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邺,杨东红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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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科学家也这样？——科学大师的故事试读：
前言
在和我大哥杨建军合写的《成为诺贝尔天使的10位和平女性》一书后记中，我写道：“1948年，我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时，就与大哥相隔天涯，各在一方。他从台湾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学习物理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改行做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并在IBM公司工作到退休。我在中国内地先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信阳航校（现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当了4年文化教员，后来又复员上了大学，而且也是读的物理系！真是巧合！”
1978年11月，大哥从美国回到中国寻找我们兄弟姐妹，那时我在老家红安县八里中学教高中物理。离别30年的兄弟才算再次见面。从那以后，我的命运因为大哥有了改变。1978年11月前后，他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讲过两次学。正是因为他的这两次讲学，我才有幸认识了当时的院长朱九思，也才有机会在1981年从八里中学调到华中工学院物理系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
从1978年开始，大哥不断地寄外语书给我，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宝贵资料！正因为如此，我有机会迅速恢复我的英语水平。我记忆最深的是，1979年8月30日，我在八里中学收到他从纽约寄来的一大包英语书，其中有一本梁实秋先生编写的《最新实用英汉辞典》，这本词典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桌上，任劳任怨地为我的阅读和翻译服务。每当我使用这本词典的时候，就想起大哥对我的帮助。
大哥的帮助不仅仅是送了很多外语书给我（估计30本以上，仅《爱因斯坦传》就有5本之多），使我能够迅速了解到美国最新的出版信息；我之所以有勇气翻译十几本书——如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豹》、塞格雷的《原子舞者：费米传》、居里夫人的《居里夫人自传》、派斯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史》，以及布莱恩的《爱因斯坦全传》等，都是因为我有大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只要我有看不懂的地方，总是向他请教，而他也会立即答复我。在有了电脑后，这种问答几乎天天进行。如果不是有大哥，我真的没有胆量接受这些翻译的任务。
我想，杨东红也许更有理由感谢大哥，因为正是在大哥的资助下，他才有机会受到师范教育，才会成为一位中学教师。大哥在20年的时间里，资助了我们老家30多位学子，使他们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
所以，我和杨东红把这本书献给杨建军先生，感谢他对我们大家的帮助。杨建邺2010年5月18日1 星云世界的水手哈勃一天传奇般的生活埃德温·哈勃（1889—1953），美国天文学家，天文学史上伟大的人物。他确定了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以外还存在河外星系，并证明宇宙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哈勃和妻子格瑞丝的合影清晨，哈勃的灵魂就已飞向了山上，对妻子格瑞丝来说他似乎已经走了。他心不在焉地吃着早饭，眺望着远方，对报纸和谈话丝毫没有平时的兴趣。他匆匆地收拾东西，把外衣、书、雪茄和手电筒塞进一只破旧的、贴着蜡印纸片的小提箱里，纸上印着“埃德温·哈勃少校，第343部队”。每当冬季的夜晚，他会穿上一件棕色鸵毛大衣，戴上一条与之相称的围巾和一顶黑色贝雷帽，这种帽子外缘很柔和，不会妨碍观测。当他准备好后，格瑞丝开车送他去圣巴巴拉街，天文台的卡车早已等候在汽车路旁，司机是迈克·布朗。“自己小心”，他一面道别，一面“深情”地一瞥，然后匆匆下车离去。12点15分在餐厅午餐后，他会溜回100英寸（2.54米）望远镜的观测室里去准备当夜的观测底片，然后再回到实验室的办公桌旁继续工作。晚饭前他显得活跃起来，去鹿园或山边小道散步。除了钓鱼，他最喜爱的户外活动就是跟格瑞丝及朋友们在山上长途跋涉，而且他一直坚持当年任排级指挥官时的标准：肩扛着50磅（约22.7千克）重的背包，里面塞满了种种物品，从书籍、雨披、绑腿、蚊蝇拍到威士忌和用火证件，按1小时3英里（约4.8千米）、十分钟休息一次的部队行军法规行走。哈勃与物理学家金斯爵士在100英寸胡克望远镜旁进行观测下午5点30分左右，他最喜欢在还没有暗下来的天幕下大声疾呼“喂——”，把整个营地吵醒，格瑞丝称他的这种腔调为“造反”腔。晚饭后，天色渐渐变暗，这位天文学家立即返回巨大的白色圆顶的天文观测大楼，穿过外表与圆顶一样用瓦楞铁皮制的梭状门进入圆顶。攀上长铁梯，登上安装望远镜的混凝土楼层，再经过几级台阶走上一个阳台样的平台。平台的四周都是仪器，从这里他登上通往观测平台的铁梯。天窗打开了，越来越黑的天空映衬出高挺的松树顶。夜间助手已在楼下控制台旁做好了准备，旁边放着恒星钟。就像站在巨型商船舰桥上的船长，他大声发出命令——时间、度数。接着传来金属转动的嘎嘎声，一连串的声响，是这架维多利亚时代100英寸望远镜制动时发出的沉闷的铿锵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放大镜检查目镜的视场，如果一切都很满意，他便坐到木椅上，不慌不忙地将烟斗装满烟丝，点着烟，灭掉剩下的灯光，让圆顶内部留在一片黑暗之中，除了柔和闪光的点点繁星。这时他会俯身取下照相底片上的盖子，大声地告诉助手曝光时间。当助手完成指令以后他会说：“你愿意的话可以离开。”正式工作开始以后，他有一个漫不经心的坏习惯——翘椅子，椅子的后脚离开平台，身体临空前倾。格瑞丝多次指出这种行为的危险，他竭力说服她，辩称他能轻易地抓住望远镜而不会摔倒。有时他通过写诗来消磨时光，一段段地写，直到全部写好。夜间最佳的时光他用来回忆诗歌——《相信我所有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是否陶醉》的每一行，或者古老的歌曲和民谣。有时他会异常激动，一边哼着牛仔们所喜爱的《红河谷》和《红棕马》一类歌曲，一边渐渐涌现出眼泪。这幅景象让人们十分惊讶。一夜又一夜，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寂静而孤独，时间在遥远的朵朵星云之中流逝，它们常使人联想起宗教中有灵性的东西。哈勃买了许多这类书籍，有原始宗教的和古代宗教的，有教堂历史的，有著名神学家的评注，还有神秘主义者和圣者的著作。但是，自离开牛津大学后他再也没有去过教堂，也很少谈论它。1923年日食预报失败后的一天早晨，他驾着车带格瑞丝向北驶去，途中他第一次宣扬了阿尔福瑞德·怀特海关于上帝的观点，怀特海宣称上帝或许有制造众多不同宇宙的可能，并从中选出一个加以创造，不过它选中的恰恰是现在的宇宙。经过对宇宙的认真思考，人们或许会接近它的原始创造者的某种想法。然而，思考的时间越长哈勃似乎越疑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试试发现这是个怎么样的世界，至少在它的物理性质方面。”哈勃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和气象万千的客观世界。科学不可能是一个纯价值衡量的世界，科学也无关乎人的才华，但科学屈从于个人的发现或欣喜若狂的一瞬间。一位极度消沉的朋友曾问起他的信仰，哈勃婉转地回答：“世界比我大得太多，我不可能懂得它，所以我必须让自己信赖它，而且忘了它。”夜宵已经不再在60英寸（1.52米）望远镜观测室下面寒冷的煤仓里供应了。“头儿”亚当斯十分了解山上的严寒，同意在圆顶之间建造一个有暖气的小楼；对咖啡的强制禁令被仁慈地解除了，以前通常食用的硬饼干也改为煮鸡蛋、吐司和新鲜的果酱。天文学家们一边默默地用餐，一边听着普通参观者的脚步声。一头瘸腿的雌鹿每当春天到来时就会带着它的幼鹿，爬上饭厅的台阶来分享他们的食品，而狐狸则在门外边乞讨。跟同事们一样，破晓前是哈勃觉得最困难的时刻，令人麻木的寒冷和瞌睡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星辰终于渐趋暗淡，这是一夜结束的标志。按下开关，电动机带动链条，随着一长串炸雷般的隆隆响声，圆顶被合上了。这位天文学家从椅子上慢慢直起僵硬的身子，把已曝光过的底片装入箱子，然后往回走下三段楼梯。他曾向格瑞丝吐露过，在天刚蒙蒙亮时的拂晓走向餐厅，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刻，因为有种幻觉会启示你：什么是神秘的生活。那是一种某类神秘事物即将揭晓的感觉。
以上是美国作家克里斯琴森所著《星云世界的水手——哈勃传》中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描述了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一天的生活。相信读者看了这段文字之后，就会知道一位天文家的每一天，是多么辛苦，多么艰难。没有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天文学家。由此，我们也许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敬重之情。2 推销银河系的人——博克巴特·博克（1906—1983），荷兰天体物理学家，1929年移民到美国。1947年，博克发现太空中一种小的、暗的和圆形的物质云。这种“博克球状体”被认为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类似太阳恒星。博克还是一位优秀的天文演说家和不懈的科学斗士。他写的科普书籍——《银河》受到广泛的欢迎，以至于他本人被誉为“推销银河系的人”。正在讲课的博克眉飞色舞一本愚蠢教授编写的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克曾经被委任向海军军官们讲授天文学。任务要求是在三个星期授课后，军官们必须掌握足以使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能从一个地方准确航行到另一个地方的简单的航海技术。博克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任务。”
20名军官一组，每期课程持续仅三个星期，然后新的一组军官抵达。博克总共教授了11组，历时33个星期。现场演习在科德角的海面上进行。
博克以自己独有的奇特判断力，将每组军官按能力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的军官能做加减演算，第二个等级的能做加法演算但不能做减法演算，而第三个等级的加减法演算都不能做。大多数上他的课的两栖工程兵发觉他是个高效率的教师。例如，博克说：一个人在海域航行时会犯的最大错误，是试图直接从一个岛屿航行到另一个岛屿；实际上，他仅需朝另一个岛屿的正确纬度方向前进，然后便只需简单地不偏离该纬度，继续航行直到目的地。
有一堂课是以博克拿着一根绳子代表一个大圆开始的，他仅仅将绳子在地球仪上比划一下便确定了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最短路径。另外一堂课则是以博克举起一张防水的大星图结束的，这张星图是打算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可博克解释说它还有其他用途。当他摊开这张星图时，他说：“你们可用它航海。”他把它高举过头，补充说：“瞧，你们尽可用它做一张帆。”然后他把它折成一只杯子，说：“你们可以用它饮水。”结束时他说道：“一旦你们安全地回到家，你们可以用它保护婴儿的摇篮！”
博克还有一种戏剧性的指点天极的方法。他伸出手臂指向北天极，同时吹了一声响亮、刺耳的口哨，这使得他的学生大吃一惊，因而他们也就永远不会忘记知道北天极在哪里的重要性。
博克还写了一本名为“应急航海学”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香蕉油里浸泡过，所以它能防水，而且如博克所宣扬的，即使你“未带指南针在无甲板的船上待40天”，它也能帮助你。不断提出的使航海简易化的需求，促使博克和同事赖特于1944年出版了《基础航海学》一书，这本书让没有数学头脑的读者不需要知道对数或三角函数，就能懂得航海技术。
博克自豪地回忆道：“海军部对这个技术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把它称为一种不像样的航海方法，是一本由哈佛一位试图帮助人们前进的、愚蠢的教授编写的书。”马修森大吃一惊
1957年，博克到澳大利亚任斯特罗姆洛山赛丁斯普林天文台台长，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1966年返回美国，任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和斯图尔德天文台台长。12年后的1978年，由于澳大利亚科学院赞助，博克回澳大利亚做了两个月的讲学旅行。他在澳大利亚的声誉一直很高，闻悉博克的到来，当地一家报纸高兴地称之为“赛丁斯普林的祖父”。
他的访问结束以前，博克与当时的赛丁斯普林天文台台长唐纳德·马修森共进午餐。据马修森回忆，那段时间博克过得太愉快了，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尽管马修森反复看表并提醒博克要赶飞机。最后，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却看到飞机的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修森百般恳求机场工作人员，可是他们仍不让博克登机。
博克尽管有些失望但仍怀有信心，他自己出面处理所面临的困境。经过一番交谈后——马修森没能听到谈话的内容——博克被机场人员领着离开了登机口，仅一分钟后他便坐在一辆叉式升降车的一只臂上了，当这辆车开到飞机边时，它威风凛凛地升起来，把博克和他的手提箱送到重新开启的机舱门口。
在博克进入飞机之前，这位前任赛丁斯普林天文台台长转过身来，朝着他的同事大声笑着，挥手告别。见鬼去吧！
自从尼克松总统打开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以来，博克一如既往地献身于发展国际科学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他渴望成为第一个美国天文学家访华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团长利奥·戈德堡说，访问团将“通过参观中国几个重要的天文活动中心，考察中国天文学的状况”。
博克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就认识戈德堡。戈德堡当学生时不喜欢数学课，在上交5美元的转课费后来到博克任教的班。博克得意地说：“利奥·戈德堡是我的学生中唯一必须付入班费的人！”
尽管在确定访问者人选期间，博克并未与戈德堡有很多接触，但他非常期待能被选为此趟中国之行的十位天文学家之一，他甚至觉得自己肯定会入选。博克回忆说：“我曾是中国回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他对自己的中国之行如此地肯定，以至于谢绝了邀请他参加1977年10月12日将发生在阿克普尔科以西约2400千米处的日全食观测旅行。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音信。最终，委员会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给他：“博克博士，我有一项为难的任务。”
当博克感到十分诧异时，她继续说：“戈德堡博士已要求我通知你，在选定的十人名单上你列第十一位。你是否介意作一个候补者？”
博克听了这话以后立即心烦意乱，以至于他几乎不能作答。未列入十人名单足以使他心烦意乱，但为什么戈德堡不亲自告诉他这个消息呢？博克迅速地做了数次深呼吸以集中思想，然后回答了这个秘书：“姑娘，你手边有纸吗？”
这个秘书不安地回答说她有。“有一支铅笔吗？”“是的，先生。”“那么请你向戈德堡及其该死的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转达我的致意。同时请你告诉他们一个一个或一起见鬼去吧。最后，由于你是一个文雅的人，所以我会为你拼读最后的那个字而你不必说出它：h—[1]e—l—l。”
在电话线的另一端，那个秘书几乎要哭了：“对您未被选为十个访问者之一，我感到很遗憾，而且我特别赞赏您为您妻子普丽西拉所做的一切。但委员会觉得在过去的五年里您脱离了天文学，也失去了与华盛顿的联系。”
后来当被问及这件事时，戈德堡拒绝谈论任何有关自己与博克的关系的事情，而是说，“如果你不能说出任何令人愉快的事，那你就干脆什么也别说”。
最后，戈德堡还是帮了他老师的忙，让博克能重新加入太平洋日全食观测旅行团。[1]hell是“见鬼”的意思。3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玛丽·居里（1867—1934），波兰裔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903年因为在贝克勒尔所发现的铀放射性现象方面所做的工作，与贝克勒尔（1852—1908）和皮埃尔·居里（1859—1906）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因为发现镭和钍，提炼出镭，研究了这种特殊元素的化合物，推动了化学的发展，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玛丽获得第一个学位时的照片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宝贵
1891年11月，玛丽成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大学的第一年恐怕是最辛苦的一年，她不仅对法语的掌握明显不足，而且对数学的学习也颇感吃力。她一心一意想学好这些课程，尽快弥补波兰教育造成的缺陷和不足。
尽管姐姐和姐夫热烈欢迎玛丽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坚持要求她和他们一起住，但每天两个小时的马车劳顿使她疲劳，而且浪费了她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玛丽的再三坚持下，姐姐和姐夫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她在离大学近一点的拉丁区租了一间阁楼。1892年3月，玛丽搬进家具简陋、租金便宜的阁楼里。在随后的三年里，她先后租住过几处简朴的房子，仅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父亲每月寄给她的100法郎艰难度日。但每当她回想起这段艰辛岁月时，却总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巴黎的冬天特别冷，我取暖的炉子又小，屋里根本暖和不起来，时常缺煤，屋里盆中的水在晚上结冰是常有的事。为了使被子里暖和点，我常常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上面。我做饭用的是一盏酒精灯，而其他炊具则寥寥无几。为了节省时间和钱，我的饮食常常是一点面包加巧克力茶，几个鸡蛋或一点水果……这种生活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过于艰苦，但我却仍然自得其乐，整日欢悦地沉浸于学习之中，这一经历也使我充分体会到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宝贵。
1893年7月，她来巴黎一年半，迎来了物理学士学位考试。这么多年的牺牲和努力使得她的成绩全班第一。“我们选择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为了提炼镭，居里夫妇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废弃了的、根本不通风的木棚屋作为实验室。两人还做了分工：皮埃尔身体不好，就负责研究镭的物理特性；玛丽则负责从矿渣中提取纯镭盐。玛丽干的是连男人也嫌累的重体力活，每次她要把20千克的矿渣放进一个锅里，用水加热直到沸腾；然后把这些沸腾着的溶液从一个罐子倒进另一个罐子。那灼热的、有毒的、刺鼻的气体呛得她剧咳不止，眼泪也不停地流向两颊……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木棚屋
玛丽实在太累了，她曾在自传中写道：有时，我整天整天地用一根与我体重相等的铁棒，搅动着一堆沸腾着的沥青，到了晚上，我已经是筋疲力尽，连动也不想动一下了……
她还写道：我们没有钱，没有实验室，而且没有人帮助我们把这件既重要又困难的工作做好。真像是要从“无”中创出“有”来。假如我过学生生活的几年是[1]德卢斯基从前说的“我的姨妹一生中的英勇岁月”，那么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这个时期是我丈夫和我的共同生活的英勇时期。
皮埃尔也常常感到全身疼痛，有时连起床和行动都很困难。他们两人真是将自己的付出达到了极限。有一次，在筋疲力尽的一天过去后，皮埃尔沉重地对玛丽说：“我们选择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1900年初夏，有一个诱人的机会忽然来到他们面前。瑞士的日内瓦大学邀请皮埃尔到那里去担任物理学教授，年薪1万法郎，他将领导一个实验室，玛丽也可在这个实验室里有一个正式职位。天啊，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在法兰西共和国恐怕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啊！但到了8月，他们又改变了想法，居里夫人在自传中提了一笔：皮埃尔·居里很想接受（瑞士的邀请），然而，这将使我们关于镭的研究功亏一篑，因此，他终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居里夫妇在做最后的冲刺。1902年初，他们终于提炼出1/10克的纯净镭盐。3月28日，玛丽在记录本上兴奋地写下：Ra，225.93（镭的相对原子质量）。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玛丽体重减少了7千克，但她的兴奋之情难于言表！
有一个夜晚，居里夫妇来到实验室。玛丽轻声说：“千万不要开灯……你瞧！”“宝贝”就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缕略呈蓝色的荧光在那儿愉快地闪耀着，宛若神话中的小仙子在黑暗中向他们两人挥手致意。“我的梦应验了……我曾在多少次梦中看见它熠熠发光，现在它果然发光了……”
玛丽无声地抽泣起来，皮埃尔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他们俩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那小仙女翩翩起舞……
科学界再没有人怀疑镭的存在了。居里夫妇在实验室里
1902年5月，正在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从华沙传来噩耗，玛丽的父亲因胆囊开刀出了意外而逝世。斯可罗多夫斯卡先生如果再多活1年零5个月，他就会知道玛丽和皮埃尔将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他该会多么自豪，多么高兴啊！
玛丽遭此沉重打击，身体垮了下去。她茶饭不思，也睡不着觉，还常常因梦游症在室内走来走去。而这时皮埃尔也正陷于沮丧之中，他参加科学院院士竞选，结果落选了。残酷的现实让他们心中忐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玛丽突然对皮埃尔说：“皮埃尔……如果我们两人中死了一个，那么剩下的一个也不可能继续活下去，是吗？我们两人是不能分开的……”
皮埃尔开始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等明白后，他十分坚定地对玛丽说：你错了，玛丽。如果我们两人之中有一个不在了，那研究也不能终止。你要明白，你要记住，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科学家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极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是应该照常工作。“镭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
1903年一个星期天上午，皮埃尔告诉玛丽，说美国有一家公司来信谈到他们将建造一个生产镭的工厂。以下是皮埃尔和玛丽之间的对话：“我们得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种：要么毫无保留地把镭生产的专利技术公之于众，谁愿意生产就尽管去生产；要么我们就申请专利，这种方法毕竟是我们发明的。”“皮埃尔，我想你一定不会采取后一种决定。我们不能申请专利，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我们要慎重。有了专利，我们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不必去干那些太辛苦、损害我们身体的活儿，而且关键的是我们将会有一个好的实验室……”“科学家无权把他们的发现当做摇钱树，镭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它可以用来治疗癌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以此牟利，是吧？”
皮埃尔听了玛丽的话，脸上露出欣慰、深情的笑容，非常愉快地回答说：“是的。在答复美国要求之前，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否与我一致。好啦，今晚我给美国写回信……现在，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吧……
1934年5月的一个下午，约3点30分，居里夫人感到自己实在不行了，她预感自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来不了实验室，因此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桌上的仪器。最后，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旁边的助手们说：“我要回家……我在发烧……”
她走出实验室，在外面花园转了一下，还嘱咐花工一些小事，然后打算上汽车回家。上汽车后，她恋恋不舍而又深情地看了实验室一眼。这是她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实验室。她那一瞥，是向实验室永远告别的一瞥。
这次，她一反常态，非常驯服，毫不反对地住进了医院。想必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信息，使她知道这一次的病痛来者不善。
她的体温总在40℃左右，医生们一时也弄不清她为什么高烧不退。胆囊结石引起的？不是。肺结核引起的？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后，从日内瓦请来一位医生才下了结论：爆发性恶性贫血。血液里的红白细胞数目减少得非常快，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治疗的绝症。但居里夫人却因此而放心了：不必为胆囊结石开刀了。她自己也知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因而根本不再为病情去操闲心。
1934年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拿起温度表——体温突然下降！她微微笑了一下，二女儿艾芙连忙安慰妈妈说：“这是病在好的征兆，你一定快复原了……”
艾芙坐在妈妈床边，心中祈祷上帝保佑妈妈平安度过这一关。过了一会儿，居里夫人看了一眼茶杯，想用茶匙搅动一下，忽然她像梦幻般地低声说：“用镭，还是用钍制作……”
接着是一些吐音不清的低语。艾芙惊恐地请来医生，医生想做抢救，居里夫人突然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说了她一生最后的一句话：“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吧……”
她一生喜欢安静，讨厌闹哄哄地做一些实质上无用的事。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学者终于走完了她一生的坎坷之路。医生在死亡报告上写道：“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已不起反应，很可能是由于长期受到辐射引起的病变。”
全世界各国都以沉痛的心情报道了居里夫人去世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唁电不断向巴黎涌来。中国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也致电吊唁；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吊唁文章——《悼居里夫人》。
7月6日下午，在亲人好友陪伴下，居里夫人被安葬在彼埃尔的墓地里。姐姐布罗妮娅和哥哥约瑟夫从波兰带来一把祖国的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
墓碑上写道：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卡，1867—1934。居里家人的墓地[1]德卢斯基，居里夫人的姐夫，医生。4 科学史上的悲剧人物哈伯弗里兹·哈伯（1868—1934），德国化学家，1918年因为氨的合成，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德国化学家哈伯你在从事研究和制造毒气的工作？
1915年春夏之交，德国著名化学家哈伯从战场回到家中。战争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让他感到烦恼和不安。他原本想回家休息一下，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一桩惨烈的悲剧在等待着他的归来。
哈伯一到家，就感到要出什么事情，他的妻子伊美娃脸色阴沉，忧郁的目光中含有一种绝望的神色。她见丈夫归来，还没等哈伯洗完脸，就迫不及待地说：“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谈。”“啊？又是想出门工作的事吧？”
伊美娃是德国最早的一批女化学博士之一，有强烈的事业心，一直想在科学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但婚后接连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使她不得不停止科学研究事业，成为一个被人忽视的家庭主妇，因此心情一直十分抑郁。她有好几次想甩掉家务事情，但都被哈伯劝阻。所以，哈伯以为妻子又要和他谈出门工作的事情。“不是这件事”，伊美娃脸色更加冷峻。“听说，你在从事研究和制造毒气的工作？”
哈伯叹了一口气，没有出声。“那么，你的确在从事毒气的研制了”，伊美娃激动起来。“研究和制造毒气，这是对科学的背叛，是野蛮人的行为，你知道吗？你的良心，人的良心，科学家的良心，到哪儿去了？！”
哈伯摸了一下他那圆滚滚的光头，说：“你要知道，法国人早就在施放毒气，他们把毒气放进步枪子弹里。你知道吗？”“那又怎么样？那是他们的责任。你可以抗议、揭露这种无耻的行为，你没有权利去研制更残酷的毒气。你让士兵们在痛苦和折磨中死去，你……”
伊美娃痛哭失声：“我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成了可恶的刽子手！”
哈伯心中很窝火。他耐着性子说：“现在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这样下去要死多少士兵？只有靠新的武器，才能尽快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也只有靠更强有力的武器，才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伊美娃冷笑了一阵。她似乎更加绝望了，不由大声嚷起来：“啊，你成了可爱的天使！但是，我要告诉你，可爱的天使，你总有一天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审判！人们不会让一个杀人犯逍遥自在！你最好听我的话，别干了！”
哈伯受不了亲人的嘲讽，大发脾气，然后抓起外衣，冲出了家门。
当天夜晚，伊美娃博士自杀了。担心成为战犯，却获得了诺贝尔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德国军队曾一度取得一些优势。但是到了1914年底，德军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交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为了打破这种不进不退、不胜不败的僵局，德国军队在1915年4月22日，首次使用了哈伯研制的毒气——氯气。德军在哈伯的指挥下，在比利时6公里的战线上，对法国军队施放了5000个毒气筒。法军毫无准备，结果遭受惨重损失，死亡5万人，还有1万人受到严重伤害。
从这可怕的4月22日之后，交战双方竞相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毒气。到1918年大战结束时，毒气造成的伤亡人数竟逾百万！
哈伯的罪恶行径，遭到美、英、法各国科学家们的严厉谴责，哈伯的夫人也以自杀的方式，抗议丈夫的罪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毒气制造的科学负责人哈伯，好长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他由于受到众多科学家的谴责，非常担心自己将成为战犯，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当人们再次看到哈伯时，他已不像过去那样昂首挺胸、神采飞扬了，他衣着不整，头发蓬松，胡子杂乱，眼睛无神，似乎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恐惧状态。
然而令人大为吃惊的是，在1919年底，哈伯竟被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很多科学家对哈伯获奖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他们指出，一个研制毒气、施放毒气的战争罪人，竟然获得诺贝尔奖，实在有损这个奖项的名声。还有很多科学家在各种会议上只要知道有哈伯参加，就马上退出会场，以此表示抗议——不能与战争贩子一起开会。
哈伯的确受到了许多人的轻视，甚至侮辱，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自己研制杀伤力更大的毒气，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哈伯任职的柏林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
不论怎样，哈伯使空气中的氮转变为氨，这一贡献对人类有极重大的价值。人类由于哈伯的贡献，可以大规模地廉价生产制造炸药所需的大量的氨；另外，氨又是重要的化学肥料。
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化学奖授给哈伯，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公平的。当然，哈伯的战争罪行，也不能不说是哈伯一生中可耻的污点，他本人也为此受到了惩罚：妻子的自杀，同行们的责骂和轻视，还有他自己后来悲剧性的死亡……悲剧落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是战败国，要赔偿价值相当于5万吨黄金的战争赔款。为了帮助德国度过这个难关，哈伯想起了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说过的一句话：“世界各大洋的海水里，含有8亿吨之多的黄金。”
哈伯受到启发，立即开始设计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方法。他的计划让他十分乐观，人们也似乎很信任哈伯：以前他不是从空气中提取了氮并制成氨，帮助德国在战争中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吗？现在他又要从海水里提取黄金，再次为德国作出贡献！“无所不能”的哈伯，也许真能说到做到？
不幸的是，在七年中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之后，他彻底失败了。最后他只好承认：从海水里提炼黄金是不可能的。
科学上的失败，对哈伯当然是一个打击，但这种打击对于一个成熟的科学大师而言，并不是不能忍受的。对哈伯致命的打击，是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实施了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政策。而哈伯本人，正好是犹太人。哈伯（左）与同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右）是很要好的朋友
1933年4月21日哈伯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将他研究所里的犹太助手解雇。哈伯接到这一通知后，极为愤慨。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自己一生的心血贡献给德国，为德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希特勒政府却要他辞退自己同族的犹太助手，这不是公开而无耻的嘲弄和侮辱吗？这次哈伯没有再糊涂下去，他当天就在口头上提出辞职，以抗议政府无端的迫害。他义正词严地说：40多年来，我选择助手的标准，始终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品格，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祖先是谁。我不愿意在我的余生中改变这个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很好。
这年夏天，哈伯像许多德国的犹太人一样逃离了德国，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这时，哈伯已是65岁的老人了。这位科学大师，在德国服务了46年，成为垂垂老翁之后，却被德国无情地抛弃，这对哈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934年初，哈伯应邀到巴勒斯坦的西夫物理化学研究所任所长。但不幸在赴巴勒斯坦的途中心脏病猝发，1月29日逝世于瑞士的巴塞尔市。
哈伯的一生，功劳大，过错也不少。他是一位天才的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盲目的“爱国者”，他极力证明自己真心归化了德国，是“真正的德国人”，而不惜丧失自己科学家的良心，讨好德国政府，甚至于因为自己被封为德国陆军上尉而沾沾自喜。为了此事，爱因斯坦多次诚挚地劝导过他，也严厉地批评过他，但是他没有听取好友的意见，越来越深地陷进泥潭中，无法自拔。
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为时晚矣！5 约里奥-居里夫妇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935年因为研究并合成人工放射性元素。与妻子伊伦娜·约里奥-居里（1897—1956）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约里奥-居里夫妇在实验室里工作“伟大的发现从鼻子尖上溜走了！”
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根据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中子。查德威克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取得成果，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说：“这不是偶然的。”
他早就从卢瑟福那儿知道原子核里“应该”有一种中性的粒子。由于他对中子这一概念有精神上的准备，而且20年来他一直都在寻找这个中性粒子。所以他一看到约里奥夫妇的试验报告，就立即明白约里奥-居里夫妇所谓的“γ光子”，正是他寻找了十多年的中子。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约里奥-居里夫妇则完全没有朝中子这方面想。约里奥自己也承认，他根本不知道卢瑟福关于中子的假说，因而缺乏作出这一重大发现的敏感性。他说：“中子”这个词早就由卢瑟福这位天才，在1920年一次会议上用来指一个假设的中性粒子。这个粒子和质子一起组成原子核。大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注意到这个假设。但是它一直存在于查德威克所在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空气里。因此，最后在那儿发现了中子，这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也是公道的。具有悠久传统的老实验室总是蕴藏着宝贵的财富。在已消逝的岁月里，我们那些还活着的或已去世的老师所发表的见解，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多次思考过后又忘掉了。但他们的见解却能深入到这些老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思想里，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发现。
但是，即使中子最后是查德威克用实验找到的，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两人完全可以与查德威克同时获得诺贝尔奖。但据说卢瑟福不赞成这样，他对诺贝尔奖委员会说：“让查德威克一个人获奖算了。”
原因是：“约里奥-居里夫妇是那么聪明，他们迟早会得到诺贝尔奖的。”果然，在1935年查德威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因为发现人工放射性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但是在发现人工放射性以前，约里奥-居里夫妇还有一次失误，也是让一次伟大的发现，从自己的鼻尖上溜过去了。那是1932年，他们在研究钋和铍混合物的射线时，在加有磁场的云雾室里，发现一条十分奇怪的粒子留下的曲线。按这条曲线痕迹的粗细推测，它应该是电子的痕迹；但是按照它射入的方向和在磁场里偏转的方向，这又是一条带有正电粒子运动时留下的痕迹。那时，物理学家只知道电子和质子两种基本粒子。正电子在磁场作用下运动的痕迹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这一发现，本来可以使他们由此发现一种新的粒子——带正电却又具有电子质量的粒子——现在广为人知的正电子。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提出一种新的粒子，于是用一些牵强附会的理由解释他们的新发现，说这是一条从反方向射入云雾室的电子留下的痕迹。
过了几年，这个伟大的发现被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云雾室里重新发现，他解释这是一条由带正电、质量与电子相同的一种新粒子留下的痕迹，这个新粒子就是后来公认的正电子。安德森因为这一发现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奖，约里奥-居里夫妇再一次让成功从自己面前溜过去。“姓名这件倒霉事”
英国科学作家莫里斯·戈德史密斯写了一本《约里奥-居里传》。在这本传记最后一章《约里奥致作者》里，作者别开生面地写下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约里奥活着，他会对这本书说些什么呢？于是作者自己拟下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姓名这件倒霉事”。
作者这样写的：约里奥也许要详细谈谈关于“我的姓名这件倒霉事：我从来不认为叫约里奥-居里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别人却这么想。对伊伦娜和我来说，把我们两人的姓如此联系在一起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在巴黎大学、在法兰西学院或在镭研究所里，我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在伦敦皇家学会和外国一些学术机构里是F.约里奥，而在另一些学术机构里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诺贝尔奖是授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和伊伦娜·约里奥-居里的，在法国和外国的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在和平运动中也是如此。我常常想：我的身份证上应该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亦名约里奥-居里！你大概注意到我的儿子是皮埃尔·约里奥教授，我的女儿——米歇尔·朗之万博士的妻子——埃莱娜·朗之万·约里奥博士。然而，我感到很奇怪，查德威克却把我叫做居里-约里奥。他是唯一这么叫我的人。我认为这种态度只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故意的，我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虽然这是作者虚拟的一个问题，但恐怕也是许多读者希望知道的事情。莫里斯·戈德史密斯的《约里奥-居里传》中译本封面裁缝苦笑着问：“为什么呢？”
伊伦娜不重视外表。最糟糕的是她的服装简单粗糙，毫不美观。在这方面，她与母亲居里夫人非常相似，衣着总是最简单不过的。有一次，在约里奥的坚持下，请了塞加尔夫人带伊伦娜到一家服装店做衣服。她先是抱怨说她不要当时流行的带高领的衣裙，后来又不要长袖连衣裙。她坚持要一种有背带的衣裙。尤其是她不愿意要紧身的裙子。裁缝苦笑着问：“为什么呢？”
她回答说，因为她吃得不多，如果吃多了，她会胖起来的。为了身体舒适些，她觉得还是穿肥些的衣服好。约里奥没有让正义失望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忽视国际公法悍然使用细菌武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否认使用细菌武器，说这是中国和朝鲜捏造的。美国代表提出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作出结论，没有必要组织国际科学调查团，中朝代表团反对美国的提议，认为当时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不能充分摆脱政治偏见，难以保证调查结果公正客观，要求由超脱而独立的科学家组成国际调查团进行调查。
进行公正调查，以便证实或否定中国和朝鲜的控诉成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逻辑上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方面死活不同意，还想一手遮天，搞了好多不光彩的名堂——对一些国家的执行委员进行欺骗、拉拢，甚至威胁。对他们一向恼火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更是施加政治压力，开动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进行攻击和谩骂，诬蔑他是“共产党的阴谋组织者”。人们不免担心约里奥-居里顶不住政治压力。
世界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问题，执行局特别会议为此一度出现僵局，“要”和“不要”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气氛激烈，有一些委员则缄口不言。于是，约里奥只好采用和平理事会很少采用的做法，付诸表决。
约里奥没有让正义失望。表决头一天，他专门召开一次小型会议，这个会议既没有中国和朝鲜的代表参加，也没有美国及其盟友参加。约里奥严肃、果敢地讲了一番话，使和平理事会的执行理事们受到正义精神感染，坚定了应采取的态度。约里奥说：理事会支持不支持被侵害的中国与朝鲜的要求，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存亡的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一直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第二天，会议进行辩论和表决之前，约里奥又做了讲话：大家选我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我很荣幸。我们受着同一个信念的鼓舞，为消除战争而工作。我们要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孩子们不再经历新的战争恐怖，使科学为其正当目的而不为罪恶目的服务，使世界上劳动者不断努力创造幸福，而不致造成破坏。只要危险没有消除，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那天的情景非常感人。会议终于在约里奥-居里的坚持下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后来，调查结果证实美国果然在朝鲜战场上非法使用了细菌武器。6 20世纪科学怪杰鲍林莱纳斯·鲍林（1901—1994），美国化学家。1954年因为研究化学键的性质和复杂的分子结构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为致力于反对以任何形式的战争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化学家鲍林擦去几个单词
1960年，大学一年级新生学的是普通化学，上课教师是尤格·华塞，但是新生也有机会见到鲍林应邀来为学生讲课。大家对鲍林的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声很大，一直与美国政府作斗争。
有一次，鲍林大步走进教室，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诃德的架势，跟着的是华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着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学生们事先知道鲍林要来讲课，有人就在讲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鲍林是上帝，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
鲍林走上讲台以后，看见了黑板上的字，他想了一会儿，把“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擦掉，然后开始讲课。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原来他是一个大怪人
鲍林的寿命很长，活了93岁。他有一套大家都不认可的长寿的方法。他曾经说：饮食宜清淡，不过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鸡蛋和肉类，每天饮一两次酒也无妨，少吃糖，大量服用维生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水果和蔬菜。参加一点体育锻炼伤不了身体，吸烟的习惯要改掉，精神上的压力要避免。
这些建议都是大家同意的，但是他还有一个不仅仅是标新立异、简直就是惊世骇俗的建议——服用巨量（不是大量！）维生素。鲍林劝大家服用的剂量是每天6～18克维生素C（在我国，每片维生素一般为0.1克，即服用60～180片），400～16000单位的维生素E（为官方日荐量的40～160倍），25000单位的维生素A（为官方日荐量的5倍）……他还说：如果能够这样服用维生素，人可以把自己的寿命延长25年到35年，可以活到110岁到120岁。
但是医学界对于鲍林的意见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鲍林是一位非常坚持己见的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反对，无论反对者是多么著名的医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他曾经雄赳赳地说：我认识一位苏格兰的肿瘤大夫，他让那些已经毫无希望的癌症患者每天服用10克维生素C，这些病人平均多活了3年左右，有的人甚至多活了20年。而那些不愿意按照他的嘱咐服用大量维生素C的病人，最多只活了3到4个月。
我国也曾经报道这一消息，1992年3月23日和24日的《参考消息》连续刊登消息：“诺贝尔奖得主、九旬科学家鲍林谈维生素与长寿：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可延年益寿。”
但是，鲍林的意见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绝大部分医学界人士的认可。不过在鲍林去世前，他可是得到一个让他惊讶的评价，那大概是他82岁高龄的时候。有一次他乘坐飞机参加会议，与身边一位牧场主攀谈起来。牧场主不知道与他谈话的人是什么人。他对鲍林说：“现在找医生看病得小心，不能把他们的话当真。”
鲍林问牧场主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牧场主回答说：“因为你也许会碰到一个到处吹捧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的大怪人！”
鲍林看了牧场主一眼，说：“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这次偶然的谈话，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原来他是一个“大怪人”！大难不死
1960年1月31日的早上，电台忽然报道鲍林在乘飞机时，由于飞机失事不幸死亡。成千上万的听众听到了这一悲惨的消息。飞机出事[1]是真，但是像1954年1月海明威在飞机失事后平安无事一样，鲍林也大难不死。
几天后，鲍林回到帕萨迪纳的家中休息，在床上不时看看人们寄来的信函，心里感到很满足。他对自己能侥幸活下来，而且恢复得很好，感到特别幸福。世界各地纷纷寄来信件，鲍林吃力地按信件和电报函到达的日期整理，还剪辑有关的新闻报道并集中放到一个特制的本子里。鲍林对这些信函一一答复，甚至对只有“感谢上帝”这么一句话的明信片也做答复。鲍林在已作答复的信函的右上角，工整地写上“已答复”字样。
寄信的人很多，有陌生人、同事和老朋友。一位妇女寄给鲍林一件无袖“法衣”，嘱咐他放在口袋里以防再次发生危险。有一位署名为“朋友”的人送给鲍林一个童子军哨子，说以后遇险没有人发现时就吹口哨。还有一个人在信中写道：“我有特异功能，在你遇难人们发现你之前，我就看见你躺在一块石头上了。不过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但也并不是人人都对鲍林大难不死感到高兴的。1960年4月，加州一个叫美国阿卡迪亚军团的组织发起了一场运动，号称要把世界从[2]鲍林和罗伯特·哈钦斯手中拯救出来，他们称鲍林和罗伯特·哈钦斯是“共产党路线的教唆犯”。
当地一家报纸上给鲍林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他看了以后说：“他们说我在1957年11月在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讲，反对核武器试验。由此看来他们对我很不公正。在过去4年里，我每年不止一百次发表演讲反对核试验和战争。”
尽管鲍林遭到像美国军团这些组织的攻击，但鲍林坚信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舆论的浪潮正在向他指引的方向发展。到1960年，苏联、美国和英国取得一致意见：必须停止大气层中的核试验，他们应该坐在一起磋商，达成协议。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赞成中止核试验。鲍林坚持真理，同当局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实践证明鲍林是正确的。
鲍林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准备迎接任何新的批评。科学怪杰
1962年3月至4月这一段时间里，鲍林单枪匹马地向美国当局发动了愈来愈激烈的进攻。鲍林和妻子爱娃在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的安排下，马不停蹄地出访和演说。开汽车，乘火车，搭飞机，几乎跑遍了全国，排得满满的日程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试图在基层发动一次运动，让肯尼迪重新考虑再次开始核试验的决定，但是，响应者寥寥。鲍林还曾游说过国家科学院，希望他们采取反对重新试验的立场，也没有取得成功。
最后，还是肯尼迪总统作出了反应，他邀请鲍林夫妇作为客人参加1962年4月29日——美国计划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后的几天晚上举行的宴会。这是肯尼迪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专门为全国最优秀也是最有贡献的知识界人士举办的。鲍林夫妇急于利用首次应邀进入白宫的机会，因此愉快地接受了总统的邀请。
他们的确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赴宴前一天，鲍林和三千名纠察队员一起，参加了由妇女争取和平罢工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活动。他们绕着白宫转了好几个圈子。一位记者拍下了现场的一张照片，并通过传真将照片从纽约发送到洛杉矶，在报纸上登了出来。照片上鲍林身着衬衫，没有穿外套，脸上浮现着他那标志性的笑容，手中高举着一位游行妇女交给他的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肯尼迪先生，麦克米伦
[3]先生，我们无权试验”。鲍林在白宫前的抗议队伍中
第二天上午，他又到白宫附近参加示威的活动，然后回到下榻的旅馆，休息了片刻，换上了参加晚宴的礼服，赶到白宫赴宴。
鲍林夫妇是在迎宾线上首先看到肯尼迪夫妇的。“非常高兴能见到您”，肯尼迪总统对鲍林打招呼。并一面微笑，一面打趣说：“我知道您在白宫周围打转已有两天时间了。”
鲍林咧着嘴笑了，回答道：“是的。”
这时，肯尼迪又潇洒地补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两人握了握手。鲍林又弯身托起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手向她致意。杰奎琳身穿露肩薄毛呢长裙，手上戴着长长的白色手套，给在场的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鲍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不无幽默地问道：“鲍林博士，举着一块标语牌在白宫前面来回奔跑，您认为合适吗？”
在迎宾线的这一端，谈笑声戛然而止，鲍林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杰奎琳又加了一句：“我的女儿卡罗琳在照片上看见了您，她问我：‘妈妈，爸爸近来到底干了什么啦？’”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在宴会上，鲍林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4]
后来，鲍林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这样说：“白天，在白宫外游行和示威，同一天晚上，又在白宫里品尝美酒和佳肴，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我想，大概美国的每一家报纸对此都做了报道，而且几乎都持赞许的态度。”不肯让步的好斗者
鲍林给施韦泽的信里说他受到人们的注意，没有错，但说大家“都持赞许的态度”，恐怕是他的自我感觉吧，根据不足。事实上许多评论者认为，像鲍林那样刚刚还在强烈抗议总统的政策，转眼又与总统祝酒交杯，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专栏作者甚至将鲍林的行为斥为“疯子的行动”。
鲍林在白宫外手持标语牌反对美英核试验，许多科学家也同样持[5]反对态度。美国遗传学家缪勒的研究证明：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对人类的确存在有害的影响。这一研究为鲍林反对核试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论据。缪勒先前也与鲍林一样是禁止核试验的支持者，但他后来加入了另外一个组织，认为有必要恢复核试验，并在好几家杂志上公开发表自己赞成核试验的意见。缪勒自诩是一个温和派，他曾批评特勒（一位坚持制造氢弹的美国物理学家）低估了放射性尘埃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批评鲍林主张美国单方面禁止核试验。
缪勒曾经说：“美国非常幸运，肯尼迪总统既不倾向于特勒，也不倒向鲍林的一边。”鲍林（左）曾与特勒（右）就核试验造成的放射性灰尘问题上，在旧金山电视上唇枪舌剑
鲍林被激怒了。他写信给缪勒，指出他从未主张美国要采取单方面行动，他一直推动各方签订一项国际性条约。他要求缪勒致歉，缪勒回答说：“我是根据我亲自看到的一张传真照片来断定鲍林的立场的，在这张照片中，鲍林手持的标语牌上称：只有西方领导人才无权进行核试验。”
两个人在私下里又交换了一系列信件，双方又都给发表缪勒文章的那家杂志编辑写了许多信。一直到最后，缪勒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我认为再这样公开地争下去，将是非常愚蠢的”，随后他就公开道歉了。
鲍林澄清了事实的真相，但他也再次付出了代价。缪勒是美国最受尊重的遗传学家，他认真踏实的工作曾向整整一代追随者证明，放射性会导致变异。在鲍林反对核试验的斗争中，遗传学家一直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支持者。鲍林与缪勒这位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遗传学家进行公开的辩论，尽管论题是政治而不是科学，毕竟有损于遗传学家对鲍林的支持，并且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即认为鲍林是一个从来不肯让步的“好斗者”。
在同行中威信下降，当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鲍林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不但没有降低自己的调门，相反，他又帮助发起了另一场诉讼，同时控告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继续进行核试验。
但是，他所做的努力似乎都没有成效。1962年，美国再次在大气层里进行了核试验。根据鲍林的计算，在一年里，放射性污染的程度会增加一倍。鲍林对国防部提出的指控被法庭驳回，他还和另外一些和平运动的人士发生过龃龉；他要求赔偿的几个案子都没有结果……尽管发生了这一切，鲍林仍然没有丝毫的妥协。
196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海明威，美国作家，著作有《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哈钦斯，美国教育家，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一生为教育改革和捍卫新闻自由而奋斗。[3]麦克米伦（1894—1986），英国政治家，1957年1月至1963年10月出任英国首相。[4]施韦泽（1875—1965），法国医生，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缪勒（1890—1967），1946年因为发现X射线照射能诱发基因的突变，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7 为世界而生的霍奇金多萝西·霍奇金（1910—1994），英国化学家。1964年因为用X射线衍射方法研究青霉素和维生素B等分子结构取12得成功，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英国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少女的好奇心
没有好奇心就没有科学，这句话在霍奇金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霍奇金的双亲都是英国人，父亲约翰·温特·克劳福特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是第一流的古代史研究专家，当时正在埃及的教育部工作。不久，他把家搬到苏丹，担任了那里的教育和文物处长。那时，埃及和苏丹都是英国的“共管地”。
霍奇金的母亲名叫格雷斯·玛丽，也是位博学多才的女性。她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对钢琴演奏也颇为精通。在业余时间，她一直从事古代织造技术的研究，在这方面赢得了国际声誉。另外，她还从事植物学的研究，一有空闲就绘制植物插图，这些后来都收入了正式出版的《苏丹植物志》。
1923年，霍奇金13岁了。她的双亲认为女儿已经长大，并且开始懂事了，这时应该让她看看他们在苏丹工作的地方，让她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年圣诞节，霍奇金和妹妹琼来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并在那里生活了半年。霍奇金和琼过得既兴奋又愉快。
虽然学业暂时有所中断，但她们却首次真正体验到了异国他乡的生活，并幸运地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在喀土穆，父亲一个同事的夫人给姐妹俩讲授数学。她们还经常跟着母亲到伊斯兰妇女那里去学习编织工艺技术。有一天，姑娘们在花园的溪水中发现了一块闪烁着亮光的黑石头，它立刻点燃了霍奇金的好奇心。第二天她就去找父亲的一位朋友——化学家约瑟夫博士，想在他的实验室中化验一下这块石头的成分。博士接待了她，并亲切地与她谈话：“亲爱的霍奇金，你想干点什么事情呢？”“约瑟夫叔叔，我想请您同意我在这里做一个实验，以便鉴定这块矿石的化学成分。”
博士带着既惊奇又怀疑的眼光看着霍奇金，说：“这类事情太难了，应当是由我们大人来做的，而不是你们小孩子能够做得了的，你明白吗？”
霍奇金自信地回答道：“我相信我能够做这类事情，而且在家时我早就做过。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就让我当面做给您看，如何？”
当然，凭着在初中学到的一点儿化学知识，这位还不满14岁的小姑娘得出的结果并不正确，因为她还不会测定钛这种元素。约瑟夫耐心地向她讲解，并指出了她在方法上的错误。
约瑟夫被霍奇金的好奇心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他独具慧眼地发现，这是一颗科学园地里的好苗子。当她们告别非洲的时候，他赠给霍奇金不少化学书籍，并送给她一个考察队员专用的化学实验箱，里面装有各种试剂、玻璃器皿和供检测用的矿物样品。霍奇金如获至宝，回到英国的家后，就把实验箱放在顶楼里，视为最珍贵的仪器。在此之前，她已经在顶楼里为自己建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现在她就可以按照教科书来做一系列实验了。
有两本书进一步增加了霍奇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1925年，作为圣诞礼物，母亲送给她一本书，那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布拉格爵士为青少年写的一本科普读物——《关于事物的本质》。15岁的姑娘第一次读到了一些后来影响她一生的知识：借助于X射线结构分析，人们可以“看得见”原子。而后，她又读了帕森的《人体生理的生物化学基础》。通过查阅《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她对生物化学这一新兴领域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与此同时她还了解到，胰腺供给血液一种调节血糖的物质——胰岛素。
后来她取得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都与这两本书的启蒙有关。她依靠X射线结构分析研究胰岛素，而胰岛素也成为她科学研究生涯中一种最重要的物质。发誓扭转对女人的歧视
1934年霍奇金已经成熟了，并且已经具备了一位结晶学家所必备的素质。现在，她想在牛津大学单独开辟她自己的研究事业。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女人和女科学家，她的事业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牛津大学起初并不支持她，既不给她一间合适的实验室，也不给她必需的科研经费，因为牛津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在科研上干出成绩来。霍奇金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她回忆说：1934年，当我回到牛津时，我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我是被排除在牛津科学生活的某些范围之外的。我对此愤愤不平，并发誓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扭转这种对女性的歧视。
生活带给霍奇金许多烦恼，但最使她难以忍受的是整个大学对女性的歧视。尽管她的才能高出许多男性同事，教学工作也很出色，但由于她是女性，所以完全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她既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固定的薪水。她是有教养的知识女性，但不是逆来顺受和忍辱负重的女性。对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事情，她一定要奋力抗争。她多次找到校方负责人问：“请问，我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如何？”“当然是第一流的。”“为什么不授予我职称？为什么不给我和别人一样的固定薪水？”“我们这里有规定，女性从事教书工作不得享有任何职称，也不能享受固定薪金。”“难道这是合理的吗？”“虽然不合理，可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既然知道不合理就应该改正。就从我这里改起吧！”
最后，霍奇金终于被任命为讲师和实验员，经济收入也有了保障。她胜利了。1937年，她还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霍奇金的第一个研究生丹尼斯·赖利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牛津是一座男人的堡垒，大学的科学院系更是如此。虽然从1920年起大学就开始接收女生，但章程中规定：女生的人数只能限定在男生的五分之一。在我的第一学年中，女士礼仪守则仍在实行。按照这一守则，女子学院的学生在接受男同学的邀请去他们的房间吃饭或者喝茶之前，必须得到系主任的批准，而且要由一位礼仪女士陪同。当时，圣希尔达女子学院允许男女学生在星期天共同举行茶会，竟然被当做一桩丑闻在报纸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女大学生也不允许成为牛津联合会的会员。这就是霍奇金的事业开始时的环境。
赖利后来决定跟霍奇金进行研究，这在当时还是一件天大的新闻！赖利在回忆中写道：但是我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相当“革命的”，引起不少人的惊讶。人们对我说：你毕业于一所声名赫赫的学院，却在一个年轻的女士手下读研究生，研究一个崭新的边缘学科。而且……这位女士没有大学的正式职位，只是享受女子学院的奖学金。情系中国
以前，只要一谈到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时，常常提到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牛胰岛素结晶的重要成就，但很少人提到（或知道）多萝西·霍奇金对中国学者那感人的热情帮助。
中国科学家对胰岛素的研究，从始至终都离不开霍奇金的关心和帮助。中国开始研究胰岛素的几位重要科学家如廖鸿英、唐有祺、梁栋材，都先后在牛津大学霍奇金的实验室工作过，受过她的指导。
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国庆时，霍奇金与英国一个观礼参观团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她最关心的就是与廖鸿英等中国科学家的会面。对霍奇金而言，与中国科学家会面，听到他们讲对胰岛素的研究，是这次非凡旅行中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如果她不去见他们，就没有机会跟踪他们的进展——因为当时中国官方不允许中国科学家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
1965年，霍奇金到日本做为期两周的讲座，在旅途中她又迫不及待地访问了中国。她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小组在尝试合成胰岛素，她还知道，如果她不来中国，谁也不会知道中国小组的进展。到了上海以后，她得知王应睐和他的同事已经合成了牛胰岛素，但是和美国、德国的小组一样，还没有成功地使之结晶。她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并强调了X射线分析对于比较天然胰岛素与合成胰岛素结构的重要性。
1966年，霍奇金尝试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在埃克塞特大学举行的一个会议，并提出自己出资为中国科学家支付旅费。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所以中国科学院谢绝了邀请。
又经过4年努力，中国小组独立地解决了胰岛素结晶问题，虽然比在牛津的霍奇金小组晚两年，但分辨率稍高一些。1971年，霍奇金又设法在去日本途中访问中国。在详细了解了中国小组的研究成果以后，她非常高兴，立即给牛津小组的同事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中国小组）他们的工作非常漂亮，值得我们效仿。他们培育出了很大的晶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组。”
到了京都后，她立即在国际晶体学大会上对中国小组的胰岛素研究做了热忱和全面的介绍。她的发言印在大会新闻公报的头版上。至今，我国的一些科学家还珍藏着这个新闻公报的副本。
遗憾的是，1971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这个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研究小组，也逃脱不了被解散的厄运，它的成员都发配到各地农场接受“再教育”。此后世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科学家完全不知道。可是，霍奇金还在为中国小组造声势。1975年在英国著名杂志《自然》上，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胰岛素研究”的文章，引起了世界晶体学界的注意。在文章中她写道：北京小组这张分辨率1.8Å（180μm）的图，是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今后可能长时间一直如此。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她迫不及待地又一次来到中国，她迫切希望中国科学家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78年，由唐有祺率领，包括顾孝诚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到波兰的华沙参加了第11届国际晶体学大会。顾孝诚在回忆中说：我们很惊异地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研究小组。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啊，我们最早是从霍奇金那里听说的。”这就是她的影响。她对把中国晶体学研究介绍给全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霍奇金见到中国代表团来到华沙高兴极了，还在大会结束之后让中国代表团去英国各实验室参观。以后，她又多次访问中国。
最让她家人惊讶的是，当1993年国际晶体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已经83岁高龄的霍奇金身体很糟，曾经有一段时间需要24小时看护，但她却坚决要到北京参加这次大会。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这个决定，也没有人认为她真的能够完成此行。临行前三周她又患了胸膜炎，但是这也没有改变她的决定。结果，她在女儿和助手的陪伴下，奇迹般地参加了这次大会。1993年，多萝西·霍奇金（右）坚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晶体学大会
正如《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一书作者乔治娜·费里所说：大多数与会者看到她的欢喜之情，是夹杂着悲伤的：她看上去极为衰弱，好像只是从前的她的一个影子。很明显她活不了多久。《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中译本封面
第二年的7月29日，84岁的霍奇金在家中去世。家人都围在她的身边。8 穆利斯和科恩伯格的一场官司卡芮·穆利斯（1944—），美国生化学家，1993年因为发明聚合酶链式反应，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科恩伯格（1918—2007），美国生化学家，1959年因为发现RNA和DNA的生物合成机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美国生化学家穆利斯穆利斯名利双收之时，平地起风波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有一场为一项高科技的专利权、优先权打的官司，美国著名的杜波特公司状告塞特斯公司侵权、牟取非法暴利，并对它起诉。这场官司引起了美国科学界、技术界和工业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项被称为PCR技术的优先权属于谁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们在法律上还弄不清的概念亟待澄清。另外，这桩官司涉及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更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好奇心。这场官司让人们看到，即便是获得过诺贝尔奖这样殊荣的科学大师们，也会因为种种私利的驱动，而陷入并不光荣的境地。
PCR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缩写，意思是DNA“聚合酶链式反应”。“链式反应”在物理学中也有，原子反应堆、原子弹就是一种原子核的“链式反应”，是指中子不断地自动增多，使核反应自动维持下去。在生物学中，PCR也是这个意思，即DNA不断扩增下去。这是一种很简便的、在体外对细胞内DNA复制过程的模拟，所以有人称它为“无细胞的分子克隆”。更通俗地说，PCR技术犹如一台复印机，将一份文本迅速高效地复制成百万份文本，只不过在PCR技术是用生物技术方法，将DNA不断“复印”（复制、克隆）出成百万DNA的技术。
PCR技术被科技界接受以后，立即成为分子生物学领域最耀眼的明星，而PCR技术的发现者穆利斯本人也立即家喻户晓，并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由于PCR技术不断完善，它已发展成为简单、多用途、适用于几乎任何生物和商业领域的通用技术。而且可以确信，PCR的用途将越来越开阔，新的商业机会将具有无限诱人的远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穆利斯名利双收之时，平地起风波，一场官司突然落到他身上，让这位科学家一时不知所措……科拉纳拒绝出庭作证，聪明！
当PCR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技术，为塞特斯公司带来过亿美元的利润时，其他一些公司当然也想跻身于这种能够得到巨额利润的技术中。但人们没料到的是，实力雄厚的杜波特公司却突然向法院起诉，说塞特斯公司侵权，因而必须停止PCR技术的应用，并赔偿由此带来的损失。
这话从哪儿说起呢？
杜波特公司既然起诉，自有他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PCR技术是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之一科拉纳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究工作中创造的，因而塞特斯公司犯了侵权罪。
科拉纳是出生于巴基斯坦的一位学者，1948年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1960年到美国大学任教，197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科拉纳因为“研究基因密码破译、蛋白质合成机制及信使核糖核酸和酶”，获得196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66年他宣布基因密码已全部破译，同年，他宣布加入美国籍。接着，他开始更困难的研究——合成DNA基因。后来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基因的总体合成》一文中。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科拉纳曾在一篇论文中阐述过PCR技术的基本思想，指出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反复复制DNA，等等。但是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出具体的温度、引物的浓度……而且十分遗憾的是，科拉纳后来也始终没有做过自己曾经想到过的这一实验。
杜波特公司正是根据科拉纳的两篇论文和一项转让证明书提起诉讼的，并将此作为重要证据交给法庭。但科拉纳本人拒绝出庭作证，这真让杜波特公司觉得脸面上不好看，但杜波特公司还是要把官司打下去。法院经过调查以后指出，杜波特公司的起诉缺乏根据：科学家大脑里的“思想”作为商品转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此杜波特公司从科拉纳那儿得到的“转让”是不成立的。塞特斯公司保住了他们丰厚的利润，而明智的科拉纳也没有糊涂到卷入这件乌龙官司中去。科恩伯格好糊涂呀！
可是，有一位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却不明智地卷进了这场官司，他就是科恩伯格。科恩伯格是一位很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在名利的诱惑下他犯了糊涂，竟然为一己之利作为“证人”走上了法庭。他振振有词地说：PCR技术根本就用不着等穆利斯来发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本人就一直在和DNA聚合酶打交道，而PCR技术只不过是DNA聚合酶特性的合理延伸而已，而这种酶正好是我本人发现的。美国生化学家科恩伯格
这几句话倒还不怎么过分，但下面的话恐怕就有失一位科学家的风度了。他几乎是调侃而不负责地说：由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或其他与我们相似的实验室研究人员，只要什么时候想做PCR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一直没有这个需要。而穆利斯肯定是闲着没事干，这才去做我和我的学生绝不会去做的事……不过，他这样做反而让他实现了DNA模板的扩增！
尽管科恩伯格的话说得俏皮，大有嘲讽之意，但穆利斯的律师可不是吃闲饭的，他早就成竹在胸，并不为他的这种挑逗性的调侃所动。等科恩伯格自作聪明地调侃完，这位律师非常平静地提出一个科恩伯格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您在1980年出版过一本《DNA的复制》，是吗？”
这是科恩伯格最得意的一本专著，后来一版再版，因此他毫不犹豫并且愉快地回答道：“是。”“1983年再版过，是吗？”“是。”“据我所知，1983年版的《DNA的复制》一书上并没有写上有关DNA扩增技术的内容，是吧？”
科恩伯格当然也是一个聪明人，他立即预感自己被诱入一个可怕的圈套。但是他必须正面回答，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回答：“是的。”
律师面带胜利笑容地出示《DNA的复制》最新版本，翻开到夹有书签的地方，对法官说：“这儿……在最新的版本中，却出现了DNA扩增的内容，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每一位读者都会明白律师的反问对科恩伯格是一记多么沉重的打击！科恩伯格低下了头，他无法反击，他感到无地自容。
是啊，当哥伦布被要求把鸡蛋竖立在桌子上的时候，人们都准备看他的笑话，看他在公众面前丢人。可是，哥伦布轻轻将鸡蛋的一端在桌上一敲，然后鸡蛋稳稳地立在了桌上。“瞧，蛋不是立起来了吗？”
周围准备看笑话的人开始惊愕了一下，接着大声讪笑起来：“这谁不会呀！这种立鸡蛋的方法太简单了！”
但谁也不能否认哥伦布真的把蛋立起来了！科恩伯格正好犯了那些嘲弄哥伦布的人的错误。穆利斯就是另一个竖起鸡蛋的哥伦布！
穆利斯也像哥伦布一样，颇有点传奇色彩。例如，他发表过诗歌、散文和小说，这在科学大师中少见吧？他的生活极富浪漫色彩，结过三次婚，也离过三次婚。他似乎与许多艺术家一样，认为当他每次陷入罗曼蒂克的恋情中时，他就更富有灵感和创造力。他甚至开玩笑地说：“我希望人们对我多次结婚和有许多女友的了解，能超过对PCR的了解。”
他有三个孩子，除此之外，他还多次捐献自己的精子，因此他还有多少人工授精的孩子，谁也不清楚。他曾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不喜欢动手，作为一个发明家，最重要的是为解决某些问题而尽力设计一个简捷的行动方案。”
可见，不同的科学家有非常不同的性格和工作方式。9 摩尔根被误认为是清洁工托马斯·摩尔根（1866—1945），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1933年因为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美国实验胚胎专家、遗传学家摩尔根1865年的卵细胞
1934年4月，摩尔根夫妇乘汽车到美国东海岸，带着4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从那里搭乘“麦杰斯蒂克号”轮船去欧洲。到纽约时，在他的朋友韦费家住了一宿。
根据韦费的回忆，那天晚上摩尔根和往常一样，穿着宽敞的旧大衣出现在他家的门口。一只口袋里装着报纸包着的木梳、剃刀和牙刷，另一只口袋里装着同样由报纸包着的一双短袜。
韦费夫人见这位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如此寒碜，不免有点惊讶。摩尔根明白了韦费夫人的惊讶后，问道：“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
那天晚上，韦费拿出特意为这一天准备的珍藏品——1865年的白兰地。摩尔根把白兰地酒瓶当做婴儿一样双手捧着，加以鉴赏，并说出那瓶酒的制造日期，最后还说了一句：“真凑巧……”
韦费夫人听后马上问道：“您说的‘真凑巧’，不是意味着您出生在1865年吧？”
摩尔根回答说：“我出生是在1866年，可是我是在1865年获得生命的，那时我处于卵细胞状态。”“他离天国比我更近”
有一次，在摩尔根担任主席的教授会议上，介绍了一些学科的负责人。按照议程，在生物学之后是讨论天文学问题。摩尔根站起来，环视了一下与会者，十分严肃地说：“我认为最好把我的位子让给我的朋友密立根，因为他离天国比我更近。”
听了这话，密立根也跟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摩尔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密立根有一个了不起的愿望——将科学和宗教融合起来，而摩尔根对于宗教一贯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到医院看望夫人
大约在1910年5月，在摩尔根研究室的一群红眼睛果蝇中，产生了一只白眼睛的果蝇。这明显是一个突变型，它后来成为科学史上最有名的“宠物”、研究生物遗传重要的“宝贝”。
这个突变型从哪儿来的呢？为解决这个难解之谜，摩尔根和他的研究室同事们日夜紧张地进行研究。正在这个当口，摩尔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摩尔根到医院看望他的夫人，因为时刻想到他的“宠物”，所以头一句便是：“白眼睛果蝇的情况怎么样了？”
关于果蝇还有一个笑话。当摩尔根的助手奥托博士的小女儿出生时，摩尔根曾给他们写信：恭喜你。请允许我提点父亲般的忠告：不要把你的女儿取名为果蝇。不瞒你说，我曾三次甩开了这种诱惑。被误认为是清洁工
摩尔根生来就随随便便、邋里邋遢。另外，他还喜欢恶作剧，当人们为他的恶作剧感到意外和吃惊时，他就会感到有趣而且得意非凡。
他找不到皮带时，就用细绳子扎裤子，也能将纽扣全部掉了的上衣穿出去。有一天，摩尔根发现自己的衬衫有个显眼的窟窿，他就让人用白纸将窟窿粘起来。
他曾不止一次地被外人认为是研究室的清洁工人。
摩尔根连实验服都不愿意穿。据说他只穿过一次，那是为了让杂志社的摄影师，摄制加州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影集时才穿上的。
当苏联学者杜布赞斯基第一次看到他心目中的“神”时，几乎被摩尔根那副样子惊呆了。
后来，杜布赞斯基作为摩尔根的后继人，从美国西海岸返回摩尔根的实验室。但在相处十几年的时间里，摩尔根竟一次也没有将杜布赞斯基这个名字读准过。
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想读准。那不行，只能放一把
有一次，摩尔根与同事邓恩谈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风气，摩尔根表示哥伦比亚大学的风气不好，因此他不想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摩尔根说：“在很大的大学里，第一件事是你必须使你的进化倒退，并发展外骨骼以抵御不良风气；其次，你必须设法关好走廊的门，因为走廊一般是通向委员会的房间的。”
他又问邓恩的实验室里椅子是否多了一把？邓恩回答说只有两把。
摩尔根摇摇头，显出遗憾的样子说：“那不行，只能放一把，你就坐那一把。”圣诞老人是谁
摩尔根对家人有一种深挚的爱。虽然他工作极其紧张，脑子里总在不停地思考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但他从不忘记要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他几乎每一年都和全家一起，顺着阿姆斯特丹街走下去，选一棵大家都中意的圣诞树，回家后用细软的球和小蜡烛把它装饰起来。然后，孩子们便屏息地等待着圣诞老人的降临。
圣诞老人终于来了！他穿着暗红色的、有皮毛镶边的睡衣，肚子如枕头般圆鼓鼓的，胡须长而洁白，一双像父亲那样明亮的蓝眼睛。圣诞老人从背在肩上的袋子中取出礼物，慷慨地分给孩子们，其中有一些含有教训意义的礼物。如，一把剪刀——上面贴着为了剪断无聊的争吵的告诫书。
孩子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父亲总是没有碰上这位伟大的圣诞老人。每次都是圣诞老人消失以后，他们的父亲才从研究室匆匆回家。
好多年以后，孙女出世了，摩尔根又从放在阁楼里的皮箱中拿出那件暗红色的睡衣和假胡须来。
于是圣诞老人的蓝眼睛再度闪烁着愉快的光芒。10 缪勒的坎坷路赫尔曼·缪勒（1890—1967），美国遗传学家。1946年因为发现X射线照射能诱发基因的突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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