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互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波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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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与互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试读：

从家庭代际支持角度来研究家庭养老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研究最薄弱的领域之一。

之所以是研究最多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它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家庭子女数的迅速减少，加之年轻人的大量外出，导致家庭养老“资源”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与此存在密切联系的传统家庭“孝亲敬老”观念的淡化，导致家庭代际关系变得更加松散。然而，在这种变化得不到充分社会补充性支持的情况下，养老困境将更加恶化，而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

之所以是研究最薄弱的领域，原因是研究者很难把握代际关系，以及影响代际关系的各种关系。因为代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复杂关系，而且具有交互关系的性质，而构建影响代际关系的其他关系与代际关系的联系则使问题更为复杂。然而，恰恰是由于学者们不易把握和处理这些复杂关系，抑或是规范调查所能提供的数据不支持这种复杂关系，导致人们的研究往往将复杂关系做简单化处理，甚至多数研究描述的是简单关系，如双变量或三变量之间关系；尽管从这些描述中可以得出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但其结果很多属于虚假关系，离真实关系仍然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很大的偏误。

为此，一项好的研究，首先需要澄清概念并厘清关系，然后是从理论上描述关系，再往后是使用模型来拟合关系，最后是对模型反映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解释。而本书的作者正是遵循这样一种原则和研究路径，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做了规范性的、系统性的研究。而正是这种规范性和系统性，才真正体现出了这项研究的特色、作用和意义。正像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中国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但缺乏“有效”的、对这一领域的知识有推进性作用的研究。

本研究的规范性表现在作者对研究中使用的几乎所有概念都做了明确且清晰的界定。学者与普通老百姓的不同，是学者使用具有明确且学术社群公认的专业术语在“讲话”，而不是用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的“大众”术语讲话。这方面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本研究的系统性体现在对复杂关系的把握上。尽管作者研究的是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父母家庭支持的影响，但在原因变量上作者区分了五类家庭关系，即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在结果变量上区分了经济支持、劳务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维度。这方面的描述主要体现在第四章第三节。在这样一种关系的设定下，在本项研究中，在控制了有关客观因素的基础上，作者分别研究了五种关系对三个维度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本书的后续章节主要描述的是这一系列关系。

本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前者发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后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原因的挖掘，从而导致其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回答“是什么”，并深入到“为什么”的层面。作者很好地解决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张皮”的问题，很自然地将两种研究方法巧妙地结合到一起，使其真正融为一体。

本研究不仅是系统和规范的，也是一种开创性的。其构建的理论框架、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思路，以及某些研究结论，为今后其他学者针对该领域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为未来的研究铺设了一段道路。尽管本项研究仍然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在家庭养老研究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乔晓春2015年9月3日第一章导论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一、研究背景

我国从2000年迈入人口老龄型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11年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老龄事业，2011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十二五”时期，随着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相交织，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需求将急剧增加。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重。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2050年前后，将达到4.8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届时世界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之一。老龄事业发展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老龄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利用当前社会平稳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时机，着力解决老龄工作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物质、精神、服务、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打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峰值高且发展不均衡，城乡之间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与水平上差异较大，在人口年龄结构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近年来，我国有大量青壮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这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却提高了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大约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可见，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中国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正在凸显。并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必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敏感。而如何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也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主任党俊武在2011年中国老年学学会等主办的“全国农村老龄问题高峰论坛”上指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少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平台期。在我国农村，“未富先老”的矛盾更为突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承受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和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综合人口老龄化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能力来看，我国农村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地区之一。中国老年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宝华说：“目前，留守老人已成为许多农村常住居民的主体。”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留守老人达4 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2]37%，其中65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达2 000万。二、研究意义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问题，并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代际关系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首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导致农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问题日益突出；其次，在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中，主观因素——代际关系，即代际双方相互的认同、价值观和情感因素作用日益重要，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最后，虽然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得以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孝道观念”呈现弱化的趋势，但基于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养老服务政策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滞后，以及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养老保障成本的日益增加严重阻碍了本国经济发展的事实，都会使得对于中国而言，家庭目前是、将来也仍然会是代际支持中不可替代的核心来源。1．家庭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核心

在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针对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政策和服务体系仍旧十分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仍然将家庭看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支持力，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晚年生活还是需要家庭的支持来予以保障。

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第八卷——老年人口的数据显示（见表1-1），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其主要生活来源中：劳动收入占29.1%；离退休金养老金占24.1%；最低生活保障金占3.9%；财产性收入占0.4%；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40.7%；其他占1.8%。由此可以看出，在全国层面，老年人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40.7%）和劳动收入（29.1%），二者之和将近70%。分城乡来看：城市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离退休金养老金（66.3%）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22.4%）；城镇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44.5%）和离退休金养老金（26.3%）；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47.7%）和劳动收入（41.2%）。从城乡的数据我们更能够看出，如果说在城市地区还有大部分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养老金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在农村地区，家庭成员的代际支持则是老年人生活保障的主要力量。表1-1　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生活来源（单位：%）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而得。

因而，虽然当前国家在政府层面已经日益意识到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但即使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忽视的。要想实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稳定和农村的和谐发展，有必要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多的关注，使家庭的力量和作用得以更好、更有效地发挥。2．农村家庭代际支持面临挑战

虽然目前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家庭成员的帮助和支持，但一些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因素，导致家庭成员对于老年人的支持作用和支持力会出现减弱的趋势。

第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农村地区[3]为1.44（即一个半小孩都不到）。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大部分家庭将面临子女数减少的情况，这一结果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人力资源数量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家庭内部老年人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力可能会大为减少。

第二，伴随着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致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留守老人家庭。第六次人口普查短表第五卷——家庭的数据表明（见表1-2）：2010年中国总的家庭户数是40 193万户，其中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有12 294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近三成左右，即中国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家庭，其中单身老人户1 824万户，占老年人家庭户的14.8%；一个老年人与未成年的亲属户有134万户，比例为1.1%；只有一对老夫妇的家庭有2 189万户，占17.8%；一对老夫妇与未成年的亲属户有182万户，占老年人家庭户数的1.5%。分城乡来看：老年人家庭户中，城市占25.3%，镇占17.6%，农村占57.1%，即全国有一半以上的老年家庭集中在农村地区。表1-2的数据还显示农村单身老年户的比例为56.4%，农村只有一对老夫妇的户数比例为51.6%，农村一个老年人与未成年的亲属户的比例为70.1%，农村一对老夫妇与未成年的亲属户的比例为67.6%。这一结果说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到城市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老年空巢家庭与老年人与未成年亲属组成的家庭（大部分是隔代的孙子女），导致这两类家庭在农村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这也意味着在老年人家庭内部子女与父辈之间居住的距离越来越远，必然导致代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减少，造成代际之间支持的可能性减少。表1-2　2010年中国老年人家庭户概况　（单位：万户）（续上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3．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日益重要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加速的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代际层次减少、代际关系简化成为代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过去的30多年，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新旧体制的交替、东西方文化的撞击、道德取向的多元化、知识和信息的“爆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思想观念的更新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一代社会化的环境，呈现出与他们父辈儿时的生活环境明显的不同（关颖，2010）。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越来越大，代际之间的同质性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年轻一代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与留守在农村的父辈们之间代际差异更是明显。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家庭伦理观和代际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家庭模式由“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代际之间互相独立、生活自由，同时又可以经常往来；二是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形成了所谓的“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主要是源于现代化进程和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促使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重心由长者下移到儿童身上；三是老年人代际经济关系的理性化，即老年人在自身收入消费中逐步走向理性化，以自身安度晚年为前提，最大可能地提升自身养老能力的经济筹码，以备今后之需（王树新、马金，2002）。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特别是在农村老年人家庭内，代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不同，造成中国传统的孝顺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有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流动的增加，“事亲”成了一件执行难度日益增大的事情。“孝”的内容和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立嗣”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无违”也随着父权家庭制度的瓦解而淡化了。“孝”内涵的变化以及老年人出于“责任伦理”对子女的宽容，大大缓解了传统的“孝”所规定的养老方面的要求给子女带来的压力（杨善华、贺常梅，2004）。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年轻一辈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意愿更加多元化，不确定的因素更多了，同时父辈对子代的代际支持意愿也可能趋于理性化。

因此，转型期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家庭代际支持，不仅受到家庭结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与整个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因而，这一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是中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等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一个事关农村地区稳定与有序和谐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综合性地予以关注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界定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农村地区产生的巨大影响具体到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这一互动行为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会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养老服务体系还十分落后和老年人自身经济收入还很低下的情况下，代际支持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家庭内部面对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应对的？第二，农村家庭中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即大部分的子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地区，会对代际间的相互支持产生何种影响？是有利于改善老年父母的生活境况还是会将其恶化？第三，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农村地区日益增多的隔代家庭如何影响代际支持？

本书旨在探索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转型期作为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基础，其内涵和所包含的层面是十分丰富的，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然而本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可能产生影响的层面，即人口老龄化、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内代际关系的变化（详见第二章）。

转型期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这一宏观背景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这一微观层面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且这一影响是多维度的，需要将宏观背景与微观变化紧密结合，这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另外，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在转型期也受到冲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多维度的特征也势必对代际支持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本研究重点关注和回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代际关系的现状和特征。本研究将代际关系分为五个维度，即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从总体上考察当前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在这五个维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2）代际支持的现状和特征。代际支持一般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首先，从这三方面入手考察当前农村地区代际支持的现状；其次，在此基础上考察代际支持的三个方面是子女给予父母更多还是父母给予子女更多，即代际支持总体上是从父母流向子女还是从子女流向父母。（3）分类别的代际关系状况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将代际关系的五个维度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分别进行考察，分析每一个维度的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力。（4）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共同影响。在研究结论部分，综合考察代际关系的五个维度对代际支持的影响，特别是在控制了客观因素之后，重点考察五个维度中哪一个维度的影响力更大，其作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五个维度之间是怎样产生相互作用的，从而实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的分析，试图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解读和阐释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梳理和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关系上的变化情况；其次，需要对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建立各自的指标予以测量，通过量化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探讨代际关系影响代际支持的具体作用机制。第三节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定量分析方法）和实地研究（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等问题。一、数据来源1．定量数据

本书的定量数据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2006年和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2006年和2010年CGSS以及笔者于2013年7月至8月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和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县三地的调查（数据说明详见第四章）。多样化的数据来源有助于多角度的观察，普查数据、CGSS数据和两次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有助于对总体概况做宏观的定量描述，且可以通过不同时间点上呈现出来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现象演变的路径和过程；笔者组织的三地调查虽然在代表性上会有所欠缺，但由于运用的是更有针对性的问卷设计，可以对宏观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实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概况分析与局部深入分析相结合。2．定性数据

本书使用的定性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和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县数个自然村庄的实地调研，通过实地研究中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式获得的定性资料。定量分析通常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就本研究而言具体指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与代际关系是否相关。若发现相关，则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特别是代际支持涉及两代人，那么从两代人不同的视角出发，其分别对这一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两代人成长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必然使二者的观点呈现出较大的区别，那么其作用机制也必定会有所不同。这一系列的问题，单纯依靠定量数据是难以充分和深入地加以回答的，必须要加入个案访谈的方法搜集资料，实现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实现定量数据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时，定性数据能够做到对“为什么”进行一定的解释和阐述。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该“怎么办”，即如何使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谐发展，以及如何制定有效和合理的政策，使农村家庭在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应对代际双方的相互支持问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定量分析对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性考察；二是对通过定性分析社会现象背后人的行为动机的意义进行理解和阐释。本研究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相互补充。二、分析方法1．文献研究

梳理有关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研究的资料、论文与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研读，分析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哪些成果和结论；在此基础上引出本研究的切入点和分析视角，建立本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提出想要检验的研究假设。2．定量的统计分析（1）描述性分析。

本书的描述性分析包括单变量分析和双变量分析。单变量分析主要是对相关调查数据的样本概况进行简单介绍，从整体上进行描述；双变量分析主要是对不同代际关系类别与代际支持之间的关系在方向上和强度上进行分析。描述性分析一般是数据分析的基础，其特点是对数据和分析结果能够进行直观的展示，但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第一，由于问卷调查搜集的资料是对总体进行抽样而获得的，并没有做到对符合要求的所有个案（在本研究中具体指所有满足条件的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因而在对结果进行推论时还要使用到推论统计的方法；第二，描述性分析之所以直观，是由于对数据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比较简单，只能考察单个变量或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涉及复杂的变量关系时，还必须运用到多元统计分析方法。（2）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模型的选择依赖问卷测量中变量的类型来确定，本书主要运用以下模型：

一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书的部分因变量是通过总加量表和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进行测量的，加总后的得分代表所对应变量的赋值。本研究将之看成连续性变量，呈近似的正态分布，用OLS回归模型。

二是二元Logistic模型：本书的部分因变量由于分析的需要，会转换为二分类变量进行分析，故需要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3．定性的内容分析

由于定量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在宏观层面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精确的测量和计算，希望得出普世意义上的结论，因而就难以在微观层面对事物进行深入和动态的解读与阐释。本研究在定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定性的分析方法来搜集和整理资料。具体而言，即通过个案访谈的方法，分别对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这两代人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访谈，从两代人的不同视角来深入了解各自对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不同看法，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内容分析法，对搜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通过定量分析，在总体上把握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现状与类型以及主观和客观的影响因素，然后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两代人的不同视角深入、细致地来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两代之间的差异。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安排

本书共分十章，其中第五到第九章为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通过分析中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引出本研究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即为什么要研究农村的家庭代际支持问题。主要是结合中国转型期的背景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从而将一个微观问题纳入到宏观背景之中。之后是简要介绍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阐明本研究主要是以代际关系为出发点来对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是详细说明本书的研究方法，即数据的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

第二章为宏观背景梳理。通过对中国农村家庭所处的宏观背景的分析，阐释当前中国社会在人口和家庭结构上的一些变化以及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产生的可能影响，为后续章节深入分析提供一个现实背景。

第三章是文献综述部分。重点梳理目前国内外对于代际支持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有关家庭代际支持理论的梳理；二是对家庭代际支持的测量与类型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三是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客观影响因素相关成果的梳理；四是对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观影响因素相关成果的梳理。在对已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思路与视角。

第四章是研究设计部分。本章首先详细介绍研究中所使用数据的概况，以及实地调查的实施过程和样本的总体情况。其次，对本书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以及阐述在问卷设计中对这些核心概念是以什么问题和形式进行测量的。再次，结合前面的文献梳理和现有的理论，构建本研究分析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框架。最后，从整体上描述当前农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现状，为后续章节的相关分析和模型分析提供基本信息。

第五章分析代际关系维度之一——情感性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本章主要探讨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和相处情况，及其对经济、劳务和情感代际支持的不同影响。

第六章分析代际关系维度之二——联系性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本章主要探讨父母与子女间电话、见面和相互沟通的情况，及其对经济、劳务和情感代际支持的不同影响。

第七章分析代际关系维度之三——一致性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通常认为社会处于急剧的变迁时期，代际之间的差异会变大，导致在家庭观念、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不一致会日益凸显。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时期，导致代际之间代差的出现，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代际支持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八章分析代际关系维度之四——规范性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本章主要想探讨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在赡养、抚养责任上的态度与倾向，及其对代际支持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部分层面回应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话题：孝道的衰落。通过本章的分析试图回答，当前的农村地区，孝道在本质上是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吗？还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孝道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已。

第九章分析代际关系维度之五——结构性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本章主要探讨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地理上的接近程度，及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第十章为结论与讨论部分。首先，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与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提出家庭代际支持仍然是当前农村地区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其次，总结本书中代际关系各维度对代际支持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代际关系各维度对代际支持行为产生作用的具体机制是怎样的；最后，指出本书研究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1]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9-23/3349429.shtml, 2011-09-23.

[2]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10-04/3368626.shtml, 2011-10-04.

[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pucha.htm.第二章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宏观背景

进入21世纪，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突出表现是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 090美元，超过了1 000美元。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充满机遇、面临风险的一个关键阶段。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发展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中国于2000年时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此后中国迈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二是在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发展的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随之产生的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大量的农村家庭中子代与老年父母居住分离；三是社会迅速发展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也在2000年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代际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

本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所处的转型期的宏观背景进行介绍和分析，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代际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十多年来特定国情的一部分，并且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代际支持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不断进步，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由1980年的66.3岁增长到[1]2010年的74.4岁；与此同时，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总和生育率[2]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10年的1.63。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进入21世纪之后呈现日益加快的趋势；且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挑战更多。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956年，联合国委托法国人口学家撰写并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其中以65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联合国进行人口统计时，便以65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将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划分为老年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的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而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将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为了便于与发达国家比较，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邬沧萍、姜向群，2011）。目前国际通用的是以60岁或65岁两个标准为界限，即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7%，则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

表2-1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00年达到6.96%，接近7%的水平，表明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在2000年以前，从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的老年人口比重始终在5%以下波动，1990年上升到5%以上的水平；200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并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达到8.92%。表2-1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资料来源：1953—2000年数据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201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图2-1更直观地显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情况。第一，从老年人口的比重来看：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幅1953—1964年间为-19.27%，1964—1982年间为37.92%，1982—1990年间为13.44%，1990—2000年间为24.96%，2000—2010年间为28.16%。可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除了在特殊年份（1964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2000年之后，即中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第二，从老年抚养比来看（老年抚养比为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值，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值），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趋势。老年抚养比反映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代际支持的理论状况，比值越高说明同等数量的劳动力人口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越多。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会受到劳动参与率、退休年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导致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但却可以反映出大体的轮廓，即在社会层面的代际支持上，年轻一辈的负担和压力越来越大。图2-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表2-2显示，中国在经历着快速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反而超过城市地区。另外，随着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持续增长（见表2-7），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增长的速度也远远快于城市地区：城市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6.67%上升到2010年的7.68%，上升幅度为15.14%；而农村地区则由2000年的7.5%上升到2010年的10.06%，上升幅度为34.13%。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政策实施远远滞后于城市地区，因而农村地区的家庭代际支持更加值得关注。表2-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　（单位：%）资料来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1．国内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预测

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主要指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会如何变化，这一趋势主要受未来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人口死亡水平相对较为稳定，因而未来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更主要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基于未来中国不同生育率水平进行了预测，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都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日益加快，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

总体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未来20—30年间会明显加快，到2040年左右会达到20%以上的水平，即每五个中国人当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见表2-3）。表2-3　不同学者对未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预测　（单位：%）资料来源：李建新．中国人口结构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6．2．联合国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预测

作为国际人口研究的权威机构，联合国人口开发署下属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趋势进行两年一次的预测，并发布数据在其网站提供查询。表2-4显示，根据2012年最新的调整数据，在总和生育率四种方案下，中国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在2015年左右变动趋势差别不大；但在2015年之后，四种预测方案下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差别突显：第一种方案总和生育率维持现有1.63%的水平不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2020年达到11.7%，2050年达到24.9%；第二种低方案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1.63%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到2025年的最低点1.22%后有一定的回升，这一方案下老年人口的比重由2020年的12.0%上升到2050年的27.4%；第三种中方案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的水平上缓慢回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由2020年的11.7%上升到2050年的23.9%；第四种高方案则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的水平上会较快回升且在2025年左右回升到2.22%的高于更替水平的位置，老年人口的比重在这一方案下由2020年的11.4%上升到2050年的21.0%。图2-2也显示，总体上来看，不论四种方案中的哪一种预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一个加速的特征，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其家庭代际支持所处的社会背景形势也会越来越严峻。表2-4　联合国关于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的趋势预测　（单位：%）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图2-2　联合国不同方案预测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的比较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第二节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

家庭代际支持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其发生在两代人之间，本质上是代际之间的互动行为，因而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必然会导致在家庭层面年轻一辈与其老年父母在代际支持行为上受到冲击，具体表现为：第一，代际间居住方式会由于年轻一辈的人口流动而发生变化，代际分离的状况日益增多；第二，年轻一辈流动到城市逐渐接受和吸收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父母一辈在价值观和家庭观等方面的差异会日益扩大，这两方面最终会对农村地区的家庭代际支持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详见本章第四节）。一、人口流动的现状1．流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从事非农业生产，导致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迅速增加，从1982年的65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到1%）增加到1995年的7 073万（约占全国人口的6%），2000年之后迈上1亿的大关，达到10 229万，2010年更是达到2.2亿左右（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16.53%）（详见图2-3）。图2-3　1982—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资料来源：段成荣等．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J]．人口研究，2013（2）．2．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逐渐增多

中国流动人口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同时，在类别上也发生了变化。表2-5显示：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中以省内流动为主，但跨省流动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由2000年的26.64%增加到2005年的32.43%以及2010年的35.69%。这一结果说明：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了更长距离的迁移，会导致流动人口与自己的流出地家庭联系更少，虽然可以通过汇款的方式提高其对家庭经济上的支持，但必然会对代际支持的整体水平和状况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跨省流动意味着城乡和地域的差异日益凸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流动人口在原居住地所习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观念层面的改变必然会对代际支持的行为层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表2-5　流动人口类别的变化　（单位：%）年份省内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合计200073.3626.64100200567.5732.43100201064.3135.69100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3．流动人口多是从农村流出

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直接影响就是大量的家庭在代际之间出现分离，其中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一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流动人口多数是从农村流出。表2-6显示，2000年全部流动人口中58.28%来自农村地区（其中来自“乡”的28.36%，来自“镇的村委会”的29.92%），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61.32%（其中来自“乡”的26.16%，来自“镇的村委会”的35.16%），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62.98%（其中来自“乡”的22.50%，来自“镇的村委会”的40.48%）。第二，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多进行的是跨省流动。表2-6数据显示，来自“乡”和“镇的居委会”的流动人口，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省内流动的比例分别为51.57%、50.49%和53.73%，而跨省流动的比例分别为77.82%、85.26%和81.57%，后者远远高于前者。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地区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更远，特别是这一群体中多数以青壮年群体为主，意味着他们与父辈在居住距离上较远，见面的次数减少，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的代际支持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表2-6　流动人口的户口登记地类型　（单位：%）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4．流动人口多是流入城市

流动人口的现居住地类型如表2-7所示。由表2-6可见，流动人口多数是从农村流出，但并不知道这一群体主要流向何处？是以“乡—城”流动还是以“乡—乡”流动的形式为主呢？表2-7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是以“乡—城”流动的形式为主。从总体上看，全部流动人口当中，60%左右的人口流入城市，且比例呈增长的趋势，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59.72%、65.23%和65.38%。分不同类别来看，省内流动人口同样是以流入城市为主，但其比例在波动中变化不大，甚至2010年比2005年还有所下降；跨省流动人口则是明显地向城市流动且比例保持稳步的增长，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比例分别为54.23%、64.75%和67.44%。表2-7　流动人口的现居住地类型　（单位：%）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得。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人口流动还是以从农村流入到城市为主，其中又以从农村流动到外省的城市地区为主要形式，即大量的流动人口会面临城乡和地域双重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代际支持行为层面的变动会变得日益复杂，需要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深入的考察。二、人口流动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将会与日俱增。在2005至2010年的5年时间里，流动人口增长近50%，年均增速达8.4%。国内研究流动人口的知名学者段成荣教授曾指出，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人口流动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而会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持续存在下去。段成荣教授根据城镇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对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认为流动人口规模在2030年前都将保持快速增长，峰值可能达到3.5亿人（段成荣等，2008）。第三节　家庭结构变迁

对于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家庭的变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直接影响到代际支持行为。在人口学领域里，对家庭变迁的考察通常从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两方面展开。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节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以及简要分析家庭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代际支持可能产生的影响。一、家庭规模小型化

2002—2011年中国家庭户规模变动情况如表2-8所示。由表2-8可见，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家庭户规模呈现的是缩小的趋势，从2002年的3.39人下降到2011年的3.02人。从家庭户人口数和家庭户户数上看，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表2-9的数据则通过地区类别的划分，使我们看到了变动中的一些差异。分地区类别来看，城市地区家庭户人数和家庭户户数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前者在2000年到2010年间增长了35.41%，后者在十年间增长了51.56%，因而城市地区的家庭户规模是缩减的；镇的家庭户规模变动与城市类似；农村地区家庭户数量的变化则刚好与城市地区相反，无论从家庭户人数还是从家庭户户数上都呈减少的趋势，但家庭户人数的减少（十年间减少15.5%）要远远快于家庭户户数的减少（十年间减少6.9%），因而农村家庭户规模也是缩减的。表2-8　2002—2011年中国家庭户规模变动情况年份家庭户人口数（万人）家庭户户数（万户）家庭户规模（人）2002123 79736 5093.392003124 23936 7553.382004123 62036 7623.362005165 70452 8653.132006116 84536 8183.172007116 42536 7263.172008115 55336 5133.162009114 50436 3953.152010123 99840 1933.092011108 89736 0453.0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 jsessionid=F43CE48210 CA5A5E04F9626E36638936?m=hgnd.注：2010年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其他年份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表2-9　分地区类别中国家庭户规模变动情况资料来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大量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入城市地区，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家庭户人数的增加并没有导致相应的家庭户户数的增加。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之中，户口还是在农村，即农村家庭户人数虽大量减少但家庭户户数并没有相应减少。这一特殊的矛盾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矛盾。钟水映（2000）把农民工视为居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混合阶层。从农村流出的流动人口，在形式上可能逐渐接受城市的生活习惯、吸收城市的价值观念，但由于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制度体系和生活圈，价值取向在本质上可能还无法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导致形式和内核变动的不一致，产生诸多矛盾的情绪体验，并进而对传统的代际支持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二、家庭结构核心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同时，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核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我国不同规模的家庭户类别如表2-10所见。由表2-10可见，从总体上看，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一人户和两人户所占的比例呈增长趋势，即独居家庭和夫妻家庭的比例在逐步增长，而三人及以上家庭户比例呈下降趋势；分城乡来看，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0年，一人户、两人户和三人户所占比例，都是城市高于镇高于农村，而四人及以上的家庭户则是农村高于镇高于城市。另外，三人及以下的家庭户占总体比例的一半以上，且在十年间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00年全国的比例是55.32%，城市、镇和农村分别是72.47%、62.5%和46.69%；2010年全国的比例是65.68%，城市、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是78.93%、66.29%和56.85%。表2-10　中国不同规模的家庭户类别　（单位：%）资料来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不同代际层次的家庭户类别如表2-11所示。由表2-11可见，从全国总体上看，一代户家庭所占比例迅速上升，从2000年的21.71%上升到2010年的34.08%，多代户家庭所占比例则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分城乡类别来看，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一代户家庭所占的比例上，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0年，都是城市地区高于镇高于农村地区，多代户家庭则差异不大。另外，一代户和两代户所构成的家庭户占据了总体的大部分比例：2000年全国总体比例是81.09%，城市、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是86.51%、84.88%和77.93%；2010年全国总体的比例是81.84%，城市、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是88.33%、83.29%和77.31%。表2-11　中国不同代际层次的家庭户类别　（单位：%）（续上表）资料来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综合表2-10和2-11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化趋势：家庭户人数和代际数量都趋于减少。以上变化趋势意味着：一是家庭户内子女和亲属数量日益减少；二是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日益减少。以上两方面的变化都必将导致家庭代际支持行为将面临新的形势，可能会出现和衍生出一些新的特征。第四节　代际关系的变化

代际关系作为社会学和人口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很早就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分重视家庭伦理和代际互助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代际关系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其研究意义更加凸显。本节不对“代际关系”本身的内涵和概念作深入探讨（详细讨论见第三章），而是在进入这个研究内容之前，简要介绍和交代一下与目前中国代际关系有关的几个宏观背景，为之后的分析提供一个引子。本节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简要说明这一议题：一是形式上的表现，即代际居住方式的变化；二是内核上的表现，即代际之间差异的显现和加深。一、居住方式的变化

现有研究中，关于居住方式及其变化的考察，主要是从老年父母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其与子女在居住形式上是如何变化的。这种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代际之间在共住与分居上的变化，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代际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变化。1．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

表2-12是从总体上展现的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纵向变化。从表格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三上升”。一是独居老人比例在经历了一个小幅降低之后于2011年大幅度上升，占总体的比例为20.7%，即五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独居老人。二是只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也大幅度上升，由1982年的12.5%上升到2011年的38.0%。这两方面的变化意味着老年空巢家庭日益增多，从1982年的22.8%增加到2011年的58.7%。三是隔代同住的比例也大幅度攀升，由1982年的2.3%上升到2011年的10.5%。这意味着由于老年父母照料孙辈的比例增加，家庭代际支持中劳务交换增多。第二，“两下降”。一是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下降，由1982年的27.6%下降到2011年的11.6%；二是三代同住的比例下降幅度更大，由1982年的47.2%下降到2011年的18.9%。这两方面的变化意味着，在家庭内部，老年人依靠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作为代际支持主要来源的模式已日益受到冲击。表2-12　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　（单位：%）资料来源：1982、1990年数据来源于：杜鹏．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的队列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3）；2000、2006年数据来源于：郭平．老年人居住安排[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106；2011年数据来源于：张丽萍.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J]．人口学刊，2012（6）．

由表2-12数据，我们发现，老年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在迅速下降，那么子女搬离父母独自居住之后，与父母之间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居住安排特征呢？表2-13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子女和父母之间都呈现出一种“分而不离”的状态，农村地区子女和父母的居住距离在“走路十分钟”及以下的比例为60.91%；城市地区的这一比例为38.93%。如果以“车程30分钟以内”为标准，则比例更高。另一方面，在“分而不离”的总特征下，城市地区的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要大于农村地区。表2-13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当前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同住的比例大为下降，但子女多数都在父母身边，实现了“分而不离”和“亲密有间”，在实现了代际双方享有独自生活的同时又可以做到代际间相互支持的最有效。表2-13　2011年子女与65岁及以上父母居住的距离　（单位：%）资料来源：张翼．中国老年人口的家庭居住、健康与照料安排[J]．江苏社会科学，2013（1）．2．不同类别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变化

除了从总体上考察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以外，不同类别的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不同城乡类别、不同婚姻状况和不同子女数量的老年人口居住方式的变化存在较大差异。

城乡老年人居住方式差异及变化如表2-14所示。由表2-14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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