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俐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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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十八岁试读：
序言
本书以18岁为人生截面，以作者自述的方式，展现了每位艺术家的个人艺术史和生活史的片段。这是当代人关于18岁的青春记忆，未能呈现出来的自然是青春的遗忘与遮蔽。遮蔽也包括“主动的遗忘”。这些青春记忆里包含着不同时段的社会变革、战乱、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每一段记忆里都堆积着复杂的感受。总体看来，这些回忆的文字更像是断章，具有18岁的不完整性。然而这些断章也突显了记忆背后生命的力量。
由于每个人18岁的记忆发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因此他们更像被时间蚕食而幸存的地方史和编年史，但性质是个人的。18岁的年龄其同一性可以显现出个人史的多样性，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所收录的作者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8年的闵希文先生，他的18岁是公元1936年。年龄最小的是卢远征，生于1982年，与闵希文先生相差64岁，他的18岁是1999年。本书几乎纵贯了将近整个20世纪。叶永青18岁的记忆是在昆明展开的，朝戈的18岁则是关于北方城市呼和浩特的，王广义的18岁是在东北的哈尔滨度过的。而方增先则在18岁时从浙江中部山区来到杭州，时间是1949年，经历了更大的社会变动。
同时这又不是普通人的个人断代史，而是艺术家的个人断代史，这就是本书的重点。其中更多的话题关涉艺术生活和艺术创作。这里的很多人都是中国现当代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几代人关于18岁青春的记忆、遗忘或遮蔽同处一堂，耐人寻味。作为读者，总会不自觉地与每个叙述者的18岁记忆进行对比或联想。我的18岁处在中学(当时是九年学制，大略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毕业前后，不久当了工人。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
再见，18岁！大家都在记忆里穿越，相聚。每个人因为18岁而停顿，或幽暗或明亮，是为序。尹吉男2014年10月16日于中央美术学院
1936－1948年
《静物》，油画，2009年。闵希文(1918－2013)
1918年9月生于江苏常熟，大地主家庭出身。由于签证问题，他错过了像同学赵无极、吴冠中一样远赴法国学习的机会，后来被打成“右派”，长期无法自由创作，家中几平方米的阳台就是他的画室。闵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机遇，总是平淡处之。他于2013年离世。
我的十八岁
我1918年出生在常熟的鹿苑小镇上。18岁时我在国立杭州艺专上学，在二年级分系的时候，我选了绘画系，其他还有图案系和雕塑系。我18岁时曾打算在19岁预科毕业后留学日本，因此学了日语。我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学画的学生，但艺专的学生却是从祖国各地钦慕艺术殿堂不远千里而来的。学生生活丰富多彩，上午8时前有半小时军事训练，8时后进教室画一个上午的木炭素描；下午是理论课，有法语、西洋美术史、解剖和透视等课。老师都是留法归来的著名画家：校长是林风眠先生，西画系主任是吴大羽先生，他们都只有30多岁。我们班有50人，分成A、B两班，我们班的老师是方干民先生，另一个班是吴大羽先生。先生们也都在不断地努力创作，他们的作品被放在陈列馆内，还有学生的优秀作品也在一起，同学们就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借鉴、学习，启发自己的作画灵感。《静物》，油画，2008年。《静物》，油画，2009年。
今天回首18岁的青春岁月，庆幸自己当年能进入国立艺专，有了一个系统学习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机会。经过前辈老师们多年的指点，加上自己的实践、磨砺，不仅在认识上得到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逐渐形成了影响一生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追求。现在看看同学们的艺术成就，虽然形式、观念不一，但细细品味作品，多多少少还能认出18岁青春岁月时国立艺专给每一个人留下的印痕。
要说我一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1937年的抗日战争和1957年被带上“右派”帽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不做亡国奴，艺专师生告别西湖，辗转多省，行程万里，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涯。我毕业留校当了助教，同时学习法语，希望将来去法国。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著名的油画、雕塑全都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内，(1)可是当我1947年去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时，被错疑为经商，没能成行，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我无缘去国外。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离开教学岗位，成了另类，所幸还在图书馆工作，目光所及，还有世界优秀的艺术画册陪伴在旁。可惜因为如此，画画对我而言成了奢侈，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也没有模特儿。这样一来，家中的杂物、水果、花卉成了我仅有的绘画对象。因此，我的一生只能这样庸庸碌碌地度过。
杨筠(1919－ )
在她关于18岁的回忆里轻轻带过的“低一年级学木刻的同学罗工柳”，是与她一起奔赴延安，进入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曾为《新华日报》(华北版)创作版画，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学任教……风雨相伴近70年的人。
我的十八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正在杭州国立艺专读预科。有同学怀有抗日思想，不愿做亡国奴，我也是其中一个。上海打起来后，杭州的灵隐寺成为安置伤病员的所在地。我们自愿帮伤病员写家书、洗衣服。秋天开学时，我开始读预科三年级，蔡威廉先生给我们班上课，但只上了两个单元，就遇到日军轰炸，于是学校师生开始逃难。先到了诸暨乡下，待了两个月。我和同学王朝闻给当地的老百姓画壁画，宣传抗日。
上海战局失利，我们继续撤退到江西贵溪，后又至长沙。这时我已经没钱吃饭了，我的家乡山东德州也失守了，姐姐从南京逃难到长沙，给了我25块钱。我们学校迁到湖南沅陵时，我收到老同学张晓菲的一封信，她告诉我延安要办艺术学院，我们可以到那里继续学习。于是，我和高班同学卢鸿基、低我一年级的学木刻的同学罗工柳一起(2)上路了。到了武汉，他们到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到延安继续学习，可是我没有路费，想跟姐姐求援而未果。这时，抗敌救国第一军的一位大姐姐来武汉办事，说有办法让我到延安去。卢鸿基和罗工柳虽然工作了，但也没钱，正在为钱发愁的时候，我们班的班长闵希文寄来了30块钱，是藏石同学接济我们的。我就给卢鸿基他们留了10块钱，带上剩下的20块钱，跟大姐姐上路了。到了郑州，遭遇敌人轰炸，大姐姐把一位在火车站工作的同志介绍给我。第二天下午3点半，那位同志说有趟从东往西开的火车，他把我领进站，但我挤不上火车，于是就从敞开的窗口跳了进去，火车一直开到西安。下车后，我按大姐姐给的纸条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找到了在西安办青训班的宣侠夫同志，他告诉我必须到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去。到了那里，接待人员先考察了我一下：画一幅男性人体，说说自己为什么学画画，再画张宣传画的草稿。我完成后，他们看了看，把去鲁艺的介绍信给了我。宣侠夫同志给我找了个住的地方，一间大屋子满满当当，四周都是东西。他说这里的东西都是去延安的同志带不了存在这里的，这床你可以睡。但他叮嘱我不要跟院子里的人随便讲话，不要乱走。可是西安对我来说是个很新鲜的地方，第二天我便出去四处看看。路过一间当铺，正好是张晓菲来信要我赎当的那家，她要我把衣服赎回来，要4块钱。可是我身上已经没钱了，就回去把自己小皮箱里的东西整理好，拿去当了，再把她的衣服赎了回来。我想3个月后可能我还会来赎的。
又等了一天，我就等不及了，收拾东西去了七贤庄。在门口遇见之前在办事处收了我路费的王邦平同志，他对我说：“你今天走，12点后有车来。”中午果然有3辆大卡车过来，王邦平送我上了车，跟负责的指导员说了我的情况。我们第一天到了天水，第二天下大雨，怕车陷入泥潭，就停留了一天半，住在骡马店。指导员不让我们到处走，可是同车的两个女同学出去寄信，没想到被国民党发现了，于是就跑回住的地方。指导员跟他们说这是我们车上的人，他们就走了。事后，指导员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被他们抓去，他也没办法。我们听了很后怕，三天之后到了黄帝陵，指导员让大家下车去看看，我们都不愿意。
看到延安宝塔的时候，我们都拍手欢呼，到了！我在西北旅社住了下来，想到很快可以去鲁艺报到，觉得很心安。第二天一早，我打起背包，要去城外的鲁艺。走到门口，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同志说要给我背背包，但要我给他3张邮票。我问他要给谁写信，他说邮票可以换馍馍烧饼吃。他领我从南门里经过钟鼓楼大街来到了延安的北门外，我看到了一排新窑洞，那就是鲁艺。秘书处在山坡上，我把介绍信交给秘书处的魏克多同志。当时已经到中午了，他让我在他们那儿吃饭，吃的是黑麦面条，里面有大块大块的猪肉。柳条一掰两段，就当作筷子了。吃完饭，我在秘书处边上的图书馆再次进行考试，题目跟之前在七贤庄考的差不多。我正在答最后一题的时候，张晓菲看到我了，就说：“别管了，我们开会去。”我当时还没马扎，就坐在地上，后面有一个女人脸长长的、白白的，鼻子边还有一颗黑痣，长得很是体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江青。会后有一位长者，亲切地叫了我的名字，让我去谈谈。他问我去年冬天张晓菲和杨角被国民党省党部抓去的两个礼拜里，有没有什么言论。我都如实回答了，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
张晓菲带我到新窑洞，与黄微等人住了下来，告诉我入学还要通过口试，题目包括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产党，两者有什么区别，什么是统一战线，为什么要来延安，等等。张晓菲还告诉我该怎么答。5天后，我正在补课的时候，沙可夫同志进来问我，来延安习不习惯。他当时是驻院院长，见我戴着学校的校徽就说：“你就是我们鲁艺的学生了。”那是1938年的4月底。
18岁就这么过去了，从大后方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这一年过得还算好。
小名叫“大容”，上学后名为“杨玉贞”。初中毕业自认为这名字太有封建味，不好。上艺职时，自己改名“杨”，但是这个“”字一般人读不出来。1943年，我从延安到大关中时，经中组部批准改为“杨筠”，一直用到现在。
我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干过，好似都非常顺利，没有犯过错误。鲁艺毕业后，我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与当时的陈铁耕同志、罗工柳同志以及编辑部的同志们合作，几乎每日都发表木刻版画作品，每次都能完满地完成任务。
后来我当了老师，给学生讲解课业，同学们也常与我合作。再后来我因工作繁杂，没留下成绩，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过来了。虽然经历了打日本、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但身体还算好，90多岁了，生活还可以自理，不太烦人，自以为这样就行了。《虾蟹图》，68cm×45cm，1983年，李可染和邹佩珠唯一合作的作品。
邹佩珠(1920－)
国逢乱世，亲见生灵涂炭，身遭家园倾覆，慈母亡故，父亲目盲……世事无常还能展现得更迅猛一些吗？
我的十八岁
我的18岁，那是不寻常的18岁，正值民族解放运动期间，处于动乱年代。我小时候爱运动、喜欢画画，在中学的时候，是学校的运动健将，还喜欢做一些救护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什么都由不得自己。1938年在湖南长沙。
1937年的冬天，在日军攻进城的前一天，我们全家离开了杭州，我也从此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江西南昌，接着又到了湖南长沙。我们家是跟着上海的32家做军衣、军鞋的被服厂一起走的，因为国家有军需，所以这次搬迁行动政府还提供了交通工具。我们的队伍很庞大，有工人、有机器……装了十几节火车车厢，十分沉重，得3个火车头才能拖动。在我们走的这一路上，总是遭遇敌军机枪扫射，还好坐的是闷罐车，不然人就都被扫射光了。那时兵荒马乱的，火车上凡是有空隙的地方，就有难民扒在上面。敌军机枪一扫射，就会有难民从上面掉下来，死去。因为有3个火车头，动力不一样，车厢容易拱起来，此时人也容易掉下去，但是车不能停，因为敌军机枪还在追着我们。情状真是惨不忍睹。1938年在湖南岳阳楼。
我当时是杭州女中二年级的学生，正逢长沙民宪女中招生，我就在那儿上了半年学。中午在学校吃饭，伙食是一大碗油炸辣椒，旁边放有一罐盐，加一碗蒸饭，天天如此。当时我来回骑自行车上下学，家住在长沙最繁华的八角亭旁边。日子不长，日军便一级级攻进武汉。当日军轰炸到长沙时，我们就不能待在城里了，于是搬到对岸的岳麓山上。买生活用品时要经过橘子洲，但江水不是很听话，大风来了，大船都能被打翻，过江是一件很惊险的事。(3)
后来武汉失守，日军实行“三光”政策，长沙大火。就在这天早晨，我们全家离开了长沙。因为这32家被服厂必须离开，要保证军衣、军鞋的制作。后来我听说李可染也是那天早晨离开的，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带着政治部三厅徒步离开，从衡阳到桂林，然后再到重庆。
我们的目的地是湘西沅陵，正好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在沅陵合并为一校。在沅陵，我们租了老百姓的房子住下。房东的儿子曾经在国立艺专上过学，他们听说我喜欢画画，就告诉我可以报考艺专，滕固校长还在沅陵，我们可以去找找他。我母亲带着我到对岸的学校，找滕固校长，她告诉校长我喜欢画画，很想进艺专，她还说我们跟刘开渠等人很熟。怎么会熟呢？我们认识郁达夫，他是《东南日报》的主编，姐姐比我大3岁，好写点东西发表，会请郁达夫修改。郁达夫盖好新屋的时候，请了好些人去，其中就有刘开渠等人。滕固校长见我一片热忱，又是杭州人，就同意我入学，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到贵阳去找常书鸿先生。当时学校总部在贵阳，由常书鸿总负责，王临乙管生活。
我们家以前是妹妹的奶妈做点杂事，但因奶妈路上不能跟我们一起坐汽车，只能乘船，所以就比我们晚到1个月。于是我们的家务事就有了分工：母亲洗衣服，我做饭，姐姐买菜。当时人们把死亡的伤病员用席子一卷，就放在江边。一下雨，伤员的破伤风病菌就流到了河里。我母亲去沅江边洗衣服，手被石头磨破了，感染了病菌。我母亲好帮助别人，我们从长沙来的时候，有邻居过几天也来，托她帮忙找房子。那天我母亲还为此事奔波，天黑才回来，我们喊母亲吃饭，母亲说不太舒服，要休息。后来母亲说：“我最喜欢听你们唱《渔光曲》。”于是我同姐姐一起唱了这首歌，在唱的过程中，母亲就不太好了。再晚一点，母亲看《红楼梦》，看到贾宝玉在船上见到他的父亲，那是到最后了。《红楼梦》里的诗我母亲都背得很熟。凌晨12点的时候，母亲喊：“天哪，天哪，我不行了。”她牙关紧咬，身体向后痉挛，那是破伤风发作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战争期间有宵禁，早上才开城门。第二天晚上，母亲就过世了。
我们全家都靠我母亲，她很勤劳，冬天把春天的衣服做好，春天把冬天的衣服做好。她还教育我们，不要怕用力气，力气用完了还会有；物要尽其用，不要浪费，真是一位好母亲。母亲过世后，姐姐为了养家，后来去重庆工作了。我因伤心过度，加上从小有哮喘，所以就犯了肺炎，呼吸很困难，处于病危状态。后来大夫给开了霸王药，说能好就好，不好也就没办法了。我憋起气来，那会儿像疯了一样，拼命地敲打墙。吃药后，喘倒是不喘了，但是吃什么吐什么，一直吐了七七四十九天，过了我母亲的“七七”为止。病好了以后，我就带着滕固校长的信，到贵阳去找常书鸿先生。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作品《武昌起义》，邹佩珠参与定稿。
中间经过愰县，是贵州和湖南交界的地方，属于两不管地段，当时我们住在桥头的旅馆里。白天，国民党军队拉来了8卡车的鸦片；半夜，上百的土匪来抢鸦片。就在桥头，两边打起来，我当时还带着邻居家一个15岁的男孩，听着外面开了一晚上的枪，心惊胆战。早上，听说土匪那边死的人，尸体被自己的人抢走了，怕被认出来。
第二天，我们准备上路去贵阳，但是传来消息，说贵阳前一天晚上被轰炸了，所有的车都不能过去，两天后才放行。到了贵阳，看到街道小巷里摆的都是棺材，家家户户没有人开门，都被炸死了，因为日军投的是燃烧弹。我们到那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两天，但是烧焦的尸体味儿还有呢。这就是我们战争年代的生活，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却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
后来我就到贵阳找到了常书鸿先生，当时他正在给他的夫人卷头发呢，夫妻俩很恩爱，他的夫人陈自修后来成了我的雕塑启蒙老师。滕固校长让我跟着学校走，但是我联系了王临乙，他说学校的车都满了。于是我就到了贵阳汽车站，没想到站长居然是我们家的熟人，他让我别着急，司机旁边的座位可以给我坐。这样一来，我反而不用坐闷罐车，坐上了公共汽车。
我们到了昆明，参加了补考，正式入了学。我本来是喜欢画画的，但是选科目的时候却选了雕塑。因为我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画画是要买颜料、买纸的，但是做雕塑学校是供应泥巴的。教我们雕塑的有刘开渠、王临乙、萧传久等老师。入学不久，我收到11岁的弟弟写来的信，说母亲去世不久，父亲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家里被炸，他和父亲住进了难民收容所。看到信，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生活没了依靠，膳费交不出来，头一两个月就靠同学偷出来的一点米饭填肚子。后来我在青年会做粉笔、浆糊和墨汁，每个星期做一天，拿10块钱，就这样读完了艺专。
我的18岁要从民族解放运动说起，也就是说，我是从大动乱年代中走过来的人。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风里来浪里去，时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受辱，人民的生命、财产难保，惨无人道。我的18岁不仅承受了血和泪，也承受了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时时在绝境和轰炸中度过。这些忘不了的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是我人生的一个缩影。
我18岁那年，正是我作为文化工作者的起步之年(进入国立艺专之时)。现年94岁，我仍工作不止，算是一名终生忠实的文艺勤杂工和宣传员。《白玉兰》(四条屏)，油画。
靳之林(1928－)
身逢乱世，也身逢盛世，将自己的授业恩师——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众多风云人物书写进自己的青春回忆里。
我的十八岁
我今年86岁，1928年出生于冀东平原滦南县胡各庄农村，18岁那年是1946年，正上北平市立师范的二年级第二学期和三年级第一学期。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经历了直奉战争、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和华北沦陷。在日军“三光”政策的大扫荡中，我被鬼子抓去赶车送粮，途中逃去县里上初中，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当时我一个人在外面上学，无亲无故，困难可想而知。因为我画画好，图画老师喜欢我，所以寒暑假都寄宿在他家。1944年，我从滦中毕业，也是他帮我出路费到北平考高中的。因为我没钱上高中，到北平后打听到有一所北平市立师范学校，不要学费，而且管吃、管住、管穿衣服，但是很难考，而我却考上了。1944年我16岁，1947年毕业时，我19岁。这三年就是在这所学校上的，寒暑假寄住在北平同学家(4)里。生活杂费和笔墨纸砚费，是我赶德胜门“鬼市”，靠冬天卖穿过的夏衣，夏天再卖穿过的冬衣得来的，反正每年学校都发冬、夏校服。我还曾在北沟沿卖报，暑假再到天津落垡买西瓜到北平来卖，终于坚持到毕业。这三年是我一生中生活最困难的三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这也是锻炼我，让我成长的三年。我很关注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每天看报纸，画战争发展形势地图。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一年我17岁。我扬眉吐气地坐着环路“铛铛车”绕北平市一圈，亲眼看到市民把院子里的日本妇女赶出去(日本男人都在战争前线)，把大和服扔出去，真解气。至今我还保存着日本投降这一天在北平出版的敌伪报纸《华北新报》。《南泥湾》，麻布油彩，1959—1961年。
1946年，我18岁，这一年的上半年，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到北平，在东城校尉胡同建立了国立北平艺专。北师的我们也成立了“冬青书画研究会”，我被选为冬青书画研究会会长。学校拨给我们一间屋子作画室，屋子中间摆放了一个很大的画案，可以用来画国画。学校图书馆有珂罗版精印的《历代中国画》和30多卷《南画大成》，足够我们临摹的。因为毕业后要到小学任教，所以学校很重视音乐、体育、劳作(工艺)和美术四门课。美术老师是北平市山水画家李智超先(5)生，他与秦仲文还曾向徐悲鸿先生发起了“国画论战”。李智超先生的山水画是学肖谦中的，他教我们临明清山水画，学文徵明、沈石田和石涛等。有位画国画、山水画非常好的低我一级的张安邦同学，也是我们研究会的，和我很要好。他住在宣武门外，跟吴镜汀先生学画。暑假我就寄住在他家，他带我到吴镜汀先生家，让我拜吴先生为师，跟他学画。吴先生是学王石谷的，根底很深。从此我专心跟他学王石谷，我的国画基础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每天晚自习后，我就到画室，点上一炷香，焚香静心，然后展卷伏案，临摹王石谷的《溪山万里图》山水长卷，每天临一段，1个月完成。虽然“文革”被彻底抄家，但我仍然把它保存了下来直到今天，其他临摹王石谷的长卷立轴和册页都在抄家时散失了。
1947年，在北平市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的黄河水灾赈灾义卖画展，我画了《春夏秋冬》山水画四条屏，参加义卖并捐献画1951年中央美术学院西画组和国画组与老师合影。(前排右一为靳之林，右二为徐悲鸿先生，右三为齐白石先生；后排右一为田世光先生，右三为李可染先生，右七为李苦禅先生)
1947年，在北平市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的黄河水灾赈灾义卖画展，我画了《春夏秋冬》山水画四条屏，参加义卖并捐献画款给河南灾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国画为社会服务。
我18岁这年，徐悲鸿先生的画展在北平展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先生的原作。我站在他的油画作品《箫声》前被惊呆了，当时就决定要考他办的北平艺专西画组，跟他学油画。这年我由北师毕业，报考北平艺专被录取，我的口试是由徐先生亲自考的。
我们北师有一位极受同学爱戴且非常好的音乐老师，叫曹承霈，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他让我参加了由他组建的北师合唱团。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山公园音乐堂第一次向全市播送了北师合唱团演唱的抗日战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走，朋友》。18岁这年冬天，我连续在《经世日报》和《平明日报》投稿，发表了两篇国际时政文章《战后的德意志》和《战后的太平洋》。
1947年夏天，我19岁，考取了徐悲鸿先生主持的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西画组。徐先生按照他的美术教育思想安排我们和国画组同学一起上国画课，请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和田世光先生给我们讲课。幸好我在北师有一段国画临摹，特别是临摹王石谷山水画的基础功底，否则很难接得上气。
1948年底，北平解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1951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10年。这都为我创造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自从我1941年离开家乡后，直到1956年才第一次回望家乡。《纪念周总理》，版画，1977年。
杨先让(1930－)
那个拿了才华横溢的“二少爷”的水貂皮领呢子大衣，奔赴解放区的同学，后来的命运又是什么？
我的十八岁
我理科功课不好，爱文艺。在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就担任了话剧《雷雨》的导演，兼演二少爷周冲。那年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东北大学和中山中学在沈阳是打头的学校，当时有为东北义勇军抗战家属募捐活动，学生会很想把我们的话剧推出。不料惊动了新闻界的记者来采访。他们看了我们的排练后，写了一篇报道说：“在大后方看《雷雨》，扮演周冲一角往往由二三十岁的人客串，这次却是一位活灵活现的二少爷……”是的，那时我的确刚好17岁，与所饰演的人物年龄吻合。后来因为当地政府公布《雷雨》为禁演剧目，再加上其他种种困难，学生会只好另起炉灶，赶排了袁俊的《万世师表》公演。
1947年冬至1948年初，正是长春、四平局势吃紧之时，我身边的同学，又常常不意而去了解放区，有的被捕。后来我因阅读一本(6)《闻一多的道路》而上了黑名单。关心我的同学策划我向关里转移，(7)去解放区需要资格，但我没有资格。
一位同学的家长给我写了一封投奔南京国立剧专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就这样，家中给我买了一张去北平的运输机仓票。在北平正好遇到了当年带我由烟台来北平读书的同学王家树，他鼓励我参加美术补习班，报考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另一位同乡同学迟维仁加紧为我俩办报考艺专的手续，我们竟然都考取了。此时，我口袋里去南京的路费也快花光了，半勉强地入学住校上课了。
课余时，我担任合唱团、舞蹈队的头儿，北平各大专院校宣传队的评比，我们学校常拿第一名。一年级时，我的图案成绩曾获过奖，到二年级时转入美术系。我这人爱玩，比较活跃，在美术系、音乐系都有好朋友，读遍了巴金的长、短篇小说。当年年底，我就被张信让、王育中、钱绍武介绍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入学时住贡院宿舍，后来搬入帅府园校内大礼堂东北角一小独院内，院子里东西各有一门，东门又套小院落通向校门方向。我们在那里成立“新十斋”，住着近10位同学，有音乐系的，也有美术系的。
不久，我们发现东边小院内的槐树下拴着一匹老马，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后来徐悲鸿院长(艺专时期称校长)经常在廖静文师母的陪伴下，坐着小板凳画马的速写。据说那马是李宗仁送给徐院长的。我们经常站在徐院长身后看他如何画画。我心里奇怪这匹老马怎可与徐院长画的那些生龙活虎的奔马相联系呢？有一次，徐院长就对我们说：“人家都喜欢我画的马，其实我画的马不好，所以我要好好画画写生，理解马的解剖比例。”(8)
我身上充满了小布尔乔亚习气，这与侨居海外(当时汉城、仁川)的生活有关，自由、任性、长不大，后来又改造不了。
总之，18岁是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走向。尤其在之后的5年中，能受到徐悲鸿院长的亲身教诲，深感荣幸。2008年绘于美国。
感性多于理性的人，容易受骗上当，率真、真诚，算有人缘，爱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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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闵先生出身于常熟的大地主家庭，故领事馆有此怀疑。
(2)全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对日抗战期间，于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第三厅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以党组织为核心，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成功地开展了各项重要工作。第三厅从成立到1938年10月25日撤出武汉期间，发动组织了多项有影响的重大活动。
(3)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的一场人为毁灭性火灾。为应对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
(4)即夜间集市，至晓而散，北京买卖旧物的所在地。著名的为德胜门鬼市、宣武门鬼市和崇文门鬼市。
(5)即“新旧国画大战”，是1947年北平艺术界掀起的关于国画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素描，引入新的美学标准的论战。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
(6)《闻一多的道路》，史靖著，1947年7月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史靖，闻一多的学生王康的笔名。闻一多先生逝世后，吴晗曾鼓励闻一多先生的学生王康，写一部追念闻一多先生的书。在吴晗的鼓励和支持下，王康终于写出了这部名为《闻一多的道路》的书，吴晗并亲自为其写了序言。
(7)因为没有联系人，没有组织，不是地下党，也不是地下团；去了也会被怀疑的。
(8)杨先生的家在仁川，十四五岁才回国念书，那时日本还没投降。朝鲜那时候是日本人的属地，杨先生爷爷是那里的资本家，他从小就是少爷。家里音乐戏曲唱片很多，哥哥玩音响。日本和朝鲜擅长歌舞，艺术很有特点，这些对他都有影响。联系呢？有一次，徐院长就对我们说：“人家都喜欢我画的马，其实我画的马不好，所以我要好好画画写生，理解马的解剖比例。”
1949－1965年
《坐着的老人》，64cm×46cm，1955年。方增先(1931－ )
方增先不仅是中国水墨人物画领域的传奇人物，而且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馆内悄悄流传着一个传说：由于方馆长像对自己的作品一样严格要求装修施工，苦得工头连剩下的工钱都不要了，连夜带着工人逃走。
我的十八岁
1949年，全国解放，我18岁。这一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是在浙中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前面的路有两种选择：一条路是继续留在山里当农民；另一条路就是继续求学，走出山外考学到城市去。
干农活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从小锻炼，才能有好把式。我已经不可能练成真正的农民了，所以只好到城市读书，这才是出路。虽然缺少经济支持，但姨妈坚持催促我走出农村。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是姨妈把我拉扯大的，从3岁一直到12岁。姨妈十分支持我走出去，她觉得男孩应该走出大山才有出息，她给了我一些钱。那时候，国民党时期的纸币已不通用，民间用的还是银圆。我家里没有钱，姨妈给了我5块银圆和两只火腿，就这样上路了。到了杭州后，还需到小弄堂里找黄牛把银圆兑换成人民币(那时城里已有人民币了)，我再把火腿拿到南货店去卖掉。《母亲》，120cm×120cm，1988年。
我当时有两种打算：一是学画画，二是学文学。父亲说学画是富家子弟的事，不能当饭吃，所以还是学文学吧，将来回到浦江可以当一个中学老师，业余写写文章也好。浙江的杭一中，是当时全省的名校，考取杭一中是最理想的。但父亲又说，时代和以前不同了，也许学画也能找到饭吃，所以我同时准备投考杭州国立艺专。杭一中考得还不错，但国立艺专考得很差。那天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有服务员送来画具，问我要木炭条还是铅笔。因为我没有见过木炭条，所以就要了一支2B铅笔。当时考的是素描，画一幅希腊人物石膏半面像。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更不知怎样去素描了。大概一两个小时的工夫，一些从上海、杭州来的考生就画完了，他们受过训练，用的是木炭条。我看到他们的画，一个个画面都从纸上立体地凸显出来，感到很神奇。回头看看自己的画，一片灰乱，一无是处，心里很丧气。后来我捡起他们画完丢在地上的木炭条，用来修改自己的画面，想加强明暗反差。但是越描越坏，亮的亮不了，暗的无法加黑，因为木炭无法附着在铅笔印上，所以最后效果是一塌糊涂。
不久通知来了，杭一中考上了，国立艺专也考上了。艺专怎么会考上呢？因为那年艺专的学生都跟着解放军南下干革命去了，几乎没有学生，文化部要求录取200多名新生，而报考的人数也只有这么多，所以基本上全录取了。
到了学校以后，发现农村来的学生少，城市里条件好的学生多，特别是上海的女孩男孩，个个都有派头。男生穿美式夹克，女生有涂口红、烫头发的。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整天穿件窄袖子的旧棉袍，心里挺自卑的。当时就想一定要把画学好，多长见识，多长本领。第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就跑到前面去了。1949年冬天，全校师生到杭县参加土改，给农民讲政策，回来后的第二学期，学校让我们每人根据土改中的见闻创作一幅画，并在全校搞大展览，要大家民主评定，在自己最喜欢的画上贴条子。结果，我得到的条子最多。《说红书》，97cm×186cm，1964年。(1)
快80岁了，心里很明白自己老了。记得明代画家沈周在他的一幅肖像画上题字说：“苟且八十年，今与死隔壁。”言语里带有些调侃，丝毫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人老了还不知老，也很好玩。
我老了吗？带上眼镜，远近都看得清晰，上下一片光明；喝口啤酒，满嘴的爽；嚼着红烧肉，满嘴的香。我何曾老耶？如今每天还是拿着画笔，对着白宣纸冥想，下笔快疾如风。有时想着唐人怀素的(2)《自叙帖》，羡慕他那种“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浪漫情调，因此我会想如果自己是一位书法家该多快活。画画的人为了取得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一生穷追不舍，也很自足。我经常在自己的画中找毛病，有人说喜欢挑自己的毛病也是一种毛病。《梦》，1984-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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