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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愚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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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散文经典·东方卷6试读：

序　关于散文本体性的思考

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时制约着人。人是文化动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说人丧失了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人唯一区别于动物的要著所在。

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也就是说从人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来界说散文，这样，就不管文体理论家们迄今为止提出了多少个有关散文的定义，和多少种文体理论的阐述，也不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和繁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供界定的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是一个互有交错渗透、类别之间边缘模糊的长长的序列。散文，则位于以诗为一极和实用文字为另一极的广阔中间地带，这两极如同拥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断向广阔的中间地带进行渗透、干预和汲取，从而繁衍出一个个新的文体品种。如诗和散文媾合诞生了散文诗，新闻和散文交媾诞生了报告文学等等，但不管诗和实用文学如何渗入和汲取，诗和实用文字这两极之间的开阔地却不会因此丧失一寸领土，而是更加郁郁葱葱，是一片鲜花开不败的文学原野。如同有的文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魂灵和精神，散文是整个文学大厦的基座，是诗以外别的文学门类的母体；它还每每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潮涨潮落的标尺，是作家们文字能力的试炼场，测试其思想、文化、审美涵养全部综合实力的一枚指针。这一描述，可以说是观察了共时性散文繁杂现象后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它还不是对文体作历时性的纵剖面抽象。历时性的抽象观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终究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而后形成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据了辽阔的文体类别地域，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不清产生了文体界限依违两可的浮动性，而这又恰恰可以在历史的循环论证中得到证实。那么，什么是东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呢？

纵观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韧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胶合的。无论东西方哪一个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构成的。在中国，为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在西方则是影响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这是西方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史家们在追本穷源时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头。也许有人会说，这一提法漏掉了史诗和宗教经典。说的不错，但史诗也是史，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状和思想的记录，从文学的角度把它作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亵渎之举。不过，源头仅仅是源头，而不是汩汩泱泱从远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头的重要性在于流是从源头开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哺育着流，流是对源的回应，源则规定着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在铸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当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散文，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与散文史作奠基的开篇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但文随代变，又有所区别。作为现代定义上的散文，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笔下，在英文中被称为esye的自由、随意、散漫的文体，是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首创并趋于成熟的，在这位现代散文的鼻祖手里，他高擎着人的解放的旗帜，esye主要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怀的文学载体。当esye传到了英国，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承继蒙田的张扬个性自由，张扬人的理性的同时，也加重了这一文体作为文明批评和人的精神建设的思想比重。由于思辩和强健逻辑的左右，esye的随意散漫性在培根手里渐趋减弱，文体上显得更为缜密、凝炼，更为雍容、漂亮，简洁直捷。按照本森在《随笔的艺术》一文中的说法，“诗写传奇中的崇高，随笔写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云云，乃是指把随笔推向了艺术峰巅的兰姆的作品而言的。兰姆写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里未曾泯灭的崇高和圣洁，兰姆亲切随意的絮语，有别于布道宣教和道德训诫，并最终填平了思想载体和随笔艺术之间的隔阂。从启蒙主义者手里开创的思想载体的随笔到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兰姆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个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个大段落，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散文是在这一个段落里蓬蓬勃勃地繁衍兴盛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将一个拥有杰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是可行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篇章，应该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作为起点。如此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文学变革归根到底是审美观念的变革，散文不可能游离于文学大潮之外。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于散文文体的意义，不止于散文向诗靠近，或诗向散文渗透。诗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体内部的渗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盖层或居支配地位的层面，艺术把握的侧重点也转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进一步开放上来，换言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将散文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审美变革的前卫地位上来。《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一样，由于对在审美趋向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审美传统提出了怀疑，确切说是对艺术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怀疑，并且卓有成效地挤出了一个缺口，切断了美和善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真善美的审美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恶丑和真恶美的组合同样也是可行的。文学史家们每每以“波特莱尔以降……”的话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审丑趋向的指代词，是同时包括波氏的诗、散文诗、散文及其理论工作的创新在内的。

须指出的是，散文文体创新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性划分，与其它文类相比，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或者说散文作家们的“审父意识”没有在其它的文类中那么强烈和激烈，新旧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旧的，它并不尽然是颠覆和置换，而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在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中呈阶梯性地前进。因此，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过于其它文类。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挤身到审美变革前驱的地位去，而它的变革多半发生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之时。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时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纲解纽”，那么，十九世纪末期即是一次“礼崩乐坏”。散文文体的革新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联结更为直接，与社会思潮依附得也更紧密。从波特莱尔至今，各国的优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诗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们同时兼具三重身份，或两重身份，那种单打一的专业散文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散文作家，与优秀二字也多半缘份不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层，这就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昭示我们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位性、思维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我以为，相对于散文内部各类体式上的界定，与其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繁琐的徒劳无功的论辩，不如从总体上把散文的文体本位性，它的思维品格和作为审美先驱的职责加以强调，并把这三者界定为散文三性，是包括随笔小品、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游记、回忆录、扎记、日记等等被统摄在散文名下各体各式所应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体的价值目标。

散文三性是对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总体概括。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散文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维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审美性格史。如前所说，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荣期的优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历史沉淀后的精华所昭示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对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起重要作用的，两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内敛于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终可以找到民族思维方式蛛丝马迹的显形；而审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盖审美性格。这一有关三者之间关系的推演，与散文的文体本位说是吻合的。现代西方散文的第一个篇章发端于法国，不久兴盛于英伦三岛，而且一开始就与实证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培根、兰姆直至二十世纪的奥·赫胥黎、奥威尔、劳伦斯、肖伯纳、福斯特、切斯特顿、普里斯特里、及至以散文获诺贝尔奖的政治家丘吉尔和哲学家罗素的作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家们的气度雍容持重，优雅含蓄，结构缜密简约，行笔幽默犀利，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精神风采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英国民族精英层的创造力是巩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传的主导方面。法兰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审美创造活力著称于世，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个大篇章均滥觞于法国。若贸然倡言，第三个大的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花了，也许失之武断，但新的端倪已经出现，且又是在法兰西这块富于审美首创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却是不会有疑义的。西方思想界公认，罗兰·巴特尔、富科和德利达是本世纪下半叶最后的三位思想大师，他们是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罗兰·巴特尔还同时是文学理论家和随笔高手。《恋人絮语》、《艾菲尔铁塔》、《脱衣舞的幻灭》，是一批执着于揭示文化深层结构奥秘的随笔杰作，对文化结构的拆解，也许不无若干游戏成份，对文化奥秘的探寻，弄清结构来龙去脉的热诚意见，也许还包含着一份当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状态而来的几分无奈。但一种新型的随笔文体毕竟以经典的面貌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蒙田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怀的漫录”，兰姆在“看似即兴涂鸦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经验世界以暗示于注意深微的读者”，他们运笔，“既非记述，又非说明，不是高头讲章庄严的议论”；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二个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诗靠近标志着散文审美先驱化地位的确立，把发端于第一篇章的个我主观调子，个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极致，林林总总的宇宙大块的结构生成，仅仅是“象征的森林”，它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无意地被内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么，视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为西方现代散文史的最新发展的标志，即基于他对前两个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面以弱化个我的主观色彩为代价，凸现了关注的对象——人类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结构，发现结构，表现结构，拆解结构是他随笔散文的第一要务。他以潇洒的心态，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虽以拆解和表现结构为主旨，却在发现、表现和拆解中塑造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读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作品，读者如同被置身于一座由无数智慧的多棱镜组成的森林之中，八面徐徐来风，四方春雨潇潇，涤尘去垢，明慧益智，所谓益智的含义还不单是指具体收获了什么，而在于探寻和质询存在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罗兰·巴特尔产生灵智觉醒举一反三的连锁效应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鉴于以蜻蜓点水般地回顾，我们把散文文体中的文化意蕴提到文体本体论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发展的史实的，而且，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文体，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家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赖一代代作家脉息不断地去复制，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割开自己的血管把父亲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变异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生存的时代里吐故纳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变异终是纵向垂直系统和横向连结系统双项交汇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从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蕴的不同类型，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部分，东方部分可择其要者，列举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则可群集和细分并举，列举英国、北美、法国和中南欧、德国和北欧、俄罗斯和东欧、西班牙和拉美等。由于文化和文学交流影响的多渠道性，以及超越历史和地域边缘影响的存在等诸多原因，致使要描绘出一幅齐整的几何图形似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类型图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宏观的历史图景看，文明模式有兴有衰，作为民族文化性格载体的散文，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始终在起着作用的，更因主体选择参照系和价值标准的不一致，文化和文学有别于地理疆域、经济的大小强弱，而顺理成章地会有散文大国和小国之分。无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性格拥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优长及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价值，是一无视世界多元格局的失误，而无视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呈现出来的彰明昭著的一体化趋向，或者说无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间在文明发展程途中所呈现的“时差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原宥的错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二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美国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澜、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

李霁野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

这两天又翻读哈德生（W.H.Hudson）的《鸟与人》（Birds and Man），在第二章中他谈到，他听格雷（Edward Gney）在演讲中说，对于禽鸟的喜爱、欣赏和研究，比在许多人的二道手兴趣和习惯的娱乐中，有更新鲜、更欢快的乐趣；听看禽鸟的快感比其他任何欢乐都更为纯洁而持久。这几句话引起我颇为愉快的回忆。

在我故乡老屋的后面有一个池塘，塘中有个小小的土岛，这是我童年的仙乡。有时我站在塘岸看着游鱼和浮萍，一次，一双翡翠鸟从水面急飞掠过，那电光似的一闪留下色彩悦目的印像。以后很久，多次我一闭目，这印象就在我的脑际浮现，仙乡似的景物清晰在望。同我一起惊看翡翠鸟的有我童年初恋少女，她的倩影当然也会一同出现。

在此后三十多年，我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常在一条小溪边上散步。一次，看见一双翡翠在水面上一闪飞过，我不禁惊呼：“翡翠！翡翠！”使游侣有些惊异。我闭目默默站了一会，童年的仙乡景物和伊人的倩影又在我的脑际浮现了。

在童年另一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鸟是黄鹂。看到听到这种鸟时，自然要联想到杜甫的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故乡，那仙乡似的池塘虽然不像童年时美丽了。但我站在塘岸看望，美的联想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看望翡翠时的幻美印象还多次浮现眼前。有一次，我突然听到黄鹂在不远的树上歌唱，那娇黄色的羽毛在透过树叶的日光下鲜艳夺目。父亲写春联的形象立刻在我的脑际出现了。因为父亲常写：“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虽然没有向父亲谈过，我想这两种在故乡常见的鸟，一定在他的视觉和听觉上留下过很美好的印象。

我这次回乡，一方面同一位朋友刚分手，一方面殷切期望着同还在异乡的妻稚欢聚，情绪是波动较大的。这次听到黄鹂时，印象自然同这时的心情分不开。这以后我没有再听到黄鹂，但偶一吟杜甫的诗句，那情景和心情会立刻再现，虽然时间过去已经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年了。

还有一种童年常见的鸟就是鸽。鸽子叫起来也很令人愉快，但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美好印象的不是鸽鸣，而是高飞在空中的鸽尾的哨声。我童年放风筝时，表兄有时在上面加一个哨，那声音同这很相似。有一年冬，我在天津女师学院患重感冒，一直好不了，放假回到北京，住在当时还存在的未名社。一早醒来，天气晴朗，我听到云鸽的哨声，像仙乐一样给我以美的享受，童年放风筝的情景立刻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感冒病倒不药自愈。

大雁是富于诗意和感情联想的，雁传书和鸽送信一为诗，一为真，我们对前者更为欣赏。听到雁嘹天，看到雁行飞过碧空，我总听到母亲亲切的声音，看到母亲慈祥的容貌，因为童年的回忆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在白沙我已经是中年的人了，雁声和雁行引起同样亲切的感情波动，但对童年的印象印象只起相映成辉的作用，二者有时分别呈现，有时混为一体，但都美似海市蜃楼。

白鹭在我的故乡是比较少见的，在四川就颇多了。杜甫的诗写的是“一行白鹭”，似乎是群居的多。我在北碚时，每天沿着嘉陵江岸散步，一次黄昏在我的眼前呈现一幅极美的画图，一次，清早一只白鸟从碧空飞过，我当时就口占一绝：曾记温泉晚渡头，斜阳帆影恋碧流。今朝白鹤腾空去，不负此番万里游。

因为只有一只白鸟，我的知识有限，又没有切近观察，我就假定那只白鸟是鹤了，鹤也罢，白鹭也罢，这幅美景图，在我闭目长眠之前是不会消失的了。

我的家虽然在一个小镇上，同农村并不隔离，倒是鸡犬相闻的。也许有人以为鸡犬之声不会引起什么美的联想吧，那就大错特错了。从童年起，鸡鸣犬吠都使我深深感到农村入夜安静得可爱，使我对“鸟鸣山更幽”多一层体会。以后长期住在城市里，总惋惜听不见这两种声音。一九二六年我回故乡省母，它们唤起许多童年回想，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在白沙时写过一首长诗，有句云：“鸡鸣频频忆故村。”是当时的真情实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多，我才有机会沿着视为畏途的川陕公路坐长途汽车回乡。第一天到达一个小村的旅店过夜。天将破晓时，醒来听到鸡鸣，周围死般沉静。月色窥窗，似乎在致黎明的问候。“鸡声茅店月”——这诗的意境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这瞬间的生活我认为是最幸福的人，只有死亡才能泯灭它。旅途的万苦千辛统统可以忘怀了。

有时候视觉和嗅觉联合起来，留下的印象就更鲜明难忘，时时闪现在我们的心头。妻同我都很爱夜来香。新婚后，一次坐在小院里乘凉，旁边有一盆夜来香，我们目不转睛看着它。花朵突然放苞，清香扑鼻，我们相视微笑。虽然前年我们才买到一盆夜来香，想一温旧梦而终于失望；但我们只要一提起或想到这个花名，旧时的情景就会像一幅美妙画图呈现在我们眼前，人生难免的一些小小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

哈德生说：我们偏爱一种花，因为这种花与我们的快乐童年或早年生活有亲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一种花成为花中之王，有微妙的魅力，只要见到它或嗅到它，就可以在我们的脑子里唤起美丽的幻像。这使我想起童年看到孔燕在菊丛飞舞，携情侣踏雪寻梅的往事，我在《初恋》中写过，在这里就不重述了。

在白沙，同游侣一次漫步经过一段峡谷，走上一座小山，看到竹枝上一只小鸟（大概是画眉），头对夕阳歌唱。“白云深处有人家。”但我未见到人，只闻微风吹送来的水仙香味。鸟语花香结合，留下永不磨灭的美妙印象，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虽然花鸟不同，这幅图景总会浮现在眼前脑际。

除鸟之外，我很喜爱两种昆虫——蟋蟀和知了。蟋蟀的弹琴声，我觉得比人工的乐声更为悦耳。它能唤起多少我童年的愉快回忆啊！它同我童年小友的欢笑声分不开。它使我会突然听到初恋情人银铃般的笑语。除在白沙偶然听到一两次，这美妙的弹琴声我多年都没有听到过了。但“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在天津这样喧闹的城市中生活多年，这样的经验就比较少了。我不像哈德生，对城市生活怀着那样深的憎恶，因为我不能像他一样，觉得在旷野荒原，只有能最亲近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并不必听到“君喉歌宛转”，就可以“旷野即天堂”。他既然可以同莪默异趣，我也不必勉强和他求同了。

但是物以稀为贵，我在天津的一次经验特别为我所珍惜。我同妻定情之后，有时我们到海河岸上散步闲坐。一次夏季月夜，我们在树阴下坐着看海河上的帆船缓缓行驶，船头白浪在月光中闪闪发亮，忽然一阵蝉声，我们像倾听音乐一样沉醉。抗战后期我在白沙，一次蝉声就为我复活了这幻象，使我的乡愁倍增。今后已到初秋天气了，我意外听到小园里一阵蝉鸣，上言的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了。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纺织娘，但却未引起丰富优美的联想。

哈德生说，假如我们有一种习惯，在一切地方看到美，看到美的东西能够欣赏，一切消逝景物的无限形象宝藏，就是我们最好最亲的所有物，是常青的欢乐——是储藏在我们内心里的阳光。

宗璞

紫藤萝瀑布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颜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三松堂断忆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十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九零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径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零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篇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本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覆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言曦

子

有人说，上帝太忙，照顾不开，就使所有的母亲作他的替身，我就想，天地造物真是奇妙，婴儿是最娇嫩的弱者，却把他们都造得那么可爱，像天使一样，让父母甘心为他们做牛马，尽最大的力量保护养育他们，这样人种才可以延续繁衍。现代父母早已没有养儿反哺的想法。他们只是尽一切该尽的义务，而儿女的童年为家带来的不可代替的欢乐，就已经是最好的报偿了。

亲眼看着儿女们一寸一寸地长大，自襁褓以至成年，人生没有比这更长更动人的戏剧。你似乎可以塑造他们，但长大之后却可以完全不像你（虽然他们带着你的姓氏和你所取的名字），你还可能自幸其“不肖”，譬如他们不再以“写”为业，而在造路、造核子反应炉。现代的父子之亲，不下于母子，除宫廷中的极不寻常的情形，父子是永不互相嫉妒排斥的。子以父给他清白的家世为荣，父以子的不隳家声为慰。他们虽然离我很远，但我还会常常想起他们童年的情状而哑然失笑，他们虽然不在家，但我会突然不自觉地大声叫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妈妈说，不要喊，这样喊他们在外面会心里不安的。但我有时还会喊，就像他们仍在我身边，就好像他们仍在童年。二

妻怀着烨儿时，我们在流离中，当他出世时，我们已在香港定居，有一份够过中等生活的固定收入。他姑妈说这孩子带来好运，不管如何，他总是在“好运”中诞生的。他的头很大，是接生的医生用夹子把他夹出来的，脑门上有很深的夹痕。我看见他时，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梳整齐了，两只乌溜溜的眼在四处张望（据说婴儿只能看三尺，但他似乎比别的婴儿看得远一点），就像旅行者进入一个新城市一样。对这个他所闯入的世界，是惊奇、喜悦、懊悔，谁知道？脸微黄，光滑的圆圆的脸，很成熟的样子，不像是初生的。朋友的太太看了一眼说，就像蟹壳黄（它一定很好吃）；他姑妈看了说，就是他爸爸出世时那个模样。

出生后住院一个星期就要回家，接待这个“小客人”也真费事，买奶瓶奶粉，一应的寝具，临时还添雇一个女佣人。小床原先放在我们的卧房里，睡到半夜，听到有细微的鼾声，一时忘记多了一个孩子，好奇怪好气恼（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一看原来是他，就不觉失笑起来。妈妈对孩子的鼾声，特别敏感，她说你们“父子同鼾”我就睡不着了。第二天这孩子终以鼾获“谴”，被“贬”到女佣房去睡。出世不到十天，就被“贬”下放，委实可怜（我又不能以身相代）。晚上把他抱走时，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想到第二天早晨又能看到他时，就恍惚觉得这世界仍然充满了希望，心安理得地睡着了。

那么小，不但会打鼾，还会打哈欠，微微地咳嗽两声。他哭起来有各种不同的调子。第一种是三长两短，持续而有节奏，第二种是连续大哭几声，然后由强而渐弱，像唱歌的fading out，第三种是大哭一声，戛然而止，然后停好久，再断断续续地抽噎几下，就像本想大哭，却突然被某种力量吓阻，一副委屈的样子。强儿出世后，两个孩子常一起哭。有一次音乐会，其中有嗽叭二重奏的节目，听完了，我对旁边的朋友说，这没有什么稀奇，我在家里天天听。哭泣是婴儿的语言，他们以此作不同的“意思表示”，只可惜我当时昼夜忙于“写”，没有这份闲情去归纳分析。我有时抱烨儿在踱步时，一只小手总是紧紧地抓住我的上衣，生怕我失手把他摔下来，他姑妈看见了就故意指着他的鼻子笑着说：“你的小命就那么珍贵呀！”后来证明他对“生死存亡”，的确比别的孩子敏感。他读幼稚园之前，偶尔拿了一只有缺口的玻璃杯喝水，他妈妈摇手不要他喝，说有玻璃屑吞下去刮破了肠子就没有命了，他听了大哭，因为他已经喝下去大半杯了，直问：“有没有关系，要不要上医院？”我解释半天他才勉强上床去睡，我想他做梦还可能在担心他的肠子呢。

他的皮肤愈长愈好，到八九月，可能是他童年最好看的时候，白里透红，真像苹果，两眼炯炯有神（不知是祖父还是外婆隔代遗传），留下来的夹痕也早已平复了，天庭大而平整。冬日的阳光下，把他推到公园去，广东人见了都叫“靓仔”，美中不足的是带他的女佣常把他放在磁砖地上午睡，又不知换边，结果有一边是歪的（他妈妈发现就说了佣人一顿，把她撤换了，可也来不及补救了），广东人看到脑后就叹口气说：“可惜是偏头仔。”这个“偏差”到五六岁时才完全矫正过来。我疼他，有时也能有益于朋友。他八九月时，朋友夫妇请便饭，我抱了他去，在客室踱步哄他睡，口里叫着“心肝儿子快睡吧！”忘记朋友的太太十年不育，她听了就骂我，说我叫得她心烦，第二年她发愤为“雌”，养出一个白胖儿子。

婴儿到两三个月就会展颜而笑，八九个月就会格格笑出声来，他们的笑貌与笑声是为家制造欢笑的泉源。婴儿自哭到笑的变换过程极快。烨儿每天早晨都哭闹着要进我们的卧房；不管头天晚上睡得多迟，我都会被他吵醒，门一开，他就一脸笑容地投怀送抱，两腮还挂满了泪痕。这矛盾和对比的“同步”出现，使人觉得好笑，小时候听人逗这种孩子说：没羞没臊，又哭又笑；其实这正是赤子之心的可爱处，人愈长大（也许女孩的情形略有不同），从哭到笑的转换过程愈缓慢，成年人不哭则已，一哭可能几个月都笑不起来。

搬回台湾来住日式房子，一纸之隔，他又会走路了，用不着“叩门哭诉”了，可是一大早还是会把我吵醒，他悄悄地爬上床骑在我肚子上当马骑。他会叫爸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记忆力很好，在晒衣服处，能把家里所有人穿的不同衣服提出来，有些东西找不到了，我叫他去找，就像叫海豚下海找寻失物一样。他小眼一翻，立刻跑去拿了来，屡试不爽。会说话后也会说些妙语，例如走过公共汽车大停车场，他就恍然大悟似地说“原来冬冬（他还说不清公共两个字）汽车都在这里睡觉的哦！”他在进幼稚园之前，学我用稿纸写稿，每个字都是他自己创造的，但笔画整齐，每个字都各自不同，居然写满了一纸，还真是另一种奇妙的方块字，有的字很像甲骨文。我想，从小看大，这孩子可能会子承父业（其实不然）。他好吃，像我（这一点他倒一直没变）。他上幼稚园，每天下课有人把他接到我办事的地方，等下班带他回家。碰到有应酬，我叫人先送他回去，他就赖着不走。如果主人是很熟的朋友，就老面皮带着他，他总是吃得笑逐颜开，席终还要发表谈话：“今天我们大家吃得都不错呀！”他为图下次“生意”，还会故意说些话逗人笑，以后熟人请客，反而主动指定要他作陪了。三

强儿出世后，烨儿在家里的“明星”地位就逐渐为弟弟所代替（至少是分享去一半以上），很不服气，却也无可奈何。强儿生下来只有三磅半，皮肤皱而发红，额头颊边还带着粗粗的汗毛，和烨儿出世里的模样不能比，但这孩子却讨妈妈喜欢，出生时没有让她吃什么苦。夜里十一点半送产科医院，临时打电话给预先约定的产科大夫，大夫还没到，他已经呱呱坠地，其时不过十二点。抱回家才知道他是最大噪音制造者，哭起来声震屋瓦（人小嗓子大），而且总是夜哭，被他吵得不能安枕。三个月后，我到欧洲有事，隔久不见，真想他们，孩子的妈妈领着他们照了一张像给我，强儿居然很像个样子，看起来比烨儿还俊，我回国时，他已经会叫妈妈了。强儿大概不久就脱去了“胎形”，长得肤白如雪，一头浓而乌黑的头发，眉毛略似烨儿，尤其眉毛像画的一样，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特征是鼻子高（所以阿花叫他小外国人），嘴唇和齿龈之间的距离比一般婴儿的远，膀子细小，雪白粉嫩，偶然被蚊子叮了一下，第二天她妈妈发现小红点就会说，昨晚那只蚊子真有口福，吃的是豆腐脑嘛。有一次我晚上回来，走过他的小床，他已睡了，被我的脚步声弄醒，立起来，走向我，轻轻地叫“爸爸”，朦胧间见他好美，这是他第一次叫爸爸，也是我第一次全心全意地亲他，从此一直亲他到大。

他一直盼望我带他出去看看他认为神秘不可测的“家外世界”。他除叫爸爸妈妈外，最先会讲的两个字是“好”和“是”，每逢我带他出门，在车上坐定了，我故意问他，带你出去玩好不好，他就说：“好！”还点点头；我又好像有条件似地再问他：“你是不是我的儿子？”他又连忙点头说：“是”（读如系）。邻居逗他，以带他出去玩为条件，问同样的话，他也说是，不幸被妈妈听到了，轻轻给了他一记耳光。他看我每天早上出去，妈妈告诉他我不是去玩，而是办公，他当然不懂办公什么意思，却大胆用上这两个字，每逢我清晨出门，他会在小床上爬起来，向我“致意”说：“爸爸你弃（去）办公呀？”这是他所说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他迎上来说：“妈妈带哥哥拔牙去了。”脸上有幸免于难的得色，后来一想恍然大悟，一定是妈妈为“预防”他吵着要一块出去，两个孩子不好带，就编这套话吓阻他（孩子都是怕拔牙的），我想清楚了就把他抱起来，轻轻在他耳边说：“傻儿子，爸爸带你出去玩。”“强”是他妈妈取的名字，担心他生下来那么小，身子弱，其实他除了一直到大还是身子小一号之外，其他什么地方都好强好胜。刚会站还不会走，就反手抓住搁电话的板子凌空荡秋千玩。刚会走不久，我清晨醒来，就看见他穿着一件虎纹小衫子在划虎跳，跳来跳去，我就把他抱起来说：“你刚会走，怎么能这样跳呢！”心里想，他大概是哪吒转世。在他进幼稚园之前，我发现他颇有机变，有时他偶然会无意地接触自己身上的小花朵，他妈妈看见了就重重地打他的小手背，有一次他又无意中犯了，妈妈正待打他，他连忙分辩说：“不要打，我把它放放好都不可以？”送他进学校，就像把天竺鼠放在转轮上，他会不停地跑。他的功课从不需大人督责。在国小时，他总是考第一名，转学到一所明星私小，他就只能坐四望三。我有一次想激励他，说如果期考他在前三名，就给他某种奖品，他想了想就问女生算不算，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算女生他就可以拿第一名，后来我查成绩表，才知道原来压住在他头上的都是女生。所以，这段时间他非常讨厌女生这种“智力比他强的动物”，到初二后才慢慢发现这种“动物”可爱，因为他居然称赞某某女生长得好看了。

强儿说话很婉转。有一天他在读初一时问我什么是巡洋舰，我只好以我有限的对海军的知识解释了一番，他又问，我们台湾要买一艘巡洋舰是不是很贵？我说当然很贵。他又问那么巡洋舰的模型就是当玩具的那种模型呢？我说那又不同了。他说，同学说有一个地方卖这种模型，爸爸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又有一次，他和我谈热门音乐，最后画龙点睛是要我买电吉他。一直到大，他和我办交涉，多半采这类迂回方式。他申请留学机会，有一天他突然问我MIT在美国的地位如何？我说那是全世界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他说他可以拿到美国南方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表姊夫是那里的教授兼电脑中心主任，答应照顾他，家里除旅费外，不要花钱，一方面MIT也来了入学许可，但要先缴一年的学杂膳宿费，大约二十七万元台币，请我决定他应该读哪一家，和妈妈商量好，过两天再把决定通知他。这时我因病“失业”正休养中，而这个钱正好是我当时的全部积蓄，但我毫不迟疑地说：“不必等两天，我现在就答复你，到MIT！”他说那不好，爸爸将来靠什么。我拿出身上的佩笔说：“不要紧，病好了，爸爸总能养活自己。”四

烨儿一肚子聪明，就是厌烦读书，妈妈督着他念，一会儿就眼皮发酸，要打瞌睡了。看他那模样，就想起齐白石的课儿图，一灯如豆，孩子已经伏在桌上睡着了。他妈妈从他进小学一直急到他进大学，到处求名师来替他补习，他好歹总考七十来分。他妈妈说他出生时大夫把他前脑夹坏了。我不大相信，因为其他方面，他表现得并不坏。很小的时候，亲友们都说他心慈，我发现他孝悌两个字倒是天性。有一次，他读小学高年级时，我回家不见别人，只见他端端正正地跪在客厅里，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妈妈气他书背不出来，罚跪一小时。我问：妈妈呢？他说，妈妈带弟弟出去了。无人在场时，他能如此“孝顺”是很不容易的。他虽然觉得弟弟出世分润了他所享受的关爱，有时也会天真地对强儿说，若是你不来，我多好，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意味，但兄弟俩感情还是很好的。在他们读幼稚园时我偶尔听到以下一段对话：“妈妈要赶我出去，不要我，这次是真的。”强儿说。“那你吃什么呢？”烨儿问。“我到别家去要饭吃。”“那不好，你从后门溜进厨房，我留饭给你吃。”“那也不好，给妈妈看见了要骂你的。”“那我也去，我们一块讨饭，讨来的饭你先吃。”“那为什么？”“因为你是弟弟呀。”我听得心酸酸的，连忙进去解释，妈妈不过是吓唬你们的，那是因为你们不乖。到强儿进小学，妈妈再说赶他出去就不灵了，他一点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回答：“老师说，妈妈有抚养我们的义务呢。”

他们初进小学，我在美国，比在欧洲时更想他们，常拿相片出来端详，一些教授的太太们都说强儿是小妖怪（littledevil）。他们奉母命各写了一封信给我，有人写信对你称“儿”，别有一番滋味，字虽然歪歪斜斜，也够你欣赏半天的，就像年轻时你所喜欢的女孩子，写信给你，只有喜悦的份儿，不会计较文词是否通顺，字迹是否工整的。

兄弟俩生活如此亲密，就产生一些共同的术语。小时候吃鱼肝油，采滴入的方式，一个吃，另一个就在旁边数，每次要滴八下，鱼肝油很腥，他们肯吃只由于母命难违，但总想少吃一点，兄弟俩就串通作弊，跳着数：“一、三、四、五、七、八。”妈妈发现了，也只好一笑置之。后来在他们的辞汇里，一、三、四就代表少数，五、七、八就代表多数。譬如说，我袋子里的钱只有一、三、四，街上有五、七、八的车子等等。有些辞汇很粗，譬如强儿问烨儿，你期考的分数有没有九十分（这在强儿如探囊取物，在烨儿则难如登天），烨儿就叹口气说：“老狗屁！”这包含两层意思，一还是老样子，二是离九十还差得远呢！尤其第二层意思为我们所深切了解，妈妈有时也偶尔用这个词汇。有一次，临时请一位贵客在家便饭（在他们读小学低年级时），我叫他们去看看厨房还有多久可以开饭，过一会儿，他们回到客厅，同时大叫：“老狗屁哟！”弄得我不知如何解释才好。

到他们大约十五岁以后，我发现他们都颇有组织能力，烨儿靠他的诚恳和服务，强儿则靠机智和立威。烨儿从小到大热心助人，他有个同学因一时糊涂犯罪被判六个月徒刑，在他出狱后，烨儿不但不歧视他，反而想尽方法替他找工作，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收入很不错的筑路工程师了。他像这样援引了好几位同学，在他们的家长面前，烨儿受到“要人”式的款待。他妈妈在烨儿进大学时，自宽自慰地说：“这孩子功课虽平庸，但会献殷勤，仪表也不错，是个做总务的材料。”譬如有人结婚，他做总招待，一定胜任愉快。我想能做总务也好，总务也是人干的，谁知等他要就业时，却要从商，挟了一个〇〇七做外务员。他妈妈说他一辈子过舒服自在的日子，服兵役抽签都会抽到台北的美军顾问团，上级还派他管理福利餐厅（本想服兵役时把他整好的）。我怕他做外务员工作无定时，生活更懒散下去，学土木的去干这行也太可惜，赶紧托朋友把他荐给一家承造高速公路的公司。他从第一天上工起，就上了“紧板子”，每天在烈日下工作十小时，后来公司派他到沙国，更忙更苦。他写信回来说，下工回来只有祷告的份儿（他还不是基督徒），只求第二天工作顺利，他说他可能已经是土木界最年轻的总管工程师了，他不能为年轻人丢脸。他妈妈说他以前二十几年该吃的苦都挤在一块儿吃了。我想他能苦出这点头，一方面是靠技术，一方面是靠他人缘好，天性厚。他说他回国度假，阿拉伯人排起队来送他，一个个和他行拥吻礼，这情形是以前少见的。我很高兴他回来度假，一则家里显得热闹些，二则可以分散妈妈管束的注意力，他妈妈还是在盯着“教导”这个总管工程师，“走路不要弯腰！”“不许走八字脚！”“不要用手巾擦嘴擦眼睛，饭馆里的不干净！”等等。三则父以子“贵”，吃到他妈妈做的猪蹄膀和狮子头（从那里回国的人都是终年不知猪味的）。我问他用什么方法带阿拉伯的领班和工人（包括南也门的人），他说用加班费，他看什么人工作努力，成绩好，就自动给他算两个小时加班。真加班两小时的算四小时，他妈妈就问这样岂不增加公司的支出？他说表面上增加开支，实际工作进度超前，结果等于节省了开支。我就笑着说，这是最新的经济学，你从前学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五

烨儿和强儿都有领导欲。初中时，他们合流在一起，这时，是弟弟领着哥哥走，到高中这个阶段，就各有各的“干部”。强儿进了一家著名的公立中学，不久就打出“天下”，遐迩知名，一会儿听说他把一个高个子的昂首阔步的侨生“撂”倒了，一会儿又听说他把一个“不服”的人带到植物园，揍得他跪地求饶。朋友宽慰我说，孩子有点“狠”劲也好，太“善”了被人欺，但我总觉得过分，劝他又不听，他妈妈急得睡不着。有一次同学被校外的一群太保欺负，他领导“抗战”，坐在计程车里督阵，警伯来了，别人都一轰而散，也顾不得招呼他，他又是近视眼，要等警伯走到面前，才能看清楚是什么人（我不知道这样如何能督阵），结果捉将官里去，关了一夜。我把他领出来，路上一言不发，到家后只说：“该收收心了，考不取大学是你一辈子的事。”他一声不响，到晚上把床拆掉了，妈妈问他干什么，他说这样就不能安睡，可以多有时间温习功课，很有勾践卧薪的遗意。从第二天起，他真的一回家就关起门准备功课，关照回绝一切电话和“访客”，在墙壁上贴纸写了八个大字“汝之成败在此一举”。我说：“这个汝字用得传神，孩子，好自为之。”联考放榜，果然考上第一志愿，他妈妈尤其高兴，因为这个志愿是她填的，而且校址不在台北，免得都市的繁华污染了他。妈妈总说他既没有我的音乐细胞（唱起歌来时不搭调），又没有我的文学细胞，其实不然，他在毕业纪念刊上，居然写了一首现代派的诗，我记得的句子是：抖落一身的梦，洒在照过我三年的校园的池水里

谁说没有文学细胞，只是这些细胞不大活动就是了。

这时都已经到了认真结交异性的时候，我总想在他们选择对像的标准上稍尽“辅导”之责。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发表谈话说：“你们将来能娶到像妈妈那样的太太就很幸福了。”但反应很冷淡。我怕妈妈脸上挂不住，就故意追问一句：“你们觉得怎么样？”希望他们说些附和的话，兄弟俩面面相觑，烨儿代表发言：“假如我们要像爸爸这样讨妈妈喜欢，当然就会赞成爸爸这句话啰！”我竟然忘记他们小时候和其他镇江妈妈生的五个男孩跪地赌咒，长大誓不娶镇江小姐为妻的事了。其实，烨儿的“大势”已定，强儿尚在空中飘荡，放假回家，女孩来的电话不绝，不是他特别“俏”，而是由于同等教育的适婚年龄男女比例变更，从前是女少男多，现在是女多男少。我怕他迷失，和他单独谈话说：“你如果娶到一位有教养的本省小姐，那你就有福了。”他听了一声不响，过两个月，把一位C大读西语系的本省小姐带回家来见我了，宽宽的前额，亮晶晶的眸子，很像电视演员蓝琪，脸的下半部又有点像江青（不是大陆上那个，而是指演过“七仙女”的那个）。强儿说她智商比他自己高，这一点我倒相信，因为强儿一些生活上的坏习惯，我们管不好的，她都管好了。她还笼络了远在新竹的强儿的亲近同学，每逢强儿和别的女同学或助教过往密切一点，就会受到警告：“不要做对不起玟如的事。”（名字的第一个字读如“文”，很容易错成玫瑰的玫字，不是我仔细校对，结婚帖子就会印错了。）他们的“大势”粗定，我们为方便玟如客居异地就学（她原籍嘉义），就招待她在客房里睡。有一次，大概她公布一些“规定”，强儿不肯接受，就大声抗辩，出言“不逊”，玟如似在饮泣。我想，她在我们家作客，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她，就想走过去干涉，突然一只手暗中拉住我。他妈妈轻声在我耳边说：“不要去，就让他振一次乾纲吧！”可见，女人有时也不一定站在女人一边。但请勿误会，其实，妻对玟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六

每天清晨散步，常见一对父子，子有小儿麻痹症，父替他背着书包，挽着他的手一步一步走向学校，雨天还要为他撑伞，我在他慈和而满足的脸上，看到闪烁着的上帝之光，谁说只有母亲才是上帝的化身？强儿从小多灾多难，上幼稚园，爬铁杠，摔下来跌成了兔唇，满脸是血，我连忙抱他到外科医生那里缝了几针，才像补破皮鞋一样补好了。九岁时为庸医所误，弄得胃出血，幸亏输血急救。前些日子，他在波士顿郊外撞车，虽然只受了些轻伤，但事后听亲戚回来说他当时倒在公路上淌血，我的心也在淌血。

烨儿在西的极端（却仍称为东方），强儿在东的极端（却称为西方），他们似乎只能在信函、贺卡与回忆中，使我“感觉”他们；为遣无可奈何之情，我就把他们童年的琐事信笔记下来。历史上许多名人的父母倘能把他们的童年记下来，对教育学、心理学、历史都是珍贵的资料。万一（我是说万一）烨儿、强儿竟成为伟人，所记便成一部分史料；如果不是，也留给他们的子孙看看，可读性总比枯燥的“家传”要多一点。

新凤霞

火灾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别玩火呀！水火不留情啊……”

我六七岁住在天津南市杨家柴厂九道弯。有一天晚上发现我们隔壁人家一股股冒青烟，眼看烟越来越大，烟中窜出了火苗，不大的工夫一片火光，天都照红了，真吓人哪！打锣的，喊救命的，大人哭，小孩嚎，大杂院里乱了套了。站在房檐上，窗台上，人们一盆盆地端水，一个传一个向火里泼水。可是好像火越大了，有人喊叫：“别这么泼了！这叫火上浇油哇！越泼越大呀……”

人们扑进火堆抢东西，我也端着一盆水。父亲大声对我说：“走开！小心踩死你呀……”把我拉开一推说：“跟你妈往胡同外边跑！”我们家养着一只小花猫，它很可爱，好玩极了，平时跟我一道睡觉，我抱着它一动不动的，可乖了；可这时候它也慌了神儿，来回地瞎撞。妈妈拉我快逃，我想抱着花猫。我叫：“花，花……”它反而向后跑，我一边追一边喊着：“要烧死你呀！”我越追它，它越跑得快。妈妈边骂我边喊我：“回来！”我还是死命追它，我一把抓住猫的尾巴了，可是我摔趴下了，跪在地上，两个膝盖都磕破了、流了血。我也不觉得疼，只是忽然想父亲说过：“不能抓猫尾巴，抓猫尾巴猫要拉稀的。”我就松了手，花猫一下子跑的没了影。我爬起来站在那里大哭，嘴里念叨着：“小花……你会烧死呀……”妈妈硬拉我走开，还打了我一巴掌。我像丢了魂似的心里一直想着小花猫；小花猫准是烧死了，我后悔不该撒了手，它是向火里跑的呀！真动了我的心肝了，想着我的小花猫，我一个劲地流眼泪。

大火烧红了天，好容易盼来了一辆救火车，来了消防队。可是穿着救火的水龙布服装的消防人员不是先救火，一个头戴铜帽子的领头人晃来晃去，说是找事主。真奇怪，他们不救火，先讲价钱。大伙儿惊慌地围着他们，都说火是从房东路三爷家引起，顺着风烧过来的。路三爷平时架子特大，见谁也不抬眼皮，这时他甩搭着长袖子走到消防队面前，比比划划地递过了一把钱。可消防队还是不去救火，问我们说这大杂院怎么不出来跟消防队打交道哇？我们这院里没有敢出头说话的人，父亲平时只知道见人点头哈腰，一句整话都说不上来。只有一位在澡堂子搓澡修脚的胖大爷赶快迎上去客气地说道：“您哥儿几个辛苦了，救火如救命啊……”消防队向胖大爷要钱：“你们给钱我放水，我们是认钱不认人哪！”

胖大爷苦苦哀求说：“这一个大杂院，几十家都是受苦的穷人啊！都是日挣日吃，谁手里也没有富余呀。”说着胖大爷大声喊：“大伙儿跪下吧，快磕头。”话没说完，一下子跪下了一大片，大人孩子也顾不得逃命了。可消防队根本不理，大声说：“行了。你们没钱，我们没义！水火无情，火就要过来了，这可不能怪我们的水龙头不向你们这大杂院里流水呀。”眼看着大火烧到了我们这个大杂院了，可是消防队的水管子只向财主路家的房子喷。

消防队把财主路三爷家里的大火扑灭了，上车走了。我们这个大杂院风助火威一冒三丈呀！足足烧了一夜，房倒屋坍，烧的是一干二净啊！虽然大杂院里没有好东西，哪家没有锅盆碗灶哇？房子烧了精光，家没有了，一片残灰，那个惨哪！

一家一家的男女老少，住破庙，投亲戚，靠朋友，各找门路。父亲平时跑妓院卖糖葫芦，他有一个把兄弟是单身汉，父亲就跟他住在妓院。我跟母亲到一个小土地庙睡，地上铺着草，吓得我一夜不敢合眼，因为土地爷身边拿着琐链的小鬼就在眼前，真吓人！

旧社会到处是锦上添花，不见雪中送炭。第二天我跟母亲带着弟、妹去投奔二伯父家。平时我天天去他们家跟姐姐学戏，给二伯母干活，也在他家吃点汤汤水水的。这次去他家是逃难了。二伯母看见我们就不高兴地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家可招不开呀。”母亲哀求说：“好歹的先住两天再想法子……”二伯母勉强答应，给拿了两条塌塌米草垫子，叫我们在大门道的地上睡觉。我心里可难过了，真受不了这委屈，我就是不能睡在这儿。天津烧柴锅，院子里有两大捆柴禾，我就靠在两捆柴垛中间睡觉。二伯母故意耗时间不做饭，怕我们吃她。我从小懂事，不讨人嫌，躲出去，情愿饿的肚子里咕噜噜地响，一口水也不喝他家的。姐姐看不下去了，拉我进去吃一点干粮。我出去跑着小碎步，说练圆场，也不吃她的，心里想：把裤腰带勒紧，肚子空的前心贴后心，也不动二伯母的筷子。我也不进她的屋子，忽然下雨了，姐姐叫我，我躲到胡同里顶着雨跑，还是练着走小碎步。二伯母对我们家被烧了，一点不同情，她跟我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你们院里这么多人，不花费点行吗？走一步就得钱买道，要是给了消防队钱，你们院子就不会被烧，也不会闹得这几十口子没家没业呀！”

我们一家人风里、雨里，住门道、破庙，求亲靠友，到处遭白眼，饥一顿饱一顿，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父亲高兴地告诉母亲说，在南市卢庄子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全家欢天喜地去看房子：一间房子很小，除了半边炕，地上就站不了几个人，炕上铺了一条大席子，房子连门都没有，只挂着一条草帘子。睡觉时为了挡风，母亲在门框两边钉子两排钉子，用绳子把草帘子来回拦住。就这样也还是有点透风，父亲说透点气也好，他睡在靠门那头。屋里连放灯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小煤油灯摆在窗台上。

这间房子也没有顶棚，露着房梁。父亲说，没有顶棚更好，省得招老鼠。父亲在房梁上钉了一个铁鼻子，套上一根绳子，一头拴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干粮，那一头拴在门框的大钉子上。我们家每天中午吃一顿结实的饭，早起要把一天的干粮都做出来，放在竹篮里，盖上一块布。拉上拉下连做饭都是我干。吃的一般都是窝窝头、贴饼子、棒子面饽饽等，这个篮子吊在半空，又透风又省地方。

开始住进这间房子，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慢慢的母亲买了些面口袋。用六个面口袋对缝起来做了一条被子，被面也是面口袋，给染成紫莲色。我们有了一间房子，又有了被子，甭提多高兴了。父亲修理了一个大煤油桶当水缸用，我在房东财主家的大垃圾箱里捡来了一个大罐头空盒，焊一个铁把当水舀子用。母亲说：“人不能没水呀！这比吃还要紧。”父亲找来了一个大纸箱子当碗柜，几个大粗饭碗，喝水吃饭都用它。后来父亲又搬回一个包装用的木箱子就感觉着高级了，这个木箱放碗比纸箱好多了，这个家就慢慢地添齐了。父亲最高兴的是把木箱翻过来放在炕中间，上面放一个煤油灯，一包天津的萝卜名叫翡翠绿，一大包泡子果儿。泡子果是带皮的花生，不是满仁的，是瘦干瘪的，天津叫它泡子果儿、铃铛果，北京叫半空儿，比花生便宜好多，一毛钱可买一大堆。父亲把泡子果儿往炕上一倒，我们一帮孩子抢着吃，啃着翡翠绿萝卜，喝着大碗茶，这茶虽然是廉价的茶叶末，颜色还很浓哪。父亲喜欢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炕上，听他讲今比古，给孩子们说故事。有时候他也约朋友来家，都是穷苦的小买卖人。

有一天我跟姐姐去喊嗓子，看见我心爱的小花猫了。我叫它：“花……来……”它站定不敢过来。我把它抱过来，它用头向我怀里蹭，跟我亲热。我跟它说：“来吧，咱们有了家了。”我抱着猫回了我的家，一进门父亲就高兴地说：“行了，家里都来齐了，小花也回来了。”

穷人家最怕过冬天，谁都知道。但我家遭了火灾之后，这个冬天好像过得特别暖和高兴。外边北风飕飕，铺天盖地下着大片雪，屋里一个用煤油桶改制的煤球炉子烧得热乎乎的，炉子边上烧着窝头片。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父亲说：“行了，知足为贵。经过一场大灾难，一家子团团圆圆的，有一间屋子，还有个炉子，这叫‘暖屋热房，胜过作皇上’啊！”

我的婆婆

我的婆婆八十九岁去世的，已经一周年了。她临终前身体没有病，就是太老了，她的一生把全副精力都付出来了，不愧于她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跟祖光在北京结婚时，婆婆在上海。我的孩子出生之前，婆婆就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里边全是各式各样的、一件比一件大一点的小衣服，多得足够孩子穿到四五岁。这些都是婆婆亲手缝的，件件精精致致。孩子生了，婆婆又从上海寄来了大批营养品。

因为演出任务重，孩子刚满月我就上班了。孩子不能吃奶，祖光决定把孩子送到上海请婆婆带养。照说祖母带孩子是正常现象，而且婆婆也愿意带，但实际上她困难不小。祖光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晚年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只能坐在一把宽大舒服的椅子上看画报，会客；用左手写字、画画。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式妇女，贤慧善良，悉心地照顾着丈夫，连他用的各种笔，都一支支洗净涮干，整整齐齐摆在桌上。我们要送孩子来必然会增加她的负担，但她二话没说，只催我和祖光赶快到上海。

一九五三年我到上海演出，头一次见到公公和婆婆。婆婆虽是半百以上的人了，仍旧端庄清秀，温柔善良，围腰上扎着一个蓝布围裙。那时他们住在北四川路的一所居民楼房里，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很有条理。因为是解放初期，墙上还贴着歌颂新中国的口号。为方便演出，我住在天蟾舞台的后台，很少时间回家。公公老问婆婆我为什么不回家？婆婆耐心向他解释。她怕我演出太累，每天给我做各种富有营养的东西吃，由给我梳头的张洪山同志天天取来。我在上海演出近两个月，一共回家看望老人孩子两三次，一夜都没住过，连祖光的姑妈都有意见了，婆婆却没一句怨言，还常为我向亲友解释。每次我回去，婆婆都说：“你工作忙，不要老惦着家，孩子有我们，放心吧……”临走时，她都是抱着孩子把我送出好远。我再三劝婆婆回去，只怪几个月的儿子紧紧抓着我不放，婆婆便送了一段又一段。我偷偷看婆婆，她的眼圈红了。

一九五五年公公婆婆带儿子来了北京。那时我们在东城帅府园买了一套四合院，从此婆婆为我们管起家来。婆婆说我唱戏累身子又累脑子，家里的事一律不让我操心。我便一切都不管，一心演出。

吴家十一个兄弟姐妹，加上弟媳妇、女婿们，过年过节几十口人，可这么多的人没一个人传闲话闹过矛盾。婆婆有很多美德，其中一个是从不在儿女姑爷媳妇面前说谁的坏话。她的言行总是让大伙团结体谅。婆婆不仅带我的三个孩子，弟妹们的孩子有一阵也都送来，经常是五六个，虽然有阿姨帮帮忙，可少不了老人费心劳神。弟妹的孩子送来前，婆婆总是跟我商量。我虽是大嫂，有好几个弟妹年纪都比我大，可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叫我大嫂。婆婆事事为儿女们想得周到，哪个孩子病了，她都是自己护理，不轻易把儿女叫来，怕耽误儿女的工作。要是她自己有什么毛病，也不轻易和儿女们说，吃点药还叫我别惊动大家。

街道、邻居们都知道婆婆通情达理、热情诚恳。居民们常在我们院里开会。来前，婆婆为他们准备好桌椅纸笔，摆好茶壶茶碗，有带孩子来的，婆婆还拿出玩具、零食，和小孩子上厕所的手纸，最后还给他们放唱片。因为老放我的唱片，居民开会就习惯说：“走哇，上巧儿家开会去！”

一九五七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我们家政治上蒙受污点，但街道上不但没有欺负我们，还宽慰我们。都说吴家在这胡同里待人好，吴奶奶有人缘。

婆婆为丈夫、儿子担心一生。祖光很像父亲，性格真挚爱打不平。婆婆长时期为了公公害怕、担心，告诉我：“祖光的性格像他父亲，你要管住他。”可我怎能管住他呢？

当北京的许多报纸登了祖光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时，婆婆脸色惊慌地跟我说：“这些报纸快收起来！”因为公公每天要看报纸，婆婆只能骗他说，报纸被凤霞包东西拿走了。

祖光看见报纸上有了他的名字，一点儿也不惊慌，可把我吓死了。婆婆反倒劝我：“我一辈子跟你公公担惊害怕，你现在又为祖光害怕，这可怎么办呀！”

祖光被找去，让他到首都剧场开他的批判会。这天一清早，我跟婆婆就紧张。婆婆亲自给祖光卧了两个鸡蛋，端给祖光吃。祖光好像没事儿一样，他说：“我得先打完这场球。”祖光每天早晨要跟儿子打一场球，事情这么紧张也要打，那天还打赢了。他把头发梳好，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对婆婆说：“娘，我们去开会了。”婆婆拉着我的手说：“你去开会，要是太难受了，你就闭闭眼，捂上耳朵吧！”我们走了，祖光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我坐三轮车，婆婆站在大门口看着我们，我们走得很远了，她还在看。我们开会回来的时候，只见婆婆已经早早等在那里。接我们回家，又亲自为我们做饭，让我们吃好。她心疼祖光，就知道让他吃好。爱丈夫、儿子、儿媳、孙子……这一家人，婆婆不知该怎么爱，就是让吃好！

这时祖光的弟妹大都负责重要的工作，政治上都比我们好，可是婆婆谁都不跟，就住在我们这里。婆婆这时是我们的重要支柱。有个入党早、工作能力很强、有点“左”的妹妹，她认为婆婆跟我们一起是划不清界限，她给一个弟弟去信说：“娘的思想跟哥哥有共同点，应当跟她划清界限。”因为我们，儿女要和妈妈划清界限。婆婆说：“哥哥被划成右派，家里人应当了解他。你们谁跟他划清界限，谁就划，反正我划不清。要不，你们就跟我划清吧！”结果呢，大家跟这位极“左”派很少来往，倒是跟她划清了。

祖光在北大荒三年里，弟妹们都要接婆婆去住住。我对婆婆说：“您换换地方住也好，放心我们吧。我可以从剧院宿舍搬回来住。”婆婆不肯，对我说：“你住在剧院工作方便，你工作劳累，还常挨批，这时候你更要安心，我给你们管家带孩子，哪里也不去。”婆婆对别的儿女说：“哥哥不在家，大嫂年轻工作忙，你们都应当帮她一把，我为他们管家带孩子，你们在这时候也都要支持她。”

为避免闲言碎语，五八年冬祖光去北大荒的第二天我就搬进剧院集体宿舍，把整个家撂给了婆婆。那时正好是大跃进，我们一天演出六场，困累不说，我头上还有顶内定右派帽子，不单演出，还有劳动改造，加上祖光一走工资没有了，全部经济负担落在我一人肩上，困难真不小。钱真紧，但是再没有钱，我也不向剧院借。我不能让人看出祖光离家，我们经济困难。我每月一分一厘的算计开销，每月三块五毛钱月票都得计划好，而我自己父母照样一个不少给。我心里有什么话都跟婆婆说。婆婆把别的儿女给的零用钱拿出来，给孩子买营养品。那几年东西真贵，为补贴家用，我卖了几件大衣。有次，我带婆婆和孩子去饭店改善生活。婆婆一个劲给我夹菜，说我太苦了，吃完把剩下的菜装进饭盒，一定让我带回剧院吃。我又一定让婆婆带回去和孩子们吃。这时婆婆流了泪，说：“你瘦多了，我不要紧，你忙呵！”我住剧院，每月发薪才回来一次。送钱回家时，我总要给婆婆买些她爱吃的糕点，可她都分给了孩子。我一看不成，后来买回就分成份儿，一人一份儿，我要看着婆婆吃完她那一份儿才开心。孩子们也知道谦让奶奶，常把食物向奶奶嘴里送。

因为我很少回家，孩子们和我生分了，都不跟我亲，心里就有奶奶。孩子们怎不亲奶奶呢？给他们补衣服奶奶手不离针，给他们洗衣服奶奶手不离水，奶奶处处克扣着自己，想方设法让他们吃饱吃好，天天要等他们都睡着了她才睡，还为他们流了不知多少泪，对他们说：“爸爸到远处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天天忙，顾不上你们，你们要乖……”我一回家婆婆就说：“凤霞，你看霜霜瘦了呢。”我说：“三个都胖了！”困难时期像我们这样家的孩子能胖吗？都瘦了。我不能说出让老人伤心的话啊！

一九五九年孩子的祖父病逝了，外地的弟妹们都回北京了，只有祖光在北大荒不许回来。我怕婆婆难过，老在她身边陪她。婆婆克制着自己的悲伤反来劝我。一晚，我们婆媳等祖光直到深夜不见他回来，婆婆说：“凤霞，你想开点，还要演戏呢。你要是病了，这个家可就更难了……祖光就是回来，还要赶回去，更难受。再说，你一天演五场六场，他来了你也不能在家……”。

祖光在北大荒那几年，我心里常很难过地想念他。可是看看婆婆，我就想，我要好好地工作，要为亲人争口气。我在婆婆劝解下，一点都不叫人看出我孤独痛苦。春天，我和大伙一样，带上三个孩子参加剧院野游。同志们都羡慕我的三个孩子，个个白白胖胖、活泼可爱。他们关怀地问祖光在北大荒怎么样？我告诉他们，他常来信，身体好，精神也好……真有意思，围了一圈人听。我借机就讲我的家庭和睦情况，让剧院人都知道我有个好婆婆。“文革”一开始，祖光就被关起来了。我们的四合院，硬搬进人来住，我吓坏了，吃不下睡不着，每天躲进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更提心吊胆。婆婆很沉得住气，她劝我，千万别慌乱，说东西抢走、砸烂不算什么，那都是身外之物，人是重要的。她讲给我听，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逃难失物的经历，多少箱子、家具、贵重物品都丢了，有些古董、字画是无价之宝呵……造反派抄我们家，抄走公公婆婆很多东西，留下的古董、字画被抄得一干二净。婆婆看着那些东西被砸，被抄走，她从没对我说过一句怨言。

婆婆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安详稳重，处理得体，几十年没跟谁吵闹过一句，对任何人都用尊重的口气说话。对家里雇用的阿姨、孩子的保姆，工友，都是低声细语：“请你们做点事。”无论谁有困难，婆婆都是想尽办法帮助。记得小女儿霜霜的奶妈和丈夫吵架要离婚，婆婆劝了他们三天三夜，终于和好了。她又给了他们路费，让他们一道回顺义县，走前还送给他们衣物。我还为他们女儿张树兰找了工作。婆婆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对婚，成全了一对是真金哪！奶妈夫妻和好走了，霜霜哭着要找她。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日夜哭闹。婆婆不顾年老自己把孩子管起来，还说：“咱们孩子哭哭没什么，人家夫妻和好了可是大事，凡事得为别人多想想，老想自己就永远不得人心。”“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和祖光都被关押隔离起来。婆婆一人带三个孩子生活。这时很少人来我们家了，连我的父母弟妹都不来了，照顾家的只有孩子六叔六姑。婆婆不让孩子随便出去，教育孩子在家里学画画，教他们做饭洗衣服。小欢懂事，我回家跟他讲：“爸爸不在家你要听话，乖乖的。”他点头说：“妈妈好，我再不跟小朋友吵架了，我爱妈妈。”说完，把头贴在我身上，双手搂着我。这在当时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啊！现在老大吴钢和小女儿霜霜什么都能干，这都是婆婆培养出来的。那时期我们的工资停发了，每人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婆婆更加克扣着自己，为让孩子吃饱吃好。这时她不再当孩子面哭了，自己偷偷流泪，她说：“不能让孩子看见哭，他们大了、懂事了，要他们知道要强。”后来我和祖光又去了干校劳动，三个孩子都跟奶奶学得很坚强。

我从干校回来又去挖防空洞，近七年之久天天早出晚归。祖光还在干校，虽说有了一点点自由，但我们写信都要被检查的。婆婆常提醒我，写信可要注意，要报喜，别报忧。当时我不仅干重劳动，随时还要接受审问，有时回家一晚，婆婆就担心。一次，我碰坏了腿，走路困难，婆婆天天灌好热水袋为我热敷。她对我说：“千万要搞好身体，我们家够苦了，再搞坏身子就更苦了。”每天多么晚也要等我一起吃饭，稍晚点不见我回来就到街上等我去，有时我已经到家了，她还在路上等我呢。

她在高兴时我问：“娘，你要点什么？”她总是说：“我什么也不要。”每月我发工资总给她买点吃的，过年过节给她买块衣料，她总是说：“好，我喜欢……”我初学用机器缝衣服，缝得很不好，为她做了一件衣裳。她试试说：“真好，正合适。”而且立即穿上了。

婆婆知书识字，每天在家务中都要抽点闲空读书看报，但她一生却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可就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教育儿女和孙子孙女，那重量决不下于任何一个工作、农民或干部。她十八岁嫁到吴家，侍候自己的婆婆，照顾丈夫，抚育了两代人，经历了旧社会多少天灾人祸，和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现在一切的灾难都过去了，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工作，生活都一天天好起来。可惜，我的婆婆，祖光的母亲，孩子们亲爱的祖母，在一年前的一个春夜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张中行

家乡三李

通常说“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诗人：李白、李贺和李商隐。那用西方的说法，都是头顶桂冠的人物。我这里说的：“三李”与那三位地位正好相反，不是处于高的一端，而是处于低的一端。他们是住在我们小村庄里的外来人，属于旧时代乞丐群里的人物，连名也不为人所知，大家都只称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们的小村庄在京津间运河以东，从西往东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条街，不过四五十户人家。可是其东不过一里就是镇，有商店，可以容易地买到米面、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古白糖。是我很年幼的时期，村里出了个由乡人看来很腾达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学校，以后从戎，一直作到杂牌军的师长。作了官，有势，有钱，在那时候，除了盖房、买地、娶小老婆之外，还要修祠堂，慎终追远，光宗耀祖。于是在村西头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祠堂之东是关帝老爷的庙，只有一间，关帝与周仓、关平合住，看来鬼较之神是后来居上了。祠堂每年不过热闹两次，清明节和年节，平时则无用，冷冷清清。不知是想废物利用还是别有机缘，在我上小学时期，里面住了外来的一伙人，当时通称为“化（读花）子”。总数五六个，当然都是男性，其中给人印象深的是三个人，都姓李。

旧时代，靠乞讨维持生活的人，数量不少，种类也不少。最高的是所谓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据说他们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称为师傅，送钱送米名为供养。总之，论“名”而不问“实”，他们不属于乞丐的一群。当然，这是唯心主义的分类法，这且不管。且说算作乞丐的，明显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干户，沿街挨门乞讨，办法是站在门口，面对内院，用较响的声音说：“老爷太太，行点好吧，给点吃的吧！”另一类是有组织的，共同住在一起，并不挨门乞讨，因而也不喊老爷太太。他们奔走附近各村，帮助办理红白喜事等杂务，有的还能说书唱曲，作富翁的帮闲，甚至经营流动的商业，逢年过节，各户要主动准备食品，由他们上门来收。这两类有高下之分。呼人为老爷太太的是甘居下流，乡人习惯称为“要饭的”，给人的印象是已经没落到毫无办法。另一类是很有办法，地位当然高多了，乡人习惯称为“化子”。自然，这分别是由来已久的，《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玉奴的爸爸金老大位为“团头”，干的就是这种行业。这个职位还是依法传递的，所以有职位的凭证，就是京剧《拜杆》之“杆”。三李这个团体有没有杆，我没听说过，反正他们地位高，是化子，不是要饭的。

他们住在祠堂的西房，每天做些什么，不能详知。只知道他们相当忙，上午分别外出，回来或早或晚，食品不缺，日子过得相当热闹。像是还有些钱，记得每年夏天都买卖西瓜，由瓜地统购，在祠堂零销。

首领是大李，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略胖。只记得他颇有政客的风度，喜怒不形于色，与乡人交往是不亢不卑。这大概就是他所以能够充当首领的原因之一，除稳健以外，性情像是没有特点，没有特点正是他的特点。

醉李正好相反，是不只有特点，而且特点非常突出。他年岁、身材、胖瘦，都同大李差不多，只是面色总是红红的，因为无时不在醉中。他像是不大出门，也不惯于同乡人应酬，惟一的活动是留守，喝酒。这样多的酒，难道都是乞讨来的？共同过乞讨生活，容许他这样独享其乐，这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些，我都说不清楚。但他如此这般地独享其乐则是乡人都知道的，所以称他为醉李。他们在祠堂连续住了几年，中间忽然发生一件奇事，使乡人大吃一惊。是忽然来一辆双套（辕前再加一匹骡）轿车（富人用的载人车），说是从（运）河西什么村来的，接醉李回家参加他侄子的婚礼。至此，乡人才知道醉李原来如此不凡，家里竟是大阔特阔。有人想，他也许因为什么事赌气出来，这回当然可以回去过富家翁生活了。可是万没想到，醉李谢绝了，还是住在祠堂里，每天喝他的酒。现在想，北京陶然亭有醉郭墓，据说这郭某是清末人，特点就是长醉不醒，于是死后成为北京一景。醉李就正是这样的人物，可惜他不住在京城，又没有在一地全始全终，于是就丧失了修墓成为一景的资格。

二李年轻，那时候不过二十多岁，来自何方不记得了，大概也不会很远。外貌与那两位大不同，清俊而秀雅，用《史记》的现成话形容，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人很聪明，能说能唱，常常从我家借长衫，到附近村庄去表演。村里人都喜欢他，对于他有才而屈居下层总感到迷惑不解。他在村里住了几年，随着集体离开，渐渐，乡人就也把他忘了。

二十年过去了，到四十年代后期，村里有人到北京来，见到我，说西单商场有个说相声的，艺名“大面包”，就是当年住我们村那个二李，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在西单商场见过此人，胖得头如大圆球，两眼眯成一条缝，那会是二李吗？他说没问题，吃得好了，发福了。过些时候，我到西单商场去逛书店，特意到东部空场，想看看大面包是否还有当年二李的遗韵。很不巧，那个场子冷冷清清，周围板凳上只有几位听客，场中间站着一个人，想是大面包的伙伴，正在开始说单口相声。开场白提到大面包，说：“我们说相声的，不管有人听没人听，到时候也得说。比如大面包，连着三天不露，人家就要说，准是痰火了。”周围游荡的人随着一笑，有的入内坐下。我是想比较一下大面包和二李，知道他没有真痰火，也就心安而去。但此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名演员而销声匿迹，也许真就病废了吗？

梁漱溟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先要说几句请读者不要误会的话。梁先生也属于歪打正着，因受压而名气反而增长的人，近几年西风渐猛，介绍梁先生事迹也成为热门，又他的著作，书店或图书馆的架子上具在，所以，照史书列传那样介绍已经意义不大；我还要写，主要是想说说我对梁先生的狂妄想法，其间提到梁先生的星星点点，殆等于挂脚一将。自知狂妄而还有胆量说，是考虑到，梁先生和我都是出入红楼的北大旧人（他讲六年，我学四年），受北大学风的“污染”，惯于自己乱说乱道，也容忍别人乱说乱道，所以估计，如果梁先生仍健在，看到，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错了，不该晚动笔；或者是他错了，不该急着去见上帝。

就由名气增长说起。受压，不只他一个人，自然就说不上希奇。希奇的是他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胡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这里插说一点意思，检讨中说又明白一些的其实是已经彻悟，因为能够鉴往知来，给下次的检讨留有余地；说恍然大悟表示除了根，下次检讨就难于着笔了。言归正传，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力压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就算是挂脚一将，既然以梁先生为题，也要说说我和他的一点点因缘。他早年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近年的一些著作，我粗粗地看了，印象留到下面说。我和他只通过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当然要约请北大讲佛学的前辈写文章，于是给他写信。记得那时他在重庆，回信说，他不写，也许我的信提到张东荪吧，他说张东荪聪明，可以写。我是受了《红楼梦》第五回“聪明累”曲词“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影响，觉得他的话含有不敬的意思，所以感到奇怪，或者说，感到这样写的人有些奇怪。最近看报，才知道还有更甚者，是他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我进一步明白，梁先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解放后他来北京，恍惚记得在什么会上见过，正襟危坐，不是寡言笑，而是无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的风度。他住在德胜门内积水潭西的小铜井一号，积水潭西岸是他父亲梁巨川（名济）于民国七年“殉（清）国”投水自杀的地方，卜居于此，不知道是否有悼念的意思。这次住北京，他不再讲佛学，改为“从”政，讲治平，接着就成为顽固不化的代表人物，我当然不便登门。一九七六龙年诸大变之后，无妨登门了，又因为无可谈（理由见后），所以就始终没有去看他。直到一九八八年，母校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承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的编者不弃，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书出版后送来，一看，文章次序是依齿德排的，居然有梁先生一篇，他生于公元一八九三年，高龄九十五，荣居榜首。我名列第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原因是“冯唐易老”可不在话下。喜呢，是仅仅隔着冰心、冯至两位，可说是间接与梁先生联床了。梁先生这篇《值得感念的岁月》，是口述别人记录的，翻腾了北大的一部分老家底，我看了感到亲切；其中多提到蔡元培校长，他心情恭顺，态度谦和，我才知道梁先生原来是也会点头的。

对我的狂妄想法而言，以上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梁先生直，追本溯原，近是来于其尊人梁巨川，远是来于天命之谓性。直，必自信，因为直之力要由信来。这自信也表现在学业方面。在这方面，就我深知的许多前辈说，他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这好不好？一言难尽。难，因为显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不相信自己之所见。由这种坚往宽松方面移动，近可以移到承认人各有见，远可以移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近是客观所有，但这三位，我推想，是不会用民主的态度看待各有所见的别人的，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所见，并由此推论，别人的不同所见必错。这样，他们的宽松刚移到承认人各有见就搁了浅，自然就永远不会再移动，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的地方。而其实，正如常识所常见，所见，不管自信为如何高明，错的可能终归是有的。还是总说这三位，因为惯于多信少疑，至少是我觉得，学业兼表现为品格就长短互见：长是诚，短是不够虚心。但这是大醇小疵，我们理应取大而舍小。

深追一步，正面说梁先生的所见。当然主要还是说我的所见，不能翻腾梁先生的学业家底。这里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推想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知”是为他的行服务的。我不这样看。比如与北大的另一位，也是多年受大力之压的，马寅初先生，相比，就一眼可以看出有大差别。马先生的眼睛多看“人”，所以虽也悲天，但着重的是悯人。他不停于论，而是以论为根据，想办法。可惜被“人多力量大”的有权威的高论一扫，连人也束之高阁了。梁先生呢，似乎更多的是看“天”，即多想萦回于心中的“理”，虽然不至如宋儒那样，由无极、太极起的一贯形而上，但理终归是理，无论怎样像是明察秋毫，头头是道，却不免于坐而可言，起而难行。我有时甚至想，在眼向外看的时候，至少就气质说，梁先生，与其说近于写《乌托邦》的摩尔，不如说近于写对话集的柏拉图，或者再加一点点堂吉诃德，因为他理想的种种，放在概念世界里似乎更为合适。这是迂阔的另一种表现，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可是很对不起梁先生，我没有去商。责任的一半在我，因为自顾不暇。另一半，我大胆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的，他是不会采纳的。

还可以再往深处追。梁先生以治佛学入北大，出入红楼，所讲仍是佛学。与熊十力先生相似，梁先生也是由释而儒。但改变程度有深浅之别。熊先生张口闭口大《易》，却没有丢掉唯识。梁先生年轻时候信佛，曾想出家，“从”政以后，虽然仍旧茹素，却像是不再想常乐我净方面的妙境，而成为纯粹的儒。与法家相比，儒家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善。而世间确是有不善，怎么办？办法还是理想主义，比如希望君主都成为尧、舜，臣子都成为诸葛亮、魏征。希望多半落空，怎么办？理想主义者一贯是坚信，暂时可以落空，最终必不落空。理想主义者总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呢，也许中了老庄和《资治通鉴》两类书的毒，虽然不敢轻视理想主义，却又不能放弃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也渴望治平，而对于如何如何便可以鸡犬超升的妙论，则始终至多是半信半疑。这里，显然，我和梁先生就有了不小的距离。恕我狂妄，在梁先生作古之后还吹毛求疵。我总是认为，梁先生的眼镜是从Good公司买的，于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还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是这样的他眼镜中的好人，集会批判他了，因为他是不隐蔽的孔子的门徒；孔早死了，抓不着，只好批其徒。他不愧为梁先生，恭聆种种殊途而同归的高论之后，照规定说所受教益，还是老一套，就是大家熟知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事过境迁，现在有不少人赞叹了，我则认为梁先生明志，引《论语》还引得不够。应该加什么？显然应该加上另外两句：一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句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也就可证，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我则加上不少的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我的杂七杂八，大概只是可怜了。

还是专说梁先生。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屈，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至于开了门，面前有了别人，那就应该专说可敬。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絮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

药王庙

也许由于有较深的贵远贱近的陋习吧，我常常想到过去。舍不得，但时间铁面无私，终于都过去了。补救之道是以记忆为资本，想想，如果有人肯听就进一步，说说，以争取阿Q式的胜利。所想或所说，当然最好是比较远的，于是就想到药王庙。

药王庙是我的家乡镇立小学的所在地，在镇的西北角。我们村在镇西一里，人家不多，没有学校。民国初年，我六七岁的时候，到那里上小学。一天往返两次，都是取道村北。大概有一里多路吧，出村向东北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庙门和钟鼓二楼。在我们那一带，药王庙是个大建筑，坐北向南，有三层殿。前殿供着大肚子嘻嘻笑的弥勒佛。走过前殿是个大大的院落，我们称为前院，东西对立着两层的钟鼓二楼。中层正殿是全庙的中心，高大宽敞，前面还有方广的砖陛。殿内坐着药王的金面塑像。塑像背后，隔一层板壁，面北立着韦驮的塑像。正殿之后是后院，左右有两棵很老的槐树，夏日浓荫遮天，常由上面垂下俗名“吊死鬼”的槐蚕来。后殿三间，正中供着坐在大莲花里的菩萨。后院有东西厢房，改作小学的教室。后殿西侧有北房两间，是老师的宿舍。正殿西侧有南房两间，是看庙道士的住所，兼作烧开水的茶炉。

这庙是什么时候创建的，也许有碑文可查，可惜那时候我还没读过《碑板广例》之类的书，对于石刻等等不怎么热心，以致视而不见。但它是一座古庙却是无可置疑的，残旧且不说，就是传说也很有出色的。譬如说，正殿前有个铁钟，坐在泥地上，不很大，样子也没什么希奇，可是据说，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发大水，菩萨骑着它来的。另一个传说，庙里住着一条大蛇，左近的人不只一次，看见它身子缠在钟鼓二楼之上，伸出头，到庙前的水池里去喝水。我那时想，这样的蛇，身子总当有大缸那么粗吧，很怕，却又颇想看见一次。但是不凑巧，始终没有遇见。蛇，庙里确是有，几年之间，也见过几次，但都不过二三尺长，像大指那样粗，而且并不胆大，看见人，总是惶惶然地钻到洞里。可怕的小动物之中，最多的是蝎，记得一个夏夜，我们几个学生提着铁桶，沿着墙根走，只是在后院转了一圈就捉到五十多只。

我的启蒙老师姓刘，是镇北五十多里县城以东某镇的人。听说中过秀才，所以在农民的眼里，是比“白丁”高贵得多的。也许就因为这个资历，所以身量虽不雄伟，态度却非常严肃，即所谓不苟言笑的。秀才到“洋”学堂讲共和国教科书，这是大材小用，有点类乎公主下嫁蛮夷，推想心里总该有些不释然。果然，我们上学不久，他就劝我们一些人搬到学校里住，夜里他可以给我们讲点四书。我们不知道四书中还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反正老师既然要发愤忘睡，总当是好的，我们有些人就搬去了，住在菩萨大士的东隔壁。此后，老师吃过晚饭，就在西厢的教室里给我们讲四书。现在想，老师的教法颇为奇怪，一是不从《大学》开始而从《孟子》开始，二是不先背诵而先开讲，这或者就是维新吧？这样，从“孟子见梁惠王”起，老师一章一章地讲下去，我们一章一章地读下去。很抱歉，我们竟不像老师那样感兴趣，有时反而觉得有些厌烦。这倒不是对孟老夫子有什么意见，——说实在的，孟老夫子的话，我们觉得有些是很有风趣的。譬如“寡人好色”，我们当时眼中的大人都不肯说，而孟子说了。又如滕文公的爸爸死了，听了孟子的话，如此如彼一番，结果是“吊者大悦”，这就使我们像是看到一个戏剧的场面，觉得很好玩。我们感到厌烦，原因很简单，是发困而不得睡。老师讲书，正颜厉色，何况又是出于尽责之外的好心，我们当然不愿也不敢显出困倦的样子。但是睡魔偏偏不留情，常常是老师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的上眼皮就慢慢垂下来，说不定头还会突然地点下去。这很怕被老师发现，于是就想个主意，隔一会儿用墨盒向眼皮部分擦一擦，希望借此可以清醒一下。这个办法有些功效，但是作用不大，所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还是难免的。我们最希望晚上老师来客人，那是镇西边不远另一个小学的老师，他一来，晚上就不上课了，我们如鸟出笼，皆大欢喜。“《孟子》者，七篇止”，我们读了一半或多一点，不记得为什么停了。四书读了不到一书！说到收获，却也不是一点没有，譬如考大学的时候，作文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我就利用当年的窖藏，写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云云，没有曳白出场，想起来是应该归功于秀才老师的。

这位秀才老师，借讲《孟子》宣扬圣贤之道；我们觉得，代圣贤立言的人当然是圣贤，至少必是躬行君子，所以对他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有些事又颇使我们起疑心。主要的一件是对娶妻过于热心。也许是因为新丧了妻吧，老师鳏居了，不记得听谁说，正在有人给他作媒。这传说大概不假，因为看得出来，老师的心情是兴奋加一点点焦虑。不久，听说东邻的临时洞房找定了，接着是迎娶。据说女方是个寡妇，照当时的习俗，娶寡妇，行婚礼，男方要用秤钩把女方的蒙头红巾勾下来，然后第一次见面。结婚的时候不许我们去看，我们不上课，坐在屋子里想像老师迈着方步，举起秤钩去勾掉红巾，然后定睛相看旧新娘的样子，心里有些不自在。这是因为，那时候还听到过“关睢，后妃之德”一类的大道理，以致认为这是男女之事，同老师的尊严很不调和。这怎么解释呢？总算勉强找到为老师辩解的理由，是“可一而不可再”。但是偏偏又不凑巧，老师的这个妻子，结婚不久就死了，接着找了另一个寡妇，很遗憾，那兴奋而焦急的样子，似乎比第一次更厉害。这使我们很惶惑，怎么也想不到，老师也会未能免俗。

庙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看庙的刘道士，那时候总不少于七十岁吧，我们都尊称他为“道爷”。他大概不是真正的道士，短短的白发垂在脑后而不束在头顶，也没见他戴过道冠，穿过道袍。这位干瘦的老人，态度是和善的，却不大喜欢说话，也许是不屑于同我们说话。只是有一次，我们在厕所的院里流连得太久，他有些不耐烦，就说：“你们知道吗？县长拉屎都有急地，坐着轿，忽然让停住，下轿，噗哧，完了，即刻上轿，仍旧赶路。看你们，你们！”我们认为他的话是确实的。但我们不是县长，没有县长那样的要务，在厕所院里说说闲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县长因忙而择急地的推测，不久就得到证实，有一天，县长因公务下乡，到学校来休息了。老师率领我们列队迎接。在后院，我们看见一个中年人，白面长身，穿着绸袍，在正中走，左右簇拥着一些人。我们想，这当然就是县长了。他走得确是相当急促，但是走到屋门外却忽然停住，很轻捷地伸起一只脚，旁边一个人，想当是随从了，用布甩子熟练地抽了几下，然后伸起另一只脚，照样抽一遍，进屋去了。

在药王庙看庙是个美差。庙前后有一些田地，由道士自种自收，代价只是给老师做三顿饭。另一项收入是每月初一、十五，病家到庙里烧香时供献的供品和香火钱。再一项收入是卖秘方膏药的专利。这秘方膏药，其中一种药料是乌龟。每次制膏药的前几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道士就弄来一只乌龟，大约有碗口那样大，拴在后院西北角的墙根下。乌龟静静地伏在地上，两只小眼睛圆睁着看人。我们有工夫就围着它看。有的人还直立在它的脊背上，它坚忍地挣扎着。不知道谁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说乌龟可以用作柱础，只要让它面向西北，它就可以靠吸气而生长不死。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确实，很想试验一下。可惜庙里没有修建房屋，而那个小乌龟，在院里瑟缩不了几天，就死于刀下，烂在药锅里了。熬膏药时候，一种奇怪的臭气使人欲呕，要多半日才能过去，我想，这或者就是乌龟对人类的无可奈何的抗议吧。

药王庙的生活是单调的。我们也看见过所谓“闹学”，年画上印着的，老师坐着打瞌睡，学生用墨笔在老师脸上画眼镜。但是我们的老师太严肃了，我们不敢。课堂里书声琅琅，空气却是沉闷的。破闷的唯一妙法是抢到出恭牌，到东小院的露天厕所去游荡一下。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后边总有不少人等着，还有，也可能被老师指出名来申斥一番。有个时期，不知道由谁发明，有不少人到厕所偷偷地吸起香烟来。烟是小鸡牌，盒子上印着一只大公鸡，一包十支，价钱最便宜。略贵一些的是海盗牌，盒子上印着一个西方武士，拄着一把军刀，我们称它为单刀牌。白白的一根纸棍，用火柴一点，一端就变红，用力一吸，向上一喷，一缕白烟就悠悠荡荡地飘上天空，很好玩。但是欢乐不久，扫兴的事来了，老师到厕所去，看见谁正在喷烟了。接着是老师怒气冲冲地坐在讲桌旁，大声呵斥：“谁吸烟了？快说！”那个被看到的学生赶紧站起来声明：“老师，我没吸。”老师冷笑了一声，说：“就是你，过来！”其后是用戒尺惩罚一番。这戒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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