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诺曼·斯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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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简史试读：
前言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拥有连接欧亚两洲最优良的天然港口，故而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1453年，它成为继拜占庭帝国之后的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其重要地位至今仍丝毫不减当年。写作本书时，我曾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天都可见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其中许多艘巨型油轮或者集装箱船来自中国，正在出入黑海。在伊斯坦布尔，从拜占庭帝国于6世纪兴建的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土耳其苏丹修建的宏伟清真寺，帝国雄风的遗迹随处可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笼罩着现代世界的幽灵。尽管它在“一战”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它之前控制的辽阔区域却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从14世纪开始，它以今日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地区为基地，迅速扩张成一个世界帝国，囊括了从大西洋的摩洛哥海岸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从当今的奥地利—匈牙利边界到也门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被沙俄取代；19世纪，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其中以希腊最为著名；到了20世纪，它又失去了阿拉伯地区。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便向世界呈现了一系列难题，以至有些人颇为缅怀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耀。
1916年，那位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曾付出艰辛的努力，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尽管当时的外国人都那样称呼奥斯曼人，但是他们自己只在后来才开始使用这个称呼。1919年英国控制伊拉克后，劳伦斯俯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思忖为何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多达10万人，并装备坦克、飞机以及毒气等武器，这个地区依然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冲突之中。相比之下，在土耳其控制的巴士拉、摩苏尔以及基尔库克这3个伊拉克省份，虽然只有1.4万名从当地招募的维稳人员，且每年仅处决90人，却依然能够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这种疑惑同样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曾经耗尽30年的时间，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但是最终只得撒手不管，将其交由联合国处置。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则展现了这个谜题的另一种版本。奥斯曼帝国维持了和平，或者说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各种问题，这与英属印度的情况颇具相似之处。尽管190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曾认为英国能够“永远”保留这一殖民地，但英属印度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
英属印度以分裂告终，并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诞生。由于孟加拉国后来也寻求独立，巴基斯坦最终也惨遭分裂。根据阿富汗地区形势的发展，就算巴基斯坦再次解体，世人也不会过于吃惊。这便引发了一个关于现代土耳其的核心议题。在现代，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记录并非没有瑕疵。我们没有必要追溯至年轻的土耳其中亚史学家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所论述的那样遥远的时代，并抛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择其两者”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奥斯曼帝国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继承其衣钵的土耳其共和国进行认真研究，奥斯曼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教？或者反过来说，奥斯曼人在不重视伊斯兰教的时候是不是更成功呢？
土耳其共和派分子坚决认为应该实施政教分离，并将伊斯兰教视为发展的巨大阻力。当共和派分子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时，他们效仿的是法国。早在1905年，法国就已实现政教分离。当时，在刺刀的逼迫下，法国国内的修女被迫离开了女修道院。天主教会曾一致错误地赞同对所谓的犹太间谍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进行迫害，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法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反教权主义传统，坚定的共和派分子辩称天主教应该为法国地位的下降以及被英德赶超负责。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如果要寻找一位患难知己，则非西班牙莫属：西班牙曾经是拥有700年伊斯兰教历史的世界帝国，后来成为实行军事独裁的民族国家，而且这段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土耳其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爆发惨烈的内战，但是它在“一战”中的悲惨遭遇则使其与西班牙同病相怜。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充满敌意。1924年，数百名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被驱逐出境，每人仅获得2 000美元的补偿，这些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允许回国。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中有一句话，暗指一些人将历史看作一只刚刚孵化出的小鸡，仅能看到它自己的些许蛋壳。但共和派毕竟赢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这是土耳其人历经千辛万苦，自17世纪以来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奥斯曼帝国苏丹与英属印度的阿加汗（Aga Khan）一样，希望与西方强国，特别是英国达成妥协。土耳其共和派分子遂将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其他旧帝国体制一并废除。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馆，伊斯兰主义者被无情地驱逐，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从希特勒魔爪下逃出的众多难民——本书正是以此为开篇。
土耳其共和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堪比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在我写作本书时，两个世界级的工程项目已经在土耳其破土动工。第一个工程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底部修建隧道，运行由安卡拉驶往欧洲的快速列车。相比于这一工程，第二个工程甚至更加宏伟。除了个别区域，土耳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落后状态。现在，土耳其开始在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坝，这不仅便于灌溉和发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主要为库尔德人居住区）所呈现的崭新的繁荣态势，使得该地区与其东部和南部的邻居卓然不同。但是，土耳其共和国遇到了困扰所有启蒙运动的难题：得鱼忘筌。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在宗教上更加保守的安纳托利亚人取代，土耳其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诸多疑问。
如果你是土耳其人，那么你需要探寻自己的归属到底是古老的当地突厥传统、波斯、拜占庭，还是伊斯兰或者某个伊斯兰教派，又或者是自觉的西化。土耳其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的艰辛历程，将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土耳其在此辩论进程中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在经济层面，土耳其已超过欧盟的前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且又一次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土耳其共和国的早期领袖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决心消除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动辄以蒙昧主义的借口随心所欲地打击伊斯兰教。但是，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土耳其各地区日益繁荣，安纳托利亚地区沉睡的城镇也在逐渐苏醒。这些地区的政治取向是宗教性的，而目前治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经常以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为榜样，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憎恶。如今的土耳其民众极其珍视其充满荣耀的历史，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知之甚多。
这并非是一位旁观者的评论，而且我也一直在极力避免这种状况，但是我仍想说现代土耳其正在拙劣地效仿类似于19世纪晚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 II，1876—1909年在位）所进行的变革。当然，我并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如今，人们正在重新审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位历史人物。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奥斯曼帝国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它仍以宗教立国（至少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变革，在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也从此崛起。但是，专业知识分子阶层和军队却反过来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有关于此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
我希望在上文中列举的6种归属已经融入今日土耳其的形成过程之中。对于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来说，它们也是不尽相同的，我的诸位土耳其好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使我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以致谢意，但他们会理解的。我只能说自己非常喜欢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特别是在本科生部，而且多年来，我依然与一些已毕业的学生保持着往来。我的土耳其语也有所长进，虽然许多出租车司机听到我带着苏格兰口音的土耳其语时，常常会困惑地大摇其头。我依然记得每周在海峡大学举办欧洲历史讲座的经历，并对此怀有特殊的情感。很荣幸，我以前在海峡大学的两名学生——目前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哈桑·阿里·卡拉萨尔以及在剑桥大学彼得学院任教的穆拉特·希维劳古鲁（Murat Siviloğlu），他们与资深土耳其历史专家安德鲁·曼戈（Andrew Mango）一起批阅了我的手稿。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法赫里·迪克卡亚（Fahri Dikkaya）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他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方面给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使我避免得出一些武断的结论。如果文中出现了纰漏之处，也可能是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后，我还要感谢Thames & Hudson出版社极其高效的出版团队，以及我的出版代理卡洛琳·米歇尔（Caroline Michel），她负责组织了本书的出版工作，我从中受益良多。对本书中术语的说明
我坚决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应该使用历史术语——当然我无意冒犯任何人——因此“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会一直使用到奥斯曼帝国末期，这就如同“阿勒颇”和“萨洛尼卡”是标准的称谓一样。我忽略了它们在奥斯曼抄本中的区别，因为这种差别只有在阅读原本时才有意义。序曲
弗里茨·诺伊马克（Fritz Neumark）用德语创作了一部名著，即一本名为“博斯普鲁斯避难记”（Zuflucht am Bosporus）的土耳其回忆录。尽管他不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却详细描绘了自己在1933年夏末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时的美好场景。时值夏末秋初，伊斯坦布尔林木茂盛，处处郁郁葱葱。客船依次穿过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在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金角湾之后，便到达了加拉塔大桥，桥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式灯塔，这种建筑样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极为普遍。库尔德搬运工背负着诺伊马克的行李走上街道漫长的台阶，将他送到公园旅馆歇脚。这个旅馆紧挨着原来的德国大使馆，是一座装饰成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在到达博斯普鲁斯后不久，诺伊马克参加了由外交部部长举办的接风宴——如果需要一件晚礼服，一位希腊裁缝在三天内就能赶制出来。作为一名从希特勒的魔爪下逃出的难民，诺伊马克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了讲授金融学原理的教师职位。在此期间，大约有1 000名德国难民来到土耳其，甚至有一段时期，爱因斯坦差点成为他们的领袖。当时，爱因斯坦已经接受了理论物理的教学职位，但由于土耳其政府希望他讲课而他又不愿意，因而最终没有就任，而是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尽管如此，其他到达土耳其的德国难民也非常优秀，以至新伊斯坦布尔大学在近10年的时间里名列世界大学前茅。
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后来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总设计师；汉斯·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讲授数学哲学，并组织了土耳其的滑雪队。这些难民中的佼佼者非赫尔穆特·里特尔（Hellmut Ritter）莫属，他是一位性情古怪、吝啬、脾气有些拧的人，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于德国情报部门。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堪称玄妙的伊斯兰诗歌方面的专家。由于同性恋问题（考虑到当时的时间以及地点，这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他被迫从汉堡东方研究所离开，来到土耳其。最初，他在安卡拉火车站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大提琴，勉强维持生计。随后，他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书馆员，负责重新编排书目。在此之前，该图书馆的书目由一个蓄着胡须的小老头负责，他把图书条目潦草地写在纸片上，然后将它们存放在抽屉里。
那些德国难民中的配角也同样素质超群，其中包括卡尔·埃伯特（Carl Ebert）。他是格林德本歌剧院的首席艺术指导师，在1936年创立了安卡拉音乐学院中的歌剧和戏剧学院。作曲家保罗·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则帮助重组了土耳其的音乐教育。在这些难民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他于1948年成为西柏林市的市长。那段时间苏东阵营正在对西柏林进行封锁，还发生了著名的柏林空投行动。罗伊特被英国贵格会教徒从集中营中救出，并在1935年到达安卡拉，讲授城市规划课程。他精通土耳其古语，因而肩负起土耳其语言改革的使命，这项任务主要是用适当的土耳其古语词汇取代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罗伊特曾在1917年作为战俘被关押在中亚地区，因而被认为拥有深厚的土耳其古语功底。很可能是罗伊特推进了土耳其语的改革。另一方面，他在安卡拉很受爱戴，他个子很高，经常戴着贝雷帽，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四处走动，而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安卡拉主要是在中欧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赫尔曼·扬森（Hermann Jansen）教授负责设计（充满智慧），克莱门斯·霍尔茨迈斯特（Clemens Holzmeister）教授负责执行（也充满智慧，但偏离了正常轨道）。
土耳其需要这些德国难民，正因如此，它才能够开启激进的文化、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今日的土耳其，也就是在1923年建立起的土耳其共和国，疆域基本未变，一直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奥斯曼帝国在最强盛的时期，领土曾延伸到三个大洲。从17世纪末期开始，帝国日益衰落，并在“一战”结束后解体。随着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土耳其共和国应运而生，其领导人决定扭转土耳其继续衰落的趋势，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8年的语言改革。当时，土耳其语主要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包含大量阿拉伯语词汇，涉及情感或者食物时还包含大量波斯语词汇。但是，阿拉伯语是一种喉音式语言，仅有3个元音，而土耳其语有8个元音。在辅音方面，旧土耳其语也存在诸多问题，仅阿拉伯语字母“z”就有4个版本。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要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拉丁字母甚至是西里尔字母会更实用。正如土耳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军队在语言改革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战”期间，如果土耳其军方要发送一份加密电报，首先需要将源语言翻译成法语，然后再进行编码并经莫尔斯电码发送，接收方则需要将其解码后再翻译成土耳其语。当时，已经有军官呼吁将整个过程简化，于是在战争结束10年后便发生了如下一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土耳其字母全都实现了拉丁化。
最终，土耳其民众的文化水平确实有所提高，现在土耳其每年能够引进1.1万册外版书籍，而中东地区每年引进的外版图书只有300册。土耳其作家很早就已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哈利卡纳苏斯的渔民》（The Fisherman of Halicarnassus）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在英国成为畅销书，正如今日的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的作品一样。但语言改革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退步：许多文学传统遗失；在旧帝国应用科学学院——这所大学的官方名称——学者们反对进行语言改革，而且故意拖延。1932年，这所大学被关闭，因而才需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来填补空缺。希特勒将大批优秀的德国人驱逐出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土耳其的红利，但是这些难民仅仅是众多来到土耳其的外国人中的后来者。20世纪著名的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马特（Nazim Hikmet）就是一位被驱逐的波兰人的外孙，他曾创作了一句流传已久的土耳其名言，将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占领举动描述为：“冲出亚洲，像一匹母马的头一样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第一章起源来自穆罕默德·赛义赫·卡拉姆，突厥游牧部落的帐篷，中亚，14世纪。纸上用的是不透明颜料及油墨，大小为19厘米×36.4厘米。现存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H. 2153，fol.8b。
托普卡帕宫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建筑，它位于弗里茨·诺伊马克乘船前往金角湾港口的码头时必经的狭小半岛上。这座宫殿与其他宫殿不同，虽然占地面积庞大，却不高。它以庭院的样式铺展开来，点缀着许多被称为“köşk”[英语中“kiosk”（凉亭）一词的来源]的楼阁，其中一些错落有致，这反映出统治者对于自身起源的认知。这座宫殿设计精巧，堪称游牧部落酋长所居帐篷的独特版本。奥斯曼帝国的标志是马尾，帐篷外边的马尾标志越多，就暗示着帐篷主人的级别越高。在军队行进过程中，帐篷经常会成为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在1683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占据了克拉科夫之后，曾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帐篷艺术表演。
早期的突厥人起源于中亚的阿尔泰地区——该地区位于今日蒙古高原的西部边缘，甚至可能与西伯利亚对岸的阿拉斯加有着古老的联系[爱斯基摩语中代表熊的单词就是土耳其语中的“ayı”]。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语词汇“突厥”便被用来指代这一来自北方的部落，这个词汇出现在很多地方，并在6世纪的中国典籍中得到正式记载。它意指善战的游牧部落，经常劫掠较发达的文明世界：“Turk”一词是居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意为“强壮之人”。这些游牧民族与蒙古人或者匈奴人有着密切关系，散布在中亚广袤的高原地区，屡次袭扰中华大地，甚至建立了延续数代的草原帝国，但很快便被当地定居民族同化。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与这个漫长空旷的前线地区的战争相关，长城的存在即是例证。建立于约8世纪初的回鹘政权堪称真正的草原帝国，它学习了中国的文字以及其他知识。在历史上，很多王朝都拥有显赫的突厥祖先，包括传说中的忽必烈可汗（忽必烈已成为非常普通的土耳其名字）。忽必烈在1272年建立了汗八里城，意为“大汗之居处”，也就是今北京。
一些土耳其语中的隐意可能纯属推测。“Kirghiz”（吉尔吉斯）在土耳其语中是指“42个（部落）”，还是有其他含义，比如“游牧民”？12—13世纪，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为“大突厥”，此外很多地区的名称都带有突厥语的影子：俄罗斯叶尼塞河（Yenisei）的名称即来自“yeni çay”，意为“新河流”；而斯大林格勒的早期名称“Tsaritsyn”（察里津）与“Tsar”（沙皇）没有任何关联，而是来自“sarı su”，意为“黄色的河流”。当然，现在还存在一些奇怪的单词：“tundra”（苔原）在古土耳其语中是“dondurma”，但后者现在的意思是冰激凌。尽管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声称吉尔吉斯语非常简单，然而两地相距千里，因此古突厥语的派生语有时候会在相距甚远的地区各自演化。土耳其语语法很有规律，但是不同于英语，介词、时态等都添加在主干词之后，元音则随着主干词的显性元音而变动。“pastrami”（熏牛肉）一词最好地体现了这种规律，它仅是与古突厥语有关的众多词汇中的一个。“pastrami”是原始词汇“pastırma”的意大利语版本，现指广泛出售的非常薄的风干牛肉片，保存在主要由孜然组成的香料中。“pas”是一个意为“press”（压）的动词的主干，“tır”（没有标点的“ı”与法语中的“eu”发音相似，在用于“a”之后时会改变元音）暗示着因果关系，而“ma”（也是一个元音变体，它本应该是“me”）则将该词变成了动名词。这种食物可以保存在马鞍下，使得游牧民族的弓骑兵可以在中亚高原[1]上长途跋涉数百英里。
以突厥语（使用如尼字母）创作的最早作品可以追溯至8世纪，[2]地点大约在贝加尔湖附近，内容涉及“dokuz oğuz”（9个部落）。之后不久，参照汉字竖写格式的回鹘体蒙古文开始盛行，并被伟大的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1162—1227）用作外交辞令。
除此之外，这些早期的突厥人并没有留下文字痕迹，因而需要借助外部资源来学习——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希腊语。突厥人迁移到亚洲的西部以及西南部，接近位于中亚边缘的伟大文明地区。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他们如潮水般迁徙而至，并掀起了两次风浪。在13世纪早期，成吉思汗领导了一个由蒙古和突厥（或者鞑靼）部落组成的联盟。100年之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则是一位世界版图的破坏者。他们及其继承者占领了中国、俄罗斯大部以及印度。“Mughal”（莫卧儿）是“Mongol”（蒙古）的变形，反映出莫卧儿王朝统治者的身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突厥语中，“Taj Mahal”（泰姬陵）意为“1/4的皇冠”；“Urdu”（乌尔都语）是“ordu”一词的变形，意为“军队”。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巨著《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s）专门论述了这些问题，指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整个中亚草原地区都拥有密切的突厥语联系，如果你使用突厥语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人来说，他们所说的语言与波斯语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历史上，波斯文明无疑是中东地区最伟大的文明，但至于突厥人与它的关系则存在广泛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文化传承，而且涉及伊斯兰教自身。
早在8世纪，突厥雇佣兵就已出现在波斯地区。在阿拔斯王朝后期的首都巴格达，哈里发统治着整个伊斯兰世界。此外，一些突厥雇佣兵也到达了叙利亚或者埃及地区。但是，突厥人迁移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0世纪末期。当时一支乌古斯（西突厥）部落来到波斯外围地区，这支部落的首领是一位塞尔柱人（selçuk）。“selçuk”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小规模的洪水”，在突厥语中或许还有其他含义。这些突厥人随身携带了一些来自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的宗教肖像艺术品。萨满教拥有自己的祭司，标志为游隼和雄鹰——“tuğrul”以及“çağrı”，这两个词如今依然被用作名字。1055年，他们进入了巴格达，并渗透到整个帝国：他们的首领图格里勒（Tuğrul）[3]贝伊在晚年时，以突厥风俗迎娶了哈里发的女儿。让–保罗·鲁（Jean-Paul Roux）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他宣称这无异于非洲酋长在手鼓声中迎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公主。
随后，这些突厥人侵占了整个波斯王国。至今，各国学校的教科书仍在描述与古代战争或厄运有关的故事。很少有希腊人或者伊朗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穿着优雅的白色衣服探讨诗歌中的虚拟语气，尊贵的主妇被活蹦乱跳的绵羊逗笑，黄头发的佣人在搅拌锅中的食物，天气晴爽怡人。然而，一群身材矮胖、毛发散乱的野蛮人突然到来，烧杀劫掠，扰乱了一切。这些野蛮人就是突厥人，他们的野蛮行为持续了数个世纪。另一方面，很少有土耳其人知道当地那些日趋衰落的文明以及宦官体制等，是随着他们祖先的到来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人被迫接受了欧式名字，意为战争的“Cenk”“Tusa”（尽管这可能是个巴尔干词汇）以及“Savas”颇受欢迎，而表示胜利的“Zafer”“Galip”“Mansur”以及“Kazan”则更受喜爱。在土耳其语中，关于战斗的词汇不胜枚举。
突厥人的主要策略是首先作为雇佣军出现，进而作为军事精英控制古老的王朝。他们适应力超群，并从他们侵略的民族身上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接受了当地的宗教。蒙古人接受了萨满教或者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而在其他地区，比如印度和波斯，则主要盛行伊斯兰教。在1100年前后，伊斯兰教是当时最先进的宗教（撒马尔罕的建筑最能体现这一点）。世界上最伟大文明之一的波斯文明，由突厥贵族统治。直至今日，西亚地区的人们仍疑惑为什么突厥人能够首先建立大帝国，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而他们却没有（土耳其共和国接纳了来自那个地区的100万难民）。
最令人感兴趣的混合体是俄罗斯。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解剖俄罗斯，却发现了鞑靼。”俄罗斯于13世纪被蒙古人或者鞑靼人（Tatars，正如“Turk”一样，最初仅是居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征服并统治了两个世纪。俄罗斯接近1/3的旧贵族都拥有鞑靼名字：尤苏波夫（Yusupov，来自Yusuf）或者穆拉维约夫（Muravyev，来自Murat），而“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甚至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人。鞑靼人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这可以通过俄语中的“手铐”以及“国库”这两个词反映出来。俄罗斯的王子们最终复制了鞑靼人的统治模式，其中以莫斯科公国最为成功。1552年，“恐怖的伊凡”征服了鞑靼人位于伏尔加河河畔的首都喀山。19世纪，鞑靼的重骑兵在俄罗斯发动了某种形式的十字军战争。在此过程中，愤怒的农民从“鞑靼人的铁蹄下”（这个称谓仅仅在1571年才首次使用）获得了解放。当时，东正教会试图抵制“恐怖的伊凡”，因为他利用鞑靼人建立了一个不容忍东正教存在的国家。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包括通婚。
波斯的突厥人被称为“大塞尔柱人”，但是他们的远亲——其他的突厥游牧部落，则迁往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首领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的率领下，这些部落（horde，这个词也来自ordu）进入了富庶的叙利亚地区。沿着这条通道，阿尔斯兰的部落直插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界前沿，并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主要是位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守护着君士坦丁堡的门户。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戴奥吉尼斯（Romanus Diogenes）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亲率一支军队前往东方抗击突厥人。1071年，在曼齐喀特，也就是现在被称为马拉兹吉尔特的、位于凡湖北面高原的一块不起眼的地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结果，拜占庭帝国的军队遭遇惨败，他们对于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的控制被严重削弱。在之后的200年中，塞尔柱突厥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帝国则退缩至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以及少数沿海地区。
塞尔柱人没有理会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在距安卡拉东部4小时车程的卡帕多西亚地区，基督徒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山谷中，并建造了拥有精美壁画的岩石教堂，成为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些壁画主要是在10世纪至11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复兴时代绘制的，品质精良，而且其中一幅名为“我们弗拉基米尔的夫人”的作品被带至新生的基督教俄国。在塞尔柱征服之后，虽然这些壁画开始失修，它们却成为突厥人宽容及守法的文明见证。塞尔柱人对于压迫异教徒不感兴趣，毕竟他们人数太少，基督徒则遍布各地。相反，突厥人与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和贸易现象却非常普遍。一位颇有文化品位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在12世纪曾经说过，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希腊人，一类是野蛮人，还有一类是“混合野蛮人”——与基督徒通婚的突厥人。
塞尔柱王朝的首都科尼亚，在古罗马时被称为伊康，而另一座主要城市开塞利，在卡帕多西亚王朝时曾被称为凯撒利亚。这两座城市拥有一些精美绝伦的建筑，这些建筑与中亚著名的撒马尔罕以及布哈[4]拉地区的建筑风格类似。统治者在这些城市中修建了宏伟的清真寺，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有时候还会附带修建学校和医院。但是，早期突厥人并不善于进行宗教统治，他们更倾向于设立小型的礼拜室而不是宏伟的清真寺。这种礼拜室更适合他们所接受的伊斯兰教，女性在里边礼拜时也不用佩戴面纱，塞尔柱突厥人还会在礼拜室内饮酒、跳舞。这都反映在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游记里。
最终，拜占庭帝国分崩离析，但是它是自西向东而不是自东向西崩溃的。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并且愈演愈烈，因为罗马教皇宣称其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而拜占庭帝国却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督教：东正教。西方——“拉丁”——十字军，主要由诺曼人和威尼斯人组成，于1204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大肆劫掠。这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前，拜占庭帝国在科技方面领先于西方，西欧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如同乡巴佬进城。拜占庭人拥有令人生畏的武器“希腊火”——将易燃的油类混合在一起倾倒在海面上，点燃后就可以烧毁敌方战船。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拜占庭人抵挡住了入侵者的多次进攻。1204年，作为所谓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威尼斯人研制出用化学品处理皮革的方法，可以专门用来对付火攻，因而他们的战船和攻城塔所向披靡。他们跨过了由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在5世纪建造的高大坚固的城墙，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现已成为泽伊雷克清真寺的全能者基督修道院中，曾经埋葬着众多科穆宁王朝的皇帝，然而他们都被从坟墓中刨了出来。今天，唯一能够证明他们存在过的标记是残留在高墙上的一块薄金片，它由于位置太高而免于被搜刮。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处于拉丁人的控制之下。后来，尽管拜占庭人得以复国，但那时的拜占庭帝国已残破不堪。拜占庭帝国实际上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统治，而他们之间却围绕黑海贸易展开了激烈争夺（土耳其海岸依然残存着他们的堡垒遗迹，而且俯瞰着整个伊斯坦布尔港口的加拉塔灯塔也曾是热那亚人城堡的一部分）。后来，贸易争夺战的参与者增至4个：拜占庭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以及突厥人。
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塞尔柱王朝的黄金时代在13世纪早期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蒙古人也是突厥人，而成吉思汗则是一位征战天才。没有人可以击败蒙古人的弓骑兵，而且蒙古人善于利用拥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具有很强的学习军事技巧的能力，从而能够连续攻城陷阵。如果敌人投降，蒙古人会或多或少地放任他们自由生活；如若遭遇抵抗，则必定血流成河。须知，标志蒙古人统治的旗帜上就画着由头颅堆积而成的金字塔。至今，在塞尔维亚的尼什尚且保存着一面这种类型的奥斯曼帝国版本的旗帜。俄罗斯、波斯以及塞尔柱突厥人先后臣服于蒙古。尽管莫卧儿王朝后来才建立，但是通过借道阿富汗，蒙古人在当时已经降服了印度北部地区。蒙古人最后止步于叙利亚和德意志，并非因为这些地区的军队善战，而仅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地区没有战马需要的足够草场，而草原帝国却严重依赖它。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后，文明程度更高的原住民开始负责经营他们的王朝，而蒙古人或者突厥人则主要充当统治贵族。纵使在环境方面略有差异，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埃及：统治着这片土地的马穆鲁克人，就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的后代，而“马穆鲁克”本身的意思就是“奴隶”。
蒙古人在13世纪蹂躏了波斯地区，继续向西推进并重创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塞尔柱王朝灭亡，分裂成众多大大小小的埃米尔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西北部靠近拜占庭帝国边境的地区，分布着一个小埃米尔国，其首都位于一个名为瑟于特的不起眼的地区。像其他的埃米尔国一样，这个埃米尔国的起源也是充满争议的。据称，这个埃米尔国在1300年成立，但它的早期历史主要由传说组成，缺乏明确的佐证。这个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者名为奥斯曼一世（OsmanⅠ，1258—1324）。根据记载，他的父亲埃尔图鲁尔（Ertuğrul）来自东方，但是历史记载并非统治者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他们是游牧民，而且早期（对于坟墓以及垃圾场的）考古已经予以证明。
20世纪，人们宣称早期奥斯曼人（“Ottomans”是“Osmanlı”的西化版本）是为安拉事业奋斗的热血士兵，而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对基督教必胜主义者的回应。这些人称奥斯曼人是高贵的野蛮人，需要从拜占庭学习一切文明，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的证据都不充足。建造于14世纪的清真寺房顶上的铭文，并没有标明早期的奥斯曼统治者将自己视为圣战者。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圣战者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游牧民或者半游牧民，其中许多人被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最近从中亚游牧地区迁移而来，而不是来自城镇地区）而不是突厥人；他们操着特有的突厥语，而不是当时已经得到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但是，伊斯兰教是一个新近崛起而且扩张缓慢的宗教，虔诚的教徒按照各自的习俗进行礼拜。奥斯曼的三个主要盟友都是基督徒；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OrhanⅠ，1324—1362年在位）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在一个世纪之后，奥斯曼王朝的宫廷仍使用希腊语；而且当时并没有推行一夫多妻制。
一种理论认为奥斯曼人是典型的边疆居民，对相对富裕的西部邻居发动了野蛮的征战，这种观点充满争议，却不无道理。奥斯曼人是天生的优秀士兵，却需要从其他地方学习治国经验。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斯特凡诺斯·莱奥尼斯（Stefanos Vryonis）声称，以土地测量、税收、法律，甚至以参战交换土地的某种契约角度出发，比较拜占庭帝国晚期与奥斯曼王朝早期的历史会很有趣。圣战思想是在很久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是学校教科书依然这样论述。
1326年，在经历了堪称史诗般的战争之后，奥尔汗一世占领了重要的城镇布尔萨。但是，此次事件的意义并不显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放弃了此城，抱怨称自己的国家正在解体并倒向伊斯兰教。大多数肩负重税的当地民众都愿意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许多饱受剥削的民众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由于信奉独特的基督教而受到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打压，因而对于同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结盟充满热情。在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作为对于亚美尼亚人支持自身事业的回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特意准许亚美尼亚人将其宗教中心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很长时期内将他们称为“millet-i sadıka”，意思是“忠心耿耿的族群”。
奥斯曼王朝逐渐在14世纪崛起，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编年史，但是其中的历史谜团难以完全解开。黑死病曾对欧洲造成重创。这个舞台上的角色众多，并上演了合纵连横的大戏——在希腊地区有加泰隆人，在保加利亚有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争斗，拜占庭帝国则经历了近20年的内战。最终，年老且失明的约翰五世（John V）结束了与约翰六世（John VI）的共治，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的，“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仅通过宗教精神加以维系，而这种精神只能产生憎恶和矛盾”。恰在此时，奥斯曼人横空出世，他们拥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成为各方急于拉拢的重要对象。奥斯曼人的首领奥尔汗一世在这些派系之间巧妙周旋。在热那亚船队的帮助下，奥斯曼人于1352年首次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欧洲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帮助其中一方。
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奥尔汗一世击败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敌对的埃米尔国，但穆斯林编年史学家并没有记录这段插曲，这无疑透露出他们对于圣战者违背自身使命的行为感到难堪。此外，穆斯林编年史学家还在其他方面遗漏了相关内容，即奥斯曼王朝还从另一个埃米尔国手中夺取了安卡拉：那里的阿拉丁清真寺就是见证，其中的一段铭文称奥尔汗一世为“苏丹”，苏丹是一个意为“所有人的君主”的伟大（而且最初是阿拉伯语）称号。可以说，这是突厥人首次使用这个称号。当奥尔汗一世在1362年去世之后，奥斯曼王朝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大规模地侵占巴尔干半岛，而且很快就占领了重要的古老城市亚得里亚堡（现名为埃迪尔内），并将此定为首都。他的儿子穆拉特一世（Murat I，1362—1389年在位）继续参加了拜占庭帝国的另一场内战，攻占了重要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将北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与拜占庭帝国隔离，保加利亚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1389年，塞尔维亚的拉扎尔（Lazar）率军在科索沃地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激战，结果惨败。为了复仇，一位塞尔维亚人设法接近并暗杀了穆拉特一世。自此，塞尔维亚人开始与奥斯曼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穆拉特一世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tⅠ，1389—1402年在位）继承了奥斯曼王朝的王位，他的妻子是一位塞尔维亚公主。巴耶济德一世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又名“雷霆”。他横扫了巴尔干半岛，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但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当时，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很多埃米尔国，虽然它们最初的实力明显强于奥斯曼王朝，但都被巴耶济德一世兼并。然后，巴耶济德一世又挥师东进，最终控制了一条重要且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这条贸易路线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安塔利亚港口，之前由强大的卡拉曼王朝控制。像其前辈一样，巴耶济德一世再次获得了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奥斯曼王朝稳固的巴尔干半岛后方，因为塞尔维亚人和拜占庭人都与他并肩作战。尽管这些基督徒有时会寻求西方的帮助来对抗奥斯曼人，但是也很容易接受招募，为奥斯曼王朝东征西战。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巴列奥略（Manuel II Palaiologos，1391—1425年在位）在穿过黑海沿岸的卡斯塔莫努地区时，曾经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挽歌。这首挽歌的名字是科穆宁兵营（Castra Comneni）的土耳其语变体。科穆宁兵营曾经是昔日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的一处营房，曼努埃尔二世指出：“古罗马人曾经命名过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一小块平原，这里有很多城市，但是它们现在已经缺失了宏伟城市所应具有的最重要因素，即民众。现在，大多数城市已经荒废了。”而事实的确如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仍是游牧民族。
奥斯曼王朝的统治获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戴，这是真实且可以预料的：奥斯曼王朝的税收更低，而拉丁政府却征收苛捐杂税，同时实行农奴制。这些地区曾经盛行一种可称之为基督教异端的神学理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地区。这个基督教异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阿里乌教[5]派。阿里乌教派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坚持认为他仅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与《古兰经》中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是，这些缘由并非奥斯曼王朝获得拥戴的充足理由或者决定性因素。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大批基督徒转宗现象，而且他们普遍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
随着突厥人的推进，基督教世界警报四起。早在1291年的穆斯林反击中，十字军就已经被迫从侵占的圣地领土上撤退，但是它们依然控制着海洋，并在堡垒森严的海岛上避难，比如罗德岛和塞浦路斯岛（这些岛屿的统治者仍自封“耶路撒冷之王”，并最终将头衔传给位于德文的考特尼家族，令人惊奇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就在17世纪埋葬于德文地区）。奥斯曼王朝的真正敌人是控制着东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财力雄厚、运营良好、寡廉鲜耻、实力强大。如果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描述威尼斯人对于奥斯曼王朝的抵抗，那么一定是组织严密。绝望的曼努埃尔二世向西方寻求援助（曾亲自前往伦敦），并获得了响应。
基督教世界竭力将匈牙利拉进对抗奥斯曼人的阵营。令人惊奇的是，匈牙利人最初也来自中亚，是突厥人的近亲。匈牙利语采用平行写法，许多单词都与土耳其语相同（比如大麦都是“arpa”，游泳分别是“yüzmek”以及“uszik”，马鞍则分别是“eyer”以及“nyereg”，在这些相近的单词中，尤以帐篷一词最为显著，它在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中分别是“çadır”以及“csádor”，发音都是“chador”）。拜占庭人甚至称匈牙利国王（拜占庭人授予其弯曲的十字架皇冠）为“Tourkias archon”，意思是“突厥人的王子”。此后，匈牙利人便在土耳其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从在1729年经营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出版社的易卜拉欣·穆特法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到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组织小提琴教学的利科·阿马尔（Licco Amar），甚至连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园丁都是匈牙利人。
在这些人中，就有阿米纽斯·万贝里（Arminius Vámbéry），他堪[6]称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万贝里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本名为赫曼·班贝格（Hermann Bamberger），除他之外的家人全部因流行病死亡。最终，在被当地的一个绅士家庭收养之后，他的名字被改为万贝里。在1848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帝国的起义中，万贝里成为一名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起义失败后被迫迁往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他很快就掌握了土耳其语，并肩负着秘密任务到达了波斯。到达波斯之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靠近匈牙利的起源地。他穿越沙漠，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这带来了重大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土之下，埋藏着伟大的文明：中国、印度以及希腊文明。这项发现使万贝里能够在温莎城堡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共度周末，并在1902年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勋章。
在1396年，匈牙利曾一度是基督教世界的堡垒。一支欧洲军队在保加利亚袭击了巴耶济德一世，却在尼科堡战役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实，二者军事实力的差异早已预示着基督徒失败的到来。奥斯曼土耳其人拥有一支现代军队，而基督教军队还在使用冷兵器。由于各个将领一直在激烈地争论应该由谁担任总指挥，即便是披坚执锐的基督教重骑兵也无法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队。当时，由于遭到来自东方的入侵，拜占庭帝国暂时得以幸存——这是突厥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自东方，蒙古人也是如此。现在，这些征服者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恐怖的一个——帖木儿出现了。
与成吉思汗一样，帖木儿自己就是突厥部落卡格塔伊分支的一员。在24年的时间里，他重建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大帝国，并大肆破坏和屠杀。帖木儿大军所到之处，头颅堆积如山，甚至连位于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也没能幸免。这个“怪兽”在1405年去世之前，已经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准备征服中国。在此之前，帖木儿击败了巴耶济德一世，重创了势力不断膨胀的奥斯曼王朝。1402年，在安卡拉地区（今埃森博阿机场的位置）爆发了一场激战，结果奥斯曼王朝惨败，巴耶济德一世被俘。那些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曾遭巴耶济德一世驱逐的埃米尔都在帖木儿处寻求庇护，而那些被奥斯曼王朝征召的前埃米尔国的士兵则临阵脱逃。在一片森林中，帖木儿埋伏了大批战象。当时，这片森林（现已消失）将安纳托利亚高原分割开来，奥斯曼军队也被分割成几段。此战之后，巴耶济德一世的王朝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之前的埃米尔国都重新恢复。拜占庭帝国得以保存，甚至收复了萨洛尼卡地区，因为巴耶济德一世的一个儿子需要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以对抗另一位兄弟。
1402—1412年是奥斯曼王朝的大空位期，这一时期充满争议，原因与奥斯曼王朝的建立问题一样。奥斯曼王朝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为它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因为它隐秘地倒向欧洲？巴耶济德一世的其中一个儿子苏莱曼（Süleyman）曾与拜占庭帝国、威尼斯以及十字军最后的代表圣约翰骑士团进行合作。当时，基督教世界刚刚出现文艺复兴，或者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复兴。难道那不是奥斯曼王朝的未来？但是，奥斯曼王朝的历史首先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胜利，随后就被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在海峡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巴耶济德一世的另一位儿子最终胜出。曾经是苏莱曼盟友的拜占庭帝国现在已经行将就木。穆罕默德一世（Mehmet I，1413—1421年在位）重建了父亲的帝国，他的儿子穆拉特二世（Murat II，1421—1451年在位）则发动起奥斯曼王朝的战争机器，发起了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争。
奥斯曼王朝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强大的战争机器呢？其中的一个答案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它是一个军事王朝。奥斯曼王朝没有贵族阶层：如果获得苏丹的提拔，你就会升职；如果你许诺提供骑兵，就会获得土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后代可以继承。在非军事层面，情况也是如此，一位拥有天分的行政人员可能会获得官职和财富，但是一旦死亡（或是因为苏丹一时兴起而被处以死刑），便会失去一切。在奥斯曼王朝早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寡头政治，奥斯曼人仅是领袖而已。当时，在奥斯曼王朝存在很多显赫的家族，比如势力强大的坎达尔里[7]斯家族，曾一度垄断了大维齐尔的职务，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在旧都布尔萨，这个家族建立的清真寺甚至比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清真寺都要宏伟，而且享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这个家族还在布尔萨建立了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拜占庭帝国的独立贸易网络）。同时，在奥斯曼王朝中还有大量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贵族，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世袭家族，比如曾为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希腊的埃夫雷诺斯（Evrenos）贝伊。
当代作家对于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 1451—1481年在位）打破相对平等的制度充满怨言。穆罕默德二世将归属的埃米尔国首领视为属下，迫使他们顺从于自己的权威，这是因为他建立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些军人从小就接受了严格训练。当然，当你进一步挖掘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它存在着鲜明的基督教因素——奥斯曼帝国就如同已经建立了良好运行体制的拜占庭帝国（毕竟，奥斯曼帝国3/4的臣民都是基督徒）。在穆拉特一世时期，奥斯曼国家机器的关键部分已经出现：耶尼切里军团。14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人侵占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突然想到建立一种军事体制，征召年幼的儿童，让他们接受严格的教育，皈依伊斯兰教，并学习土耳其语。穆拉特二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体系（它被称为“devşirme”或者“lifting”）：这些男孩在宫殿内享有特权，同时接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一些男孩毕业后成为苏丹的书吏，并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职责，其他人则组成了新军队的核心。这支军队拥有其他军队所难以媲美的团结精神，被称为“新军”，即耶尼切里军团。耶尼切里军团是一支勇猛威武之师，他们的勇气和意志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但也令敌人艳羡。耶尼切里军团拥有自己的军乐和独具特色的礼仪性行军方式（前进两步，后退一步，头转向旁边），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而且拥有独立的训练场、营房或者学校。
当时的奥斯曼王朝苏丹无疑是英明的君主，非常乐意参加接待活动，埃迪尔内的宫廷中弥漫着一种自由欢快的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进出宫廷拜谒苏丹，苏丹则会用希腊语、土耳其语或者塞尔维亚语与他们交谈。同时，一种新型火炮的出现为奥斯曼王朝增添了新的色彩。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城墙将难以阻挡这种新型火炮的攻击。
到15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仅存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并没有人关心。现在，各方势力最主要的兴趣是君士坦丁堡在黑海和地中海商路中的重要地位，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此展开激烈争夺，而奥斯曼帝国则需要这条商路带来的收益。拜占庭帝国真正的末代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持续向西方寻求帮助，甚至亲自前往意大利求援，但收效甚微。罗马教皇声称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拜占庭人需要承认他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领袖地位，而且必须放弃自身的正统信仰。拜占庭帝国的精英阶层可能乐于接受教皇的建议，普通民众却非如此——他们憎恨拉丁人，其程度丝毫不亚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导演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中俄罗斯人对于残暴且劫掠成性的条顿骑士的仇恨。拜占庭帝国的神职人员也不愿苟同，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会乘机攫取东正教的领导权。约翰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49—1453年在位）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他寄希望于西方的支援，并向拒绝支付贡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发起了挑战。
穆拉特二世死后，他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决定终结不遵守协议的拜占庭帝国。1452年年底至1453年年初，他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组建了一支舰队。在土耳其海峡亚洲一侧的博斯普鲁斯地区，奥斯曼人已经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堡，穆罕默德二世在海峡的欧洲一侧又修建了另一座城堡。鲁梅利堡垒位于土耳其海峡的最窄处，大部分遗迹依然保存良好。这座堡垒上的火炮能够击沉任何途经的船舶，因此阻断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的联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在数个世纪中成功地将进攻者拒之城外，无数入侵者止步于城墙脚下。这些城墙从罗马时代就已开始修建，一些地区的城墙甚至拥有三层墙体。这些墙体敦厚且扼据险要之处，守城者可以获得良好的防护，并利于突然出击。敌军的舰队难以突破金角湾，因为一条巨型的可以悬浮的铁链锁断了前进的道路，而铁链的另一端则固定在加拉塔。当时，加拉塔地区掌握在保持中立的热那亚人手中。此外，拜占庭帝国还拥有终极防御武器：希腊火。然而，到1453年时，君士坦丁堡用以阻止敌人攻击的诸多障碍都被穆罕默德二世清除了。
虽然火药早在14世纪就由中国传入，但是火炮极难铸造，因为当浇灌铁水时，炮管可能会产生极小的裂痕。在使用火炮时，一旦这些裂痕在热力膨胀的情况下发生爆炸，就可能对使用者造成致命伤害。1460年，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因火炮发生爆炸而当场身亡。今天，克里姆林宫还珍藏着另一件超级武器——沙皇炮（1586），但它从未被使用过。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却设法建造了可以投入使用的巨型火炮。一位名为乌尔班（Urban）的普通匈牙利人带着火炮样品前来拜见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由于没有资金而不予支持。穆罕默德二世拥有铸造火炮的足够资金，因此乌尔班为奥斯曼王朝铸造了两门巨型火炮。在一个由60匹马和300人组成的队伍花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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