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in）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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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不同：走进孤独症的世界(增订版)试读：
本书赞誉
一个真正的奇迹是如何让你知道它来了？……很难想象，即使奥[1]立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也能像葛兰汀本人在这本令人兴奋的书中所做的那样，产生出如此罕见、完全离经叛道的感觉。摘自《新闻日报》 （Newsday）
坦普尔·葛兰汀为我们开启了孤独症主观体验的一扇窗户，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人类大脑应对世界挑战的方式，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思想。摘自《华盛顿时报》 （The Washington Times）
来自火星的人类学家坦普尔·葛兰汀带我们踏上了一段穿越她内心世界的旅程，并以精妙的科学细节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张近距离观察其视觉思维的照片。约翰·拉蒂（John Ratey）《分心不是我的错》 （Driven to Distraction）一书的合著者
坦普尔·葛兰汀给世人留下了充满慈悲之心的宝贵遗产，这是一段充满勇气、决心，且极富价值的旅程。坦普尔·葛兰汀在社会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世界因此将会更美好。亚历克斯·帕切科（Alex Pacheco）美国善待动物协会（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主席《天生不同》是一本美妙的书。葛兰汀描绘了一幅关于她的生活、思想，以及她善待动物的美丽、奇特和迷人的画面。摘自《世界时装之苑》 （ELLE）
坦普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拥有仿生记忆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在该领域的权威性无人企及，因为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了解得那么多!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在特殊需求领域的家长们和专业人士都渴望读到它，普通读者也会对孤独症、其倾向性和强大的优势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安娜贝尔·斯泰利（Annabel Stehli）《奇迹之声》 （The Sound of a Miracle）一书的作者
即使奥立弗·萨克斯所撰写的关于孤独症的优秀作品也无法与出自孤独症患者坦普尔的作品相提并论，因为孤独症是一种内部神经的紊乱……本书并不是葛兰汀的自传，而是把更贴近她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即把她自己思想的图解展现给读者。摘自《声音文学增刊》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注释[1]享有盛誉的脑神经学家、畅销书作家。——译者注
推荐序
奥立弗·萨克斯1986年，一本非同寻常的、史无前例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不可思议的书出版了，这就是坦普尔·葛兰汀所著的《浮出水面：贴上孤独症标签》 （Emergence: Labeled Autistic） 。说它史无前例，因为此前从未有过关于孤独症的“内部叙述” ；说它不可思议，因为40年或更久以来，医学界的信条一直认为孤独症患者没有“内心世界” ，没有内在生活，如果有的话，他们将永远被剥夺接触和表达的权利。坦普尔·葛兰汀的声音异乎寻常，因为它极其直接而清晰，来自一个以前从未有过声音、从未被赋予真实存在的地方——她不仅为自己发声，而且为我们中间成千上万的其他通常极具天赋的孤独症成年人发声。她让我们有一种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启示，也许有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以几乎无法想象的不同方式构建他们的世界，体验他们的生活。
对大多数人来说， “孤独症”这个词仍然传达着一种固定而可怕的含义——他们想象一个缄默的孩子、摇摆着、尖叫着、难以接近，与人隔绝。我们几乎总是谈论孤独症儿童，从不谈论成年孤独症患者，就好像这些孩子从未长大，或不知何故神秘地从地球上消失，离开了社会。或者我们会想到一个自闭的“学者” ，一个有着奇怪的行为举止和刻板印象的怪人，尽管与正常生活隔绝，但有着不可思议的计算能力、记忆力、绘画能力——就像电影《雨人》 （Rain Man）中描绘的“学者”一样。这些画面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们没有表明孤独症的各种形式（尽管他们的思考和感知方式完全不同于“正常” ） 。尽管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也可能拥有充满阅历、成就感、特别的洞察力和勇气的生活。
汉斯·阿斯佩格（Hans Asperger）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44年描述了这些高功能孤独症，只不过阿斯佩格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实际上被忽略了40年。然后，在1986年，坦普尔出版了令人吃惊的《浮出水面：贴上孤独症标签》一书。如果她的书能够作为一个案例，对医学和科学界产生尖锐而有益的影响，让人们能更加深入和广泛地了解什么是孤独症，那么作为一份人类发展史上的文档，该书也极具吸引力。
从坦普尔出版第一本书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10年间，她追求一种奇怪、孤独、固执和专注的生活。她身兼二职，既是动物行为学教授，又是畜牧业设备设计师。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孤独症。她还借助图片和文字的力量，努力理解或至少明白这个奇怪的物种——作为常人的我们，以及定义她在这样一个没有孤独症的世界里的自我价值和角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重温坦普尔小时候的生活：她无法抹去的强烈的嗅觉、听觉和触觉；她会怎样尖叫，怎样摇摆，无休止地与他人隔绝；或者突然发脾气，四处乱扔粪便；或者几个小时把注意力（以不可思议的专注力，完全与世隔绝）集中在几颗沙粒或手指的螺纹上。我们感受到了她可怕的童年充满了混乱和恐惧，隐约感觉到她可能要被送到社会收容机构，并被终生禁闭。我们似乎从她那里体会到咿呀学语的经历，感觉到语感是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她可以控制自己，与他人接触，与世界交往。我们和她一起重温她的学生时代——她完全不能理解或被其他孩子理解；她强烈地渴望交往，但又害怕交往；她奇怪的白日梦—— 一个神奇的机器，可以与她交往，给予她渴望的“拥抱” ；而在某种程度上她可以完全控制这一机器：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老师，她能够在所有这些奇怪的病理现象背后，认识到这个奇怪的学生不寻常的潜力，并引领她走上探索科学的道路。
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我们也可以分享葛兰汀对于牛的非凡的热情和理解。她如此着迷，促成了她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的研究牛的心理和行为的专家。她同时又是牲畜屠宰设备和装置的发明者，以及人道对待动物的热情支持者［ （她最初为这本书起的名字是《牛的视角》（A Cow’s Eye View） ］ 。我们大致了解到——这或许是最无法想象的——她对别人的思想感到困惑，她无法破译他们的表情和意图，可是她又决心科学和系统地研究他们，研究我们，研究我们的怪异的行为，仿佛（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一位“火星上的人类学家” 。
我们能感觉到这一切，尽管（或者部分是因为）坦普尔的写作朴实无华，令人感动，尽管她缺乏对谦虚和不谦虚的认知，尽管她无法逃避，也没有任何技巧。
将本书与《浮出水面：贴上孤独症标签》相比较是很有趣的。其间的10年，是葛兰汀日益被行业认可和成就颇丰的10年——她旅行、咨询、讲座不断，她的设备如今在全球的牲畜管理和畜栏中使用——她在孤独症研究领域里的权威地位在不断提升（她的一半讲座和出版物专注于此） 。起初，写作对她来说并不容易，不是因为她缺乏语言能力，而是因为她缺乏对他人思想的想象，缺乏对听众与她不同这一事实的想象，且她的听众对她自己头脑中的经历、联想和背景信息并不知情。书中有一些奇怪的非连续的情节（比如，一些人物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加入叙述中） ，随意提及读者不知道的事件，以及突然间话题发生了令人困惑的变化。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孤独症患者缺乏“心智理论”——对他人心智或其他心智状态的任何直接感知或想法——而这正是他们困难的核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坦普尔现在已经50多岁了，在其作品出版后的10年里，她已能真正体会他人和他人的思想、情感和特质。如今，这一点已呈现在本书中，并赋予它一种温暖和色彩，而这在她早期的书中是很少见的。
的确，当我在1993年8月第一次见到坦普尔时，我发现她一开始非常“正常” （或者说非常善于模仿正常） ，以至于我很难意识到她患有孤独症。但在一起度过的一个周末，这一切都以无数种方式发生了。当我们去散步，她承认她从来没能“读懂” 《罗密欧与朱丽叶》 （ “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 ，她被各种复杂的人类情感难住了（其中有一名男子，一个想恶意破坏其工作的同事： “我不得不学会起疑心，我不得不学习认知……我看不出他脸上嫉妒的表情。 ” ） 。
她反复提到《星际迷航》 （Star Trek）中的机器人达塔，以及她如何将他视为一个“纯逻辑的存在”——但她又如何像他一样渴望成为人类。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坦普尔有了很多人应有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幽默感，她甚至会耍一些小手段，这在孤独症患者身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她想给我看她设计的一家工厂时，她让我戴上安全帽，穿上工作服（ “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个检查卫生的工程师!” ） ，并兴高采烈地偷偷帮我通过安检。
我被她与牛的融洽关系、她对牛的深刻理解所打动（当她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她那快乐、充满爱意的表情） ，但这也是她在许多社交场合陷入的巨大尴尬。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也被她似乎无法感受到一些最简单的情感所触动。 “山很美， ”她说， “但它们没有给我一种特别的感觉，那种你似乎很享受的感觉……你看着小溪，看着花儿，我知道你从中得到了多大的快乐，我却不能。 ”
在我离开之前，我们驱车前往机场，我被一种突如其来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深度所震撼，我曾以为孤独症患者不会具备这些特质。坦普尔正开着车，突然她支吾了一下，哭着说： “我不想让我的思想随着我死去。我想做点什么……我想做点什么……我想知道我的生活有意义……我谈论的是我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 ”
因此，在我与坦普尔相处的短短（但很充实的）几天里，我领悟到，尽管她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是如此平淡和压抑，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她的生活很健康、有深度并反映了人类深切的奋斗精神。
现年47岁的坦普尔从未停止思考和探索自己的本性，她觉得自己的本性是典型的具象化和视觉化的（这有巨大的优势，也有可能伴随而来的是其弱点） 。她觉得“形象思维”让她和牛有了一种特殊的融洽关系。她的思维方式，尽管在更高的层次上，与牛的思维方式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用牛的眼睛看世界。因此，尽管坦普尔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比作一台电脑，但她把自己、她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归结为生物原因和器官原因。她大胆地将“感觉和孤独症” “情感和孤独症” “关系和孤独症” “天才和孤独症”及“宗教和孤独症”等章节和“与动物的联系” “理解动物的思想”等章节并列在一起。也许这看上去很奇怪——但对于坦普尔来说，很明显， 从动物到精神世界，从牛科动物到超验主义者的体验，存在一个连续体。
她觉得，形象思维代表了一种感知、感觉、思考和存在的模式，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的” ，但不是“病态的” 。
坦普尔并没有把孤独症浪漫化，也没有轻描淡写地说，她的孤独症已经把她从社会的漩涡、快乐、回报、友谊中切断了多少，而这些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可能定义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她对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以及孤独症是如何自相矛盾地促成这一结果的，有着一种强烈而积极的感觉。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她以这样一句话结束： “如果我能打响指意味着我不是自闭的，那我可不愿意，因为那样我就不是自己了。孤独症是我的一部分。 ”如果说坦普尔与我们大多数人截然不同，那么她的人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人性。《天生不同》最终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研究，从中我们看到了最具天赋的孤独症患者“是谁” ，而非“是什么” 。这是一本深刻感人、引人入胜的书，因为它在我们的世界和她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
致谢
自本书首次出版至今已有10年的光景，其间我们对孤独症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对阿斯佩格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在美国很少使用，现在已经很普遍了。那时，我们对药物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可用的科学文献也较少。我们也了解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孤独症思考者——并不是所有的孤独症患者都是视觉思考者。为了尽可能保持本书的时效性和实用性，我在本增订版中增添了孤独症的最新研究成果、诊断标准、治疗标准和治疗方法，并且在每一章之后都附上了最近更新的文字。原文没有修改，更新的部分清楚地标记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迪德拉·恩赖特（Diedra Enwright）为我打印手稿，感谢罗莎莉·威纳德（Rosalie Winard）为我拍照。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贝茜·勒纳（Betsy Lerner） ，她耐心地帮助我整理思绪。对于一位视觉思考者而言，图片就是思想，完成排序和组织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也非常感谢奥利弗·萨克斯博士的大力支持。为了本书能付梓出版，我的代理人帕特·布雷宁（Pat Breinin）和双日出版社编辑助理布兰登·萨尔茨（Brandon Saltz）也付出不少心血。最后，我要感谢马克·迪辛（Mark Deesing） 、玛丽·坦纳（Mary Tanner）和朱莉·斯特拉瑟斯（Julie Struthers）在我查找文献时给予的帮助。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她的爱、奉献和洞察力让我取得了成功。第1章 用图片思考：孤独症与视觉思维
我借助图片思考，文字对我来说就像第二语言。我把口头和书面的文字转化成彩色影像，配有声音，就像在我脑子里放电影一样。当有人跟我说话时，他的话会立刻被转化成图片。基于语言的思考者对这一现象是难以理解的，但在我作为畜牧业设备设计师的工作中，视觉思维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视觉思维使我能够在想象中构建整个系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设计过各种各样的设备，从牧场上关押牲畜的畜栏到兽医检查和屠宰过程中控制牛和肉猪的设施。我为许多大型畜牧公司工作过。事实上，美国三分之一的牛和肉猪都是用我设计的设备屠宰的。我的一些同事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系统是由一名孤独症患者设计的。我非常看重我的视觉思维能力，我永远不想失去它。
孤独症最深奥的谜团之一是，大多数孤独症患者在视觉空间技能方面表现出色，而在语言技能方面却表现得很差。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借助图片思考的，我并不知道我的思维过程是与众不同的。事实上，直到最近我才完全意识到这些差异。在会议和工作中，我开始问别人一些关于他们是如何从记忆中获取信息的详细问题。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了解到我的想象能力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
我确信，我的视觉能力帮助我理解了与我一起工作的动物。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用相机帮助我观察动物们通过溜槽接受兽医治疗时的过程。我会跪下来，在与奶牛眼睛齐平的高度通过溜槽拍照。通过这些照片，我能够知道哪些东西让牛害怕，比如阴影和刺眼的亮点。当时我用黑白胶片，因为20年前科学家们认为牛缺乏颜色视觉。如今，研究表明，牛可以看到颜色，但这些照片提供了通过牛的视角看世界的独特优势。它们帮我弄明白为什么动物们不愿意从一个溜槽走进去，而是愿意从另一个溜槽走进去。
我所解决的每一个设计问题都是从我的视觉能力开始的。我从小就开始设计东西，那时我一直在试验新型风筝和模型飞机。上小学时，我用一架坏了的松木飞机做了一架直升飞机。当我给螺旋桨上发条时，[1]直升飞机笔直地飞了大约100英尺。我还做了鸟形的纸风筝，系在自行车后面放。风筝是从一张很重的画纸上剪下来的，用线放飞。我尝试了不同的弯曲机翼的方法来提高飞行性能。把翅膀尖向上弯曲，能使风筝飞得更高。30年后，同样的设计开始出现在商用飞机上。
现在，在我的工作中，在我尝试建造任何设施之前，我都会在想象中试运行设备。我想象我的设计被用于各种可能的情况，不同大小和品种的牲畜和不同的天气条件。这样做可以使我在动工之前纠正错误。今天，每个人都对新的虚拟现实计算机系统感到兴奋，在这个系统中，用户戴上特殊的护目镜，完全沉浸在视频游戏的动作中。对我来说，这些系统就像粗糙的卡通片。我的想象力运行起来，就像电影《侏罗纪公园》 （Jurassic Park）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恐龙的计算机图形程序。当我在想象中进行设备模拟或处理工程问题时，就像在脑海中看录像带一样。我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它，把自己放在设备上方或下方，同时旋转它。我不需要那种可以生成三维设计模拟的花哨的图形程序，我可以在头脑中做得更好更快。
通过把我想象中的视频库中图像的许多小碎片拼接在一起，我一直在创造新的图像。我对每一件我用过的物品都有视频记忆——钢门、栅栏、门闩、混凝土墙，等等。为了创造新的设计，我从记忆中检索一些片段，并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新的整体。我的设计能力不断提高，因为我添加了更多的视觉图像到我的视频图书馆里。我把实际经验中的视频图像或文字信息的翻译添加到图片中。我可以想象挤压溜槽、卡车装载坡道和所有不同类型的牲畜设备的操作。我和牛打交道和操作设备的次数越多，我的视觉记忆就越强。
在我早期的一个牲畜设计项目中，即为亚利桑那州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红河饲料场（Red River Feed Yard）创建一个浸泡缸和牲畜屠宰设施，我首次使用我的视频库。浸泡缸是一个又长又窄的七英尺深的游泳池，牛在里面排成一列行进。缸里盛满了杀虫剂，用来清除动物身上的蜱虫、虱子和其他外部寄生虫。1978年，当时的浸泡缸设计非常差。动物们常常惊慌失措，因为它们被迫从一个陡峭光滑的混凝土斜坡滑入大桶。它们会拒绝跳进缸里，有时它们会向后翻，淹死在缸里。设计滑梯的工程师从来没有想过牛为什么会如此害怕。
我到达饲养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放进”牛的脑袋里，透过它们的眼睛往外看。因为牛的眼睛长在头的两侧，所以它们的视角非常广，就像带着广角摄像机穿过设施一样。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一直在研究牛是如何看世界的，我观察过成千上万的牛在亚利桑那州各地不同的设施中行进，我非常清楚它们为何如此恐惧。那些牛一定觉得自己是被迫从飞机上跳下来的，因为飞机是为了逃生滑入大海的。
牛被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突然移动的人和物体吓到了。我曾见过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设施中饲养的牛，很容易穿过一个设施，而另一个设施却让牛畏缩不前。这两个设施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朝向。牛拒绝穿过太阳投下的刺眼阴影的溜槽。在我做这个观察之前，饲料工业领域里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某台兽医设施比另一台运作得更好。这是一个观察小细节的问题，它决定了成败。对我来说，浸泡缸的问题更加明显。
为了设计一个更好的系统，我的第一步就是收集已出版的所有关于浸泡缸的信息。在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我总是先看看什么被认为是最先进的，这样我就不会浪费时间重蹈覆辙。于是我开始阅读畜牧业的相关出版物，它们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信息，而我的视频记忆库里也满是糟糕的设计方案。从其他类型设备的经验中，比如卡车卸载坡道，我了解到牛群愿意在装有防滑木条的坡道上行走。滑动会让它们惊慌失措，然后后退。这项设计的挑战在于，要设计一个入口，鼓励牛自愿走进去，跳进水里，水的深度足以完全淹没它们，这样所有的虫子，包括那些聚集在它们耳朵里的虫子，都将被消灭。
我开始在我的想象中运行三维视觉模拟。我尝试了不同的入口设计，让牛在我的想象中走过。最终的设计融合了三张图片：亚利桑那州尤马市的一个浸泡缸的记忆，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个便携式浸缸，以及亚利桑那州托尔森市斯威夫特肉类包装厂的一台控制设施上的入口坡道。新的浸泡缸入口坡道是我在那里看到的坡道的修改版本。我的设计包含了三个以前从未使用过的功能：一个不会吓到动物的入口，一个改进的化学过滤系统，以及运用动物行为原理，防止牛离开浸泡缸时变得过于兴奋。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金属坡道改造成混凝土坡道。最终的设计是一个向下倾斜25度的混凝土坡道。混凝土上的深槽可以让牛站得更稳。坡道似乎是逐渐延伸进入水中的，但实际上它在水面以下突然下陷。动物们看不见落差，因为浸入水中的化学物质使水变了颜色。当它们一脚踏进水里，就会安静地掉落下去，因为它们的重心已经越过了能够返回的那个点。
在浸泡缸建成之前，我在自己的想象中多次测试了入口的设计。饲养场的许多牛仔都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的设计会奏效。它建好后，他们背着我修改了它，因为他们确信它是错的。他们在防滑坡道上安装了一块金属板，把它变成了一个老式的滑道入口。第一天他们用它的时候，两头牛因为惊慌失措，向后翻倒而淹死了。
当我看到金属板时，我让牛仔们把它拿出来。当他们看到坡道由此运行得很好时，他们大吃一惊。每头小牛都从陡峭的坡道上走出来，静静地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我深情地将这个设计称为“牛在水上行走” 。
多年来，许多牧场主和养牛专业户认为，诱导动物进入屠宰设施的唯一方法是强迫它们进入。饲养场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有时很难理解，如果浸泡缸和约束槽等装置设计得当，牛就会自愿进入。我能想象动物们的感受。如果我也长着小牛的身体和蹄子，我会非常害怕踩在光滑的金属斜坡上。
在动物们离开浸泡缸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去解决。它们出口的平台通常被分成两个围栏，这样一侧的牛可以晒干身体，另一侧则仍然挤满了牛。没人明白为什么动物从浸泡缸里出来有时会变得兴奋，但我想这是因为它们想跟着那些身体干燥的伙伴，就如同在操场上和同学们分开的孩子一样。我在两个围栏之间安装了一道坚固的栅栏，以防止一侧的动物看到另一侧的动物。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令我惊讶的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它。
我设计的用于过滤和清洗浸泡缸中牛毛和其他脏物的系统，参考了游泳池的过滤系统。我的想象力扫描了我操作过的两个特定的游泳池过滤器：一个在我布里钦姨妈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牧场上，另一个在我们家。为了防止水从浸泡缸中溅出来，我复制了游泳池使用的混凝土边沿。这个想法，就像我许多最好的设计一样，是在我晚上入睡之前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作为孤独症患者，我不会天生地汲取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信息；相反，我把信息存储在我的大脑中，就像它存储在可读写的电脑光盘上一样。当我回忆我所学到的知识时，我就会在脑海中回放视频。我记忆中的视频总是很具体的。例如，我记得在生产者饲料场［Producer’s Feedlot又称为迈克尔哈尼肉牛公司（McElhaney Cattle Company） ］的兽医溜槽屠宰过牛。我清楚地记得动物在那种特定情况下的行为，以及溜槽和其他设备是如何建造的。在每一个案例中，钢制围栏和管状轨道的精确构造也是我视觉记忆的一部分。我可以反复运行这些图像，研究它们来解决设计问题。
如果我走神，视频就会跳转到一种自由联想的状态，从栅栏的建造到一个特殊的焊接车间，在那里我见过柱子被剪断，焊工老约翰在做门。如果我继续思考老约翰焊接大门的事，视频图像就会变成一系列我参与过的几个项目中建造大门的短镜头。每一个视频记忆都会以这种联想的方式触发另一个，我的白日梦可能会远离设计问题。下一个画面可能是享受聆听约翰和建筑工人讲述战争故事的美好时光，比如有一次挖土机挖到了一个响尾蛇的窝，机器被遗弃了两个星期，因为每个人都不敢靠近蛇窝。
这个联想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我的思想是如何偏离主题的。患有严重孤独症的人很难停止无休止的联想。我能够阻止它们，让我的思绪回到正轨。当我发现我的思想偏离了我试图解决的设计问题太远时，我就告诉自己回到问题上来。
对有良好语言表达能力并能清晰表达其思维过程的成年孤独症患者的采访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运用视觉思维。而那些严重受损的、会说话但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孤独症个体，也有高度的联想思维模式。 《无缘无故》 （Without Reason）一书的作者查尔斯·哈特（Charles Hart）用一句话总结了儿子的思维： “泰德的思维过程不符合逻辑，它们是关联的。 ”这就解释了泰德的说法： “我不害怕飞机。这就是它们飞得这么高的原因。 ”在他看来，飞机飞得高是因为他不怕它们。他综合了两条信息——飞机飞得高，他不恐高。
视觉思维作为处理信息的主要方法的另一个指标是，许多孤独症患者在解决拼图游戏、在城市中寻找道路或一眼记住大量信息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我自己的思维模式与A. R.罗瑞亚（A. R. Luria）在《记忆大师的心灵》 （The Mind of a Memonist）中所描述的记忆者的思维模式相似。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报社记者，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我一样，这位记忆专家对他听到或读到的每件事都有一个视觉形象。罗瑞亚写道： “当他听到或读到一个单词时，它立刻转换成一个与这个单词所表示的对象相对应的视觉图像。 ”伟大的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也是一位形象思维者。当他设计发电用的电动涡轮机时，每台涡轮机都是在他的脑子里造出来的。他在想象中操作它，纠正错误。他说，无论涡轮机是在他的想象中测试，还是在他的车间中测试，都没有关系，结果是一样的。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与肉类包装厂的其他工程师发生过争执。我无法想象他们竟然如此愚蠢，在设备安装之前没有看到图纸上的错误。现在我意识到这不是愚蠢，而是缺乏想象力。他们根本看不见。我被一家生产肉类包装工厂设备的公司解雇了，因为我与工程师们就一项设计发生了争执。这项设计最终导致了一条高架轨道的坍塌，[2]这条轨道将1200磅牛肉的尸体从传送带的一端运了出来。随着每具尸体从传送带上下来，它下降了大约三英尺，然后突然被连接在高架轨道上的一辆手推车上的链子停了下来。机器第一次运行时，轨道从天花板上被拉了出来。员工们通过更结实的螺栓和安装额外的支架来修复它。这只是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动物尸体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加强架空轨道是在治疗问题的症状，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我试图警告他们。这就像把回形针来回弯曲太多次一样，过了一会儿它就被折断了。注释[1]1英尺=0.3048米。——译者注[2]1磅≈0.454千克。——译者注不同的思维方式
人们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人类能力与发展研究》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Development）一书中写道，尽管有些人看到了生动的心理画面，但对其他人来说， “这种想法并不被认为是心理画面，而是事实的象征” 。对于图像表意能力较低的人，他们会记得他们的早餐，但他们看不到。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意识到有些人完全通过语言思考，而且只会用文字思考。当我在一本科学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史前人类使用工具的发展的文章时，我第一次怀疑到了这一点。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推测，人类必须先发展语言，然后才能发展工具。我认为这是荒谬的，这篇文章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思维过程与其他许多人的思维过程确实不同。当我发明东西时，我不使用语言。有些人用生动的细节图来思考，但大多数人是用文字和模糊的示意图结合起来思考的。
例如，许多人在看到或听到“尖塔”这个词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一般的教堂，而不是具体的教堂和尖塔。他们的思维模式从一般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例子。我曾经非常沮丧，当一个言语思考者不能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时，因为他不能看到对我来说非常清晰的画面。此外，当我向我的记忆库添加新信息时，我的大脑不断地修正一般的概念。这就像给电脑买了一个新版本的软件。我的大脑很容易接受新的“软件” ，尽管我注意到有些人经常不容易接受新信息。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的思想从类似视频短片的具体图像得到概括，并演变成概念。例如，我对狗的概念与我所认识的每一条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像我为自己见过的狗建立了一个卡片目录，附有完整的图片，而且随着我添加更多的例子到我的视频库，这个目录也在不断丰富。如果我想到大丹犬，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记忆就是我高中校长养的大丹犬丹斯克。我想象中的下一条大丹犬是海尔加，他是丹斯克的后继者。第三只狗是我姨妈在亚利桑那州养的狗，我的最后一张图片来自菲特威尔（Fitwell）座椅套的广告，广告里有一个角色是只大丹犬。我的记忆通常以严格的时间顺序出现在我的想象中，我所想象的图像总是很具体，没有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统称的大丹犬。
然而，孤独症患者并不是在所有事物上都是高超的形象思维者，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处理信息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一系列的视觉技能，从几乎没有到看到模糊的概括图片，到看到半具体的图片，再到看到非常具体的图片，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当我发明新设备或想到一些新奇有趣的东西时，我总是在形成新的视觉形象。我可以拍摄我看过的图片，重新排列它们，并创建新的图片。例如，我可以想象，如果把一个浸泡缸放在我朋友电脑的屏幕上，它会是什么样子的。由于他的电脑没有安装能做那些花哨的三维旋转图形的程序，所以我把我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的电脑图形叠加到我的记忆中。在我的视觉想象中，浸泡缸将出现在《星际迷航》中那种高质量的计算机图形中。然后，我可以拿一个特定的浸泡缸，比如红河饲料厂的那个，在我的脑海中的电脑屏幕上重新绘制。我甚至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复制卡通形象的三维骨骼图像，或者把浸泡缸想象成一个真实物体的录像带。
同理，我通过密切观察一位在同一家饲料场建筑公司共事的、非常有才华的绘图员，学会了如何绘制工程设计图。绘图员大卫可以毫不费力地呈交一份完美的图纸。在我离开公司后，我被迫自己完成了所有的绘图工作。通过长时间研究大卫的图纸，并在我的记忆中拍摄它们，我实际上能够模仿大卫的绘图风格。我把他的一些图纸摆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在画我的第一个设计图时随时参阅。然后我画了我的新图纸，模仿他的风格。在画了三四张图纸之后，我再也不用把他的图纸放在桌子上了。我的视频库现在已经完全程序化了。复制他人的设计是一回事，但在我画了红河图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做到了。当时，我认为它们是上帝的礼物。另一个帮助我学好绘图的因素是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使用和大卫一样的工具。我用的是同一品牌的铅笔和尺子，标尺迫使我放慢速度，在我的想象中追踪视觉图像。
早在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艺术天分就开始显现了。我对颜色很有鉴赏力，还会用水彩画海滩。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用黏土做了一匹可爱的马。我只是自发地做了，虽然我不能复制它。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我从未尝试过工程制图，但我在大学美术课上体会到了放慢速度的价值。我们的作业是花两个小时画我们的一只鞋。老师坚持要用整整两个小时来画那只鞋。我很惊讶我的画画得这么好。虽然我最初的绘图尝试很糟糕，但当我把自己想象成绘图员大卫时，我就会自动放慢速度。处理非可视信息
在学习那些无法转化为图片的事物时，孤独症患者会遇到问题。孤独症儿童最容易学习的单词是名词，因为它们与图片直接相关。像我这样语言能力很强的孤独症儿童，有时可以通过语音来学习阅读。书面文字太抽象，我记不住，但我能吃力地记住大约50个语音和一些规则。低功能儿童通常通过联想学习得更好，在他们所处环境的物体上贴上单词标签。一些情况严重的孤独症儿童如果用他们能感觉到的塑料字母拼写单词，学习起来会更容易。
像“在上面”和“在下面”这样的空间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直到我有了一个视觉形象来将它们固定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现在，当我听到“在下面”这个词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桌子下面进行空袭演习，这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东海岸很常见。任何一个单词引发的第一个记忆几乎总是童年记忆。我还记得老师告诉我们要安静，排成一列走进自助餐厅，六到八个孩子在每张桌子下面挤作一团。如果我继续这样回忆下去，就会联想起越来越多的小学时的记忆。我记得我打了阿尔弗雷德，因为他把我的鞋弄脏了，老师为此批评了我一顿。在我的想象中，所有这些记忆就像录像机里的录像带一样。如果我让我的大脑一直保持联系，它就会从[1]“海底”这个词游离出100万英里，到南极海底的潜艇，再到披头士乐队的歌曲《黄色潜水艇》 。如果我让自己的思绪停留在黄色潜水艇的画面上，我就会听到这首歌。当我开始哼唱这首歌，唱到人们开始登船的那部分时，我的联想转到了我在澳大利亚看到的一艘船的舷梯上。
我也能想象出动词。 “跳跃”这个词勾起了我对上小学时举办的模拟奥运会上跳过跨栏的回忆。副词经常会引发不恰当的图像，如“快速地”让我想起雀巢速溶咖啡，除非它们与动词搭配，才会改变我的视觉图像。例如， “他跑得很快”会触发一年级阅读书籍中的迪克跑得飞快的动画图像，而“他走得很慢”则会减慢图像的速度。小时候，我省略了“is” “the”和“it”等词，因为它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同样， “of”和“an”这样的词也毫无意义。最后我学会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们，因为我的父母总是说正确的英语，我模仿他们的言语模式。直到今天，某些动词的变化，如“to be” ，对我来说仍然毫无意义。
当我阅读时，我把书面文字翻译成彩色影像，或者我只是把那页写满字的照片存储起来，以便以后阅读。当我检索资料时，我在脑海中看到了这一页的影印本。然后我就可以像读提词器一样读了。电影《雨人》中描述的孤独症学者雷蒙德很可能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来记忆电话簿、地图和其他信息。他只是简单地把电话簿的每一页复印到他的记忆中。当他想要找到一个特定的号码时，他只是扫了一眼脑子里的电话簿。为了从我的记忆中提取信息，我必须重放视频。快速查找事实有时是困难的，因为我必须播放不同的视频片段，直到找到那段正确的视频，这需要时间。
当我不能把文本转换成图片时，通常是因为文本没有具体的意义。一些关于牲畜期货市场的哲学书籍和文章简直令人费解。对于那些很容易转换成图片的文字材料，我理解起来要容易得多。1994年2月21日， 《时代周刊》 （Time）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描述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锦标赛，其中的一句话就是很好的例子： “一切都已就位——聚光灯、音量不断增强的华尔兹和爵士乐、闪闪发光的小精灵在空中飞舞。 ”在我的想象中，我看到了溜冰场和溜冰者。然而，如果我对“元素” （elements）这个词想得太久，我就会将其与我高中化学教室墙上的元素周期表不当地联系起来。看到“精灵” （sprite）这个词时，会让我联想到冰箱里的雪碧罐，而不是一个漂亮的年轻滑冰运动员。
与孤独症儿童打交道的教师，需要了解儿童的联想思维模式。孤独症儿童经常会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使用某个词。有时这些用法具有逻辑联想意义，有时则没有。例如，一个孤独症儿童可能会在他想出去的时候说“狗” （dog）这个词。 “狗”这个词与“出去”联系在一起。在我自己的例子中，我可以记住所使用的不恰当词语的逻辑和非逻辑用法。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学会了说“起诉” （prosecution）一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但当我说出来的时候，它听起来很不错，所以每次我的风筝落地时，我都用它来作为感叹，大叫一声“起诉” 。这肯定让那些听我大喊 “起诉!”的人深感迷惑。
与其他孤独症患者的讨论揭示了类似的视觉思维风格，当他们在思考大多数人依次完成的任务时。一位孤独症作曲人告诉我，他用其他音乐的小片段创作出“有声图片” 。一个患有孤独症的电脑程序员告诉我，他看到了程序树的一般模式。在他想象出程序的框架之后，他只需为每个分支编写代码。当我回顾科学文献和肉类加工厂的故障检测时，我同样使用类似的方法。我把具体的发现或观察结果结合起来，以便发现新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概念。
我的思维模式总是从细节开始，以一种联想的、不按次序的方式朝概括的方向努力。就像拼图完成了三分之一，我试图弄清楚这幅拼图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扫描我的视频库来填补缺失的部分。那些在脑子里运行大量计算的中国数学家，采用的也是相同的方式。首先，他们需要一个算盘，也就是中国的计算器，它是由成排的珠串在一个矩形框架上组成的。他们通过移动算珠的位置来计算。当一名数学家变得非常熟练时，他只需要在他的想象中将算盘可视化，而不再需要一个真正的算盘。算珠会在他大脑里想象出来的算盘上不断移动。注释[1]1英里≈1.6093千米。——译者注抽象思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把抽象的想法转换成图片，以此来理解它们。我用象征性的图片来表现和平、诚实等概念。我把和平看作一只鸽子、印第安人的长杆烟斗，或者是电视或新闻胶片上和平协议签署的片段。代表“诚实”的图片是在法庭上人们把手放在圣经上。一篇新闻报道描述了一个人拾金不昧，这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诚实行为的画面。
主祷文无法理解，直到我把它分解成具体的视觉形象。权力和荣耀被一段半圆形的彩虹和一个电力塔所代表。每当我听到主祷文的时候，这些童年的视觉影像仍然会被触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你的旨意……”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直到今天，这句话的意义仍然是模糊的。 “旨意”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概念。当我想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上帝正在发出一道闪电。另一位患有孤独症的成年人也曾写道，他把“天上的父”想象成上帝，在云端之上手持一个画架。 “擅自进入”被描绘成黑色和橙色的“禁止擅自进入”标志。主祷文最后的“阿门”一词是个谜：一名在最后时刻毫无存在意义的男子。
青少年时期，我必须使用具体的符号来理解抽象的概念，比如“与人相处” “进入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这两者我都很难理解。我知道自己无法融入高中同学的圈子，也弄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管我怎么努力，他们还是取笑我。他们叫我“驮马” “录音机”和“皮包骨” ，因为我很瘦。当时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叫我“驮马”和“皮包骨” ，但“录音机”让我迷惑不解。现在我意识到，当我一遍又一遍地一字不差地重复时，我的声音听起来一定像录音机。但那时候，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社交方面那么差劲。我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中寻求慰藉，比如为谷仓翻新屋顶，或者在马术表演比赛前练习骑马。在我确立门与窗的视觉符号之前，人际关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就在那时，我开始理解一些概念，比如学会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互谅互让。我仍然纳闷，如果我不能想象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
对我来说真正巨大的挑战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孤独症患者很难应对变化。为了应对诸如高中毕业这样的重大变化，我需要一种预演的方法，通过走过一扇门、一扇窗或一座大门来表演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会坐在宿舍的屋顶上，仰望星空，想象着离开时的情景。在那里，我发现了一扇小门，它通向一个更大的屋顶，而我的宿舍正在装修。当我还住在这栋新英格兰的老房子里的时候，一座更大的建筑正在建造之中。一天，木匠们把我房间旁边的旧屋顶的一部分拆掉了。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现在可以抬头看那座部分完工的新建筑了。高处有一扇小木门通向新屋顶。大楼在变，现在是时候我做出改变了。我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我找到了象征性的钥匙。
在我上大学时，我发现了象征着准备毕业的另一扇门。那是一扇小小的金属活板门，通向宿舍的平屋顶。我得练习很多次穿过这扇门。当我终于从富兰克林·皮尔斯学院毕业时，我穿过了图书馆屋顶上的第三扇非常重要的门。
我不再使用实物门或大门来象征我生命中的每一次转变。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重读了多年的日记，一个清晰的模式出现了。每扇门都能让我进入下一关。我的生活是一系列不断升高的台阶。我经常被问到，是哪个突破点让我能够适应孤独症。没有具体的某一次突破，它是一系列渐进的改进。我的日记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完全意识到当我掌控了一扇门，它也只是整个系列中的一个台阶。1970年4月22日今天，富兰克林·皮尔斯学院的一切我都已完成，现在是时候走进图书馆的小门了。我现在在思考，我应该在图书馆的屋顶上留下什么信息，供未来的人们去发现。我已经达到了一个台阶的顶部，现在我在研究生院的底部台阶。因为这座建筑的顶端是校园的最高点，我已经走到我能走得最远的地方了。我已经征服了富兰克林·皮尔斯学院的顶峰。更高的台阶仍然等着我去挑战。1970届毕业生
今晚我穿过那扇小门，把纪念匾放在图书馆屋顶的最高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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