，并合影留念。

1946年1月，政协会议期间，陶行知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为在职和失学青年提供业余教育。回沪后，他为“下关惨案”亲自在国际饭店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指出这次殴打事件是对民主和学生运动的镇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陶行知的处境也很危险。周恩来派中共上海工委成员陈家康特地到陶行知的住处看望他，劝他注意安全，转移住所，摆脱特务的监视，陶行知坦然答道：“我等着第三枪！”后来翦伯赞、郭沫若也一再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还是那句老话。

紧张的斗争，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连续加班加点，损害了陶行知的健康，1946年7月25日晨，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洗脸间昏倒，经抢救无效，12点30分溘然逝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在中午闻知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立即赶到现场，拉着陶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你放心去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获悉陶行知逝世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立即联名发出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间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8月11日，延安各界2000余人为陶行知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会额：“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陶行知先生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与共产党携手奋斗。我们二百万中共党员们，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

陶行知逝世的噩耗传开以后，四海为之同悲。前往吊唁的人士络绎不绝。10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12月1日，陶行知的灵柩被移至南京，安葬在生活教育的发祥地——晓庄劳山脚下。墓前石牌坊上，刻着郭沫若手写的陶行知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的追求，陶行知的业绩，陶行知所走过的路，以及毛泽东对陶行知的评价，将永远昭示、激励着后人前进。(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张登著《陶行知》)

胡适一时成了进步青年的楷模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胡适简介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初名嗣穈，学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一个亦官亦商的家庭。其父为清末地方官吏，其母系农村妇女。1895年春，始在家乡私塾就读。习四书五经。9岁起，阅读《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思想上深受其父服膺的程朱理学的影响。1904年春去上海，进新式学堂，学习了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接触了严复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些给他以很大启发。他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曾参加以“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目的的竞业学会，并一度任白话文会刊《竞业旬报》主编，在该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学。这一时期，他对旧体诗产生浓厚兴趣，因而放弃自然科学，走上专攻文学、史学的路。1910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赔款第2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后来忆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17年完成了论文《先秦名学史》，这是为获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撰写的学位论文。同年夏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同年，与江冬秀结婚。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集中了一批从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1月，他尚在美国时，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复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918年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陆续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早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就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8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带有易卜生的明显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曾经激起过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著有《白话文学史》(上)一书。1920年起陆续写成的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他将所考证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称为历史小说，着重研究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类以《红楼梦》为代表，称为创作小说，着重考证其作者的身世、经历。1921至1933年间，共作5篇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创立“自传说”，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红学”的学派。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为此，他和陈独秀、钱玄同等曾一度成为封建复古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他的偏重语言、形式改革，强调点滴演进的看法，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明显带有改良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色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胡适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1918年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在1919年接编《每周评论》后，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杜威的点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1919年秋，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为翻译人之一。1920年、1921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在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评和抵制后，脱离《新青年》阵营，并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是谈政治的。在愈益频繁地介入政治的过程中，他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1922年胡适在其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大量时事述评，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支持《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要求青年“独坐在图书馆里”，“救出你自己”，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胡适虽曾因编集1929年《新月》月刊讨论人权问题的文章为《人权论集》出版，一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他随即在1930年4月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声言中国应打倒的“五个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全然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存在。1933年初，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因撰文强调维护政府权力，指责民权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此后，又在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上，一再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字，走上了政治上依附国民党的道路。抗日战争期间，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对立面。1946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为国民党政府效劳。30年代至40年代，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继续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早在1919年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继1927年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后，1930年辑成《神会和尚遗集》、写成《菏泽大师神会传》先后发表，作为他研究中国禅宗史的成果。1931年发表《淮南王书》，是他研究道家哲学的成果。1934年发表《说儒》，自认为是研究儒家的重要著作。抗日时期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40年代后半期任职北大校长期间，还曾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有关手稿，1979年在国内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去美国。1954年、1955年间，国内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1957年，他出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于台湾。胡适的主要著作除上面已提及的之外，还有《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论学近著》、《藏晖室劄记》等。胡适逝世后，又有《胡适手稿》、《胡适选集》、《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在台湾出版。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的提倡。试析

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成名成家较早，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赢得许多进步青年的钦佩、崇拜，一时成为学习的楷模。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十多年后他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当年读《新青年》杂志时，坦诚地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毛泽东首先是从读《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文章开始了解胡适的。然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过胡适的课堂教学。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播撒着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深得广大学生和青年的欢迎和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萧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交往更方便了。

对胡适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是认真研读的，如《文学改良刍议》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还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诸如中西学术的关系、实验主义哲学等，请教过胡适，得到过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办《湘江评论》，从刊名到倾向，从形式到内容，都可看出明显受《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在毛泽东这篇文章中，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同一战壕向旧势力进攻的战友。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年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曰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久久吸引了毛泽东。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毛泽东等人后来果真在长沙办起了“自修大学”，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都发表了评论。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还给胡适写过一信：“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　教安。”此信手稿被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短简中，人们不难看出当年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与信赖的。

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出版)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将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他把胡适等“新兴资产阶级”划归“非革命的民主派”，并且认为他们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1949年以后，胡适就被认作反动派了，并且随着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文化学术界开展过对胡适的批判。现在看来，某些批判失之于简单粗暴。

胡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事实如此。《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不是由鲁迅而是由胡适最先提出来的。胡适还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某些批礼教、批节烈观、批孝道的文章，胡适发表在前，鲁迅发表在后，似有唱和关系。另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获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是中外罕见的。胡适还以“自由神”自命，1929年他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他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日四处借款，巡回演说。仅1942年上半年的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结果因劳累过度，致使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青年时期的胡适写过《睡美人歌》，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赴美留学，“愿得西方医国术”，他翻译都德的《最后的一课》，拜伦的《哀希腊歌》；他弃农从文，决心“执笔报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思想。尽管胡适后来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但他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晚年逃离大陆后，支持雷震等人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一方面反共，同时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

从五四运动后期起，胡适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改良，而逐渐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毛泽东当然也就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是，时至1936年，毛泽东仍对外国记者坦诚地承认他青年时视胡适为“楷模”，说明毛泽东评价人物是客观公正的，是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当毛泽东晚年读《红楼梦》时，他仍认为胡适批评索隐派的观点，还是比较对的。

胡适的错误已成历史陈迹，可为后人之鉴；胡适的学术成就，已融入民族文化遗产，价值不灭。

蔡廷锴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蔡廷锴简介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著名爱国将领。广东罗定人。18岁开始在广东新军当兵。1920年到广州入陆军讲武堂受训，毕业后任粤军上尉副官，继任一师四团连长，1923年任孙中山大本营特别团营长。1925年7月，驻粤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蔡廷锴任第四军第十师团长。1926年，蔡廷锴率军参加北伐战争，攻克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新编二十四师副师长、师长。1927年他随叶挺、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等职。当所部离南昌入进贤县时，实行分共，脱离革命，率部转入福建。后其部接受蒋介石改编，他任第六十师师长，参加新军阀的混战。1930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路军军长，后被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被调任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官兵以很大影响。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攻击，蔡廷锴不顾国民党当局“忍辱求全”的指令，临战前坚决抵制国民党当局立即换防的决定，密令全军如遇日军向本军驻地进犯，“应以全力扑灭之”，毅然发起“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各界人民支援下，艰苦奋战了33天，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决心和英勇气概。随后，十九路军再次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1932年底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他于1933年10月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同年11月下旬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蔡廷锴担任该政府委员和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4年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蔡廷锴到南洋等地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日趋密切。1935年在香港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该组织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后期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表示不满，积极参加民主和平运动。1946年4月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同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为该会中央负责人之一。同年秋由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春进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廷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著有《蔡廷锴自传》等。试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马不停蹄地向中国内地进攻，企图独占全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民族危亡、国家存亡的局势，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中共中央便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两天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认为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不断欺骗和多次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

对于革命的政治策略问题，毛泽东在这篇报告里也作了最完整的分析。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他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这里，毛泽东把蔡廷锴由反共到抗日，再到联共反蒋的变化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加以论证。他指出，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这是国民党营垒破裂的标志。毛泽东从蔡廷锴这一转变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因此，他指出全党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共同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蔡廷锴在民族危机的国难当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是一个有益于革命的爱国爱民的行为。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函蒋光鼐、蔡廷锴，“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毛泽东在信中的字里行间，对蔡廷锴等人的爱国之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许。蔡廷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也成了被人们传颂的著名爱国将领。

郭沫若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郭沫若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作家、诗人、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毛泽东和他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国民党通缉，他流亡日本，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郭沫若高兴地和毛泽东再一次见了面。当他看到毛泽东使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便深情地解下自己所用的表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修理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长期以来，毛泽东与郭沫若不仅有工作上的合作、共事，也有私人交往。二人往来密切，探讨学术，漫话古今，诗词唱和，交流阅读和创作心得体会，等等。对郭沫若的著作，毛泽东十分重视和珍爱，郭沫若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十批判书》、《中国史稿》等历史著作、历史剧及文学作品等，故居里都有收藏，并时常阅读，多有圈画。郭沫若也虚心好学，尊重毛泽东，常将自己的作品送呈毛泽东指正。

抗战时期在重庆，郭沫若写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等著名历史剧，借历史人物和故事，宣传爱国主义，激励革命人民的斗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暴行，深受群众欢迎。郭沫若曾将他于1942年创作的《虎符》剧本寄往延安赠送给毛泽东。《虎符》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影射国民党反动派。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赞扬他所做的工作。信中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毛泽东的信给郭沫若以莫大的鼓励。

1944年3月，在纪念李自成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之际，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论著《甲申三百年祭》，全文约1.9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该文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另一价值，在于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惨痛教训，阐明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千万要防止骄傲。《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很快就传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李自成起义军成败的经验教训值得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甲申三百年祭》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即将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于是，党中央把它列为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特地致信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赞扬其“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信中倾诉衷肠：“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款款写来，平易亲切，谦逊真挚。既谈了私人情谊，又讨论了革命事业；既有感激，又有期望，给人以教益。

为了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告诫全党力戒骄傲，谦虚谨慎，不可腐化，抵制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郭沫若是学者型的历史学家，毛泽东是政治家型的历史学家，二人的智慧交汇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刘伯承是条江水挡不住的龙

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简介刘伯承(1892～1986)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一个贫苦家庭，乳名孝生，又名刘明昭，字伯承。幼年的刘伯承上过私塾，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在夔府中学只读一年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辍学后在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而流落川江的任贤书的启蒙和影响下，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思和救国救民的志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毅然剃掉辫子到万县参加革命学生军。1912年刘伯承考入重庆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开始了他长达74年的军事生涯。毕业后到同盟会员熊克武任师长的川军第5师任职。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1916年3月，刘伯承在领导川东护国军攻占丰都与袁军作战中，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不幸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3年底，在成都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杨!公。在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在1926年5月，经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生中新的一页。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领导了沪(州)顺(庆)起义，他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沪顺起义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历时167天，到1927年5月，在强大的反动势力进攻下，归于失败。刘伯承秘密出川，到达武汉，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不久，刘伯承悄然离开汉口，同吴玉章等人来到江西南昌，协助周恩来、朱德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参与指挥作战行动，任参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失利后，刘伯承随军南征，到达广东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香港辗转到上海。年底，他和吴玉章等人秘密转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初夏，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深造之后，秘密回国。经满洲里到达上海，见到了周恩来。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不久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了想尽快到苏区，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愿望。1931年11月初，刘伯承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让他担任了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治委员，把办好红军学校这项紧急而又有长远意义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设立总参谋部，在周恩来、朱德的提议下，刘伯承于10月出任参谋部总参谋长。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刘伯承还写了不少军事著作，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军事思想是一个补充，有些则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来到苏区，“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峰。刘伯承和毛泽东对李德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结果，正确的意见未被采纳，刘伯承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下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长征开始后，刘伯承随五军团殿后，掩护大部队前进。在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上，刘伯承被调回军委，任军委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此后，刘伯承由殿后变为开路先锋，担负着为中国红军杀开血路的重担。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在刘伯承指挥下，红军先遣部队强渡乌江天险，智取遵义城。1935年1月，刘伯承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5月，他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了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随后，他和聂荣臻共同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5月25日，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刘伯承指挥部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七旦村伏击战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抗日名将刘伯承的威名也随之传遍海内外。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刘伯承组织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辉煌战果。百团大战后，他组织由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构成的武装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历任晋冀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8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双十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下旬，他又指挥部队进行了平汉(邯郸)战役，歼敌2.3万余人，同时还争取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万人起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6年8月，刘伯承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底，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12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远离根据地，长驱南征，千里跃进大别山，他们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深入到了敌腹心地区。又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从同年9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刘伯承参与指挥渡江战役，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市长。同年冬，刘伯承指挥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底，刘伯承受命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任院长，为教育和训练全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贡献。1954年起，他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9年后还曾负责战略研究工作，为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元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试析

毛泽东对川中名将刘伯承的威名早有所闻，早在1929年，当中央想调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去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根据地和红军建设如此重要，中央不应忽视。如果非要毛泽东、朱德离开根据地，应速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指挥红军。由此可知，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对刘伯承非常信任。而此时，刘伯承尚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他身在异国他乡，却依然十分关心国内的战争情况，对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极为振奋。有一次，他拿着毛泽东起草的后来定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对人说：“第一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从第二篇文章可看出，国内斗争还非常困难，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

1931年11月，刘伯承到达中央苏区，实现了和毛泽东一同战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在“左”的错误面前，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并因此由红军的总参谋长降为五军团的参谋长。长征开始后，红军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并终于接受了他提出的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为实现这一建议，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参加长征的指挥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委托刘伯承指挥关键战斗，非常赞赏他的组织能力。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速渡金沙江，彻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伯承一马当先，率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畔。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迅速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当时，蒋军已发觉红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盘旋侦察。5月2日，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进军，一军团为左纵队，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刘伯承率领的中路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然后抢占皎平渡口。

刘伯承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赶路160多华里，于5月3日晨抵达江边，缴获了两只木船，偷渡到北岸成功，并消灭了四川军阀一个连的守敌，完全控制了皎平渡的南北岸。刘伯承又亲自侦察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搜寻船只。后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又找到5只木船。刘伯承极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七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河。”军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陈云为政委，在金沙江边山洞里组成渡江司令部，负责指挥部队渡江。与此同时，原定在龙街渡江的一军团，因江面太宽，架桥不成，又无船只，未能渡成。在洪门的三军团也是类似情况。整个金沙江只有皎平渡一处是红军的生路。鉴于以上情况，军委急令一、三军团速到皎平渡过江。渡江司令刘伯承一面冷静地指挥和调度部队渡江，一面派出部队翻山三十里，抢占通安镇，消除敌人对皎平渡的威胁，以保证红军指战员安全渡江。刘伯承亲自守在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有方，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毛泽东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经过九天九夜，中央红军的全部人员都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等最后一班船靠岸，才松了一口气，并下命令说：“把船全部烧掉，让蒋介石望江兴叹吧！”第二天，当敌军的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边时，船只已经烧毁，只见波浪翻滚，连红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为了颂扬这段光辉的历史，特意写了一首向部队宣传教育的诗歌，其中有两句形象地写到：“江南剩双破草鞋，蒋贼气得哭丧病。”

巧渡金沙江是刘伯承在军委领导下亲自指挥的一次重要行动。这一行动使我军开始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尾追之敌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从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于5月24日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汇入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河水汹涌澎湃，河面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却步。每一位到过大渡河的人都不能不为它的险恶所动。不仅如此，而且还因为它曾经使太平天国一支声势浩大的劲旅——石达开的部队全军覆没在这里。当时，红军面临的情况一点也不比当年石达开所处的境况轻松。前面是大江拦路，后面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在一步步地逼近，前头还有截击的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杨森的部队。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向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地区，甚至可能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而蒋介石早已认为红军是第二个石达开，难逃覆没的命运。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刘伯承的身上，委以重担，命令刘伯承等率先遣队抢占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再一次显现出神龙的气势，他率红一师红一团成功地奇袭了安顺场，迅速地抢占了这个渡口。紧接着于5月25日又指挥红一团的十七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过河，打开了第一条通路。随后，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使红军又一次摆脱了困境，继续北上。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由晋冀鲁豫地区，一直向南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深入皖、浙、赣、闽的广大地区，最后席卷大西南，解放川、滇、黔、西康四省。刘伯承指挥大军大踏步南进，渡过了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其中最危急、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程中所渡过的那些大小河流。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以勇敢迅猛的动作，在国民党战线中央山东东阿至河南濮县500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而揭开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十几万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通过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挺进到大别山。至于1949年4月20日，刘伯承参与指挥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刘伯承不仅仅是一条任何江河也挡不住的龙，而且是一名军事全才，是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是军中的“战神”。1956年1月，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时，毛泽东来到这里视察，亲切接见院和各部、系的领导干部。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院长是因为他有极丰富的战略、战役、战术经验”。的确，刘伯承在战争中，表现出深谋远虑、指挥果断而灵活的大军事家的风度和才能，形成了自己的指挥风格。

刘伯承的指挥艺术和风格，首先在于他能时刻从全局出发，把握全局。他能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总揽全局，牢牢地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略进攻开始后，敢不敢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能不能实现中央的战略设想，扭转整个战局，这样艰巨的任务摆在了刘伯承的面前。刘伯承深知：“跃进的任务是一个险关”，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跃进到敌人深远的后方去作战，是史无前例的、独特的进攻样式，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艰难险阻。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不管哪种前途，都要付出代价，经受严峻考验。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刘伯承从全国的战局考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确认我军发起战略进攻的时机是成熟的，深信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是英明的。因此，必须下定决心，克服畏难情绪，执行中央的决策，从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刘伯承用兵的特点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注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对我军的游击战、运动战作了如下简明的阐述：“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抗日战争期间的奇袭阳明堡、七亘村重叠设伏等战斗就是高度机动灵活的著名战例。刘伯承对战役战斗的指挥，特别强调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注意把握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他把每战之前都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项客观实际，称之为打胜仗的“五行术”。他指出，一个指挥员如果“五行”不定，在战役、战斗中就会输个干净。在实际的指挥作战中，刘伯承还广泛吸收我国古代兵法的精华，创造了“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许多战法，他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运用到战略、战役、战斗中去，形成克敌制胜的法宝。陈毅同志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来称赞刘伯承同志，这是正确的评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军事著作和教程，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原国民党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1948年的战地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谓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超过刘伯承者。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过共军？”“(共军)‘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尾随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阅奸匪《重要文件汇编》，觉刘伯承之学识、见解俱高”。这部令国军将领震撼的书叫《合同战术》，是刘伯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校译的一部苏联军事作品，这是刘伯承翻译的诸多的外国军事著作中的一部。刘伯承还总结了自己作战、建军的经验，写成了众多的军事理论著作，晚年他将数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刘伯承军事文选》整理出版，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的集成，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毛泽东就考虑到，我军部队军官的素质比较低，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应该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创办军事院校。毛泽东想到了刘伯承。1950年，毛泽东给远在西南的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回京筹办陆军大学。刘伯承来到了北京，接受了这个重任。在南京创建了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任院长兼政委，历时7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伯承所做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对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听了刘伯承关于军事学院的汇报，幽默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毛泽东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是对刘伯承创建的军事学院的极高赞誉和勉励。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出名。她早年就追随孙中山革命生涯，后来与背叛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宋庆龄简介宋庆龄(1893～1981)，中国近代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卓越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德(Rosamonde，又译作洛士文)，曾用名庆琳，化名苏吉、林泰，日文化名中山琼英。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其父宋嘉树是一个传教士、实业家兼革命党人。她七岁时进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7月毕业。同年夏，赴美国留学，最初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后进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女子学院文学系读书，1913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任孙中山秘书。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反袁、护法运动中，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地劳苦奔波，协助孙中山从事新的斗争。1921年，她发动广州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并亲自率领会员到前线慰问。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她在危急形势下，坚持孤身留下吸引敌人，让孙中山先行离开险地，表现出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此后，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以及列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商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积极支持、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并决心继承遗志，奋起完成其未竟事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初，她在汉口创办妇女政治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宁、汉合流”前夕，她又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决裂。同年8月1日，她和邓演达、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罪行。同年8月底，宋庆龄为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完成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遗愿，出访苏联。在苏、德、法等国期间，她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7月宋庆龄回国后，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宋庆龄之宣言》，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质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投降活动，深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国为民不遗余力。面对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掩护和营救了许多被迫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她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为促成、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各党派、团体以及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战灾儿童福利工作。这个组织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真相，并把募集的钱款和医药物资运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5年12月，宋庆龄在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解放战争时期，她通过各种渠道，给解放区以巨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援。1948年1月，宋庆龄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国际事务中，宋庆龄在1950年11月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2年10月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称号。同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著作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试析

1957年11月，宋庆龄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苏联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会议和活动结束后，毛泽东与宋庆龄同乘一架飞机归国。在飞机上，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

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毛泽东称宋庆龄为国母，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宋庆龄光辉的革命生涯的高度评价。

宋庆龄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亲眼目睹了丧权辱国、生灵涂炭的惨状。她为拯救中华、振兴中华奋斗了终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承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表现出非凡的革命精神，是为新中国奋斗的先锋战士。

宋庆龄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革命理想，立志改变祖国的面貌，对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在留学美国期间，在一次课堂讨论中，一位美国学生宣扬中国被历史淘汰了，人类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宋庆龄当即予以反驳，她说：“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占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决不会被淘汰……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决不会永远沉睡……有一天东亚醒狮的吼声必将震动全世界”。当她获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立即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欢庆“四万万人民从极端君主制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坚信中国对于人类的进步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

宋庆龄留学归来后，便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拯救中国的革命运动。她拒绝了家庭为她选择的婚姻，坚定地和孙中山结合，成为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后，宋庆龄化悲痛为力量，决心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旗帜，“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奋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有的人悲观失望，有的人脱党退党，有的人自首变节。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宋庆龄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念。她认为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铸造未来，无疑将起作用。她看到工农力量的伟大，认为“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认定“中国共产党无疑的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终将变成燎原之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历史考验。宋庆龄站在时代前列，从1932年起就不断地发表文章和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经过持久抗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宋庆龄的信心和勇气，给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以巨大鼓舞。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正因为宋庆龄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所以在她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原则性，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和革命道路，宋庆龄在国家命运和家庭之间做出了痛苦的但却是正确的选择。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的五个姐妹兄弟都程度不同地与蒋介石合作，并相继劝她回到她所属于的家庭，不要“孤身一人”。然而宋庆龄义无反顾地和他们分道扬镳。在她看来，是宋家为中国，不是中国为宋家，她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宋庆龄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诸阶段。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能够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完成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宋庆龄参加革命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13年，她留学归来，任孙中山的秘书。她服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将满腔救国热情倾注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由爱国主义走上了民主主义。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宋庆龄经历并参与了其中的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孙中山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适应历史潮流，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拥护和促进了孙中山这一重大思想转变，并在孙中山逝世后捍卫和发展了新三民主义，从而使自己由一般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

宋庆龄沿着新三民主义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先是与国民党右派集团西山会议派决裂，接着又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公开决裂。事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出访苏联等国。1931年8月回国后，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多次申明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真诚向往。她在30年代初相继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及《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等重要声明和演说。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宋庆龄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拥护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用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赞赏工农苏维埃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坚信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表明，宋庆龄已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升华。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转变，是因为她具有自我革新的胆识和不懈的革命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深受各族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她有幸看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垮台，为中国革命航船再次绕过险滩暗礁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她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四化建设，并为之贡献出晚年的全部精力。她早就被共产党人视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她逝世前不久，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多年来的夙愿。这也是她顺应时代，不断前进的光荣归宿。

宋庆龄在光辉的一生中不仅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且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保卫世界和平的前驱。

宋庆龄参加革命的时候，适逢地球上笼罩着帝国主义政治控制和军事侵略的浓重阴云，特别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世界战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在她看来，“惟有全世界人类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她致力于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动员各国人民共同斗争。从1927年底开始，宋庆龄多次参与发起和主持重大国际性和平、反战的组织或会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27年12月，她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了第一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8月，她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后来，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即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各国进步人士发出关于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呼吁，得到了罗曼·马比塞、高尔基等著名反战人士的响应。1933年，“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非战会议。虽然国民党及租界当局禁止开会，但宋庆龄蔑视他们的禁令，冲破阻挠，使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各国代表一致谴责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谴责中国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屠杀。大会还宣布成立中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宋庆龄被选为主席。

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积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尽其所能地援救国际友人，抗议法西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暴行，谴责帝国主义者对主权国家的侵略。1931年6月，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及夫人被捕后，关在苏州军人监狱。宋庆龄接受百余名教授的联名呼救电，亲赴监狱探视牛兰夫妇，并电告南京政府予以释放，保护了牛兰夫妇的生命安全。1933年5月，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法西斯对国内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并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到德国领事馆提出抗议。1950年12月，当宋庆龄获知日本反动政府残暴地对待无辜的工人时，立即致函日本劳农救援会，声援“松川事件”中的被捕工人。1951年2月，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行径。对于美帝国主义用军事力量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其他岛屿，把日本、菲律宾、泰国以及其他国家变成他们的军事基地，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或声明，进行了凌厉的抨击。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大大加强。宋庆龄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和平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1950年6月，宋庆龄发表了《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为〈真理报〉作》一文，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愿望，向全世界声明：“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鼓舞着全亚洲走向世界和平。”不久，她又给美国人民捎去信息：新中国有一个特点，即“我们是一个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我们珍惜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她在国内热情接待了许多国家的来访者，也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取得巨大成功。宋庆龄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1952年被选为亚洲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这些国际、国务活动中，宋庆龄积极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竭其所能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由于长期以来她在这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荣获了斯大林和平奖。

宋庆龄作为杰出的女性，还表现在她是关怀少年儿童的光辉典范。她以慈祥博大的胸怀，始终拥抱着、温暖着亿万少年儿童。她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雨，亲眼目睹了中国少年儿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命运，并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倾注了心血和智慧。她是全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她把少年儿童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她既看到旧中国儿童受苦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认为救济和教育他们即是为人民的胜利培养力量。她为新中国的儿童感到骄傲和幸福，将他们喻为初升的太阳和初绽的花朵，说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和人类的至宝。她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关怀少年儿童。早在1938年9月，她发起成立救济儿童的总机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设许多难童收容所、孤儿院，以及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和学校等为救济战火中的儿童奔波忙碌。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上海贫民区创办儿童福利站和妇幼保健室，给生活无着的儿童免费发放衣物、食品，治疗疾病。她还大力支持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儿童福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国家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在百忙中关心着少年儿童事业。从1951年起，她一直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得到斯大林和平奖金10万卢布和《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稿费5亿元人民币(旧币)后，她毫无保留地全部捐献给儿童。她为少年儿童创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图书馆，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关心儿童，必须了解儿童。宋庆龄乐于和善于和孩子们交朋友，经常和他们一起欢度节日或观看展览、演出，与他们通信，请他们到家中做客。为了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宋庆龄笔耕不辍，几乎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都要为少年儿童撰文或题词。就在她生命垂危之际也表现出对少年儿童的慈爱之心，拳拳之情。临终前半个月，她曾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并在病榻上写成了《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一文。

宋庆龄对少年儿童的关心，不仅表现在解决他们的衣食娱乐方面，更体现于对他们的全面教育。在旧中国，她就注意孩子们的文化知识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反抗压迫。如在上海儿童福利站举办识字班，筹建儿童剧团，对儿童进行政治、文化启蒙教育等。在新中国，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少年儿童工作的基本任务，即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她认为思想教育比之物质给予更为重要。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离开了教育，孩子们不会因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自然红”起来。因此，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思想，用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宋庆龄也不放松少年儿童的智育、体育和美育。她要求孩子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掌握建设祖国的真才实学，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足够的勇气，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为使少年儿童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她呼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她格外重视文艺作品对少年儿童的启迪作用，认为优秀的作品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点燃他们的想像力，而且能在纯洁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优良品质的种子。她殷切希望通过阅读、歌咏、舞蹈与戏剧等形式来丰富少年儿童的教育。

少年儿童是属于全社会的，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宋庆龄要求全社会行动起来，人人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家庭、学校(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社会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她的号召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与宋庆龄之间有着长期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单是《毛泽东书信选集》，就收录了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三封信。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人同以往一样，从未忘记一向支持我们党，始终在政治上与我党保持一致的宋庆龄。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邀请信，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又派邓颖超带着他俩的亲笔信赴上海接宋庆龄北上。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毛泽东获悉，极为高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出名。8月28日，毛泽东到火车站迎接北上的宋庆龄。当列车刚一停稳，毛泽东便迎上前去，欢迎宋庆龄下车，高兴地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一生鞠躬尽瘁，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走过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建树了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是当之无愧的女中豪杰，国之瑰宝。

续范亭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这个人很有骨气。可惜了！续范亭简介续范亭(1893.11.27～1947.9.12)，名培模，别号恕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定襄县)。16岁时，考入太原市一所中学，第二年转入山西陆军小学，接受初级军官训练。不久，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1912年秋，续范亭考入保定陆军中学。1919年，续范亭从保定西去，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参谋。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杨虎城，并结成密友。1920年冬，续范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秋，续范亭就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续范亭对国民党非常失望，他尝试着寻找真正的救国道路，并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重。12月26日，续范亭出于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彻底失望，在中山陵前剖腹自尽，希望以鲜血和生命警醒反动政府，唤醒民众。恰好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就在附近，他奋力相救，续范亭方脱险还生。此举在南京立即引起轰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一致称赞。此后，续范亭在彷徨中苦苦追求，但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甚至一度曾产生了削发为僧的念头。经过长时间寻求、观察与比较，续范亭终于选定了跟共产党走这条道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派人将续范亭接到西安议事。续范亭问杨虎城是否已联络共产党，能否与共产党一致活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时非常满意。西安事变后，续范亭精神重新振作，他活跃于政坛和战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年，受杨虎城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重托，续范亭离开西安前往山西，推动阎锡山抗战。8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续范亭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总动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5月，续范亭来到延安。他郑重提出要单独拜会毛主席。他的这个愿望得到实现，毛泽东很快就会见了他。在和毛泽东会谈之后，续范亭受到了很大鼓舞。他衷心敬佩毛泽东，将其引为知己，并与毛泽东诗赋相和。其中《赠毛主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同年6月，阎锡山解散战动总会，下令将保安二区的部队缩编为山西陆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任师长。为了反击阎锡山对新军和八路军的进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区党委决定于1939年12月30日成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后来又成立西北军区，续范亭任副司令员。1940年以后，续范亭曾任晋西北行署主任等职。任职中，他忘我工作，充满激情。同时，续范亭也特别注重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1941年初，续范亭因劳累过度，到延安就医。疗养期间，续范亭常常与解放区的人接触，他为解放区军民的和谐融洽而感动，也为解放区官兵的精神面貌所感染。解放区与国统区的鲜明对比，使续范亭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先进力量，真正的民主力量，是广大劳苦群众的真正保障。1947年8月14日，续范亭突告病危。毛泽东和中央许多领导人纷纷来信慰问。9月12日，续范亭因病医治无效，在山西临县逝世。终年54岁。他在弥留之际，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党政军领导机关并转续范亭家属，决定追认他为共产党员。试析

在我国现代史上，续范亭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人。他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奔走呼号，鞠躬尽瘁，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对于续范亭，毛泽东非常欣赏，誉其具有松柏一样的气节，是民族典型。对于一名现代人物，毛泽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并连用“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等语，还不多见。

这个评价是对续范亭一生的高度概括。

1931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令不抵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被日寇铁蹄践踏。富有爱国心的续范亭对此深表不满，心情极度苦闷，在彷徨中苦度时日。1935年，日军不断进行挑衅，并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接着又策划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其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之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面对国土沦丧，国将不国的严酷现实，续范亭痛心疾首。他认为“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为抗议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1935年12月26日，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希望以此来警醒国民党反动派，唤醒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他在自杀前，作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在诗中，续范亭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摧残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反动行径，表达了向往自由、向往光明的拳拳爱国之心。

续范亭剖腹未死，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相救，方脱险还生。此举在全国立即引起轰动。

毛泽东一向钦佩有气节的人，他曾经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续范亭不惜以死来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其气节，其勇气，让毛泽东深深叹服。毛泽东称赞续范亭“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很有骨气”，把他誉为民族典型。

1941年初，续范亭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到延安就医。当他的担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等领导人专程前来迎接，并亲自过问续范亭治疗和所需药物，事后又专程看望他，使他感到十分温暖。这年11月6日，续范亭应邀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一次会议。2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会议上的演说》，感动得热泪盈眶。正在他心潮澎湃不已之时，毛泽东提议请他登台讲话。续范亭激动地说，我奔走了十几年方始感到中国的光明，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劳苦群众的保障，因为有“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1944年，阎锡山仇共情绪高涨，他向中外记者团发表谈话诬蔑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看到有关报道后，提出请续范亭写一篇文章予以驳斥，因为他曾经与阎锡山共事很长时间，说话有说服力。续范亭欣然挥笔，在病床上写就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8月19日，续范亭将文稿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当即批示：“陆定一同志：这是一篇奇文，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8月22日，毛泽东亲自致信续范亭，对这篇文章倍加赞许，并对其病体表示亲切关怀。毛泽东的信使续范亭感到无比欣慰。病好之后，续范亭很快回到了山西前线。

1947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一年的激战，国共两党兵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下降为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则由120万发展到195万，其中正规军100多万，装备大为改善。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机动兵力多，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8月，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9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等三路大军完成展开，构成“品”字形态势。国民党被迫撤军中原，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进攻，民主解放事业胜利在望。然而，就在这时，续范亭突告病危，竟与世长辞。

消息传来，毛泽东非常悲痛，他为续范亭于胜利在望，事业垂成之时逝世，没有看到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立而惋惜，为人民失去续范亭这样的民族典型而扼腕，他亲笔写下了挽词：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毛泽东的挽词对续范亭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并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后来，在与别人谈起续范亭的不幸逝世时，毛泽东还伤感地说：“这个人很有骨气。可惜了！”

范文澜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

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范文澜简介范文澜(1893.11.15～1969.7.29)，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初字芸台，后改仲法。生于浙江省绍兴(清代属山阴县)城内一个官僚地主家庭。5岁入私塾发蒙，并由父亲范寿钟亲自教读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191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第二年又考入北大文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并常聆听鲁迅先生讲碑帖、金石学。大学时代的范文澜“笃守师法”，朝夕诵习古文、经书，决心以专精训诂考据为己任。1917年夏，在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先给校长蔡元培当过短时间的私人秘书，随后辗转沈阳、河南、天津等地，一面教授文史，一面潜心著述。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参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大革命浪潮唤起了范文澜政治上的追求。他决心“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跟上革命的“大时代”。他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1926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言行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遭逮捕，获释后到北京，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等，并担任过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虽然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他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秋和1934年秋，他两度被北平当局所逮捕，均由蔡元培等营救出狱。1936年夏，范文澜到河南大学任教，讲授文史、经学等课程。七七事变后，主编《经世》战时特刊，支持《风雨》周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又与嵇文甫创办河南大学抗战讲习班，训练抗日青年。因其抗日活动遭河南地方军政当局禁阻，1938年夏，45岁的范文澜辞去河南大学教授职，率战时教育工作团随新四军行动，不久，到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奔走于信阳、桐柏一带。1939年9月，在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镇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范文澜遵照组织决定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飞跃。在这之前，他虽然在政治上有了长足进步，由一个“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的学究，转变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但在学术上，始终未能脱离旧有的治学轨迹。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出版了《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抄》、《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著作，成为饶有名气的文史学家，但并未将其学术和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这以后，范文澜的学术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大踏步地迈上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范文澜在延安历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期调中宣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同时，与国民党的封建专制和反共宣传作斗争，撰写并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等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富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1940年八九月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讲演，在学术界率先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经学的阶级本质、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作全面的评述。1941年、1942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宋辽至清中叶)，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具体分析，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被史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1946年2月调离延安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即《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特征，高度评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功绩。1949年9月，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八次、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起，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至1965年先后出版了远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册。和郭沫若、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等一道，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范文澜是从旧学的“老营盘”转入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史学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后，他集革命者和学者于一身，以其学术服务于革命事业，又以其高昂的革命斗志，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道路。他对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古代和近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爱国主义、封建主义长期延续、批判地总结经学等，都提出过独到见解，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蹊径。重要论文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试析

范文澜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人把他与郭沫若并称历史学领域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毛泽东从40年代开始就和范文澜交往密切。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深刻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有重大影响。

1940年初，范文澜带着30多箱书籍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这一年的秋天，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亲自前去听了课。会后，范文澜把这次讲演的提纲送给毛泽东审正。毛泽东很高兴，即于九月五日写了一封回信，热情鼓励范文澜的经学研究，还建议范文澜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毛泽东还谦虚地表示：“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毛泽东的这封信，对范文澜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范文澜到延安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很器重范文澜，经常就历史研究工作与范文澜交谈探讨。一次，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范文澜主动拟出编写提纲，并就有关体例、写法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比较好。《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写的。《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开始在延安出版。内容包括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的历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与过去旧史书相比，它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第二，把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第三，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分析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把封建社会又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相对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该书夹叙夹议，寓论于史，通俗生动，要言不烦，引人入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读过很满意，建议以后写得再大些，写它300万字左右，并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建国以后，范文澜仍然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他的女儿李讷到范文澜家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

范文澜在1969年病逝之前，对一位友人说：“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他谈到上述毛泽东对他写《通史》的意见，流露出异常的兴奋，表示了急于工作的迫切心情。直至临终之前，范文澜的书桌上还整齐地放着那部未完成的《通史》书稿，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间。

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之流对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迫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站在东头，离毛泽东较远，当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在林彪、江青集团不可一世的那种时候，毛泽东大声讲出的这两句话，其意可不只是一般的打招呼，是对范文澜的保护和支持！

据说，毛泽东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多次称赞。1964年，毛泽东在读《史记》和《中国通史简编》时，满怀激情地写下一首《贺新郎·读史》的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全词用凝练的语言，囊括、评述了中国自古至今数万年的历史。这也是毛泽东读史时，作为伟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其心境和情感的自然流露。

1940年毛泽东给范文澜的那封信中，关于要重视研究近代史的建议，引起了范文澜的高度重视。他说，自己以前主要搞古董，读过毛泽东这封信后，使他下决心研究近代史。此后，他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等以五四运动为界线的有关近现代史的许多著作。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又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于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历史教学》第6期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又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一文。范文澜说，“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他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他指出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无一不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他说：“这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而“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的支流而存在”。范文澜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文澜的这一观点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在1958年5月8日，即范文澜的文章发表10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范文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由衷的敬佩。早在延安时，这两个热爱读书的人就经常交换书读，范文澜送给毛泽东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至今珍藏在中南海故居的书库里。毛泽东还经常介绍友人到范文澜处借书看。1946年，范文澜读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后，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写了一篇《〈沁园春·雪〉译文》，发表于同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上，盛赞这首词：“气魄的雄健奇伟，词句的深切精妙，不止使苏(东坡)、辛(弃疾)低头，定为词中第一首……”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

范文澜对毛泽东在史学方面提出的正确意见，总是认真贯彻。1953年秋，史学界筹办《历史研究》这一刊物，毛泽东指示，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范文澜坚决拥护，并且身体力行。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范文澜写的《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表示深信双百方针“将使我国文艺和学术绚烂多彩地发展起来”。他和郭沫若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在学术刊物上平等的讨论，同时在领导历史学界的活动中，却又彼此推崇尊重，丝毫不存在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文澜多次赞扬郭沫若，说郭老虽然工作非常忙，却能挤出时间经常写文章，他还形象化地比喻说：郭老“种的是阡陌相连的大田，出产品特别丰富”，号召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工作者要向郭老学习，勤于写作。

范文澜生前有句座右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治学严谨，其著述史料翔实，论从史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字优美，用词洗练，开一代新文风。值得指出的是，他生前未能完成的《中国通史》，已由其助手蔡美彪牵头，组织多名史学家协力完成，全书10卷，于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印刷出版，至此可以告慰范文澜的在天之灵。

梁漱溟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简介梁漱溟(1893～1988)，现代学者、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原名焕鼎，后以漱溟为笔名，终生沿用。原籍广西桂林，本人诞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曾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后任《民国报》编辑。他早年潜心研究佛典，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长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1917年，受聘至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1924年到山东办曹州高级中学。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及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8年，他仿照中国古代“吕氏乡约”，提出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拟定开办“乡治讲习所”的方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1929年，到河南辉县百家村办起一所河南村治学院，自任教务长。1930年主编《村治》月刊，宣传他的政治理论。1931年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他去邹平县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和菏泽两县为实验县，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案，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以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他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作为“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出路。他强调“教育即乡村建设”，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乡村社会受到西洋潮流的刺激，引起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乡下人精神“破产”，这是“乡村破坏”的主要方面。于是，他宣称中国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要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作广义的教育功夫，使政治伦理化，经济合作化，力求乡村内部“团结自救”。他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乡农学校、乡学村学，尽量用“情意教育”、“道德教育”去进行“精神陶炼”，建立“情谊化”的乡村组织，以便恢复固有的中国“民族精神”，而保持“乡村文明”。在30年代，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曾举行了三次，并产生了一个“乡村建设学会”，当时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对一些乡村工作者有一定影响。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以“第三方面”(乡村建设派)身份奔走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他曾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刊《光明报》。他还在重庆、成都、桂林一些高等学校讲学或任特约讲座教授，最后在重庆北碚主办勉仁文学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1988年6月23日逝世，终年95岁。试析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比毛泽东还早生70天。二人交往甚多，也很密切。在他们几近跨越世纪的交往中，曾有多次角色倒换：

起初，梁漱溟是大学教授，毛泽东是北上求师问道的小职员；

接着，梁漱溟是“领袖”(即蒋介石)的座上客，毛泽东是被“领袖”驱逐、偏居一隅，然而信仰坚定、信心百倍的“匪酋”；

再往后，梁漱溟是漂泊无定所且斡旋无效的中间人，毛泽东是对峙的两强中的一方；

最后，毛泽东是亿万人民的大救星，而拒绝出走国外的梁漱溟成了接受提名政协委员的客卿。

梁漱溟早年随家住在北京城内崇文门。他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群书，自修成才。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与杨怀中成为同事，继而成为忘年交。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杨怀中家登门拜访。而为之开门的，常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相视点头问候，并不互报姓名。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于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话，唤起了梁漱溟对旧事的回忆，并佩服毛泽东的好记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时期。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历时7年的以改良主义为指导的乡村建设活动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八一三”抗战失利后，他怀着对蒋介石政府抗战的彻底失望、对抗战前途的极度忧虑甚至悲观的心情，从武汉登程北上延安向毛泽东讨教解决时局的难题。梁漱溟同毛泽东见面后，便把他从山东经南京、武汉到延安的沿途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他目睹的是一幅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败景！尤其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员，无心抗战，有的舍弃大片国土，不顾亿万同胞的生死，不战而逃；也有的只顾自己逃难，并把资产、妻儿送到国外……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相比之下，梁漱溟自然联想到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蒋介石关于抗战的讲话、文稿连篇累牍，梁漱溟不但听过看过，而且还与蒋介石本人面谈过若干次，但从来没有像与毛泽东这一次谈话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延安第一次见面就长谈至深夜，毛泽东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很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10年，已是93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第一次赴延安时在第二个晚上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于是在1951年于《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不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解放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同在北京，见面较为方便，毛泽东常与梁漱溟会谈，在一起吃饭，还亲自过问解决了梁漱溟的住房。在1953年9月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也许正是由于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这样久远而频繁的交往，他才敢在这年9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拍案而起，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辩。此后，尽管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乃至在四年后有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也因为他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未被卷入，但是，他与毛泽东本人之间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了。

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对现实某些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是有独到的见解，有的比较正确，但对中国走什么道路这个大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分歧的。毛泽东认为梁漱溟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

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

你(指赫鲁晓夫——编者注)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你(指赫鲁晓夫——编者注)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赫鲁晓夫简介赫鲁晓夫(1894.4.17～1971.9.11)，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一个矿工家庭。幼年当过牧童、雇工。15岁起在顿巴斯的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因参加罢工被开除。十月革命期间在卡利诺夫卡村任贫农委员会主席。1918年下半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19年初参加红军。在南方战线骑兵第一军第九步兵师所属作战单位做政治宣传工作。1922年初复员，任煤矿副经理，后到顿涅茨矿业技术学校工人专科班学习，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1925年毕业，在顿巴斯任区委书记，后在斯大林诺任区委组织部长。1929年进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1930年任学院党委书记。1931年1月起先后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1932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1934年2月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5年1月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1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派往乌克兰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基辅省委、市委第一书记。1939年3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获中将军衔。1947年3月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2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49年12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兼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И.В.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同年兼任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此外，在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平反历史错案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58年3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提出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目标。他认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现实的可能实现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维埃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在经济上，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润原则，加强物质刺激等。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认为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他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各国共产党关系上犯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退休后领取特种养老金。1971年9月11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7岁。试析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泽东小1岁。他在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让人笑话。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他好凭主观臆想，少谋武断，强加于人，缺乏政策、策略观点。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

1957年11月、1958年7月和1959年10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过三次交往。第一次，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赫鲁晓夫秘密来华，提出希望在中国建一个潜艇基地、一个长波电台、一个联合舰队；第三次，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并交换了中苏两党两国及国际关系的意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根据赫鲁晓夫推行的路线、政策以及他的为人做出来的，有的是当面向赫鲁晓夫指出的，有的是同别人谈话时论及的。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并逐步把两党之间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对中国开始施加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压力，毛泽东对其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感到非常恼火，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将一把刀子丢给了反动派”，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内乱和惊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是最明显的例证。

毛泽东曾为此讲过，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国不得不因斯大林问题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以后的发展是复杂的，一段时间觉得必须在公开场合给予赫鲁晓夫一些支持，如果不支持苏联的领导人又支持谁呢？但在两党的讨论中，中国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1957年11月，当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两人第一次见面，有四次共同进餐。他们边吃饭边谈国际政治，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第二次进餐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中是两个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如同分清职责一般，接着说：“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会束缚人家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他听了几句翻译听不进去了，把手一挥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不讲对“二十大”的看法，只谈客观实际：“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毛泽东的话留有余地，并未谈崩。

第三次是共进晚餐。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做出为难的表情，鼻音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粗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对此，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而是用平淡的声调答道：“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

尽管赫鲁晓夫和苏共与中共有严重分歧，并对我施加压力，但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仍以他的威望，以中共在国际共运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支持了赫鲁晓夫，支持了苏共。

最使赫鲁晓夫激动的是毛泽东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那天，当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走向会议大厅时，毛泽东对苏联不久前发射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竖起了拇指：“好，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了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花是需要绿叶扶的。”“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算一下吧。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多少钢？苏联有多少钢？”毛泽东做着手势说出了两个数字，继续讲：“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毛泽东在分析完力量对比之后，用那高亢激越的声调说出了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口号。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致祝酒词，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啰。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赫鲁晓夫举起酒杯，大声叫好。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夏季(1958)，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苏联方面通过驻华大使尤金请见毛泽东主席，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个长波电台，以便与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我们搞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听后严肃地问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说：这事必须搞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华。毛泽东开门见山请他谈谈想法，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半个小时。毛泽东不喜欢遮遮掩掩，绕山绕水，直戳其要害问道：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搪塞道，我不过是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愤怒之中却不乏嘲意地反击，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明明是要搞联合舰队！

毛泽东对此是心中有数的。8个月前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曾劝他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我们有多少力量？

中国海军创建不过几年时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难怪毛泽东敏感，难怪毛泽东愤怒，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自己国家的安全由自己保卫，而不是靠别国的“保护伞”，任何外国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原则立场。

赫鲁晓夫并未死心，不断提出种种附加条件，想说服毛泽东以达到他此行目的。而毛泽东弄清了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后反倒坦然了。他像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说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时，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但又感到不好下台，只好对毛泽东反唇相讥：“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大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答道：“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援助和主权毕竟是两回事。毛泽东对中国主权问题是格外珍视的，即使面对兄弟党、老大哥，什么优惠、援助，也不会用原则做交易。

赫鲁晓夫7月31日到北京访问，8月3日回莫斯科。毛泽东虽然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没有同车。送行时也没搞什么仪式，两人也没有拥抱。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和他第三次见面了。这一次赫鲁晓夫表现出过度的兴奋和自信，知道中国遇到了经济困难，认为苏联处于有利地位。

赫鲁晓夫是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之后来到北京的。他告诉毛泽东他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即“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言下之意，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作了“暂时的让步”，承认在西伯利亚建立的远东共和国。那么毛泽东同样应当承认台湾暂时脱离中国。毛泽东当即做了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并由共产党控制的。他问在赫鲁晓夫想像中是否今天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呢？毛泽东决不容忍赫鲁晓夫含蓄地支持哪怕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两个中国”的主张。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这一次，赫鲁晓夫还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期间和尔后在中国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困难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而赫鲁晓夫却坚持一定要释放这8个人。因为他已经答应美国总统了。可是，毛泽东只好让他在艾森豪威尔那里食言了。

赫鲁晓夫换了个话题，继续用抱怨的口气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你们就不应该让他们跑掉么！”

毛泽东摇头，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赫鲁晓夫又指责道：“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漫无人烟的地方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得的。”

毛泽东断然答道：“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不该和印度冲突。”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时陈毅外长激动地站了起来，他对苏联发表声明，袒护和支持印度侵略的举动早就怒不可遏。“我们从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可是他们要侵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先我还和你们打过招呼，可你们为什么要站到印度资产阶级一边？”“我们要争取和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你们这样会把他推向帝国主义一边！”赫鲁晓夫嚷了起来。“中印边境，他们是侵略！”陈毅大声否定了赫鲁晓夫用“冲突”这个不分是非的词。

赫鲁晓夫被陈毅的气势镇住了，涨红了脸，激烈地嚷道：“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陈毅针锋相对，语言掷地有声。

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共不该对金门开炮，等等。

毛泽东冷冷旁观了一阵后对赫鲁晓夫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的嘴角抽动两下，终于迸出很大一声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作为领袖的个人气质，赫鲁晓夫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他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缺少领袖的风度。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话中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傲地扬起来，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仍然表情平静，淡淡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毛泽东对于这种关系国家的大事是慎重的，接着说：“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指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那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总是能够吸引着绝大多数人，总是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使全国人民团结成一体，任何力量也压不垮的。

毛泽东看透了赫鲁晓夫，评论他：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命运被毛泽东言中，在1964年倒台了。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如期偿还了向苏联借的外债，战胜了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自己试制的原子弹也很快获得成功。历史出现了一个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倒台之时！真是耐人寻味……(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叶永烈著《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我对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简介蔡和森(1895～1931)，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宣传家，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复姓察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同毛泽东一起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华工和留法学生中宣传十月革命，组织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1921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任。1925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共中央秘书长。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8年、1931年分别发表了《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两篇文章，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9年去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31年3月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因叛徒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遗著编为《蔡和森文集》。试析

蔡和森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同为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两人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同学张昆第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三人畅谈一夜。张第二天的日记记述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发起组织之下，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2个基本会员，均为杨昌济先生的学生。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他们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远大的抱负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希望能为国家为人民有所作为。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有很强的使命感，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把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所以，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除开宗旨之外，新民学会的章程中还规定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第一师范毕业后，会员们一部分出国留学，继续寻找真理，以蔡和森为代表；一部分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和毛泽东保持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蔡和森等在法国的会员，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学说，比国内的会员毛泽东等人要稍早一点，也深入一些。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五天会，一致通过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普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的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0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乎长一倍，写于8月初。

蔡和森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信中对挚友毛泽东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他“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此时，毛泽东在国内也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向警予的信中，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着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蔡和森8月中旬从法国发出的信，毛泽东收到较晚，12月1日始复信，复信长4000余字。信中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信中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

1921年1月6日至3月，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三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之方法、即刻如何着手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通过充分的讨论，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2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等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

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表明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0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新民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0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熏陶的结果。

从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交往以及对蔡和森的评价，可见他俩志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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