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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曼·罗兰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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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试读：

经典引领成长，书香浸润人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知识，都能够从多种渠道获得。然而，当走进书店或者打开电脑，面对林林总总的书籍的时候，心中反而愈发不知所从。当你不知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就读读名著吧。

在过去，书籍是打开世界的大门；现如今，书籍是调和心灵的溶剂。不同于速读的快餐文学和看过就再也记不得的网络小说，名著的好处在于，它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之后，始终不曾消失，也不曾磨损的那块金子，静静地等着人们来捡拾，给带走它的人带来无穷的财富。

著名诗人歌德曾经这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是和一位伟人面对面。”文学名著是人类思想的摇篮。可以说，名著里面的每个字、每个词语，都凝聚着书写者的无限心血，他们留下的，绝不仅仅是文字本身，而是他们知识的总结、思想的精华、精神的遗留。阅读并体会名著中的价值和思想，可以说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书籍的力量是伟大的，很多人都曾说过，决定他们人生最终走向的是幼年时接触最早的一本书。由此可见，给孩子们看好书，尤其是在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开始成型之前看好书，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路，那么人们接触的第一本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条路要怎么走，要朝着哪个方向前进。

诚然，对于孩子来说，阅读名著不会如看影视剧和读快餐小说来得愉快，但那些愉快的东西只能让人暂时沉浸其中，而名著却同宇宙一般广袤恢弘，一旦步入其中，便能获益无穷。

好的作品，能给孩子以启迪。对于鸿蒙未开的少年来说，他们心中有着无数的问题：他们迫切想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解，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迫切需要知道人活着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答，但更多的人，最终也不曾得到过答案。

这些答案，或许在书中无法直接找到，但是孩子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总能受到一些启发，进而离心中的答案更近一步——因为这些疑问，很久以前的人们就已经问过，并且把他们心中的想法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给后人以启示。

孩子因阅读而成长，通过阅读这些名著，孩子们可以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能够知道自己在面对不同的境遇时，该以何种心态、何种方法去面对并解决。

如同航海需要灯塔指引光明一样，孩子们的人生，也需要书籍来指引方向。而名著，毫无疑问，能带领孩子走向前方。晓寒2015年2月

导读

贝多芬传

罗曼·罗兰1866年生于法国克拉姆西。思想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传记文学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进行文学创作。

20世纪初，罗兰为了让人们“呼吸英雄的气息”，同时也为给伟人们巨大的精神力量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分别是：《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合称《名人传》。

这本传记中的人物，一位是德国的音乐家，一位是意大利的雕塑家、画家和诗人，一位是俄国著名的作家。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但他们在人生的征途上，为了寻求真理和正义，为了创造诠释“真善美”的杰作，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坚信，只要灵魂坚毅果敢，不因为苦难而沉沦，就可以冲破束缚，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名人传》一经出版，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曼·罗兰并没有拘泥于描写艺术家们的生活琐事，也没有追溯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而是紧紧把握住三位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为了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罗曼·罗兰在著作中，称三位艺术家为“英雄”，他以丰沛的情感饱蘸笔墨，写出了他们和命运抗争的勇气，以及他们勇于担负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他为世人献上了一曲“英雄交响乐”。

在今天这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却无比贫弱的时代，《名人传》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呢？也许许多人读过它之后，内心会受到冲击，把它当作一面镜子，让它照出生活中的卑劣和渺小。就像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说的那样：“伟大的心灵就像崇山峻岭一样，风吹着它，云朵包围着它，人们在那里呼吸的时候，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空气，可以涤荡心灵的污秽。当乌云散去的时候，它将俯瞰着人类。这座崇高的山峰，矗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从远处，我们看见它险峻的侧影，在无限的天地中消失。普通人也许不能在高峰上生存，但是一年一度，人们应该去顶礼膜拜。因为在那里，可以转换心肺间的呼吸，感受血管中血液的流动。在那里，人们将更容易接近永恒。这样，再返回到生活之中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与日常战斗的勇气。”《名人传》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古今之立大事业者，不谓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三位名人身体力行，向世人讲述，成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罗曼·罗兰写作《名人传》是为了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让人们在呼吸英雄的气息之后，从现实的痛苦和磨难中找到心灵的支撑。每个读《名人传》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书中洋溢的热情。

读它吧！那富有感召力的语言，会让你热血沸腾。译者2015年1月贝多芬传

原序

生活是残酷的。对于不甘平庸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斗争，而且往往是在没有荣誉、没有幸福的情况下，孤独地展开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贫困、日常的烦恼、超负荷的劳动，让他们筋疲力尽。没有欢乐，没有希望，彼此隔离，连给患难兄弟施以援手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别人的存在，也不被别人知道。他们只能靠自己，即使最强大的人，有时也会被困难压倒，他们想要求助，也想要朋友。

为了援助这些呼救的人，我在他们周围集合了英雄一般的友人。所以这些名人传记并不是在诉说野心家的骄傲，而是为了救助那些善良而痛苦的心灵。而且，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受难者呢？那么，就把神圣的、可以解除痛苦的药膏，献给正在承受痛苦的人吧。在战斗中，我们不是孤独的，世界上黑暗的地方受到了闪耀着的火光的照耀。就在我们身旁，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和自由。即使它们不能将黑暗一扫而光，英雄们也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跟在他们身后走吧，跟着那些分散在各国、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吧，让我们打破时间的阻碍，让英雄们再生。

然而，这些被称为英雄的人，并不是那些靠着思想或者力量称霸的人，他们是一群依靠心灵获得伟大称谓的人。没有伟大的心灵、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行动者。成功和失败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在于活得伟大，而不是彰显伟大。

这些传记中的人几乎都长期承受着苦难。悲惨的命运要么把他们的精神放在贫苦的生活中洗练，要么让他们目睹自己的同胞受苦，他们的生活受到迫害，精神饱受折磨。他们因自身的精神而伟大，也因所承受的苦难而伟大。因此，不幸的人们，千万不要怨天尤人，最杰出的人们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勇气，作为自己的养料吧！如果感觉疲倦，就枕在他们的膝盖上休息一会儿吧！我们会得到他们的安慰。他们神圣的灵魂中，有纯净而强烈的爱，充满了让人激动的力量。我们甚至不必阅读他们的作品，倾听他们的声音，从他们的眼神里、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从来没有像处于苦难中时那样伟大、那样丰满、那样幸福。

在这些英雄中，我把首席的位置给了贝多芬。他坚强而纯洁，在患难中，他曾经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些受苦人的榜样。他曾经说：“但愿不幸的人，可以看到一个和他一样的不幸者，然后不顾一切、竭尽全力地成为一个无愧于心的人！”在以超人的毅力斗争了多年，克服了苦难，完成了他向往的“让可怜的人鼓起勇气”的事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在和朋友谈起救世主这个话题的时候，这样说道：“人啊，你应该自救！”

面对这句至理名言，我们应该有所感悟，以他为榜样，重新建立起对生命和人类的信仰！罗曼·罗兰1903年1月

莱茵河畔的天才

他的身材矮小结实，拥有一副运动员般的骨架。年轻而宽大的脸上，皮肤呈土红色，直到晚年，肤色才因为生病变黄。他的额角凸起，额头宽广无比。乌黑而浓密的头发，好像从来没用梳子梳理过，一直竖立着，仿佛传说中“美杜莎头上的乱蛇”。贝多芬的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火焰，让所有看到的人都为之震撼，但是很多人不能分辨其中微妙的差别：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狂野的光芒，大家总以为那光芒是黑色的，其实是灰蓝色的。

他常常用忧郁的眼神凝视天空，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好像狮子的样貌。他的嘴巴长得非常秀气，但是下唇比上唇向前突出。他的牙床结实得似乎可以咬破核桃。下巴的左边有一个深陷的小窝，让他的脸看起来有些古怪的不对称。一位英国钢琴家曾经说：“他的微笑很美，与人谈话的时候，也是一副可爱的、令人高兴的样子。然而，他的笑却不是愉快的，甚至可以说，那笑容很粗野、很难看。而且，笑容很短。”——这是一个不习惯欢笑的人。

他的表情一贯的忧郁，显示出“不能被治愈的哀伤”。他的神情常常变化，有时是在钢琴旁被人撞见的时候，有时是在有灵感的时候，有时甚至是在街上，让路人大为吃惊。他脸上的肌肉会忽然凸起，血管膨胀，狂野的眼神会变得更加可怕，嘴巴发抖，好像一个术士不小心招来了妖魔，却被妖魔控制了一样。这是莎士比亚式的样貌。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这是“李尔王”的面目。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父亲是一个酗酒、脾气暴躁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厨子的女儿，做过女仆，曾经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了之后，才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是艰苦的，他不像莫扎特那样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从一开始，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悲惨而残酷的斗争。父亲喜欢炫耀他的音乐天分，常常当着亲友的面夸耀自己的儿子是个音乐天才。

4岁时，贝多芬就被父亲逼迫整天练琴，有时父亲把他和一架钢琴或者是小提琴关在家里，他被繁重的练习折磨得痛苦不堪。父亲用这样的暴行来逼迫贝多芬，却没有令他厌恶音乐，这的确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然而，少年贝多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练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家里的生计。11岁时，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时，他做了大风琴手。1787年，他的母亲去世，“她是那么慈祥，那么值得爱戴，她是最好的朋友！哦！当我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字眼，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贝多芬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母亲死于肺病，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同样的病症，这常常令他感到痛苦。况且还有比肺病更残酷的忧郁症在折磨他，他在1816年时说：“不知道死神将至的人真是可怜虫！我15岁时就已经知道了。”年仅17岁，他就成了一家之主，要负担两个兄弟的教育问题。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父亲长期酗酒，不能供养家庭——人家恐怕他浪费钱，把养老金交给了他儿子。这些悲惨的遭遇，给贝多芬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他在波恩遇到了让他终生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勒宁比他小2岁，他教她音乐，并引领她走上了创作诗歌的道路。她是他的童年伙伴，也许在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温柔的情愫。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了贝多芬的知己。直到最后，他们都保持着君子之交，这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来往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彼此之间感情的交流格外动人，而心灵依旧如当年一样年轻。

虽然童年生活如此悲惨，但是贝多芬对故乡始终保留着一份温柔的回忆。他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生都住在维也纳的郊区，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莱茵河畔的故乡。那庄严的、充满父性的长河，被他称为“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仿佛一个被赋予了人性的巨大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从中间流过。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了，河岸绿荫密布、满地鲜花，享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人生最初的20年。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梦境——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气笼罩的白杨、茂密的矮树丛、细柳和果树，把根部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那些美丽的村庄、教堂、墓园，都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处的蓝色的山峰，在天空中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的古堡，显示出一副瘦削而古怪的轮廓。贝多芬的心中，对故乡保持着永久的忠诚，直到生命终了，他想要再回故乡一次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那么美，那样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之后，战火烧遍欧洲，也烧过了贝多芬的心头。波恩大学是新思潮的聚集地，1785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进入大学学习，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当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诗的开头是：“专制的铁链斩断了……幸福的民族！”这首诗广为流传，但是刊印数量不多，想要买到必须提前预约。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事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搬到了维也纳。1787年春，他曾经到维也纳进行过一次短期旅行，见到了莫扎特，但是莫扎特对他并没有太在意。他在1790年结识了海顿，海顿教过贝多芬一些功课。

这次来到维也纳时，莫扎特已经去世了。贝多芬继续跟着海顿学习，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海顿整日忙碌，只是教了贝多芬多声部音乐的初级知识。当贝多芬第一次演奏自己的三部三重奏作品时，海顿劝他放弃发表这些曲子。这引起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施泰因豪泽替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画，把他当时的面貌表现得相当准确。画作中的贝多芬显得很年轻，似乎比他当时的年纪看起来要年轻很多，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的样子，又显得有些紧张。他了解自己的意志，也相信自己的力量所在。

1796年，贝多芬在笔记本上写：“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但我的天才终究会赢得胜利……就在这一年，我一定要大显身手。”那时他刚刚崭露头角，首场钢琴演奏会于1795年3月30日在维也纳举行。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态度高傲，举止粗野，神情抑郁，带着非常浓重的口音。但是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中的慈悲之心，只有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才了解。当他成功时，他写信给韦格勒，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当我看见一个朋友生活困窘，如果我的钱财不能够帮助他，我只要坐在书桌前，片刻就可以解决他的困惑……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1801年左右，他给另外一位朋友写信说：“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任何匮乏。”随后他又说：“我的艺术应该让可怜人受益。”

病痛中的创作

然而痛苦已经在敲门。1796～1800年，耳聋开始对贝多芬施以酷刑。在1802年的遗嘱里，贝多芬说自己已经耳聋6年，因此可以算出在1796年，他就患了耳聋。从他的作品目录中可以看出，只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1号是1796年以前创作的。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鸣曲的作品第2号，是1796年3月发表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在耳聋之后写的。克洛兹·福雷斯托医生在文章中分析贝多芬1796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1799年演变成了严重的中耳炎，因为治疗不力，变成慢性的中耳炎，最终，他的耳聋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没有完全聋掉。

据说在贝多芬晚年，他会用一支小木杆，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另一端咬在牙齿中间，用来在作曲时听音。因为耳朵的疾患，他的内脏也承受着剧烈的痛楚。他的听力越来越衰弱，连续好几年，他瞒着家人，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说。他不和别人见面，避免疾病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个秘密，直到1801年，他决定不再沉默。

他绝望地写信将这个消息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他在信中对阿门达牧师说：“我亲爱的、善良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啊。我身体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已经大大衰退了。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我已经显现出许多迹象。我瞒着你们，但是它却越来越严重……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但是希望非常渺茫……”

他写信给韦格勒说：“我过着悲惨的生活。两年之中，我躲避一切交际，不跟别人说话，因为我聋了。要是我从事别的行业，也许还可以。但是，在我这个行当里，这个可怕的遭遇会让我的敌人们怎么说……我愿意向我的命运挑战，只要有可能……”

他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反映在了他的一部分作品中。比如作品第13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1号奏鸣曲中的广板。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忧郁的情绪，他还创作了很多欢快的乐曲，比如《七重奏》《第一交响曲》等，都表现了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心灵是需要快乐的，在愁苦的日子里，它会自己寻找并创造快乐。

若现实太残酷，心灵便在过去的生活中寻找快乐。过去美好的岁月，是不会一下子就消失殆尽的。当贝多芬在维也纳独自生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埋藏在对故乡的回忆里。那时他的思想中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之中以变奏曲的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关于莱茵地区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部赞颂莱茵的作品，是年轻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

苦恼的爱情

在承受肉体上的苦痛的同时，贝多芬还在另外一种情绪中煎熬。心中的清教徒情结使他十分厌恶粗野的谈吐和思想。对于爱情，他抱着圣洁、纯粹的理念。据说，他不能理解莫扎特，认为莫扎特侮辱了自己的天分，去写了《唐·璜》，唐·璜是西方传说中有名的花花公子。这样的信念注定了他生来就会受爱情的欺骗，成为爱情的牺牲品。事实的确如此。他不断地爱，如痴如醉，不断地梦想幸福，然后立刻幻灭，最后留下的都是悲苦的煎熬。

1801年，他将他热烈的爱情给了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作品第27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就是为她而作的。一般传说中关于《月光奏鸣曲》的故事是毫无根据的。贝多芬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的生活很甜美，和别人的交往也多了一些……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一个可爱的姑娘。她爱我，我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幸运。”然而，为了这段爱情，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让贝多芬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残疾，境况艰难，让他无法娶所爱的人为妻。其次，朱丽埃塔很幼稚，也非常自私，这让贝多芬非常苦恼。

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帮助自己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的心灵已经因为疾病变得虚弱，狂乱的情绪更把他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他在遗嘱中对于这段感情有感而发：“把美德传递给你们的孩子。让人幸福的是美德，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苦闷的时候，抚慰我的是道德，而我没有自杀，除了艺术，还有道德在拯救我。”

在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的信中，贝多芬这样写：“假如不是我知道，一个人在有能力行善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我自己处决的。”这时，他对自己疾病的痊愈已经不抱希望了，他说：“连一向支持我的卓越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已经太久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一个临终之人的悲哀诉求，可是贝多芬还是继续活了25年。他的毅力不允许他遇到磨难就屈服。在寄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的体力和智力正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它才刚刚开始。我看见曾经无法企及的目标每天都在向我逼近……哦，如果我摆脱了疾病，我会拥抱世界！不，我不能只是忍受，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不能让我完全屈服！……哦，能活上千百次，真是美丽啊！”

爱情、痛苦和不屈的意志，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情绪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哀，都反映在1802年的大作品里——包括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26号）、被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27号之二）、作品第31号之二的奏鸣曲等。

幸福的荣光

在贝多芬的一些作品中，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中表现得很明显，而献给亚历山大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有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激昂旋律，令人想起战争年代。那时，大革命来到维也纳，贝多芬也受到了感染，他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于是连续写下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和《第五交响曲》（1805～1808年）。俾斯麦听过《热情奏鸣曲》之后说：“如果我经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会枯竭。”

有段时间，贝多芬突然中止了《第五交响曲》的创作，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此时，幸福出现在他的面前。1806年5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1796～1799年，贝多芬在维也纳结识了布伦瑞克一家。特雷泽早就爱上了他，从贝多芬开始到维也纳居住，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成为朋友的时候起。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

1806年，他们在匈牙利的一位朋友家里做客，那时他们才开始真正相爱。这些幸福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些追忆记述中。在这些记述中，她这样写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用过晚餐之后，贝多芬坐在月光下的钢琴前。他先放平了手指在钢琴上抚弄着键盘，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这是他开场的习惯。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而庄严的神气，奏起了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首曲子。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曲子……母亲和教士都已经睡下，哥哥严肃地凝视着他，我的心已经被他的乐声和目光浸透，感到了生命的丰满……”“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人物在我的心中，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何处，他总是和我同在。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的。在这之前，我就像个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拾石子，从来看不见路边美丽的鲜花……’1806年5月，征求了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婚了。”

在这一年，贝多芬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洁的花，蕴藏着他一生之中幸福平静的日子。贝多芬渐渐学会了爱与妥协，这使他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他竭力把自己的天才心性和对待一般人的态度进行调和，待人接物时彬彬有礼，对于讨厌的人也愿意忍耐。他的穿着变得讲究，而且他巧妙地向大家隐瞒了耳聋的状况。人们说他的身体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

贝多芬想要博得大家的欢心，而且他也做到了。他就像是恋爱中的狮子：将尖利的爪子藏了起来。但是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与温柔的曲调之下，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那可怕的力量、任性的脾气和突发的愤怒。

这样的平静并不持久，虽然美好的爱情对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810年。靠着这种影响，贝多芬获得了主导自己的力量，他的天才结出了完满的果实，他创造出了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夏日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献给特雷泽的《热情奏鸣曲》。

在一封写给“不朽的爱人”的没有日期的信件中，贝多芬所表现出的爱情的炽热，不亚于《热情奏鸣曲》。他写道：“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的心里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管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想到你星期日读不到我的信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是比那要强烈得多。啊！天哪！咫尺，天涯……我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我只能和你生活在一起，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没有人能再占据我的心，永远！哦，上帝，为何人们在相爱的时候要分离呢？我现在所过的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让我同时变成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爱我吧，不要误解我的心，它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然而这对爱人终究还是没有在一起，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幸福？也许是因为没有财产，也许是因为地位不同，也许贝多芬不愿意答应对方要求的长时间的等待，要他为这段感情保守秘密，让他感到了屈辱。也许是贝多芬暴烈、多疑和愤世嫉俗的性情让爱他的人感到难受，而他自己也因此感到绝望。这段婚约毁掉了。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忘记这份爱情。直到生命的最后，特雷泽依然爱着贝多芬。

1816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我的心同第一次见到她时跳得一样剧烈。”这一年，他谱写了《献给遥远的爱人》。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神人造物，心中的爱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这里，并不在我身边。”特雷泽曾经把自己的肖像赠给贝多芬，并在上面题字：“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这幅肖像至今还被保存在波恩的贝多芬故居中。

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曾经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痛哭不已。他高声地自言自语：“你是这样的美丽，这样的伟大，像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再进来时，发现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全然没有可怕的气色。”贝多芬回答：“因为我的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中。他自己也说：“可怜的贝多芬，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属于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世界里，你才能找到朋友。”他在笔记里写道：“屈服，深深地向命运屈服。你不能为自己存活，只能为别人存在。为你，只有在你的艺术里才能获得幸福！哦，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自己！”

孤独与辉煌

爱情把贝多芬遗弃了，他又重新变得孤独，但是他的光辉年代已经来到了，显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威力。他完全地放纵自己的暴烈与粗犷，不再顾忌世俗的看法和他人的意见。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和敷衍的？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力量，他要好好利用力量带来的快乐，甚至是滥用。

他开始不修边幅，举止更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畅所欲言，即使是对最权威的人也是如此。他在1812年7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除了仁慈之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歌德的女友贝蒂娜·布伦塔诺见过贝多芬之后说：“没有一个皇帝对自己的力量有他这样强烈的意识。”贝蒂娜极其崇拜贝多芬，对他的音乐也非常了解。她被他的魅力完全震慑住了，写信给歌德说：“当初我看见他时，整个世界都在我眼前消失了。贝多芬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哦，歌德！”

歌德一直在想办法结识贝多芬。1812年，他们终于在波西米亚的一个叫特普利兹的地方见面了，结果他们却聊得并不是很投机。贝多芬佩服歌德的天才，他给贝蒂娜写信说：“歌德的诗让我幸福。”贝多芬幼年受到的教育虽然不完全，但是他的文学品味一直很高。他喜欢歌德，并且认为可以超越歌德的只有荷马、普鲁塔克、莎士比亚三人。他爱柏拉图，梦想着世界上可以建立起一个柏拉图式的共和国。

尽管如此，他的桀骜不驯和过于暴烈的性格，还是不能和歌德的性格相容。曾经有一次他们在一起散步时，贝多芬因为骄傲，把当时正担任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的歌德教训了一顿，这让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贝多芬在写给贝蒂娜的信中说：“君主和公卿可以造就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以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就伟大的人物，不能造就超越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君主和贵族应当意识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路上遇见了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就看见了他们。歌德挣脱了我的手，站在大路旁边，我对他说了很多话，但是他不愿意再朝前走一步。于是我整理了一下帽子，扣上外衣的纽扣，背着手，朝那些人冲撞过去。亲王和大臣们站在那里，太子鲁道夫对我脱帽致意。皇后先对我打招呼——这些人没有几个不认识我。我看着这队人马从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深深地弯着腰，将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一点儿都没有客气……”

歌德也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不幸的是贝多芬是个倔强至极的人，他认为世界是可憎的，他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和他人从此对他友善。我们应该原谅他，并为他感到惋惜。因为他是个聋子。”歌德一生中没有做过什么反对贝多芬的事情，但是也没有拥护过他。对于贝多芬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都保持着绝对的缄默。

1812年，贝多芬创造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富有节奏的打击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也许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是最自在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最是“尽兴”，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情绪，出其不意的对比，让人感到错愕和惊骇。1819年，歌德的朋友写信给他，谈起贝多芬时说道：“大家说他疯了。”而在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

贝多芬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了人类精神至高无上的狂热。”

至于《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是不是真的在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人们不得而知。不过贝多芬在笔记内至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这首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能让人感觉到他肆无忌惮的举止和谈吐，他在音乐中表现出的坦然和自由的力量是那么丰满。他只是为了快乐，无目的地浪费他超凡的力量。《第八交响曲》中所表现出的力量虽然没有这样夸张和奇特，但是交融着悲剧与滑稽以及大力士般的刚强和孩子一样的任性。

1814年，是贝多芬好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大家将他视作欧洲的骄傲。他在庆祝活动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他也放任这些王公贵族的追捧。

1813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讨伐法国，也就是欧洲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受到战争的鼓动，贝多芬创作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他写了一支战士的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君主们的聚会上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1815年，他为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写了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作品为他增添了声誉和名望。

一幅木刻画生动逼真地表现了这一时期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面貌——他那狮子一样的脸上，牙床紧咬着，上面满是愤怒与苦恼的皱纹，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他的意志，那是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贝多芬说：“可惜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就会打败它。”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里，他写信给朋友弗朗索瓦说：“我的王国在天空中。”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另外一个朋友说：“我不和你谈论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因为在我看来，思想的国家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中建立起的第一个王国。”

遭受冷遇

荣耀的日子之后，继而迎来的就是最黑暗的时期。维也纳一直对贝多芬没有太多好感。像他这样高傲而自我的天才，在这个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得不到人心的。他不放过每个可以逃离维也纳的机会，甚至想要离开奥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的宫廷里去。热罗姆王愿意送贝多芬一笔钱，外加一笔旅行津贴，唯一的条件是让贝多芬给他做定期的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

贝多芬决定动身了，然而维也纳的音乐资源丰富，有很多鉴赏家深知贝多芬的伟大，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丧失这个天才。1809年，维也纳的三个富有的贵族，包括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支付给贝多芬年薪，只要他愿意留在维也纳。他们说：“在一个人没有经济上的顾虑的时候，才能够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才能创造崇高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决定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物质保障，除去一切妨碍他的天才发展的阻碍。”

然而不幸的是结果和诺言并不一致，这笔津贴并没有被完全支付给贝多芬，甚至后来还完全停止了。1814年之后，维也纳的风气也在转变。社会大众把目光从艺术转移到了政治方面，音乐的风气被意大利破坏了，大家都开始听罗西尼，贝多芬被视作迂腐的象征。当时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迪》轰动了整个德国。

1814年，贝多芬举行了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离散的离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亲王死于1816年。1815年，贝多芬和童年的好朋友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这一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也死了。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时说：“卡尔对生命那么执着，而我却愿意就此舍弃生命。”这时的贝多芬是那么孤独，只有玛丽亚·冯·埃尔德迪和他保持着友谊。但是玛丽亚和他一样患有不治之症。1816年，玛丽亚的独子去世，贝多芬经常送给她自己的作品，聊表慰藉之情。他在1816年的笔记上写道：“我没有朋友，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时，他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除了耳聋之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816年10月，重伤风开始折磨他。1817年夏天，医生说他患上了肺病。从此，他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肺病。1820年，他又患上了关节炎。之后的几年也是疾病不断，有时是结膜炎，有时是黄热病。从1815年的秋天开始，他只能用笔和人们交谈。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年起他的音乐风格也有了改变，从作品第101号的奏鸣曲中就能够感受得到。

关于1822年《费德里奥》预奏会的情况，辛德勒曾经做过这样一段惨痛的描述：“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然而他没有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行进延缓了，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演奏的时候，台上的歌手还在自顾自地向前。结果，所有的节奏都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只能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谈几句之后，大家又重新开始。当同样的紊乱再次发生时，大家不得不又开始休息。在贝多芬的指挥下，排演无法进行下去，但是怎么才能让他明白呢？没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忍心对他说：‘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人群骚乱，贝多芬也开始不安，他东张西望，想要从人们的脸上察觉到什么，但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气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交给我，示意我写。我写道：‘请求你别再继续了，回去我再告诉你原因。’他一下子跳下指挥台，对我嚷：‘快走！’然后一口气跑回家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脸，这样一直到了晚饭时间。吃饭时，他一言不发，还是保持着痛苦的神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离开的时候，他挽留我，表示不愿意自己待在家里。之后，他又要求我陪着他去看治疗耳朵的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交往中，没有一天可以和这一天他受到的伤害相比，他至死也不曾忘记这可怕的遭遇。”

两年之后，也就是1824年5月7日，贝多芬指挥《合唱交响曲》，即《第九交响曲》时，他完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没有觉察，直到一个女歌手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观众的时候，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观众已经起立，正挥舞帽子向他致敬，为他鼓掌。

他开始把自己隐遁在内心中，将自己和其他的人都隔绝了。他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已经成为了他的庇护所。1815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贝多芬一样热爱花草树木、云彩和自然……他爱护动物，并且怜悯它们。贝多芬自己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爱田野……我爱一棵树胜过爱一个人……”在维也纳的时候，他每天沿着城墙绕圈子，在乡间独自散步，从黎明到黑夜，不戴帽子，沐浴在阳光和风雨中。他这样写道：“哦，全能的上帝！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坡上，一片宁静，一片供人无限享受的宁静。”

虽然贝多芬的精神骚乱可以在自然中获得一些慰藉，但他的居所却让他永远感到不舒服。在维也纳的35年之中，他搬了30次家。他被来自金钱的烦恼折磨得疲惫不堪。1818年，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然而我还要摆出日常生活并不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写：“作品第106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下写的，用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他不能经常出门，因为靴子已经破洞了。他欠出版商的钱，而他的作品又卖不出价钱来。《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7个预约者，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贝多芬写信给当时的法国音乐院长凯鲁比尼求救，此人在当时的音乐界非常有势力，但是他却没有理会贝多芬。他那些美妙的奏鸣曲，每一部的创作都至少需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卖出的价钱却非常低。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127、130、132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是用血泪写成的，可结果他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被日常的生活煎熬着的同时，还要为侄子的诉讼案花钱。贝多芬的弟弟卡尔在1815年死于肺病，留下了一个儿子。为了争取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需要花上大笔诉讼费，这对于他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贝多芬心里满是对侄儿的爱护，不知道有残酷的痛苦正等待着他。命运仿佛是一番“好意”，特意给他不断增加苦难，好让他的天才不至于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人品低下的弟媳争夺侄子卡尔的抚养权，他在笔记里写：“哦，我的上帝，我的围墙，我的防护，我唯一的庇护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让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内心的煎熬只有你能看见。上帝呀，请您听到祈祷，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所造之物中最不幸的可怜虫。”“哦，神啊！救救我吧！你看，我被全人类抛弃了，因为我不愿意向不义妥协。请接受我的祈求，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卡尔生活在一起！”然而，被他疼爱的侄子显然并不配得到伯父的信任。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书信中，充满了痛苦的、愤懑的情绪，就像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一样，但是更天真，更动人：“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劣的、无情义的报答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之后，都会恨你的……如果联系我们的约束让你不堪承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来执行。我把你交给最圣明的神灵，我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者面前……”“像你这样被娇惯坏的孩子，学习一下真诚和朴实绝对无害。你对我做出的那些虚伪的行为，让我心里太痛苦，难以忘记……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远远离开你，远离我可怜的兄弟和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虽然这样严厉地谴责了侄子，但是贝多芬马上又宽恕了他：“我亲爱的儿子！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到我怀抱里来吧，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话……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一同友善地商量，我以荣誉担保，绝无责备你的言辞。责备是无意义的……”

对于这个并不缺少天赋的侄儿，贝多芬想要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道路。然而，在为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后，又不得不答应让他去经商。但是卡尔经常出入赌场，欠了不少债。

这是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的更怪。伯父的伟大精神对侄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让他更恼怒，让他叛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加堕落。”这种可怕的话语，活脱脱显出了他浪子的本性。不仅如此，卡尔还曾经用枪自杀过，不过没有死。但是这件事情使贝多芬精神崩溃，他说：“如果卡尔死了，那么我也要死的。”几个月之后，贝多芬一病不起。卡尔自始至终都在让他的伯父受苦，对于伯父的死，他并不是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在贝多芬临终的时候，卡尔并没有在他身边。几年之前，贝多芬曾写信给侄子：“上帝从来没有遗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但是，替他阖上眼睛的，却不是被他称为“儿子”的人。

讴歌生命和欢乐

尽管生活如此悲苦，贝多芬依然热爱讴歌欢乐，这是他人生的主题。从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念头。他一生都在歌唱欢乐，想要把讴歌欢乐作为他某一部大作品的结局，以颂歌的形式，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生都在斟酌。即使是《第九交响曲》，也没能令他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者是第十一交响乐曲中去。《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不是今天大家听到的《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局。

1823年7月，贝多芬想用器乐来结束欢乐颂歌，这一段结束曲，又被他用在了作品第123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证实，即使在演奏过后（1824年5月），贝多芬仍然没有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首交响乐之内引进合唱，技术上存在极大的困难。从贝多芬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做过很多实验，想通过别的方式，并在这个作品中的别的段落里引进合唱。在柔版的第二主题的草稿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可以在这里很适当地开始。”但是他不能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见过人声。”所以，他把加入合唱的时间尽量延后，甚至先把主题交给乐器来演奏，不但终局的吟诵是这样，连“欢乐”的主题也是这样。

这些延缓和犹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始终在承受忧患的困扰和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但是年复一年，他不断推迟，因为他总是被卷在热情和伤感的旋涡中。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算完成了心愿，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刚出现的时候，乐队的演奏会忽然终止，出其不意地陷入静默，这使随之而来的歌唱带着一种神秘的神灵的气质。这个主题的确是在描述一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被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它溜进大病初愈的人的心中，第一下的抚慰又是那么温柔，就像贝多芬的一个朋友那样，忍不住因为“看到他温柔的眼睛而流泪”。当主题过渡到人声上，先由低音表现，声音中带着一种严肃的、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与痛苦的战斗。

之后就是进行曲的节奏，像浩浩荡荡的军队一样，男高音热烈急促地高歌，在这些沸腾的章节内，好像有贝多芬的呼吸，和他受到感应而发出的呼喊的节奏，他在田野间奔跑，谱写他的音乐，受着如痴如狂的激情鼓动，如同大雷雨中的李尔王。在战斗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意境，之后又是神圣的宴会，是爱的兴奋。整个人向天张开手臂，大声呼喊扑向“欢乐”，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伟人的巨作终于战胜了人类的庸俗，连维也纳的浮躁之风也为之震撼。贝多芬感到忧郁颓丧，想要迁居伦敦，到那里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就像1809年一样，包括亲王在内的几十位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写信给他：“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指《D调弥撒曲》），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着您的情操，渗透着您心灵中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部作品。我们也知道您伟大的交响乐的皇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这几年的沉默，让关注您的人心生凄凉。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的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的艺术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人，竟然默默无言……只有在您的身上，才有整个民族期待的新生命、新光荣，不顾当下的风气建立起来的真和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让我们的愿望不久之后就实现……但愿依靠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会加倍繁荣！”

贝多芬被这封信感动，决定留下来。1824年5月7日，他在维也纳举行了《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的热情，简直如同一场暴动，在贝多芬出场的时候，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出场，也只是习惯用三次鼓掌礼。音乐会引起的骚动让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很多人哭了起来，贝多芬在快要终场的时候，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了辛德勒家。他就和衣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晨。

可是，这样的热情并没有为贝多芬带来任何收益，音乐从来没给他挣到过什么钱。他的物质依然匮乏，生活依然贫困，他贫病交加，孤独无依，但是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痛苦。

1824年秋天，他很担心自己会在一场暴病中送命。他的胃病很厉害，他吐血、流鼻血，于是他写信给自己的侄子说：“我衰弱到了极点，长眠不醒的日子就快要来了。”在这之后的几年，《第九交响曲》先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等地区演出，贝多芬感慨：“牺牲，把人生的一切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贝多芬已经实现了终身向往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但是在充斥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能够长期停留吗？尽管他还会不时地陷入往日的痛苦中，尽管最后的几部四重奏充满了异样的阴影，但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已经在贝多芬的心里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艺术之神还不愿让死神把我带走，因为我还欠它太多东西！在出发去天国之前，我必须把神灵启示我的、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写了几个音符。”

贝多芬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典大师的清明恬淡之境，他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他的笔记中写道：“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成功离开这里，你就能重新登上艺术的高峰……”1826年，施皮勒医生看到他时，说他的气色变好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碰面的时候，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个颓废的诗人说：“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体力和意志该有多好啊。”时代环境艰苦，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苦恼地说：“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如果一个人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应该去北美洲。”但是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

诗人库夫纳写信给贝多芬说：“文字被束缚了，幸运的是声音还自由。”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贝多芬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经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人们创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驱散他们的懦弱。米勒医生在1827年说：“贝多芬面对政府、警察、贵族时，永远会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

贝多芬说：“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会，什么也不曾忘记……50年内，共和国将会遍布世界。”1819年，他被警察当局起诉了几次，但是他毫无顾忌，大胆地抨击政府的腐败。他斥责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烦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察权利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霸占国家的最高职位，享受特权……贝多芬晚年的政治倾向，正反映了1814～1830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

死亡降临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都是崭新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虽然他的生活环境依然恶劣。他用音乐的快乐战胜了所有的痛苦，他不相信死亡。

尽管如此，死亡还是来了。1826年11月，他终于因为劳累而病倒在了维也纳。他的肺部和消化器官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他的医生说：“有件事情让他愤慨，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导致了疾病的爆发。他打着寒战，浑身发抖，因为内脏的疼痛而全身痉挛。”

朋友都在远处，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但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竟然忘记了这件事情，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延误了治疗。3个月中，他努力和病魔搏斗着。1827年1月3日，他写下遗嘱，把侄儿立为正式继承人。他想念莱茵河畔的友人，便写信给韦格勒：“我多希望和你谈谈，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糕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之外，我什么都不能做。”

如果不是几个仗义的英国朋友伸出援手，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难以摆脱贫穷。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有耐心。有个歌唱家说他最后一次见到病中的贝多芬时，觉得他内心宁静，慈祥和蔼。1827年2月17日，贝多芬躺在病床上，经过三次手术之后，等待着第四次手术。这期间，他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着：‘一切灾难都能带来几分善。’”这个善，是解脱，就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了”。

1827年3月26日，在大风雨中，在一声响雷中，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布罗伊宁这样写着：“感谢上帝！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期的悲惨的苦难。”之后，他的手稿、书籍和家具被全部拍卖，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也被拍卖，一起被拍卖的还有一本谈话笔记，只是价格较低。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赞颂他艺术成就的伟大，他不是第一个音乐家，但却是近代艺术家中拥有最英勇的力量的那个。对于一样受苦奋斗的人来说，他是最好的、最伟大的朋友。当我们对世界的苦难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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