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尼克·邦克,银凡译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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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崩溃与美国的诞生试读：
序言
一、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让野蛮人安享他们的荒蛮之地吧。——托马斯·盖奇，英国驻北美军队总司令
在1771年的夏天，大英帝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标志还是密西西比河。
河岸几英里外，即是今天伊利诺伊州的西南角。在这里，敢于从东部一路冒险而来的人会遇上高耸的断崖石壁，石壁上树木丛生，林木间满是洞穴和岩缝。在攀上石壁顶端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广阔而泥泞的土地，上面长满了玉米和烟草。再往远看去，在农田和河岸之间，有一道用石灰石砌成的城垛，城垛连着一座四面搭有炮台的堡垒，上面飘着英国国旗。穿过面前雾气弥漫的农田平地，就会看到更多的细节：一条护城河，一道倾斜的土木工事和靠近堡垒的一排营房，炊烟滞留在空中，阳光也未能将之驱散。
这处要塞从远处望去看似防守严密，但走上近前的来访者很快就能发现各种无人照看的迹象，令人心生疑惑。大门边的荒草长得老高。路边是某个村庄或几个废弃的农场留下的成堆瓦砾。牛栏里的牛群早已没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破败的栅栏。荒弃的玉米庄稼恣意生长，烟草叶也有好些年未被收割过了。暮色中，在这片荒野的一角，来访者会与在此站岗放哨的红衣英国兵们打个招呼。士兵拿出朗姆酒来，带他到堡垒的后面去看看。在那里，来访者会发现更多衰败的证据。堡垒墙壁外侧的河岸被冲蚀出了一个陡峭的黄沙坳。在夜色中，不时会有沙土松动掉落下去，被密西西比河的波涛带走。英法七年战争以法国战败告终，这是一幅当时的英王乔治三世绘制的地图，体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对北美内陆地区的看法。新被征服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所有土地被留给了印第安人。沿着山脉由北向南的阴影部分是“1763年公告界线”，移民们不应跨越。德沙特尔堡坐落在密西西比河上，位于地图中弗吉尼亚标识“V”字母的右边，在圣路易斯以南约40英里处。（英国国家档案馆）
在军队远在纽约的总部里，这处河边堡垒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卡文迪什堡，这是某位有着贵族血统的英国将军的名字，不过这位将军从未抽出时间来到大西洋的彼岸。在边疆，英国士兵选择保留原来那些法国人取的地名。法国人管这里叫德沙特尔堡，但被英国人误读为了宪章堡。到了18世纪70年代初，这里就像英制体系一样渐渐变成了一片废墟。英国从法国人手里接过了这个哨卡，它被建在靠近河口沼泽的潮湿洼地上，周围又全无倚仗之物，因而堡垒的外墙需要不断地修补，直到最后它们完全分崩离析。这座堡垒建造的根基就不牢固，虽然看着气派，但维护起来开销太大，而英国人接手后对这座堡垒的未来也没有一个妥当的规划，因此，时候一到，它注定就会崩溃。换句话说，这个哨卡就象征着英国在整个北美的处境，这是一片它所不了解的大陆，更是一片它无法完全主宰的地方。
理论上来说，宪章堡的辖区包括了从密歇根湖一直到墨西哥湾沿线漫长的交通线。而事实上，英王乔治三世的官员们从未将这座堡垒的控制范围延伸到它城墙大炮的射程之外。英王在北美其他占领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此相同，他在这里的地位很快就会像这座堡垒一样站不住脚。
英国人在伊利诺伊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帝国外强中干的寓言。这个故事里面有错误和误解，有考虑不周的计划，还有疏忽拖延和偶尔的腐败。在上面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后，英国对宪章堡的占领以失败告终：这是未来发出的一个预兆，接踵而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不仅让英国失去了密西西比河流域，随着战争的展开，英国也失去了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的殖民地。
1763年，凭借在巴黎签署的一纸协议，英国开始介入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卢浮宫谈判签订的条约结束了“英法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一方是欧洲大陆国家：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另一方是英国和它的普鲁士盟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割让了加勒比海一带的岛屿以及从魁北克到亚拉巴马州的所有边境属地来换取和平。一夜之间，英国人获得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的广阔新领域：这片领土是如此广阔，以至于英国人花了两年时间才让这片原法属领地的每座哨卡升起了英国国旗。
而在协议签署后不久，对欧洲政治毫不关心的印第安土著部落发动了起义，英国不得不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史称庞蒂亚克战争。战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而是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停火协议，因此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兵也未能立即占领宪章堡。首先，他们必须派遣特使带上酒和弹药去拜见当地未曾参与此次起义的酋长，争取他们的支持。当这一切终于有了结果后，英国人还要想办法找出一条通向密西西比的路径，对于英军来说这将是一次完全未知的旅程。
他们选择了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来完成此项任务。苏格兰高地警卫团骁勇顽强，可以饿着肚子在恶劣的环境下作战。这些苏格兰高地士兵从最近的俄亥俄河营地出发，乘船经过八周的时间到达了宪章堡，从一群衣衫褴褛的法国驻军手中接过了钥匙。这是在1765年的秋天。最初，英国兵们兴高采烈，觉得这块地极好。到这儿来的每位英国军官要么是地主出身，要么正渴望着加入这一阶层，他们给眼前的这片土地估价，似乎这和在英国国内拥有一份庞大的地产一样，可以带来足够的欢乐和利润。这里土壤肥沃，有熊和水牛，还有大量的野鹿可供狩猎。一个中尉称它是“已知世界中最好的国家”。不过，英国人虽然中意这里的野生动物，却无法忍受这里的人。很快他们发回东部的信件里就显露出这样的征兆——他们无法守住宪章堡。“阁下您是知道那些法国人的，”宪章堡的基地指挥官写道，“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得到他们给我带来的麻烦”。在伊利诺伊州的农村，法王路易斯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移民。来自魁北克的男女老少沿河居住，种植小麦出售到西印度群岛，用野生葡萄酿酒，生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因为不愿意继续和英国兵待在一处，大多数的法国人很快消失了，他们去到河对岸的西班牙属地，带走了他们的奶牛和牧师。留下的人则完全无视英军，他们要求使用自己的法律，自由行使他们的宗教信仰，并自行选举产生立法机构。
如果说法国人是难以对付的，那么土著人就是不可理喻了。到了春天，土著人纷纷聚集到宪章堡，希望获得足够的食物馈赠来使他们挨到玉米收获的季节。这原是法国人为了不使用武力而维持和平所创建的系统的一部分，可是现在这些英国人连他们自己都养活不了。因为无法继续履行法国人留下的老规矩，很快这些苏格兰人就被敌意所包围，敌对的土著部落比尼斯湖（位于苏格兰高原北部）的马匪还要残忍。有一年，一队主战派的土著悄悄潜入了堡垒外的村舍，将一名英国士兵和他的妻子杀死在了床上。一个月后，他们从堡垒附近一个爱好和平的印第安村落中割下了更多人的头皮。而英国兵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对此进行反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闷闷不乐地再往总部发出一封内容消沉的信。
在戍边英军的敌人中，最具破坏力的还要数密西西比河。当北部上游的积雪融化，河水开始上涨，棕色的洪潮击打着弯曲的河道，直至让这座堡垒的每个角落都开始移动和开裂。苏格兰高地警卫团在完成他们的使命后就离开了此处，接手的是爱尔兰人，他们趁着冬天用石头夯实河岸，试图以此加固堡垒的墙壁，但是春天一到，石头就被洪水冲走了。而等到夏末，水位终于下降时，河床上留下的是一摊摊滋生蚊子的水洼，传染病由此在兵营和眷属区内爆发。1768年，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热病就夺去了60名男性以及妇女儿童的生命，只剩下几十个士兵还能端得起枪。“我们每天坐着马车外出巡视四到五次”，一个少尉写到，“那些幼小的孤儿就跟在我们马车后面，非常可怜。”
每个季节都会带来新的悲惨故事，它们被源源不断地传回纽约，到达英国总司令托马斯·盖奇的办公桌上。这些加急信件读来令这位曾起草戍边计划的长官心怀悲戚。在与庞蒂亚克停战后，盖奇将军计划建造一系列像宪章堡那样的哨卡，从五大湖一直到田纳西州，就像一条铁链一样挂在这个国家的脖子上，以此来控制大片无人居住的领土。再往东，英国人希望用旧有的条约与易洛魁人保持和睦，让那些部落在他们古老的狩猎场上自由打猎而不受沿海殖民地移民的干扰。在他们之间，堡垒和条约使得英国人可以控制这里的毛皮贸易，这也是盖奇认为荒野能出产的唯一收益。
这样的策略放在曼哈顿来看，似乎还算合情合理，但它的根基却像宪章堡的地基那般脆弱。英国人在伊利诺伊州的贸易物资和商品，都必须依赖1000英里外的费城的航船运输，货运线路成本高昂，用这条线路做毛皮交易很难从中获利。假使从新奥尔良向上游运送刀具和毛毯，生意不知会好做多少；但是当初英国人签署《巴黎条约》时，他们误读了地图，将密西西比河通向墨西哥湾的所有开放河道都给了西班牙国王。与此同时，易洛魁人对英国旧有的约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协议变得难以维持。盖奇要不断送出礼物和火药，并保证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土著部落不会受到骚扰，才能勉强让原来的约定得以为继。而每过一年，易洛魁人的条件都会变得愈加难以满足。
盖奇甚至连自己的下属也无法信任。关于伊利诺伊州地方驻军中的各种欺凌、欺诈和挪用公款的丑闻的流言开始盛传：这在英国军队中是见惯不怪的事，多年来，军官们在替死人领空饷，但是身处西部边境的那些上校和少校们变本加厉，将丑闻上升到了新高度。尴尬、昂贵，并且无法管理，这让西部的荒野很快成了盖奇无法负担的奢侈品。
从新斯科舍省到巴哈马群岛，在盖奇所指挥的全部领地上，只有15个步兵营的部署，完全没有骑兵。要是把工程师和火炮队都算在内，北美的英国兵总共还不到6000人，只有英国驻扎在爱尔兰兵力的一半。带着这样少的兵力和捉襟见肘的预算，这位将军无法管辖一个大陆。虽然托马斯·盖奇作为指挥官在战场上表现欠佳，但他清楚自己军队的后勤补给，花出的每一个先令他都会仔细记账。很快，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他的士兵进驻伊利诺伊州仅仅两年后，开始了撤离西部边境的计划。
到了1767年的春天，盖奇将军发回国内的信件已经变成了一篇篇对边境感到绝望的文章。他反复申明应该完全放弃边境地带，不仅仅是宪章堡的哨卡，还包括匹兹堡、底特律和其他荒原上的营地。他的提议一次又一次地遭遇拖延和搁置。早在1768年，盖奇提出撤离边境的新战略就得到了殖民部长劳德·希尔斯伯勒的支持，他对北美殖民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但希尔斯伯勒无法让其余内阁成员看到这样做的意义。与欧洲事务或是国内的权力斗争相比，密西西比河流域看起来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关于它的决定被一拖再拖。
甚至伦敦的专家们对西部荒原在帝国命运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也莫衷一是。一些专家说西部地区完全无足轻重，因为根据一份与《巴黎条约》同年签署的皇家宣言，在美国的殖民地居民应该坚定地留守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后，沿海居住，做英国皇家的顺民。要是允许他们跨过山脉，就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像庞蒂亚克那样的印第安人战争。更糟的是，移民们可能会摆脱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并在西部边境上建造自己的车间和工厂与英格兰展开竞争。虽然官方的说法是将内陆地区保留给土著部落，但另一些专家持不同观点，他们努力游说进行领土扩张，来为国王或他们自己赚取钱财。在矛盾的观点之间难以抉择、举棋不定的英国政府索性什么也不做，好像这一区域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毫无缘由地自行解决一样。
然后最终，在1771年秋天，关于伊利诺伊州的决定到了再也不能拖下去的时刻。盖奇将军派出的工程师指挥官来到了宪章堡，把哨卡考察了一番后，在夜色的掩护下，乘着独木舟悄悄离开，以躲避印第安人的伏击。在绕了许多条路后，他回到纽约，带着盖奇想要的确凿证据。到了这时，密西西比河与堡垒墙壁之间只剩下了几码宽的地面。下一个春天的洪水将会让整个堡垒崩塌。
盖奇热衷于将他的军队集中到东部沿海地区，以阻止移民反抗英国皇权。他将这份宣判宪章堡灭亡的报告转发到伦敦。11月份，报告到达伦敦，送到了劳德·希尔斯伯勒的手上，他立即转呈内阁和国王。虽不情愿，英国政府还是下达了撤离令。第二年春天，随着宪章堡的城墙开始倒向密西西比河，英国兵们永远离开了那个哨卡。在帝国的边缘，英军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但是盖奇想要的有序撤离很快变成了一次溃败，甚至连他想要保留的基地也因为没钱维持而解体。
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兵营已破败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只有任其倒塌。在更北面的伊利湖，英军舰队停泊在那里的船只因无人维护而烂在了水里。即便在波士顿，军队也不得不住在海港里的一个小岛上——威廉城堡，从11月一直到次年3月间，他们所住的木棚下面都会被齐脚踝深的海水浸没。在哈得孙的山谷中，英军把守着通向加拿大的要塞“皇冠角”，这座堡垒的命运更是让当局颜面尽失。有人忘记了打扫烟囱，而另外一个人在非常靠近弹药库的一个壁炉里生起了火。1773年，弹药库将整个要塞炸成了碎片。
不仅仅是军队，帝国的组织开始从各个方面瓦解。在边境上，英国政府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移民不断向西流动，随时可能引发盖奇和伦敦政府想要极力避免的、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其他地方，在从缅因州到佐治亚的这些老殖民地上，衰退的进程虽不那么显著，但仍在发生。密西西比的失败只不过是整个帝国病症的一个表征罢了。
等到放弃宪章堡的时候，英国在北美的权威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中不可逆转地消失殆尽。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强健，而现在开始完全蒸发，在思想领域、法院法律、宗教教会，英国的权威沿着海岸线在衰竭。有时，这种衰竭赤裸裸地显现，例如波士顿茶党案。但通常这种权利的衰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在局面变得不可挽回之前，英国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它的发生。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一个庞大的帝国，正如一块大蛋糕，最容易在边沿处被销蚀”。因为上述事件都发生在他们世界的边缘，伦敦当局有时对这些事件的意义只有模糊的概念。
虽然英国的高级官员勤奋认真，但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英国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并没有认真研究或分析过这个他们声称在统治着的大陆。直到他们获悉了茶叶被销毁后，英国政府才开始真正看清楚美国的情况。即使如此，他们仍希望这种对英国的不满可以被控制在新英格兰的范围之内。又过了将近一年，到1774年年底，马萨诸塞州公开彻底地反叛，而其他殖民地也出现了竞相效仿的危险。不久之后，政府下令派出英国军队攻打反叛武装，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而这本是一场英国人绝对不会去打的战争。
这本书将从英国的角度来说明伦敦当局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它将讲述1775年春天独立战争之前的三年内，大西洋两岸日渐加深的愤怒，讲述在英国撤出荒原地区后到波士顿附近列克星敦草原和康科德桥发生骚乱中间的故事。在英格兰本土，直到1783年战争结束后才有人统计出伤亡的陆、海军人数，英方至少有2万名士兵和水手在美国、西印度群岛或在海上丧生，他们或死于战斗或死于伤口感染和疾病，军官以下级别的人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有。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爱尔兰人和英格兰士兵一样，为了拯救一个气数已尽的帝国而战：一个不成系统的、脆弱的帝国，既没有经过设计，也几乎无人可以声称了解它。
二、旧政权
这个国家装作是我们的君主。——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于1773年7月，伦敦
英国在美国大陆上建造的帝国总是让人觉着古怪，这个系统松散、臃肿，正如许多英国人自己那样。而且说实话，旧的殖民政权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可以被称为帝国的程度，绝不是俄国沙皇或者维多利亚女王所诠释的那种帝国。从詹姆斯敦和五月花号的年代开始，几乎每一个殖民地的形成靠的都是私营企业。他们小本经营，是独自摸索的冒险者，为了追寻利润或是为了上帝而来。每一个殖民地的建成都是一次伴随着错误的痛苦试验，却很少得到伦敦方面的有力引导。
以最早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为例，原因很简单：在英国内战开始之前，君主制的政权长期遭受着财政危机的困扰，根本没钱在海外建造一个属国。国王勉强才能从议会那里拿到税金，这其中的原因都够再写一本书了，詹姆士一世根本负担不起帝国到大洋的另一端去冒险。他的儿子查理一世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偶尔，斯图亚特王室不得不进行干预，如在1624年，他们将弗吉尼亚划为皇家殖民地，因为经营该殖民地的公司已濒临倒闭。即便如此，因为缺钱，他们永远不可能仅靠皇家法令就能统治马萨诸塞州或是切萨皮克。无论怎样，君主国只是让公民个人去承担移民和开发殖民地的风险。
一些清教徒移民是为了在科德角的海滨找到救赎，其他人是为了获得土地或海狸皮。有时他们的动机又很复杂，历史学家们对他们到底为何而来争论不休，很多人来得并不情愿，他们是些罪犯或契约仆人，被地方法官或急于摆脱他们的亲戚送上了西去的轮船。到了1642年内战的时候，在北美的英国移民已约有5万人，分布在沿海区域和加勒比海地区，基本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和习俗自治。这是一个很不齐整的帝国——“广阔而自在”，爱尔兰演说家埃德蒙·伯克说——但她是忠诚的，丰饶的，商人和投资者可以出资扩张领土：有这三点，足以让英国当局乐于维持这个系统的现状。
只有一次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一位国王不断尝试推行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在他短暂的在位期间，试图将美国的殖民地财产像国王的封地那样进行支配。在与竞争对手荷兰打了三场不分胜负的战役后，英国至少确保了他们对曼哈顿岛的控制权。长话短说，詹姆士国王任命了一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把纽约和新英格兰划归到皇家的独裁之下。这段插曲在史书上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脚注，还有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在马萨诸塞州，但是很快这段统治就结束了。1688年到1689年的光荣革命将詹姆士二世推下王位，恢复了新教徒对王位的继承。在美国，旧的殖民体系得以恢复、改进并得到了加强，但绝没有任何接近专制统治的地方。
之后，斯图亚特王室开始流亡，英国国内环境变得更加稳定，整个国家减少了对宗教的狂热，增加了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到了1714年，当国王乔治一世从汉诺威抵达英国时，这个国家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府的雏形——常备军、可靠的税收和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在接下来20年里，大部分时间这个国家都处于和平状态。但即使这样，当他们本可以改变经营属国的模式时，英国人依旧保留了让私人经营的体系，因为这套模式看起来一直运转得非常好。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殖民地的益处在于输送出木材、糖、焦油和烟草，或作为一种手段来防止西班牙和法国吞并大西洋。而那些新美国人既是新教徒又爱国，并能够管理好他们自己的事物，为何还要浪费公款增派一大群皇家官员过去呢？当然，每个殖民地是应该有几位皇室委派的官员和必须遵守的规矩。每个新的种植园都需要获得皇家的批准，由英国政府的白厅签章，印发一份特许或执照，明确规定领地的范围和许可的事情。虽然文件很长，并且充满了法律术语，但实际上却留出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每个殖民地都有一个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收缴地方税，还都各自配有民兵武装。除了不能彼此开战外，英国对这些殖民地完全禁止的事情只有两件：美国人通过的法律绝不能与英格兰的法律相冲突，以及殖民地绝不能损害到英国的经济利益。否则，这个属国就毫无益处了。每个殖民地都必须服从英国的《航海条例》，这是一系列在1651年到1696年之间通过的法令，要求所有贸易必须使用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运输，经由英国的港口；但除此之外，这些美国殖民地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在内的大多数殖民地，都配有一名英格兰派来的皇家总督担任州长，监管他们的立法机构。这些总督过来为任一期，尽其所能地大捞一笔。其余地区的地方长官都是自己选举产生。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两个地方很特殊，地方长官由英格兰本土的凯尔菲特和彭斯家族世袭传承。这个体制是混乱的，却似乎行得通，只要你是白种人、信仰新教并且是自由身。
因此在18世纪上半叶，伦敦对这里的管控还是相当宽松的。除了战争时期以外，英国一直在远处观望，看着美国发展。交由美国人自己管理的殖民地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轻轻松松就实现了英国的夙愿：新增一个丰盛的海外财富来源。到了18世纪40年代末，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上居住着包括奴隶在内的200万人口，而且全部是工人或是消费者，有着巨大的潜在附加值。
英国当局时常会进行数字统计，让他们的领地拿出一张资产负债表来。虽然数字并不精确而且难懂，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国殖民地的增长是如何迅速，不仅仅是人口，还有为大西洋两岸带来的巨大财富。烟草、大米、靛蓝染料还有糖浆源源不断地越过大洋而来。而英国则向这些殖民地输出手工业产品。羊毛服装、钟表、枪支弹药，谢菲尔德的钢铁，来自伦敦的家具，还有五金器件、图书和丝绸：几十年间不断增长的贸易潮为宗主国带来了红利和就业。
只有一件事是明显缺失的。对于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运回的烟草，国王和议会通过向英国的烟民们加收关税而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而殖民地的居民却只向政府缴纳了非常少量的税金。这是整个属国体系中的一个缺陷吗？有些人或许会说是的，因为皇家海军每年耗费几十万英镑用于保护这些航道，但大部分时间这个问题都被视为是隐蔽的和技术性的。只要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持续扩大，船只往来不断，那么这个属国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她创造出的财富也间接让英国政府的腰包鼓了起来，因为日益繁荣的英格兰增加了政府国内税收的收入。这样的贡献足以体现出拥有这个属国的价值了。正如艾萨克·牛顿先生对宇宙的设想那样，这个体系像发条一样运行得分毫不差，并且更加顺畅，因为那些美国人似乎是那么的忠心耿耿。
要是英国国内的政治家们能够屈从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偶尔去读一读殖民地的邮件，也许就会产生怀疑。在那些信件中，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可能会发现一些叛乱的迹象。在18世纪20年代，波士顿的劳动人民有一个政治领袖——以利沙·库克，他为了赢得选举而自建了党派团体。据说有人在酒馆里听见库克酒后发牢骚，叫骂着说要独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伦敦派来的间谍会发现更多同样的事情，主要是在马萨诸塞州，但在南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了解自身历史的美国人在看待叛乱和自治的问题上会认同传统清教徒的观点。当帝国干涉过多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埃德蒙·安德罗斯的专制，并相互讲述斯图亚特王朝当年迫害教徒的故事。有时他们甚至会追随库克的领导，并私下抱怨着，想要不再效忠国王。这样有关殖民地独立的言论被报回伦敦，引起了不安和惊慌，却没持续多久。像库克这样闹独立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只知道喝朗姆酒并且满腹牢骚的人，而就此作罢。所有人都知道这些美国人是反天主教的，并且大多数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些身份特征保证了他们的友好和可靠，正如他们在对外战争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虽然对遭受的损失会有怨言，这些殖民地居民总是能在抗击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时挺身而出。那些美国人和他们在宗主国的亲戚，出于同样的爱国主义动机而协同作战。最棒的是，武装起来的美国人非常善战，虽然他们的战术并不正规。他们打了不少胜仗，带回的战利品和更多的土地，让这个帝国的属国在自己的道路上从容前进。
或者至少在英国当局看来是这样，直到国王乔治二世执政的中后期为止。在那时，帝国的景象就像是英国人收藏的油画那样，呈现出更加微妙的明暗对比。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一些官员开始构想一个全新的殖民体系，更严格并且统一。在英国国内，议会已经逐渐成为英伦三岛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并废除了有碍这一进程的地方习俗和各种特权。为了提高执政效率，似乎海外属国也应该执行同样的政策。
在战时，美国松散迟钝的老机制有时会妨碍抗敌的战斗力。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殖民地也时而会因为一些地方事物与伦敦方面发生争执，地方长官就是不能与他的立法机构见解一致。这些分歧涉及财务方面、人事的任用，还有包括与印第安人的边界问题以及殖民地总是印刷大量纸币来让货币贬值的做法。因此英国当局开始调整这个体系，赋予地方长官更多的权力来规范这些殖民地。
但进展却非常缓慢：因为国王的大臣们虽然想在美国拥有更大的权力，但议会对大洋彼岸事物的态度仍然是暧昧而犹豫的。然后在1754年，与法国的另一场冲突在俄亥俄山谷爆发了。到了1756年，它已经升级为一场全球战争，这让英国对其属国政策的每一个方面都浮现出了新问题。到了“七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北美的未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政治体系的改革已势在必行。这场战争耗资巨大，伦敦方面觉得殖民地必须相应地补偿这笔开支。亚洲、德国以及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都成了战场，这场战争导致英国的国家债务翻倍。到1764年，债务超过1.3亿英镑，这个庞大的数字比这个国家的年度经济输出总量还要多出20%。
即便如此，联合王国仍然完全具备支付能力，几乎没有可能发生财政危机或违约。虽然外债巨大，但英国总是可以应付，因为借款利率低，并且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是无限期的，也就是说可以永远不必归还，只要英国政府支付债券的息票即可。通过长期的经验，国王的财政部当然清楚如何在和平被宣布后尽快削减军费预算。虽然财务状况暂时平稳，国家却不敢掉以轻心。财政部不得不为下一场战争及其可能带来的负担做打算，而不是想着刚刚取得的胜利。
在七年的战争期间，税率大幅上涨，最高占据了约9%的国家总收入。用2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很小而且是可控的，但在18世纪60年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几近赤贫，没人相信大政府——税收已经不能再高了，否则就可能引起议会和街头的动乱。在战争期间，啤酒、葡萄酒和杜松子酒的关税攀至新高。当乔治三世到德鲁里巷去看戏的时候，他在走廊里遭到了人们关于麦芽酒价格的诘问；当他的部长们试图给苹果酒加上一种新税时，抗议者多到了无法再坐视不理的地步。
因此，由国王的首席部长乔治·格伦维尔牵头，英国政府试图整改他们的属国——处在自主开发状态的美国。英国必须重建其借债能力，这样时机一到，就可以再次击败法国波旁王朝的军队。在财政重建的任务中，美国必须首当其冲。原因很简单，英国国内的陆海两军都被大力削减，而北美殖民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七年战争之前，英国在北美用不到1000的兵力凑合着应付日常防卫。战后，初步估计需要增加十倍的兵力来巡逻边境，防止魁北克反叛。这又是一大笔开支，每个人都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
从1764年开始，格伦维尔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合理、温和的殖民地改革。在议会的全力支持下，他任命了新的官员、法官和一个总部设在波士顿的海关委员会，来确保殖民地为出口的砂糖和糖浆支付每一分钱的关税。他也逐步引入了新税种，为保护英国债权人的利益，对发行纸币实施了严格的新限制。
在格伦维尔看来，他是真的别无选择。当时的英国政治家有两项最重要的职责：保卫领土，这主要依靠海军的力量。还有就是保卫国家的税收，有了这些税收才能养活海军的舰船。他从未指望美国人能够完全负担起他们海岸线上增大的军队开支。即使是伦敦政界中最为鹰派的人物对此也从未料想过。不过格伦维尔想要北美殖民地做出适当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也才像话。他还一直抱有另一个目的，这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
格伦维尔和他的同事们推行新的殖民法律法规，希望将美国变成像爱尔兰那样：一块被征服的领土，虽然居民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和特有的信仰，但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最高当局。尽管贫穷，爱尔兰人必须为驻扎在他们中间的英国军队支付开销：虽然这导致了爱尔兰方面与伦敦当局的频繁争吵，这个体系却从未有过丝毫改变。自都铎王朝开始，在任何一次与爱尔兰的争论中，最后说了算的都是威斯敏斯特的伦敦议员们，并由一位英国勋爵在都柏林确保爱尔兰的从属地位。为了不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宣告法》，该法案彻底明确了爱尔兰的地位。在必要的时候，英国可以为爱尔兰制定任何法律，而爱尔兰必须服从。
虽然理论上如此，但英国也不是扬起鞭子来要挟，爱尔兰就会毫无异议地服从。爱尔兰如此靠近却又如此遥远。受到乔纳森·斯威夫特那绝妙文章的启发，每个年代都会有爱尔兰作家接二连三地跳出来，抱怨英国的不公。1760年之后，爱尔兰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小规模的叛乱，有时是用长矛或手枪，有时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利菲河边他们自己的议会里，天主教徒们虽然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反抗的精神却在那里得以延续。每过几年，爱尔兰下议院就要费尽口舌来推迟一些伦敦发出的不受欢迎的倡议，或要求获得他们急需的经济上的让步。在北美，殖民地密切注视着爱尔兰，因为爱尔兰的情况和他们自身有相似之处，这样类似的抗议或抵抗就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英国在大西洋西岸想要扬起鞭子，却有心无力。在沿海城镇，即便是在格伦维尔的改革后，乔治三世能号令的人也只有那么一小撮受薪官员。在最大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州，除去海关，受命于国王的官员只有17人。马萨诸塞州的皇家官员就更少了，这让保守派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清楚日后以利沙·库克轻易就能胜过他们。在这里和北美的其他地方，英国当局只能做美国人允许他们做的事情。殖民地的议会和爱尔兰的一样，却更加有效地给英国当局制造了无尽的麻烦。有无处不在的律师，媒体的煽风点火，加上当地的惯例和对本地的了解，移民们跟任何想要他们遵守规矩的英国长官玩起了障眼法。在革命开始之前，殖民地的议会将这样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脱离帝国，而是因为他们喜欢之前的生活——在乔治·格伦维尔到来之前的日子。
从波士顿到格鲁吉亚，英国不能迫使美国人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但英国却试图这样做，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简单的对抗政策完全行不通。隔着3000英里的距离，没有优势兵力和更多的皇家官员，怎么会行得通呢？而每一次强制的失败都让殖民地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英国一次又一次虚张声势地摆出权威姿态，只引起了美国人的敌对。在最好的情况下，英国人被看作是冷漠和无能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英国人会被描绘成自由的敌人，像斯图亚特王室一样阴险。
所以，正如英军控制密西西比的计划一样，格伦维尔的殖民地改造工程也是注定失败的。1765年，下议院通过了他恶名昭著的《印花税法案》。这是他直接向美国人征税最大胆的尝试，法律和其他文件都要交税，这引发了一场反对的风暴。最严重的骚乱出现在波士顿、纽约和罗得岛。沿海殖民地对英国进口的货物实行了联合抵制，大洋两岸的报纸都预言这个属国即将走到尽头。
到了当年的年底，格伦维尔因为私下里和国王的一次争吵而被削职。乔治三世向来不喜欢他的这位首席部长，因为格伦维尔总是像对待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那样对待他的国王陛下。以罗金汉姆侯爵为首的辉格党组成了新一届政府，辉格党成员大多出身贵族，自认为是这个国家天生的领导人。他们怀着好心，试图纠正那些在他们看来格伦维尔犯下的错误，却很快犯下了他们自己的错误。
惊觉殖民地的动荡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国内的经济，罗金汉姆的辉格党废除了印花税。要废除印花税，他们需要在议会中赢得辩论，这并非轻而易举，立法者们并不愿向殖民地的要挟低头。每个人都知道美国人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废除印花税，就等于承认了美国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一个没有他们参与选举的议会无权向他们征税。为了挽回面子，并赢得议会对废除印花税的支持，辉格党被迫通过了另一项法案——仿照1720年爱尔兰《宣告法》编写的，对北美殖民地的法案。《宣告法》被通过的时间是1766年年初，它坚称英国议会在北美的每寸土地上都保有完全主权。印花税虽然没了，但英国仍是最高统治者的原则却幸存下来，英国有权在未来征收其他税目，当然侯爵希望可以避免出现这种痛苦的情况。在辉格党眼中，这是合理的妥协：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时清楚地声明自己的权威。但他们的做法远远未能带来新的和谐阶段，而仅仅是给未来新的争端播下了种子。
从那一刻起，英国内部关于对待北美态度的两种相反政见之间的鸿沟就形成了。一边站着要投票废除印花税的议员；而另一边，他们的反对者谴责废除印花税是懦夫的投降行为。因为议会很少讨论殖民地的事务，大多数时候这种分歧的鸿沟是看不见的。然而，这样的鸿沟成了英国政治地理一个永久性的特性。迟早有一天，那些对美国持强硬态度的人将重占上风，而当他们得势后，就可能会复活乔治·格伦维尔的计划。
接下来轮到罗金汉姆的辉格党下台了，这也让乔治三世松了一口气。国王曾准许他们对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场，却对此深怀疑虑。一年多之后，另一届英国政府开始了对殖民地征税的新一轮尝试。这些税目被称为“汤森德关税”，征收的范围包括纸张、铅、油漆、玻璃和茶叶——都是美国从英国进口的产品。新税再次引起了抗议的风暴，殖民地再次联合抵制与宗主国的贸易。面对波士顿的无政府状态，劳德·希尔斯伯勒在1768年秋季派出了军队，占领城镇进行维和。
18个月后，1770年3月，地上还残留着六英寸厚的积雪，英国的一个哨兵和一群波士顿人之间发生了口角。一队英国兵赶到后用火枪向在场的人射击，造成五个男人和男孩中枪，他们倒在烂泥地上渐渐死去。然而我们选择将波士顿惨案的受害者描绘成暴徒、旁观者或美国爱国者——这个事件是场灾难。对塞缪尔·亚当斯这样的波士顿激进分子来说，他们是以利沙·库克精神的继承者，这场屠杀是暴政和阻力的象征，应该被当作五月花号或光荣革命那样来每年纪念。因为害怕在当地引起内战，英国从波士顿城撤出了军队。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本书将要开始的地方。英国国内政治经过多年的动荡——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对此说过，英格兰国王更换他的内阁就像换衬衫一样频繁——乔治三世总算找到了一位他可以信任的忠诚仆人，他就是诺斯勋爵，英国财政部中的顶梁柱。1770年年初，就在波士顿惨案发生之前，他出任了首相。虽然他欣赏乔治·格伦维尔，并且总是投票支持他的政策，但诺斯似乎在一段时间内与殖民地达成了新的和解。
对汤森德关税重新审视一番后，诺斯做了一件讲求实际的事。因为该税的收益总是很小，诺斯勋爵废除了汤森德关税，却保留了最重要的一项，茶叶税。在此之后，美国的怒火冷却了下来，或者说是看似如此。一段平静的时期开始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很快平静就被打破了。在边境荒原上，英国人全线撤退；在沿海附近的城镇和农耕区，对英国的不满从未真正停止过，只是暂时处于休眠，等到时候一到就会再次爆发。流沙
从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同样的老问题：在北美，英国人拥有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属国。就像是一堆随意镶嵌的拼贴，这些殖民地被毫无规则地拼接在了一起。每一块被组装进来的拼贴图案都是因为英国机缘巧合刚好赢得了某场战争，这些殖民地的布局不曾依照任何计划。它们从未有过掌舵的专制君主——无论仁慈与否，来将整个体系当成一个整体看待。相反，这里的殖民地体系一直保持着它原有的样子——分散并且多样化，与其说是一个属国，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联盟或邦联。
美国包括多个省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议程、经济和风土人情。最终起来反抗的13个殖民地各不相同，他们对自己的边界、宗教信仰和内部由谁来管理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以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每一个殖民地都充满了恼人的争吵——敌对派系之间为了权力和地位吵得不可开交。要是在威斯敏斯特能有一位英雄般的政治家，情愿先埋头了解美国的详细情况，然后再超出这些细枝末节，拿出一套明智的全新程序来取代乔治·格伦维尔那些有缺陷的提议，对属国进行改造，就有可能在财政或军事上创建出新秩序来，但是并没有这样的英雄。
在18世纪70年代初，伦敦的政治精英很少会想到美国。看他们买的报纸就会清楚这一点，这和当今政客们与媒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一样的。完全商业化了的英国媒体寻求为读者带来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因此各家报纸都热切注视着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每一场阴谋，却只留给殖民地豆腐块大小的专栏。这种不对称的存在是危险的，美国人追踪英格兰的新闻就像上瘾了一般，不断寻找表明英国政府想法的线索；而英国人只有在受到某种刺激后才会不得不去看一下美国的新闻。虽然出现了印花税危机，还有接下来的汤森德关税之争，英国国王和他的部长们也不觉得有任何理由需要去深入研究美国的事务。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别的地方，欧洲和亚洲。而环视美国，一些观察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看法，另一些看到的只有危险和不确定性。
随着美国最终危机的日益临近，英国的乐观者们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发言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是诺斯勋爵的朋友：吉本后来在1774年进入下议院，投票支持对新英格兰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当时他正着手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一卷。这本讽刺叙事书大部分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其中一些是令人震惊的——吉本没时间理会基督教的虔诚，但这本书里有这样一篇文章《概述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落》，作者写了一个有关进步和繁荣的快乐故事。
身处舒适的书房，在吉本看来，未来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大英帝国不会像罗马那样。在这位学者的所见之处，到处都是智慧的成果和进步。他看到这些成果正撒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将新旧两个大陆都包裹其中。在艺术、科学、工业、商业，甚至是外交领域，吉本看到人类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领导下取得了无尽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所谓的“万国公法”。虽然欧洲似乎总是动荡不安，吉本坚信理性最终会占上风。在每一个王国，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国度里，他看到受到启蒙的人民和他一样相信和平与节制。欧洲已渐渐形成了权力的平衡，没有哪一个国家处于完全支配的地位。英国海军站在正义与公平竞争的一方随时待命，吉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得出一个他所谓的“一个令人愉快的结论”：“人类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也许还有美德都随着过去的每一个时代而增加，并且仍在继续增加着”。
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执笔代表了英国精英中的精英。他用庄严的句法传达了一个宁静而充满希望的愿景。但爱德华·吉本是一个可以用20年闲暇时间来写书的文人。对诺斯勋爵和英国内阁这些英国贸易和事物的操作者来说，未来看起来却不那么乐观。在心情更好的时候，他们能与吉本的乐观产生共鸣，像他一样认为英国代表着进步。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心境会非常不同，因为他们环视全球，到处可见的是不法行为和冲突。
在18世纪70年代初，诺斯和他的同僚感到他们眼下的基本形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他们也说不准事情会如何收场，正如他们无法追踪密西西比河的潮流那样。出了英吉利海峡，英国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朋友，反而有许多敌人和竞争对手。到处都是预言战争的黑暗言论。在孟加拉，英国建立了另一个属国，由东印度公司来出面经营。但是往好了说，这个公司的策略是可疑的，而往坏了说，这个公司是在腐败和自掘坟墓。对公司的管理没有目光长远的改革，英国内阁担心有一天印度可能会完全落入那些与法国结盟的印度贵族手中。而在离家更近的欧洲，他们看到的只有一片混乱。图片最右边的乔治三世睡在他的王座上，而凯瑟琳女皇和她的普鲁士、奥地利盟友们正在瓜分波兰。这幅1772年的漫画讽刺英国在国外的影响力日渐减弱。（美国国会图书馆）
局势远非稳定无忧，力量制衡的天平眼看就被打破。法国是永远都不能信任的，西班牙也一样，而奥地利仍是一个潜在的敌人。在东面，内阁看到了新兴的军事国家——俄国和普鲁士，都各自怀着扩张的野心。在英国人眼中，易北河之外的封建势力对国际法摆出了一副冷嘲热讽甚至是刻毒的态度。欧洲大陆的另一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而如果英国不得不再次介入德国、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结果可能就不是再一次的胜利。皇家海军掌握着海上霸权，而在陆地上，英国的军队就不是敌人的对手了。
英国国内的情况还包括了她自身的风险。爱尔兰再次出现反叛，这一次是在其北部省份，阿尔斯特的农民武装反抗他们的地主。在伦敦还有派系纷争、骚乱与不和，这些被认为是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煽动挑起的。与此同时，玉米的价格急剧上升，惊动了内阁，当然也在穷人当中引起了恐慌。一场经济的巨变才刚刚开始，这个长期、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当时没人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但变化就在发生，诺斯和他的同僚们感受到了这些变化最早带来的影响。在其初期，诞生在英国的现代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令人兴奋并且提高了生活质量，但它也给经济带来了令人不安的高峰和低谷，出现了满是痛苦和创伤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白厅的政客们不得不向殖民地的动荡妥协。无论多么希望能像吉本那样自信，他们就是无法不受事件的影响，无法冷静、明智地看待美国的危机。因为殖民地地处偏远，在危机的间隔、殖民地看似平静的时候就很容易被遗忘。被太多其他问题牵着的英国人没有看到他们在北美是多么岌岌可危。惯性取代了政治才能，直到帝国的机构被腐蚀到无法挽回。当最后波士顿倾茶事件让他们不得不直视这些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没有用吉本那样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而是它的反面：悲观地看到了无政府状态和叛国。在最后，他们将殖民地看作是一个陷入动乱的非法之地，这导致了他们对新英格兰动武。
这本书可以说是带着同情与体谅对失败一方进行了探究，主要从英国政客和英国公众对这场失败的看法入手，为此我们必须试图进入他们的头脑中去了解他们所想。这本书不偏袒任何一方，诠释了英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跌入这场始于列克星敦的战争。在英国方面，会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诺斯勋爵，而另一人是他的朋友和亲戚，也是英国的殖民地部长——威廉·莱格，也就是达特茅斯勋爵。这两个人都是正直的。用他们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二人都堪称是美德的典范，他们的私生活纯净无瑕。若论对政治的精通，诺斯勋爵绝非外行，在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中鲜有能出其右者。但即便以他的才干品德，也不能奢望弄明白美国将要给他带来的挑战。众所周知，引发独立战争的连锁事件是以一种奇怪、甚至是好笑的方式开始的，因为一件日常商品而引发的争吵，当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会引发一场革命。
这个商品就是茶叶。当初诺斯勋爵废除了大部分的汤森德关税，却保留了茶税，他的做法仅仅是推迟了与殖民地的另一场大冲突。这些来自中国的茶叶每磅要征收3便士的关税，而税收象征了英国人对其霸权的宣示。茶税迟早都将引起另一场像印花税法案通过后那样严重的危机，而且这是一次无法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的危机。
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全国的茶叶贸易，但是到了1771年的夏天，这个公司却遭遇了一场灾难。因为茶叶积压卖不出去，到了第二年，公司已濒临破产。最终在诺斯勋爵的默许下，公司试图将过剩的茶叶运到美国。当时就有一些精明的议员表示反对，警告如果这些茶叶还带税是会引起民愤的；接着几个月后，波士顿港的一群工人和知识分子亲手揭幕了这一决定性的时刻。1773年12月，波士顿人民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倒在水中。出于愤怒和震惊，英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新的法律和处罚作为回应，想给殖民地一个教训，教他们学会顺从。到了第二年年底，新英格兰已经起义反抗。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茶叶也并非重要因素。茶叶能引起一场革命，这本身就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英国人所建立的这个体系存在着最根本的缺陷。英国实际上是两个相互重叠的帝国：不仅仅是官方的、带有驻军和总督的政治帝国；同时也是一个依靠债务来维持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是私营的、非正式的。虽然一些政客想要的只是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越大的权力越好，但在18世纪，让英国人更感兴趣的绝对是金钱。利润几乎是他们在海外一切活动的目标，所以在现实中，他们更看重的是商业帝国，甚于他们在版图上扩张的领地。
在这个商业帝国的中心，是繁荣的大宗商品贸易。不仅有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带回的茶叶，还有来自查尔斯顿的大米，切萨皮克的小麦或烟草，更不用说还有印度的棉花，加勒比海的砂糖。全球交易体系已经开始在这里形成，除了交易上述产品还有其他更具异国特色的产品。在1750年后的20年间，贸易量不断飙升，创下了引人瞩目的新高度。1772年，软性大宗商品已占到了英国进口货物总量的近一半。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英国人创建了一个交易系统，类似于一个巨型的对冲基金，对非洲奴隶和中国农民种植的作物进行投资。这个系统复杂并且不断变化，操作交易在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格拉斯哥进行，由无数的工厂和农场来养活，并向全球扩散——从马里兰到加尔各答一直再到广州。
对诺斯勋爵和财政部来说，对冲基金已经成为帝国收入的重要来源。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占到他们税收收入的1/4；对商人和种植园主来说，这是非常赚钱的，它让北大西洋和热带洋面上出现了数以百计满载货物的船只。但这个巨大的交易系统在本质上却是危险和不稳定的。人们大举借债来押注茶叶、砂糖和烟草的价格，或购买生产这些作物的土地。面对天灾人祸等多种风险，大宗商品交易能让人倾家荡产就像它能一夜造富那样容易。而当一处出现了资金断裂，系统就有可能会整体坍塌。
在这场游戏中，东印度公司是最大的玩家，也是最激进、对冒险最上瘾的一位。和所有炒家一样，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一直在搏运气，直到最后公司被他们自己的野心压垮，留下诺斯勋爵来为他们收拾残局。而诺斯勋爵在这一过程中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引发了殖民地的革命。下面让我们跟随一位即将到达亚洲海岸的英国船长，来看看这场溃败是如何开始成形的。第一部分投机帝国
从中国到加勒比海，英国人的私有经济帝国过于依赖海运，在大西洋的西岸，他们无法控制不羁的侨民，当地人习惯于不顺从。或早或晚，帝国中这两个不稳定的元素，政治和经济，一定会碰撞到一起，产生的危机是如此深刻，连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也解决不了。第一章 猛虎之口
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四周被海洋包围。——一位乾隆皇帝统治时期的中国地理学家
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抵达了中国的海岸。时值8月，季风使天空变得湛蓝，虽然他们快速穿越了苏门答腊群岛，但一路上仍旧险象环生。雷暴的运动速度比他们更快，好像在追逐着加尔各答号，一路上对这艘船紧追不舍。大雨浸透了甲板，雷声犹如大炮轰鸣，震耳欲聋。
这是一艘新船，刚从泰晤士河畔的工厂里制造出来，船长是一位名叫威廉·汤姆森的年轻人，这是他第一次大权在握。通过折线形迂回前进，加尔各答号沿着越南的海岸线进入了中国南海的正中央。这是当时最安全的路线，即便这样，仍有许多潜在的危险：环状的珊瑚礁、浅滩和暗礁，尝到它们苦头的英国船只的残骸就躺在它们下方海底的泥沙中。每一个黄昏的日落时分，汤姆森都凝视着地平线，寻找古铜色的云朵，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台风将至的预兆。
终于，在1771年8月20日午后不久，汤姆森透过雨幕看到一列礁石，看起来就像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澎湃的海浪从船的东面涌来，使船体像只肥猪一样摇摆起来，波涛中出现了一座岛屿，接着又出现了另一座紧挨着中国大陆的岛屿。他找到了一个早年航海中在该地区见过的地标，并看向他的航海图：海岸以南六十英里就是澳门港了。距他们离开英格兰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这并不是这个季节最快的航行，因为中途发生了事故，甲板上的水手死了，他们不得不停在爪哇岛上进行休整。即便如此，汤姆森还是把他的船安全带到了广州，寻求茶叶、瓷器和利润。
这是令人疯狂的一年，东方贸易正处于繁荣的顶峰，而这样的繁荣已经持续了近十年，并将在一件近乎灾难性的事件中宣告结束。30艘商船从欧洲到中国进行长途运输，其中2/3来自英国，像汤姆森一样打着东印度公司的旗号。在交易旺季的所有船只中，汤姆森的船恐怕是最繁忙的。在第二年的春天，当加尔各答号返回伦敦时，在一队带回9000吨茶叶的欧洲舰队中，它装载了最多的货物。为什么他们要驾船远航，费尽周折地带回数量如此巨大的茶叶呢？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茶叶绝不仅仅是一种日常早餐桌上的普通饮料。
相反，茶叶已经获得了一种更为尊贵的地位，成了一种值得雄心勃勃的强者为之奋斗的奖励。茶叶是少数的大宗商品之一，像今天的原油和铜一样具有广泛的用途，远超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茶叶的贸易跨越半球，带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起来。茶叶是投机买卖的对象，是国家就业和税收的源泉，而其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正如把握现代世界经济的脉搏，我们只需密切注意基础金属和石油价格的起伏。
在18世纪70年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茶叶、烟草和糖。英国议会的埃德蒙·伯克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宣称，“在我们如此庞大的商业圈里，茶叶可能是最重要的货品”，而汤姆森船长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在他的职业生涯和航海的冒险经历中，我们能看到当时亚洲英国企业所有典型特征的缩影，不仅有其经历的艰辛和它带来的罪恶，同时也能看到它具有的优点——专业知识和勇气，以及最重要的，它的经济动机。
加尔各答号在1770年年底离开了泰晤士河畔的船坞，在朴次茅斯休整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英格兰还近在眼前，皇家海军征召了汤姆森的一部分船员。谣言盛传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迫在眉睫，这源于福克兰群岛的争端。在朴次茅斯，一艘军舰放下一只小船靠近了加尔各答号，强征了11名水手为英王服务。几个月后，当加尔各答号航行到南大西洋上时，一些船员吵嚷起来，拒绝履行职责。虽然船上很快恢复了秩序，几名水手遭到了鞭打，其余闹事者被罚一次又一次地拆解旧麻绳和清洗甲板，但直到航行结束，加尔各答号一直笼罩在令人焦躁、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
当他们朝着好望角向南航行时，一路顺风，航行得飞快，直到气温逐渐下降，接近冰点，一场风暴开始逼近。主桅的顶部被折断并掉了下来，巨浪让他们失去了储备的猪肉和饼干。而起航四个月之后，坏血病也开始造成伤亡。最后，汤姆森把船行驶到雅加达，为进行修理而做了短暂的停留。在加尔各答号再次起航，向北开始此次旅途的最后一程之前，已有四名水手被赶下船或死于疾病。但在焦油密封的舱口之下，他的货物完好无损：英国的大理石、铅、呢绒，以及最重要的在广州经商所需的金银。这艘船装载着成箱的产自秘鲁的西班牙银币，价值3万英镑。
逆着水流，加尔各答号从初见陆地之处又航行了一个星期到达了珠江，在那里它调转船头，离开澳门港，靠岸停泊。经过一系列的中国炮台，它进入了被称为虎门或者虎口的海峡。从进入海峡的那一刻起，来自西方世界的海员们就进入了一片乌烟瘴气的欧洲据点，等在他们前面的是几个月的无聊时光和酒精。在沉闷的阴云笼罩下，汤姆森把船驶到了黄埔泊锚地的安全港。在那里一列用来拴挂渔网的木桩露出水面，标志着船只无法通行的禁区。
从加尔各答号抛锚停泊开始，就有两艘中国船只停靠在它附近，并保持左右夹持的状态，直到它离开。汤姆森和他的船员们能看到远处的赤岗塔，深红色的宝塔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愈发鲜明；在他们眼前，是平坦、宽阔的沙洲，这是他们在那里唯一可以散步或打板球的地方。在沙洲上，他们可以掩埋为返航准备却死掉的猪，并把他们的储备用品和帆布储存在用竹子制成的棚屋里。在加尔各答号周围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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