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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莱尔·诺丝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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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试读：

我感觉子弹从我的腿上穿了过去，皮肉朝外撕裂开来，动脉也跟着崩开了。鲜血喷溅在了我眼前的水泥地上。我闭上眼睛，不想去感受那份疼痛，于是张开嘴巴尖叫起来。1

约瑟芬·塞布拉就快要死了。该死的本来是我。

她的胸口中了两枪，腿上中了一枪。这本该结束了，足够了，但枪手却迈过她残破的躯壳，开始四处寻找我的身影。

他要找的人是我。

我蜷缩在一个脚踝肿胀、手腕松垂无力的女人身体里，看着约瑟芬慢慢死去。她的嘴唇变成了蓝色，皮肤惨白，下腹上的弹孔像漏油一样向外喷薄着鲜血。她呼气的时候，齿缝间挤出了粉红色的泡沫。看来血液已经流进了她的肺里。他——那个谋杀她的人——仍在到处走动。他转过头来，紧握着手枪，用眼神搜索着我转换、跳动和联结的轨迹，监视着周围的一幅幅皮囊。然而，车站里的人就像是被鲨鱼追赶着的沙丁鱼群一样。我混进了人群中，想要随着他们四散逃开，不料却被脚下难穿的鞋子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上。我的手碰到了一个留着胡子的银发老人的腿。他穿着棕色的裤子，一看就是个会欣喜地把宠爱的孙儿抱在膝头上的人。然而，此刻的他脸上却充满了恐慌的神情，一路狂奔着用手肘和拳头推搡着身边的陌生人。但他肯定是个好人。

在这种时候，就得临场发挥。他就是这么做的。

我用手指紧紧地包裹住了他的脚踝，然后无声地溜进了他的皮囊里。

刹那间我有些恍惚。我刚才还是一个女人，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上了年纪、惊慌失措的男人。好在我的双腿还算有力，呼吸也很顺畅。话说回来，但凡我有半点怀疑，也不会贸然行动。在我的身后，那个脚踝肿胀的女人哭了起来。枪手转过身来，举起了武器。

他看到了什么？

一个女人摔倒在了楼梯上，被一个善良的老人扶了起来。我的头上戴着朝圣的白色帽子——这么说我一定很爱我的家人——眼角流露出了一种恐惧也无法掩盖的正义感。我扶着那个女人站起身来，将她拽到了出口处。枪手只看到了我的躯壳，并没有看到我，于是便转了回去。

那个女人，那个几秒钟前还是我的寄主的女人，努力地保持着清醒，看着我这张陌生的脸庞。我是谁？我怎么会跑来帮她？她一头雾水，满脸惊恐，像个疯子一样号叫着推开了我，还不小心挠到了我的下巴。就这样，她挣脱了我的手，跑远了。

头顶上，楼梯顶端的广场大门处闪烁着灯光：警察、阳光、救赎。

背后，一个穿着化纤黑色夹克衫、留着深棕色头发的男子正举着手枪，没有移动脚步也没有开火，正四处搜索着可疑的皮囊。

楼梯上流淌着约瑟芬的鲜血。

她呼吸的时候，喉咙里涌出的血液发出了像跳跳糖一样的响声，只不过隔着车站里喧闹的噪音很难听得清楚。

我的身体想要逃跑，但是衰老的心脏却隔着纤薄的心壁快速地敲击着我瘦削的胸膛。约瑟芬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汇在了一起，但她并没有看到我在那里。

我转过头回到了她的身边。我蹲了下来，拿起她的一只手放在了她心脏旁边的一处伤口上，然后小声地开口说道：“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

一辆地铁列车从隧道里开了过来，我很惊讶竟然没有人下令让列车停运。不过话说回来，距离第一声枪响才刚刚过去了三十秒钟而已。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更别提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没事的，”我对约瑟芬撒了谎，在她的耳边用德语温柔地说道，“我爱你。”

也许那辆进站列车的司机并没有看到楼梯上的血迹，也没有看到那些紧紧搂抱着自己的孩子、蜷缩在灰色立柱和荧光色自动售货机后面的母亲。也许他看到了，但就像一只迷迷瞪瞪的刺猬一样，他一时间无法思考，只是本能地降下了车速。

听到头顶上警笛大作，看到脚下缓缓进站的列车，那个枪手再次环顾了一下地铁站。他并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便转身跑了起来。

列车的车门打开了。他奔向车厢。

约瑟芬·塞布拉死了。

我跟着杀害她的凶手上了车。2

在约瑟芬·塞布拉死前三个半月的某一天，一个陌生人握住了她的手。她开口说道：“五十欧元一个小时。”

我坐在酒店的床尾上，回忆着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法兰克福。战后，一位拥有公民自豪感的市长下令修复了几条美丽的街道。可时光飞逝，随着城市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只好挑选了一片直径只有四百米的贫瘠土地，按照日耳曼人矫揉造作的风格对那里进行了重建，以赞颂自己失落的文化和童话般的历史。除此之外，这座城市里的其他建筑全都是单调乏味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格，那些直来直去的线条一看就出自一帮脑袋里不知在想些什么的工匠之手。

此时此刻，在灰色水泥的墙背后，板着脸的企业高管们也许正在讨论某些缺乏诗意的话题，毕竟法兰克福实在是没什么值得让人兴奋的东西。他们会坐进西欧最无聊的酒吧里，喝着德国出产的差劲啤酒，坐着准时准点的公交车，花费高于起步价三倍的钱打车去机场。然而，即便他们来的时候满脸倦容，走的时候却一个个得意扬扬。

约瑟芬·塞布拉就是这样一个人。“五十欧元。不砍价。”

我问道：“你多大了？”“十九岁。”“你到底多大了，约瑟芬？”“你希望我多大？”

我合计了一下她身上穿着的那条连衣裙的价钱。裙子的布料很少，看来贵就贵在那种刻意暴露的独特流行款式。裙子侧面的一条拉链紧紧地勒着她的肋骨和腹部曲线，脚上的一双靴子则死死地扒着她的小腿，挤得膝盖以下的部分不自然地凸了起来。靴子的鞋跟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她根本就无法保持平衡，站姿怪怪的。我想象着她脱掉这身难看装扮之后的样子，伸手抬了抬她的下巴，脑补了一下她洗掉满头廉价染发膏后的发色，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她是个美人胚子。“你赚一笔能分到多少钱？”我问道。“为什么要这么问？”“你的口音听上去不像是德国人。波兰来的吗？”“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回答我，我就给你三百欧元。赶紧的。”“把钱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掏了钱，一次一张五十元面额的纸币，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们之间的地板上。“我能分到百分之四十。”“这可不是什么好买卖呀。”“你是警察吗？”“不是。”“牧师？”“差远了。”

她想要再看看那些钱，顺便猜测一下我的手里还有多少，但还是强忍着将目光集中在了我的身上。“那你是什么人？”

我想了想。“一个游客，”我最终开口说道，“我是来看看风景、换换心情的。你的手臂上——那是针眼吗？”“不是。我献血来着。”

谎言。我甚至都不需要去揭穿她，因为那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如此的软弱。“我能看看吗？”

她用眼睛瞟了瞟地上的钱，伸出了自己的双臂。我检查了一下她手肘凹陷处的瘀青，还顺便摸了摸她的皮肤。她实在是太瘦了，以至于我生怕自己会捏断她的手臂。不过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注射痕迹。“我没有毒瘾，”她嘟囔了一句，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没有毒瘾。”

我放开了她的手。她把两条手臂抱在了胸前。“我是不会干那种蠢事的。”“那你会干哪种蠢事？”“我没闲心坐下来聊天。你是来这儿谈生意的，我也是。所以，我们还是公事公办吧。”“好吧。我需要你的身体。”

她耸了耸肩膀，这对她来说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你出三百欧元，我可以过夜。不过我得先知会一声我的人。”“不。不是过夜。”“那是什么？我可不接受长期包养。”“三个月。”

她不屑地笑了一声，似乎早就忘了开玩笑时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你疯了。”“三个月，”我重复了一遍，“合同结束之后，我会给你一万欧元、一本新的护照和一个新的身份。你可以任选一座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那你想要什么？”“我说了，我想要你的身体。”

她转过头去，以防我发现她正在惊恐地吞咽着唾沫。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又看了看脚下的现金和床尾上坐着的陌生人。“这些还不够。你再多告诉我一些，我会考虑一下的。”

我伸出了一只手，掌心向上。“握住我的手，”我说道，“我会告诉你的。”3

那是三个半月以前的事情。

现在约瑟芬已经死了。

塔克西姆车站并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方。

清早，睡眼惺忪的上班族在乘车前往博斯普鲁斯的路上东倒西歪地打着瞌睡。连接耶尼克和莱万特的拥挤公交车上，汗水浸透了每一个人的衬衫。穿着朋克摇滚T恤衫、小短裙或是带着鲜艳头巾的学生们从地铁站里蹦跳着跑了出来，奔向了格拉塔山、贝约格鲁咖啡店、苹果商店以及恶俗不堪的斯拉塞尔维勒大街——那里的服装店似乎永远都不会关门，厚玻璃后的灯光也从没有熄灭过。晚上，母亲们急匆匆地推着婴儿车，丈夫们则提着手提箱大步流星地走着。游客们并不了解这其实是个打工者的城市，只好挤在缆车里被浓重的狐臭熏得头晕眼花。

这就是这座城市生机勃勃的脉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低着头走进车厢、双手按着藏匿在黑色棒球夹克里的手枪的男人自然不会引起车上乘客的注意。列车就这样缓缓地驶出了塔克西姆车站。

我是一个带着白色帽子的和善老头，胡须修剪得很整齐，裤子上沾着些许鲜红的血渍。那是我跪在那个死去的女人身旁时沾染上的。谁都看不出来，就在六十秒钟以前，我还满脸油光地带着颈部静脉上的鼓包在塔克西姆车站里逃命。

在距离我只有几米的地方——我们之间的这片窄窄的区域里居然挤下了好几个人——站着那个将手枪藏在夹克衫里的男人。从他脸上的表情中完全看不出他刚刚冷血地射杀了一个女人。他用压低的棒球帽遮住了自己的双眼，帽子上还印着G足球队的标志。这个球队梦想中的战绩总是要比现实中的排名高得多。他似乎最近才在南部晒过太阳。陆陆续续地，大约有三十个人挤进了我们之间。所有人都像水杯里的波纹一样晃来晃去。几分钟之内，警察便会封锁通往萨那伊的地铁线路。再过几分钟，就会有人看到我衣服上的血渍和脚下的浅浅红色脚印。

现在逃命还不算太晚。

我看了看那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

他也在逃命，只不过方式和我不太一样而已。他的目的是混进人群，压低帽檐、蜷起双肩。他看上去和列车上其他陌生人没什么两样，根本就不像杀人犯。

我在车厢里移动着，脚趾小心地绕过其他人的脚，在一辆寂静而又拥挤的列车上和一群故意逃避彼此眼神的陌生人玩着“扭扭乐”的游戏。

列车驶入奥斯曼贝站后，车上的乘客并没有减少，反而愈加拥挤。枪手望着车窗外漆黑的隧道，一只手紧紧地拽着头顶上的栏杆，另一只手则插在了夹克衫的口袋里，说不定正用手指按着手枪的扳机。他的鼻子似乎很久以前受过伤，不过伤口已经愈合了。他的个子很高，但并不显眼。此刻，他正缩着脖子努力让自己不要在人群中显得过于出挑。他很瘦，但不至于骨瘦如柴；身上的肌肉很结实，却又不至于太过魁梧。他看上去像老虎一样警惕，却又像猫咪一样呆滞。一个夹着网球球拍的男孩撞到了他。他猛地抬起头来，插在衣袋里的手指紧紧地握起了拳头。男孩赶紧把眼神移开。

我故作轻松地绕过了一个刚刚下班的医生身旁。她的医院工作牌还在胸前来回抖动着，上面的照片看上去眼神狰狞、悲观冷淡，好像随时都做好了准备要击碎你的期望。那个头戴棒球帽的男人距离我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他的脖颈后面很平滑，头发的边缘被整齐地修剪到了脊椎的上端。

列车开始减速了。他再一次抬起了头，扫视着车厢四周，然后把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那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起初，两个同车陌生人之间冷漠眼神的交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缺乏特点又没有灵魂。过了一会儿，作为一个和善的老头，我和他交换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微笑——毕竟我的人生故事已经被写进了我的皮肤里。从他的笑容里我能够看出，他希望我能够尽快把自己的眼神移开。最后，他的目光终于落到了我那双朝着他伸过去的双手上，看到了我指尖上已经干涸成一道道棕色条纹的约瑟芬·塞布拉的血迹。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张开嘴，准备伸手从手枪套里掏枪。我一把抓住了他，用手指掐住了他脖子的侧面。

交换。

我面前的这个满手鲜血的大胡子男人看上去有些困惑。他失去了重心，蹒跚着绕过了一个背着网球拍的男孩，一把扶住了车厢的墙壁。列车马上就要开进希什利·梅西迪耶科伊车站了。他这才鼓足了勇气抬起头来看着我，用一只手指着我的脸喊道：“杀人犯！杀人犯！”

我礼貌地笑了笑，偷偷将兜里的手枪塞回枪套，跑出车门，消失在了车站的人群之中。4

希什利·梅西迪耶科伊车站的建筑是为了供奉地球上的未知神灵而建造的。从出售廉价威士忌和先知穆罕默德生平DVD光盘的白色购物长廊，到居住着腰缠万贯却又算不上富可敌国的富裕家庭的摩天大楼——希什利地区简直就是灯光、水泥和同质化的代名词。一样的财富、一样的野心、一样的贸易、一样的领带，还有一样的停车费。

如果凶手想要寻找一处藏身之地，这里肯定不会是他的首选。

可是话说回来——“凶手，凶手！”我背后的列车上传来了一声尖叫。

我前面的购物人群困惑地猜测着那一阵躁动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免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挡了谁的路。

我的脚上正好穿了一双舒服的鞋子。

于是我奔跑了起来。

卡瓦希尔购物中心像石灰岩一样甜美，像疱疹一样浪漫。你可以把它看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白色的瓷砖，玻璃的天花板，出于风水考虑而修筑的露台和地板。大厅里耸立着淡金色的立柱，周围的商铺无非就是阿迪达斯、赛弗里奇、好妈妈、德本汉姆、星巴克和麦当劳，而唯一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就是考福特汉堡以及装在塑料杯里的苹果肉桂圣代冰淇淋。走廊里的监控摄像头缓慢地转动着，追踪着穿松垮裤子的可疑少年以及穿着考究却把孩子扔给保姆、自己推着满载购物袋的婴儿车的母亲，还有那些五颜六色的售货车。

然而，我的身后警笛大作。于是我压低了帽檐，耸起了肩膀，一头扎进人群里。5

我的躯壳。

它原先的那个不知名的主人大概以为肩胛骨紧紧抵着皮肤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看来他平时并不怎么需要用到他的肩膀。当他的同龄人询问他的肩膀感觉如何时，他大概只会淡淡地说上一句：一切正常。

我感觉一切正常。

我感觉我就是我。

如果我有机会和自己此时“寄居”的这个凶手说上几句话的话，一定会很开心地纠正一下他对于自己的认识。

我走向厕所，习惯性地推开了女厕所的门。

刚开始的那几分钟感觉总是有点怪怪的。

我坐在男厕所的马桶上，锁上门，翻了翻凶手的口袋。

我的身上一共带了四样东西。一部已经关机的手机、一把带枪套的手枪、五百土耳其里拉和一辆租赁汽车的钥匙。除此之外，连张太妃糖纸都没有。

如此匮乏的证据本来证明不了什么，但只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一个男人为什么只带了一把手枪，却忘记带上自己的钱包。我的主要结论就是：他是一个杀手。

我是一个杀手。

毫无疑问，现在的我是被人派来刺杀死去的那个我。

然而送命的人却是约瑟芬。

我坐在那里思考着该如何杀死自己的身体。毒药应该比刀子容易得多。只要大量服下些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在痛苦袭来之前化作一个旁观的陌生人，静静地看着这个杀手的死去。

我打开了那部手机。

通讯录里没有存储任何电话号码，看来这只不过是从小摊贩那里随手买来的廉价东西而已。正当我打算关机的时候，一条信息被推送进来。

上面写着：赛斯。

我想了一会儿，还是关掉了手机，拔出了电池，然后将它们一股脑地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五百里拉和一把租赁汽车的钥匙。我把钥匙死死地攥在手心里，感觉它正一点点扎进我的皮肤里，享受着那种即将出血的快感。我摘掉了棒球帽，脱掉了夹克衫，却发现枪套和手枪没有地方放了。于是，我把它们卷进了衣服里，丢进了最近的垃圾桶里。就这样，我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牛仔裤走出了厕所，来到了最近的服装店里。我朝着站在门口的保安笑了笑，买了一件胸前上带有两条拉链的棕色夹克衫——虽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两条拉链到底有什么用。我还买了一条灰色的围巾和一条与之相衬的绒线帽，把我的脸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

三个警察正站在从购物中心通往地铁站的巨型玻璃门那里。

我是个杀手。

我是个游客。

我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便走了过去。

地铁站已经被封闭了，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一起，骚扰着执勤的警官：“这真是太残暴了，简直就是犯罪。你知道你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吗？也许有个女人没了命，但你们为什么也要毁掉我们的一天呢？”

我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卡瓦希尔是伊斯坦布尔少有的几个能够轻易打到出租车的地方。来这里逛街的人大概都抱有一种“反正我现在已经挥霍了一把了，打个车又有什么不行的呢”的心态，倒是便宜了那群的哥。

车子上路之后，我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瞟了瞟我，一脸得意的同时还露出了喜上加喜的表情——看来这不仅是个有钱人，还是个有钱的外国人。他开口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回答佩拉的时候，他的心都要飞起来了。那是一座开满了高档酒店的小山。在那里下车的幼稚游客总是会被博斯普鲁斯壮美的海岸景观所迷惑，因而留给司机一大笔的小费。“游客，是不是？”他用支离破碎的英语问道。“我不是游客。”我用清晰的土耳其语回答。

听到自己的母语，他似乎很惊讶。“美国人？”“有什么区别吗？”

然而，我的冷漠并没有打击到他的积极性。“我喜欢美国人。”车子在高峰期的车流中停在了一处红灯的前面。他向我解释道：“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美国人——太吵、太胖、太笨——不过我倒是很喜欢他们。他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恶行全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太邪恶了。我觉得他们还是想要做好人的。这一点很好。”“是嘛。”“哦，是的。我遇见过很多美国人，他们都很大方，非常慷慨，而且特别渴望交朋友。”

司机滔滔不绝地继续说着。每蹦出四百个欢快的词语，计价器上就会多出一里拉。我任由他自顾自地说着，眼睛则盯着自己手指肌腱的起伏，感觉着自己手臂上的汗毛和脖子的弧线。我的腮帮子很方，因此下颚的轮廓也格外清晰。我吞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移动了一下。对于不久前才刚刚离开约瑟芬身体的我来说，这个生疏的喉部动作似乎很奇妙。“我知道这附近有家不错的餐厅。”车子拐进佩拉区狭窄的石头街道时，我的司机开口说道：“那里的鱼做得不错。你就说是我送你去的，还要提一下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他们肯定会给你打折的。没错，店主是我的堂兄。这么跟你说吧，那里是哈恩角最好的餐厅了。”

我在酒店转角处下了车，还留下了一笔小费。

我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太过显眼。

伊斯坦布尔只有两个本土的名字颇受欢迎——被用于餐厅、酒店、市政厅等场所名称的“苏莱曼”，以及被用于机场、火车站和商场名字的“阿塔图尔克”。城市里的每一台收银机背后的墙上和刷卡机上都能见到“国父阿塔图尔克”的照片。飘扬着欧盟旗帜和土耳其国旗的苏丹苏莱曼酒店也是如此。酒店坐落在一座高大雄伟的法国殖民风格建筑里，鸡尾酒价格昂贵，但是床单折得十分整齐，而且每一个浴缸都大得如同游泳池一般。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只不过是以另一个人的身份登记的。

418号房间的保险柜里锁着一本护照，上面的信息显示这里居住的是一个叫作约瑟芬娜·科泽尔的土耳其人。她一共有五条连衣裙、三条半身裙、八件衬衫、四套睡衣、三双鞋子和一把牙刷。除此之外，一个真空袋里还小心翼翼地夹着一万欧元的现金。如果某个打开保险箱的清洁工发现了这笔钱，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不过它现在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刺杀约瑟芬·塞布拉的奖金了。愿她能够在警察为她挖掘的无名坟墓里安息。

我没有杀害约瑟芬。

是我的躯壳杀了约瑟芬。

想要摧残这具躯壳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警察还没有追查到这座酒店。约瑟芬的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证件，但他们终究还是能够根据那把钥匙上挂着的木头装饰查到她的房门号，找到那些白色的紧身衣和空的塑料袋，以及我为了凸显自己的（她的）身体曲线而买来的那些漂亮衣服——这应该算是分别前我留给她的一份时髦的分手礼物吧。

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些时间。

我犹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返回那个房间，取回我藏在屋里的一些现金——我手头的五百里拉花得很快——但直觉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不然，在我借用管家的身体时，应该把现在的这具躯壳丢到哪里去呢？

转念一想，我沿着水泥斜坡走向了一个比卡瓦希尔的星巴克咖啡厅设计得还要无聊透顶的停车场。我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绕着酒店的喷泉走了起来，在挡风玻璃和号牌之间搜寻着相应的租赁号码，并在每一辆可疑的车子旁按下解锁键，期待着某一对车灯能够朝着我闪烁出希望的光。

话说回来，刺杀我的人还真是懒散。

他跟着我来到这家酒店，还堂而皇之地用酒店提供的停车位。

在地下三层，一对黄色的车灯朝我眨了眨眼睛。一辆银灰色的尼桑轿车在欢迎我回来。6

那个试图杀害我的人租的就是这辆车。

我用从他（我）的口袋里搜出来的那把钥匙打开了汽车的行李箱，看了看里面的东西。

两个黑色的运动包，一大一小。

小包里装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塑料雨衣、一条干净的内裤、两双灰色的袜子以及一个盥洗用具袋。揭开包里的一颗可拆卸塑料暗扣，我找到了两千欧元、一千里拉、一千美金和四本护照。这四本护照上的国籍分别是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土耳其。虽然护照上的名字各不相同，但照片里出现的那张脸全部都是我的。

第二个包的尺寸稍大，可以算是一个“杀手工具包”。包装得很仔细的盒子里放着几把小刀和暗刃，还有一根绳子、一卷封口胶布、几条硬邦邦的白色棉质绷带、两副手铐、一把直径为九毫米的贝瑞塔手枪外加三盒备用子弹。绿色的药箱里放满了各种有毒化学品和迷魂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全身莱卡套装、一双厚厚的橡胶手套以及一个我不太认识的有害物质隔离头盔。

我差一点儿就错过了那个塞在内兜里的厚厚的马尼拉文件袋。所幸文件袋的一角被拉链卡住了，在黑色的内衬上露出了一点棕色。我打开了文件袋，又很快合上了。

这里面的东西需要仔细阅读。此时此刻，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关上行李箱，坐进车里，调整了一下座椅和后视镜，然后伸手摸了摸手套箱。不过，除了一张土耳其北部的地图之外，我发现那里没什么值得让人感到兴奋的东西。我发动了引擎。

我和同年纪的人给人的印象不同，我一点儿也不守旧。

我总是会选择年轻、健康、有趣而又充满活力的躯壳来寄居。

我会使用他们的智能电子产品，和他们的朋友跳舞，听他们的唱片，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放在冰箱里的食物。

我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如果我那个面带稚气的寄主姑娘会使用各种刺激性的化学用品来治疗她的青春痘，那我也会照做。毕竟她已经习惯了这样对待自己的皮肤，也知道自己该化哪种妆容。总之，我是个紧跟时尚潮流的人。

但这并不代表我已经做好了在土耳其开车的心理准备。

土耳其司机并不是什么坏司机。

说实话，他们可以在片刻之间从技术高超的超级好司机变身为无情又好胜的马路杀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战战兢兢开上了通往埃迪尔内的三号高速公路。并不是说路上的其他司机脑中没有“行车道”的概念，而是随着城市逐渐退后、山丘和海岸线越靠越近时，空气中飘荡着的动物气息总是会让你不自觉地减慢速度，打开窗户感受清风拂面的感觉。这时候，摆在你面前唯一的任务就变成了向前，向前，向前！

我开车似乎更加沉着冷静一些。

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老古董。

而是因为，即便是只身驾车行驶在最黑暗的马路上，我的身边也永远载着一名乘客。7

我人生中最心惊胆战的一次驾驶经历。

那是1958年的事情了。她自我介绍说她叫作孔雀。她俯在我的耳边轻声问道：“你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吗？”我欣然同意了。好主意。

五分半钟后，她坐在一辆林肯敞篷车的方向盘后面，放下顶篷，任由狂风尖叫着从她的耳边划过。车子像龙卷风中的老鹰一般在萨克拉门托的山间穿梭。我死死抓住仪表盘，看着陡峭的山崖扭曲着消失在我们的车轮之下。她尖叫着：“我爱死这个地方了！”

除了盲目的恐惧之外，我感受到了什么情绪呢？我应该是说了什么搞笑的话。“我爱死这里的人了！”她冲着对向车道上的一辆一边刹车一边鸣笛的雪佛兰汽车大喊，快速地朝着隧道的灯光驶去。“他们都太可爱了！”她吼了起来，金色卷发上别着的卡子顺势掉了下来。“他们总是会说：‘甜心，你太可爱了！’而我也会回答：‘你也很可爱。’然后他们会说：‘但我们不能给你这个角色，因为你太可爱了，甜心。’我心想：‘你们全都去死吧！’”

说罢，她开心地尖叫起来。岩石隧道中的黄色灯光暖烘烘地包围着我们。她更加用力地踩下了油门。“你们全都去死吧！”她继续尖叫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像是一只发怒的熊。“你们忘了吃药吧？你们的胆子呢？没种的混蛋！”

前方出现了一对车头灯。我这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将车子开到了对面的车道上。“去死吧！去死吧！”她咆哮。

那辆车的车灯转变了方向，而她也跟着打起了方向盘，就像是准备比武的骑士一样。那对车灯再次扭转了方向，轮胎发出了尖锐的声音，似乎是想要避开我们。但她也随之扭转了车头，昂首挺胸，眼睛直视着前方的地面，脸上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我还挺喜欢自己当时寄宿的身体（男性，二十二岁，一口好牙），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寻死。所以，就在我们即将撞上去的那一刻，我伸手抓住了她那裸露的手肘，钻进了她的身体里。

刹车发出金属零件相互摩擦、空气被急剧压缩以及弹簧崩落时的那种“原始的呐喊声”。抱死的后轮让车身旋转起来，最后像泰坦尼克号一样缓慢地一头撞上隧道的墙壁。带着大量喷溅出来的火星，车子擦着墙壁停在隔离带上。

这个动作将我整个人都撞向了前方，头重重地砸在硬邦邦的方向盘上。我感觉似乎有人将我脑袋里的神经元全都打上结，搅得我的思绪一片混沌。我抬起头来，发现自己的血已经流到了轮胎上；我的头盖骨下面枕着一只孔雀蓝的手套，嘴巴里满是咸咸的味道。在我的身旁，那具曾经供我寄居的躯壳睁大了眼睛，像只小猫一样浑身颤抖着，慢慢恢复了意识。

困惑变成了愤怒。愤怒的恐慌。而恐慌只有两条出路：暴怒或是恐惧。他选择了后者，于是开口尖叫道：“哦上帝，哦上帝，哦上帝，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哦上帝，哦上帝……”

大意如此。

那辆本应该送我们上西天的汽车就停在距离我们不到二十米的地方。车门打开后，一个男人滚了下来，脸颊通红，满身是伤。我眨了眨充血的双眼，抬头看到这位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的男士正一手举着银色的手枪，一手拿着一个警徽。他怒吼着，口齿不清地咒骂着我、我的车、警局局长以及什么东西要着火了的事情……

面对沉默不语的我，他朝我挥了挥手枪，然后大叫着让那个男孩把我的手包扔给他。和我身上其他的东西一样，那个手包也是孔雀蓝的，上面还点缀着绿色和黑色的亮片。在空中飞过的时候，它闪烁的样子就像是一条刚刚脱完皮的蛇，身上包裹着崭新的皮肤。拿枪的男人笨拙地接住了我的包，打开看了看里面，无奈地叹了口气，又把它扔在地上。

现在，没有人再继续喊叫，只有汽车的发动机在黑暗而又闷热的隧道中“嘀——嘀——嘀”地响着。我俯下身来，想看看包里到底装了什么好东西，竟然能够平复这令人头疼的吵闹声。

手包里的东西就散落在马路上。驾照的内容显示，我的名字的确叫作“孔雀”。看来给我起名的父母没有一点儿鸟类学的常识。一管唇膏、一片卫生巾、一串钥匙、一个钱包，还有一包装着黄色粉末的塑料袋。一只人类的手指——依旧温热但血肉模糊的手指——被包裹在一块棉手绢里，锯齿状的边缘说明它是从某人的手上锯下来的。

我抬起头来，看了看那个一脸恐惧地举着枪的男人。“该死。”我用粗犷的嗓门喊了一句，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将血糊糊的丝绸手套从我的手上扒了下来，伸出手腕好让对方给我套上手铐。“我觉得你最好逮捕我。”

不停在新的躯壳之间转换的问题就在于，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人。8

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我判断自己已经在前往埃迪尔内的路上走了一半了。炙热的晚霞将我眼前的柏油碎石路面映成了玫瑰粉色。关上车窗不出几分钟，租赁汽车的味道便直冲我的鼻孔。车厢里满是空气清新剂和化学清洁剂的味道。广播里播放的纪录片录音讲述着“阿拉伯之春”运动给经济带来的后果，之后又放起了有关爱情的得到与失去、心碎与疗伤的歌曲。从西边开过来的车辆全都打开了车灯。黑云在太阳没入地平线下之前便把它整个吞噬了。

趁着最后一丝日光消逝以前，我把车子停进了一个打着卤素探照灯的休息站里。这里供应快餐、汽油以及各种游艺与娱乐设施。我买了一杯咖啡、一个土耳其比萨饼和一种内含三种葡萄干的巧克力棒，然后坐在窗口观望起来。我不喜欢倒影中的那一张脸。它看上去属于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三号公路曾经是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尽管路标显示这里通往西边的埃迪尔内，但也同样连接着通往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公路。这条路是无聊的卡车司机的必经之路。宏伟的欧亚大桥横亘在一座陡峭而又恼人的瓶颈型峡谷之上。金角湾岸边的索菲亚大教堂似乎在时刻提醒着你：还有十个小时的路程就要到家了。

一辆挤了六口人的五座小轿车缓缓驶入了休息站。里面的乘客如同刚刚从牢房里被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从车里冲了出来。在一对骂骂咧咧的父母和一个可悲的祖母身边，几个孩子大吵大闹起来，圆睁的大眼睛仿佛在诉说他们的毕生所求不过就是一把水枪和一副双倍望远镜而已。

我早晚都得扔掉我的车子。

窗户上映出的这张脸庞是什么时候下的这个决心？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在他选择不咽下一瓶无解的慢性毒药的时候吧。

也许是他那部没有用过的手机收到“赛斯”的短信的时候吧。

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不是孤身一人。

有个男人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不知道。

那我是不是要去埃迪尔内？

不是。

我还好吗？我看上去……不太对劲。

我很好。只不过在处理一些私事而已。

所有人都会尊重一个正在处理私事的人。

他走开了。

幽暗的停车场里，一对情侣因为无法在黑暗中看清地图的事情吵了起来。我坐回车里，将广播的音量调到最大，然后摇下窗户，在冷风中朝着北边的埃迪尔内驶去。9

我一直都很喜欢埃迪尔内。就连王子和国王也曾到访过这里。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肮脏破旧、破败不堪。然而，就像一个外套上满是破洞的老头一样，它并没有因此感到羞愧，反而满脸骄傲地把这当作一种荣耀的象征。冬天，笔直的双车道排水沟里的污水会变成灰色；夏天，男孩和男人们裸露着油光锃亮的屁股和上身，聚集在一起参加年度摔跤锦标赛，在沙坑里牢牢地抓着对手健壮的后背。我从未试图参加这种比赛，也没在冠军的身体里寄居过。老实说，这座城市并不像伊斯坦布尔那样具备各种“非来不可”的因素，只有一位钟爱大理石的塞利姆苏丹建造的银顶清真寺，以及一座喜欢征战与赎罪的拜亚兹建造的美丽医院。尽管如此，这座将高远志向、娇贵气息与设计感融为一体的城市总是会让游客们记住，埃迪尔内的美不需要任何流光溢彩的装饰。

我把车子停在了一座装点着巨型金属太阳花的喷泉旁边。

我从行李箱里取出了两个运动背包，往兜里揣上一百里拉和一本护照，在自己的右手腕上铐上半截手铐，然后把钥匙放进上衣的口袋里。我拉上袖子以便遮住手铐，然后把背包背在身后，走进埃迪尔内静谧的夜色中。

残留着火炬燃烧痕迹的墙边竖立着一盏又一盏钠灯。陈旧的铁钩上挂着浅红色的灯泡。木兰花公寓坐落在一群19世纪的华丽建筑中，如今已经被改建成了小套房。嘈杂的住家露台上闪烁着电视机发出来的灰蓝色光芒。一只猫躲藏在晾衣绳后面，发出了嘶嘶的叫声。一辆飞速行驶的大巴车朝着一辆慢吞吞的摩托车狂按喇叭。一位餐厅老板和自己最喜欢的客人挥手告别，目送着他们消失在回家的夜路上。

我朝着外墙被灯光照得雪白的塞利米耶清真寺走去。那附近除了纪念各种皇室探险活动的巨型纪念碑之外，还开设了不少旅馆。

前台的接待员正听着电视剧的声音打着瞌睡——电视里演的是同卵双胞胎兄弟扮演同一个角色的故事。最后一幕中，他们登上了同一座山峰，握了握手。画面左边的天气十分阴郁压抑，而右边则是凉爽的晴天。当他们的手碰到一起时，天地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将画面撕成了两半。演员名单在屏幕上滚动吓醒了那位接待员。我将自己的加拿大护照放在桌子上，开口问道：“有房吗？”

接待员仔细地读了读护照上的名字，试图不落下每一个音节。“内森·科伊尔？”“是我。”

大家都喜欢加拿大人。

酒店共有三层，原先是一座木质建筑，如今则被改成了砖木混合结构。这里的客房总数应该不超过十二间，其中还有九间是空房，因此走廊里静悄悄的。

一个长着大眼袋、突下巴，留着黑色齐腰直发的姑娘将我领到房间门口。只见倾斜的天花板下面，一张双人床占据了狭小木地板上的大部分空间。敞开的窗户外面还有一座五厘米宽的露台。迷你尺寸的电视被放置在了一个木质支架上，支架下面则是暖气。浴室小到我伸手便能摸到四面墙壁，里面飘荡着柠檬和洁厕用品的味道。女孩站在门口，操着口音很重的英语问道：“你看可以吗？”“非常好，”我回答，“你能告诉我这个怎么用吗？”

我朝着她晃了晃手中的遥控器。她差一点儿就对我翻白眼。

我学着北美人的样子露齿一笑，装出了一副无辜而又充满疑惑的样子。她伸出手来准备接过遥控器。见此机会，我赶紧从身后掏出了那副手铐，将敞开的那一头锁在了墙上的暖气管上。这声响惊得女孩抬起头来。于是我伸出左手，一把抓住了她，用手指夹住了遥控器。交换。

我的手指有些抽筋。

电视开了。

一个新闻播报员说了个闻所未闻的笑话，笑声随即消失在电波中。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张气象图。似乎是为了证明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天气更加美好，他再一次笑了笑，结果天空中出现了乌云和雨滴。

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按照四本护照中的一本的信息来看，他的名字叫作内森·科伊尔，加拿大人，是个无公害的好人——蹒跚了几步，单腿跪在地上。他试图爬起来，但手腕上戴着的手铐却叮叮当当地敲响了暖气，吓得他赶紧眨了眨模糊的双眼，看了看那个将他紧紧铐住的手铐。

我冷眼旁观。他喘息着，身体剧烈起伏着，过了一会儿才逐渐舒缓下来。他撑大了鼻孔。我默数着看他做了两三次深呼吸。好了，他的身体紧绷着，头高高地仰起，有节制地吐着气。

我说了一句：“你好。”

他紧闭着双唇瞪着我，仿佛他眼中看到的不是我——不是那个住在这家酒店里的我——而是那个真正的我。

我感觉自己就快要窒息了。

他就这样蹲在地板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我，右臂在手铐的制约下向后半抬着。我在他的手臂触及范围之外来回徘徊，开口说了一句：“你得吃下那些毒药。”

蹲在地板上的男人依旧沉默不语。“想要活命的话，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你替谁卖命？他们还会不会再派人来？我猜他们会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第二，你为什么要杀约瑟芬·塞布拉？”

他像只受伤的猫咪一样抬着头瞪着我，还是什么话也不肯说。

我的身体已经站了太久了，嘴巴里全都是烟味。一天的工作累得我脊椎直疼。我的文胸不太舒服，后背勒得很紧，而我左耳上刚刚打的耳洞也正因逐渐恶化的感染而刺痛着。“你得把毒药吃了，”我特意又重复了一遍，“我只想要答案。”

他依旧沉默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有点儿复杂，”我说道，“左边口袋。”

他的眉毛抽动了一下，本能地将自由的那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左边口袋里。他犹豫了一下。就在他准备进一步摸索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了他的手指。

交换。

那个穿着紧身文胸的乐观女孩踉跄了几步。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塞在那里的钥匙，松开了手铐。正当她晕乎乎地向前面倒下去时，我站起身来扶住了她的手臂，开口说道：“你还好吗，小姐？你看上去有点儿不太舒服。”

真是不可思议。人类的大脑总是愿意相信那些不那么可怕的东西。“也许你需要坐一会儿。”10

我第一次和别人交换灵魂是在自己三十三岁的那一年。

他大概只有二十多岁，但是生理年龄却不年轻。他抓痒的时候会挠出很多白色的小皮屑，破裂的黄色指甲如锉刀般刮着干燥的皮肉。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了污秽不堪的灰色，长着一道伤疤的下巴上留着凌乱的胡茬。他之所以把我生生打死，只不过是为了拿钱去填饱自己的肚皮而已。

当我钻进他的身体里时，我发现他（我）的肚皮里面空空如也。

其实我并不想碰他，他毕竟要了我的命，但我也不想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在我的视线变得如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一样鲜红时，我趁他从我的腰间掏出钱包时抓住了他的肩膀。就在那一刻，我变成了他，眼怔怔地看着真正的自己在眼前死去。11

凌晨三点，我在酒店的房间里醒来。

灯依旧亮着。

电视里什么画面也没有。

这个人的身体需要睡眠。

我需要睡眠。

可睡眠却在离我而去。

他的脑子从没有停转过，思想也没有停歇。

早上九点四十分，一个名叫约瑟芬·塞布拉的女人离开了伊斯坦布尔的酒店房间，朝着海滨走去。三天前，她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邀她一起来玩，还说要教她如何在加拉塔大桥上钓鱼。

我太漂亮了，不适合钓鱼。你确定不想去交换一个更适合的人选吗？约瑟芬·塞布拉心里估计在这样想着。

钓鱼是很好玩的，我饱满的红色小嘴说道。我一直都想学学如何钓鱼。

正午前后，十二点二十分的样子，我的余光看到角落里有一个人。我跑了起来。幸好我穿的是一双平跟鞋，不然的话，要想在塔克西姆车站拥挤的人群中脱身，我的手指得触碰无数个人的肌肤才能够找到一条适合的逃跑路径。紧接着，当我被一个脚踝肿胀、满口椰子味的老太太绊倒时，我身后的枪手开了枪。我感觉子弹从我的腿上穿了过去，皮肉朝外撕裂开来，动脉也跟着崩开了。鲜血喷溅在了我眼前的水泥地上。我闭上眼睛，不想去感受那份疼痛，于是张开嘴巴尖叫起来。就在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陌生人，于是我钻进了他的身体里，留下约瑟芬·塞布拉一个人慢慢死去。

他就是这样杀死约瑟芬的。

在她摔倒的时候我已经转移逃跑了，但他还是朝着她的胸膛开了致命的两枪，即便他是冲着我来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凌晨三点，酒店的客房里，我感觉自己的左腿很疼，但腿上既没有疤痕，也没有明显的疼痛根源。

内森·科伊尔的杀人旅行包里装着的折叠文件袋。

我曾经在偷走他的车时瞟过那东西一眼。现在，趁着黎明还没有盖过夜色，我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平摊在了床上，仔细阅读了一番。展示在我眼前的是我曾经寄居过的每一个人的脸庞。文件的第一页上赫然写着一个名字：开普勒。

这名字听起来不错。12

早上七点钟，我退掉了埃迪尔内的酒店客房，从一家面包店里买了一份早餐：热气腾腾的羊角面包、樱桃果酱和我的这位寄主此生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背上背包、压低帽檐，我开始寻找前往卡皮库尔的第一班巴士，准备逃离这个国家。一个杀人犯的身体实在没什么让我留恋的。

真奇怪，我发自内心地感觉自己很无辜，但身体却在被人追捕。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笑着走向售票厅。

这辆开往卡皮库尔的短途巴士上一共坐了十一个人。这个人数很合适，因为这不过就是一辆改装过的小巴车，车头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卡皮库尔，列弗或里拉，恕不找零”的字样。

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和他的老母亲正坐在我身后的双人座上斗嘴。

她说：“我不想去。”

他说：“妈妈……”

她说：“我不想去，就这样。”

他说：“好了，你必须得去，妈妈，你必须得去。我们已经谈过了，这就是你我的未来，所以你必须得去，没什么好说的。”

她提高了嗓门，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似的：“可是我不想去！”

他们就这样一路吵到了车子进站，下车后仍不肯罢休。

卡皮库尔身处一片不毛之地的边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若是换作以前，我肯定不会选择经过这里，而是会直接跳上埃迪尔内中央火车站里的一辆火车。但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很多火车线路都因欠薪问题停运了，各个枢纽站也因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而萧条。

这座车站是一幢毫无特点的两层小楼，四壁被灯光照得雪白。若是换作别的国家，这种地方一定会被开发成一个冷冰冰的商业集散地，开满了注定要关张的小店以及有可能会被多疑的地主卖给“每家玛国际超市”的住宅用地。

我走近的时候，售票员正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帽子遮住了他的眼睛。当他看到放在不锈钢柜台上的钱顺势抬起头来时，我激动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人认为希特勒—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是胡须时尚界的巅峰。

我将手中的现金和我的土耳其护照一并推到了他的面前。他如同一个正在检查伤腿的医生那样仔细端详着这两样东西，似乎是在等着看它们是否会长出四肢来。“去哪儿？”他问道。“贝尔格莱德。”我回答。

他叹了口气，接过了我手中的钱——忽视了我的护照——老实说，我也松了一口气。看来我搞定他了。他有责任查看我的护照。但是，见鬼去吧，一个有良心的人只会安安静静地径直走开，不给他的售票工作惹上半点麻烦。“火车是晚上的，”他嘟囔了一句，将几张薄薄的纸推到了我的面前，“你得先去逛逛了。”“卡皮库尔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吗？”

他脸上的表情足以激怒一条眼镜蛇。我回敬了他一个开朗的笑容，将火车票塞进了护照里，说道：“我可以找个地方先睡上一觉。”“别在这里睡觉，”他吼了一句，“这里是火车站。”“这还用说嘛。我可真笨。”

我不想坐在人来人往的地方等车。

到现在为止，警察应该已经从我的尸体上找到了指纹，发现了我在逃跑途中掉落的一根头发——或是其他我不知道的证据——并开始追踪凶手的下落。也许他们——伟大而又无名的“他们”——已经从记录了约瑟芬·塞布拉在塔克西姆车站楼梯上跌倒画面的监控视频出发，一路追踪到了酒店楼下停着的那辆租赁汽车。如果他们足够称职的话，可能早就发布了一封写有我车号的通缉令，现在正窝在金属太阳花喷泉旁边的柏树阴下等我呢。

也许不会。

也许警察都是些废物。

不过我又有什么权力评价他们呢？

我躲进了河岸边一座小巧的粉彩礼拜堂里。我现在仍身处土耳其，不过远处河岸边的那些整齐划一却又尘土飞扬的马路、亟待丰收的庄稼以及刚刚翻过土、为明年的播种做好了准备的农田则属于希腊境内。吐一口痰的工夫我便能到达那里。我考虑了一会儿——我可以飞快地用刀子划开自己的手腕，然后进入一个希腊农民的身体里，呼吸着大蒜的气味，任由沙土钻进我的鞋子里。

一个留着黑色大胡子的牧师朝着坐在最远处的靠背石凳上、跷着二郎腿的我走了过来。他先是用希腊语和我打了一声招呼——我的希腊语一直都很差。听到我的口音，他惊讶地扬了扬眉毛，转而说起了土耳其语。“这座教堂是康士坦丘一世建造的。他在周游帝国的途中经过这里，喝下了河里面的水。那一晚，圣母玛利亚在他睡觉的时候来到了他的身边，清洗了他的手脚，还用河水涂抹了他的双唇。醒来后，梦中的画面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便下令在这里修建一座礼拜堂。这里曾经一派繁荣：朝圣者们纷纷赶到这里来清洗自己的双脚，以求能够在梦中见到圣母。后来，奥斯曼帝国攻陷了此地。正如你眼前所见的这样，除了这座小礼拜堂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遗留下来。不过，残暴的塞利姆苏丹在打猎时途经此地，小憩了片刻，和他的前辈康士坦丘一样梦到了圣母。醒来后，他在河水里清洗了自己的手脚，并称这里的水为圣水，还说任何侵犯这座礼拜堂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犯罪。他留下了这个。”他伸手抹了抹墙壁，露出了一幅几近褪色的巨幅金色手绘图案。画面沿着墙壁一直延伸到了距离祭坛不到一米的地方。“这就是苏丹王的王印，也是他权力的象征。有了它，任何有胆量侵犯这里的人都将被带进来聆听他留下的警言。他拯救了这座礼拜堂。只不过朝圣者们已经不再会到这里来了。”

我装作精通神学的样子善意地缓缓点了点头，眼神从苏丹王的签名处飘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悲伤的笑脸上。我问道，那我要不要到河边去走走，看看河水能不能冲刷掉我的罪恶呢？

牧师的眼睛因为惊恐而睁得滚圆。

当然不行了，他回答。这条河是神圣的！13

内森·科伊尔的身体。

自我反省之后，我发现他真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的手臂下面和背后的肌肉有点太健美了，一看就是依靠漫无目的的举重来维持的。多年的跑步训练强健了我的心血管系统，但左膝若是长时间不动就会疼痛难忍，非要伸展一下才能够缓解。我有点儿远视——远处的东西看得无比清晰，但近处的东西就只能眯起眼睛来看了。我的包里既没有隐形眼镜，也没有框架眼镜。也许他一直想要去配眼镜，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眯眼有什么不对的，因此也就没有在意过。

贴着“开普勒”标签的文件夹此刻正躺在我的大腿上。

卡皮库尔站台上的长凳是用又冷又硬的金属制成的。东风刮来雨水的气息。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晚点了二十分钟。

其实我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前往贝尔格莱德。我的目的就是离开土耳其，躲开那些在我后面穷追不舍的警察。但科伊尔的护照国籍只有北美和北欧，手机上又收到了一条写着“赛斯”的短信，背包里还有一个“杀手工具箱”，因此我觉得最简单的处理方法还是先杀了这具躯壳，然后再继续前进。虽然约瑟芬死去的时候我逃跑了，但我还记得子弹穿过腿部时的那种感觉。话说回来，他要杀的人其实是我。

我在大腿上将所有的文件和照片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好。根据这薄薄几页纸片上的内容简介显示，开普勒除了偷换人生、虚度光阴之外并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页脚，没有附录，也没有水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出文件的作者是谁。

我翻阅着这些笔记，抚摸着一张又一张硬邦邦的光面照片，回忆着那些已经几乎被我遗忘的脸庞和名字。终于，我看到了自己最近的一张照片——我的照片。约瑟芬·塞布拉。

一张她的波兰籍护照复印件——这应该是从她在法兰克福的皮条客手里弄来的吧。没有了妆容和笑脸，她的表情看上去既平淡又冷酷，倒是和我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时看到的差不多。

一张在街角偷拍的照片。拍照的人按下快门时，她正在转头。照片定格的那一瞬间，她僵硬的脸上满是颓废的表情。

她第一次被捕时的警局记录。她在被关进牢房九个小时后就被释放了。她那天穿了一件露脐的短款皮衣和一条勉强能够遮住屁股的超短裙。看向镜头时，她的右眼下方还带着一道瘀青的痕迹。

一张从法兰克福到基辅的登机牌。我曾经用它登上过飞往克里米亚的航班，准备开始一段乏善可陈的路程。我穿着鲜亮的新衣服坐进了商务舱。看着空姐为我斟的威士忌，我感到一阵瘙痒，这才意识到约瑟芬是个烟鬼，而我一直都没有满足她的需求。带着满腹的牢骚，踏上基辅土地的我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的尼古丁贴片，并发誓在我把她的身体还给她时，即便我不能让她从心里戒掉烟瘾，也一定会让她从生理上戒烟。

一张我离开佩拉区酒店时的照片。我的脸庞沐浴着阳光，手里还攥着那部电话。我是如此的年轻、富有而又率性。如果这些特质能够为我换来些什么的话，那一定就是能够快速、轻易地交到朋友的能力。我还记得那一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我穿着一条花裙子。三天之后，我就要被一个陌生人射杀在塔克西姆车站的台阶上。他们放任我活了三天，最后才决定下手。

我任由自己的手指深深地掐进了手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一点点鲜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将目光移到了有关约瑟芬的报告上。她的母亲有暴力倾向，每次出狱时都发誓自己深爱约瑟芬，然后在她的肩膀上哭得稀里哗啦的。她的男朋友对她说，她可以和他的朋友上床；老实说，他也需要弄点钱来为她购买各种漂亮的小东西。一张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一班远离一切的飞机。还有口袋里的二十三欧元。文件的作者并不怀疑约瑟芬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而来的，但她的境遇自从遇到了那个叫作开普勒的人之后便分崩离析了。她换来的那些钱最终为她引来了杀身之祸。

我停了下来。

一份死亡清单。托特森·乌尔科博士，自溺于家中浴室里。玛格达·穆勒，在厨房里被陌生人刺死，几个女儿还在楼上熟睡。詹姆斯·里克特和埃尔斯贝特·霍恩，死在莱茵河上的一条小船内，死时双眼都被挖出，内脏淌了一地，却还紧紧怀抱着彼此。文件的作者写道，尽管警方并没有把这些凶杀案联系到一起，但这都是我们干的，因为这些受害者曾经是我们的一部分。遵循开普勒的命令，经由约瑟芬之手，他们全都死了。

我重读了一遍，但仍旧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其中的意思。

重新审视这些文字，我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同。不过就是一堆谎言而已。

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叫起来就像一位尖嗓门的岳母。伴随着车轮下喷出的一大堆白色火星，火车终于缓缓地驶入了卡皮库尔站。卧铺的窗帘后还依稀亮着几盏灯。车门砰砰地打开了，几扇厚重的橘色木板转动了起来，露出了金属的台阶。这趟车曾经被涂成橘色和蓝色，算得上是保加利亚铁路公司最好的火车。如今，车身上的颜色早已经褪去，只剩下好几层喷涂颜料下一片模糊不清的底色。和色彩一同消失的还有这趟火车的傲气。起点站和终点站上总是有一帮淘气的孩子上车来捣乱。车门处的厕所里飘荡着一股尿味，随即便从里面传出了一个乘客违规使用压力泵的声音——在火车靠站时冲厕所，这可是犯了大忌——我转身去寻找我的卧铺包厢了。

包厢里一共有六张床铺，其中四张都已经有人了。一对夫妇带着未成年的儿子占据了其中的三张床，另一张床上则平趟着一个嚼着某种草药的老头。他的下巴像骆驼一样来回画着圈咀嚼着，手里举着一本讲述古董车和东部旅行的杂志。包厢里的一家人正在吃简餐，三个人在上下铺之间轮流递送着食物。水煮蛋、火腿片、山羊奶酪片，还有很容易便撒了一地金色残渣的面包。每次看到那把面包刀切下去，举着杂志的对床老头都会抽搐一下，仿佛那刀锋下切着的是他的骨头似的。

火车缓缓启动的时候，我爬到上铺，把一包衣服枕在了脑袋下面，然后将装满武器的另一个包放在了脚下。我躺在那里仔细思考着，身下是铁质的床铺，头顶则是塑料的天花板。我躺的地方比坟墓宽敞不了多少。

没有人来查验我们的护照。14

想要分辨你爱的人身体里居住的是不是别人，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那些最基本的问题——姓名、年龄、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大学——是难不倒任何做过功课的寄居灵魂的。但要是你问得再深一点儿就不好说了。

你离开父母家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在哪里？

你的小学女校长的名字？

你第一次亲吻的那个女孩的名字？

或者——我个人最喜欢的——你会拉小提琴吗？

这个问题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你可以看着对方一脸释然地给出肯定的答案，然后站起身来用G调飞快地拉上五首自己最喜欢的曲子，却在拉完最后一个音符后被告知这具躯壳原本的主人根本就不会拉小提琴。

我钻进第一具躯壳之后，面对第一个问题便傻眼了。

我是个肚子空空的杀人犯，而那个把我按倒在岗楼地板上的巡逻警察想要知道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告诉他了。“不是那个名字，”他吼道，“不是那个被你杀害的可怜人的名字。我问的是你的名字。”

我把一个陌生人给打死了。那个陌生人就是我。

我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双手满是鲜血。“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一个满身皮屑的年轻人。我的脖子上卡着一根警棍，后背上压着一只膝盖，折了两根肋骨，一只眼睛还肿胀着，应该是永远也看不见了。和那个正在狠狠揍我的男人一样，我也很好奇这个令人苦恼之极的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混蛋？杀人犯、屠夫、骗子、小偷。你叫什么名字？

他们把我扔进了纽盖特监狱，关进了五十人一间的集体牢房里——第二天早上就变成四十七人和三具尸体了——我支离破碎的思维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哭泣，于是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当法官判处我绞刑的时候，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但脸上却毫无表情，灵魂也平静无比。后来，反倒是监狱里的黑帮老大胖子杰罗姆决定先下手为强，用他湿乎乎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并没有反抗，既没有还手，也没有喊叫，全然将我的灵魂托付给了撒旦。除了离开之外，我别无选择。

然而，事实证明我并不想死，因为我顺势钻进了胖子杰罗姆的身体里。想到这一点，我通过胖子杰罗姆的眼睛看着杀害我的凶手的脸，一时间忘了用力。

凶手跪倒在了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脸色通红，眼珠都快要掉下来了。一小群人聚集了过来，将我们两人推搡到了一起，被汗水湿透的身体紧贴着彼此。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你为什么不结束了他，杰罗姆？你为什么还给他留了条命？”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还是我来吧，杰罗姆！”另一个歪嘴的小偷高声说道。我从他的手上看到了一个极力想要在老大面前展示自己的人。

我的沉默被解读成了默认。那个手脚麻利的犯人轻巧地跳了过去，把一只勺柄插进了杀害我的凶手的眼睛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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