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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4 09: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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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世华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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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公开课——体育文化十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体育文化十讲试读:

前言

中国古代并无“体育”这个词,但是毋庸置疑,体育运动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体育指的是从原始社会体育的萌芽,到18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从体育的内容上说,既包括中原地区的体育项目,也包括周边民族的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不但具有较强的竞技性,而且还有浓烈的娱乐色彩。

中国古代体育更注重运动者本身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体育的实质。其运动形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种是脱胎于生产和战争的体育,例如射箭、马术、御车、跳高、奔跑、滑雪、滑冰等;第二种是娱乐性的体育,例如蹴鞠、斗鸡、杂技、走犬、投壶等;第三类是思维性的竞技游戏,例如围棋、象棋、蒙古围棋、九连环等;第四类是养生体育,例如五禽戏、八段锦、导引术、行气术以及气功等;第五类是武术体育,例如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以及各种武术器械,如棍术、枪术、刀术、剑术等。早期的军事体育对体育影响很大,出于战斗的需要,各国都积极发展体育运动。射箭被视为运动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了石质的箭镞,这是早期射箭的最好佐证。周代贵族教育中推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把射箭、御车与其他技能并重,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中国古代的田径运动也很发达,虽然没有“田径”一词,但是短跑、长跑、跳高、跳远、投石、投枪等活动经常举行。西周时期的“令鼎”记载:两个随从跟随周天子与马车赛跑,赛跑结束后,周天子还赐给他们十家奴隶作为奖品。战国时代的军事活动频繁,为了训练士卒,魏国名将吴起也曾组织过负重长跑、跳高、跳远等士兵选拔赛。汉唐的史籍上记载的田径运动就更多了,霍去病等将领都曾组织过类似的比赛。元代出现了规范的“贵由赤”长跑赛,起点和终点分别在元大都(今北京)和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距离180里,赛跑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其长度是现代马拉松比赛的两倍多,是中国式的马拉松比赛。

竞技性的比赛中,最早的是赛马。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上曾发现了史前赛马的记录。河南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上,有《赛马图》。此外,在一些汉代画像砖上也出现了赛马的生动记录,就是说至少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赛马形式。古书上记载的“田忌赛马”一事也印证了出土文物上的记录。到了唐朝的时候,更是出现了打马球这种竞技性非常强的运动。中国的赛马和马上运动,一直到清代末年依然长盛不衰。

另外,摔跤、蹴鞠、捶丸、步打球等体育运动也都风行一时。摔跤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它最早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的一种游戏。汉代的时候,“蚩尤戏”发展成了一种类同摔跤的运动——角抵。此后,角抵又演化出了相扑和柔道两种形式,并在唐代的时候传入了日本。

蹴鞠运动是现代足球的鼻祖,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民间非常普遍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居民富裕,常常进行蹴鞠活动。汉高祖刘邦和他的父亲也都是蹴鞠迷,刘邦专门在长安建造了足球场——鞠城。汉代李尤还写了一篇《鞠城铭》,把蹴鞠的规则、裁判、比赛形式、道德规范都写得清清楚楚。

球类运动中的捶丸盛行于元代,一个叫宁志斋的老人还编写了一部《丸经》。明朝的皇帝明宣宗也很热衷于捶丸运动。

围棋和益智类游戏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流行,其中围棋还在隋唐时代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是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重大体现。

本书讲述了从原始时代体育的萌芽一直到清末我国体育的发展历程,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项目的孕育,少数民族体育,武术体育,养生体育,体育名人以及体育轶事,并配了数百幅生动的图片,使读者在了解中国古代体育史的同时扩大视野。第一讲 古代体育简史萌芽——原始社会体育体育是人类通过实践创造的一种特殊运动,中国古代的体育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伴随着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逐渐地孕育出来,甚至与后世有关的各种运动器械也已经初具雏形。

虽然“体育”一词出现在17世纪,至19世纪末才传入中国,但是,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却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文明未开化的时代。中国古代体育萌芽的产生与当时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文化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劳动中萌生体育

茂密的原始森林里,两个猿人正在采摘野果,树上的猿人把摘下的果子丢到地上,树下的猿人不停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把散落在地上的果子拾起来。突然树下的猿人一跃而起,前肢一下子接住了一个高处落下的果子。从此,开始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时代,后来他们学会了奔跑、跳跃等技能。又经过几十万年的光阴,人们慢慢学会了打制石器、骨器来获取食物。在追捕猎物的活动中,学会投、掷等方法,并发展了速度、耐力、力量、灵敏等各种身体素质,这个时候原始体育应运而生,但主要是以生存为直接目的。

远古时代,恶劣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人类的体力和智力,使他们不得不学习走、跑、跳、投、攀登、游戏、搏斗等技能。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劳动主要是打鱼和打猎,这不仅要求猎手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还要求他们有良好的体力和一定的基本技能。这个时候的体育主要是以生存为直接目的,进行各种能力的训练。

战争中推进体育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生活的条件十分艰苦,部落之间常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复仇或祭祀而发动战争,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提高自己的力量,每个部落纷纷制造兵器,教民习武,而且还挑选身强力壮的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其中包括摔跤、飞镖、棍棒等。所以,战争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体育教育的萌芽

劳动工具出现后,体育便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狩猎用的石块演化出了后世的链球运动和其他球类运动,投矛器是现代弓箭的前身。这些技能需要尽可能地传授给下一代,这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劳动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体育因素。我国鄂温克族的长辈很注重向后辈传授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如跳高、滑雪、角力、射箭和搬家游戏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的时候,体育就已经步入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并且出现了最原始的运动器械。除此之外,还有祭祀活动,不同的民族在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各自有着独特而复杂的仪式,如祭拜、礼仪、迎神赛会等。人们以身体的动作或技巧、能力的考验等方式,表达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这其中含有诸多类似体育活动的内容,如搏杀野兽、掷投飞镖、角力、障碍赛跑等。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充满智慧的民族,她创造了最早的体育活动,在生存、劳动中实践,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使人类得到发展,社会得到进步。延伸阅读

丁村遗址与石球“丁村遗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的,距今约12万年。遗址共有20多处旧石器中期的文化地点,都分布于汾河两岸。从出土的2000多件石制品看来,丁村人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相比北京人都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制造的石器工具加工更精细、形体更规整、类型更多样,而且还出现了较专业的分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棱角尖状器和石球。大棱角尖状器采用有三棱的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像个等边三角形,其作用应该是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石球比较粗糙,重量一般在500—1300克之间,被认为是s狩猎工具,像流星索一样为投掷所用。初步形成——夏商周时期的体育中国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十分重视体育,主要围绕着“祀”和“戎”这两项活动。奴隶社会时期的体育运动呈现出军事性、教育性、民间性的主要特点。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青铜冶铸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得精锐工具和武器大量产生,从而导致阶级分化与斗争愈加激烈,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文字出现后,为传播文化知识,设立了学校,体育活动也被确立为学习科目而得以传播,这表明人类正在向文明的征途迈进;统治者出于祭祀、朝会大礼等诸多礼仪的需要,客观上为许多体育活动形式制定了某些法规,并将一些体育活动列为教育内容,广泛推广,这对古代体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军事训练中的体育

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军事活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对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体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先前的狩猎,除原有的生产意义外,也开始转化为统治阶级用以练兵习武的“田猎”活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山海经   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即夏启曾带领部下在大乐之野进行名为“九代”的武舞;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有了射、御两个 字,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许多记载田猎活动的资料;西周时期还出现了“象舞”,以步伐整齐,统一攻防,最终战胜了商军。

当时的军队有车兵和步兵两种,车兵称为“甲士”,并且车兵是军队的主力。作战时,甲士乘车,步卒或在车前引路,或在车后前进,必须有很强的奔跑能力,因此奔跑成了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周代《令鼎》铭文记述了这样的故事:周王从淇田场返回王宫时,命令步卒与马车赛跑。并说,你们若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跑回宫中,我就赏赐你们十个奴隶。两名步卒紧随马车,一直跑到王宫,周王如约赏赐。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随着兵器、作战技能和军制的变化,作为军事训练的体育活动也不断演变,射箭、御术、角力、举鼎、拳术、奔跑、跳跃、投石、游泳、蹴鞠、马球等都先后用作军事训练。此外,尚武、崇武也成了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风气。

学校教育中的体育

夏、商、西周时期的体育活动,除与军事和田猎等联系较为密切外,学校教育中的射、御、舞勺、舞象等,均带有明显的体育特征。

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需要将后代子弟培养训练成身体强壮的武士,以继承自己财产和领地。如夏、商的学校里,习射就是重要的教育内容;西周的教学内容合称“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射、御都是体育内容。“乐”是音乐、诗歌、舞蹈等,是陶冶情操、节制欲望、缓和奴隶主内部矛盾的精神教育。

民间活动中的体育

在军队和学校之外,民间也在不断发展。西周时期倡导“尊礼文化”,因此,朝会、宴乐、祭祀等活动比较常见。在这些活动中,就包含着独具特色的体育形式,如五御、跳舞、礼射等。体育活动不仅仅是奴隶主的专享,奴隶们在乡间集会或是劳动空闲的时候,也会用歌舞来抒发自己的情意。在东周时期,围棋已流行于民间。

纵观夏商周时期体育发展的境况,对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军事体育、体育教育和民间体育的分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竞技体育传入之前。延伸阅读

围棋的早期历史

一般认为围棋诞生于东周时期。不过晋代张华所编的《博物志》认为围棋早在上古就已诞生。明代陈仁锡所著《潜确类书》认为围棋诞生于夏代,围棋是夏桀的臣子乌曹发明的。《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中明确出现了“弈棋”的记载,这一点说明,至少在东周时期围棋已经存在。《论语》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由此可见,围棋产生于在春秋已经为很多人所熟识。在此后的典籍中,如《孟子》《关尹子》《尹文子》等书中都记载了“围棋”,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的围棋活动十分普及。缓慢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体育空前发展;各种民间体育活动纷纷涌现;养生术和养生思想也已诞生,但是纯粹的竞技性体育并未有太大发展,总体上呈缓慢发展态势。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奴隶统治日渐瓦解,形同虚设,各诸侯国并吞弱小,互相兼并,争雄称霸,风起云涌。军事活动对体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军事体育大发展

由于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大都崇尚武功,以强兵治国,战法与兵种也发生了很大 变革。其间蓬勃发展的体育项目,都与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如射箭、举重、武艺、摔跤、田径、游泳、赛马、击剑尤为兴盛。由于吴、越、楚三国地处江南,因而水战是其主要战斗形式,对水上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春秋时期赛马活动兴起,并十分盛行。齐威王与大臣田忌赛马,先是两人各出上、中、下三匹马,比赛结果,田忌三战三败。后来军事家孙膑出了个主意,比赛时调整了一下马匹的排列,让田忌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结果是一败两胜,总评获胜。“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虽然当时的赛马只是诸侯贵族赌博取乐的活动,但说明当时的人们在驾驭马匹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技术。

后来,铁器得到应用,士兵得以用铁剑为主要兵器。赵文王养了3000多名剑士,“日夜相击于前”。可见当时对抗性极强的体育在战争的推动下得到较大的发展。

吴起训练魏武卒

士兵的体能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战斗力,因此对士兵跑、跳能力的要求都很高,因而多以跑、跳来训练军队的战斗能力,其中负重跑是士兵的体能训练形式。孔子再传弟子中,曾出现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名叫吴起,后任魏国将军,他十分重视士卒的训练,注意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吴起镇守西河期间,首创士卒考选制度,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背负一张用上百斤力气才能拉开的硬弓和装有五十支箭的箭囊,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合现在41.3千米)方可入选。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劲之师,也就是著名的“魏武卒”。   

民间体育的兴起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娱乐体育的发展,临淄是齐国的首都,当时齐国经济发达,物质生活优裕,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蹴鞠就是其中一种。

南国水乡还流行一种水上娱乐活动——竞渡,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另外,投壶、飞鸢、秋千、弄丸、围棋等娱乐活动也在民间兴起,象棋也依稀可见。延伸阅读

悲剧射手斗越椒

斗越椒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也是一个著名的神箭手,而且还训练了一大批善于射箭的弓手。可以说是古代体育史上最出名的射箭运动员和教练员。史载,若敖氏数代都把持着楚国的相权,而且控制着较精锐的军队(尤其是射手)。楚庄王为了加强君权,削弱公族的权力,先后杀掉了两任若敖氏家族出身的宰相,仍无奈地任命若敖氏家族的另一人斗越椒为令尹。斗越椒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趁庄王率军队问鼎中原时发动叛乱。庄王赶紧回国平叛,在战场上君臣相遇。庄王亲自擂鼓,斗越椒向庄王射了一箭,箭从车辕间飞过,射穿鼓架,洞穿了牛皮鼓,吓得庄王把鼓槌也掉落了。左右护驾人员赶紧拿着“笠”(伞盖)替庄王遮挡。斗越椒又一箭,将左笠射了个对穿。其箭术力道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可惜这位号称数百年来难得一遇的神箭手遇到了另一个射手养由基(当时还是无名小校),被养由基射死,养由基也因此扬名天下。承前启后——秦汉时期的体育秦汉时期体育运动的发展是中国体育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继承先秦体育与引入外来体育基础上,有所摒弃,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

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封建制度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这是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内容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的各类体育活动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又陆续产生。这一时期体育的主要特点是:活动规模较大,竞技性与娱乐性较强;某些类别的体育活动(如“导引”“百戏”等)已初步自成体系,且独具特色;寓军事训练于体育娱乐的思想得到体现,开创了重文士轻武夫的先河,使得社会上形成了“雅”“俗”两类不同的体育活动。

军事体育的变化

秦统一之后,虽为防边患大力发展军事体育,但国内的安定生活更需要休闲娱乐,因此如何改变枯燥的军事训练,把练武寓于娱乐之中,成了这一时期军事体育的重点。

汉朝时大力提倡以野兽为假想敌的军事射猎活动,狩猎不仅使用骑射、兵器击刺捕杀禽兽,还提倡徒手搏斗擒捉野兽。狩猎中保存了古老的弋射、毕捕方法,可以说是各种狩猎方式都兼容并蓄,集练武、娱乐于一体的体育活动。

蹴鞠这种活动曾在秦统一后低落,到了汉代又逐渐兴盛起来,有娱乐和军事两种形式。汉武帝时,攻打匈奴的行军途中,士卒都参与蹴鞠活动,以振奋士卒的精神。这就是“蹴鞠兵势也”的重要原因之一。

角抵最初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徒手角力活动,秦时增加了它的娱乐性和表演性并进入宫廷,与杂技、魔术、歌舞等同台表演,成为宫廷贵族的观赏性娱乐活动。到了东汉,角抵戏随着内容的增多而被称为“百戏”,举凡古代歌舞、杂技幻术、角力较武、赛车走马,无不囊括其中,成为中国古代歌舞、杂技表演、运动竞技的综合表现形式。

民俗节令中的体育

我们祖先很早就认识到节令的迁移、气候的变化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影响。秦汉时期,通过节日、节令习俗开展体育活动已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体育组织形式之一。在众多的节令习俗活动中,不是与驱邪防病有关,就是与祈求长寿、欢娱身心相联系。

作为节令民俗活动的驱傩,是古代的一种驱疫防病活动。大约西周时已成礼制,至汉代成为“腊祭”活动的内容之一。汉代宫廷举行的驱傩仪式,先由“中黄门”带领“子”将火炬从宫禁中传至端门外,再由守候在端门外的卫士将火炬传至等候在城外的五营骑士,五营骑士分三站,相继传至洛水,将所持火炬投入水中。其中,卫士与五营骑士皆有千人参加,这实际上是浩荡的越野接力跑。

医学的发展

汉代医学已有了极大发展,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奠定中医学的发展基础。《黄帝内经》中提到当时医疗的手段有九种,导引是其中手段之一,“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三国志  方伎传》)导引既能健身,又可以治病,开创了“体疗”新方法。延伸阅读

李尤的《鞠城铭》《鞠城铭》为东汉人李尤所写,全文是:圜鞠方墙,仿像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足球裁判的著作,全文不过48字,却内容丰富,告诉我们汉朝的足球竞赛形式、裁判规则、竞赛用球和运动场地,都已开始走向规范化。其中提出的竞赛原则,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多有动荡,体育发展有失均衡。同时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又为体育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色彩。

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儒家正统礼乐观的冲击,北方骑射民族的剽悍尚武,都为隋唐体育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无论是武艺、球戏、保健养生,还是围棋、水戏等都初步定型,竞放异彩。而且这个时期妇女的体育活动较为兴盛。

军事体育的衍生

三国时期,各国争战不断,为了获得战斗力强的军队,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下令争求武才。蜀国的诸葛亮创制了不少新型武器,每一种新式武器的出现,必然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武艺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如元戎,是一种能够连发的弩,这就需要士卒加强对腰力和臂力的提高;木牛流马类似人力独轮车,适用于山地作战的运输工具,不仅要求驾御者要有很大的力气,而且长途跋涉还需要有很好的耐力。士兵们不断经受新的训练,这对军事武艺的发展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又是一种促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主要是骑战和步战,因此骑射受到相当的重视。北方习射之风胜过南方,女子也善于骑射。当时也出现了以骑射为内容的娱乐和竞赛。

北魏末期的濮阳王元顺,善于射箭。《资治通鉴》上说,元顺参与了宇文泰拥立南阳王元宝炬的计划,元宝炬成为西魏的开国皇帝,即西魏中宗,元顺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射箭冠军。

两晋南北朝时,受北方游牧少数民族影响,角力(又称“相扑”“拍张”)成为一种单独的体育活动,在社会上开始流行起来。

养生思想与方法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统治阶级腐朽、醉生梦死,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出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涌现出不少养生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长好老庄”,著有《养生论》。晋代著名道士葛洪,好神仙导引之术,后炼丹终生,著作很多,代表作为《抱朴子》。他还对各种养生方法多有研究和论述,包括吐纳、导引、房中和服食等等。他提倡服食丹砂、黄金、白银、诸芝、王玉、云母、石英、松柏脂、汉等、地黄、麦冬等,以“令人身安命延”。

南朝齐梁间道士,医学家陶弘景80多岁时,容貌还跟中年人差不多,他在著作《养生延命录》一书中辑录了大量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其中《导引按摩》部分,丰富多彩。他根据《导引经》,介绍了不少成套的动功(如导引七势、按摩八法、肢体运动八势等)。

娱乐体育盛况空前

两晋南北朝,围棋又出现一个高峰,王公大臣、文人学士通宵达旦,下棋无度。少年儿童中也涌现出围棋高手。魏晋南北朝已有棋品制(相当于今天的段位),按棋手技艺高低分为“九品”,后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九段制的依据。当时纵横19道的棋盘,一直沿用至今。

民族大融合使多姿多彩的各族舞蹈彼此交流,繁盛空前,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这一时期的艺术体育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延伸阅读

围棋名由来

围棋,起源于中国,它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古文献来看,围棋最早被人称为“弈”或“棋”。据说,这是各地方言不同的缘故。北人称“弈”,南人谓“棋”。

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汉代,围棋虽已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出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围棋”还是被当作动宾词组使用。如古诗中“溪头烘药烟霞暖,花下围棋日月长”,“昂头说《易》当闲客,落手围棋对俗人”,都是明显的例证。到了佛道盛行的南北朝时期,围棋活动极为普遍,文人学士中有的已嗜弈成癖,有些遁迹沙门的佛门弟子也乐此不疲。这期间,围棋又得了两个富有时代特点的别名:“手谈”和“坐隐”。鼎盛——隋唐时期的体育作为灿烂的唐文化之一——体育,不但为唐文明增添光彩,而且在中国体育史和世界体育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

唐代作为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朝代,她所具有的文化氛围渲染着每一个阶级。唐代体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空前繁荣的经济极大地刺激了唐人对体育文化的追求,同时也揭开了体育外交的序幕。

全民参与

自古以来,各代帝王大多对体育抱有浓厚的兴趣,其中唐代最多,他们本人也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好射手,更是马球的倡导者。玄宗李隆基更是嗜球入迷,经常在场中驰骋。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吐蕃是游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比赛,两战都输了。唐中宗十分恼火。这时,临淄王李隆基和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族马球队,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开赛之后,李隆基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连连透门,贵族队大获全胜。球赛结束之后,吐蕃大臣尚赞咄连连称赞说:“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李隆基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77岁,这与他喜爱马球,一直到老年还坚持参加体育活动不无关系。

唐代体育的普及不仅在上层社会,平常百姓也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体育热潮中。每逢清明都会举行蹴鞠、角力等比赛;民间竞渡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场面十分火爆;跳水运动开始出现;击球运动风行一时,唐后期,每逢初春时节,科举及第的进士们都会进行击球比赛;唐代棋类活动也十分流行,前期围棋盘为17道289子,中唐以后发展为19道361子,大大增加了围棋变化的余地,与现代围棋几乎吻合。

唐代给予女性的自由和开放旷古未有,唐代女性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喜欢运动的一族。当时妇女中间,广泛流行着舞蹈、射箭、散乐、秋千、拔河、郊游、田猎、蹴鞠、击球等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1972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马球图》壁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球图铜镜都反映了这种情状。

中外体育交往

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周边国家经常派出使员到中国学习,中国也有使者和其他人员前往国外,他们成了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在汉朝就开始了。三国时期,中日互有兵器赠送;汉代到南北朝,中国的相扑传入日本;到唐代,中日体育的交往随着友好往来的增多而愈加丰富。中日体育交流的内容,涉及蹴鞠、击鞠、武艺、棋类多种运动项目。中国百戏的一些内容也被日本所吸收。

南北朝初期,朝鲜的音乐、舞蹈就已传入中国。隋朝“七部乐”、唐朝的“十部乐”,都有“高丽伎”,可见高丽乐当时很受欢迎;更多的留学生来中国,同样也吸收了大量包括体育、医疗保健内容在内的文化。

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往来是以佛教为纽带的。唐太宗时,有“秦王破阵”乐舞,“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降,有来往疾徐击否则之象,以应歌节”,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之一。隋唐以前,就有天竺传入的佛教导引按摩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就辑有“天竺国婆罗门按摩法”十八势。唐代统治者崇佛,又信长生术,造成了印度方士到中国传授长生术的条件。

总之,隋唐时期,中国丰富的体育内容传到东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也吸收了外国的体育内容,使中国体育更加丰富多彩。延伸阅读

秦王破阵舞《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著名的战争舞蹈,是在军歌的基础上排练出的阵容庞大的舞蹈。唐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打败了割据势力刘武周,巩固了唐政权。于是,他把旧曲填入新词,命将士吟唱。贞观七年(633),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亲自给这首曲子编舞。舞阵呈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往来刺击,以像战阵之形。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计十二阵。舞蹈表演的同时宫廷乐队进行奏乐,其中以鼓乐为主,大鼓震天响,声传百里,气势雄浑。《秦王破阵舞》演练成熟后,太宗李世民命令120人(一说128人)的庞大阵容在玄武门之外表演,当日由2000人的军马引导着表演者,所有表演人员都披甲持戟,荷杖负矛,场面尤为壮观。一起来观看的除了高官贵族外,还有各国的使节,入贡的游牧民族的首领。《秦王破阵舞》在当时的名气很大,甚至传到国外。玄奘大师到达印度后,印度国王尸罗逸多亲自询问了关于此舞的内容。武则天时期日本遣唐使节粟田正人还将此舞传入日本。可以说,《秦王破阵舞》既是著名的乐舞,也是集体性很强的体操活动。继往开来——两宋时期的体育从北宋到清末,是中国古代体育演进的重要时期,体育文化呈现出特异色彩,对后世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璀灿的时代,从北宋以后传统体育出现了一些新发展,武术体系形成,消闲娱乐活动兴盛,养生内容丰富,与此同时,民族融合也丰富了传统体育的内容。中国古代体育由此开始经历了一个由继承、发展到逐步走向定型的过程。

武艺的发展与形成

唐代的武功虽门派众多,但是因为政局稳定,又没有战争,所以武功偏向强身健体,各派武术有频繁的交流。而到了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军事斗争紧张激烈,军事教育和训练大大增强,以骑射为中心的武艺训练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宋代负责士兵训练的是教头,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权力,因而可以把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推动了武艺的发展。小说《水浒传》中的林冲出身枪棒世家,原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高强,“林家枪法”举世闻名。著名抗金将领岳飞曾创编子母拳,后其子岳震、岳霆隐居于湖北黄梅,传下了岳家拳。

宋朝南派武术的特点在民间已经初步形成,但却分散各处,岳家散手就像是一根丝绳,将散落四处的珍珠统统串了起来,这就为南派武术赶上北派奠定了技巧上的基础,同时也打下了民间基础。此后,南派武术才在明朝与北派平分秋色。

消闲娱乐活动的兴盛

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和戏剧等表演艺术的发展,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或融汇于戏剧,或演变为民俗,有的则渐渐消亡。

宋元时期已出现了民间的体育组织——“社”。据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有多种“社”,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打拳使棒的“英略社”,蹴鞠的“圆社”“齐云社”等。这类体育社团,担负了制定技术标准、竞赛规程、组织比赛和交流等任务,标志着古代体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养生内容的发展

宋代注重道教典籍的编纂整理,张君房取《道藏》精华编成的《云笈七笺》中,保存了许多导引养生资料。北宋至清代的众多养生和医学著作,整理、创编了大量导引术,最有代表性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八段锦》和《易筋经》。

宋代统治者提倡市民文化的发展,很多文人对养生产生了兴趣。养生专著有许多是文人编著的。苏轼对养生颇有研究,撰有《养生决》《苏沈良方》等养生论著,主张经受自然力的锻炼,认为养生之要,在于“和”与“安”。他还根据自己亲身实践,总结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导引养生

功法。

诗人陆游也热衷于养生,他认为“养生之道”在于养性和气,常练气功,注意饮食、起居。他还主张心要静,身体要适当运动。他早晚常常散步和按摩,有“朝脯两摩晚”“吐纳馀闲即按摩”的诗句。延伸阅读《云笈七笺》《云笈七笺》是宋代张君房辑录的大型道教类书,收录了宋以前的大量道教书籍。俗称“小道藏”。全套图书分为三洞、四辅。所谓三洞,是指“洞真、洞玄、洞神”;四辅是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加起来总共是七部,故谓七笺。

该书不但对道教的教理教义、本始源流、经法传授等做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还记载了一些道教的养生内容。其中对于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派的养生尤其详细,对后世的养生学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嬗变——辽金元时期的体育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辽、金两代王朝都注重民族传统,在建立稳固的政权后,大力发展民族体育。在与汉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吸收和发展了体育文化,呈现出向中原先进民族学习与借鉴的文化特征。

辽、金、元时期的体育,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项目,又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骑射 

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重视骑射,辽、金、元三朝全民皆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电聚牧养”。骑射、围猎是他们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契丹人以游牧为生,一些体育活动具有浓郁的游牧特点。每年三月三这天,辽国人民要举行一种射木兔的游戏,也是比赛箭术的一次例会。比赛者将一木雕的兔子放在选定的地方,参加者分为两组,骑马较射,以射中木兔为胜。

长跑

为了迅速传递军情,各王朝都十分重视发现和训练善于长跑的人。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元代的急递铺兵,甚至达到“一昼夜行四百里”。以上都属于职业性质的长跑。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364),建“贵赤卫”,担负元大都(今北京)及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警卫。元代统治者为检阅这支军队的身体素质及长跑技能,每年举行一次长跑竞赛。据元朝人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长跑竞赛有两条路线:一条以河西务(河北武清县东北)为起点,至大都内中(宫廷)为终点;另一条以泥河儿(河北宣化县东)为起点,至上都内中为终点;每10里或15里、25里设1铺,急递铺兵上下传递作接力赛。前在起点处“约之以绳”,各队参加者横列绳后,开始时将绳去掉,齐向终点奔跑。约3个时辰(6小时)跑完全程(约180里)。

马球

体育文化则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素善骑射的特征,辽、金、元三代的统治者,喜好马球运动。辽代有端午、重九举行马球比赛的传统风俗,并在都城修建了供皇家打球消遣的专用球场。元代对马球运动不断加以改进,以皮革缝制的“软球子”代替了木球,加长了球杖,提高了比赛的技巧性。

捶丸

捶丸由唐代“步打”发展而来,宋、辽、金、元时均盛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有位书房号“宁志斋”的老人,著《丸经》2卷。他认为捶丸有“收其放心,养其血脉,怡怿乎精神”的作用,并视为“训将练兵之一伎”。《丸经》共32章,对捶丸活动的场地、设备、竞赛方式与裁判规则等,均有详细记载。根据地形选择场地,做成球穴。球以坚固的木料制成,棒为木竹合制。竞赛人数可3—10人,双数可分两班比赛。竞赛方法主要是以棒击球进穴,以筹计胜负。从《丸经》这一珍贵的体育专著中,可知中国远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欧洲高尔夫球的运动。

摔跤

元代时,民间摔跤仍然流行,特别在蒙古族中广为开展,不光是猛士们的专利,女子也参与其中。元世祖忽必烈的侄女、海都王的女儿明月公主就是一位摔跤高手,罕有男人是她的对手。她曾摆下擂台比武招亲,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看这国际男女混合摔跤比赛。规则是:只要把公主摔倒在地,就算胜利——跟奥运会摔跤比赛的规则差不多。延伸阅读

明月公主

明月公主,即“艾吉阿姆郡主”,她名字的意思是“明月”,故而在《马可   波罗行记》里被称为明月公主。她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海都王的女儿,小时候很受忽必烈的钟爱,据说忽必烈曾为自己的侄女打造纯金马鞍,在上面雕刻半卧的小鹿,以象征她的聪明伶俐。明月公主是蒙古著名的女摔跤手,很多男子都不是她的对手。后来忽必烈做主将她嫁给了一个非常信任的部落王子。明月公主婚后不久,海都王与忽必烈反目,二人刀兵相见,明月公主在两军阵前慷慨陈词,劝解他们罢兵和平相处,并为此拔刀自尽。忽必烈和海都王非常痛心,罢兵言和。落日余晖——明清时期的体育明清两代处于古代与近代的交替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阶段。明初到清中叶,体育活动仍在不断发展。清代中期之后,传统体育活动逐渐没落。

明清时期的民间体育活动完整地保留了传统体育文化,为现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明初到清中叶,突出表现了古代体育的娱乐性与健身性,如武术、摔跤、冰嬉、围棋、导引等体育活动较活跃,有的还有发展。清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败,中国的体育也逐渐衰落。纵观历史,明清两代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的最盛时期。

武术空前发展

明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出现了武艺大发展大提高的盛况。随着民间武艺的广泛开展,其健身、娱乐的作用日益明显,主要用于军事作战技术的武艺,分化出一个专门的运动形式──武术。嵩山少林寺僧普遍练武并以武功见长,明正德年间,少林寺已“以搏名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少林僧兵就是其中一支最为骁勇的力量。

从武艺演进到作为运动项目的武术,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到明代才基本完成。这时武术已经有了完整的系统,有比较完整的技术结构。拳械之术由各种招势形成完整的套路并定名,为明清的武术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骑射的延续和狩猎的复兴

明清时期骑射之术仍然受到重视,不仅军中将士娴习骑射,儒生文臣中善于骑射的也屡见不鲜。明代民间骑射也有广泛的开展,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尤“善骑射”。他领导的农民军士兵大都精通骑马射箭。清初除军中强调骑射外,并令八旗子弟以骑射为本务,不得荒疏。

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在关外时,通过“狩猎”,演习行军作战。经清圣祖玄烨提倡,选择蒙古翁牛特旗作为围场基地。清高宗弘历对狩猎也很重视,明确提出了狩猎具有军事演习和体育锻炼的双重意义。

球戏由盛而衰

古代各项传统球戏,至明代仍有所发展。女子踢鞠在明代民间流行。洪武间,民间女子彭秀云善踢鞠,“挟是技游江海”,被誉为“女流清芬”。《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朱瞻基观看踢鞠的场面,踢鞠是宫中嫔妃们非常喜好的运动。

明代“捶丸”运动也很盛行,仍有击球、射柳之举。至于“拍球”“踢石球”等非正式球戏,遍及城乡各地,在妇孺中尤为流行。到了清代,由于满族习俗尚骑射,善溜冰,喜摔跤,从而取代了各种球戏。除拍球、踢石球尚在民间流行外,一些大型球戏逐渐衰落。

棋类

继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围棋史上第三个高峰。妇女中也不乏弈棋能手。还形成了弈棋流派,如“永嘉派”“新安派”等。

明代除称弈棋名手为“国手”“国工”外,并已使用过“冠军”的称号。清代的围棋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象棋在民间更为普遍,清人所写的《象棋歌》中谓“市夫牧童靡不能”,反映一般市民和牧童都会下象棋的盛况。

其他

摔跤:清代摔跤活动得到空前发展。军中设有“善扑营”,人员是从“八旗精练”勇士中选出。蒙古王公贝勒朝见清帝时,常举行满、蒙摔跤力士的竞技,并有赏赐。

冰上运动:满族聚居关外时,早有冰嬉习俗,并有擅长溜冰的军队。延伸阅读

国手王抗与褚思庄

王抗,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齐之间的棋手,号称国手。他下棋注重攻势,而且快捷,其人下棋攻势凌厉,弱者几乎无招架之功。有一次,齐高帝命他和同为“圣手”的褚思庄比赛,两人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才下完一盘,观棋的皇帝都疲惫不堪,就命王褚二人先休息,待五更时再来决战,王抗得此命令后,趴在棋盘上立刻呼呼大睡。褚思庄却坐在棋盘边没有合眼,整整思考了一夜。由此可以看出褚思庄与王抗正是棋逢对手,同时也反映了二人不同的棋风。第二讲 古代体育文化中国古代体育的伦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先秦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

我国古代体育经过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的渗透后,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哲学体育”。如: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文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则倡导“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正义。

讲究长幼尊卑的礼射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佳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举行比赛时,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

习武先习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各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内容。如: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

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

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民族气节。

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

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延伸阅读

什么叫礼射?

射箭从远古狩猎、争战发展成娱乐健身的活动,至商代时期进而成为一种具有礼仪形式的体育活动。当时的礼射分为大射、燕射、宾射和乡射四种:天子用大射,并以射选诸侯参与郊庙之事;宾射为天子因诸侯来朝而与之同射之礼;燕射为天子及群臣燕息娱乐所行的射礼;乡射为在乡饮酒举行的射礼。礼射作为周礼的一部分,是其宗法制度的反映,也赋予了射箭这一体育活动的精神内涵。先秦的体育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思想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性特征,使得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处处蕴含“求善”“求治”的意蕴,体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的精神。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等。

儒家以伦理为中心的体育思想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创了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风,据说弟子有3000人。他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彻到教育活动中。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同时又强调文武兼备。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孔子在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中,强调射和御的教育,强调了礼乐和射御的结合,以期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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