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四部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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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四部曲)试读：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我这一生的公务年龄都是在新闻这个平台上度过的。全部时间中正好有一半是做新闻业务，一半是做新闻管理。而且是干几年业务，又做几年管理，再回归业务，两面体验，交错而行。县委宣传部干事、省报驻县记者、省委宣传部干事、中央报纸驻省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官员、《人民日报》副总编。管过人，也被人管。新闻人如我这样的夹馅面包，并不多见。其中甘苦只有自知。就是退休之后，也还在大学带博士生，在为报纸写文章，总之是没有离开新闻业务。此生难脱新闻的干系了。

我大学学的专业并不是新闻。一个外行，一步步走入新闻殿堂。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一方面心存怯懦，如履薄冰，小心观察，谨慎体悟，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没有旧框子、旧规矩，常有奇想，时有新论。我有一个顽固的习惯，不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都不盲目跟行前车之辙，总想在实践的同时弄清它的理论根据，走自己的路。我把这比作“打着灯笼走路”。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联系实际探求理论。但这个理论绝不枯燥，探求的过程也不艰涩，是寓研究于体味、把玩、欣赏之中。这就是诗话、词话、笔记这一支。这有点类似现代西方的案例教学，但现在的教学有事，有理，却少有其美。中国画的教学作品叫“课徒稿”（比现在电脑课件要早好多年），是教师边画边讲演示技法的手稿，有其法，有其理，却又一样地美。有的简直成了传世名作，如著名的《芥子园画谱》。鲁迅小时候，在私塾里除学正课外还偷偷地临它，可见其吸引力，至少说明它不枯涩。这大概就是列宁说的笑谈真理。我从小就喜欢诗话、笔记体的学术书，后来做了新闻，便以这种方式边实践边探寻新闻写作和管理的原理。积以时日，当我告别新闻平台时便有了现在这个“新闻四部曲”。它不是作品集，是作品加剖析；也不是回忆录，是回忆加反思。它是我自己几十年在新闻之路上使用过来的一盏照路的灯笼，或一根跋涉用的拐杖。“四部曲”其实是我一生所亲历的四种新闻业务人身份的忠实记录。

第一部《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是我1978年到1987年在《光明日报》驻基层记者站期间新闻作品的自我剖析。本来记者你我，大同小异，并无可记之处。但这里有两点特殊。一是，这九年正是中国经“文革”大乱之后的一个复兴转折期。这些文字中所记的人物、事件、思想都已超出新闻而有了时代印痕，对研究那一时期社会可资参考。二是，以个人而言，可以看出一个小记者的成长过程。九年来我以大报记者身份沉在最基层，初出茅庐，含辛茹苦，格外小心，因之也有一些特殊的收获。这期间曾获得“全国好新闻奖”“青年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还有四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作品入选大学新闻教材。这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本意是一个记者在不大出新闻的地方，如何抓到新闻，有所作为。该书1990年7月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初版，后又经新华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先后再版、重印14次，影响过一代新闻人。书中归纳出的一些新闻法则、警句也广为流传，如“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三点一线采访法”等。

第二部《评委笔记：新闻绿叶的脉络》，是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期间担任各种新闻奖项评委时的随笔。时间约是1987年到2000年。当时的管理工作分两条线，一是报纸的行政管理，二是报纸内容的质量管理。为配合行政管理，我每年都要主持和组织各种新闻作品评奖。没有哪一个新闻人不梦想得奖、一稿成名的。评奖过程，最能看出作者的拳路和作品的写作脉络。但过去人们较多地关注得奖名次，而忽略了作品上榜或落榜的理由。这是新闻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也是纯新闻院校或一个新闻单位自身难以做到的。必须有一个机构能统筹全国和各方之力。我有幸参与其中。评奖过程，其实就是对作品的解剖，是案例教学，是大赛后的复盘，是“顺瓜摸藤”逆求新闻原理和新闻写作方法。工作之便，我保存了大量送评原稿，这本研究笔记就是一一辨析作品的得失，它们上榜、落榜的原因，并尽量上探其源，分别归纳为采访、写作、原理等八个方面。该书原名《新闻绿叶的脉络》，1995年5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先后五次再版、重印。这次略有补充修订。

第三部《署长笔记：新闻原理的思考》，是我在新闻出版署期间的工作记录和全局性的理论、政策思考笔记，包括一些重要的职务性讲话、调研报告、案例资料。当年机构初立，百废待兴，这是一份摸索求真的探路实录。1987年国家组建新闻出版署，我从基层记者站直接调到国家机关。时间跨度是1987年到2000年，曾先后任研究室主任、司长、副署长，从事新闻出版的行政管理。在这之前，国家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研究机构。理论思维的习惯使我在管理之余读书、调研，探求一些新闻出版的原理，所以当初这本书199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时就定名为《新闻原理的思考》。该书先后四次再版、重印，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原理，如新闻的新定义、报纸的四个属性等。

第四部《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是2000年到2006年底我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期间的策划和改稿记录，及退休后为报纸写的少量时评。说是记录，但不是流水账，重在展示思考和操作过程。同是研究怎样写稿，但该书与《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的角度完全不同。首先，它强调站在全局看一点，一稿牵全局，特别是头条稿的编排使用。实际上是讲怎样当总编。虽然是一个具体改稿过程，但心里总是想着整张报纸，想着新闻与社会。其次，由于负有领导之责，所以由稿及人，也总是着眼于队伍素质的提高，间或还有一些尖锐批评。让部下难堪、哭鼻子的事也曾有过。另外，书中文章不只是改稿，更多的时候是选题、策划、版面、新闻思想等宏观层面的运筹。书中内容大都是在夜班审稿、编前会定稿、出报后评稿时的批语、发言，间有一些编报背后的故事。这些文章大都在业务研究刊物上发表过。这本书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先后四次再版、重印。这次出版时为体例统一加了一个副题《版面背后的故事》。

本来在2008年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将《记者札记》《评委笔记》《总编手记》作为“跟梁衡学新闻书系”出版，现都已售罄。当时主要考虑《署长笔记》偏重宏观理论和管理，未收入丛书。随着时间推移，《署长笔记》的史料和理论价值愈加显现，所以这次便合收为一套完整的“新闻四部曲”，以备学者和一般读者查用。

这套丛书，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8年，客观上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也记录了一个新闻人的成长。这是一件没有刻意包装，甚至没有特别打磨的产品。四本书严格保持原来的时空背景，只是修订时为论证方便，使用了后来见报的个别例子，这是需要提醒读者的。之所以这样，是想保持一点原生态，为新闻史和研究工作者留一点资料，同时也是敞开心扉与同行切磋交流。

感谢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出版社能出版这套体例特别的书，愿读者能够喜欢。梁衡2018年5月10日第五版序

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意思是一个记者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要能设法采到新闻。后来我把这提炼成一句话：“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在业界流行甚广。本书是我1978—1987年在《光明日报》任驻站记者时的作品抽样。它的最大特点是大多数作品后面都有一篇“独白”，叙写稿件背后的故事或采写经过、作者的构思过程以及见报后的反响。本书于1989年初版，收入《梁衡文集》时列为第四卷。之后重印多次。这次更名重出应该是第五版了。

我想这本书能在十年间多次再版重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它的内容记录了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最初十年，而且是来自最基层的第一手信息，有史料价值。二是它以作者现身说法的形式，写出怎样写稿，怎样当记者。这十年也正是作者——一个年轻记者，从一个初生牛犊走向成熟的过程。我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曾对年轻记者说过一句话：“五年看稿，十年看人。”这是我的心里话。三是这本书不是作品集，每篇“独白”都力求上升到情和理的高度，超出作品本身，而具有对写作和做人的指导意义。所以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四卷本“跟梁衡学新闻书系”时仍将它收入，更名为《记者札记》，相信它对读者仍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感谢十年来多个出版社和一茬又一茬的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和支持。

是为序。梁　衡2009年4月15日第一编怎样采访解进保自荐任林科所负责人取得显著成绩

敢于当家　发挥才干　立志改革

山西省交城县林业局技术员解进保毛遂自荐，在艰苦的条件下办起了一个林科所，用合同制的办法择优用人，并实行一套有效的奖惩制度，一年来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

这个县历史上盛产一种名枣——骏枣，它个大肉厚，曾参加过国际博览会，闻名国内外。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前几年全县骏枣的年产量已由过去的150万斤跌到40万斤以下。又因这种枣繁殖较为困难，枣树也日益减少。对这种情况，解进保这个1962年参加工作的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生，非常着急。去年初，县委决定筹建林科所时，他主动要求去挑这副担子。当时办所条件困难，只有60亩地、21棵枣树、10间房。解进保同志向组织表示，一定当年见效。他还立下“军令状”：向林业局暂借两万元作为基金，年底归还，如到时完不成计划甘愿受罚。

解进保到林科所任负责人后，用合同制的办法管理科研。除他和另外一位70多岁的老林业干部是国家职工外，他只以合同形式从生产队择优录用了10名懂枣树栽培的农民，作为基本力量。然后根据季节的忙闲，随时增减人员。他又制定了一套奖惩制度，把全部人员分成6个小组，各组在固定任务和资金的情况下，都有自行用人、安排科研和业务的自主权。他向大家讲：“我们谁也不要有‘铁饭碗’的思想。咱们这个所的人员随时可进可出。有用的人才要不断请进，不适宜的也要淘汰，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他就选择了骏枣快速育苗和老树丰产两个课题，带领大家开始了紧张的试验活动。解进保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分别试用8种办法来快速育苗，又采取多种办法来使老树增产。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当年就育成了这种稀有的骏枣苗40亩，又使所内21棵多年不挂果的老枣树重新结果，其中有一棵产量达到164．9斤。他们的成果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一些外省区的同志也来参观学习。去年这个所不但完成了合同上规定的两万元收入，还多收入了三万元。解进保同志和这个所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编后］

技术员解进保办研究所的事迹，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他有强烈的事业心，敢于当家，勇挑重担；他有专业知识，既动脑，又动手，是真正的内行；他有自主权，又能在办所用人上一反陈规，不是先去铺摊子设冗员，而是真正按照科研、生产的需要择优用人，完全打破了“铁饭碗”的框框。总之，他具有一心一意奔四化的实干精神，而毫无官僚主义的腐朽气味。这正是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精明能干的人才到处都有，关键是要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

［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技界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科研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至于如何改，一时又说不出个究竟。这篇消息的好处，就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虽然通篇不过800字，却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解进保怎样打破“铁饭碗”，合理安排使用人才，充分发挥林科所内部的潜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即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它犹如一块投入静水中的石头，发表时曾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开阔了人们的思路。

本文写法不落俗套，它没有按条罗列经验，而是始终让事实说话。由于剪裁得体，使得文势跌宕起伏，宛如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注：此附文为《全国林业好新闻获奖作品选》收录原新闻稿时所加的评介。）独白1 在春风中寻找破土的新芽

这篇稿之所以能获得首届“全国林业好新闻奖”，并被列为140篇获奖作品的第一篇，事后我想主要原因是一个“新”字，在全国林业科技界，最早报道了“自荐”、承包这件新事物。

新闻记者的使命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新东西并传播出去。新闻记者每天的活动都是在进行一场求新竞争。但是新东西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它好比春风吹过田野时，这里那里悄悄拱出的几点草芽。一场大的变革正如季节的更替，冬尽春来，先是隐隐的雷声、习习的和风，而后才是脚下渐湿的土地、河边变软的柳丝。春来之时先是以一种无形的气息让我们来感觉它。但人们总不能满足于虚缈的感觉，还要寻求和捕捉切实的证据。假如朋友们在早春的黄土地上散步，谁要先发现两三苗破土的草芽，那必定能给大家带来一阵由衷的喜悦。

1980年的春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多。三中全会标志着共产党和人民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后，开始了一种新的思维，开始了大变革前的思想解放。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被压在最底层的知识分子，要从传统束缚中挣脱出来，就更难一些。在大家已经感到这种变革的气息已至，正茫然企盼着具体办法、翘首以待新人物时，解进保这个乡间的技术员却迈着大步勇敢地走了出来。他毅然自荐任职，借款办所，并甘立“军令状”，其敢作敢为的精神，正像刚开始苏醒的黄土地上冒出的第一根草芽。要紧的是作为记者要及时发现，春天的原野眨眼之间就会变成一片绿茵，到那时再喊发现绿草，便毫无意义了——因为夏天都快到了。

这篇稿子采写于省里召开的一次科技成果颁奖会现场。那天，一千多人的会场里鼓乐齐鸣，正在隆重颁奖，形式毫无新鲜之处。我坐在最后一排空座上翻大会发言的文件，突然一份典型材料吸引了我。我摸出一张缺了角的稿纸，草成这份千把字的新闻稿，又找解进保本人核对了一下，不等散会便向邮局奔去……这篇稿子见报时，我正在外地采访一个蔬菜研究所。那天早晨，我正蛮有诗意地在那个大棚成排、绿苗满地的菜地里散步，突然听见广播里播出这条消息。这条新闻稿不但见了报，还被选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早间的新闻节目，我高兴地绕着菜地连走了两圈，看着那一片油油的新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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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补记］

文中所提到的蔬菜研究所是指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仲济学扎根大同郊区办的一个民办研究所，在解决高寒地区吃菜问题上，功劳不小。见报后，仲成为公众人物，先后当了第6、7、8、9届人大代表，任省科委副主任、农科院长、科协副主席。退休后又重返乡间指导农民种菜。2009年被评为“全国最有影响力新闻人物”。五一节前我作为发奖嘉宾，在发奖时意外地见到他。30年前为一个埋名乡下的知识分子写稿，30年后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劳动者发奖。这真是一段缘，新闻缘。时在2009年4月26日。繁峙县试办农技推广联合体

利用农村技术力量　开展生产科研活动

以当地农民技术员、农技户为首自愿组织，增产分成、互相换工，对全县推广农业技术起到了示范作用。

本报讯　一种新型的农民科技合作组织，最近在山西省繁峙县农村试办起来。农村实行责任制后，一方面是“技术能人”“尖子户”大量涌现，另一方面是很多不懂新技术的农民急于学习。今年春天以来，这个县的农业推广站调查了农村的科技状况后，在全县试办了农业技术推广联合体。现在全县已有92个这样的组织，参加户数达2 860户。

这种联合体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技术力量，围绕一项或几项农业新技术，以本地的农民技术员、农技户为首，自愿组织在一起，开展生产和科研活动。联合体内部采用增产分成、互相换工等办法来进行管理和分配。有的推广一项新技术后或收完一茬庄稼后即解散，然后围绕新课题，再组织新的联合体。

城关公社二大队种菜科技户高保林、郝计国，去年采用地膜覆盖技术，菜的产量比别人要多一倍。今年春天有15户菜农主动和他们组成了一个地膜覆盖种菜联合体。他俩负责购地膜、农药、菜籽，及时传授技术。今年这15户的蔬菜都普遍比去年增产80%以上。被人们称为“大能人”的下茹越公社大沟大队农技户左润仓，今年负责指导了一个有200户社员参加的水稻化学除草联合体。他负责培训了10名技术骨干，指导社员对50亩秧田和800亩稻田进行统一化学除草，除草率达到90%。只此一项就省工6 400个，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联合体试办半年多来推广了15项新技术，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员，对全县的农业新技术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光明日报》1983年9月11日）农艺师郭蒲生牵头建起繁峙县科技承包网

技术推广工作的一项新创造

几年来，全县农民增产粮食6 600万斤，经济作物多创收入3 000余万元。忻州地区向他颁发特别奖。

本报讯　在最近召开的山西省忻州地区农业科技表彰大会上，地委书记阎广洪将一个装有1 000元的大红纸袋放在农艺师郭蒲生手中，并热情地说：“这是地委和行署对你勇于搞科技承包的特别奖，你为我们全区农业生产做了一件大好事。”

郭蒲生1967年从山西农大毕业后，就来到山高水寒的繁峙县，长期坚持在基层搞技术推广工作。1980年，他开始试验与农民订技术承包合同，很快就有许多人找上门来，使他应接不暇。他在下乡调查中发现，冬天，许多农民都主动挤到个别有技术专长的农户家的热炕头上，要求春天与他们签订技术合同。怎样才能满足农民科学种田的要求呢？郭蒲生想：我们推广站应该来办这件事。于是，就把站内的21名同志分成三片，每片负责若干村，每村又通过科技户来联系若干种植专业户，层层按人签订承包合同，形成一个四级农技推广承包网。合同规定：农技人员和农科户为甲方，农户为乙方。甲方负责提供全部生产过程中的良种、农药、复合肥料、塑料薄膜及技术指导。增产部分的一至二成提归甲方，减产部分的八至九成由甲方赔偿。科技承包网试行后，大大调动了农技干部的积极性，全站21名同志，除两三名后勤人员外，人人头上有合同，再通过他们又联络了600多个科技户，每户又经常联系着七八十个农户，全县有五分之四的农田都先后参加了科技承包网。许多从没使用过的新技术，通过承包推广，在这个高寒山区大见奇效；过去这里的农民从没有见过化学除草剂，现在全县已推广到6 000多亩；过去这里从没有种过花生，现在全县推广地膜覆盖花生2 000余亩；过去在这里危害较大的莜麦黑穗病、谷子白发病，现在发病率已下降到l%以下。农技承包网推广五年来，已为全县农民多增产粮食6 600余万斤，葵花、花生等经济作物多创收入3 000余万元。他们和农民搞技术承包已影响到外地，附近的静乐县有几户农民找上门来，要求订跨县承包合同。去年，在他们的指导下，从未种过稻子的静乐县，竟出现了50亩丰产稻。今年，这个县又将与他们签订1 000亩的承包合同。干部和群众都高兴，认为“技术承包双方有利，实打实。过去，靠行政指挥的四级农科网，随着农村体制改革，早就线断了，网破了。现在，郭蒲生用经济加技术承包的办法，又把它织好了”。

技术承包也使农技推广人员增加了收入。按合同规定，个人承包所得收入的60%，作为全站的承包和福利基金，其余归己。五年来，全站每人每年可得承包分红90元至300元。最高的一人一年拿到800多元。郭蒲生则坚持拿全站的平均分红额。这个站还建起了自己的办公楼、推广基地。郭蒲生被国家经委、科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联合命名为“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先进个人”，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在这次召开的忻州地区农业科技表彰会上，地委和行署为他颁发了特别奖，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区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学习他这种走出机关，勇于率领技术人员到基层搞承包的精神。发奖会结束后，行署副专员王文学对记者说：“我们全区有科技人员5 000多人，长期坚持在第一线的不到1 000人，如果有一半人能像郭蒲生这样，我们的农业就好办了。”（《光明日报》1987年1月25日）山西忻州地区鼓励科技人员下乡搞承包

本报讯　中共山西忻州地委和行署最近作出决定，凡是农技人员密集的单位都可以有组织地选派科技人员到农村，特别是到贫困山区，同农民签订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承包合同。还可以承包、租赁、领办乡镇企业，或到这些机构任职。

忻州地区的决定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全区科技人员都可以采取辞职、停薪留职、业余兼职等多种方式承包单项或综合农业技术，承包“星火计划”项目，承包科研攻关项目。

以单位组织的承包，所得收入按5∶3∶2比例进行分配。即50%归单位，做承包基金；30%归直接承包者，不计入奖金；20%给承包单位做集体福利。个人业余时间承包所得全部归自己。（《光明日报》1987年2月5日）独白2 采访如采药

采访如同采药。采药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背上药篓，漫无目的，忽而山巅，忽而沟底，很是辛苦；二是有经验者，他有固定的活动范围，比如几座山，几条沟，平时他一边采，一边记住这里的地形地貌，时间长了便稔熟于心。采药方式不同，收获自然也不同。前者或许会在山腰下发现一两株珍贵的人参、首乌，但更多的是徒劳数日，空手而归；后者发现药材时，他并不一定立即就挖到篓子里，而是看其年龄成色，如果这支人参长得还不大不壮，他宁肯再等一两年，这期间还要常来看看。这样整个采药区在他心里就排出一张收获时间表，下个月该挖哪棵灵芝，明年该刨哪株黄芪，他都心中有数，不盲目外出，因而也很少空手而归。

记者采访也有类似的两种情形：有的记者漫无目的，出去急扫一圈，撞见什么写什么；有的记者则是眼看心想，认真观察，哪个材料成熟，哪个材料还要待其发展，都在自己的脑子里画了一张时间表，绝不做无用功。显然，前者是西瓜芝麻一起抓，常有饥不择食之困、寒不择衣之窘；后者则是知己知彼，心知肚明，往往能取事半功倍之效。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采访的态度不同：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有备而来还是匆忙上阵，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应付。由此，采访的结果自然也就有了高下、优劣之分。

1983年，我去五台山繁峙县，发现县农科站帮助农民自动联网，结合实例搞推广，很快写了第一篇稿，但可以看出，推广干部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于是我继续注意这一事态。尽管写这稿时站长郭蒲生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我不急于让他露面。1987年，郭蒲生带头搞了承包，我极兴奋，当时地委行署正开农技成果发奖会，我向地委建议，他们虽无具体研究成果，但推广有功，为农业增产带来了巨大效益，应给郭蒲生发特别奖，并进一步建议地委作出相应决定，鼓励农技人员下乡。这就是后来的第二、第三篇稿。这三篇稿前后跨度五个年头，发生在同一县区，都上了头版，两个还是头条。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但不能坐吃山空，若从长远考虑，还要靠山养山。同理，一个记者要靠辖区里的新闻来源吃饭，需要不断关心这里发生的事，发现苗头，注意趋势，并尽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加以引导。新闻采访不是一种被动的巧合，而是主动的把握，不是纯自然的采集，还要加一点人工的培育。采访，只是记者的表面劳动，这背后还有许多细致、耐心的工作。都说记者的功夫在抢，其实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功夫，就是“养”——涵养新闻资源。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光荣

怀仁县为老教师举行年会并颁发教龄纪念章

本报讯　山西省怀仁县最近召开了一次老教师年会，授予具有2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以教龄纪念章。

怀仁县有老教师150多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90%。县委从1978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老教师年会，并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该县为全县具有25年和3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建立了档案，并分别制作了两种刻有“教龄纪念”字样的精致的证章，以表彰他们长期坚持教育事业的功绩。每年都有一批老教师被邀请参加年会，授予纪念章。年会由县委领导同志主持，对老教师颁发纪念章和奖品，并听取他们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今年的年会上，老教师们提出，校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教学，应抓紧解决。县一中是重点中学，教师挤住在过去的学生宿舍里，学生白天在教室上课，晚上在教室住宿，冬天气候寒冷，影响学生健康。县委听取了这些意见，决定从地方财政中拿出16万元专款修建校舍，其中有6万元专门用于县一中修建职工宿舍，现已破土动工。这个县有160个自然村，过去初中就有99所。县委根据教师们的意见，重新调整了学校布局，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

老教师年会活动的开展和颁发教龄纪念章，在全县形成了一种尊重教师，以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为荣的好风气。一些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时期离开教育岗位的同志，现在已重返讲台。许多中青年教师也表示要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光明日报》1980年6月5日）

［附］山西为两万九千多名老教师颁发纪念证书

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月18日召开大会，为全省两万九千多名从事教育工作25年以上的教师颁发了纪念证书。罗贵波省长等代表省政府向来自全省各地的大、中、小学校，各类职业学校及幼儿园的老教师代表颁发了纪念证书。（《光明日报》1981年3月5日）独白3 有钱难买回头问

经常出差的人，今日住在这里，明天住在那里，总难免丢失点肥皂、毛巾之类的小东西，于是在采购、记者等行业里就有一句话：“有钱难买回头看。”就是说临出旅馆之前再回头看一下，是否丢下了什么东西。这一着还真灵，常会有所补救。我想将这句生活上的行话移用于工作，这就是“有钱难买回头问”。

教育新闻是最难采写的，它不像科技有具体成果可言，不像社会新闻容易吸外人，教学秩序按部就班，平静安定，要在这种平静中发现新闻是需要特别的耐心的。

1980年我到怀仁县采访教育方面的情况，县教育局的同志抱了一大堆年度总结、工作简报来招待所找我。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仔细问了校舍、教学、教师质量、学校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是没有发现一条新闻线索。看来今天是要落空了，县里的同志也不免有点沮丧。这时局长和助手已将他们面前的那一大堆材料一一收起，准备结束谈话了。我忙起身送客，但还是习惯地问了一问：“一年来学校就这些新鲜事？”局长说：“我们还为老教师发了教龄纪念章。”说着他从牛皮纸袋里摸出两枚，金光闪闪，正面的图案是一口钟，表示准时上下课的学校生活。我反复看着，上面分别有教龄25年、30年的字样。局长见我有兴趣又加了一句：“这是我们专门到天津定制的呢。”我不禁高兴地大喊一声：“这就是新闻，你们县出了一条全国第一的好新闻，怎么刚才不讲呢！”局长让我说蒙了，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是这点小东西不值得谈呢！”我忙拉他坐下兴奋地细问原委，屋里的空气顿然活跃，真有点“添酒回灯重开宴”的味道。我们又谈了20分钟，这就产生了上面那条新闻。

1980年，我国的教育事业经“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秩序，教育界问题甚多，当时最突出的是教师无地位，不安心，老人要走，新人不来。这时提高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很有必要。而这个北方小县居然想出这么个点子，为老教师发教龄纪念章，其意义无异于战后为老兵授勋。我们的许多政策是要靠具体行动来体现的，新闻就是要报道这些行动的结果。也许执行这行动的人并不自觉其意义的重大，大概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但作为记者则不但要有歌颂新事物的热情，还时时要具备旁观者的冷眼和搜求新苗头的慧眼。这样，我们就能在漫不经心地回头一问中发现新闻，甚至是大新闻。这条消息见报后很快被全国各报转载，各地纷纷效法怀仁县的做法，形成一股全国性的颁发教龄章、为教师办实事的尊师热潮。这里同时也收录了一条九个月后山西省为老教师颁发纪念证书的消息，虽是全省性的，但发表时的字数和处理的位置都远不如前一条。这就可知新闻的新鲜度对其价值的影响之大了。重视智力投资　建设精神文明

上张家坟大队人均年收入1 500元

社员子女由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全部由大队供给

本报讯　地处深山沟里的山西省左云县上张家坟大队目前正在加紧修建一座960平方米的二层小学教学楼和一座包括社员夜读学校、社员图书馆、游艺室和电影放映室的三层文化楼。

这个大队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1）本队社员子女由小学到大学的学习费用全部由大队供给；（2）在全大队普及高中教育，所有小学毕业生必须考初中，初中毕业必须考高中，凡考中者必须上学，不得中途辍学，否则本队不给安排任何工作；（3）本村学校教师教学成绩显著，每学期奖100元～300元；（4）对全村男65岁、女60岁以上的社员实行退休制，一律发给相当于本人退休前年收入的30%～60%的退休金。

在进行以上这些建设以前，上张家坟大队已经在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条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它还先后购买了四部大型卡车和推土机等设备，同时改善了队办小煤矿的生产条件，去年建起了4 栋24套（每套110平方米）的二层社员宿舍楼，今年又盖了公共浴室。

上张家坟大队在三中全会以来，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集体经营，联产承包计酬，自采自销，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此后，这个大队又用开采煤炭的这笔收入添机械、办灌溉、改良土壤、增施化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使这个55户的大队，近几年来每年的公共积累都达到了几十万元。去年上张家坟大队人均纯收入达到1 50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队。（《光明日报》1983年4月28日）独白4 “三点一线”采访法

因为是驻地方的记者，得不到中央的大新闻，我采写最多的是那些乡间僻壤发生的事。但有时这些事也能上头版头条去和北京的重要会议、领导人的活动抢地盘。县里的通讯员常问我这有什么诀窍，我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三点一线。”

打靶时有一个术语“三点一线”：眼睛从标尺缺口里看出去，缺口对准星，准星对目标，三点连一线，这时扣动扳机，就能击中目标。记者的上稿率也就是他对目标的命中率，要提高命中率也有个“三点一线”，这就是政策、形势和事实，或者可以通俗地表达为，上面抓什么、群众想什么、你找到了什么这样三个点。一般来说，只要你采访的事实既能呼应中央的政策，又紧扣目前的形势，你这篇稿子就基本命中了。政策，主要指中央的政策，一个社会的活动和发展，在一个时期内必然要在这个社会的组织者——政府的政策指导下进行，这就形成了这个时期社会或社会上某方面工作的主要趋向，即政府部门的中心工作。政府始终很关心自己的政策的客观效果，一方面希望听到来自社会的反馈信息，另一方面又希望用这种实例去进一步推动政策。而作为政府部门主办的报纸，这时当然应优先收集和传播这种信息。这就决定了你采访的事实要考虑与这个“点”连接。形势，是这一个时期社会的趋势和民心，包括人们的思潮、行动、所说、所议等。形势和政策、中心工作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政策顺乎民心，上面所为和下面所想合拍时，社会就政通人和，生机勃发，如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间的局面；当政策不符合民心时，或者是万马齐喑，或者是火山爆发，如“四人帮”高压时期，群众以沉默、以“四五”运动来反抗。当然，如果政策和民心不符，大部分时候都到不了尖锐对立的程度，这时就表现为群众对政治和时局的漠然态度。就是说政策和形势有时共振，有时不谐，有时还有对立。而生活中的事实千千万万，新闻媒介只是选择那些与全社会关系较大且为多数读者关心的事。记者常常用政策和形势来做取景框，收集新闻事实。于是这事实就可能有这样几种新闻效果：（1）当政策与民心不符，或者关联不紧时，你采写的事实，如果只与政策连线，就是生硬的图解。我们常看到一些稿子，如上面说廉政，就去找廉政的例子，上面说抓思想工作，就去找思想工作的例子，但这并不真正是群众当时所最关心的。这叫“两点一线”的新闻。眼睛向上，只顾和上面挂钩，这种新闻在我们过去的报纸上司空见惯，太多太多了。这就是大家所讨厌的“假”“空”的毛病。（2）当群众所想的事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这事实可能就引不起上面的注意，发不出稿去。但是一旦能发出去，就会引起大的轰动，或者反过来影响上面的新政策。比如“大寨”这个典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都看到它“左”的错误，但上面还没有定论，这时发这方面的稿子就很难。但拖延了很长时间，终于推出揭露“西水东调工程”的稿子后，就引起很大的反响，接着上面发布了有关政策。就是说，有时新闻事实只与客观形势挂钩，“两点一线”的新闻也是很难发表的（或者发不出，或者要经过极大的努力）。（3）当政策与形势正好一致，发生共振，我们采写的事实正好在这个共振点上时，这篇新闻就可顺利发表，这时的新闻就不是“两点一线”，而是“三点一线”了。

一般来说，坐在编辑部里的记者，很容易写与上面政策“两点一线”的新闻，而经常跑基层的记者，则要掌握好“三点一线”，将政策、形势、事实很好地结合。这事实必须是新鲜的，能说明政策的生命力与形势的新特点，而给人以启发。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确立了大抓教育的国策，社会上都为教育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生产队具体提出了以自己的财力办教育的方案，这件事虽发生在一个深山沟的小村子里，但它确是一个新鲜的、代表着方向、发生于政策与形势共振点上的事实，所以采写后很快发表在头版。山西出现第二个“太阳村”

临猗县牛杜公社东水南新村统一规划建起整洁宜人的新村舍

本报讯　最近在山西省召开的北方十三省（市）协作区卫生宣教业务讨论会的代表们，参观了临猗县牛杜公社东水南新村后，高兴地说：“50年代山西曾出现过毛主席亲自表扬的全国卫生模范太阳村，现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太阳村式的新农村。”

这个新村共有48户人家，新建了48座院落，一条18米宽200多米长的沙石大道，四条南北小巷，组成一个整齐的棋盘格。街巷两旁花木成行，并装有新式路灯。一座三丈多高的水塔矗立在新村的东北角上，把深井里的清水一直送到每户社员家的锅台上。每家的院落有150平方米，一律是带前廊的北房。有一间会客室、四间卧室、一间厨房，宽敞明亮，舒适美观。这个新村设计的一个重大改革是每排房间专有一个群众称为“一水冲”的卫生巷，各家的柴火、厕所、猪圈、鸡舍等都整齐地排列在这里，下有暗道，一切粪便、污物都可随时用自来水冲洗，全部流到村外的大型地下茅库，经过发酵灌田。卫生巷与村中街道隔绝，走到村里见不到猪、鸡等畜禽及柴火杂物，全村绿树白墙，整洁宜人。这样的新村舍，既符合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满足了发展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的需要。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员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全村有一半社员户要求重盖新房。村党支部吸取了不少地方在盖房问题上浪费耕地、影响团结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旧有的宅基地上，统一规划，建设新村。它采取社员个人出一部分钱加上集体补助的办法，从1979年开始，用一年多就建起了这座新村。由于统一规划，所以虽然社员住房都有扩大，全村还节约出19．2亩耕地。

这个村准备近年内再建起澡堂、游泳池、体育场、花园、图书室等，让全村实现公园化。东水南新村的经验，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光明日报》1982年6月12日）临猗县牛杜公社业余农技校办得好联合国成人教育展览会介绍了它的事迹

学生读书不出钱，在校有收入，在科学种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　山西省临猗县牛杜公社兴办的业余农技校，两年来围绕生产实际教学，学校越办越好。它的事迹，不久前被介绍到日内瓦，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成人教育展览会。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这个公社招考了一批高中毕业生，办起了一所学制三年、开有五门专业课的业余农技校。学生既接受课堂教学，又有实验仪器和场地；既是学员，又是农民；读书不出钱，在校有收入。学校特别强调“课堂学习，小田实验，回队推广”，学生在本队都建立了技术联系户，学到的知识很快就可在队里应用。去年秋天公社棉田发生棉叶穿孔虫害，正好课堂上讲了棉虫防治，师生立即动手调查、试验，制定出治虫方案，又分头冒雨把技术送上门，大大减轻了虫害造成的损失。

这个学校还经常深入各队分别以办短训班、设教学点、树样板田、开展咨询函授、搞广播讲座等五种形式送技术上门，向不能入学的青年和广大农民及时传播科学技术。去年春天棉苗出土，学校办了塑料薄膜覆盖新技术短训班，秋天运输大忙前又办了驾驶员训练班。两年来学校义务办了27期农、林、牧、副方面的短训班，参加学习的达800多人次。学校还深入生产队举办各种现场讲座，参加学习的共有11 000多人次。

办学两年来，这所学校已为全社培养了587名农民技术员，这些人都成了农村科学实验的骨干，其中有的还担任了干部。官庄大队生产条件差，群众非常需要一名懂科学有技术的带头人。学校派学员黄创治回村任队长，他使出在校学到的全副本领，一年就使小麦由亩产177斤增加到450多斤，劳动日分值从0．15元增到1．3元。全公社由于改善管理和发挥了这个技术中心的示范作用，去年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了16．7%，棉花增产了11．9%，人均收入增加了11元。这个学校曾作为先进集体，光荣地出席了省工农教育先进代表和全省劳模大会。（《光明日报》1982年6月15日）独白5 发现新闻的亮点

当我们在荒凉的海滩散步时，常常会被突然一闪的贝壳惊起一丝的欢乐，眼睛也因之放光。是贝壳的亮点为海滩和观海的人带来了新的美感。

平日里生活中发生的新闻浩如烟海，而大新闻又很少，所以记者或通讯员常处于两种极端情况：要么找不到新闻，觉得哪一条也不够分量；要么觉得新闻很多，写出后上稿率却很低。在基层采访，从那些平凡的工作、平凡的人处找新闻确实很难。但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妨先拉开距离，从整体上远远一望，就如我们举目海滩一样。这时就会发现新闻的亮点。我们只抓住这有亮点的新闻，其余不要，如对海滩上那些碎石败木看也不用看一样。所谓新闻的亮点就是这条新闻最引人的所在，它是美人惊鸿回眸的一瞥，是早春灰褐色的玉兰树枝条上最先绽开的一朵雪白的花，是一幅暗重的油画上点着的一两笔明快的亮色。有了这一个亮点，这条新闻就与众不同了，在同类题材中就有了竞争力，就会木秀于林。我们是远距离扫描，先发现这个亮点后再具体采访它的细部，正如在画展上总是先看到一幅好画，远观一会儿，再到跟前研究它的笔法、着色等。这样的新闻在题材的取舍上可以省掉许多无效劳动，事半功倍。因为亮点决定了新闻的价值，同时也决定了竞争力、命中率，剩下的便是写作的技巧了。

以上这两条新闻发生在同一个小县，是我在两天之内采写的，只隔两天在同一报纸见报，一个是头版头条，一个是二版头条，命中率应该说是高的。就题材来说，农村讲卫生、搞农技教育太平常了，无论如何不会让它们在这样集中的时间内和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但它们各有自己的“亮点”，前者是“第二个太阳村”，后者进了联合国。“太阳村”是50年代闻名全国的卫生村，时隔30年后在北方农村又出现一个“太阳村”，自然易引起读者的兴奋；联合国是处理国际大事的地方，一个小村子里的事与此相关也会引起读者的好奇。一条消息有了这种亮点，就不怕有多少条新闻熙熙攘攘地在报纸上抢地盘。它不必声张，编辑提笔点稿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农民医生史铭珂进行断指再植成功

他对传统的痔瘘病手术和用药进行了较大的改进，疗效很好

本报讯　当我最近到山西省翼城县中卫公社采访时，一位青年农民闻讯赶来。他欣喜地举起自己有四个指头断指再植成功的双手给我看。我问：“这是在哪家医院做的？”他说：“就是在公社这个小卫生院做的。”我又问：“哪里来的医生做的？”答：“就是咱当地的农民医生做的。”

这位农民医生叫史铭珂，从未进过专门医学院校。他从小先是跟祖父学中医，后来看到农村外科医生缺乏，又自学外科手术。5年前，本公社青年木匠王际武的左手四指和右手拇指被电锯一下截断，他当即在条件很简陋的公社医院进行了连续5个小时的断指再植手术。100天后，病人又能用接上的手指拉锯干活了。5年来，这双手一直胜任着正常的劳动。

俗话说“十人九痔”，史铭珂看到痔瘘病痛对乡亲们折磨很大，便又集中攻这一专科。他向省内专家学习，结合自己的实践，对传统的手术和用药进行了较大改进。过去，瘘管手术需要开两次刀，病人痛苦较大；现在，他一次便可处理完毕。他还利用眼科器械对肛裂手术进行改进，收到了奇效。现在，一般痔疮和脱肛手术治愈率已达98．4%，并且术后病人基本无疼痛。对男性阴茎包皮环切手术，他也有较大突破；只用一根普通头发来进行伤口缝合，使过去要卧床7～10天的病人现在一下手术台便可自由行动，甚至有的还能打羽毛球。史铭珂近年来专攻前后阴部位疾病，还写成了一本10多万字的歌诀体书稿。他所在的县和公社对他很支持，在公社医院专门开了一个手术小专科，两年来治愈了不少病人，有许多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求医。他现在一边承包责任田种地，一边又承包了公社卫生院的小专科开展医疗工作，并且把女儿也动员起来做自己的助手。（《光明日报》1984年8月10日）独白6 采访对象就是你的上帝

买主是商人的上帝，旅客是饭店宾馆的上帝，采访对象就是记者的上帝。他们心里想的、肚里装的、眼睛里曾见过的，全靠我们的诚心和本事才能挖出来。

这条新闻是失而复得的。我在翼城县采访时知道有一位农民医生史铭珂擅长痔瘘手术，便上门求医。这间小医院依山傍水，环境十分幽静。术后的一天，我正躺在床上面壁休息，突然听见有人来找记者，我想一定又是上门告状的（那几年到一个地方采访不出三天，就有人来找记者喊冤，许多事如一团乱麻），就装睡未应。一觉起来后护士才说是位送材料上门的农民，他曾是史医生的病人，而且是一位断过四指又被接好的病人。我觉得漏了一条大新闻，忙托人再去请他，好在住得不远，都在一个村里。他很兴奋，举着有明显接痕的四指说：“一次我坐火车，双手扶膝，对面正好坐着一个外科医生，他一下就看出是断指再植，问我是在上海做的还是在北京做的，我说，就在家门口做的。车厢里一下围来一堆人……我早想写个稿子，就是找不见报社的门，听说来了记者……”我听着脸上一阵发热，心里一阵内疚。后来便写成这条消息。真是险失良机啊！

心诚则灵。看来在时时处处的采访中，你对自己遇到的对象都要毕恭毕敬。汉代张良曾在桥上遇到一位将鞋扔到水里的老人，他下水捞起来又为老人穿上。老人见孺子可教，便赐他一部兵法，他后来终于帮刘邦得了天下。假使张良有一丝怠慢呢？他就会失去最重要的却还蒙在鼓里。我想记者要尊重采访对象，也是这个道理。独白7 优待之忧

我长期在基层当记者，是吃过一些苦，但也常常受到特殊优待。基层的同志很热情，总是尽其所有，给记者创造最好的条件。这种优待有时适得其反，让你哭笑不得。一年冬天我到山西汾西县采访，县委招待所让出一间最好的房给我住。但正因这是当地最高级的套间，所以平时很少住人，冷炕冷房，如在冰窖。服务员连忙生火，火口在窗外，热气要通过地下慢慢烘热全屋。我冻了一晚上，房间才开始有一点温热。但第二天我又要转移到他县去了。但他们觉得总算为客人尽了心，我也连连感谢。还有一次在永和县，也是个山区偏僻小县。这里平地很少，县委招待所沿沟而建。最好的几孔窑洞藏在一个沟汊里，平时也极少人住。晚上我到院子里散步，月明如水，秋风习习，我抬头看崖畔上树影婆娑，远处岗峦起伏，院心空明，如苏东坡夜游之承天寺。我正待作一点王维、陶渊明式的抒情，突然窑顶上蹿下一条黑影，直扑我脚下。幸亏离门不远，我翻身进屋，关门，想山野之地，遇上恶狼了，心怦怦不已。这间高级窑洞离招待所的一般客房很远，真是呼天天不应。惊魂初定，听到外面“汪汪”之声，才知是一条狗。但这狗却再不肯离去，一直对门吠到天明，大约它也不明白这里为什么今天住了人。第二天主人问我睡得可好，我说很好。心中却吟着：“断续狗吠断续风，明月一夜对孤灯。客身难言心中苦，正是主人优待情。”

吃住之“优”还好忍耐，最怕的是人情之优、礼节之优，那真叫我忧心如焚了。我生性随便，最怕客套。但是接待单位觉得不客套便是不敬，主客便作着这种对谁都无益的消耗。客套之一是陪客，尤其是在一地当记者时间长了，有一点小名，就更陷在套子里，像一头被套住的小鹿，很难挣脱。到某县，一下车领导就陪你进客房坐，然后就进餐厅吃饭，饭后又吸烟、谈话，直到快熄灯，将你的时间剥夺殆尽。所以后来我总结经验，进县城前先停车解手，因为一被主人所俘，便连“如厕”的时间也不给了。早晨起床后赶快写稿，只有门未打开前这段时间有点保证。至于当地领导还会提出陪同采访，则坚决谢绝。徐志摩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条件。”虽驳了主人的面子，还是要创造单独采访的机会，勿因随俗而影响工作。采访一定要轻车简从，一般我只带一个当地通讯员领路。当被采访者单独面对我时，才能谈出一般不肯说的事。至于几家报社、一群记者同时采访，只能应个景，我一般都绕开而不凑这个热闹。独白8 采访勇如初生犊　写作巧似绣花妇

1981年底我在福建采访，坐公共汽车从福州到厦门，过一山脚时，山腰院墙上一条标语突入眼帘：“栽树要有打虎劲，护林要有绣花心。”不用问，那院子里的是个林业单位了。汽车一闪而过，但这条标语叫我思索了一路。我联想到当记者何尝不是这样呢？他应“采访勇如初生犊，写作巧似绣花妇”。

记者的工作可以分成采访与写作两部分。采访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两军相遇勇者胜，首先要一个敢字。敢不敢于山穷水尽时再寻一村，敢不敢在人家已闭上大门时再敲几下门，敢不敢面对棘手的事件偏向虎山行，敢不敢下“就要写”的决心等，这都是在采访阶段首先要克服的心理障碍。记者走出报社就如侦察员离开自己的部队，他必须是一个孤胆英雄，虽面对敌方的沟壕壁垒，面对夜间陌生如鬼魅的巉岩黑林，也坚信必能从其中拿到情报。社会纷繁复杂，对记者有欢迎的，有不欢迎的，有时有现成材料，有时谈几句就再无话可说，有时还会人为制造许多假象。但不管怎样，记者要像初生牛犊不怕虎，去闯就是。

写作则是记者战胜主观自我的过程。这时记者要合理使用两部分材料：一是采访得到的新材料，事件本身的材料；二是记者平时储存的旧材料，背景材料，包括知识、思想的积累。这时和栉风沐雨的奔波采访大不相同，是夜深人静，面对孤灯，反观内心，脑海翻腾，遣词造句，举例引典，要的是一个巧字。其实大千世界的基本东西就那么一点，所以眼花缭乱，全因排列组合。同样是碳元素，结构一变，一会儿硬如金刚石，一会儿又软如石墨。文章的材料和字词就那么一点，全靠作者剪裁组合与推敲润色。巧妇，虽然米少也可做出好饭；拙妇，米再多也可能会夹生。采访阶段结束后，细心写作常常决定着稿件的命运，能不能发表，头条还是末条，全靠我们最后那一下努力了。

采访勇如初生犊，写作巧如绣花妇。记者的工作既要分成两阶段，以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又要有机地结合。第二编怎样写消息交城县应迅速处理殴打科研人员的事件

编辑部：

山西省交城县林科所的工作人员，由于严格执行《森林法》，保护国家林木，去年9月13日，遭附近大队治保主任张继长等人毒打，这个事件至今未获处理。

张继长带领一伙人以踩高跷、闹红火为名，到林科所外攀折树木，然后又进所内将一株刚从外地引进的稀有树种折毁。林科所负责人解进保上前劝阻，张继长蛮不讲理，对解猛击两掌，又抓住解的领口，十几个青年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解奋力自卫，躲至房内，张等又砸门而入，把解的眼镜打坏，衣服撕烂，将解打得多处受伤。所内还有5位同志也遭毒打，50余株葵花、枣树幼苗被毁。在此以前，这些人已多次闹事。毁林科所的泡桐、杨树，将重点科研项目骏枣丰产树枣子打落满地，并有意将护林公约牌前的柳树皮剥光有两米多高，然后将树皮一条一条挂在护林公约牌上，公然蔑视《森林法》。

上述事件发生后，林科所、县林业局多次向县委、公安部门申诉，省林业厅厅长刘清泉要求有关部门按《森林法》规定严肃处理，但至今无任何结果。他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严格执行《森林法》，保护林木，保护科研工作秩序和科研人员的人身安全。（《光明日报》1980年7月23日）交城枣树研究所贴钱向枣农传授新技术

300多棵老枣树返老还童，产量成倍增长；这项新技术推广后全省枣农可望增收1亿元

本报讯　三年前曾拿着木棒阻止枣树研究所人员给枣树“剃头”的武悦老人，如今望着压满枝头的小灯笼似的红枣开心得直笑。他对最近去参加“老枣树更新复壮新技术”鉴定会的专家说：“研究所尽是神人，枣树‘剃了头’，不但死不了，枣还结得比以前更大更多了。”

山西交城县民办枣树研究所从1983年起贴钱向农民传授“老枣树更新复壮新技术”，不到三年，300多棵老枣树返老还童，产量成倍增长。北关街村民侯占林家的19棵有100年树龄的老枣树，到1983年已一棵枣子也不结了，1984年“剃头”后，当年就结枣200斤，第二年增加到400多斤，今年可望产700斤。枣农由不相信“剃头”能丰产变为要托人把子女送到研究所学习“剃头”技术。这项新技术也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最后通过鉴定，被定为科技扶贫推广新项目。

这个研究所是由全国人大代表、交城县林科所所长解进保创办的全国第一个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的林业科研所。这个所所在的吕梁山区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红枣之乡。“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重粮轻林，这些枣树渐渐无人过问，树木老化，有三分之一的树多年不结果。解进保和他领导的研究所对枣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认为这是影响老区人民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便把老枣树更新复壮新技术作为扶贫致富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开始时枣农不愿接受，解进保和其他技术员便找到研究所附近有500多棵老枣树的北关街村，提出租他们的枣树做示范，不管结不结枣都向枣农付钱，结果订了三年的租赁示范合同。合同规定：一、每更新一棵老树给枣农补钱36元；二、不更新的树作为对照树，研究所负责治虫，并给枣农补钱3元。履行这项合同，研究所得贴35 000元。

在贴钱示范服务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耐心向枣农讲解更新复壮新技术，并细心观察每一株树的变化，记录了几万个数据，使更新复壮新技术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和完善。在最近召开的鉴定会上，有关专家认为：这项技术效益明显，简单易学，如能普遍推广，那么山西的1 000万棵老枣树每年就可增值1亿元。（《光明日报》1986年9月22日）独白9 和你笔下的人物同命运

当我喜滋滋地从外地采访归来，还陶醉在对“解进保”一稿的兴奋里时，有一份“告状”信正在记者站办公室等着我。

记者部在转来信时还是以信任自己记者的口气说：“请核对一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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