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有光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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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试读：

编辑说明

这里讲述的一些内容，作者此后几年中在接受各类采访时有所披露，由此引起了读者对于语言学以外的周有光先生的更多兴趣。越来越多的人从关注作者本人，也更多关注到中国以20世纪为主的这段依然缺乏充分研究的历史事实。作者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虽然已经90高龄，但仍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处于自然放松的家庭环境之下的聊天，对事实的陈述未加刻意雕琢，使得这部口述作品带有某种即兴和漫谈性特点。即便如此，这里所展示的人生视野仍然十分广阔、生动。也许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并非严格意义上历史陈述，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佐证和思考。

在编辑这部口述作品中，为了确保作品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在广泛征求了许多专家意见后，我们确定了以下编辑原则：

一、保留大部分口述习惯用语，最大限度地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语言习惯，保留口述文本原有的语言特色。少数带有南方特色的语词，只要不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尽量予以保留。

二、不对原作的段落顺序进行随意性变动。尽管如此会造成某些内容或句子可能在不同地方出现，但基于作者聊天时的语气及思路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作者表示自己没有精力再做校改的情况下，维持原状的处理或许更为谨慎和负责，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的真实性。

三、必要的出版上的技术处理。我们对记录稿的编辑处理主要侧重于标点符号及对错别字进行更正；在不影响语义的情况下，谨慎删除个别重复、反复叙述的段落和句子，精简频繁使用的语气词、连接词；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对个别口语词汇、句子略作调整，便于读者阅读时更为流畅。

四、资料核实及更正原则。

1.我们对口述中绝大多数人名、地名、时间和事件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背景资料、真实性及来源等方面的核实工作。

2.对少数较为明显的问题，如日期、人名拼写等记忆偏差造成的错误，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后直接予以了更正。

3.口述中可能与其他史料不符、与事实有出入，或与某些理论常识有出入的地方，基本不做修改，仅加上编辑注解，作简要说明。

4.作品涉及的大部分统计数据来源于1996年之前的公开报道，有些统计数据和作者所描述的情景与今天的现实已经有明显差异，编辑时保留原状。

5.对书中涉及的某些重要事件我们在页下加上了注释，仅供读者参考。

五、为了使读者阅读时更易掌握作者的核心思想，我们根据文中的核心词和内容加上了章节标题。

六、编辑制作的人名索引只收入作者在本书中提及的人物，绝大部分只作简单说明。附在正文之后，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标示出现页码。其中有些人物暂时没有查询到更多资料，只能根据口述内容编制。

某些与作者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或事件，因作者在本书中没有提及，人物索引就不予收入，有兴趣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考作者其他作品。

七、为便于读者深入了解作者更多资料，我们在正文后面附有相关作者“周有光年谱简编”、“周有光著作一览”等，供有兴趣的读者了解。

这部作品中主体部分的叙述时间到今天已经又相隔18年之久，当时的录音磁带也是许多年以后复听并做文字记录的。令人遗憾的是，个别磁带上的内容已有遗失，造成个别地方口述内容不连贯，我们尊重作者和事实，不做补全。口述中有少数地方和内容，因各种原因有删改，敬请读者谅解。

最后的“尾声”是编者根据周有光先生的讲述，在2014年出版前夕记录下来的，作为对正本的补充。这部书出版之前，我们专程为此征询周有光先生的意见，他诙谐地说，他现在要提倡“出错主义”，因为任何人或任何“主义”都不可能没有错误存在的，社会的发展也有赖于不断改正各种错误。一本书或一种观点有错误存在，就需要有批评指正，作者将因此有更多机会和读者交流。周有光先生表示他希望由此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纠错。

我们诚挚希望读者在阅读这部书以后，不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也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宝贵资料和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编辑2014年7月31日

百年沧桑笑谈间

去年一月，在恭贺周有光先生108岁寿辰时，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予以优秀遗传基因，使之健康长寿，智力超常；须自幼接受良好而全面的教育，使之具备全面优良素质，掌握古今中外知识；给予历史机遇，既使其历尽艰辛，又获得发挥其智慧才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本人在大彻大悟之后，能奉献于民众、国家和全人类。古往今来多少伟人天才，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罕见记载。而周先生不仅具备，还创造了新的纪录。

这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以下简称《口述》），就是一项新的纪录。《口述》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周先生在1996—1997年间的口述录音整理的，在2014年补充了一段“尾声”。周先生口述时已91岁，但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止这91年，也追溯他的家世和见闻。而在补充“尾声”时，周先生已是109岁，称之为“百年口述”名副其实。

周先生的长寿、完成口述时的高龄、高龄时的记忆和思维能力世所罕见，这部回忆录内容的丰富程度在中外名人中是少有的。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太平天国、五卅惨案、救国会、抗日战争、西迁大后方、民主运动、国共合作、太平洋战争、“二战”胜利、战后美国、思想改造、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早期国际交往、《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问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等，涉及的地域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缅甸、新加坡和中国从东北到西南、西北到东南与香港等，涉及的人物有吕凤子、屠寄、刘天华、刘半农、孟宪承、陈训恕、张寿镛、胡适、沈从文、尚仲衣、陶行知、梁漱溟、聂绀弩、陈光甫、章乃器、赵君迈、吴大琨、沙千里、宋庆龄、胡子婴、邹韬奋、宋子文、张充和、卢作孚、翁文灏、何廉、梅兰芳、吴蕴初、杜重远、许涤新、陶大镛、徐特立、黄炎培、常书鸿、向达、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老舍、杨刚、刘尊棋、刘良模、范旭东、马凡陀（袁水拍）、潘汉年、村野辰雄、李荣、桥本万太郎、倪海曙、叶籁士、马寅初、叶圣陶、丁西林、胡愈之、陈毅、林汉达、姜椿芳、钱伟长、吉布尼、梅维恒、傅汉思、爱因斯坦等。

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

记录历史事件，发挥主导或决定性作用的人、处于重要或关键地位的人、亲身经历或掌握原始资料、证据的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切身利益，或为了保守机密，或出于法律限制，往往不愿或不能说实话，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谎言，制造假象。局外人、无关者和普通人既无利害冲突也无顾虑，可惜他们了解的内容太少，一般不具备记录的自觉和能力，如果不具有一定的判断和正确立场，往往只留下片面的、甚至极端的印象，出于他们的回忆很可能以讹传讹而南辕北辙。周先生的优势正是介于两者之间，除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相关文字改革的工作，他都不属于这些历史事件的主角或主要人物，但他又一直以一位爱国者的忠诚、学者的睿智、知识分子的良心起着力所能及的作用，或者以锐利的目光、缜密的思维、细致的分析、客观的立场进行观察和记忆。因此他的回忆兼有两者之利，而又能避免两者之弊。

周先生对一些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回忆只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出发，而不求全面完整，也没有什么个人追求，更不会制造什么轰动效应。在我亲灸周先生的教益和见闻中，有些或许更重要的内容，或许更能显示周先生本人的影响和作用的事，并没有出现在他回忆中。就是他谈及的部分，也只涉及主要方面。如在口述中，他只谈了一次与爱因斯坦的聊天，实际不止一次。他曾告诉我，那时爱因斯坦觉得无聊，很愿意与人聊天，所以在首次见面后，他们又聊过几次。周先生说：“因为是他无聊才找我去的，所以后面几次谈了什么我早已忘了。”周先生绝不会因为爱因斯坦是世界名人，就会详细讲述无关紧要的内容。又如“反右”，是“文革”前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也是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周先生因从上海调入北京、从经济学界转入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有惊无险，因此他的讲述只用“不是一个重点单位，但是也必须按照比例划百分之几的右派，因此划了几个青年”一笔带过。章乃器是他的老朋友，周先生说：“章乃器是抗日战争之前、抗日战争期间公认的上海左派。可是‘反右’运动就定了他是右派。”在谈到沙千里取代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时，他提及当时一些附和‘反右’运动的人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这是假君子；沙千里也是‘七君子’之一，这是真君子。去掉一个假君子，来一个真君子，这就很好。”就像一幅白描，淡淡几笔再现了当时残酷的现实。周先生去看望戴着右派“帽子”的章乃器，由于不知房号，在一幢八层公寓中一间间敲门，直到最高一层时才找到，“他开出门来，跟我都相互不认识了”。章的前妻胡子婴，住在副部长级官员的大院里，“非常关心章乃器的事情，我跟胡子婴也经常来往”，但周先生看望章乃器后写给她的信，她居然没有收到。这些小事的背后，有多少值得后人想象或探究的残酷史实！正规的中国“反右”运动史或章乃器、胡子婴的传记大概不会有这些内容，但却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所可望不可求的。再如，在“文革”后期和打倒“四人帮”后风传一时的江青接受美国记者维特克（Victor）采访和《红都女皇》一事，既有正式红头文件的传达，又有民间绘声绘色的故事，还有香港出版的书。但周先生在访美时从他的连襟傅汉思（Hans Frankle）处得知，维特克是他的学生，是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是位严肃的学者。周先生与维特克见面，听她讲了采访江青的情况，还看了维特克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发现除了引用江青的谈话以外，这本书并没有对中国不友好的内容，用事实澄清了这个曾经流传海内外、轰动一时的传闻。

周先生当时的口述并非为了出版，主要是为了让后代和亲属们更多地了解自己一生的经历。因而有些我听到过的人和事就没有提到，如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参加接待达赖喇嘛、“文革”中的“反动言行”，等等，这是很可惜的，现在因周老年事已高，已无法请周老自己补充了。

也正因为如此，除了附录中的一篇短文和两篇采访稿外，周先生的口述主要是讲他的经历和涉及的人和事，而对自己的看法、建议、观念、思想并无专门的介绍或阐述。所以要了解周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观念，特别是他在90岁后不断思考和探索的新思想、新成果，还是要读他的相关论著。

在本书的“尾声”中，周先生说：“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我有幸受教于周先生已经33年了，我深知周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直到前几年趋谒时，他都会拿出打印好的新作或他感兴趣的材料：“你看看是不是有道理？”“我能看到的材料太少，你大概已看过了。”尽管周先生是罕见的人瑞，但他绝不希望、我们也不应该将他当成神。周先生的期望是他的口述“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从中辨识出谬误和光明”。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认真纠正一位百岁老人回忆中难免的错漏，就是对周先生最诚挚的尊敬和最热情的祝福。2014年5月

我的爸爸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爸爸对朋友宋铁铮先生讲述了他人生的故事，记在30多盘录音带上。当时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想让我们后代了解一点他的经历，过后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2002年我妈妈张允和去世，我女儿周和庆从国外回来发现了这些带子，把它打成文字稿，但也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赵诚先生为写爸爸的传记，看见了这个稿子，认为很值得出版。于是，在爸爸讲述17年以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这份口述将成为他的一本新书，可以让他的亲属和朋友更好地了解我爸爸的一生。

在更多陪伴爸爸度过他晚年生活的过程中，我和爸爸之间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亲情关系。就像我妈妈说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总是可以平等地讨论各种事情，这让我这个从事大气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也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爸爸的思想。

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的，他的严肃是他喜爱思考的一个特征。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我的手走路，走着走着，他会突然捏紧了我的手，若有所思。这让我很吃惊，我会问，爸爸，是不是走错路了？他会惊醒过来，对我笑笑。但是，他虽然一直严肃，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这大概与他从来只说理、不打骂有关。当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谈笑风生、风趣幽默。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在一旁倾听爸爸的谈话，总是有新鲜感和收获。不过爸爸也有他难以抑制痛苦的时候，只是很少外露。我的妹妹在重庆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的救治而去世时，他亲近了基督教，借此平复内心的伤痛。

爸爸很重视传统文化，但在家庭中他从不提倡孝道。他说我不是要你对我孝，我是要你Philanthropy（博爱），有博爱之心，你都会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希望你获得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他一生很少浪费时间，但他也很会玩，但只玩最高级的。比如他在国外总是看最好的博物馆，听最好的西洋音乐，欣赏最美的油画，经常翻阅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但他不收集古董——即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从不敛财或做投资方面的考虑，虽然他曾经是非常出色的银行从业人员。

他一生所积累的知识并不仅仅限于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与他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先进的社会科学可以立国、可以为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他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不断的思想启蒙，普及常识可以帮助人们辨识真假。他在晚年获得很多赞美，但更在意有价值的反对之声，比如在文字改革方面来自台湾的中肯意见。他从来不回避纠正错误的机会，他认为他写的书是供参考的。他认为真正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

尽管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学问和研究，但我读他的书，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发现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作者。他研究社会科学，但绝不做枯燥乏味的表述。写作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在这本口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现实下，这种幽默感总能帮助他发现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迹象。

爸爸退休比一般人都晚很多，他退休只是把办公桌移到了家里而已。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几种常见模式，探索其形成的复杂原因，试图揭示某些社会发展规律，以此告诫国人少走弯路和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2013年12月爸爸又一次从一场疾病恢复过来，让医生大感惊讶。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他已经整整满109岁了，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的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的话语。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

爸爸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包括他希望捐献他的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忧郁于未来——虽然他一直是乐观的。百年阅历让他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

或许，人们对他的故事会产生兴趣，如此的话，让我爸爸通过他的口述，将一切从头说起。

我的家庭背景

我小的时候不注意我的家庭背景，大人也几乎没有给我讲。后来我进小学、中学、大学，基本上就离开家庭，因此知道家庭的背景非常少。现在我点点滴滴谈一些我小的时候从旁听到的我家里面的背景。[1]

我的曾祖父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的号。因为从前的人名是不大讲的，小辈不能随便讲长辈的名字，可是过年呢要把长辈的“神像”（大幅挂像）挂出来，要磕头，这个时候呢长辈就讲这是什么公、什么公。我记得我的曾祖父叫“润之公”，他的大名我不知道。我听说，我的曾祖父润之公在清朝也做过官，可是呢他很早就不做官了。他就在本乡常州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做两种大生意：一种就是开布厂，纺线织布，同时也开布店，就是这个布的生意从纺到织到卖，他都做，而且不止开一个厂。第二件生意呢是开[2]当店，就是当铺。我记得有一个当铺是开在常州乡下，叫“埠头”，因为有的时候我听说叫“埠头当铺”这个名词。其他的工厂、当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由于我的曾祖父做大生意，他很有钱。后来遇到太平天国来了——那时不叫太平天国，叫“长毛”——“长毛”来了，我的曾祖父觉得形势非常紧张，就安排家庭成员赶快逃走。我不知道我的曾祖母这个时候在不在，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有一个姨太太——人家提起她的时候都叫她老姨太太——这个老姨太太就逃了。还有我的曾祖父有好几个女儿，有的出嫁，有的没有出嫁，也都逃了。大家带了能够带的所谓“细软”，就是动产，包括首饰、珍珠宝贝这些值钱的轻便的东西都带了逃走了。逃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曾祖父呢他留下来守常州城，他不是军人，可是他有钱。常州城里面军人很少，听说就是临时组织起来守城。守城需要军费，军费主要是我曾祖父来负担，他就把他所有的能够留在常州的钱都拿出来做军费。可是这个城没有守住，城还是破了。城破以后，我的曾祖父就投水死了。他是投水在常州城里面的一条大河里面，还是投在另外一个小小的湖里，我不知道，反正是投水而死。这是我的曾祖父的情况，我只知道这么一点。

讲到这里，想插一个有趣味的话题。就是我的老伴我的妻子张允[3]和，她的曾祖父也是反对太平天国，反对“长毛”的。她的曾祖父[4]叫张树声，是淮军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在《辞海》里有的，是跟[5]了李鸿章打仗的。他们张家打“长毛”打胜了，这样子就起家了，家里做大官、发大财。她的曾祖父做过很多地方的官，做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后来第二次做两广总督的时候遇到法国人打越南，那时越南是中国的所谓的藩属国——越南在历史上差不多有一千年是从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那时中国人就跟法国人在越南打仗，可是打败了。打败仗，军官当然要受处分，可是军官都是在两广总督的节制之下的，因此张允和的曾祖父也受处分，后来死在广东。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我们周家是由于反对太平天国而败落下来的；他们张家却是由于反对太平天国而兴旺起来，都是反对太平天国的“反动派”！（笑）

我不知道我的祖父大名叫什么。我没有见到过我的曾祖父，也没有见到过我的祖父，我只见到过我的祖母，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祖父已经去世了。我只记得过年时把祖宗神像拿出来，挂起来，磕头时说这是“逢吉公”。我祖父的号叫逢吉，意思是遇到好事情。我的祖父不是我的曾祖父亲生的，是我的曾祖父的侄儿。我的曾祖父死了之后，我的祖父就承继过来做曾祖父的儿子。因此，太平天国退出常州以后，我们家就回到常州。那个时候什么“动产”都没有了，可是剩了“不动产”。剩了常州城内城外当铺的房子和地基，我们叫它“当基”；还有工厂的房子和地基，有的打仗烧掉了，有的没有完全烧掉；还有城里面有几处房子，房子都不小。我的祖父呢他非常保守，他由于经过太平天国的打仗，就什么事情都不想积极去做，不想做官，也不想有功名，就是守住原来剩下来的一点财产，安定生活就行了。回到常州时没有钱了，还有许多破房子，我的祖父就卖掉一处房子过好几年，再卖掉一处房子又过好几年。就这样呀一直到祖父死了，我的祖母跟父亲还是有的时候完全靠卖房子生活，有的时候一部分靠卖房子生活，都是依靠祖上传下来的一点不动产生活的。

我再讲我的祖母，我的祖母跟我很有关系。我小时候我的祖母很喜欢我，我是她唯一的孙子。我记得人家常讲我三岁的时候学唐诗，学唐诗是谁教我的呢？我的祖母教的。我的祖母是当时的女子当中很有学问的人，她下笔成文，能在打官司时写状子，她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女子中间是佼佼者。我的祖母姓左，她是名门闺秀，关于她的情况，我以后还要再谈。

以上是我的家庭背景的第一部分，关于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和祖母。

注释[1]周有光曾祖父周赞襄。据常州地方史料记载：“周赞襄，字润之。附贡生，应叙中书科中书，候选员外郎，以助响如格，赏给举人，加捐户部郎中，改知府，咸丰十年假归。”[2]江南农村对水乡集镇的称呼，即码头的意思。作者所指现属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3]张允和（1909—2002），周有光夫人。安徽合肥人，祖籍江西（先祖早年迁至安徽），长于苏州。“合肥四姐妹”中排行第二。1933年与周有光结婚，育一子小平，一女小禾（早夭）。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曾为高中历史老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1952年离职。1956—1964年任北京昆曲研习社联络小组组长，工作属义务性质，自称“家庭妇女”。晚年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办家庭刊物《水》。[4]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安徽合肥人，淮军集团主要人物，曾任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张允和曾祖父。[5]李鸿章（1823—1901），晚清重臣。

祖母与常州旧家

现在我讲一点我小的时候祖母教我念唐诗的情况。我记得祖母教我的第一首唐诗就是“床前明月光……”，这首诗恐怕是所有的小孩开始读唐诗的第一首。我对祖母教我这首诗的印象特别深刻。什么原因呢？我的祖母住的房间我们叫它是“水阁”。水阁有三间，三间都有很大的玻璃窗，玻璃窗对着河，一条当时相当宽广的河，这条大河是经过城中心的。特别是晚上从玻璃窗看出去，有月亮的时候情况非常好。而且河的这一面，就是靠我们的这一面，房子是靠了河的，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路，有码头。对面的情况不一样，对面河边是一条路，相当宽的一条路，路的那边才是房子。所以我们这边在有月亮的晚上从窗子看出去月光特别好，应该是“窗前明月光”，那“明月光”的确映进房子，映在床上，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这间房间里，我的祖母教我了许多唐诗，而且常常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教我的。

我要谈一下我们家住的房子。我家住在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在当时是常州比较好的居住区。它在城中心，青果巷里面很少店铺，都是住家，所以比较安静。我记得青果巷大概是从东到西的一条路，路走完了就到一条路叫大街。大街是从北到南的一条路，到了大街就到了城市的商业中心了。青果巷里面有许多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房子。我们这所房子在青果巷的许多大房子里面不算最大的，但是我们的房子非常有名气，为什么有名气呢？因为几个原因：第一，我们这所房子是在明朝造的，不是清朝造的。我们家常常以能够住到明朝造的房子为光荣。因为我前面讲过，我们的曾祖父留下不少房子，可都是清朝造的，只有这一所是在明朝造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从前每一所房子都有一个匾，这个匾上是讲什么堂什么堂，我们这个堂叫作[1]“礼和堂”。我小时候听说“礼和堂”这个匾是比曾祖父还要早的时代传下来的。能够得到这块匾，住在这个明朝的房子里面，是我们本家当中最幸运的。当然，明朝造的房子不如清朝，因为明朝的房子比较矮；还有一个缺点，明朝房子的窗子玻璃都很小，当中是一块小玻璃，四面是许多我们当时称为“明壳”的东西，就是贝壳做的。把贝壳里面和外面不透明的东西拿掉，变成当中一层透明的，有点像玻璃，可是透光没有玻璃那么好，一小格一小格都是用这种明壳做出来的，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当时玻璃工业不发达，窗子当中是一块玻璃，四周呢都是这种明壳，整个窗子倒不小。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叫[2]“正”，有五开间，大门不是太大。明朝的房子大门不很大，有点像今天在北京能够看到的两扇的石库门那么大，石库门就是石头门框当中两扇门。两扇门内就是第一进五间房子，都是门房，当中有一间房子是穿堂。走过这间房间又是门，这个门就比较大了，有四扇门。过了这四扇门就是天井，过了天井就是大厅了。过了大厅后面又是天井，天井后面是“女厅”。后面一路房子都是女眷住的，就是卧房。再后面又是一个天井，比较小一点，最后面是厨房和其他许多房子，是靠河边。大门是坐南向北，后门是向着河流，朝南的。“正”房子的缺点是前向北，后向南。在“正”房子的东面连起来的有一路房子，这一路房子是清朝造的，可是大门是同一个，从大门进去到了大厅要走旁边另外一个门，再通过一个小夹道，又是一个门，才到这一路房子。这一路清朝造的房子没有明朝老房子那么宽，只有三间宽，可是造得比明朝的房子好。我们家就住在清朝的这一路房子里，把“正”的大房子租给人家住。大厅是公用的，五间门房也是公用的。清朝房子的最后三间是我的祖母住的，有大玻璃窗，向南、向着河流的。这幢清朝房子是“旁”，结构和“正”不一样，每间房的主要窗子都是向南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我记得有时我们的房客搬走了，新来看房子的人都希望住“旁”，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并不喜欢那个明朝的房子。我的祖母教我唐诗就在那个有向南大玻璃窗的清朝的房子里面，由此我就联想到我们住的房子的整个结构。

现在我想起要补充一些东西。我的祖母女儿多，儿子少。一共生六个孩子，第五个是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大姑妈、二姑妈、三姑妈、四姑妈和六姑妈。我简单讲讲我几个姑妈的情况。之所以讲这些，是希望我的儿子和后代可以知道我们家庭背景的情况。

我讲过祖母姓左，她家里的教育水平很高。我祖母的第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姑妈又嫁回祖母的娘家左家了。我的大姑妈有几个儿子，[3]第二个儿子叫左起庆。据说他是第一批到日本千叶专门医学校去读医的，那个时候到日本去的人很少，读医的人更少。他毕业的时候得[4]到了第一名。他在日本跟孙中山认识了，参加了同盟会搞革命。孙中山回到南京，民国元年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是孙中山的“兵医总办”。“兵医总办”实际上就等于今天的卫生部部长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他在孙中山时代是相当有地位的。南京孙中山的临时政府结束以后，他就到常州开了一个医院。他在常州开的新式医院，是常州有史以来最早的一个西医医院。

我的第二个姑妈，她嫁的人家好像姓高。她有两个儿子，丈夫死得早，她家里很有钱。因为丈夫死得早，她对儿子太溺爱了，儿子就不争气，把家当都花光了。

三姑妈呢，我的三姑父很早就死了，所以她很苦，也没有孩子。后来三姑父的弟弟、弟媳夫妇两个也都死了，剩下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非常贫困。三姑妈就把这三个孩子领养过来，没有丈夫，他们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最困难的生活。她没有钱在外面租房子住，自己也没有房子。我们门房一带五间房子没有什么人住的，只是放点东西。于是收拾两间，还有“正”旁边的一间房子，当中还有一个很小的天井，天井中还有点假山，包括大厅旁边的一间大书房，那个大书房就是平日小孩跟着私塾老师读书的地方，让他们住在当时我们家里这些多余的房子里。我估计大概不要他们的房金或者是付很少的一点房租。他们是勤勤恳恳，过着最苦的生活。后来她的三个孩子都很好，读书很好，做事也很好。你看，穷生活对孩子好，我二姑妈的孩子太富了就不好。

还有四姑妈。我的四姑妈嫁在江阴。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有时候雇一个船，从后门下船，可以一直到四姑妈家的大门。四姑妈家的大门在河边，河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可以在广场上处理农产品。从我们的后门到他们的大门，生活情景一下子就变了很多。我们是城里的生活，而他们是农村的生活了，他们是一个小地主的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到他们家去，乡下的情况我们城里看不见，觉得非常有趣味。他们家有个小姐姐，比我大一岁左右吧。她带我到田里去，最有趣味的是拔茅针——就是一种草，草中有一点白绒绒的小花，那个东西吃在嘴里有甜味，叫茅针。有点像芦苇那种样子，可是比芦苇小很多。拔出来在嘴里一吃有甜味，叫拔茅针、吃茅针。还有其他许多在田里面的玩意儿……所以我非常喜欢到我的四姑妈家里去。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在江阴，江阴人会吃河豚，河豚普通人不会烧，是有毒的，吃了要吃死的。他们知道怎么烧，要把肚子里面的东西拿干净，把血放干净，血是有毒的，河豚的籽也不能吃，也是有毒的。四姑妈家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六姑妈家我没有去过，她家在杭州。我只听说六姑妈家一个特点是喜欢搞“扶乩”。扶乩是一种迷信，两个人拿了一根棍子，下面吊一支笔，笔是硬的，在沙盘里画出字来，还可以作诗，一下子嘛济颠[5]僧来了，一下子嘛什么菩萨来了……

注释[1]指明代唐顺之家建的唐氏八堂中的礼和堂，现存五堂，除八桂堂改修外，其他都由当地居民杂居。青果巷除唐八宅外还有唐朝宗室李氏留余堂等。[2]“”是常州方言，读作“带”，是当地对房子式样的描述。[3]左起庆（？—？），早期留日学生，就读于日本千叶专门医学校。[4]孙中山（1866—1925），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5]济颠，即民间所称的“济公”。

父亲与母亲

现在我谈谈我的父亲。上面我讲过我的父亲是祖母的第五个孩子。照从前的习惯，生多少女儿都不算，一定要生儿子。有了儿子才算有“后”，后就是后来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接继“香烟”，所谓香烟就是逢年过节拜祖宗烧香。所以我的父亲算独子，姐妹都不算。祖父死了以后，祖母对我的父亲是非常宝贝的。据说我的父亲读书读得还不错，很早就考上了秀才。我不太清楚那时的考试制度，考秀才是在常州府，可是考举人就要到江阴去考，大概江阴是个考试点，好多地方的人都要集中到那里去。那时从常州到江阴路不是太远，可以坐船去。我前面讲过我们都坐过船到江阴去看四姑妈。可是我的父亲坐船去江阴考试时很不幸遇到大风，船就发生灾难了。我记不清楚是船摇摆得太厉害还是船翻了，反正是遇到大风，父亲的行李都丢了，父亲也受到惊吓。惊吓使父亲得了一种病，老是打嗝，就没有办法去考了，只得放弃去江阴考试。回到本地还是打嗝，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病才好的。祖母就说，算了吧，有了秀才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考这个举人了。看到从前做官的人有悲惨下场的也非常多，不要再做官了，就在本乡找点工作做做。

于是我的父亲就再没有去考举人，就在本乡教书。当然他教书是教古书，他的教书的历史很长。原来常州是没有新式学校的，只有私塾，他当然是以私塾方式来教的。后来常州有了两个新学校，一个是常州中学，一个是常州师范学校。后者也是中学性质，地点就在我们大门的斜对面，离我们家很近，于是我的父亲就在这个师范学校里面教书。后来我常常听说，这个师范学校是常州办的第一个新式的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是当时一个了不起的女子教育家，宜兴人，姓任，叫任学航。教员也是非常好的教员。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图画的，叫吕凤[1]子，是丹阳人，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画家，还有其他教员。虽然是中学，教师都是第一流的，我的父亲就在那里教书。后来隔了好多年，我的父亲就自己办了一个有点像国学专修馆性质的学堂，前后收了不少学生。几十年之后，我在北京还碰到一位有名的中医，他为我的母亲看病，谈起来知道我们是常州人家，问起我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后，他大吃一惊，说我的父亲就是他的老师！我不大清楚我父亲的生活，什么原因呢？因为在我进中学的一年，我就跟着母亲从常州搬到苏州去住了，而我的父亲仍旧留在常州，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娶了一个姨太太，这个事情我以后还会讲。所以父亲的情况后来我就不太清楚，因为父亲很少来苏州，因此我们跟父亲非常疏远。

我只记得小时候的几件事情。我母亲住的房间是祖母房间的前面一路房间，祖母住的是三间河边的“水阁”，向北是一个天井，过了天井就是我母亲住的房子。我母亲住的房子也很有意思，是一个有长窗的大间，窗子像门一样，可以开了通到一个小天井，这个小天井与外界不通，别有天地。我记得这个天井里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墙上盘了许多花草，一面墙上盘的什么花草呢？是山药。山药会结那个北京人叫山药蛋的，采下来可以蒸蒸吃；另外一面盘的叫“十姊妹”，一种小的月季花，常常要开花的。母亲的房子的外面一间比较大，像个小厅，与里间隔断，常常用来接待客人。外面这间也有单独的小天井，这个小天井也很有趣味，我记得很清楚，天井里有一个很小的水池子，里面养了乌龟。我的母亲住的是楼房，下面两间，楼上也是两间。楼上的两间收拾得很好，可是平时没有人去。什么原因呢？因为早期我母亲嫁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老姨太太，就是我的曾祖父的姨太太，她没有生过孩子，住在楼上。她死了以后，楼上就没有人住了。两间中的一间供了一个大仙，就是狐仙——狐狸精的牌位。从前有许多关于大仙的神话，她死了以后，也就不讲了。因为楼上没有什么人去，我小时候也不大敢上去，有点害怕。后来比较大了，就上去了，干什么呢？去看书，非常清静。在我的母亲这幢两楼两底的建筑前面有一个门，走进去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里也有相当大的两间房，外面一间放了椅子，客人来了可以坐的。里面一间也很大，用镂空的书架隔成两间，我们叫小书房。我父亲常常在那里看书，写字，写书。小书房的前面有个天井，里面也有一个很小的水池子，有棵树，是棵很大的白皮松。白皮松在北京不稀奇，很多公园里都有，可是在常州非常稀奇，尤其是这么大的，据说是明朝的树，听说白皮松长得很慢。在青果巷的路上就可以看到这棵树，它比围墙高很多，很大一棵树。白皮松经常要脱皮的，一块一块皮掉下来，我们把树皮保留好，因为这是一种中药，煎的汤可以治许多病。很多周围的人来问我们要白皮松的树皮去治病。我们小的时候很少到小书房去，可是每次去都觉得别有天地，别有风味，特别是许多书是用镂空的书架隔起来的，这一种情况在从前的常州还是不大多的。这就是父亲在那里读书工作的地方。

我的母亲是宜兴人，宜兴和常州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姓周的老祖宗是从宜兴搬到常州来的，大概有好几代了。在常州的一个祠堂里有家谱，但这个家谱要跟宜兴的总的家谱接谱，每年有一个接谱的工作，每年要修谱。等于宜兴的家谱是一部书，我们这里是它的一个“续编”或者“分编”。从家谱来讲，我们周姓是起源于宜兴，大概是晋朝的[2]吧，周处是我们的老祖宗。戏文中有唱周处的——《除三害》，这出戏讲的就是周处。我们这位老祖宗很糟糕，他老做坏事情。京戏里的《除三害》这么讲，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看见老百姓祷告拜菩萨，求菩萨为他们除三害。他问什么是三害，原来三害是山上一只猛虎老吃人、长桥水下的蛟龙害人，第三害就是周处，周处老要做坏事情。他听了大吃一惊，前两害对他来讲不惊讶，想不到第三害竟是他自己。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别人不喜欢的坏人，决心改邪归正，做一个好人，为人们做好事，上山除虎，下水抓龙。这件事写在我们家谱里。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在宜兴发现周处的墓，是个空的衣冠冢，可是墓里面东西不少，有许多古物，这些古物后来都陈列在南京的江苏历史博物馆里面，我还去看过的。我们家庭的这一族大概可以追溯到周处。

我们跟宜兴有许多亲戚的关系，我的妈妈就是宜兴人，嫁到常州来的。我小时候见过我的外公外婆，后来他们去世了。妈妈是老大，她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的小妹妹叫八妹。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只有三个姐弟妹，而妹妹叫八妹？那么当中还有许多人呢，那五个哪里去了？可能是小时候就没有长大了，也可能是用了大排行，我到今天还搞不清楚。我叫小八妹八阿姨。关于她的事也很有趣。八阿姨的丈夫是我的大姑妈的儿子，那么辈分不对呀！大姑妈的儿子跟我们是一辈的，而我的八阿姨比我要长一辈。从前结婚要讲究辈分。后来我听说大概是宜兴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做的媒，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婚姻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辈分不对，可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可以结婚。这样的婚姻在当时来讲，算是相当有“革命”性的，因为辈分在从前是很严格的。八阿姨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因为我们住在常州、苏州，而八阿姨长期住在天津。我的一个大姐姐后来在北京读书，常常到天津八阿姨家里去，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她了。八阿姨的婚姻在我们家里是件有趣味的事情。我讲这些事情可以让我的儿子、第三代知道一点家里面的掌故。

我要讲一下我的父亲娶姨太太的故事。我的母亲跟父亲结婚以后，我们周家老生女儿，我的母亲生了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连生五个女儿，还不生儿子。这下我的祖母就着急了，她托我们的一个亲戚找一个姨太太给我的父亲。我后来听说，我的亲戚说，找姨太太最好是找有规矩人家的丫头，不要找外面的“小家碧玉”。后来从湖北，大概是武汉汉口一个亲戚家里头找来一个丫头做我父亲的姨太[3]太。来了以后，第二年春天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的哥哥，年底我的妈妈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我是妈妈生的第六个，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夭折了，三姐四姐五姐长大成人，直到年纪相当大才去世的。这里有个迷信的故事，我的妈妈常常跟人家讲，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说我的祖父来看她，给她一块玉，说这块玉是真的，你收好了吧！我以前买的一块玉是假的，上了当了。我母亲做了这个梦，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后来就发生问题了，我的哥哥跟我同年生的，他在年头我在年尾出生。我们两个人同时生麻疹，那时麻疹很难医的，死亡率很高。结果我的哥哥因为麻疹去世了，我却自然好起来了。那时没有办法医治麻疹，只有等待自然痊愈。所以我生下来时的名字很奇怪，我们常州、苏州的人喜欢叫男孩子什么官什么官，因为希望他长大了做官的。我的哥哥叫福官，有福气的官；我呢因为是第二个，叫双官，兄弟两个是一双嘛！结果哥哥很早就去世了，也许只有几个月。后来我的母亲就想起了这个梦，从这个梦来看，是上帝安排了哥哥的去世，而我却留下这条命。很古怪，是不是？

我的父亲一生教书，可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官，真正是芝麻绿豆官。什么官呢？浙江有个地方，不知今天属于哪[4]个县，这个镇叫埭溪。埭溪是一个镇，他做这个镇的“镇长”大概做了三年，他一生只有这个阶段做官，这是什么时候呢？是清朝末年，大概是宣统元年，宣统三年就完了嘛。我后来听说一个故事，父亲在埭溪做芝麻绿豆官时跟老百姓的关系很好，被认为是一个好官。那个地方在当时强盗很多，大概这个地方是个多山的区域。父亲在任上的时候，我去过，可是因为太小，不记得了。父亲抓到了一个强盗头子，强盗头子磕头，请大老爷饶命，如果饶命他就保这块地方的治安。我父亲跟他说，假如你立誓改邪归正，我就放掉你。他果然立誓决不再做坏事情，我父亲就放了他。放了他以后，三年当中，没有出强盗案子。可是我的父亲不做了，卸任了。他已经把官的职务交掉了，仍在等船期，还没有动身，就出了一个很大的盗案。于是许多人讲，这就是这个强盗头子表示他遵守了他的诺言，在我父亲做官期间他不做坏事，待父亲卸任了他就做一件坏事显示他的神通广大。这个当时的传说表示我的父亲做官做得很好。

父亲从这个芝麻绿豆官的任上回来后仍旧是教书，没有钱。他一生就是教书，靠笔墨吃饭，有的时候生活很窘迫，钱不够用时就将祖上的房地产卖掉，来补贴家用。卖到后来卖完了，只剩了自己住的一幢房子了，这时情况就紧张了。但是这个时候在苏州还有一幢房子，这房子不太好，不过也相当大，大概在苏州的十梓街，这幢房子今天可能没有了。我母亲后来感觉到这个家庭越来越不能维持，因为家庭越来越穷。可是还要维持一个绅士家庭的场面，常州的亲戚非常多，每天要因为人家生孩子、结婚、做寿、丧事等而送礼，要去祝贺、拜寿、吊唁，母亲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于是带了她自己生的孩子到苏州，住到苏州自己的房子里。可是没有钱了，到了苏州以后经济生活就越来越困难。跟常州分开了，实际上可以说跟常州的关系几乎断了。

父亲在常州要维持姨太太的家，姨太太又生了几个孩子，可以说经济的窘迫使我们的家庭变得不愉快，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的感情也越来越不好，母亲毅然决定搬到苏州，自力更生，另外想办法。后来我的三姐四姐五姐在我还在读书时候就出去工作了，她们用工作的津贴来补贴我母亲，这样子生活很勉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穷，最后我们苏州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租人家很小的房子住，省点钱。可以说我们的家从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开始没落了，太平天国结束以后就靠卖祖上的房地产来过日子，到最后母亲搬到苏州，变得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不断贫穷化的经过。我的母亲有时告诉我们，在常州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男工，男工在从前叫二爷，这个人干什么呢？这个人拿一个拜盒，拜盒里面是送的礼，出去送礼，差不多每天都有事情。要花钱买东西，花钱雇人做这个无聊的事情。无论自己的情况如何，有时精神不好、事情忙，人家结婚、死人你还是要去应酬。所以我的母亲断然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她说我到苏州怎么样穷，也穷得很干净、很安静，既干净又安静。在常州是非太多，自己家里的是非，听到人家的是非都令人不愉快。后来我们不大到常州去了。

这里顺便讲一件小事情。大概在80年代的后期，哪一年我记不[5]清楚了，可能是1986年，在常州举行瞿秋白辞世50周年纪念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是被邀参加的人之一。我算了算，纪念瞿秋白辞世50周年，我快60年没有到过常州了。这些年来，常常坐火车经过常州，却一向没有机会去家乡，这次我就去了。有几件小事情。我去了青果巷看看老家的房子怎么样了，一看啊，老家的大门被拆掉了，几乎门房这一进房子全拆掉了，第二进房子的大厅等也拆掉了，盖了许多临时的乱七八糟的小房子，没有重新建筑。听说这里面住了二十几家人家，我就没有进去。离开我们家很远有一顶桥，过了桥就是从我的祖母房间的大玻璃窗天天看出去的那条路，从那条路回过头来可以看到我祖母住的房间。所以我特别往那里去，我到那里去，仔细找，找到了。我们房子的后面部分没有被拆掉，祖母从前住的三间大玻璃窗的“水阁”还在，当然有些破旧的样子，可是基本上还是没有动，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这条河原来比较宽，海里船开进来，船头船尾被装饰得怪里怪气的样子，有的装成大鱼的样子，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后来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海里的船不能进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江苏的河流变化很大，常州的河小了，无锡的河却大了。本来常州有米市中心，常州府在常州，无锡属于常州府。后来无锡变成米市中心了，而且更晚的时候兴起了工业。无锡越来越大，常州越来越小。这条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从前河里的水是比较清的，比较干净的，可是现在河里的水都发黑了，污染得非常厉害。讲起这条河来，我小时候有段时间，要渡过这条河到小学校去上课。我的小学校是在东下塘，就是河的对面。河是在青果巷的南面，在河的南面是一条路，名称可能就叫下塘，我记不清楚了。当时河上没有桥，只有摆渡，叫渡桥，就是两个三个或者几个船连在一起，两边的船固定住的，不动的，当中的船是动的，在有船经过时移开，大船来时多开一点，小船来了少开一点，叫“开渡”。一下子“开渡”，一下子“不开渡”，人可以过去，但是有点危险，害怕掉到水里面。我每天上学过桥，家里常常派一个人照顾我，过了桥去上学……

注释[1]吕凤子（1886—1959），江苏丹阳人，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叔湘之兄。[2]周处（236—299），魏晋时期人物，有“周处除三害”的传说，宜兴和常州一带周氏将其视为自己的远祖。[3]这里指阴历年。[4]埭溪隶属于原吴兴县，今属湖州市吴兴区。[5]瞿秋白（1899—1935），生于江苏常州，祖籍宜兴，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人之一，主张废除汉字、制订拉丁文字方案。小学和中学　世谊变亲家

刚才我讲到我渡过一个摆渡桥到对岸的下塘小学上学。现在我联想起小学的情况，我讲一点。在常州原来没有新式的小学。最早就办了一个小学，这个小学的名称好像叫“武阳公学”。大概是武进和阳湖，同时都在常州城里面，但这是两个县，学校是合办的。那个学校的地方在哪里，我记不清楚，我进的不是那个学校。大概那个学校先[1]办，我们的小学办得晚。我们的小学叫育志，教育的育，志向的志。育志小学大概在下塘，地点是一个庙，庙里的菩萨都被打掉了，改成了一个小学校。在小学校开办之前，我去看过，我记不得是谁带我去看的，人们用一根大的、很粗的绳子套在菩萨头上，许多人用力一拉呢，菩萨就倒下来了，倒下来大家哈哈大笑。这样就把小学校的菩萨都打掉了，收拾以后，这个庙就变成了小学了。我们的小学很有意思，是男女同学。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仅是大学、中学不可以的，小学也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小学男女同学怎么办呢？很有意思，这个大门是一个，进了大门里面就完全分开，假如姐姐跟弟弟同进这个学校，一进大门也要分开。女孩子待在一个地方，男孩子不能去的；男孩子待在另外一个地方，女孩子也不能来的。上课呢，男孩子先进课堂，男孩子坐好以后，靠门的一路座位是女孩子的，因为女孩子数量比较少，大概女孩子只有男孩子的四分之一。男孩子统统坐齐了，然后由一个女老师领了女孩子进来坐在旁边留出来的空的一排座位上，之后老师再上课。上完了课，男孩子不许动，女孩子由老师领了出去，然后男孩子才可以出来。这样子一个办法就算是当时教育的现代化了。私塾就没有了。我记得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常州只有三个小学，一个是我刚刚讲过的武阳公学，一个就是我们的育志小学，还有一个小学的名字我忘掉了，记不清楚了。

那么谈到这里呢，我又想起常州的中学，以前常州没有小学，当然更没有中学。常州办中学是在什么时候办的呢？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就准备的，我不知道是哪一年成立的，说不定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成立的，也说不定是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我不清楚，可是这个学校的成立的经过情况我知道。[2]

常州有个名人叫屠寄，他的号叫敬山。他是一个穷孩子，可是后来考秀才、举人，又去考状元、考进士，考上了进士，而且是进士当中地位比较高的。他是我们的亲戚，我的父亲年龄比他小，同时他比我的父亲高一辈，所以我们叫他敬山公公，他常到我们家来，他跟我的父亲很好。这个屠敬山后来到日本留学，那个时候清朝末年能到日本留学的人是很少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起初主要是来自日本，并不全是直接从西方学来的，而是从日本间接学的。屠敬山他写了一部书，叫作《蒙兀儿史记》，就是蒙古史。为什么叫“蒙兀儿史记”而不叫“元史”呢？元史只讲中国的部分，他的《蒙兀儿史记》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包括了蒙古其他的领土，也包括苏联的大部分都在里面。他参考了许多书，外国的书，有好几种文字的书。有的书他不懂那种文字，他就请懂那种文字的人给他讲，所以他这部书里面引了许多古书的材料，不仅有今天所谓欧洲的，还有东欧的、中东的那些书。他引的书里面的材料有些非常珍贵，因为那个原书今天已经找不到了。有人说要把《蒙兀儿史记》放在二十四史里面，变成二十五史，所以它在学术上有很高地位。《蒙兀儿史记》这部书是用木头版刻的，在他家里面我看见过，堆了几间房子的木头版。1949年以后，他的子孙把这些东西都捐给政府。听说现在在中国书店有卖原版书或者原版书的影印本，价钱非常贵。他是当时一个很开明的高级知识分子。[3]

中国最早的一个新式大学叫京师大学堂，地点就在北京沙滩，那里有一条路原来叫景山东街，后来改名叫沙滩后街。巧得很，1955年年底，我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就住在京师大学堂原来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从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元年就改成了北京大学了，1949年以后把北京大学搬到西郊的原来的燕京大学，合起来就变成今天的北京大学。原来的北京大学在沙滩，城中心。这个地方在清朝来讲房子是非常大，这里面很大，原来是一个驸马府、公主第。可是从今天看来，地方就太小了，搬出去还是对的。我最早是来开会住过，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我北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在这个大门里面住了好多年。我看到大学的教科书，屠寄就是京师大学堂的高级教授，清朝的时候不叫教授，叫“教习”，他是“正教习”，等于今天的正教授或者是一级教授的地位吧。我看过他写的物理学的教科书，不叫“物理学”，叫“格致学”，这个书是用汉字写的，从上而下的，许多公式不是“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这个教科书是很珍贵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想找这个书看已经是很难了，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到这个书了。[4]

屠敬山的大儿子叫屠元博。由于他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人，是清朝末年的革新派，屠元博很早就由父亲送到日本去读书，所以屠元博是很早的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屠元博就认识了孙中山。北洋政府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国会，国会中有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代表。根据外国的办法，同盟会组成一个党团，党团由一个人领头的，我想不起党团的领头人的名字，屠元博就是同盟会的国会议员党团的头头，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可惜，他喜欢喝酒，据说后来被人家在酒里放了毒药把他毒死的。他呢，是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我常听到我们家里人和其他的老辈讲起他创办常州中学的故事。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就学着日本人把辫子剪掉了，可是他常常秘密回常州，回常州时就装一条假的辫子，戴着一顶瓜皮帽。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要坐小轿。那个时候出门到哪里去都是坐轿子的，叫青衣小轿，很小的一顶轿子，四面都是蓝布盖起来的。他就是这样晚上装了假辫子、戴了帽子出去活动的，如果被清朝官府抓去了是要杀头的。常州中学是他创办的，起初当然是很不容易的，要捐钱，要找老师，地点是在玉梅桥。在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时，我到常州的时候特别去看了一下，看到纪念屠元博的一个碑，不很大，它还在。从前这个学校是靠近城墙，比较冷落的一个地方，从学校出来四周都不大有人家，人家很少。这个学校是屠元博办起来的，这是常州地方向现代化前进的一个步骤。屠敬山、屠元博都跟我的父亲非常好，因此我的父亲受了他们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旧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比较开明的。

屠元博的夫人跟我的母亲是好朋友，又是亲戚。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是，她们两个人肚子里有小孩了，就“指腹为婚”，说如果我们的[5]孩子生下来是一男一女呢，就给他们配成夫妇。结果屠元博家生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三姐。由于我母亲生的第一个、第二个女儿没有长成，三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姐。后来屠家在北京，屠元博在北京做国会议员，他们一家离开常州了。屠元博[6]的儿子也去日本读书，叫屠伯范，伯仲叔季的伯，模范的范。屠伯范在日本时与郭沫若是同学，他们在日本很熟悉。可是后来郭沫若走了政治道路，屠伯范一直从事化学工业，他们两人虽然是很接近的同学，由于职业的不同，后来就疏远了。屠伯范后来就成了我的三姐夫。当时屠伯范在日本，我的三姐在常州，两人都受了新式教育，那么这种“指腹为婚”还算数吗？我的三姐在常州的师范中学毕业以后，到北京进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男子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分开的，后来很晚才合并的。那时屠元博的儿子在日本读书，我的姐姐在北京读书。屠元博的太太生了这个儿子，在月子里面生病死掉了，所以后来屠元博娶了第二个太太，姓朱，是北京很有名的人家的女儿，也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思想相当开明。她就提出，我的姐姐人在北京，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可以到他们家里面来玩玩呀，原来就是老亲戚嘛！有一个夏天，她把我的姐姐留在北京多待一阵，同时把日本的儿子召回来。她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两人见见面，谈得来将来做夫妇，谈不来解除婚约就是了，她很开明。屠伯范从日本回来，跟我的姐姐一见面就觉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姐姐受过很好的教育，同时我的姐姐也非常漂亮。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最漂亮的就是我的三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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