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成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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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约试读：
前言
新约时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或许直到20世纪末，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把今世生活当作预备。就个体而言，人们希望死后来生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就人类的整体以及世界长期的历史性未来而言，情况亦如此。
如今人们已不存有昔日的幻想。丧葬礼仪不过是个人生命的终结。没有人再把葬礼视为庄严忏悔的时刻——人们将在此时此刻面对即将来临的神圣审判。至于共同的希望，无论是宗教人士、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抑或社会主义者，如果能够通过严格控制人口和消费增长，来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人们如今似乎就是幸运的。进步已经死亡。
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人们必须学会将今生看作最后的人生。现实生活世界并非为了安排长久等待的高潮和圆满而存在。相反，今世的生活既没有终点也没有外在性。它有点像肥皂剧没完没了，但永远没有截然不同的结局。生活在继续，但生活并未走向特殊的目的地。我们也是如此。
如果事实如此，而且我确信这一点，那么出现一个问题：宗教传统的目标是否“必定能达到”？即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在今生今世实现，是否能在此时此地获得永恒的幸福。以往基督徒和佛教徒都认为确实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圣人在有生之年可能见到上帝或者获得觉悟，那么是否未来的生活宗教中这个观念也适用？
人们在寻求什么？没人怀疑艺术，自然之美，以及人们所说的“生活的喜悦”可以带给人们惊喜。与此同时，人们也需要寻求与生命的短暂性调和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人与人之间更好地相处，同时世界也将被视为赎罪剧场、有效的道德表演场所。
找到一种世俗的宗教使之切实有效并且达到预期目标，关于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寻找令自己和他人都满意的答案。迄今为止我的最佳答案也许可见于两本薄薄的书，1995年的《太阳伦理学》和2011年的《喷泉》。本书中，我试图进一步探讨：当代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与全球化文明，与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截然不同，这迫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发生整体的转向。用基督教神学语言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从教会时代（人们将今世视为末世的前一个世界）转向上帝国时代（人们将今世视为末世）。据此，可凭借基督教目前所剩的框架创造人们需要的世俗宗教——实际上，这也是旧信仰长久期待的圆满。
上述看似古怪的建议实际上非常有效，它促使人们思考。从其遥远的发源起始，宗教一直是调和人类与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之一。过去人类确实需要怀有对精灵世界和来生观念的信仰。因为，当时大部分人生命短暂，生命中充满不确定因素和艰难困苦，这样的信仰有助于人们理解生活、忍受生活。然而，现代知识、现代医药技术、通信技术等领域的巨大发展，让人们较少依赖一种假想的超自然秩序的保护。与任何时代的前人相比，人们更加了解自己，并能够完全以生活本来的面目去热爱生活。《终约》的第一部分包含几篇短文。我试图通过这些短文把基督教的一些传统观念糅合到所需要的形式中。这些新观念将以人人早已熟知的方式真实呈现给读者，作为理论的“展示者”或者编辑，我不会将这些观念据为己有。我正式放弃本文的个人版权，也不打算装腔作势模仿《圣经》的语调撰写本书。自尼采出版《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以来，许多作家都试图以上述的语调撰写新版的《新约》（这么多作家，怎么会只有尼采犯错）。这些短文既不是经文，也不可视为个人艺术作品。这些文章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文章的主要意义在于从来没有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描述真实的宗教：这里不存在类似天主教的那些欺骗老百姓的神秘仪式。在宗教里，人们常常期待传统、祭司的力量、恢宏的建筑、虚幻的安慰带来震慑力。简言之，巴洛克风格。不过本书中我们将尝试说服自己对事物简朴的哲理产生兴趣——仅此而已。只有宗教，没有自我欺骗。
本书的第二部分摘录了过去十多年来我做的一些公开演讲，它们是针对不同的读者撰写的立场声明。这些文稿针对特定的场合，同时属于我的个人看法，我把它们当作教牧书信。
第十章“宗教研究方法”是我2006年9月26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高地市高地学院所做的演讲。
第十一章“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始于2004年剑桥暑期课程讲座，其后该文发表在期刊《高等教育中的艺术和人文科学》2005年第4卷第149—158页。
第十二章“生活的意义”摘录了我2004年3月在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公开演讲稿。
第十三章“宗教怎么了？”是我2004年9月在西澳洲珀斯附近的克莱蒙渥拉斯顿（Wollaston）学院召开的第一届澳洲“信仰之海”全国大会上的发言稿。
第十四章“日常生活的宗教”收录了《我们的头顶是天空》一书中的一系列摘要。本书重印的部分在完稿后18个月内于不同地点都做过演讲，如斯坦宁和萨塞克斯。
第十五章“价值创造的伦理学”来自于“信仰之海”的全国年度会议演讲之一，该会议每年都在英国莱斯特召开，我曾一度每年都在该会议上做报告。这篇文稿写于2005年7月。
我认为，所有这些演讲都是，也必须属于大众沟通活动。我既不认为存在任何启示或特殊的超自然宗教哲理的沟通，也不接受其他类似的观念。例如，以前人们认为仅凭人类自身无法理解最重要的宗教真理。这些真理必须由上帝通过天使，告诉人类的先知，再由后者将它写在圣书上才能到达人间。教会团体守护圣书，教职人员负责正确解释经文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我完全不相信这一切说辞。在末世，也即当今世界，宗教真理事实上是不言自明的，人人都可免费取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早已熟知这些真理。我的任务无非是利用哲学方法以及各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将真正的宗教哲理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你的生活，我必须说服你放弃大量陈旧的思维方式使你能了解全新的、世俗的、日常的方法，由此获得宗教幸福。你早已知晓这些真理，我不过是再助你一臂之力而已。
我数次承诺某本著作将是封笔之作，但屡屡食言。所以，这次我不再承诺。再次感谢琳达·艾伦。唐·库比特2012年1月于剑桥第一部分福音书第一章时代
有家餐馆最近换了老板。店门口竖起新招牌，上面写着：新人管理。换了新老板，餐馆的经营和原来会有所不同，言下之意，更好了。
同样的，假如某大学新校长上任，那他（她）也许会四处走走，到处露个脸，换掉一些东西。学校里稍有年资的那些老教授们却不动声色，连眼皮都懒得抬，用难以察觉的一丝轻蔑看看他们眼中所谓的“新时代”。
在第二个故事中，“时代”意味着某个社会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管理体制。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世界时代、纪元、世代以及较少强调的“时期”。“时代”一词的较早用法通常是一个神学观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需要这样的观念。因为，它们是两种信仰，都至少预设了一个较早的、预备性的宗教秩序。基督教明显有两个秩序时代：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即公元前和公元后两个时期。进一步研究表明基督教至少有五个时代：纯真的世界时代（伊甸园时代）、族长时代（亚伯拉罕时代）、摩西时代、教会时代（福音时代）以及未来的弥赛亚时代。世界历史是由上帝安排的堕落和救赎的宇宙戏剧，根据上帝的导演，一幕幕风格截然不同的剧目按时间顺序出场。每个剧目都有其独特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及独特的神学、礼仪和伦理。无论是上帝逐步向人类昭示自己，还是对人类的宗教教育，两者时常以多种不同剧目形式出现。
当代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被遗忘的宗教，人类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神学在不同时代的确大相径庭。伊甸园时代，上帝完全是神人同形同性的。他注视亚当，与亚当交谈，如同夏日阴凉时分在花园里走动的普通人。摩西时代，上帝是稳固的“一”，是绝对的灵而非肉。他至高无上，但仍隶属单一文化体系：他的语言是古代希伯来语，他只和犹太人订立盟约。此时的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他要求后者只能崇拜他一个神。到了福音时代，上帝成了三位一体的，他隶属于多种文化并且深深地蒙上时代论色彩。他成了亚当所有后裔的上帝，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上帝。最后，到了上帝国（或天堂），上帝被散播。他是一种智性的“光明”，照耀一切，驱散一切黑暗，他的实在性不再“聚集”于任何宗教礼仪中心或教堂。“组织化宗教”已经不需要了。
综上所述，上帝的观念与时代论密切相关。研究《圣经》和古典神学的神学家们，特别是拉丁传统以及介于保罗和加尔文之间的神学家们，对宗教的深厚历史变化非常了解。他们似乎认定不存在恒久不变的教理。以族长时期为例，这个时代介于大洪水和出埃及之间。这似乎是一个独特时期。当时像亚伯拉罕这样的族长明显可以妻妾成群，不受限制。他还能自行打造祭坛、奉献祭品，无需教会人员在场。而这个时期以后的祭祀行为要求有作为上帝代表的神职人员在场。
古典神学家的研究必然会注意到类似上面例子中提到的矛盾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比较棘手。怎样才能避免历史（History）和真理（Truth）的观念冲突？事实上，在亚伯拉罕信仰体系的三种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宗教权威声称掌握了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实在所揭示的一些永恒真理，公认的历史变化事实却与之相左。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人们即便了解宗教秩序都存在起源，其后必有发展变化，却还是坚称这种秩序是永久不变的。
这些论点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在科学史方面，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矛盾。通常西方的理论物理和宇宙论被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开创的经典自然哲学阶段，这个阶段很长。第二个阶段是由伽利略（Galileo）和笛卡尔（Descartes）开创的力学物理时代，后期转向牛顿物理时代。这个阶段之后，牛顿（New ton）在18至19世纪处于物理学权威地位。第三个阶段，也即当代物理阶段，以爱因斯坦（Einstein）的相对论论文为起点，以量子力学的发展为终点。物理学史上的三个伟大时期与神学中的各个时代很相似。库恩称之为范式。人类需要一些大事件和行为促成宗教领域时代的更替。在科学领域，需要有天才人物发现长期建立的旧范式（一套假说体系）不再适用，必须改革。科学研究大部分情况下处于稳定状态，不需要有人对运行良好、普遍认可的假说进行质疑。偶尔，有些科学家通过个人大量辛勤研究对普遍接受的范式提出有效的质疑，而后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理念体系便出炉了。
像这种范式的重大发展情形并不多见，而一旦发生在知识上是令人振奋的事件，库恩称之为范式转变。不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旧有的范式在其鼎盛时期“拯救了现象”，同时这个范式涵盖了所有人类已知的现象并且与人类的观察相符，充分切入人们依然不断提及的日常语言中。例如在日常语言中，人们还在使用日出、日落这两个词汇，人们似乎依然相信旧的地球中心的世界图像。此外，在日常生活和普通工程中，人们仍然乐意使用牛顿关于物质、运动、空间以及时间的观念。上述两个例子表明，旧的思维方式似乎仍然既符合已知现象又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运用。这个事实有助于在哲学家和科学家中传播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看起来，在神学和物理学领域，人们可以而且必须承认真理与范式相关。上面两个例子也表明，人们可以并且有时候确实乐于回归到现在看来已过时的范式语言，特别是在旧模式仍符合事实、仍能引发预计结果、（像日落）仍具有古老的诗性魅力这样一些领域中。同样的，我现在还时不时做个祷告——知道自己不该做这事，可我还是做了。
宗教史中的时代和科学史中的范式都具有类似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点也很重要。人们讨论的是“恩典的岁月”，即基督教教会时期的漫长岁月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宗教改革时期，不少倾向改革的宗教人士提出教会时代已经结束，该进入下一个时代了，也即弥赛亚王国时代。整个时代呼唤变革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政治后果：一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二是所谓美国梦的产生。至于该现象的宗教后果就是激进宗教改革。这个改革促成了至今影响力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宗教团体——教友派，又称“贵格会”。至少当时在英国，贵格会抛弃了教会及其教义神学，准备迎接下一个时代，即尘世的上帝国。
关于教会时代已经过时的说法还有另一方面的后果。这促使人们对教会基督教进行变革与更新，但也导致反宗教改革的巴洛克风格天主教派的产生以及福音派新教的产生。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反对旧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其神学思想与真理脱节。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对哲学和宗教典籍产生严重质疑。最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新约》竟然不传达正统教义。19世纪40年代，在当时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信仰危机。到了19世纪末无信仰的神学家随处可见。英王爱德华时期剑桥大学的教师以怀疑论著称。当代教会历史学家提出20世纪60年代普通大众产生了英国教会已死的看法。美国现在有2/3的“Y”代人（年龄介于18～30岁之间）完全不去教堂。
如今，教会基督教正匆匆地走向最后的衰落。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对《圣经》的解释、基于上帝信仰基础上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超自然的事物起源说和关于来生的观念上，教会基督教已经死亡。从实践角度出发，人类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即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简而言之，人类现在处于我们所知的、唯一的最后世界中，不存在今生之外另一个更伟大的实在。如果要永久地保持虔诚，人们通过把他们自己描述为“灵性的”来表示这种宗教阶段的变化。
教会基督教的地位确实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神学家提出在宗教性和历史性这两方面，教会基督教神学应被废弃。宗教时代变化已拉开帷幕，我们已经进入上帝国时代。必须记住，按照古代《圣经》的承诺，地球上的上帝国（像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最后的世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世界。这是一个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世界。人与人、人与生活实现了完全的和解。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不存在邪恶，而是人类按照最初耶稣的道德观开始生活，耶稣现在成了人类的导师。
古老的承诺现在成为事实：“宗教真理与时代论密切相关”，这个原则使人类重塑传统成为可能。不妨把宗教比作万花筒，摇摇看会出现什么新图像。
对此，许多人会反对时代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超自然主义的历史神学。我们不能诉诸时代论来支持激进的、世俗化的“唯一世界”神学。古老的信仰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被看成是一次经历不同宗教阶段的长征，直至最后全人类解放。当代人丢失了这个宏大叙事神话。人类不能既诉诸这样的观念，又支持越过它们。
没有人指责库恩关于科学史的超自然主义甚至是进步主义的理论。他区分了不同的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假说范式系统内蹒跚前进，当整个科学系统进行重新假设时，伟大的、令人振奋的变革随即发生了。库恩的理论是不朽的，最近的科学研究和发展表明，许多物理学家认为有必要讨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这种转换也许即将发生。库恩的理论鼓励现代物理学家解读时代发展的征兆，对于科学对象的发展方向进行判断。
科学史和宗教发展阶段的相似性表明，如果基督教教会及其古老的超自然神学已经完结，并且人类必须继续前行，为世俗的人文主义文化创造天国神学，那么我们自发地诉诸旧的神学史（这一神学史是上帝撰写并导演的一出伟大的救恩剧）并许诺从中解放出来，这在理智上并没有犯什么错。事实上，随着文化的发展，相应的宗教变革也随之而来。当代由于廉价、迅速、大容量通信和信息存取技术的发展，文化全球化进程迅猛。世界主要宗教过去从本地和传统文化根源中汲取权威，现在这一点反而成为发展的障碍。新媒介的出现使去传统化的过程极速前进。如果宗教思想和信仰需要继续发展，至少一些宗教人士应该在新环境下开始反思一切。第二章喷泉
谈到“世界的创造”，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宇宙在过去的某个时刻突然爆炸形成现在的世界。物理学界认为宇宙形成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35亿年前。宗教人士对宇宙起源的反应是“宇宙大爆炸之前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发生大爆炸？”提问者似乎希望听到回答说上帝在大爆炸之前就出现了，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意愿引发了这个突然、绝无仅有的行动。
关于这一点，辩论的结果引出两种不同的结论。科学家也许会说“最初的奇点”是现在的宇宙回溯的极限，正如地球上所有经线都指向北极那样。谈论宇宙大爆炸究竟是什么引起的、爆炸之前的时代怎样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和有人问“北极的北面是什么？”犯了同样的错误。北极是北方的极限，从北极出发所有的道路都指向南方。同样的，谈论时间起源之前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关于宇宙的存在，我认为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概率事件。即使在真空状态下的零摄氏度，物质和反物质微粒也能不断碰撞、分化从而形成新物质。这就是“量子波动”现象。请注意这个现象违反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没有物质存在就无法产生物质）。因此存在之物与不存在之物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世界存在必须依靠一个实体世界存在或者通过不含时间维度、绝对实在的第一动力的推动才能形成，这种说法已经过时。
科学家这样推导结论。哲学家又如何呢？直到18世纪，大部分主流哲学家都相信上帝的存在。这种信仰从古希腊罗马后期就开始形成。有神论形而上学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不是绝无仅有的行动，像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变戏法一般创造了世界，除非在危急关头出手干预，不然他就对世界置之不理。相反，标准的教义认为整个宇宙，由上帝创造性的意愿维持所有物质和事物持续存在和运转。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是自我存在的（“必定存在的”）。创造物只是短暂偶然存在，只有上帝愿意继续保护他们，他们才得以存在。根据旧的形而上学观点，上帝减去世界等于上帝，因为上帝完全是自给自足和完美的，他不需要世界。然而世界减去上帝等于虚无。任何时刻生命的存在必须依靠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构成。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不复存在，当然也不存在实体的自我、灵魂。
以上是关于上帝的古老哲学理论。有两个方面值得探究。首先，这种理论已经注意到有限的、偶然的存在是短暂的。世界存在不依赖存在本身。某种意义上说，需要时时刻刻支持、维护世界。存-在（Be-ing）似乎是一个过程，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持续行为。其次，18世纪休谟和康德（Kant）的学说已经摧毁了关于上帝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康德晚年（大约1800年左右），德国的哲学家如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叔本华（Schopenhauer）等首次提出关于上帝之后的现代哲学。黑格尔（Hegel）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以不同的方式企图另辟蹊径来延缓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事实是自1800年后，主流哲学家都不再是纯粹的传统有神论者。上帝之死发生在18世纪晚期。现在没有哲学家会在这点上开倒车。
问题出现了。如果不是上帝的创造意愿永久地维持存在，那么世界又是怎么继续存在的呢？按照前面的理论，上帝之死必然涵盖世界之死以及自我的消亡。上帝之死没有把世界引向纯粹的虚无？换句话说，有限的存在如何继续存在呢？问题不在于“上帝是世界的始作俑者吗？”，而在于“是什么持续的支持一切有限的存在并且维持这种存在？”“上帝之死”的哲学运动至少需要新的本体论（存-在的理论）做基础。
对于上述问题，现代哲学给出了多种答案。大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建议人们放弃把世界作为人类之外的独立实在。世界是人类的世界，只有通过人类对世界的知识，世界才是实在的。语言哲学进一步把世界看作是语言的构建，只有在语言理论化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世界才是实在的。尼采根据与语言学类似的框架说“没有事实，只有（对事实的）解释”。那我们如何解释呢？尼采提出世界最终的组成部分是微小的能量，其余的都是人类的解释，如同我们一直想把人类的模式和意义强加到宇宙爆炸事件中。海德格尔建议人类回到西方思想起点，彻底重构存-在的理论。特别应该放弃那种旧的假说，即大部分实体存在都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相反，我们应该立足于新理念，即所有存在都是短暂的。
如何构建这个进程？我曾去过伦敦的齐普林白色立方画廊，在那里看到一尊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雕塑作品。一副白色的人类骨架平放在地面的塑料十字架上。该作品象征着耶稣之死，虚无状态等待着人类。赫斯特在骨架头边放了个吹风机，接通电源，打开开关。在向上的风口上放了个乒乓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乒乓球有细微的震动。这象征着通过来自虚无的隐形而又持续向上的气流，有限的存在维持存-在状态。赫斯特富有想象力地将耶稣之死与虚无联系在一起。
达明安·赫斯特的艺术作品促使我思考：也许可以用新的“诗性的”宗教和哲学思维代替有关上帝的传统的形而上学。这种思维将生命置于一个更宏大的统一、协调的象征系统中。需要一种寂静的倾泻，一切都在不断地倾泻、消逝。这个图景中一切都是永远自我更新的，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前提。它没有走向任何地方，也可以说走向所有地方——不断撒播、消逝。
过去的17年来，我发现有四种倾泻式的形象——生活、火焰、太阳和喷泉。其中每一个都每时每刻在自我更新。来自虚无，自然涌动，表达自我，伺机绽放，最后消逝。这些形象有点像播种的过程。农人挥手将种子撒在地上，继续前进不必停留查看其行为结果。他只管撒种、前进，不必在乎其他，这是他的职守。当代人类的沟通之流也属于同样情形。
最近出版的《喷泉》一书卷首指出人类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廉价的全球通信和信息技术极大发展，后者导致了社会和文化的迅速转变。人类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虚无和人生的变幻莫测。最根本的是，生命短暂萦绕于心。旧哲学、宗教和伦理学的恒定已烟消云散。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快速地被淘汰，包括我们自己。人类现在最强烈的宗教需求是协调与无处不在的虚无的关系。《喷泉》为新时代提供了一种纯粹诗性的神学。喷泉激起、集聚大量的景象：所有存-在的不断自我更新，物理学上的宇宙大爆炸论，生命不断地自我繁殖——一旦找到新的居所立刻占据其中，以及人类生活的更替。正如每天清晨人们醒来、寒冬过去春回大地、子孙后代的出生，我们迫切需要表达自我并与他人交流。宗教中也存在大量的倾泻和离散，如：想想犹太人的离散、分散、散播。基督教中有耶稣的身体（指面包）和血液（指酒）在圣餐时发放给门徒的说法，上帝之灵在五旬节传播。这些基督教教义的背后存在更广大的宗教和文化主题——宗教民主化。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曾经只属于上帝的特权（权利）已逐渐在整个社会扩散，并最终大量蔓延。所有事物都将永远消失，没有恒定久远的特性存在。
在这点上喷泉象征影响了伦理学。自1880年以降，人们越来越多以表现式的术语描述道德生活。柏拉图式的旧的内省性灵性使人类脱离社会，在他们自己灵魂的深处向上帝诉求。心灵之声回荡在孤独的内心深处。现在的人类越来越希望逃离樊笼，在公众面前，不加掩饰、活出真我本色。自然性、真诚性和真实性已经成为伦理学中的重要理念。“Person”一词最初是指古希腊公众戏剧舞台上的面具或角色。现代人如需获得充分展示自我的自由，不必排队去修道院。只要在公众场合实现自我、表现自我。我们的新形象是戏剧化的自我角色。我们说“表演必须继续”。每个人都得出场演好自己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熟悉肢体语言，并且了解自己的穿着和自我展示正是一种随时随地公开发表意见的方式。我探究这些观念是有意扭转传统宗教生活的方向。不要再倒退到内在性的生活，走出来，上演一场好戏！燃烧，宝贝，燃烧！表现你自己！扮演你的角色！闪耀吧！
为什么要扭转传统灵性？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久前人们还认为这个世界并非末世，还认为我们必须遵守戒律，做好准备进入上帝承诺的未来美好世界。这个更美好的世界在天堂，或者是一种远甚于目前尘世生活状态的未来。这个未来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类为了死后的荣耀今生努力净化心灵。为了未来获得上帝承诺的永恒幸福，人们损失了今生的短暂幸福生活。
现在这些希望都烟消云散了。死后没有生命、没有天堂，也没有革命后必将到来的理想国。我们拥有的今生已经是所知的最后世界。死亡就是消亡，人类不应该浪费今生的唯一生命。最后的理念应该马上实践：我们必须活在当下。我们应该活出精彩，在生前活出人生最大价值。正如相当直白的谚语说的，过更充实的生活（get a life）！或者说得更委婉一点：你得多出去走走。
喷泉通常出现在街心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道路交汇处。它是一个中心点，吸引人们的视线，也是聚集性的象征。此外，近距离观看喷泉，你只看到喷沫、涌流、各种偶然的形状。继续往外走，从远处看喷泉，它波澜不惊，风平浪静。这是个引人深思的象征。它象征平静、心怡、康复、净化以及生活永恒的自我更新。喷泉协调人类与虚无，特别是人生的虚无之间的关系。人类也像喷泉那样通过自我表达生活。我们倾泻、我们与他人交流、我们前行、最后我们死亡——怎么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呢？阳光下闪耀的喷泉或许帮助我们对自己有限的生命说声“阿门”！
我并不是说喷泉就是上帝。喷泉只是一个传统宗教象征物。它常常出现在广场、花园和纪念堂中。这只是个比喻，同其他伟大的宗教象征物太阳、火焰、生活一样，它也能为人类做上帝曾经做过的事情。从诗性的角度而言，上帝之后宗教思想和感情还是存在的。
自1995年起，我称这种哲学为“积极的斯宾诺沙主义”。像斯宾诺沙（Spinoza）那样，我希望教授一种宗教自然主义的“世俗宗教”。谈到物质、理性直觉、永恒，斯宾诺沙的看法是完全理性甚至类似几何学定义的。我的观点受到达尔文、弗洛伊德的影响。我谈论的是爆发性的能量和情感喷涌而出，在我们和周围的事物中获得宣泄和表达。我很乐意燃烧，直到生命尽头而后直面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我将对这种生活方式说声“阿门”。做一个不能永生的人，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胜过做一个不朽的天使却不能体验人生百味。追求宗教幸福，我宁愿展示自我，扮好角色，然后谢幕，也不愿意退出世界与人类的历史舞台，过一种预期的永恒的天堂生活。
过去的20年中，我一直试图将宗教思想的内核挖掘出来。我拒绝了源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哲学；我拒绝了将实在区分为两个世界的说法——一个人类存在的短暂世界和人类死后希望能进入的深层次、隐形的永恒世界。相反，我认为只有这个属人的世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世界。人类应该放弃这个观念，即今生作为来生的缓冲区，在此地为进入来生的天堂做准备。人类应该放弃那种内省的灵性，它向内寻求“实在”的永恒自我。取而代之的是走出来，迎接外向的生活方式，过一种积极的、精彩的生活。
这个伦理碰巧也不是全新的。在古代，已经有人教导过这一伦理。第三章诗意的真理和日常生活
阿诺德·贝内特（A rnold Bennett）的小说《老妇人的故事》（1908年，第一章）有这么一句话：
快乐的生活正向她招手呢！她却落了单。
故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小说主人公索菲亚·白恩（Sophia Baines）当时15岁，正在照看家族生意——英国斯塔福德郡工业小城白斯利的一家大型布店。镇上最隆重的节日活动——一年一度的维克斯节正在半里路外的地方进行。索菲亚突然非常想去参加这个活动。“生活（life）”正在召唤她呢，像她这般年纪的女孩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生活的乐趣怎能绕她而过呢？
那么，“life”是什么？它是英语中数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普通名词之一。在现代语境中，它包含多种意义、用途和习惯用法。它可以指普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可以指一种喷涌而出的源泉般的能量，这种能量维持人类的生存，使人类不断前进。所以life也是利比多（欲望），复杂甚至冲突的感情持续迸发而出，人类在感情的挣扎中竭力真实或象征性地表现自我。因此生活最终也指整个人类生活世界——不断交换物质、经济和象征事物的社会世界。生活就是消息；生活就是历史；生活就是“发生了什么”，生活就是那城市中心璀璨的万家灯火，年轻人要奋不顾身投入到这个充满致命诱惑的氛围中去。
生活还没有开始呢！生活一直在前进，像血液、水和电流一样流淌，充满活力。生活就是人类世界；生活是人类存在、居住、迁移的媒介，人类生活超越一切小说的主题。直到19世纪早期，艺术家、作家们终于开始发现和探索“文化”、生活和普通人的世界。19世纪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伟人才能主宰世界、编撰历史。当时突然出现了思想的民主化思潮：上帝转向“生活”，圣言变成小说，上帝保佑被时代精神所取代。
从一开始这股新思潮企图让生活拟人化，以取代节节后退的上帝，可以说这是一种自动的、自我发动的过程。确实生活的快乐在于不受拘束、快速自我提高。最生动的例子是两个人碰到一起便可“擦出火花”，就像谚语说的，他们俩来电。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生活找到了自我，对每个个体而言，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人类的生活感受（Lebensgefühl）突然大大增强了。
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小说家们首先对生活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广泛传播——他们创造了不少日常生活词汇。这些词汇现在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日常用语。有些人反对这个说法，即机械的科学观对“生命力”一无所知。后者贯穿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并为每一个生命存在提供力量。对另一些人来说，许多新词汇听起来太富有活力却完全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的看法是，如果从完全的现实主义角度去看生活语言，有些充满活力的新词汇确实有点危险，可能会归属到极端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雅克·德里达对与精神密切相关的词汇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团队合作精神这样的词。我们应该坚持将精神作为有力的气体、呼吸，或把生活视作令人陶醉的生命之液的流淌，这两者都与任何科学无关。我们既不讨论科学，也不讨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相反，我们讨论的是“诗性”哲学或神学。我们将生活看作无处不在的、强大的、具有联结作用的隐喻。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这个隐喻将属人的生活世界中事物流动的方方面面联结在一起。这里没有物质，只有一系列的事件。生活对话有助于将一系列事件理解为流水。基于同样的原因，威廉·詹姆士引入了“思潮”这个词。人类确实需要将自我看作是活着的、发展的、持续的存在。有生，也有死。根据柏拉图主义，灵魂不但被视为生活的本源，显然也是生命、时间、变化的一部分，是不朽的精神物质。永恒的世界是精神物质的真正家园。柏拉图因此确定灵魂在今生之前已经存在，死后也将继续存在。如果人类能抛弃实体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可以将自己看作在时间上与有限的人生同时发生、同时共存的个体。我不再是一种实体，我就是自己的人生，我只是一系列由社会、他人和自我确认身份的事件。有个佛教作家说“我就是时间”，他说到点子上了。我只是对我生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做了整体的假设性解释。
如果我能完全接受上述看法，那么对于一些传统缪误就不再理会。我的人生将由自己完全负责，我不再幻想任何前生、来生或天国世界。通过抛弃实体和身份的形而上学，我发现自己奇妙地将时间维度上的自我存-在与自己协调一致。我终于能消除对未来的一切焦虑。现在，对生活轻松说一声“是”。所有这一切都在这里，就是这些了。佛教徒所说的“无我”（anatta）——没有自我的教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快乐。
自黑格尔时代以降，现代“生活”理念逐渐成为公共所有物，现在这个理念已经牢牢地植根于日常语言中。生活能发挥宗教的功能，即生活完全可以协调我们与人生处境的关系，也能使我们获得不能摧毁的——永恒的——幸福。
请注意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并不打算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相反，我们提出两者是不同类型的活动，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不同的世界。科学凭借数学规则创造世界。17世纪的作家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字语言撰写的。充满内置规则，以数学模式构建的世界是可预测、可控制并且明白易懂的。相反，“生活之书”用自然人类语言书写。诗人、艺术家、宗教哲学家编写了该书。书中贯穿了比喻、象征手法，使它在道德上明白易懂，感情上可被接受。生活之书中最强大的比喻涉及生活、水、光、火、太阳、喷泉和存-在。这些有力的比喻使世界美不胜收、充满意义、唤醒人类的情感。它们将人类植入世界。
科学词汇必须准确、单一、定义分明，而宗教和诗性语言则积极地从最大范围和意义上使用宏大的、松散的词汇。在语言方面，科学讲究精确，坚持明确事物性质，使事物可测量；而宗教思维是诗意的、情感的和协调的。在这样的语境下，我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说一声“阿门”。“先去那不勒斯，而后从容归西”? ——热爱生活，接受死亡。传递，消失。
狄兰·托马斯（Dylan T homas,1914—1953）的代表作很好地说明了上述观点。他的诗歌词汇丰富。例如他常用“绿色”这样的词表示生命，用年代表示时间。看看他的作品，在《羊齿山》这首诗中诗人以一种华兹华斯式的方式描写童年的幸福：
哦，我蒙受他的恩宠，年轻又安逸，
时光赐予我生命与死亡，
尽管我戴着镣铐依然像大海一般歌唱。
在《生日之歌》中，他这样写道：
……
穿过开裂的船只，
我与死亡越近，
阳光越来越明亮，
破碎狰狞的大海开始欢腾……
上述讨论必然导致一个重要但同时较难理解的结论——艺术和哲学领域应该避免使用单一、封闭式的科学词汇，虽然用这些词汇更易划分信仰者和异教徒之间的清楚界限。莱布尼茨和其他科学哲学家热衷于追求客观的、无可置疑的真理，这是幻觉而已。有些人追求并声称拥有绝对真理，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动机。他们也许会崇拜一种真实的世界体制——一种伟大的客观真理体制。
然而，没有这种预设的现实。除了我们自身、除了人类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运作以外，剩下的只有混沌、噪音、试图从内在挣脱实现真实表达的冲撞。既没有单一、现成的宇宙，也没有对世界一元的真实解释，更不存在如同世界割裂自身那样的分离世界的词汇。因为对世界的解释是多元的，具有可塑性。这些解释在虚无的边缘来回摇摆，宗教和哲学研究因此永远不会消停——它们无法达到终极目标。像艺术那样，宗教和哲学不断前进，不断塑造和重塑这个世界。于是有了这个口号：创造，相信。第四章末世的生活
迄今为止，宗教的绝大部分历史功能都已经被诸如科学、艺术、社会服务、心理治疗等所代替。还有什么领域非宗教不可呢？
我认为宗教还可以继续提供一种道德宇宙论。科学促进人类的客观和抽象思维。人类在科学的指引下抛弃主观意识，创造出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关于世界的道德中立的、图表式的全景。我们居于世界之中，发挥想象，创造出强大的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认为人类是世界内核的一部分，是世界重要的存在形式。我们对生活有热情，也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规划。人类世界的存在必须依赖价值体系。世界是道德行为的剧场，为人类提供布景，我们需要这样的世界全景图。世俗的宗教理念有助于将生活世界看作宗教情感和道德行为的背景。宗教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世界全景图，也有助于人类接受生活——一并承揽生活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和跌宕起伏。这种对生活的态度能使人应对一切。
这里我采纳莱布尼茨（Leibniz）1710年写的《神义论》中使用的词汇。他区分了三种恶——道德的、自然的和形而上学的。我认为现在只有第三种恶还存在意义。
首先，直到17世纪，道德的恶——人类的罪恶，一直是宗教的主题。道德的恶意义重大，人类需要极力补救。到了当代，良好的家庭教育、教育制度、政治体制都能使人类逐步改善这一情况。
其次，大约从1680到1960年（上帝死亡的阶段），自然（苦难）的恶是宗教思想的重点。人类质疑为什么造物主在按它的规则创造的世界里设计了诸多的苦难？现在人类无需寻求宗教良方拯救苦难。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学，在人类可控的范围之内给予所有人全方位的相当优越、丰富的文化生活。人类在抗争自然、纠正自然错误方面大有可为。
第三，形而上学的恶，或者说时间、机会和死亡的限制，这些才是当代遗留的主要宗教问题。过去，宗教为人类预留了今生过后来生世界的生活。到了现代，人类越来越意识到，没有来生，我们早已处在所知的最后一个世界中。人类一直在奔向死亡、消亡的过程中。生活如此无情，极速弃我而去，如何笑对人生，说一声“是”？一切都转瞬即逝，永恒的真理、价值在何处？
综上所述，如果人类仅仅生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我们需要这样的宗教——它使人类从纯粹的虚无中发现永恒的价值，在活出自我的过程中对生活说一声“是”；这种宗教没有延迟的救赎、过期的支票；这种宗教宣扬名副其实的“永恒幸福”，并且此时此刻开始宣讲。
传统宗教恰恰相反。传统宗教要求人类相信这些：宗教建立在权威和严密的教义系统基础上；宗教涉及伟大而不可见的超自然世界以及人类与前者的关系。它要求人类关注超自然世界的秩序；它承诺只要人类忠于信仰，行为得体，人类即可获得永恒的祝福。这一切只有在来生天堂才能实现，并非今生今世。今生苦难深重，忠于教会，你便会得到照顾，来生得以前往更加美好的世界。
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宗教，我称为“教会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在这种宗教中，人类过着间谍般的双重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与他人一样过着普通的、表面受人尊敬的生活。正如使徒所说的（《彼得前书》2:12）, “与外邦人坦诚交谈”；但同时，我们像特工那样，不断与未来世界的政府进行秘密沟通。正如某个早期基督教作家所说的“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希伯来书》13:14）。《新约圣经》是两种不同宗教的奇怪综合体。看起来，最初的耶稣倡导第一种宗教，即我所说的那种“上帝国的宗教”，或者说“太阳式生活”。这是一种积极自我表现的世俗宗教。人类并非一种实体或者不朽的灵魂，而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过程。我就是我的生活。对生活和人类的爱使我们不断地燃烧、燃烧，直到最后一刻。对某些新约作者而言，活出全部生活的精彩、太阳式生活，就是当下的永恒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你不会走上前往其他世界的道路。你已经活在最后的世界，你早已抛弃了宗教媒介。根本不存在客观的上帝，也没有超自然的秩序。我们放弃了实体的形而上学。相反，我们彻底地认识自我，人生短暂，应当不断倾泻，这才是生活的真谛。生活需要自我倾泻、自我给予；生命趋于死亡，唯有如蜡烛般燃烧直到灰飞烟灭。投入地活一次，彻底认清、确定人生的短暂，这就是活在永恒的当下。据说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上帝完全内化成了人类心中的火焰。
最初的耶稣宣扬这样的宗教。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些人依靠两种世界模式、媒介式宗教谋生。基督只好被当作异端、亵渎者，并且罪有应得地（按照当时的观点）以寻衅滋事者的名义处决了。50年后，他留给后人的教义，即第一种宗教逐渐改换成了第二种宗教。他曾经承诺让人类自由的一切成了重新启动的新宗教基石。他原本是上帝的逆子：他的宗教涉及客观有神论的终结。上帝被完全内在化，不再视为外在的立法者。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世界：宗教就是表达，而不是信仰。然而，耶稣死后他的真实自我逐渐丧失。他被改造成上帝的孝子，他的遗言变成“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42）”，他期待在未来世界里长久拥护上帝。只有思想家尼采唯一明白或者说有所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过“只有一个耶稣，而他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所宣扬的宗教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从加利利人的教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类世界——最后的世界。那时恋母的叛乱被击溃，天父的法则得以恢复。教会基督教的发展目的就是掩盖耶稣的死亡和埋葬。它企图从其他角度重新阐释教义，以此掩盖耶稣原初的所有教义线索。所幸它的企图没有完全成功。有足够的材料流传至今供人们讲述以下这个故事。
最初的耶稣，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之师：他矗立在长久等待的“世界终点”之前，敦促信徒从当下开始过一种末世的生活。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许多人认为耶稣是异教徒，宗教的亵渎者。他不严格恪守，甚至经常反对整个宗法组织和媒介性宗教。他宣扬快乐的生活方式，人类应当从内心出发，表现自我，不应该对生活抱怨并带有负面情绪。人类应该表达清楚、明确、纯粹外向。无论是普遍意义上，还是从邻人的角度出发，都应该对生活充满爱。人类现世应该过丰富的生活。耶稣从来不曾倡导任何内向型或神秘约束的生活。他认为宗教生活中不应该包含特殊的行为，比如，借助超自然秩序仪式进行的行为。他似乎是神秘自然主义者，人文主义的先驱。
因为耶稣宣扬关于天堂—人间（两个世界的二元论）的结局，实际上他宣布了迄今为止所知的宗教结局，他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异教徒并被处决。当时没有人把他当作弥赛亚（救世主），或者认为他能死而复生。一小部分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耶稣信徒试图保存他的教义。我们注意到最初的《福音书》不是今天看到的那种精心编撰的、神话般的故事。最初的《福音书》不过是后人记载的少量关于耶稣的言谈记录。当时没有人对神化耶稣本人和他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他的语录才是人们看重的。
到了公元1世纪40年代末，当地出现尖锐的权力斗争，耶稣的兄弟雅各和他家族中其他两个兄弟在耶路撒冷主政。耶稣最早的伙伴如彼得等仍在出生地加利利居住。加利利人的教义提到抹大拉（距迦百农10英里的一个渔村，耶稣在该村有一幢房子）的马利亚产生幻觉见到死去的耶稣（《马可福音》2:1）。现代人也常产生这样的幻觉，能见到不久前去世的多年老友。根据这个教义，彼得引申说耶稣其实没有死，作为未来的救世主，他已升天。不久他将带着荣耀回归人间建立他所宣扬的新世界秩序。
新神学立刻采纳这个说法，并且给原来的故事添加生动的宗教经历。升天的荣耀版耶稣不久便在加利利地区为彼得和所有人所见证。很快，人们又将故事发展到耶稣复活和空墓穴的情节。此时，人们不得不将故事的部分场景转向耶路撒冷。仔细阅读《马太福音》第28章和《马可福音》第14章，你会发现首先是马利亚，接着是彼得在耶路撒冷发现了耶稣的空墓，但是故事情节紧接着又转到加利利，在那里耶稣被上帝委任为救世主的幻想故事又出现了。这之后，雅各见到了耶稣，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也见到了耶稣，最后能干的新来者——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徒大数（T arsus）的保罗也见到了他（《哥林多前书》5:3—8）。
此后，新宗教粉墨登场。它的信众包罗众生，雅各带领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希腊犹太人，甚至保罗带领的几个异教徒都包括在内。该宗教由圣徒带领——以彼得为首的一个圣徒阶层管理这个组织，彼得声称他的权力直接来自上主。该团体组成朝觐者的兄弟会，踏上远征路途，其管理者是全能的——当然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阶层，这个阶层掌管教义、教理、圣礼和宗教法规。最重要的是，这个教团具有双重世界属性。信徒既生活在旧教义之中，又相信看不见的、升天的耶稣以及即将来临的他的新世界。他们自律、谨慎、充满期待。他们指望有生之年见证新世界的降临，一旦不能如愿，他们便指望死后进入天堂。
这个范围广大的新宗教迅速发展。到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沦陷、犹太神庙的摧毁极大提高了新生教会对耶稣降临的期望。随着人们发展原有的教义，耶稣的教义在《福音书》中被大量修改、增删以反映新宗教面貌。人们详尽描述耶稣生平以反映关于他的新教义。关于复活节的信仰——耶稣升天并被任命为救世主，大约在耶稣死后十五年才开始。比经书中记载的三天时间长得多，毕竟有这么多细节要编出来。
耶稣留给后人的教义本身就众说纷纭。他之后主要的《福音书》作者，也就是三个共观福音作者，在现有版本基础上又以异于原文的方式改写修订经文。我们发现《马太福音》第5章至第7章的所谓“登山宝训”，生动地记载了现有《圣经》文本存在两种宗教的痕迹。两种宗教都是耶稣倡导的，两种宗教的文字都并排印在页面上。难以相信《马太福音》文本竟然允许这种惊人的不一致存在，甚至连克尔凯郭尔和托尔斯泰（Tolstory）这样睿智的读者都没有发现。
在《马太福音》第5章13至16节中，最初的耶稣告诉信徒他们是人间的楷模。他们应该彰显自我：他们应该做事认真、全面表现自我、光芒四射，过一种全方位表现性的生活。可是到了第6章1节至21节，耶稣却宣讲完全相反的教义，即天主教式的、以天堂为中心的、隐藏的、内在型的教义。例如，进行匿名慈善募捐，“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6:3）。同理，人们要秘密祈祷，不能在公共场合祈祷。严格斋戒也不能为他人所知“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6:18）。所以《马太福音》的第5和第6章同时强调教导人类既要出柜，又要入柜！
两种宗教之间存在另一个差异。“太阳式的”耶稣从不考虑明天。他活在世界的末日，活在当下，心无旁骛（《马太福音》6:25-34）。没有未来，因此他不担忧未来。但是，天主教式的耶稣是“隐秘的”或长期主义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在天堂积累财富（《马太福音》6:19 -21）。他有长远的规划。太阳式的耶稣绝对是今世的，只为今生做规划。天主教式的耶稣是极端出世的，长期主义的。类似后期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改良版的耶稣对人间即将消失的世界和天上的永恒世界作了对比，这种对比与原初的耶稣毫无关系。
两种宗教对宗法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原初的耶稣竭力辩解人们对他“废除律法和先知”的指控（《马太福音》5:17），但《马太福音》中天主教式的耶稣却是不折不扣的严格执法者，他坚持加强律法（《马太福音》5:17b-37a）。
最后的不同：原初的耶稣以推崇极端的、不切实际的慷慨著称。如爱我们的敌人；法规要求犹太人走一里路，耶稣要求我们多走一里路；别人打我们的脸，我们把另一边脸凑上去；只请不能回请我们的人吃饭，等等。相反，天主教式的耶稣，要求人们精明算计，或者“理性的互惠”。可以像爱自己那样爱邻居，但“纯粹的爱”——甚至爱敌人是不理智的。有意思的是，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清楚地批评了太阳式的耶稣教义，推崇天主教的教义（亚里士多德式的耶稣）。
已经有足够的反差表现这两种宗教，但争论依旧存在。人们如何确信哪一种宗教首先出现？我称之为天主教式的宗教代表了耶稣去世20年后，其追随者根据他的原初教义做的第二版的改写。耶稣本人属于上帝国——单一世界的人，一个性情中人。对他来说，一切事物，包括他本人在内，都需要持续地外泄和传递。他的眼里只有当下。人类并非生活在时间之中，我们就是时间。人就是自身外泄式的生活；人应该以表现性的方式生活，毫无保留地表达自我，维持现状，如同上帝、太阳或者火焰。人应当清晰地将自己传达给别人。人类应当过一种彻底外在的、自我给予式的上帝国生活，这是末世的最后生活。而这些才是此时此刻时间与永恒真正结盟。与此相反，我称之为天主教式的教义是后人根据新情况改编的。这些人把耶稣视为看不见的崇拜对象，安全地将其供奉在天堂世界中。人间的信徒们从下层世界仰视天堂世界，充满期待。信徒是天堂人间两界之人：“主啊，来吧！”他们祈祷着。
耶稣升天既是信仰的起点也是终点，他终结了耶稣倡导的伟大的末世宗教。有一到两年时间，耶稣在加利利传播这种宗教。《新约圣经》不幸地记录了令人失望的、失落的宗教。教会宗教把耶稣变成了上帝跟前放弃自我的孝子，作为回报让他成为造物主、全能的基督。但这些都远远没有达到耶稣本人所见到并显示给世界的教义高度，即便是世间目前已知的最伟大的教义也是如此。
我们得出的结论颠覆了阿尔伯特·史怀哲的理论。史怀哲说：“人们探究历史时代的耶稣，希望耶稣成为基督教改革和复新的基础。然而他们发现耶稣是个轻信的先知——他预测世界终结，被形形色色的超自然历史哲学主宰。这是与人类关联不大的一个人物。”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经历了柏拉图和形而上学的物质观，最近我们才发现人类处在生活世界中，在一个纯粹短暂的世界里过纯粹短暂的一生。上帝之死也必然导致世界之死、灵魂之死。一代人之前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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