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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4 06: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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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平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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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作者:周国平排版:燕子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3-01ISBN:9787540479374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01 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

哲学是从仰望天穹开始的。

每个人在童年时期必定会有一个时刻,也许是在某个夏夜,抬头仰望,突然发现了广阔无际的星空。这时候,他的心中会油然生出一种神秘的敬畏感,一个巨大而朦胧的问题开始叩击他的头脑:世界是什么?

这是哲学的悟性在心中觉醒的时刻。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悟性,可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把它保持住。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日益忙碌于世间的事务,上学啦,做功课啦,考试啦,毕业后更不得了,要养家糊口,发财致富,扬名天下,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看天空,去想那些“无用”的问题?所以,生活越来越繁忙,世界越来越喧闹,而哲学家越来越稀少了。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得已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不过,如果你真的对哲学感兴趣,那你就最好把闲暇时看电视和玩游戏机的时间省出一些来,多到野外或至少是户外去,静静地看一会儿天,看一会儿云,看一会儿繁星闪烁的夜空。有一点我敢断言:对大自然的神秘无动于衷的人,是不可能真正领悟哲学的。

关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回,他走在路上,抬头仰望天上的星象,如此入迷,竟然不小心掉进了路旁的一口井里。这情景被一个姑娘看见了,便嘲笑他只顾看天而忘了地上的事情。姑娘的嘲笑也许不无道理,不过,泰勒斯一定会回答她说,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的活动范围是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琐事而忘了看天是一种更可笑的无知。

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好几位古希腊哲学家同时又是天文学家,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惊奇和敬畏的两样东西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中国最早的哲学家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也都曾默想和探究“天”的道理。地上沧桑变迁,人类世代更替,苍天却千古如斯,始终默默无言地覆盖着人类的生存空间,衬托出了人类存在的有限和生命的短促。它的默默无言是否蕴含着某种高深莫测的意味?它是神的居所还是物质的大自然?仰望天穹,人不由自主地震撼于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于是发出了哲学的追问: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世界究竟是什么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中国哲人孔子站在河岸上叹道:“时间就像这条河一样昼夜不息地流逝着。”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时间譬作永远奔流的江河。不过,这个譬喻只能说明世界是永恒变化的,没有解答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要说清楚世界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件难事。

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变易无常。在这变动不居的万物背后,究竟有没有一种持续不变的东西呢?世间万象,林林总总,形态各异。在这五花八门的现象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呢?追问世界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要寻找这变中之不变、这杂多中之统一。哲学家们把这种不变的统一的东西叫作“实体”“本体”“本根”“本质”等等。

如果说一切皆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变?变好像总是应该有一个承担者的。没有承担者,就像一台戏没有演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譬如说,我从一个婴儿变成儿童、少年、青年、中年人,最后还要变成老年人。你若问是谁在变,我可以告诉你是我在变,无论我变成什么年龄的人,这个我仍然是我,在变中始终保持为一个有连续性的独立的生命体。同样道理,世界无论怎样变化,似乎也应该有一个不变的内核,使它仍然成其为世界。

最早的时候,哲学家们往往从一种或几种常见的物质形态身上去寻找世界的这种“本体”,被当作“本体”的物质形态有水、火、气、土等等。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它们单独变来或混合而成。后来,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看法:万物的统一不在于它们的形态,而在于它们的结构,它们都是由一种相同的不可分的物质基本粒子组成的,这种基本粒子叫作原子。物理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支持这个看法,但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对基本粒子的存在及其作用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另一些哲学家认为,既然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那么,使世界保持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本体”就不可能是物质的东西,而只能是某种精神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称作“理念”“绝对精神”等等,不过,它的最确切的名称是“神”。他们仿佛已经看明白了世界这幕戏,无论它剧情如何变化,都是由神按照一个不变的剧本导演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宗教的支持。

在很长时期里,哲学被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纠缠着。可是,事实上,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出发点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是永远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结果的争论引起了另一些哲学家的思考,对他们争论的问题本身产生了怀疑。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世界有没有一个开端

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宇宙。现代天文学和宇宙学已经很雄辩地证明,我们的地球、地球所属的太阳系、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都是有一个开端的,并且必将有一个终结。但是,银河系只是宇宙的一个极小部分,整个宇宙有没有一个开端呢?

没有开端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整个人类、世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开端,世界本身怎么会没有一个开端呢?没有开端意味着世界在到达今天的状态之前,已经走过了无限的路程,而无限的路程也就是走不完的路程,世界怎么能把这走不完的路程走完呢?

所以,出于常理,早期哲学家们往往喜欢给世界寻找一个开端。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开端是火,这火在冷却过程中形成了世间万物。可是,我们马上可以问:这火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只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回答是,这火原来不存在,有一天突然无中生有地产生并且燃烧了起来,于是便有了世界。无中生有显然是荒唐的,为了避免这荒唐,必须设定一个创造者,后来基督教正是这么做的。赫拉克利特采用的是另一种回答:这火是永恒存在着的,并且按照一定周期熄灭和燃烧,由此形成了万物又使万物复归于火。很明显,这个答案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并没有一个开端,它是一个永恒循环的过程。

最坚决地主张世界有一个开端的是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世界以及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用了六天工夫创造出来的。有人问: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做什么呢?公元五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答道:时间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一个性质,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并不存在。这个回答只是巧妙地回避了问题,却没有回答问题。它的意思是说,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存在时间,因而也不存在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发生的一切,所以,你根本不能问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发生了什么。然而,所谓“世界”应是无所不包的,包括一切存在,如果真有上帝,则上帝也包括在内。因此,既然在创世之前就存在着上帝,创世就不能算是世界的开端,我们不得不问:上帝从何而来,它有没有一个开端?其实,上帝创世说的真正含义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是必须有一个开端的,在此开端之前的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永恒,我们不该再去追问,“上帝”便是标志这个神秘的永恒的一个名称。

一般来说,科学家以及具有科学精神的哲学家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没有一个开端。可是,这种情况最近好像有了变化。当代宇宙学家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开端的令人震惊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发生在大约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是宇宙的开端。不过,对这一假说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当代最权威的宇宙学家霍金写的《时间简史》,他在这本书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之所以把“大爆炸”看作宇宙的开端,仅仅是因为“大爆炸”彻底消灭了在它之前可能发生过的一切事件的痕迹,使它们对我们而言永远失去了任何可观测的效果。所以,严格地说,即使发生过“大爆炸”,它也不是宇宙的开端,而只是我们可能观测到的这一段宇宙历史的开端。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好像难倒了所有人。宇宙有没有一个开端的问题其实与这个问题非常相似。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你当然知道,如果你说先有鸡,我会问你这只鸡从哪里来,如果你说先有蛋,我同样会问你这只蛋从哪里来,所以这两个答案都是不可取的。你很可能会用进化论来解释,当某种动物进化成鸡的时候,这种动物的蛋也就变成了鸡的蛋,所以鸡和蛋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不能分出先后。事实上,许多人都是这么回答的。可是,这种回答只是把问题往前推了,因为对在鸡之前的那种动物——比方说某种鸟——来说,问题仍然存在:先有这种鸟,还是先有这种鸟的蛋?即使一直推到植物,我仍然可以问:先有这种植物,还是先有这种植物的种子?推到靠细胞分裂来繁殖的单细胞生物,我仍然可以问:先有这种单细胞生物,还是先有它的分裂?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仍是那同一个问题,问题的性质丝毫没有变。那么,我们还是回到鸡和蛋的例子上来吧。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既不能追溯到第一只鸡,它不是蛋孵出来的,也不能追溯到第一只蛋,它不是鸡生出来的。在鸡与蛋的循环中,我们不能找到一个开端。然而,没有开端又似乎是荒谬的,我们无法想象在既没有第一只鸡也没有第一只蛋的情况下,怎么会有现在的鸡和蛋。

世界有没有一个开端的问题只是在无限大的规模上重复了这个难题。难题的实质也许在于,我们不能接受某个结果没有原因。如果你为世界确定了一个开端,就必定要面对这个问题:造成这个开端的原因是什么?无论你把原因归结为世界在这开端之前的某种状态还是上帝,你实际上都已经为这个开端本身指出了一个更早的开端,因而也就不称其为开端了。如果你否认世界有一个开端,也就是否认世上发生的一切事件有一个初始的原因,那么,没有这个初始的原因,后来的这一切事件又如何能作为结果发生呢?我们的思想在这里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康德认为这个困境是人类思想无法摆脱的,他称之为“二律背反”。但是,也有的哲学家反对他的看法,认为这个困境是由我们思想方法的错误造成的,譬如说,用因果关系的模式去套宇宙过程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

这两种看法究竟哪种对,哪种错?我建议你不妨再仔细想想鸡与蛋的问题,然后再加以评论。宇宙在空间上有没有边界

宇宙在空间上有没有边界?让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场对话。我问,你答,当然是由我琢磨和写出你的可能的回答。

问:首先让我们假定宇宙是无限的,它没有边界。请你想象一下这个没有边界的无限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告诉我。

答:它四面八方都没有界限。

问:你这话只是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要问的正是这个“没有界限”是什么样子。

答:我先想到我们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接着想到在银河系外还有别的星系,别的星系外还有别的星系,这样一直推到无限远。

问:对了,我们是不可能直接想象没有边界的东西的。为了想象没有边界的东西,我们先想象它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有边界的,然后再想象与它相邻的一个部分,这样逐步扩展和综合。但是,不管你想象了多少部分并且把它们综合起来,你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一个有边界的有限的东西。你所说的“这样一直推到无限远”只是一句空话,你在想象中不可能真正做到。

答:我承认我做不到。当我的想象力试图向无限远推进时,它就停了下来,我只好用语言来帮助它,对自己说:就这样一直推进吧……

问:正是这样,这说明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边界的宇宙。现在让我们假定宇宙是有边界的,请你想象一下,在它的边界之外有什么东西?

答:应该是没有任何东西,否则就不称其为边界了。

问:你说得对。如果仍有东西,我们就必须把它的边界定位在那些东西的外侧,直到没有任何东西为止。这就是说,在它的边界之外只有空无。现在你遇到和刚才相似的麻烦了:你必须想象宇宙边界之外的空无,这空无没有边界。

答:我想象不了。

问:由此可见,不管宇宙有没有边界,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基本上重复了康德的一段议论。其实,他在论证宇宙既不可能没有边界又不可能有边界时,所依据的是同一个理由:我们无法想象无限的空间,不管这空间是空的还是充满着物体的。如果要我选择,我宁可相信宇宙是没有边界的,因为想象有内容的无限毕竟还可以从它的有限部分开始,想象空无的无限连这样的起点也找不到。

现代宇宙学家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假说:我们这个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而没有边界的。有限怎么会没有边界呢?因为它的空间是弯曲而封闭的引力场,这空间既不和虚空也不和别的物体接界。至于在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宇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此不必去考虑。可惜的是,哲学往往不听科学的规劝,偏要考虑那些不可知的事。我们无法压抑自己的好奇:如果在我们的有限宇宙之外的既非虚空,又非别的宇宙,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时间之谜

在世上一切东西中,时间是最难解的谜之一。

时间是什么?你也许会说,时间就是秒、分钟、小时、日、月、年等等。不错,我们是用这些尺度来衡量时间的,可是那被衡量的东西是什么?

人们曾经相信,时间是由无数瞬间组成的,瞬间与瞬间之间彼此连接,不可分割,并且以均匀的速度前后相续,就这样从过去向未来延伸。如果画在纸上,就是一条箭头指向前方的直线。这便是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牛顿的“绝对时间”的观念。爱因斯坦用他所创立的相对论打破了这个观念,他发现,对处在不同空间和运动速度中的人来说,时间的量度是不同的。假如有一对双胞胎,老大是宇宙飞行员,以接近于光速的速度在宇宙中航行,老二在地球上生活,当老大回到地面时,他会比老二年轻许多。这便是所谓“相对时间”的观念。不过,相对论只是说明了时间量度与空间和运动速度的相对关系,并未告诉我们时间本身是什么。

不管我们把时间描绘成一条直线还是一条曲线,我们只能生活在当下这个瞬间。你说你今年十五岁了,你已经活了十五个年头,可是这过去的十五个年头在哪里?假定你还能活八十年,这未来的八十年又在哪里?至于当下这个瞬间,它也是转瞬即逝的,你还来不及喊出“现在”这个词,“现在”就已经成了过去。那么,究竟有没有时间这回事呢?

由于在外部世界中似乎找不到时间的客观根据,有些哲学家就试图在人的主观世界中发现时间的秘密。例如,康德认为,时间是人的感觉的先天形式,人把它投射到了外部世界中。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在外部物理世界中只有空间,没有时间,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物体在时间中的延续,只能看见物体在空间中的伸展;相反,在我们的内在心理世界中只有时间,没有空间,时间就是我们的意识状态的前后相续和彼此渗透。在每一个瞬间,我们都能够体验到记忆和想象、过去和未来的交织,从而体验到时间的真正延续。不过,这种时间是不能用人工规定的尺度来衡量的,譬如说,无论你怎样用心,你都不能通过内心体验来获知自己的年龄。

很显然,柏格森所说的时间与牛顿所说的时间完全是两码事。那么,究竟是存在着两种时间呢,还是其中一种为真,另一种为假,或者它们都只是虚构?迄今为止,关于时间已经有过许多不同的定义,例如:一、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体的一种动力量;三、时间是人类所制订的测量事物运动变化的尺度;四、时间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五、时间是人类固有的感觉形式;六、时间是一种内心体验。在这些定义中,你赞成哪一个?因果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必定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原因,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个道理好像是十分清楚的。可是,让我们来看看,从这个似乎清楚的道理会推出怎样荒谬的结论。

譬如说,有一个人出门,当他经过一幢房屋时,屋顶上掉下一块石头,把他砸死了。按照上面的道理,我就要问你:他为什么被砸死?你一定会分析说:因为当时刮起一阵大风,把石头吹下来了,而他刚好经过。当你这么分析时,你实际上提到了两件事作为他被砸死的原因,一是当时刮风吹落石头,二是他刚好经过。所以我要继续问你:一、为什么当时会刮风,并且把石头吹落?二、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经过那里?对前一个问题,你就会分析气流变化如何导致刮风,年久失修如何导致屋顶石头松动,等等;对后一个问题,你就会解释这个人为了什么事出门,为何走这条路线,等等。你的每一次回答都涉及更多的事件,因而我可以不断地问下去,以至于无穷。

照这样分析,这个人被砸死是必然的吗?有些哲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世上每件事情作为结果都必有其原因,当然往往不止一个原因,是这些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又是更早的一些原因的结果,如此组成了一张延伸到无穷远的因果关系的大网,在这张大网上,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必然的。

你也许会反驳说:不对,尽管这个人被砸死是有原因的,但有原因不等于必然。譬如说,他在刚出门时也许遇见了一个熟人,他和熟人聊了一会儿天,这才导致当石头落下时他刚好到达现场,所以被砸死了。如果他不遇见那个熟人,石头落下时他就已经越过现场,也就不会被砸死了。可见他被砸死是偶然的。

但是,按照上面的道理,我会说:那个熟人之所以在那个时候经过他家的门口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加上他这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他在出门时必定会遇见那个熟人,必定被耽搁了一会儿,必定被砸死。

难道这个可怜的家伙非被砸死不可吗?这好像太荒谬了。可是,在上述那些哲学家看来,这并无荒谬之处,我们之所以觉得荒谬是因为我们未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如果我们能够像上帝一样居高临下地看清楚世上从过去到未来的一切事情之间的全部因果关系,就会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了。但这是不可能的,而正因为不能弄清导致某些事情发生的全部原因,我们才误认为它们是偶然的。

在哲学史上,这种观点被称作机械决定论。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有些哲学家就试图划清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界限。他们承认,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但他们强调,原因和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确定的原因a未必导致确定的结果e,而只是规定了一组可能的结果e、f、g、h,其中e的实现也许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但究竟哪个结果实现终归是带有偶然性的。这个解释好像也不太能自圆其说。如果问他们:在这一组可能的结果中,为什么恰好是e这个结果而不是别的结果实现了呢?他们或许只能回答说没有原因,而这就等于承认有果未必有因,从而放弃了因果性原则,或者必须为此另找原因b,而这就等于说原因a+b必然导致结果e,从而仍把因果性和必然性等同起来了。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冬天的夜晚,大雪纷飞。白天,太阳出来了,晒在积雪上,雪融化了。问你:雪融化的原因是什么?

你一定回答:是因为太阳晒。

可是,你只能看到太阳晒和雪融化这样两个不同的事实,你没有看见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凭什么推断前一个事实是后一个事实的原因呢?

你也许会说:我们可以通过温度计测量出太阳晒导致了雪的温度升高,又测量出雪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的度数会融化,这就证明了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可是,你这样做只是插进了更多的无法感知的因果关系,你能看到太阳晒和温度计的水银柱升高、水银柱升高和雪融化,但你仍然不能看到其间的因果关系。哪怕你搬出显微镜,通过显微镜看到水分子在太阳照射下运动加剧,水分子之间的距离增加,以此来证明太阳晒与雪融化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也仍然可以反问你:你只是看到了太阳晒、水分子的运动、雪融化这三个事实,可是你看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呢?无论你运用多么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和实验,你看到的都只能是一个个事实以及它们之间同时或相继出现的关系,从这种关系永远不能推断出因果关系。

我在这里所说的正是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看法。他不但否认因果之间有必然联系,而且否认任何因果关系的存在。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我们的感官只能感知个别的事实,并不能感知事实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仅仅由于某些事实经常集合在一起先后或同时被我们感知,我们便推断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所谓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我们的习惯性联想,至于实际上是否存在,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第二,所谓因果关系是一事实必然导致另一事实的关系,可是,观察和实验总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多少次看到两个事实同时或相继出现,我们也不能据此断定它们永远如此。即使你天天早晨看到太阳升起,你也不能据此断定明天早晨太阳也一定升起。经验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未来,从经验中不能得出永远有效的必然判断。

不管休谟的看法是对是错,有几分道理,终究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之后的哲学家对因果关系往往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或者只把它看作或然关系,即一事实很可能(不是必然)导致另一事实,或者只把它看作我们用来整理经验材料的一种必要的思想方式。那么,在客观事物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呢?很可能存在,不过,如果你不满足于仅仅抱有这个信念,而是想从理论上证明它,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呢。也许你能,那就不妨试一试。自然有没有一个目的

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人的鼻孔为什么是朝下的?你大约会说:当然得朝下,如果朝上,下雨时雨水不就要灌进去了吗。好了,你的这个回答表达了一种哲学观点,它在哲学史上被称作目的论。

世界真奇妙,令人不由自主地惊叹大自然独具匠心,冥冥中是否有一种有目的的安排。你看,太阳给地球以适度的光和热,使百草茂盛,万物生长。植物有根吸收水分和养料,有叶接受阳光,有花繁殖后代。动物的器官各有各的用处。最奇妙的是人类的存在,造物主赋予我们以智慧的头脑和情感的心灵,仿佛就是为了让我们来思考和欣赏它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然而,对于同样的现象,完全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你既可以说鼻孔朝下是为了不让雨水灌进去,这是目的论的解释;也可以说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许曾经有过一些鼻孔朝上的生物,由于不适于生存而被淘汰了,这是因果论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一方面,如果自然的变化没有一个目的,它为什么要把不适于生存的物种淘汰,只留下适于生存的物种呢?可见它至少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促进生存。另一方面,如果自然真有一个目的,它为什么要创造出许多不适于生存的物种然后又把它们消灭,为什么要用洪水、地震、瘟疫等无情地毁灭掉它好不容易创造出的生命?可见所谓目的只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解释。

其实,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因果论的解释从现状出发向过去追溯,把过去的事件当作原因来解释现状。目的论的解释从过去出发向现状推演,把现状当作目的来解释过去的事件。这两种解释推至极端,便会殊途同归,同样导致宿命论。说世上一切事情都是由因果关系的铁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或者说它们是由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安排好的,我很难看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那么,还有没有别种解释呢?有的,那就是偶然论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种完全没有秩序的混乱,在这片混乱中,在一个相对而言极狭小的区域里,之所以会形成一个比较有秩序的世界,诞生了我们的星系、地球、地球上的生命以及人类,纯粹是偶然的。这就好比一则英国故事所形容的:有一群猴子围着一台打字机敲打键盘,打出了许多毫无意义的字母。可是有一回,它们打出的字母居然连缀成了一首莎士比亚的短诗。你能说它们是有意要打这首诗的吗?当然不能。你能找出它们打出这首诗的必然原因吗?肯定也不能。所以,除了用纯粹的偶然性来解释外,你别无选择。如果把自然理解为整个宇宙,情形正是如此。当然,这不排斥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即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比较有秩序的宇宙区域内,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因果性或目的性的表征。但是,你不要忘记,这种因果性和目的性的表征只有非常相对的意义,它们是从宇宙的大混沌中纯粹偶然地产生的,并且终将消失在这个大混沌之中。杞人是一位哲学家

河南有个杞县,两千多年前出了一个忧天者,以此而闻名中国。杞县人的这位祖先,不好好地过他的太平日子,偏要胡思乱想,竟然担忧天会塌下来,令他渺小的身躯无处寄存,为此而睡不着觉,吃不进饭。他的举止被当时某个秀才记录了下来,秀才熟读教科书,一眼便看出忧天违背常识,所以笔调不免带着嘲笑和优越感。靠秀才的记录,这个杞人从此作为庸人自扰的典型贻笑千古。听说直到今天,杞县人仍为自己有过这样一个可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一个笑柄,但凡有人提起,便觉几分尴尬。还听说曾有当权者锐意革新,把“杞人忧天”的成语改成了“杞人胜天”,号召县民们用与天奋斗的实际行动洗雪老祖宗留下的忧天之耻。

可是,在我看来,杞县人是不应该感到羞耻,反而应该感到光荣的。他们那位忧天的祖先哪里是什么庸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哲学家。试想,当所有的人都在心安理得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却把眼光超出了身边的日常生活,投向了天上,思考起了宇宙生灭的道理。诚然,按照常识,天是不会毁灭的。然而,常识就一定是真理么?哲学岂不就是要突破常识的范围,去探究常人所不敢想、未尝想的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就是从忧天开始的。在古希腊,忧天的杞人倒是不乏知己。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都认为天是会毁灭的。古希腊另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则根据陨石现象断言,天由石头构成,剧烈的旋转运动使这些石头聚在了一起,一旦运动停止,天就会塌下来。不管具体的解释多么牵强,关于天必将毁灭的推测却是得到了现代宇宙学理论的支持的。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天真的必将毁灭,那日子离杞人以及迄今为止的人类还无限遥远,所以忧天仍然是可笑而愚蠢的。说这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人应当务实,更多地关心眼前的事情。人生不满百,亿万年后天塌不塌下来,人类毁不毁灭,与你何干?但是,用务实的眼光看,天下就没有不可笑不愚蠢的哲学了,因为哲学本来就是务虚,而之所以要务虚,则是因为人有一颗灵魂,使他在务实之外还要玄思,在关心眼前的事情之外还要追问所谓终极的存在。当然,起码的务实还是要有的,即使哲学家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杞人因为忧天而“废寝食”倒是大可不必。

按照《列子》的记载,经过一位同情者的开导,杞人“舍然大喜”,不再忧天了。唉,咱们总是这样,哪里出了一个哲学家,就会有同情者去用常识开导他,把他拉扯回庸人的队伍里。中国之缺少哲学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吧。02 探究存在之谜探究存在之谜

如同一切“文化热”一样,所谓“昆德拉热”也是以误解为前提的。人们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误以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剧,于是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当作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文学英雄受到了欢迎或者警惕。

现在,随着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中译本的出版,我祝愿他能重获一位智者应得的宁静。

昆德拉最欣赏的现代作家是卡夫卡。当评论家们纷纷把卡夫卡小说解释为一种批评资本主义异化的政治寓言的时候,昆德拉却赞扬它们是“小说的彻底自主性的出色样板”,指出其意义恰恰在于它们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不介入”并非袖手旁观,“自主”并非中立。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们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层面上也是富于批判意义的。但是,他们始终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够超越政治的层面而达于哲学的层面。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说,在他的小说中,历史本身是被当作存在境况而给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义。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对于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种威慑作用,一个人哪怕他是笛卡儿,在身历其境时恐怕也难以怡然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面对血与火的事实,那种对于宇宙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切”未免显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位现代的笛卡儿,那么,无论他写小说还是研究哲学,他都终能摆脱政治的威慑作用,使得异乎寻常的政治阅历不是阻断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鲁迅曾经谈到一种情况: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种类似的情况:呼唤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来时也可能会沉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后,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断地问世,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

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这部巨著整个是在谈论“存在”,却始终不曾给“存在”下过一个定义。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我们只能约略推断,它是一个关涉人和世界的本质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谜。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和诗人都是“猜谜者”,致力于探究存在之谜。那么,小说的特点何在?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使命与哲学、诗并无二致,只是小说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能把哲学和诗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学和诗却无能包容小说。

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学和诗的确各有自己的尴尬。哲学的手段是概念和逻辑,但逻辑的绳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诗的手段是感觉和意象,但意象的碎片难以映显完整的存在。很久以来,哲学和诗试图通过联姻走出困境,结果好像并不理想,我们读到了许多美文和玄诗,也就是说,许多化装为哲学的诗和化装为诗的哲学。我不认为小说是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出路,然而,设计出一些基本情境或情境之组合,用它们来包容、联结、贯通哲学的体悟和诗的感觉,也许是值得一试的途径。

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例如,在《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中,托马斯大夫是对存在之轻的疑问,特丽莎是对灵与肉的疑问。事实上,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

关于“存在之轻”的译法和含义,批评界至今众说纷纭。其实,只要考虑到昆德拉使用的“存在”一词的海德格尔来源,许多无谓的争论即可避免。“存在之轻”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自己有一个说明:“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虚空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含义与“上帝死了”的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对托马斯来说,人生实质的空无尤其表现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上,使得一切真正的选择成为不可能,而他所爱上的特丽莎便是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另一方面,特丽莎之受灵与肉问题的困扰,又是和托马斯既爱她又同众多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一情形分不开的。两个主人公各自代表对存在的一个基本困惑,同时又构成诱发对方困惑的一个基本情境。在这样一种颇为巧妙的结构中,昆德拉把人物的性格和存在的思考同步推向了深入。

我终归相信,探究存在之谜还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的,不必是小说;用小说探究存在之谜还是可以有多种写法的,不必如昆德拉。但是,我同时也相信昆德拉的话:“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不但小说,一切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做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说的使命问题,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个危机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就是“存在的被遗忘”。

存在是如何被遗忘的?昆德拉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的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

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当我看到孩子们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电子游戏机,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乐道卡通片里的机器人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一个真正可怕的过程正在地球上悄悄进行。我也懂得了昆德拉说这话的沉痛:“明天当自然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谁会发现呢?……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为平静的了。”我知道他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整个心灵生活。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图自救、不复寻求生命意义的那一天到来的。

可悲的是,包括小说在内的现代文化也卷入了这个缩减的旋涡,甚至为之推波助澜。文化缩减成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不复孕育和创造,只求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小说家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在存在的某个未知领域里勘探,而是把眼睛盯着市场,揣摩和迎合大众心理,用广告手段提高知名度,热衷于挤进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的行列,和他们一起成为电视和小报上的新闻人物。如同昆德拉所说,小说不再是作品,而成了一种动作,一个没有未来的当下事件。他建议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改行,事实上他们已经改行了——他们如今是电视制片人、文化经纪人、大腕、款爷。

正是面对他称之为“媚俗”的时代精神,昆德拉举起了他的堂吉诃德之剑,要用小说来对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唤回对被遗忘的存在的记忆。

然而,当昆德拉谴责媚俗时,他主要还不是指那种制造大众文化消费品的通俗畅销作家,而是指诸如阿波利内尔、兰波、马雅可夫斯基、未来派、前卫派这样的响当当的现代派。这里我不想去探讨他对某个具体作家或流派的评价是否公正,只想对他抨击“那些形式上追求现代主义的作品的媚俗精神”表示一种快意的共鸣。当然,艺术形式上的严肃的试验是永远值得赞赏的,但是,看到一些艺术家怀着唯恐自己不现代的焦虑和力争最现代超现代的激情,不断好新骛奇,渴望制造轰动效应,我不由得断定,支配着他们的仍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那种哗众取宠精神。

现代主义原是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于真诚,即对虚妄信仰的厌恶和对信仰失落的悲痛。不知何时,现代主义也成了一种时髦,做现代派不再意味着超越于时代之上,而是意味着站在时代前列,领受的不是冷落,而是喝彩。于是,现代世界的无信仰状态不再使人感到悲凉,反倒被标榜为一种新的价值大放其光芒,而现代主义也就蜕变成了掩盖现代文明之空虚的花哨饰物。

所以,有必要区分两种现代主义:一种是向现代世界认同的时髦的现代主义,另一种是批判现代世界的“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昆德拉强调后一种现代主义的反激情性质,指出现代最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反激情的,并且提出一个公式:小说=反激情的诗。一般而言,艺术作品中激情外露终归是不成熟的表现,无论在艺术史上还是对于艺术家个人而言,浪漫主义均属于一个较为幼稚的阶段。尤其在现代,面对无信仰,一个人如何能怀有以信仰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着的矫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一个严肃的现代作家则敢于正视上帝死后重新勘探存在的艰难使命,他是现代主义的,因为他怀着价值失落的根本性困惑,他又是反现代的,因为他不肯在根本价值问题上随波逐流。那么,由于在价值问题上的认真态度,毋宁说“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蕴含着一种受挫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外露,默默推动着作家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继续探索存在的真理。

倘若一个作家清醒地知道世上并无绝对真理,同时他又不能抵御内心那种形而上的关切,他该如何向本不存在的绝对真理挺进呢?昆德拉用他的作品和文论告诉我们,小说的智慧是非独断的智慧,小说对存在的思考是疑问式的、假说式的。我们确实看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是一位调侃能手,他调侃一切神圣和非神圣的事物,调侃历史、政治、理想、爱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价值置于问题的领域。然而,在这种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却蕴藏着一种根本性的严肃,便是对于人类存在境况的始终一贯的关注。他自己不无理由地把这种写作风格称作“轻浮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的结合”。说到底,昆德拉是严肃的,一切伟大的现代作家是严肃的。倘无这种内在的严肃,轻浮也可流为媚俗。在当今文坛上,那种借调侃一切来取悦公众的表演不是正在走红吗?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

兽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兽活命而已,只有纯粹的生存。神充实自足,具备完满的存在。兽、人、神三界,唯有夹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才可能有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

无聊的前提是闲。当人类必须为生存苦斗的时候,想必也无聊不起来。我们在《诗经》或《荷马史诗》里几乎找不到无聊这种奢侈的情绪。要能闲得无聊,首先必须仓廪实,衣食足,不愁吃穿。吃穿有余,甚至可以惠及畜生,受人豢养的猫狗之类的宠物也会生出类似无聊的举态,但它们已经无权称作兽。

当然,物质的进步永无止境,仓廪再实,衣食再足,人类未必闲得下来。世上总有闲不住的阔人、忙人和勤人,另当别论。

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有了剩余精力,不释放出来是很难受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就很明白这难受劲,所以他劝人不妨赌博下棋,也比闲着什么事不做好。“难矣哉”,林语堂解为“真难为他们”“真亏他们做得出来”,颇传神,比别的注家高明。闲着什么事不做,是极难的,一般人无此功夫。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兴趣有雅俗宽窄之别,但大约人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麻将扑克是一种兴趣,琴棋诗画是一种兴趣,拥被夜读是一种兴趣,坐在桌前,点一支烟,沉思遐想,也是一种兴趣。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别无兴趣,一旦退休闲居,多有不久便弃世的,致命的因素正是无聊。治狱者很懂得无聊的厉害,所以对犯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单独监禁。苦役是精力的过度释放,单独监禁则是人为地堵塞释放精力的一切途径,除吃睡外不准做任何事。这种强制性的无聊,其痛苦远在苦役之上。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乎?面对电视机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涨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蹋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但是,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人到世上,无非活一场罢了,本无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维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后,这剩余精力投放的对象却付诸阙如。人必须自己设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问题了,就要活得有意思,为生命加一个意义。然而,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

对此大致有两类可能的答案。一类答案可以归结为:活着为了吃喝劳作——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类的吃喝劳作,为了吃喝得更奢侈,劳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这类答案虽然是多数人实际所奉行的,作为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等于说活着为了活着,不成其为答案。

如果一切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岂不和动物没有了区别?一旦死去,岂不一切都落了空?这是生存本身不能作为意义源泉的两个重要理由。一事物的意义须从高于它的事物那里求得,生命也是如此。另一类答案就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其实,神只是一个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例如,从巴门尼德到雅斯贝斯,都以“存在”为生命意义之源泉,可是他们除了示意“存在”的某种不可言传的超越性和完美性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往往乐于相信,生命是有高出生命本身的意义的,例如真善美之类的精神价值。然而,真善美又有什么意义?可以如此无穷追问下去,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终极根据,因为神并不存在。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把一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引回到地面上来,看作人类生存的工具。各派无神论哲学家归根到底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了我们试图逃避的同义反复:活着为了活着。

也许关键在于,这里作为目的的活,与动物并不相同。人要求有意义地活,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上述命题应当这样展开:活着为了寻求意义,而寻求意义又是为了觉得自己是在有意义地活着。即使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高于生存的目标,到头来是虚幻的,寻求本身就使我们感到生存是有意义的,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视创作为生命,不创作就活不下去。超出这一点去问海明威为何要写作,毕加索为何要画画,他们肯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同美丽的云景,把人类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极其壮观。然而,若要追究云景背后有什么,便只能堕入无底的虚空了。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可是,如果人真能够成为神,就不无聊了吗?我想象不出,上帝在完成他的创世工作之后,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圣经》对此闭口不谈,这倒不奇怪,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既不能像肉欲犹存的人类那样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壮心不已的人类那样不断进行新的精神探险,他实在没事可干了。他的绝对的完美便是他的绝对的空虚。人类的无聊尚可药治,上帝的无聊宁有息日?不,我不愿意成为神。虽然人生有许多缺憾,生而为人仍然是世上最幸运的事。人生最大的缺憾便是终有一死。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人生终究还是免不了无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存在就是被感知吗“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贝克莱提出的一个很有名的命题。为了弄清这个命题的意思,现在且假定这位哲学家还活着,让他来和我们进行一场对话。

贝克莱:此刻你面前有一只苹果,你看得见它,摸得着它。这只苹果存在吗?

答:存在。

贝克莱:你凭什么说它存在呢?

答:因为我明明看见了它,摸到了它。

贝克莱:这就是说,它被你感知到了。好,现在你闭上眼睛,把手插进衣服口袋里,看不见也摸不到这只苹果了。我再问你,它现在存在吗?

答:存在。

贝克莱:现在你并没有看见它,摸到它,凭什么还说它存在呢?

答:因为我刚才看见过它,摸到过它,我相信只要我睁开眼睛,伸出手,现在我仍然能看见它,摸到它。

贝克莱:这就是说,你之所以相信它仍然存在,是因为它刚才曾经被你感知到,这使你相信,只要你愿意,现在它仍然可以被你感知到。现在假定在离你很远的一个地方有一只苹果,你永远不会看见它,摸到它,它存在吗?

答:存在,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能看见它,摸到它。

贝克莱:如果那是一片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那只苹果是一只野生苹果,在它腐烂之前不会有任何人见到它呢?

答: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里有人,就一定能见到它。

贝克莱: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我们说某个东西存在,无非是说它被我们感知到。即使当我们设想存在着某个我们从未感知到的东西时,我们事实上也是在设想它以某种方式被我们感知到。我们无法把存在与被感知分离开来,离开被感知去设想存在。由此可见,存在和被感知是一回事,存在就是被感知。

谈话进行到这里,缺乏经验的读者也许被绕糊涂了,而有经验的读者很可能会提出一个反驳:尽管我们无法离开被感知设想存在,但这不能证明存在与被感知是一回事。一个东西首先必须存在着,然后才能被感知。例如,一只苹果的存在是因,它的被感知是果,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不过,针对这个反驳,贝克莱会追问你所说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当你谈论这只苹果的“存在”时,你的心灵中岂不出现了这只苹果的形状、颜色、香味等,所谓它的“存在”无非是指它的这些可被感知的性质在你的心灵中的呈现,因而也就是指它的被感知?那么,它的“存在”和它的被感知岂不是一回事,哪里有原因和结果的分别?贝克莱的是与非

现在我们触及“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个命题的真正含义了。贝克莱的思路是这样的:对我来说,一只苹果的存在无非是指我看到了它的颜色,闻到了它的香味,摸到了它的形状、冷暖、软硬,尝到了它的甜味,等等,去掉这些性质就不复有苹果的存在,而颜色、形状、香味、甜味、软硬等又无非都是我的感觉,离开我的感觉就不复有这些性质。所以,这只苹果的存在与它被我感知是一回事,它仅仅是存在于我的心灵中的一些感觉。当然,我可以设想一只我未曾看到的苹果的存在,但我也只能把它设想为我的这些感觉。在这些感觉之外断定还存在着某种不可被感知的苹果的“实体”,这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道理适用于我所面对的一切对象,包括我所看见的其他人。所以,譬如说,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只是我的心灵中的一些感觉而已,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无他们独立的存在……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喊起来:太荒谬了,难道你是你的感觉生出来的吗?是的,连贝克莱自己也觉得太荒谬了。为了避免如此荒谬的结论,他不得不假定,除了“我”的心灵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心灵,甚至还存在着上帝的心灵,一切存在物因为被无所不在的上帝的心灵所感知而保证了它们的存在。这种假定显然是非常勉强的,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值得思考的是贝克莱的前提:我们只能通过感觉感知事物的存在,因此,对我们来说,事物的存在是与它们被我们感知分不开的。从这个前提能否推出“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呢?这里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事物的存在是否等同于它的可被感知的性质的存在?在这些性质背后有没有一个不可被感知的“实体”,用更加哲学化的语言说,在现象背后有没有一个“自在之物”?第二,事物的可被感知的性质是否等同于“我”(主体)的感觉?在“我”的感觉之外有没有使“我”产生这些感觉的外界现象,用更加哲学化的语言说,在“主体”之外有没有“客体”,在“意识”之外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贝克莱主张第一个等同,否认现象背后有“自在之物”,这是今天大多数哲学家都可赞成的;但他进而主张第二个等同,否认现象在“我”之外的存在,这是今天大多数哲学家都不能赞成的。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庄周梦蝶的故事

睡着了会做梦,这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正常人都能分清梦和真实,不会把它们混淆起来。如果有谁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继续把自己当作蝴蝶,张开双臂整天在花丛草间做飞舞状,大家一定会认为他疯了。然而,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名叫庄周的中国哲学家,有一回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究竟是刚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呢,还是现在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

好像没有人因为庄周提出这个问题而把他看成一个疯子,相反,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哲学家和疯子大约都不同于正常人,但他们是以不同的特点区别于正常人的。疯子不能弄懂某些最基本的常识,例如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分清梦与真实,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哲学家完全明白常识的含义,但他们不像一般的正常人那样满足于此,而是要对人人都视为当然的常识追根究底,追问它们是否真有道理。

按照常识,不管我梦见了什么,梦只是梦,梦醒后我就回到了真实的生活中,这个真实的生活绝不是梦。可是,哲学家偏要问:你怎么知道前者是梦,后者不是梦呢?你究竟凭什么来区别梦和真实?

可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真不容易呢。你也许会说,你凭感觉就能分清哪是梦,哪是真实。譬如说,梦中的感觉是模糊的,醒后的感觉是清晰的;梦里的事情往往变幻不定,缺乏逻辑,现实中的事情则比较稳定,条理清楚;人做梦迟早会醒,而醒了却不能再醒;如此等等。然而,哲学家会追问你,你的感觉真的那么可靠吗?你有时候会做那样的梦,感觉相当清晰,梦境栩栩如生,以至于不知道是在做梦,还以为梦中的一切是真事。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醒着时所经历的整个生活不会也是这样性质的一个梦,只不过时间长久得多而已呢?事实上,在大多数梦里,你的确是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要到醒来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梦。那么,你之所以不知道你醒时的生活也是梦,是否仅仅因为你还没有从这个大梦中醒来呢?梦和醒之间真的有原则的区别吗?

这么看来,庄周提出的问题貌似荒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我们凭感官感知到的这个现象世界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着?庄周对此显然是怀疑的。在他看来,既然我们在梦中会把不存在的东西感觉为存在的,这就证明我们的感觉很不可靠,那么,我们在醒时所感觉到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世界的存在也很可能是一个错觉,一种像梦一样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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