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少林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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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艺术史丛书——中国建筑史试读：
前言
建筑是由建筑材料所构成的空间形式，它把人们的情感或观念凝固在一座固定不移的空间结构之中；它是一门象征艺术，它能象征性地表现出设计者与建造者的观念、情感与精神。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5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建筑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文化，在古代以中国为中心，以汉式建筑为主，传播至日本、朝鲜、蒙古和越南等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泛东亚建筑风格”，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独具特色的中国建筑，是辉煌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和伊斯兰建筑构成了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国建筑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深刻体现。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点包括：突出皇权至上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特别注重群体组合的美，建筑群以中轴对称院落式布局为主；尊重自然，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调；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第二，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第三，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有四种基本风格。第一，庄重严肃的纪念型风格。其特点是群体组合比较简单，主体形象突出，富有象征涵义，整个建筑的尺度、造型和涵义内容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例如古代的帝王陵墓、大型祭坛等。第二，雍容华丽的宫室型风格。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丰富，主次分明，群体中各个建筑的体量大小搭配恰当，符合人的正常审美尺度；单座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装饰华丽。第三，亲切宜人的住宅型风格。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与生活密切结合，尺度宜人而不曲折；建筑内向，造型简扑，装修精致。第四，自由委婉的园林风格。其特点是空间变化丰富，建筑的尺度和形式不拘一格，色调淡雅，装修精致；更主要的是建筑与自然环境因素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建筑的输入而形成的。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短短的100多年间，建筑风格变化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古代。其间，既有与西方建筑风格平行发展的一般类型，也有受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制约的特殊类型。从艺术特征来看，后者无疑更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也就是说，新内容、旧形式和中外建筑形式能否结合，怎样结合，一直是近代建筑风格变化的主线。历史上，中国建筑在艺术特色和技法上重视中外交流，曾对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等国建筑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现代的中国建筑在保留传统风格的同时，也借鉴西方的艺术特色，兼容并收，不断发展。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建筑简单地说，建筑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最初造出的房屋。或者说，当人们从岩洞或者树洞里跑出来，或者从树上下来，摆脱了天然的穴居和野处，以最简单的方式造出了房屋以后，建筑就开始诞生了。本雅明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建筑物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最初的建筑或是凿穴而居，如中国黄土高原一带的窑洞；或是垒砌石屋、土屋，如非洲土著用泥巴制成的房屋；或是冰屋，如爱斯基摩人把冰做成块来建房屋。近年来的发现表明，我国最早的人工居所，可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如在湖南发现了一处被认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建筑遗址，面积约24平方米，平面呈椭圆形。在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发现了两处分别用二、三百块大型动物骨骼垒成的窝棚式遗迹，内有篝火遗存，年代约在距今2万年以前。这些可能都是临时性居所遗存。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建筑活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下，天然洞穴显然是最宜居住的“家”。从早期人类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居遗址开始，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岩洞在辽宁、贵州、广州、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所，目前发现的主要是洞穴，如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遭县玉瞻岩等，是天然的居所。这种择洞而居，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人类对天然居所的最佳选择，但限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仙人洞与玉蟾岩洞穴可用于人类生活的范围都较小，在此生活的人口，估计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微型氏族。徐水南庄头遗址面积较大，在其活动的人口自然应多一些。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是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在已发掘的约3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两座灰坑、四条沟和两处用火遗迹等，除出土了丰富的动物骨骼、陶片和石器外，还有人工凿孔痕迹的木棒与木块及许多树枝、树皮、木炭等。表明当时具有掘坑营建简陋居所的能力。参照该遗址面积较大，其所处的纬度偏高，可能存在寒冷的冬季，所以当时应有人工营建的可遮蔽风寒的简陋居所。因此原始社会晚期，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竖穴式穴居并无差别。山西还发现了“低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穴居方式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定时期内，特定地理环境下的产物，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构成了这样独特的人文景观。至今在黄土高原依然有人在使用这类生土建筑，这也说明了它对环境的极端适应。与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孕育出云贵、百越等南方民族“构木为巢”的居住模式。此时原始人尚未对这种“木构”建造有明确的意识，只不过是随钻木取火，劈砸石器等无意识条件反射而诞生的一种社会行为，严格地讲，这算不得建筑。《礼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缯巢”，可见“巢者与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开。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说“巢居”是我们祖先在适应环境上的又一创造。也正是原始社会的“巢居”、“穴居”在长期历史环境的变迁中，受社会、自然、文化等多种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才一段段将华夏建筑成一部璀燦的史诗。第二节 真正建筑诞生人类建筑的发展有如文化的接力，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出丛林。人们可以用劳动创造生活，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开始了人工营造屋室的新阶段，并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诞生了。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发掘中均有居住遗址的发现。北方仰韶文化遗址多半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进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几个房间的房屋。其总体布局有序，颇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聚落特色。“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吕氏春秋·恃君览》）。这便是古人对原始母系社会初期情况的描述。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人开始沿江河湖沼经营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缘关系，以氏族为单位，组织聚居形成一个“聚”，集合着若干近亲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换言之，当时部落是包括从一个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近亲所构成的一个紧密团结的血缘集团。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遗迹分布于北方的广大区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东六公里，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圆形。整个聚落实由三个不同的分区所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居住用房和大部分经济性房屋，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构成整个布局的重心，一即住区。围绕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为5～6米的壕沟，以之为聚落的防护设施。沟外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居住区内居住建筑有平面圆形和方形两种。就建筑风格及构造方式而言，又可分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筑式。半坡遗址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区是以氏族集结的小区为基础，“大房子”作为中心来组织的，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部落的会议、宗教活动等也在此举行。“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便成了整个居住区规划结构的核心。再结合对墓葬区、陶窑区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无论其总体，还是分区，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这种章法正是原始社会人们按照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的要求经营聚落生活的规划概念的反映。其建筑形式也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南方较潮湿地区，“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阑式建筑。如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干阑建筑构件，甚至有较为精细的卯、启口等。它距今约六、七千年，是我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龙山文化的住房遗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现了双室相连的套间式半穴居，平面成“吕”字型。套间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在建筑技术方面，开始广泛地在室内地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洁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装饰。第二章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建筑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夏、商、周及春秋时期，是建筑发展的一次飞跃，灿烂的青铜文化为木构技术及板筑技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商朝的统治以河南中部黄河两岸为中心，东至大海，西抵陕西，南抵湖北、安徽，北达河北、山西、辽宁。公元前11世纪，在陕西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西周已有型制完整的四合院型的居室，当时有标准化的居住制度和等级秩序，中原建筑型制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初期生产性的园囿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观赏性的园林。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建筑上的重要发展是瓦的普遍使用、砖的应用和作为诸侯宫室用的高台建筑（或称台榭）的出现。同时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局台宫室，并且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与色彩也更为发展。第一节 夏朝的建筑传说中的夏代的建筑遗址尚在探索中。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现编号为3号、5号的两座大型建筑东西并列，其间的通道下还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的年代提早约百年左右。考古队在3号基址内还发现了成排的中型墓葬，现已清理了5座，并从里面出土了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青瓷）嵌绿松石工艺品等大量精美随葬品，其中不少器种和饰品是前所未见的。对它的文化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另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早商文化。已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遗物。二里头宫殿建筑遗址已发掘两座。一号宫殿庭院呈缺角横长方形，东西108米、南北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在整个庭院范围用夯土筑成高出于原地表0.4～0.8米的平整台面，可见为在湿陷性黄土地上建大屋而不致沉陷，此时建筑上已大量应用夯土技术。庭院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顶应是最为尊贵的重檐庑殿顶。《考工记》和《韩非子》都记载先商宫殿是“茅茨土阶”，遗址也未发现瓦件，故殿顶应覆以茅草。前是平坦的庭院，院南沿正中有面阔七间的大门一座，在东北部折进的东廊中间又有门址一处，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在一号遗址东北为2号宫殿基址，殿堂同样建在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只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种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宫殿建筑格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后世很有影响。又根据殿内发现若干埋有人骨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建筑遗存。在古代，“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日都”，因此这里是王都所在地。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上层宫殿群的营建是先筑成高大的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座坐北朝南、前后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号、2号基址已经发掘。1号基址长39.8米，宽12.3米，有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个，南边20个，北边17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约70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米，进深11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可复原为重檐庑殿顶建筑，屋顶覆以茅草。2号基址南距1号基址13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1号基址整齐。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其北面的1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基址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墓内填土经夯筑，遗物被盗。墓有的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还有漆棺残皮。盘龙城遗址发掘的大贵族墓有精致的雕花木椁，椁内有棺。有殉人或殉狗，随葬品有鼎、鬲、爵等青铜礼器，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和大量陶器。第二节 商朝的宫室与陵墓建筑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亳音伯，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中共迁都五次。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安阳小屯），直至商朝灭亡。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称殷都。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商朝的统治以河南中部黄河两岸为中心，东至大海，西抵陕西，南抵湖北、安徽，北达河北、山西、辽宁。在商朝，我国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已发现的记载当时史实的商朝甲古卜辞已有10余万片。大量的商朝青铜礼器、生活用具、兵器和生产工具，反映了青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已很明显。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大量奴隶劳动的集中，使建筑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83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东五六公里处的尸沟乡发现了一座早商城址，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宫城位于内城南北轴线上，外城则是后来扩建的。宫城中已发掘的宫殿遗址上下叠压三层，都是庭院式建筑，其中主殿长达90米，是迄今所知最宏大的早商单体建筑遗址。位于湖北黄陂盘龙湖畔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它面积约1.1平方公里，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墙基宽21米，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是以每层厚8～10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商朝后期迁都于殷，它不仅是商王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遗址范围约30平方公里，中部紧靠洹水，曲折处为宫殿，西面南面有制骨、冶铜作坊区，北面东面有墓葬区。居民则散布在西南、东南及洹水以东地段。宫殿区东面、北面临洹水，西、南两面有壕沟作防御。遗址本体分为北、中、南三区。北区为王室居住区，中区为商王朝庭、宗庙部分，南区为祭祀场所。中、南二区房基下均有殉葬奴隶，反映了奴隶主的残暴。而宫室周围的奴隶住房，则仍是长方形与圆形的穴居。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它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之宏伟，出土文物质量之精，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从建筑特色来看，比较强调政治建设，舍弃商初的军事城堡等设施，证明当时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布局上强调了王权为中心的统治理念。规模之大，需日役万人，八年左右才能完成。“宫殿区”发现有54座王宫建筑基址，是殷都城内经过多次修建的一项宏伟工程。宫殿的建筑物都建在厚厚的夯土台阶上的，由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成。解放后建立的就建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苑内建有仿殷大殿，大殿夯土台阶，重檐草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古朴凝重。最能代表商朝建筑成就的莫过于商王居住的国家的中心“都城”和商王为自己建造冥冥帝国墓葬区——底下宫殿。商王的地下宫殿规模十分庞大。以发现于殷墟附近的侯家庄大墓为例，其分东西两区，总面积达12.75平方米，建筑空间秩序井然，严谨规正，宫室里装饰着朱彩木料，雕饰白石，柱下置有云雷纹的铜盘在这里目前已经发现十三座规模巨大的陵墓和一千四百余座祭祀坑，其中最大的一座墓葬总面积的12平方米。商代较大的建筑主体用木骨泥墙为承重墙，四周或前后檐另在夯土基中栽植檐柱，建一圈只廊或前后檐廊。并且商代已出现了夯土城墙，城市布局已初具雏型。在商代后期遗址的较小的建筑中，还出现了坯砌的承重山。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建筑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以周公营洛邑为代表，建立了一系列奴隶主实行政治、军事统治的城市。西周洛邑王城位于今河南洛阳，遗址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已发掘周代建筑基址有山西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二处。在山西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是周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周人自古迁至周原，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在贺家村北，包括董家、凤雏村、朱家在内有一座周城遗址，云塘村亦有四方周城一座。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址当属陕西岐山凤雏村的早周遗址。它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堂之间有廊联结。门、堂、室的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将庭院围成封闭空间。院落四周有檐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顶采用瓦（瓦的发明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这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却是我国已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的本质与后世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筑并无不同。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当时封建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建筑组合的变化体现着当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凤雏建筑基址有2组：甲组建筑坐北朝南，面积1469平方米，是一座高台建筑。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沿中轴线自南而北布置了广场、照壁、门道及其左右的塾、前院、向南敞开的堂、南北向的中廊和分为数间的室（又称寝）。中廊左右各有一个小院，室的左右各设后门。三列房屋的东、西各有南北的分间厢房，其南端突出塾外，在堂的前后，东西厢和室的向内一面有只廊可以走通，整体平面呈日字形。此处建筑的墙用黄土夯筑而成，一般厚0.58～0.75米。墙表与屋内地面均抹有以细砂、白灰、黄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墙皮厚0.1厘米，表面坚硬，光滑平整。从基址上的堆积物推测，屋顶结构可能是采用立柱和横梁组成的框架，在横梁上承檩列椽，然后覆盖以芦苇把，再抹上几层草秸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屋脊及天沟用瓦覆盖。此外这组建筑还附设排有水设施。乙组基址位于甲组西侧，坐北朝南，墙内发现有柱础石，建造结构与甲组宫殿相同。岐山宫殿是中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已有相当成熟的布局水平。堂是构图主体，最大，深达6米，堂前院落也最大，其他房屋进深一般只达到它的一半或稍多，院落也小，室内和院落一般都有合宜的平面关系和比例。室内外空间通过只廊作为过渡联系起来。各空间和体量有较成熟的大小、虚实、开敞与封闭及方位的对比关系。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式，规整对称，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使全体具有明显的有机整体性，体现一种庄重严谨的性格。院落又给人以安定平和的感受；这种把不大的木结构建筑单体组合成大小不同的群体的布局，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群体构图方式，得到长久的继承。召陈建筑基址已发掘出15座，布局不按中轴对称，总体规划不甚严谨。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是3号、5号和8号。3号基址也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筑，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7米左右，东西长22米，南北宽14米。东西有7排柱础，南北纵列5～6个柱础。2号房基的东边和南边保存有用小河卵石铺成的散水，宽0.6米。遗址出土大量的瓦，种类分为板瓦、筒瓦和瓦当3种。板瓦和筒瓦又分为大、中、小三型。板瓦的正面饰细绳纹，筒瓦的正面饰三角纹和回纹。有些板瓦和筒瓦正面和背面带有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1～2个。瓦当均呈半圆形，分素面和花纹两种，花纹一般为菊花纹和回纹。对这两处建筑基址的年代和性质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应始建于周初，毁于犬戎战火，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都属于西周中晚期，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住宅。周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征，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屋顶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建筑从春秋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春秋时期诸侯割据，各国文化不同，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春秋时期，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贵族们的私田大量出现，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日益崩解，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随之农业和手工业进步的同时，建筑技术也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斧、锯、锥、凿等的应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质量和结构技术大为提高。筒瓦和板瓦在宫殿建筑上广泛应用，并有在瓦上涂上朱色的做法。装修用的砖也出现了。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下所筑墓室中，用长1米，宽约三、四十厘米的大块空心砖作墓壁与墓底，墓顶仍用木料作盖。可见当时制砖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近年对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南郊）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展。雍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每边约长3200米，宫殿与宗庙位于城中偏西。其中一座宗庙遗址是由门、堂组成的四合院，中庭地面下有许多密集排列的牺牲坑，是祭祀性建筑的识别标帜。但在建筑上的重要发展还是瓦的普遍使用和作为诸侯宫室用的高台建（或称台榭）的出现。从山西侯马晋故都、河南洛阳、东周故城、陕西风翔秦雍城、湖北江陵楚郢都等地的春秋时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板瓦、筒瓦以及一部分半瓦当和全瓦当。在风翔秦雍城遗址中，出土了36厘米×14厘米×6厘米的砖以及质地坚硬、表面有花纹的空心砖，说明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了用砖的历史。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室，（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10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马晋都新田遗址中的夯土台，面积为75米×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架建筑已不存在。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与色彩也更为发展，如《论语》描述的“山节藻税”（上画山，梁上短柱画藻文），《左传》记载鲁庄公“丹楹”（红柱）“刻桷”（刻椽），就是例证。宫室都属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藉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多层大型建筑的外观，以满足统治者的侈欲和防卫要求。第三章 战国、秦时期的建筑战国时，在农业和手工业进步的同时，建筑技术也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斧、锯、锥、凿等的应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质量和结构技术大为提高。筒瓦和板瓦在宫殿建筑上广泛应用，并有在瓦上涂上朱色的做法。装修用的砖也出现了。并且当时制砖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前221年），在社会方面秦朝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废井田，辟驰道，统一度量衡；在经济方面秦朝重农抑商，土地买卖合法化，盐铁由政府控制。同时还修驰道通达全国，并筑长城以御匈奴。而由于国家统一，便可以集全国之人力物力与六国成就，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骊山陵、至今遗迹犹存。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因秦朝很快在人民的怨恨声中被推翻，成为短命王朝。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城市与陵墓建筑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前221），地主阶级在许多诸侯国内相继夺取政权，宣告了奴隶时代的结束。战国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那时手工业发展，城市繁荣，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一个城市建设高潮，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魏的大梁，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又是诸侯统治的据点。据记载，当时临淄居民达到七万户，街道上车轴相击，人肩相摩，热闹非凡（《史记苏秦传》）。根据考古发掘得知，战国时齐都临淄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大城内散布着冶铁、铸铁、制骨等作坊以及纵横的街道。大城西南有小城，其中夯土台高达14米，周围也有作坊多处。战国时出现了更多的城邑、宫室。战国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称郭，是居民区，其内为封闭的闾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宫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时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晚期开始出现陶制的栏杆和排水管等。战国建筑可以河北平山中山王陵为代表。它虽是一座未完成的陵墓，但从墓中出土的一方金银错《兆域图》铜版，即此陵的陵园规划图，仍可知它原来的规划意图。中山王陵有封土，同时在封土上又有享堂。据《兆域图》和遗址，复原其当初形制是外绕两圈横长方形墙垣，内为横长方形封土台，台的南部中央稍有凸出，台东西长达310余米，高约5米；台上并列五座方形享堂，分别祭祀王、二位王后和二位夫人。中间三座即王和二位王后的享堂平面各为5252（米）；左右二座夫人享堂稍小，为4141（米），位置也稍后退。五座享堂都是三层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筑，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层高1米多的台基，从地面算起，总高可有20米以上。封土后侧有四座小院。整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后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中国建筑的群体组合多采院落式的内向布局，但也有外向性格较强者，中山王陵虽有围墙，但墙内的高台建筑耸出于上，四向凌空，外向性格就很显著。封土台提高了整群建筑的高度，使得从很远就能看到，很适合旷野的环境，有很强的纪念性格，是一件优秀的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是已知我国最早的一幅用正投影法绘制的工程图（此图距今2300年，世界上最早的正投影图是埃及金字塔的平面图，距今5000年）。图上所标方位与现代地图相反，为上南下北，图上文字均用战国时期的文字“金文”书写，图上所有线条符号及文字注记均按对称关系配置，布局严谨；图中的尺寸采用“尺”和“步”两种单位表示，比例尺约为1比500。此图不仅表明当时的制图水平，还告诉人们当时的建筑是先绘制出平面才施工的。第二节 秦朝的建筑春秋以前的城市是周王和诸侯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的核心，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小。1.城市建筑作为在经济生活上起一定作用的城市，是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叶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这时城市日趋繁荣，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周的成周，魏的大梁，楚的鄢郢，韩的宜阳，都是当时人口多和工商麇集的大城市。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各城市都筑有坚固的城墙。例如战国时代燕国的下都。燕下都建于公元前四世纪，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位于中易水与北易水之间。城址以两个方形作不规则的结合，东西约8300米，南北约4_米。城墙用黄土版筑而成，残存遗址约宽7～10米。城内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是宫室、官署和手工业作坊。西部年代略晚，似陆续扩建而成。宫室位于东部的北端中央，有高大的夯土台，长130～140米，高7.6米成阶梯状，附近还发现附属建筑的遗址。这组建筑之北，散布着若干夯土台，连同城内外其他大小台址共计五十余处，说明当时燕国的宫室是建在高台上的。除此以外，在舞阳、万荣、淮南、焦作、武安、磁县、唐县，怀来、湘阴等地发现了韩、魏、赵、燕、楚等国的小型城址。这些城址多位于河流附近，平面作方形、长方形或依地形建造，面积约在0.25～1平方公里左右。城的四周用夯土筑城垣，每面有一、二个城门。其中武安午汲的赵城有宽约6米的大街，贯通东南二门，并有和大街垂直的若干小街。可见战国时期已有若干小城市具有整齐的规划了。2.宫殿建筑秦都咸阳，北依毕塬，南临渭水，咸阳宫东西横贯全城，连成一片，居高临下，气势雄伟。解放后在接近宫殿区中心部位发掘出了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一号宫殿”遗址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约6米，它利用土塬为基加高夯筑成台，形成二元式的阙形宫殿建筑。它台顶建楼两层，其下各层建围廊和敞厅，使全台外观如同三层，非常壮观。上层正中为主体建筑，周围及下层分别为卧室、过厅、浴室等。下层有回廊，廊下以砖墁地，檐下有卵石散水。室内墙壁皆绘壁画，壁画内容有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色彩有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又兴建新宫。新宫的建设程序是首先在渭水南岸建起一座信宫，作为咸阳各宫的中心，然后由信宫前开辟一条大道通骊山，建甘泉宫。继信宫和甘泉宫二组建筑之后，又在北陵高爽的地方修筑北宫。在用途上，信宫是大朝，咸阳旧宫是正寝和后宫，其他宫室是妃婊居住的离宫，而甘泉宫则是避暑处，并为太后所居。此外，还有兴乐宫、长杨宫、梁山宫……以及上林、甘泉等苑。这些庞大的建筑组群都是用强制劳动的方式，征调人民在十年内陆续建成的。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开始兴建更大的一组宫殿——朝宫。朝宫的前殿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这次建宫计划，在渭南上林苑中，以阿房宫为中心，建造许多离宫别馆。根据《史记》所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规模如此巨大的阿房宫，直到秦始皇死时都未建好，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为了集中力量修筑始皇的陵墓，把阿房宫的兴建工程停工一年，第二次开工缩小了计划范围，没有等到竣工，秦朝就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现在阿房宫只留下长方形的夯筑土台，东西约长1公里余，南北约长0.5公里，后部残高7～8米。台上北部中央还残留不少秦瓦。3.陵墓建筑陵园不用围墙而用隍壕防卫，可以说是秦陵的一种特色。类似的陵园区在陕西临潼骊山西麓，那是秦都东迁子战国时期诸秦公的陵墓区，通常称为秦东陵。骊山陵由三层方形夯土台累叠而成。下层台东西宽345米，南北长350米，每层台壁都向内斜收，自底至顶，三层共高43米。这陵经过二千多年风雨剥蚀，原来的体形应该更为巨大。陵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墙垣，内垣周2.5公里，外垣周6.3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体形最大的陵墓。陵墓主要材料都运自四川、湖北等地，但直到公元前210年秦皇病死时尚未修完，由秦二世又接着修了两年才勉强竣工，前后历时39年。始皇陵在临潼县东5公里，背靠骊山，脚蹬渭河，左有戏水，右有灞河，南产美玉，北出黄金，真乃风水宝地，寄予着秦始皇让子孙万代永享福寿的心愿。坟的形状承袭秦制，累土为方锥形而截去其上部，称为“方上”。最大的方上约高二十余米。据记载，陵上有高墙、象生及殿屋，现在某些方上顶部还残留少数柱础，方上的斜面也堆积很多瓦片，可证其上确有建筑。陵内置寝殿与苑囿，词以城垣，设官署和守卫的兵营。陵旁往往有贵族陪葬的墓，并迁移各处的富豪居于附近，号称“陵邑”。陵园呈东西走向，面积近8平方公里，有内城和外城两重，围墙大门朝东。墓冢位于内城南半部，呈覆斗形，现高76米，底基为方形。据推测，秦始皇的“陵寝”应在陵墓的后面，即西侧。在它东面还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大规模的兵马俑队列的埋坑。兵马俑是陶质的俑，尺度较真人真马还大些。分为弓卒、步兵、骑兵、战车兵四兵种，另有将军俑。分数组埋置地下，其中最大一坑面积达62230米，估计达6400件；数组总计达8000件。所持武器皆为实战真物，用铜锡合金，历时二千余年，犀利锋锐如新出于硎。兵马俑埋置于陵东约1.5公里处，其布阵方向，朝向东方。兵马俑的泥塑，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样伟大的场面，是世界文化史罕见的。铜马车两乘，约为真人马的1/2比例。内有武士俑约七千个、驷马战车一百多辆、战马一百余匹，以及数千件各式兵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始皇陵的形制，直接影响汉代，对后世也有影响。4.防御及交通工程秦代彪炳武功之最好见证，莫过于万里长城之修筑了。长城原是战国时期燕、赵、秦诸国加强边防的产物。当时，居于中国北部大沙漠的匈奴时时南侵，为了对付这种侵扰，北方各国便各自筑城防御。秦统一中国后，为了把北部的长城连成一个整体，西起甘肃，东至辽东，建造了大规模的长城，长达三千余公里。西汉为了保护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除修葺秦长城外，又加建了东西两段长城。西段长城及亭障经过甘肃敦煌一直建到新疆；东段则经内蒙古的狼山、阴山、赤峰东达吉林，是古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秦长城所经过的地区，包括黄土高原、沙漠地带和无数高山峻岭与河流溪谷，因而筑城工程采用了因地制宜、就材筑造的方法。在黄土高原一般用土版筑或土墼，现存临洮案长城就是用版筑建成。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则用沙砾石与红柳或芦苇层层压叠，残垣高5～6米，层次还清晰可辨。无土之处则垒石为墙，如赤峰附近的一段，用石块砌成，底宽6米，残高2米，顶宽2米，并有显著的收分。山岩溪谷则又杂用木石建造。这个伟大工程是用了很大劳动力，牺牲了很多生命建成的，在当时曾经起着防御的作用。秦代建设还包括修驰道、筑沟渠。秦时的驰道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洮，北抵辽东，南达湖北一带，主要线路宽达五十步，道旁植树，工程十分浩大，是古代筑路史上的杰出成就，加上其他水陆通道，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交通网；疏浚鸿沟（河南汴河）作为水路枢纽，通济、汝、淮、泗诸水。又于公元前214年，令史禄监修长达六十多里的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第四章 两汉时期的建筑整个汉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建筑的显著进步，形成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木架建筑渐趋成熟，砖石建筑和拱券结构有了很大发展。长沙和广州出土的东汉陶屋，则是柱头承檩，并有穿枋联结柱子的斗式木构架形象。可见这是南北地区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创造和发展的两种木结构，直至近代，仍被广泛应用。随着铁工具的使用，到战国时，建筑物散水、柱础以及路面已开始用加工平整的石板。首先是石墓，为了葬品能在地下持久保存下来，贵族官僚们除了用砖拱作规模巨大的墓室以外，还在岩石上开凿岩墓，或利用石材砌筑梁板式墓或拱券式墓。石拱券墓及石梁板墓在各地都有发现。从各地汉墓来看，东汉墓的石材加工水平比西汉更为精致，技术更高。至于地面的石建筑，主要也是贵族、官僚的墓阙、墓祠、墓表以及石兽、石碑等遗物。第一节 两都建筑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龙首塬北坡的渭河南岸汉城乡一带，距今西安城西北约5公里。其作为都城的历史近350年，实际使用年代近800年，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洛阳原是东周都城，“成周”的故址，秦与西汉都建有宫殿，其中个别建筑还是东周遗物。1.长安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基本上呈方形，正方向，经纬相等。但是，由于城墙的建筑是在长乐宫和未央宫已经建成之后，必须迁就两宫的位置，所以南面城墙有多处曲折。北面城墙因地势的关系，主要是由于河道的限制，更有许多曲折、偏斜之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其高度在12米以上，下部宽度为12～16米。虽然是土筑的城墙，没有使用砖和石料，但其坚固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之外。在城墙的外侧，有壕沟围绕。壕沟宽约8米，深约3米。全城共有十二个城门，平均分布在东南西北四面，每面各三个城门。东面的城门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自东而西为复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自南而北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自西而东为横门、城门、洛城门。虽有十二个城门，但城内主要的大街是八条，它们互相交错、接合，形成了许多“丁字路口”和“十字路口”。最长的是安门大街，计5500米；其次是宣平门大街，计38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计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多为3000米左右。八条大街的长度虽各有差别，但它们的宽度却完全相同，都在45米左右。这显然是出于统一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深约45厘米的排水沟。这两条排水沟，形状很规整，断面成半圆形，它们固然是为了排除雨水而设，但也起了使大街一分为三的作用。中间的一条道路宽度较大，计20米；两侧的两条道路宽度较小，各为12米左右。据文献记载，中间的一条道路称“驰道”，是专供皇帝行走的；平民和官吏都不得行“驰道”，虽贵为皇太子亦不例外。城门的设计，按照严格的规制。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实际宽度都为6米，恰好相当于四个车轨。宣平门和直城门，门道之间的间隔为4米；霸城门和西安门，门道之间的间隔为14米。门道之间的间隔愈大，整个城门也就显得愈为广阔、雄伟。对于四周筑有高大城墙的都市来说，排水设施是十分重要的。长安城的排水设施，主要是在城门的地下埋筑宽大的涵洞。据在直城门和西安门发掘所见，涵洞的宽度各约1.2米和1.6米，高约1.4米左右，系用砖和石块砌筑，顶部都用砖发券。城内的积水，通过大街两旁的水沟，从城门地下的涵洞排入城外的壕沟。此外，在建筑城墙时，还预先有计划地将一些断面成五角形或圆形的陶制水管埋人墙基，也起了排水的作用。城内许多重要建筑物的地下排水系统，也是普遍使用这种陶制的水管来敷设的。2.洛阳在地形上，洛阳北依邙山，南临洛水，而谷水支流从西而东横贯城中。东汉光武帝（刘秀）因长安残破，建都于此。在城的纵轴线上，依西汉旧宫经营南北二宫，以复道三条联系这两部分。东汉中叶以后又在北宫以北陆续建设苑囿，直抵城的北垣。故其规模比南宫为大。这样的布局发展了以宫城为主体的规划思想，但是宫城把全城分隔为二，东西交通很不方便。洛阳除宫苑，官署外，有里闾及二十四街，街的两侧植栗、漆、梓、桐四种行道树。3.邺城东汉末年，曹操建设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东北，北临漳水。城平面作长方形，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2160米。南面开三门，北面二门，东西各一门。鉴于洛阳旧制的不便，邺城采取新的布局方法，以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把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中央在南北轴线上建宫城。大朝所在的主要宫殿位于宫城的中央。大朝的东侧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常朝。大朝的西侧为禁苑——铜雀园。禁苑西面沿城墙一带是存储粮食和物资的仓库区、武器库和宫廷专用的马厩。在这个区的西侧稍北处，凭借城墙，建铜雀三台。宫城以东是贵族居住的坊里，而其南半部为行政官署区。在东西大道以南部分亦建若干官署，其余则为居民的住宅区。在住宅区中央，也就是全城的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又辟一条千道，与上述东西大道汇于宫城正门之前。第二节 宫室、楼阙汉长安城遗址平面近方形，周长25700米，面积36平方公里。城内有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桂宫、明光宫，有武库及其他官署，还有市场和民居等；木构楼阁的出现可谓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成熟的标志之一。1.宫室未央宫为皇宫，长乐宫为“太后之宫”，北宫、桂宫和明光宫是后妃之宫。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部，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二者东西并列，所以又称长乐宫为“东宫”，“未央宫”为西宫。汉高祖定都长安伊始，改建秦兴乐宫为长乐宫，作为临时皇宫。叔孙通制定汉王朝的朝会礼仪，就是在长乐宫举行的，汉高祖刘邦正是在此体会到皇帝的尊贵无比。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兴建皇宫——未央宫，两年后未央宫建成，汉高祖在未央宫前殿举行了大型庆祝仪式。刘邦去世后，汉惠帝登基于未央宫，此后西汉一代的皇帝均执政于未央宫。西汉王朝绝大多数皇帝较皇后短命，皇帝去世后，皇太后移居长乐宫。于是长乐宫就成了“太后之宫”，西汉一代的皇后如吕后、孝文窦皇后、孝景王皇后、孝昭上官皇后、孝宣王皇后、孝元王皇后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皇帝要每五天从未央宫去长乐宫朝会皇太后一次，大凡国家、皇室遇有大事，还要立即到长乐宫汇报。据此，相对作为未央宫的“大朝”而言，故长乐宫又有“东朝”之称。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部，宫城中部有一条横贯全宫的东西干路，向东通至霸城门，向西与直城门大街相连接。长乐宫内的主要宫殿建筑分布在东西干路南部，现已勘探出东西分布的三组大型宫殿建筑群。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隅，宫城平面近方形，面积约5平方公里。宫墙夯筑，墙宽约8米。四周围墙的长度，东墙和西墙各为2150米，南墙和北墙各为2250米，周围全长8800米，合汉代21里；全宫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约1/7。未央宫四面各有一“司马门”，而以东面和北面的“司马门”为重要，门外有阙，称为“东阙”和“北阙”。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士民上书，则指北阙。至于西南两面，则有门无阙。宫城四隅应各筑有角楼，其中西南角楼已进行了全面发掘。宫城之内的干路有三条，两条南北平行的东西向干路贯通宫城，宫城中部有一条南北向干路纵贯其间。两条东西干路将未央宫分成南部、中部和北部。中部主要有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前殿基址，其夯土台基至今还高耸于地面之上，有前、中、后三座大殿，是利用南北向的龙首山丘陵修建的高台建筑。北部为后宫和皇室官署所在，后宫首殿——椒房殿遗址建筑规模宏大，已全面进行了考古发掘。皇室官署如少府遗址等，多在后宫之西。后宫以北和西北部有皇室的文化性建筑，如天禄阁、石渠阁等。未央宫是刘邦迁都长安后，由丞相肖何主持营建的皇宫，其布局结构反映出了西汉王朝最高层统治者们的都城、宫城设计思想，它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以北还分布着北宫、明光宫和桂宫。北宫是西汉初年营建的一座宫城，汉武帝时进行了增修。据《三辅黄图》记载北宫，在长安城中，近桂宫，俱在未央宫北。目前在厨城门大街以东、安门大街以西、雍门大街以南和直城门大街以北，勘察出一座长方形宫城遗址，应该即为北宫遗址。据文献记载，明光宫位于长乐宫之北，“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长乐宫后，南与长乐宫相连属”（《三辅黄图》）。目前明光宫的考古勘察工作正在进行。《三辅黄图》引《关辅记》载：“桂宫在未央宫北，中有明光殿土山，复道从宫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台蓬莱山。”可见桂宫应在未央宫北和建章宫东，西邻汉长安城西城墙。经勘察恰在未央宫以北、雍门大街以南，汉长安城西城墙以东，横门大街以西发现了桂宫遗址，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880米。宫城已勘探出南、北、东宫门各1座。南、北宫门有南北向干路相连。宫城中部的东西路，由东宫门向西通至宫城南北干路。宫城中南部有一高台宫殿建筑基址，台基南部分布有大量建筑遗迹。目前已发掘了桂宫南部的二号建筑遗址和西北部的三号建筑遗址，其中二号建筑应为汉武帝为后妃们修建的重要宫殿建筑，三号遗址的七座小房址应为一处仓储建筑遗址。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为武库。武库为一长方形大院落，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院落东西居中略偏西处有一南北隔墙，将大院分成东、西两部分。共有7个仓库，最大一个长230米，宽46米，又被分隔成4个库房，库房中原有放置兵器的木架。后来在武库遗址出土了大量铁兵器。2.楼阁东汉中后期的墓中，炫耀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依附农民、奴婢的成套模型和画像砖、陶制楼阁和城堡、车、船模型大量出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器中常有高达三四层的方形阁楼，每层用斗拱承托腰檐，其上置平坐，将楼划分为数层，此种在屋檐上加栏杆的方法，战国铜器中已见，汉代运用在木结构上，满足遮阳、避雨和凭栏眺望的要求。各层栏檐和平坐有节奏地挑出和收进，使外观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虚实明暗的对比，创造中国阁楼的特殊风格，南北朝盛极一时的木塔就是以此为基础。3.阙阙是我国古代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用以记官爵、功绩的建筑物，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两旁各一，称“双阙”；也有在一大阙旁再建一小阙的，称“子母阙”。古时“缺”字和“阙”字通用，两阙之间空缺作为道路。阙的用途表示大门，城阙还可以登临瞭望，因此也有把“阙”称为“观”的。现存的汉阙都为墓阙。高颐阙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城东汉碑村，是我国现存30座汉代石阙中较为完整的一座。它建于东汉，是东汉益州太守高颐及其弟高实的双墓阙的一部分。东西两阙相距13.6米，东阙现仅存阙身，西阙即高颐阙保存完好。高颐阙由红色硬质长石英砂岩石堆砌而成，为有子阙的重檐四阿式仿木结构建筑，其中上下檐之间相距十分紧密。阙顶部为瓦当状，脊正中雕刻一只展翅欲飞、口含组绶（古代玉佩上系玉用的丝带）的雄鹰；阙身置于石基之上，表面刻有柱子和额枋，柱上置有两层斗拱，支撑着檐壁。檐壁上刻着人物车马、飞禽走兽。高颐阙造型雄伟，轮廓曲折变化，古朴浑厚，雕刻精湛，充分表现了汉代建筑的端庄秀美。它经历1700多年的风雨剥蚀和地震仍巍然屹立，亦反映出汉时精湛的工艺水平。冯焕阙位于四川渠县赵家坪，建于东汉，是四川现存诸阙中时代最早者。现仅存左阙主阙。通高4.6米，由台基、阙身、楼部及顶盖四部分构成，用灰黄砂石五层垒砌，形似楼阁式木建筑。阙身正面柱间有隶书铭文两行：“故尚书侍郎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此阙造型典雅，雕刻精炼。第三节 园林与民宅建筑这一时期的园林较之商、周的园、囿、圃、池、沼已少了很多生产和军事性质，开始具有了较多的观赏性质，而呈现出一种两者性质的过渡（或转化）形式。1.园林中国古代园林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及至秦汉时期的发展，则完成了从商、周的园、囿向秦、汉宫苑和私家园林的过渡（或转化）。秦统一全国后，在都城咸阳大建宫室，并于渭水之阳作上林苑，以阿房宫为中心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秦上林苑在先秦各国宫苑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可居（帝之居）、可游（帝之游）的特征。汉武帝时又在秦上林苑基础上更为增广，使之纵横三百余里。如此众多的苑中苑、苑中离宫别馆，说明汉上林苑是一处内涵更为丰富的多功能（或多义）性大型皇家园林群体的集合。除皇家宫苑外，汉代的皇戚显贵、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