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允和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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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不散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著.—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9ISBN 978-7-308-15934-0Ⅰ.①曲… Ⅱ.①张…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Ⅳ.①I267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6)第123484号
曲终人不散张 允 和 著特约策划 叶 芳责任编辑 罗人智责任校对 张一弛封面设计 卿 松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网址：http://www.zjupress.com）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开 本 880mm×1230mm 1/32印 张 10字 数 190千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 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308-15934-0定 价 56.00元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序言
由著名出版家张昌华先生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吴超先生把张允和遗著中的散乱资料，整编成一本便于阅读的传记，题曰《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对张先生和吴先生，我们全家敬表衷心的感谢！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周有光2008年8月22日，时年103岁第一辑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陆英（1885年5月27日—1921年10月16日），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翡翠，因为母亲喜欢翡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二十一岁嫁到张家，三十六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十六年怀了十四胎，留下了我们姊弟九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两百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十八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十二岁，那是1921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十八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四十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之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娪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8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母亲陆英留下的唯一照片亲爱的父亲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爸爸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妈妈……父亲张吉友和三弟定和（1918）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瑞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都是李家（即李鸿章）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逢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道：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
然而，学校之尊严，维护不易。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的什么？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惟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独立自主。可是，他又决非一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比例之高，江浙一带罕见。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我想，从小父亲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甚至对佣人也没有训斥过，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父亲敲了他的“栗子”（用指头敲脑门儿），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我们四姊妹中，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实、聪明胆小，但有时也非常顽皮，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四妹充和聪慧乖觉，规规矩矩，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印象中她从不“惹事生非”。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从小体弱多病，仗着父母的疼爱“无法无天”，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小二毛，来篦头”。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哎，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我顺势扔了梳子，父亲并不真生气，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
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文采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我给孙女庆庆讲过，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的故事的年龄，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给他讲，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玩还不够呢。
我是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事都快。我看书一目十行，父亲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过试验，和父亲同看书，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佣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他们从识字开始，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再生缘》和《天雨花》。
父亲从小喜爱昆曲，年轻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我十一岁左右，1921年前，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爸爸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苏州养由巷）看昆曲。全是曲友演戏。有教育局局长潘震霄的戏，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我爸爸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我们只顾看戏，怎么也对不上台词，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让我们看书看戏。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姻缘、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从不放过。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家里有近二十台，小孩子可以随便玩，我们几姊妹都没有兴趣，五弟寰和喜欢摆弄，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各种唱片不计其数，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父亲就买了一台，这在当时是再“新潮”不过的事了。1935年张吉友到中央研究院沪办访问，与蔡元培先生在办公室门前合影
我们在苏州的家里，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爸爸大大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去，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共同心愿。
距父亲去世整整六十年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亲切、温暖。本来没有我
1909年，在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所大院里。夏天的早晨，不到三点钟。中国人说这是丑时。一个女娃娃离了娘胎。人家都是哇哇地生下来的，而我是默默无声地落草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小东西。
老人们告诉我，脐带紧紧绕了我的细脖子三圈。窒息得太久的婴儿，小脸已经发紫。我的老祖母，坐镇在产房里，千方百计要把死的搞成活的。
这一年夏天，比往年更热。我是阴历六月初九，也就是阳历7月25日生的。在这六月的天气里，产房里的一群妇人围绕着这个不满四斤重的婴儿，忙得汗流浃背，气都透不过来。比起鲁迅文章里的九斤老太，我是惭愧得很。
收生婆先把三圈脐带解开，再把婴儿倒拎起来，给我挨了几十个屁股，我不怕痛，不吭声；又用热水、冷水交替着浇婴儿的背和胸，我不怕热，更不怕冷，也不吭声。人工呼吸，那时是新的玩意儿，也算是采用了。我只是不吭声。先后用了十几种方法，我就是不吭声嘛！时间一分、一刻、一小时地过去了，已经过了上午10点钟。我始终绷着越来越紧的小脸，仍旧不吭声。少女时代的张允和
有人说，这个女娃娃不会活了，已经花了七个多钟头抢救。她是老天爷没有赋予生命的小东西，再花多大的气力也是没有用。
可是老祖母不同意。我的祖母没有生过孩子，我的父亲是五房承继到大房来的。在生我之前，我母亲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只留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姐。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盼孩子盼得快要发疯了。
男孩子好，女孩子也好。她想，能生女孩子，就能生男孩子。
这时候老祖母坐在那张紫檀嵌螺钿的古老的圈椅上，像一尊大佛。她既是命令，也是哀求那些七手八脚的女人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个喜欢抽水烟的圆圆脸、胖乎乎的女人说：“让我抽几袋水烟试试看。”大家心里都嘀咕：方法都使尽了，你又有什么神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喷烟会喷活了婴儿。但是谁也不敢反对。
于是乎这一个女人忙着找水烟袋，那一个女人忙着搓纸芯，一大包上等皮丝烟已经端正好了。胖女人忙着点起烟来。
收生婆小心地捧起了婴儿。胖女人抽了一袋又一袋的烟，喷到婴儿的脸上。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产房里除了抽水烟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收生婆心里数着一袋一袋的烟，已经五十多袋了。婴儿板着越来越紧的小丑脸，始终不吭声。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发紫，蒙古斑也看不清了，她只有一个瘦瘦的小尖鼻子还算逗人喜欢。
抽烟的胖女人虽然过足了烟瘾，但是她很疲倦，汗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收生婆更是疲倦，捧着我，两只手酸得要命。别的女人忙着替她们俩擦汗。这么个大热天，谁也不敢用扇子。
这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叫人一无是处。产房里的人们希望来一阵暴雨，似乎这个希望比救活婴儿更重要。
大家望着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祖母。老祖母坐得笔直，把她的驼背都几乎伸直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从半夜到现在，快八个钟头了。她老人家，巍然不动。女人们除了给产妇喝些汤汤水水外，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喝水和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慢，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时钟响亮地敲了十二下，老祖母闭上了眼睛。她是信佛的，嘴里想念佛，但是产房是个不洁净的地方。不能念。老祖母夺取婴儿的战斗是没有希望了。她知道这些女人只要她一声命令，马上就会停止这种艰苦的工作。
收生婆捧着婴儿，手酸得抬不起来。她把婴儿放到她的扎花布的围裙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为了解除她的疲劳，她默默地算着喷烟的次数，是整整一百袋烟了。她无可奈何地对老祖母说：“老太太，已经一百袋烟了。老太太，您去歇歇吧？”她说着说着，就把围裙里的婴儿不经心地抖落到脚盆里去了，因为是个“死”孩子。婴儿滚到盆里，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身。我的小尖鼻子掀了掀，小嘴动了动，是受了很大的震动。可是谁也没有注意。
老太太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地说：“再喷她八袋烟，我就去休息。”老太太手里平常总有一串佛珠，珠子有一百零八颗。她相信一百零八才是功德圆满。
胖女人无可奈何地再抽烟，喷到脚盆里。她决定以后要戒烟，这烟抽得太不顺利了。她抽了喷，喷了抽，喷得又利落又爽快。她不屑顾盼这个死丫头、丑丫头。喷完了八袋烟就可以休息了。一袋、两袋、三袋、四袋，时间更是飞快地过去。
老祖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脚盆边。孙女儿是完了，看她最后一眼吧，总是我的后代。
她老人家泪眼模糊地向烟雾中的孙女儿告别。她似乎看见婴儿的小尖鼻子在掀动，小嘴似乎要讲话。老祖母想：我是眼花了。她阻止胖女人再喷烟，用手帕擦干净自己的眼泪，再度低下身子去仔细盯着婴儿。
奇怪，不但鼻子和嘴唇在动，小瘦手似乎也要举起来，仿佛在宣告：“我真正来到了人间了！”
这一下老祖母又惊又喜，站立不稳，身子几乎倒下来，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她忙叫着：“活了，活了，你们看！”大家拥向脚盆边。果然，婴儿十分轻微的啼声都能听见了。一屋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是在闷热的产房里，大家高兴地叫喊：“活了！”“真的活了吗？”门外的人也跟着喊，“真的活了吗？”
天空闪烁着电闪，照得产房里通亮。天空中霹雳响的雷声像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人们所希望的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可是产房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明亮的电光，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的更大的光亮。她们的耳朵也对雷声没有感觉。这小小婴儿的十分轻微的哭声，不是哭声，是笑声，遮没了巨大的雷声。
老祖母阻止了人们的欢呼，生怕把那娇小脆弱的孙女儿吓死。收生婆连忙从脚盆里轻轻地抱起了婴儿，这真是捧了一个活宝贝了。
真是奇怪！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的。1988年6月寿宁弄——我们的乐园（一）花园
1918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苏州。从上海到苏州，我们的最大兴趣是夏天的晚上在凉床上学唱苏州话民歌。最爱的是：“唔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寿宁弄8号，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惜只留下了这张最痛苦的照片，这张照片预示着我童年生活的结束。1921年10月大大去世，冬天我和大姐、三妹在后花园的假山石边照下了这张照片。在服丧期间，照片中我们还身着孝服：三个人都是灰色半长棉衫，黑裤子，灰黑色的棉鞋，头上戴着绿丝绒的帽子。
寿宁弄8号，我们童年的乐园，这里可能是以前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我们三姊妹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1921年母亲去世后，摄于寿宁弄老宅后花园假山上（左起：元和、兆和、允和）
花园大极了，有水阁凉亭，有假山，有花草，有果树。粉墙黛瓦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可它不是《牡丹亭》中的花园，小姐们进去也不必红娘引路偷偷摸摸。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文文雅雅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颠颠爬山、玩水。姨祖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长，我们把大大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大大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大大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倌踩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地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寿宁弄8号，我们的“夏宫”，门前两棵玉兰树，左边一棵是紫玉兰，右边是白玉兰
花园中还有一个花厅，冬天我们的书房是在大厅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叫它冬宫。春暖后我们挪到花厅里念书，书房只占花厅的三分之一，放四张桌子，三姊妹和一位老师，还有两个伴读的小“春香”，是奶妈和保姆的孩子。书房前是两棵大玉兰花，一棵紫玉兰，一棵白玉兰。刚一有点春信，就满树的花，我们不但看而且吃，求伙房的厨子把玉兰花瓣放在油锅里一炸，像慈姑片一样，又脆又香。花厅还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戏台，门窗上有红绿色的玻璃。靠近书房后墙的花园里有杏子树和枣子树，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看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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