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通识教育的思想与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8-04 13:17:56

点击下载

作者:隋晓荻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西通识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中西通识教育的思想与实践试读:

第一部分 通识教育的发端与演进

第一章 古希腊时期的教育

西方的教育传统开始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明约始于前2000年,后至前146年古希腊被罗马共和国征服时。一般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爱琴文明时代(前20——前12世纪)、荷马时代(前11——前9世纪)、古风时代(前8——前6世纪)、古典时代(前5——前4世纪)、希腊化时代(前4世纪晚期至前30年)。在古风时代末期到古典时代末期,古希腊文明达到了顶峰。古希腊由于地处欧、亚、非的交通要道上,开放的海洋环境等造就了古希腊独特的海洋文明,并且使之成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孕育产生了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教育家。一方面,哲学家通过对人和社会的思考,认识了教育对于人的完善和城邦的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教育实践和教育制度的构想,也进一步帮助促进古希腊人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古希腊的教育是哲学的教育,是人类开始尝试全面和完整地认识世界和自己的一种实践智慧。

一、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目的

古希腊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源于城邦发展的需要,教育目的是为城邦塑造所需的公民。古风时代末期的希腊社会,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代表的城邦已经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制度向奴隶制度的转变,经济高度发展,民主政治制度也不断成熟,人们开始“主张把理想运用于研究公民的权利责任和国家管理上,以提高公民个人素质,改善城邦状况”,古希腊的文化教育也开始了全面发展。城邦的文化背景不同,城邦的教育实践和制度也有所不同,其中古希腊城邦教育实践中最典型的是斯巴达教育和雅典教育。斯巴达教育主要为了培养有纪律、有勇气的战士而重在体育教育,而雅典则是更关注于繁荣社会下人性的完整以及对城邦统治者的培养。斯巴达和雅典分别代表了古希腊以农业和商业为主的两种城邦文化教育。而随着希腊社会的不断发展,古希腊的整体教育理念也在随着社会改善和发展。在奴隶城邦建立的初期,希腊社会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氏族制度的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时代。人们开始追求民主、法治、自由、公平等,而古希腊教育也随着人们视角的变化,从对自然现象的关注转向了对社会、道德和人类自身的关注。随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战败的雅典再次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民主政治开始衰落,牟利的政客和道德危机要求人们探讨摆脱社会危机的办法,古希腊迫切需要新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来创立新的政治体制,这时候围绕着城邦统治者的教育,也自然要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无论在哪个时期,古希腊的教育始终是以塑造城邦需要的公民为目的,并随着城邦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二、古希腊城邦的教育实践

古希腊的教育实践因城邦政治体制性质不同体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制度:一类是某些多利亚人城邦,以军事和体育教育为核心,如斯巴达和克里特等;另一类是更重视公民本身的知识和道德教育的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城邦,如雅典的教育制度。由于城邦性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各有侧重的教育制度。(一) 雅典的城邦教育

在雅典教育中,“和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教育的目的则是使公民达到身和心、内和外的和谐。雅典位于希腊东南的阿提拉半岛,沿海环境带来的贸易繁荣以及人们思想的开放,让雅典成为古希腊民主政治城邦的代表。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雅典教育从最初的培养维护奴隶制度统治者和效忠国家的战士,转变到和平时期的对有一定文化知识修养的政治家和善于交际的商人的培养。

雅典城邦重视公民教育。城邦政体对于教育采取的是重视但并非完全控制的态度,虽然把教育儿童作为国家和父亲的责任,但是城邦并不对教育进行绝对控制。大约在前7世纪,雅典就出现了学校。但是雅典的学校是教师作为私人事业开办的,因此教师自己决定收取多少费用和教授什么学科。家庭根据学校的条件和教授的科目为儿子选择学校。然而穷人家庭的教育有时是由家长来完成的。此外,雅典的公共服务制度要求富有公民为部落的青年竞技训练支付费用,以参加火炬赛跑。通过公共服务制度,贫苦公民有机会免费享受体育和音乐的训练。

雅典教育制度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6——14岁)、中等教育(14——18岁)和第三级教育(18——20岁)。其中,初等教育制度是由文学、音乐和竞技运动三部分组成。竞技包括竞技运动的训练以及身体训练,普通的身体训练是早于文法和音乐的学习的。柏拉图认为如射击、骑马等简单的竞技运动应当在6岁时开始,而识字教育则推迟到10岁,弹奏七弦琴推迟到13岁。文法教育是教导儿童阅读、写字和一些算数,强迫儿童阅读和背诵荷马、赫西俄德等伟大诗人的作品。音乐教育包括教授七弦琴及其他古老的希腊音乐,并吟诵诗人的诗歌。初等教育是适用于所有公民的,而14岁之后的中等教育是自愿参加的,但是只有富有和有闲暇的孩子能够享受。中等教育课程包括各种数学、高级水平的文学批评、自然科学、法律、宪法等,还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的知识。不同于斯巴达教育,雅典教育则是看中修辞学对教育的重要性。第三级教育是由城邦负责的强制性教育。阅读和书写是每个雅典公民必须具备的能力。对比斯巴达的过于重视体育教育,几乎所有的雅典公民都能识字。从初等教育开始,儿童就被教导学习识字,而后是阅读和书写。刚能阅读时,儿童就开始学习荷马史诗。教师选取诗中的段落教导学生朗诵背诵,或者增添音乐表演诗中所叙述的故事。

在雅典教育中,音乐教育充当了除体育以外的所有通识知识的教授,不仅包括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调等,而且也包括诗歌、阅读、写字、算数以及法律、哲学和一些自然科学。雅典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正是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即增加知识、陶冶情操和培养德性,塑造有知识、有品行的雅典公民。音乐教育将音乐与诗歌、文字等连在一起,知识和思想配合和谐的音律,陶冶雅典公民的精神,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古希腊的吟游诗人们也正是用配有音乐的诗歌到处传唱,从而教导人知识思想,激发人的情感和理想。其中以荷马史诗为代表,抒情诗歌成为雅典最主要的教材,荷马史诗则是成为古代希腊的青少年们开始阅读后的第一教材。色诺芬所著的《饮宴篇》中一位客人说:“我的父亲急于要使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教我学习荷马的所有诗歌。至今我们仍能背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由此可见,荷马对于古希腊教育来说,不仅仅是因为荷马作为一名诗人创作出对人生富有教育引导含义的荷马史诗,并且他的史诗、他的思想,经由传播渗透到希腊生活的各个领域,让他成为希腊人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家。

雅典的通识教育体现在,不管是体育教育还是音乐教育,都是对城邦公民的德育进行的塑造。体育教育保证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从而不会因为身体残弱而缺失勇气;音乐和阅读教育则是从精神上塑造一个完整的人。雅典教师通过音乐和阅读,让孩子学习许多伟大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包含许多训诫、传说和对古代杰出人物的称赞。通过研读甚至背诵这些诗篇,儿童能够从这些故事中效法学习一个优秀的公民应该具有的素质,比如善良、公平、忍耐,从而能够获得和谐社会的能力。

雅典的社会生活环境造就了雅典人民不输于千百年之后的文化教育。开放的民主制度和城邦交流,扩大了雅典人的视野,使雅典人见多识广,并且吸收他国的经验,从而在建设雅典城邦中不断地革新,也让他们明白教育对于城邦建设有着最根本的推动作用。一个和谐的教育,能够教导出真正的德、智、体、美具备的和谐公民。和谐的雅典教育思想要求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必须遵守城邦法律,忠于城邦,并且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等美德,兼顾了人的个性和公民性的双重发展,一方面为城邦建设发展塑造合格的公民;另一方面,雅典教育也重视人性的完善,通过多方面的通识的德治教育,发展建立拥有完整的德性的人。在适度训练身体的同时,也要重视知识的修养、道德的塑造。这也正是自由民主的雅典政治制度下,天人和谐的体现。(二)斯巴达的城邦教育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是一个典型的寡头贵族专政的国家,古代斯巴达的教育实践主要是由普鲁塔克所著的《吕库古传》记载下来的。据《吕库古传》记载,吕库古是斯巴达的立法者,在丰富的游历中吕库古不断接触和研究各种政体,阅读其他城邦的法律条文,期望能够将其中有利于斯巴达的思想带回并付诸实施。普鲁塔克认为吕库古在游历中接触到了荷马的诗篇,认为史诗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道德思想,并成为了“第一个使荷马史诗广为流传的人”。回国后的吕库古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并制定了新的斯巴达法律。吕库古的法律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一种理念,贯穿在公民的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公民的习惯培养和日常训练中。在吕库古看来,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的力量”,教育“对于每个青年来说,就起着立法者的职能”,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法律条文也需要修改时,受过教育的人就有能力判断和修正,并且对法律进行细化。

吕库古倡导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因人而异。他让少女锻炼身体,进行和男子一样的体育训练,如跑步、摔跤等,以便让下一代的婴儿在健壮的母体里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对儿童的教育则是严格的,7岁之前,儿童被父亲带领到成人休闲的俱乐部,倾听成人的谈话,观看成人分享战利品。孩子一长到7岁,就由国家收养编入军队,进行有纪律的训练。除去军队式的训练,或者又叫体育教育,斯巴达建立了公立学校,具有公民资格的家庭中的男孩子可以上这种由城邦出资的学校。教学不收取费用,由游历于希腊各地的智者以及城邦的有望人士免费进行教学。教育内容几乎全都是体育,读书和识字仅仅学到够用而已。甚至,斯巴达人不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字,他们认为,激励是最重要的,书面语言会削弱人的记忆力。斯巴达教育中是禁止修辞学的,他们学习并使用的是简洁的言语,多余的词汇或者废话都是无用的。柏拉图曾经称赞过斯巴达人的这种话语方式,一开始交谈时,稍显木讷,“但是突然间,他会脱口说出一个精辟的观点,言简意赅,使他的谈话对手立即显得和儿童一样幼稚”。可见,柏拉图是欣赏斯巴达人这种简洁却凝练的语言的,而这也归功于对修辞学的禁止教育。斯巴达同样重视音乐和诗歌在教育中的作用,他们采用的多是以战争为题材的气势磅礴的歌曲,以激发青年人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

此外,斯巴达教育中独特的一点是,儿童需要经历偷窃的教育和训练,以培养侦察、埋伏和劫掠的能力。斯巴达的教育过于侧重身体的发展和训练,而忽略智力的发展,因为斯巴达的文化和思想决定了斯巴达需要培养的是一名战士。希罗多德评价说:“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就勇武而论,拉凯戴孟人(即斯巴达人)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过分崇尚身体及军事上的勇猛导致了斯巴达的教育实践形式较为单一,并且全民忽视文化教育。但是,只有勇敢和具备军事能力的公民是不够的,斯巴达的教育制度限制了人们思想的发展,从而对其政治制度也产生影响。

三、古希腊的教育思想家

(一)智者

随着古希腊整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城邦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智者作为职业教师出现在雅典,开始为新的社会传授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知识。较为成熟的雅典文化和教育也被商旅传到了其他城邦。各国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在交流中发生了碰撞,使得希腊人开始思考,他们之前认可的宗教、风俗、习惯、文化等,都只是城邦内共同认可的,而不是神圣地适用到所有国家和民族。这时候,人们对于永恒和神圣开始产生了疑问,对诸神的崇拜也开始动摇了。并且随着希腊社会开始发生变化,希腊政治、经济以及希腊人的精神也开始变化。旧时的教育,如雅典教育,是为了培养爱国的公民,公民需要积极履行城邦义务,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新的形势下,单纯的体育军事训练以及音乐文学教育都已经不能应付日益繁荣的社会需求了。政治成熟、经济蓬勃要求古希腊提升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以创造适合社会发展的文化、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以阅读背诵为基础的通识教育不能够完全正确引导新的社会下的青年的道德德性以及人性,因此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智者作为职业教师出现在雅典,开始为新的社会传授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知识。

前5世纪中叶,第一批职业教师出现了。他们游走于古希腊的各个城邦,收费授徒,以传授修辞、辩论、治理城邦和家政管理等知识。智者学派初始于普罗泰戈拉等,他以教授辩论术修辞学和文法为职业,第一个宣称自己是智者,是教人智慧的教师。黑格尔认为:“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

智者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那些已经接受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已经具备基本的音律、文法知识的人。智者的教育目的,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因此辩论术作为公民在政治活动和法律活动中愈发重要的一种能力,是智者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普罗泰戈拉谈及他的教育目的时说道:“他们(学生)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事务方面作最好的发言与活动。”黑格尔这样概括智者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此外他们还有最普通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性政治活动”。智者深刻地理解了智慧与文化更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只有在各个方面都接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够在政治上表现出智慧和才能。因为古希腊的政治家需要具有各种必要的知识,并且掌握其理论原则,这样才能将知识实践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这放到现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也是一样适行的。

智者教育认为各个方面的知识的学习是必要的,并且运用知识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具体分析并做出恰当的判断,更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古希腊民主制城邦中,这种分析判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在法庭上、在人民大会等一些权力机构和公共场所。因此,智者将辩论术、修辞学和文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教学科目,教导城邦公民实现其政治活动。普罗泰戈拉将演说区分成不同类别,根据两种理由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愿望(Will)、问题(Question)、问答(Answer)和命令(Command);另一种则分为叙述(Narration)、问题、问答、转述(Reported Narration)、希望和号召(Wish and Summons)。而智者阿西达马斯则将演说分为四种类型:主张(Assertion)、否定(Negation)、问题(Question)和讲话(Address)。智者是古希腊自然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来对自然现象进行推测和猜测。智者开始思索世界的构成,由以前的神创造世界,到猜测宇宙万物的构成和宇宙的本质是由水或者或等具体物质构成。音乐教育也为某些智者所重视,因为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很风雅”,从而使人能够更好地说话。各个领域的知识和音律使得智者教导的学生们,能够发表打动人心的、引起人的感情的演说。只有掌握广泛的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具体事物、具体问题中,就能使智者所教授的经验转化成希腊人民自身的思想。

智者教育是对通识教育的一种推广,让古希腊人接受到各个领域的知识文化和技巧,从而提高了希腊人的文化水平,开发希腊人的思想。但是智者教育对于辩论术的过度重视导致有些智者忽视了对美德的教育,在传授了如何赢得辩论的知识技巧后,却忽视了正确地引导儿童的道德伦理德性,从而在之后的古希腊,辩论术成为公民表现个人愿望和个人利害的工具,使人忽略了事实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通过雄辩,利用语言和修辞的力量,颠倒是非到处行骗。辩论术带来的社会混乱也是智者遭受非难的主要原因,也逐渐地导致智者教育的衰落。(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是出生于平民家庭的雅典公民,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对真理的探索和维护教育事业,并甘愿为其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而献身。苏格拉底生活的雅典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民主制开始衰落的雅典。极端的民主制度虽然给予了公民绝对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滥用则导致了城邦政治局面的混乱,加剧了奴隶制的危机。出身于平民的苏格拉底并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政治能力,他认为,普通群众“既不能使人智,又不能使人愚,他们的一切都处于偶然的冲动”。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够行使政权,于是他将毕生都奉献给如何塑造有才能的人,以及如何使有才能的人当权。

苏格拉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教育事业上,与智者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从不收学费。他的教学并没有固定地点,可能在体育馆、广场、街上、商店,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他的教育场所。而苏格拉底也并不局限教学对象,不论贫富、年纪、职业,他都不曾拒绝。并且,苏格拉底不同于智者的课程教育,他采用了特殊的谈话法来教导学生道德哲学。衰落的雅典民主政治将社会的黑暗面都暴露了出来,人性及道德都岌岌可危,因此,苏格拉底自称,他的使命就是教人向善。他曾批评道:“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获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灵性的最高修养”,并给予了雅典人一个深刻的反问:“你们不觉惭愧么?”但是苏格拉底最终没有能完成改善雅典人民的使命任务,就被判死刑。但是苏格拉底的声音引起了雅典人民的反思,并且他的学生比如柏拉图等继承其教育思想并进行更深的发展和改革,始终围绕着“让人向善”的最高教育目的。

苏格拉底将哲学家的目光从自然哲学中拉回,认为哲学家应该研究关于人的本身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要像神的教导那样去“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认为,人是有思想的、有思维能力的,进而是有理性的。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的心灵和理性,即人的本性,成为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与美诺(Meno)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与其讨论了美德与知识的关系,并得出“美德即知识”的结论。美诺是一位家境良好的年轻人,在考虑接受智者学派的教育时,他向苏格拉底提问:智者学派是否可以真正为人们传授美德知识?美德是否具有可教性?人们是否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获得美德?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灵魂的一部分,是受灵魂指导的正确与否,而变现为有益的或是有害的。苏格拉底又解释道:“灵魂自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这就得到了“美德即智慧”的结论。而人之所以有智慧,则是来源于知识,因此知识也就是智慧。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有关人的理性的知识,是伦理道德的知识,是有关善的知识。拥有知识的人即拥有智慧,从而极有可能拥有美德。

人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因此知识可以教授,从而美德也是可以教授的。关于如何教授知识及美德,苏格拉底采用了对话的方式来启发别人去思考,去发现真理。在与美诺讨论美德问题时,苏格拉底先是引导美诺说出他对于美德的定义,从而基于美诺对于美德的理解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逐步瓦解了美诺的定义。这种问答正是辩论的思想,通过问题一层一层地引导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及问题的复杂性。苏格拉底有关美德的提问让美诺意识到了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美德,这种意识正是苏格拉底所弘扬的初步“认识自己”的体现。苏格拉底的每个案例里都有对一个普遍性定义的追求,帮助学生认识学习有关美德、正义、勇敢等的定义。苏格拉底的问题是紧追不舍的,因为他认为,承认自己的无知是认识真理的第一步。这种问答对话的方法目的是激发人们探索真理的心情,引起人们探求真理的自觉。而苏格拉底的对话本身也是具有从个别到一般的意义,对话中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人民普遍所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但是苏格拉底的这种教学模式更加适合同代人的教育,而不太适合儿童。因为与其对话的学生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体验能力和判断能力。

苏格拉底的教育程序包含了三种基本见识:第一种见识是他认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并不绝对,老师也可以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知识;第二种见识是为了学到某种知识,人们首先需要承认他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这种知识;第三种见识是针对教师的,不能因为教师可以指出学生有关某项知识的错误,就可以推断认为教师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项知识。这三种见识同时也体现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教师,对于自身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即教师也需要认识和承认自己的不足,进而不断地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

苏格拉底同时还强调身体健康对于人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有用的人,不仅要有高尚的灵魂,还要有健全的知识。并且身体状况也会影响人的思维活动,“由于身体不好,健忘、忧郁、易怒和疯狂就会猛烈袭击去夺人的神智,以致把他们已获得的知识丧失净尽”。

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雅典的教育,然而他的教育方法给他带来了不幸的结果。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逃脱,而是以自己为例,为雅典敲响了警钟。(三)柏 拉 图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出生于一个名门贵族的家庭里,青少年时代正值导致雅典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后在动乱时刻为了避免苏格拉底之死的牵连,游走于各个城邦十余年。回归雅典之后,柏拉图创办了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学园教授算术、几何、天文以及声学,为了使人们从现象世界转向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柏拉图在阿加德米学园中采用了继承于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方法,通过教师和学生间的问答的方式达到教授知识、寻求真理的目的。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写道,“在人们通过不断地提问问题,并带着善意的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展研究和验证”中发现真理。这种提问实际是在对话中进行的辩论,通过不断讨论有所发现,直至真理的产生。学园不仅教导并且对动植物、地理学、宇宙学等自然科学进行研究。柏拉图带领其学生对古希腊的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其学生阿泰德就是立体几何的创始人。然而对于通识学科的学习并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通过多方面知识的学习,发展人的思维能力,使人们认识并获得真、善、美。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从前387年开办,直到900余年后的529年因拜占庭帝国的命令才被封闭,期间为雅典培养了无数教育、科学和政治方面的佼佼者。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与城邦政治的建设紧密相关的,他还提出了一种由政府出面组织教育并加以控制的结构。他认为,政治不是教育中可有可无的一项内容,而是必要的构成要素。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出了他关于建设理想城邦的主张,其中教育无疑对城邦生活起着重要作用。柏拉图认为雅典城邦能够取得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就是建立一种挑选哲学家并把他们培养成统治者的教育制度。因为哲学家对于世界的充分认识,能够把握和保持正义,并以正义为最高法则来治理城邦。在《理想国》的开篇,柏拉图即讨论了正义是什么。然而身为贵族的柏拉图,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来理解正义的。他认为,对于国家来讲,正义就是每一个公民按其天性,做他适合的工作,每个人在国家中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任务,国家给予他的地位是最适于他的天性的地位。柏拉图将人设定在其所谓的天性之下,认为每个人只能从事自己所谓分内的事。根据人的自然本性,柏拉图将理想国公民分为三个阶级,即执政者、军人和生产者,并分别对三个阶级的属性和相对性的教育方法进行说明。执政者利用军人控制平民,军人辅佐执政者,平民始终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因此,只要执政者的才能品行是善的、是正义的,那么整个城邦也将是善的、正义的。柏拉图的教育构想实则是解决了所有教育制度中的关键要素:哪些人是受教育的群体,需要交给他们什么样的知识,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谁来教导他们,如何来教以及他们将和哪些人一起学习等。

柏拉图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全民共享的基础上的,教育面向城邦全部公民,不论其拥有财富多少,或是社会地位高低。早期的教育同传统雅典教育方法相似,主要包括体能训练和艺术教育两个方面,教导民众最基本的识字阅读的能力,以及其他一些普遍性的教育。柏拉图认为儿童没有辨别能力,因此在早期教育阶段给儿童讲述的故事需要经过严格的控制,不能随便篡改和编排。城邦要对讲故事者进行控制,选出高尚的有利于塑造儿童思想的故事,并避免那些不利的故事沾染儿童不成熟的心理。初等教育为城邦提供了一般的公民,经过了德育和技能的训练,他们多数成为了城邦财富的创造者。另有一部分被挑选出来作为雅典的护国者,而最为优秀的护国者则可能是城邦未来的执政者。

尽管柏拉图论述的教育是重点针对培养城邦统治者的,但是柏拉图对于人最应该具有的美德的获得的教育,则是适合于每一个公民的。柏拉图认为教育应当包含智者重视的“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术)以及“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这就构成著名的“七艺”。文法、修辞和辩证术等是人们认识可见世界中自然物、人造物的影像,而算术、几何、天文等则是研究自然物、人造物本身。这种对可见世界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纯粹的知识指的是可知世界的理念。但是对于认识学习可感世界的方法,是帮助人们寻找建立理念,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理想国》中的教育是建立完善人们灵魂中感性(文法等)和理性(算术等)部分,从而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心理活动认识真理,另一方面又通过理性来认识真理。柏拉图认为教育并不是单纯地将知识装进空无所有的心灵里,而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学习真理的能力以及用以见到真理的技能。通过对人们“善”的调整,使得人们找到直面真理的光亮和角度,从而完善人的心灵。教育就是要使心灵转向善,转向真理,去认识理性世界。通过保持适当的教育,人性就会得到改造,劣质人修正了缺点,性格健全的人则变得更好。诗歌需要剔除其中捏造、撒谎、不代表真理的诗人所创造的诗歌,保留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音乐则占有更大比重,因为音乐节奏与乐调具有最强烈的深入心灵的力量;此外,心灵教育还要与体育教育相结合,不因体弱而影响心灵的健全。

柏拉图的哲学教育核心是围绕着人本身的。个人的灵魂是维系于社会之上的,二者互相影响,只有在城邦拥有正常秩序的时候,公民才能获得美德,同理,公民在不断地获取美德的同时也在引导城邦向善。《普罗塔哥拉篇》中,普罗塔哥拉认为美德是要通过教育和实践才能获得的,它可以通过一切教育形式来传授,包括父母、教仆、各科教师等的教育。柏拉图还提到了对于公民的惩罚,他认为惩罚也是针对那些缺乏正义与德性的人的一种教育。此外,柏拉图还第一次给予了教授美德的老师一个称号,即德育老师,可见柏拉图对于德育教育的重视。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正是美德中最重要的四种,美德之间彼此相容,柏拉图对于美德的说明定义以及描述美德的实践与获得方式,正是从灵魂的角度构建人的和谐。

柏拉图的整体教育理念表达了其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为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不同角色的选择,为了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的评价,为了提供更多生活的机会,为了建立并维持军事精英统治制度,为了建立并保持一个稳定的城邦政权。柏拉图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谐的理想国,而教育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几千年前的柏拉图继承了之前的智者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并且将其发展传播,其对教育的定义和设计都是为了城邦最好的建设。(四)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出生于古希腊马其顿城,17岁来到雅典就读柏拉图学院,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学习和教授达20年之久。柏拉图死后,他便离开了学院,之后他被邀请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前335年,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在雅典郊区吕克昂(Lyceum)创办了一所学园。学园分高级版和普通版,教授修辞学、政治学等。亚里士多德还带领其学生在这里对生物自然科学等进行试验。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对其大力支持为亚里士多德研究生物学和政治法律等提供了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的学生继承了学园,并继续传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教育、伦理政治等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师就是另外一个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一切,教师则使蒙昧者认知一切。由此推知,一切能给予蒙昧以知识和理性的便都是“上帝”了。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念中,教师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从儿童时期所接触的人、事以及儿童教育,对儿童以后的成长,即一个人的定性起着巨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即是知识的一种展现方式,因为除非一个人能够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他人,否则他就不能算是完全知道了某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也奉行这一理念,在吕克昂学园研究知识并进行教学,开办教学讲座等,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朋友和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是人们所应当共享知识的一种方式,并且通过教育,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调整和塑造自己的社会制度,进而塑造个人德性和才智。

亚里士多德崇尚公民轮流治理国家的方法,因此,相对于柏拉图的为了培养统治者的教育,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构想则是针对于每一位有可能担任城邦治理者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教育的关键是培养进行适度的文化、知识、政治等休闲活动所必需的各种美德。而美德或者德性,是从实践经验中获得,并且作用反映在人类行为上。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是获取人所必需和有用的品质,从而达到本性善。

亚里士多德将教育分位三个部分:体育、情感教育和智育。体育和情感教育是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所需要的,而智育则是在体育和情感教育的基础上的更高教育。因为人的本性中非理性的部分是优先发展的,情感、任性、欲望等可以出现在儿童早期,然而,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理性和智力逐渐表现出来。智力和美德来源于知识的传授,因此需要时间的考验和经验的累积。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德性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亚里士多德将儿童教育划分为三个阶段:0——7岁,7——14岁,14——21岁。其中儿童时期的教育为之后的教育作了铺垫,因为人们在儿童时期养成的习惯,对他们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起着重要作用。7岁以前的儿童教育应当以体育为主,引导儿童做一些适宜于肢体发育的各种活动。亚里士多德说,为了使依然柔软的儿童肢体不会出现弯腰曲背的情况,有些国家继续用机械装置帮助儿童保持身体直立。这种对于肢体活动的塑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是教育中为了保持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一步。5岁前的儿童不应该接受任何知识的学习,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非常重要,因此应当努力隔离污秽的语言、低下的品性以及其他任何下流的事物。直到青年人达到有资格参加共餐和饮酒的年龄之前,立法者应该禁止他们吟诵长短格的诗歌或观看戏剧,因为达到年龄后的教育才能使他们摒绝这类作品的不良影响。7岁起,儿童就开始学习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培养运动员的方法去训练所有儿童和少年的身体是不对的。剧烈的体育训练运动会损害儿童的体质,而教育的目标并不是培养运动员,而是为公民身体健康以及抚养后代所需的身体素质而设立的,因此14岁之前,儿童的体育规程只是轻便体操。7——14岁儿童需要学习阅读与写作、体能训练、音乐与绘画。读写和绘画知识在生活中有很多用途,体育锻炼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而任何课程和知识都需要保持亚里士多德“中庸”的原则,过度和不及都会产生负面的因素。正如过度的体能训练会导致过度疲劳,而思想的劳累也会妨碍身体。

音乐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包含三种功能: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智。愉快的音乐能够使人身心放松,从而心情愉悦;音乐也可以给人带来沉思,从而达到修炼心智的效果;音乐的曲调和节奏能够反映性格,比如愤怒、安静、勇敢、正义等,具有这些表现形象的音乐,能够激荡人们的灵魂。然而,音乐教育也如其他教育一样,必须进行得合理而适当,才能有着良好的效果。首先,应当摒除那些低俗的音乐作品,选择有助于培养品德的乐调。其次,儿童应当学习演奏乐器,从而有能力评判别人的演奏,但是,等到他们已经养成了欣赏和评判音乐的能力的时候,就不应该登场表演了,因为音乐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职业乐师,而是为了培养德性、涵养心灵。

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的生活是高于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因为沉思是为了精神享乐和求知心理的满足,是对人的灵魂的理性部分的一种学习补充。人们可以在沉思活动中领悟到人生的幸福,从而获得生命的愉悦感。相对于沉思,亚里士多德主张以实践来培养德性,各个科目的适度培养,加上沉思作用于人的心智,亚里士多德教育的完人是从身体到灵魂、从智慧到美德都是处在一种令人愉悦的生活状态的。而公民的善和幸福就是城邦善和幸福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教育来从根本上实现城邦的最高善、幸福。

教育是为了服务于城邦最高善的实现,与此同时,城邦也应该为教育做出贡献。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年轻人的责任应当属于城邦负责的一项公共事业。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既然为全城邦所共有,则大家就应该采取一致的教育方案。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家庭的父亲所负责的单纯各自照料关心自己的子女,而是每个公民都作为城邦的一份子,儿童和青年的教育更应是全城邦共同关心的,并且对个别部分的关心也应当符合整体所受的关心。亚里士多德将教育提高到了城邦的法律的高度,教育和政治互相服务,更是体现了亚里士多德人与社会城邦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的教育经过了初期单纯培养服从和效忠国家的战士,到逐渐意识到知识、文化以及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经过了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的思考认知之后,对于人的德性建设以及知识的完善远远超过了最初的单纯的身体和意识的教育。由于城邦性质的不同,导致古希腊城邦之间教育制度的不同。而经过不断发展的雅典教育最终成为了影响世界教育的根源。柏拉图开创的学园更是大学教育在几千年前的实现。古希腊的教育实践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构建城邦公民性的同时,也兼顾作为城邦核心的人的个性本质的发展。古希腊对于人性的重视,体现在德、智、体、美平均发展,并且心灵中的各个部分也要和谐而完满地发展。这种对于人的本身的思考以及教育实践,长久地影响了西方的教育,因为技术教育并不完整,只有通识的、可以构建思想德性健全人的教育实践才是对人和人性的完整教育。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已经借由众伟大的哲学家对人的思考,一步一步地实施了。

第二章 古罗马时期的教育

通常认为,古罗马开始于前8世纪中叶,古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建立罗马城。其间历经王政时代(前8世纪中叶至前509年)、共和时代(前509——前30)和帝国时代(前30——395)。395年,罗马帝国出现危机,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城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对应于三个历史时期,古罗马的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王政时期的教育、共和国时期的教育和帝国时期的教育。

一、古罗马时期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形式

古罗马的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王政时期的教育、共和国时期的教育和帝国时期的教育,三个阶段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形式既有交叉又有区别。王政时期的古罗马教育主要是培养集农民——军人特征为一身的公民,教育形式主要是家庭教育,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品德的培养。共和国早期的教育仍然类似于王政时期的教育,以培养农民——军人为目的,教育形式以家庭教育为主。共和国后期,教育目的变为以培养能够担任社会公职的雄辩家为目的,教育形式是私人教育。在罗马帝国时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维护帝国统治的官吏,教育形式主要是国家教育,强调雄辩术的培养,但对雄辩术等技巧的训练往往流于形式,而忽视文学等内容。在罗马帝国后期,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教会学校得到发展。教会学校主要以宣扬基督教义、传播基督精神为目的,教育采用教义问答的形式。此外,王政时期的教育更偏重于平民教育,国家对教育的干涉很少;共和时期兼具平民教育和贵族教育,国家对教育的掌控也不多;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教育的控制权逐渐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教育更加倾向于“国家化”和“贵族化”。

古罗马的教育既受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具有古罗马本民族的特色。古希腊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以培养具有人性的完全的人为教育的目的,力求使受教育者达到一种整全的状态,使其能够对人及生活的本质进行思考和判断,教育内容主要是“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同时古希腊教育重视体育教育和道德教育。古希腊的全人教育又可以称作是一种“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在古希腊,自由教育的对象是相对于奴隶的自由人,亦即贵族阶级;而自由教育的内容是“七艺”。古罗马教育受到古希腊教育的影响,对古希腊教育有多方面的继承,例如在古罗马的希腊式文法学校中开设有算术、几何、修辞、文法、天文等课程,但相比于古希腊教育,古罗马教育更加重视实用,例如强调修辞用于法律辩护,雄辩术用于培养官吏,算术、几何等用于建筑设计。因此,如果说古希腊的教育思想偏重理论探究,那么古罗马的教育则更加重视实际应用;如果说古希腊的教育是立足于培养人性的全人教育,则古罗马教育则在全人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职业教育,兼具全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征。因此,古罗马不仅对古希腊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和传播,而且也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创造。

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家

古罗马的教育思想以西塞罗、昆体良和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为代表。西塞罗和昆体良的教育目的都是培养雄辩家,雄辩家是完美的人的代表,是整全的人,他们知识广博、道德高尚、身心和谐,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关心社会公共事务,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培养雄辩家,他们都提出了相关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例如重视“七艺”、体育、美育;强调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等。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体现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是培养基督徒。奥古斯丁眼中的基督徒是整全的人,不仅拥有真理和智慧,而且拥有美德。同时,奥古斯丁论述了培养基督徒的方式和过程,例如,他强调反思的作用,强调记忆力、理解力、意志力以及想象力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古罗马三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仍具有启发性。(一)西 塞 罗

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是雄辩教育的倡导者,其作品《论演说家》是雄辩教育的重要著作之一。西塞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雄辩家要能够就任何问题,依靠语言艺术对问题进行阐述和演说。演说一般有规定的模式,有恰当的姿态,内容有逻辑性且有说服力。西塞罗认为,能够就任何问题进行得体的演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的本质。雄辩家的首要素质就是其道德素质,雄辩家的培养要着眼于人道,即为人之道,包括诸如同情、仁爱、礼让等品质,这是雄辩家的根本品质,也是雄辩家教育的首要任务。雄辩家要有广博的知识,要对“三艺”、“四科”等内容熟悉,尤其在修辞方面要有特殊的造诣。同时,也要进行音乐和体态方面的练习,这样能够保证在演说的过程中声音动听、举止优美、风度文雅,给人一种外在的美感。演说家要有说服听众的能力,除了在文法和修辞上下功夫以外,外在表现如声音、体态方面也要具有亲和力,以达到说服的目的。此外,在雄辩家的培养过程中,西塞罗也强调通过模拟演说进行练习的重要性。

在《论演说家》中,西塞罗以回忆录的形式,系统论述了演说理论。首先,与其他科学相比,能够卓越地运用演说术的人相对较少。例如,西塞罗举例说,罗马有很多的军事统帅,但能够在演说方面超群出众的人却少之又少。“那些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决定很好地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人,在现今的时代就有许多,在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记忆里则更多,然而出色的演说家在很长的时期里却不见有一个,而即使是那种才能平平者在每个时代差不多也只是个别地出现。”通过与罗马最高军事统帅数量的对比,西塞罗突出了演说家,尤其是出色的雄辩家的数量之少,因此培养雄辩家则极其有必要。更进一步,西塞罗也将演说术与其他的学科,诸如哲学、数学、音乐、文法甚至诗学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杰出的演说家相对很少。即便是通常认为与演说有关联的诗人的数量也要多于雄辩家。其他科学一般都较为抽象和隐秘,而演说术则不同,演说术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而且,西塞罗认为,与其他科学普遍脱离大众的语言和习惯不同,演说术“最大的失误却在于偏离大众的语言类型和人们普遍接受的习惯”。演说术在古罗马受到追捧,除了理论知识以外,在各类案件的辩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演说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由许多科学和无数的研究综合形成的”。在西塞罗看来,演说术是一门综合科学。与此相应,演说家也是集各种知识综合为一身的全才。

关于演说家应该具备的条件,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里需要拥有对众多科学的广博知识,若没有那些知识,文辞便会成为无聊而可笑的空谈;需要深入研究事物本性赋予人类的各种心灵活动,因为演说的全部威力和作用就在于或者平和,或者激动听众的心灵。为此还应该补充幽默、诙谐、与自由人身份相称的教养、回答和攻击时应具有的优美而高雅的敏捷和简洁。此外,还应该知道整个古代的历史和各个实例的意义,也不可轻视对法律和市民法的理解。难道我还需要详细说明演讲本身,它要求对于身体的动作、双手的姿势、面部的表情、发声及其变化给予注意?这些方面本身各自多么重要,演员们的平庸演技和舞台表演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也极力控制面部表情、声音和动作,但是有谁不知道,能使我们满意地观赏表演的演员现在和过去是多么少?我还需要谈一切事物的宝库记忆吗?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它守卫我们觅得和构想的事物和词语,那么甚至所有那些对于演说家来说是最美好的东西也荡然消失……

演说家需要具备关于众多科学的广博的知识以及诸多能力,同时还应该注意演说效果,要能通过演说打动听众,震撼听众的心灵,而且能够根据不同情境运用不同的演说技能,以达到雄辩的目的。西塞罗再次强调除文法、修辞之外其他演说细节的重要性,诸如面部表情、手势、姿势、动作、声音等都对演说效果产生影响。此外,对于演说家来说,记忆是必不可缺的能力,因为演讲的过程都是脱稿演讲,对演说词的记忆极其关键。

关于哲学与演讲术的关系,西塞罗认为哲学与演讲术既有区别又是相关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哲学家多关注于事物的理论知识,而演说家更加注重语言的运用。“不过当演说家把对事物的理论知识交给哲学家们的时候,因为那是他们唯一希望研究的领域,演说家应该把对语言的研究留给自己。”通过语言,演说家要能够激励人心,因为“只有感人、优美、符合人们感性和思想的演说才属于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讲术所要培养的是政治家。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相对应,西塞罗认为,合格的政治家也要是雄辩家,即雄辩家——政治家,因此,雄辩家既通晓哲学又懂得演说术,是一种兼具理论与实践智慧的人。显然,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政治家,类似于古希腊教育传统和古罗马教育传统中的全人教育。

除了广博的知识以外,雄辩家更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因为雄辩家也是政治家,其主要职能是为公民服务,其演说也将在公民事务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演说家一定要毫无私心杂念,要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有正确的道德观念及社会责任感,只有心怀正义的人才能做出正确的、恰当的演说。例如,在《论演说家》中,雄辩家多在市民之间的诉讼案中担任辩护,这就要求雄辩家具备道德观念,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只有具备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法律是死板的,而只有借助于道德知识,再加上雄辩技巧才能达到胜辩和维护公民权益的目的。

关于雄辩家的培养方法,可以分为三种方式:①通过大量的阅读使雄辩家具备广博的知识,尤其是文学作品,大量阅读的同时也要记背一些内容,不仅可以锻炼记忆,而且有助于演说词的写作。②雄辩家要大量地进行写作。写作的过程不仅可以锻炼思维,提高组织语言的能力,而且也可以锻炼文章的架构以及逻辑能力。同时,写作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目的是将在第一阶段大量阅读的内容实际运用开来。③对于理论和技巧的提高,还离不开大量的实际训练,要有真实地发表演说和进行辩论的经历,甚至是模拟审判的经历。只有经过上述过程,雄辩家才能真正步入社会和政治领域,成为合格的演说者。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体现的是对雄辩家的教育,合格的雄辩家是西塞罗教育的目的。在西塞罗看来,教育要培养的整全人以雄辩家为代表。雄辩家具备道德素质,重视为人之道;雄辩家知识广博,不仅学习“七艺”,体育、美育等也不忽视;雄辩家不仅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更是热心公共事业、参与社会实践的人。(二)昆 体 良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95)是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雄辩术和修辞学的践行者。其所著《雄辩术原理》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培养雄辩家的一部教学手册。“雄辩家”一词,在古罗马有特殊的意义,其主要意思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在昆体良这里,雄辩家代表着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即培养既有崇高的品德又能精于雄辩的人。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重视培养德性。成为一名雄辩家,不仅要掌握演说的技巧,而且要具备美德,否则就只能算是诡辩。昆体良的德育内容包括正义、善良、刚毅、节制等品质的培养。在昆体良看来,“一位雄辩家不仅需要学习演说技巧,而且还要追求真理和美德。完美的雄辩家必须是诚实善良之人,绝不是那些假装诚实善良的伪君子”。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雄辩家,一般都活跃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假如其德性不佳,势必会影响政治和社会决策,对国家的安定、和平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除了演说所需要不断训练的技巧、口才以外,对个人美德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昆体良提出了学校教育或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在古罗马时期,一般贵族阶级倾向于聘请私人教师来担任导师,教育培养孩子,但昆体良提出公共教育要优于私人教育的思想。一方面,公共教育可以提高教师的讲课热情。相对于一对一的教学,一对多可以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精力充沛,更好地发挥。另一方面,在集体学习环境中,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共同进步,在增进友谊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同龄人的认可。最重要的是,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让孩子从小生活并学习在一个集体环境中,可以免除他们的羞怯,增加他们的勇气,为他们将来在议会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时,面对更多的听众做准备。此外,倡导公共教育,为那些无能力聘请私人教师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机会,促进了教育平民化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这样,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自身的努力,也有可能成为雄辩家,进而跳出自己原有的阶层。因此,公共教育对于无论学生还是教师,无论是贵族阶级还是普通大众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雄辩家的培养过程,昆体良提出培养雄辩家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家庭教育,针对的是0——7岁的儿童。昆体良倡导,教育要及早开始,相对于普遍倡导的7岁以后开始教育,昆体良更倡导教育在7岁以前就应开始,而在此阶段主要是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阶段,父母、保姆和孩子身边的玩伴都对受教育者有重要的影响。既然要培养的未来的雄辩家是有德性之人,那么在教育的初始阶段,父母、保姆和玩伴也必须具备德性。孩子在0——7岁所学到的品质和行为方式,对其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在家庭教育阶段,要特别注意的是使孩子培养起对学习的兴趣,因此,他提倡适度的游戏,“游戏和学习之间的平衡是儿童幸福的关键要素”。昆体良尤其强调,要禁止体罚学生。体罚学生,不仅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更严重的是会打击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产生厌学的情绪。倡导游戏的做法,则可以寓教于乐之中,使学生真正从学习中感受到快乐,也为进一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情感基础。处于儿童阶段的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起孩子学习的兴趣,同时也要注意美德的培养。

接下来是7——14岁的文法教育。文法(Grammar)比我们今天所讲的语法要宽泛得多,“除了指词语使用的规则之外,还包括很多内容。文法可以是遣词造句的艺术或科学,也可以是文学研究艺术和文学研究科学,其中包括文献研究和语言准确性以及正确度的研究”。其中,昆体良更加强调文学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诗歌的欣赏,因为诗歌的遣词造句与修辞、演说有密切的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修养,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美德的培养。“文法学校给学生挑选出来的文学名著不仅是作为文学读本来学习,而且还是为了培养他们高尚道德情操的范本。”此外,昆体良认为,作为具有文化教养的人应该具有广泛的知识。在文法学校中,除了文学的学习与鉴赏之外,还有音乐、舞蹈、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科目。与此同时,昆体良强调理论知识与实用性知识的结合,不仅学习演说的理论、技巧,更多的是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此外,昆体良认为,设置多门学科比设置单一的学科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他强调多学科同时进行,齐头并进而不是单科独进式的教学方式。

第三个阶段是对雄辩家的全面塑造,类似于我们当代的大学教育。这时,学生开始自己进行雄辩词的写作与演练,学生自学增加,老师进行指导。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学习难度逐渐增加,内容加深,方法增强,但不变的是对德性培养的强调。

昆体良也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方法,其深刻见解和洞见,至今仍对教育教学具有影响。其中包括:1. 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他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

不放纵。纠正错误时不能发脾气,但也不能纵容。2. 因材施教,掌握各个学生的能力、资质、心性的特点,有的放矢。3. 各种课业轮换,学习与休息交替,以减少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

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4. 寓发现智力和培养德性于游戏之中,防止因为过度的游戏养成懒

惰的习惯。5. 教学方法必须明白易懂。愈是无能的教师,愈是故弄玄虚、装腔

作势,教得晦涩难懂。6. 善于回答学生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7. 对学生的表扬既不吝啬,也不可浪费。因为吝啬使学生产生对课

业的厌恶,浪费产生自满。8. 反对体罚。9. 示范,练习。10. 把学生分成班级,对学生集体进行教学。

昆体良对教师的德性和教学方法提出了要求。作为未来雄辩家的导师,教师本人应该在具备演说技巧和口才的同时,更应该具有德性。教师是学生模仿的对象,什么样的教师一般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教师的德性不高,很难期望学生会有美德。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该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能力和水平,给予适当的教学内容,采纳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师必须是一位有丰富教学知识的明智之人,时刻准备着把自己降至跟学生相同的水平线上。”此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也是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的表现。教师跟着学生的步调,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教学。优秀的雄辩家离不开优秀的教师。昆体良对理想的教师提出的条件还包括:拥有个人魅力,具备高水平的知识以及关于教育教学的职业道德等。此外,教师要能够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对于不愿问问题的学生,教师要能够引导其进行提问,因为提问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教师引导学生问问题,进而促使学生针对问题进行思考。再者,昆体良倡导,教师应该多赞扬学生,而不是挖苦或讽刺学生,对于学生存在的问题,要能够指出,并且用适当的方式。“他严厉而不严苛;慈祥但不纵容学生”,“针对学生的缺点,教师该劝诫而不要惩罚他们”,这是昆体良对教师提出的整体要求。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也以培养雄辩家为主。雄辩家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不仅精于雄辩而且品德高尚。理想的雄辩家通过家庭教育、文法教育和进一步的强化演练而得以全面塑造。此外,相比于当时流行的私人教育,昆体良更倡导学校教育(或公共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也使教育资源转向平民阶层。昆体良提出了一些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教学方法,例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启发式教学、班级授课等。同时,昆体良对教师的德性和教学方法也提出了建议。(三)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是古罗马的神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忏悔录》以自传为题材,以向上帝忏悔为形式,记述了自己从幼年到少年,再到成年各个时期的发展,并剖析了自己的灵魂从放浪形骸到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奥古斯丁以真实的情感、毫不避讳的语言,为基督教的教学过程和原理提供了范例。在《忏悔录》中,有对童年趣事的记述,有关于各种恶作剧和贪玩、反抗父母的情节,也有描述自己阅读文学、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有对自己如何皈依基督教过程的描述。

奥古斯丁的世界观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世界分为两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是理性的国度,是真理和知识的来源。相对于柏拉图的形式说,奥古斯丁用上帝的旨意加以代替。上帝是理性的完美代表,而人类的理性是对上帝理性的模仿,但只能不断趋近,不能达到上帝的理性的完美程度。对于世界的认识,奥古斯丁认为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权威,另一种则是理性。他认为,权威先于理性,信仰先于理解,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上帝具有神启的作用,对于任何事物的理解,首先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同时他主张,对于任何学习,引出自己的理解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荷马等诗人虽是讨人喜欢的小说家,但其诗歌内容不免艰涩难懂。出于相同的原因,维吉尔的诗歌同样不容易理解。对于这样艰涩难懂的内容,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理解。同样追随柏拉图的观点,在奥古斯丁那里,人是灵魂和肉体的混合,但灵魂要高于肉体,但同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是身心的统一。在教育中,要将信仰与理性相结合,身体与心灵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忏悔录》可被视为一部关于基督教徒的教育著作,但奥古斯丁在其中却有反教育的内容。一方面,奥古斯丁自己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而另一方面,他却反对它,认为这种教育是乏味的。因为大多数孩子有着爱游戏的天性,不喜欢上学,上学大多出于被逼迫。此外,学校老师的体罚也使学生心生恐惧。奥古斯丁认为,大人对待小孩是不公平的。如果小孩犯了错误,大人就有理由惩罚孩子,而当大人自己有了过错,大人自己却有发怒的理由。“为了我爱嬉戏,我每受罚;可是罚我的那些老师,也正蹈这种覆辙。同一的嬉戏,他们做了,就看作正常的事。那些老师所指责的就是他们所犯的小孩也犯的过失。”奥古斯丁认为,这样对小孩是不公平的。对于当时学校的教育内容,他也有所批判。他不赞成学校老师让学生背诵带有肮脏词汇的诗歌,不支持复述和改写关于诸神愤怒状态的描写。同柏拉图一样,奥古斯丁认为这是对神的一种不敬,同时是一种坏的模仿。“是的,荷马的非非之想,把污秽的人,与神祇等量齐观。”奥古斯丁所处的古罗马时期,古典教育流行。其中包括对希腊文、拉丁文的学习,而奥古斯丁则在《忏悔录》中表明自己对古希腊文的厌恶。对于修辞,奥古斯丁自己学习过修辞学,并且在学成之后也教授修辞学,然而他认为,修辞学是“在贪心的控制下,我出售以言制胜的艺术”,学修辞的人大都爱虚荣,好说大话,有时不免大言不惭,自吹自擂。对于作为古典教育内容的算术和天文学等内容,奥古斯丁也有所批判。例如,奥古斯丁认为懂得星相学的人只是“谈命的骗子”,“他们谈起命来,又不做祷告,又不行祭献,争得了算学家的美名”。星相学,在奥古斯丁看来是充满谬误的。最严重的是,星相学家把基督教义认作迷信的东西。这也是奥古斯丁批判的最重要原因。实际上,奥古斯丁并不是真的反对教育,而是批判当时教育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寄希望于教育能够发生改变。

教育过程中,自我反思很重要。奥古斯丁认为,人有天然作恶的倾向,正如他在16岁时闯入别人的果园偷梨并非因为饥饿,而只是想作恶一样。他向天主坦诚:“天主,请看我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它沉沦在深渊中,你却怜惜它。这一个心,你假使问它,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坏?它的答案无非是:为恶而作恶。”奥古斯丁因为这种作恶的倾向,深深地向神忏悔。这种作恶的倾向是普遍存在于世人身上的,而能够改邪归正,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又有几个?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只有认识到自身作恶的倾向,并进行自我反省,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缺陷,才能进行改正,最终才能有向善的可能。就像奥古斯丁那样,要有坦诚自己曾经说谎话,欺骗过老师和父母的勇气,他带着虔诚的心态向主祷告,祈求原谅的做法则是自我反思的表现。

基督教精神是奥古斯丁教育思想的源泉。奥古斯丁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真理和智慧,在于人与神的结合。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天国的“公民”。转向神学的奥古斯丁认为天主才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最高的智慧属于神,而人的智慧是由天主赋予的。奥古斯丁认为一切事情包括教育最重要的是追随天主的律法。对于奥古斯丁而言,天主要求人们仁慈、友爱,即使是敌人也不能怀有仇恨之心,因为怀恨别人其实是在伤害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奥古斯丁看来是重要的良知定律。对于奥古斯丁而言,研习《圣经》、理解《圣经》、获得《圣经》的启示是重要的教育途径。但是,作为一本圣书,刚开始研究圣经的人并不能马上看出它的真相,尤其是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人,更难马上领悟《圣经》的真谛。“这不是骄傲的人所能了解的,也不是小孩所能领会的。粗看是凡俗的,可是,越读越觉得高超”,而实际上则是“当知念这本书的人,越谦小,念起来越透彻”。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阅读《圣经》,还是学习其他,有一种谦虚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在奥古斯丁眼里,教育应该注重德性的培养。诸如不能和别人龃龉争执,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不要挑拨离间,而是要怀有善心,对有矛盾的人,应该劝其和平。“我认为这是个大德性,因为经验告诉我:搬弄是非的罪太普遍了,不知多少人,不单在仇人间搬弄是非,还要造谣离间呢。一个君子,不但不该引起人间的仇恨,还应努力用好话扑灭它。”德性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有德性的人,会化解与他人的矛盾以及别人之间的矛盾,而无德性的人,则会处处引起矛盾。对于女子的教育,奥古斯丁以其母亲为典范,认为,女子要养成节制的习惯。母亲的美德对奥古斯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同时认为母亲的智慧也来自于天主的教诲,所以最终还是把一切美德都归于天主。“我叙述她个人的长处,就是叙述你赐给她的恩宠。她不是她生命的原因,她也不是独自长大起来的。”“你造就了她。”因此,在奥古斯丁看来,一切的美德都来源于天主,他对德性的强调具有宗教性质。

在教育的过程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奥古斯丁认为记忆力是很重要的。他在《忏悔录》中探讨了记忆与表象、记忆与知识、记忆与思想、记忆与概念、记忆与数字、记忆与分析理解、记忆与理解、记忆与认识、记忆与联想等之间的关系。从其对记忆的各个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可以看出他对记忆的力量的重视。对于奥古斯丁而言,所有的一切都在记忆中。“在那里,我支配天地海洋,和诸凡我曾收纳而还没有忘记的印象。在那里,我又遇到我自己,记起我自己,和我所做的事情,和我做事的时间点。在那里,我可以找到由我本人经验得来的,或由它转告我的。”记忆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教育中,同样有重要作用的是意志力和智力。奥古斯丁认为:“年轻男性的性格优势在于其强大的记忆力、知识理解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因此,在教育中,奥古斯丁提供了一种发展学生意志力、记忆力和智力的模式。《论教师》是奥古斯丁论述教学的一部著作。其中,他认为,教师并不能通过语言来传播知识。知识并不在于语词,而在于语词背后的物质实体。“我们必须把语词的发音和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而语词只是具有声效的功能。奥古斯丁强调,知识的来源是语言经验。教师的任务是将所讲的内容与学生以前的经验联系起来。“语言的真正功能就是触发已经存在的个体经验,而不是把各种观念灌输到人们的大脑中。”这就是奥古斯丁关于“经验唤起”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一方面强调用新的学习内容唤起学生相似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将这种学习内容付诸实践。在语言的学习中,奥古斯丁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人们不是通过词汇认识现实世界,而是通过现实世界来学习词汇。”奥古斯丁再一次强调词汇并无关于现实的知识。“经验唤起”与实践相结合,也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进行探讨的方法。奥古斯丁倡导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他主张教师应该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的个体能力、兴趣爱好等来调整教学,尤其要对学生已有的经验有所了解,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够激发学生的相似经验,使新的教学内容符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同时,奥古斯丁认为,教师的道德品质会对学生性格的养成(尤其是极为重要的意志力、记忆力和智力的形成)以及道德品质的培养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奥古斯丁眼里,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皈依基督教,以获得真理和智慧,从而成为天国的“公民”,因此,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体现的是基督教的思想。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同样重视美德的培养,同时,他强调自我反思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强调智育的重要性,重视记忆力、理解力以及意志力的培养。此外,奥古斯丁提出的“经验唤起”的教学法,既基于实践经验,又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

奥古斯丁对教育的主要影响是他推动了天主教的教育发展,其教育思想是连接古典教育传统和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纽带。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降低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教学的作用,把教学和学习过程中的教师为中心转移到学习者为中心”。奥古斯丁认为:“学习不仅是事实积累的过程,还是获得理解的过程以及思想启蒙的过程。教学目标不是让学生适应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而是要唤起学习者的先前经验,让他们从学习中洞察这种经验的本质。”

三、古罗马各时期的教育实践

古罗马的教育实践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王政时期的罗马教育实践以体育教育和道德教育为主;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教育实践以培养雄辩家为最高目的,重视雄辩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帝国时期的罗马教育实践使雄辩术的学习形式化,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教育产生并得到发展。在古罗马的教育实践中,在不同时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古希腊全人教育理念的影响,例如,强调通过“七艺”的学习来培养贵族青年即体现了古希腊自由教育的特征。但在一些时期,这种全人教育并非是古罗马教育实践的主流,例如在王政时期强调体育教育,在帝国时期又有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古罗马的教育实践是一种在古希腊自由教育影响下兼具全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育。(一)王政时期

王政时期的罗马(前8——前6世纪)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生产活动主要是农耕劳作,有时需要参加战争,因此,这一时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集农民和军人特征为一身的公民。教育形式则以家庭教育为主,教育的内容包括农业知识、技术知识、军事训练以及其他的文化知识。教育方式一般是男子随父亲学习农耕技术以及作战所需的技能,诸如骑马、游泳和角斗等,而女子则随母亲学习家务。此外,家庭教育注重品德的培养,例如教育儿童要敬畏神灵,尊重双亲和其他长辈以及学会勇敢等品质。

由此可见,王政时期的罗马教育重心是体育教育和道德教育。受所处历史时期及社会的影响,王政时期的罗马教育重视体育训练,尤其是军事训练,以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氏族冲突和斗争。同时,这一时期的教育重视品德的培养,男子在军事竞技以及作战中尤其要表现出勇敢的美德,而女子则应该在管理家务中表现出美德。但可以看出,智育尤其是文化知识的学习在这一时期并不突出。(二)共和国时期

共和国早期(前6——前3世纪)的教育仍然是以培养农民——军人为目的的家庭教育,父母在儿童的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家庭教育一般持续到16岁。儿童从出生到7岁左右,其教育主要由母亲承担,包括文化知识的学习以及礼仪、习惯的养成和美德的培养。7岁以后,女童继续由母亲教育,主要学习纺织、家务劳动以及宗教仪式等内容;男童则跟随父亲学习耕作、军事知识以及道德法律等内容。当男童年满16岁,经过一定的仪式,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公民,进入军队服役,履行公民职责。此时,家庭教育结束。与普通儿童不同,贵族子弟一般在进入军队之前要花一年的时间学习社会知识,参与公共生活,学习社交礼仪等。进入部队后的男孩子,会由专门的教师进行指导,学习政治、生活、社会方面的知识。共和国早期,虽然也有文化知识的学习,但文化知识主要是学习计算、书写等基本知识,以实用为主要目的。除了学习农业知识、军事知识、社会知识、法律知识等知识以外,罗马人的教育非常注重美德的培养,“罗马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诸多的传统美德、风俗和习惯,他们讲求德性,提倡孝道,遵守法律,热爱祖国,倡导勇敢、果断、庄严、谨慎、节俭等”。由于这一时期的教育以实用为目的,因此在教育方法上重视实践,强调通过亲身经历、体验、模仿、做等方式来进行学习。

共和国后期(前3——前1世纪)的罗马教育受到希腊教育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希腊学校模式并带有罗马民族特色的学校体制。从前3世纪开始,古罗马对外发动战争,兼并了多数希腊城邦,大批希腊人来到罗马,同时也带来了古希腊的文化。这一时期,希腊文化在罗马盛行,希腊语受到推崇,以教授希腊语、希腊文学为主的希腊式的学校尤其受贵族的青睐。到了前1世纪左右,拉丁文化兴起,出现了一批拉丁文法学校。古罗马对古希腊文化的吸收并非简单机械地重复,而是将“以思辨哲学为核心、推崇文雅教育的希腊文化教育与强调实效、注重培养实干人才的罗马文化教育相融合”。因此,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教育,兼具希腊文化特色和罗马本民族特色。

共和国后期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相当于“小学”,主要是私立学校,以7——12岁的儿童为招收对象,平民子弟占大多数。主要学习拉丁语等知识,培养读、写、算等能力并学习法律知识(学习十二铜表法)。这一阶段,并不重视音乐和体育的学习。在教学方法上,采取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追随的形式,主要是教师讲课,学生靠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教师惩罚学生的现象普遍,教师的社会地位低、收入少,教学条件也较为简陋。中等教育是指文法学校,通常也是私立性质,一般以12——16岁的贵族子弟为招收对象。最开始主要是以教授希腊语、希腊文化的希腊文法学校为主,到了共和国末期,随着拉丁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拉丁文法学校。文法学校主要学习文法和文学,文法包括学习作文和演说,文学以希腊和罗马的诗歌和散文为学习内容。此外,文法学校也学习神学、地理、历史、几何、音乐、天文、医学、建筑等知识。文法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为进入社会做准备,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善于辞令的能力。教学方法包括讲解、听写以及背诵,体罚现象仍然普遍。文法学校的教师受人尊重,社会地位高。高等教育是指修辞学校(或雄辩术学校),主要模仿希腊式的修辞学校。招收对象是16岁以后的贵族子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演说家,为贵族子弟进入社会担任公职做准备。其主要科目包括文法、修辞、法律、音乐、几何、辩证法、天文知识等内容。所有科目的设定都以培养优秀的演说家为目的,例如音乐可以训练声音,体操可以使演说家姿势优雅,辩证法、天文学以及几何等知识都有助于演说家进行论辩。修辞学校所培养的人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雄辩的口才。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教育由家庭教育逐渐转向学校教育,教育形式也由体育教育和道德教育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实践能力尤其是演说能力的文法教育,教育的目的由培养武夫转向培养雄辩家,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古希腊的“七艺”学习。同时,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教育继续发展实用的思想,教育内容不是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为了能够实际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三)帝国时期

罗马进入帝国时期(约前27——476),实施了教育改革,教育由共和国后期的培养雄辩家为目标转变为以培养有利于帝国统治的顺民和维护帝国统治的良臣为目标。教育的性质也由共和时期的私人教育转变为由国家控制的国立教育。此外,为了培养罗马帝国的管理者,统治者设立了宫廷学校,聘请著名学者任教。罗马帝国通过财政支出支持教育,修建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实施对教育的监督管理。在罗马帝国时期,教师的地位普遍提高,教师队伍扩大,教师的任免权不再是共和时期的放任政策,而是将教师任免权操控在国家手中,由帝国直接任免教师。与此同时,教育机会逐渐减少,大多局限于贵族和骑士阶层。

帝国时期的教育体制,仍然可以按照小学、文法学校以及修辞学校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发生了某些改变。与共和国时期相比,帝国时期小学教育变化不大,以私人教育为主,学生主要是平民子弟,培养读、写、算等基本能力,学习道德法律等知识。文法学校主要以拉丁文法学校为主,希腊文法学校失去地位。同时,历史、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的地位削弱,教育日趋形式化,教学脱离现实生活,例如,在文学教学中,不再以学习内容为主,而仅以文法和修辞为重。修辞学校主要致力于培养忠实的官吏,“其教学内容也渐于空泛,教师与学生致力于文字上的咬文嚼字和辞藻上的争奇斗巧,一味追求词汇的堆砌和华丽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帝国时期的教育倾向于形式化。

帝国时期,除了普通学校教育外,其他类型的教育如医学教育、建筑学教育和法律教育等也获得了较大发展。这些领域的教育一般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例如,医学教育首先是学生追随师傅,在行医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不断接触,掌握行医知识,而关于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学校后来才出现。建筑教育同样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建筑师应该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而不应该只是在学校里学习纯理论的知识”。法律教育从小学就已开始,而在高级阶段则采取讲座加法庭旁听的形式。

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兴起,对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致力于改善世俗教育,派僧侣和牧师到学校任教,并取代世俗教师,建立教会学校。基督教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开始入教的人,由教会长老对其进行教义和教规方面的教育。教会学校主要是教义问答学校,分为初级教义问答学校和高级教义问答学校。初级教义问答学校的学习者一般为年龄较小的儿童,教师主要向其教授关于教义和宗教礼仪方面的知识。而在高级教义问答学校中,除了单一的宗教和教义内容的教学外,还包括其他的学科,如历史、艺术、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学、几何、天文、形而上学、物理学等。在帝国后期,基督教教育逐渐发展为修道院制度,虽然修道院制度并未被罗马帝国所认可,也不具有教育职能,但却为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打下了基础。

从帝国时期的罗马教育对读、写、算等能力的强调以及对法律、医学和建筑等学科的重视可以看出古罗马实用的教育思想,但这一时期关于文法的学习尤其是对修辞的强调造成了为了论辩而学习、只重结果不重内容的后果。这种对技巧的强调过分追求文字上的咬文嚼字和形式的华丽而缺乏对学习内容做深入的理解和反思,更难对生活做出判断,因此逐渐偏离古希腊全人教育的思想。在罗马帝国后期兴起的基督教教育作为一种宗教教育,有着特殊的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也并非致力于一种全人的教育。

古罗马的教育既有自由教育的特征,同时也有职业教育的特色,是一种建立在古希腊全人教育基础之上,并融合了古罗马本民族重实用、重实践特色的教育。在古罗马的不同时期,教育实践在教育目的、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各具特色,但总体看来,包含了体育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各个方面。古罗马的教育思想以三大教育家西塞罗、昆体良和奥古斯丁为代表。西塞罗和昆体良以培养雄辩家作为教育的目的,奥古斯丁以培养基督徒为教育的目的,雄辩家和基督徒分别代表了他们的教育理想,是他们想要培养的完美的人、整全的人,他们力图使雄辩家或基督徒在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古罗马的教育既继承了古希腊自由教育的特征,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尤其在自由教育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发展了职业教育。从古罗马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古罗马的教育理想是培养整全的人,但受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古罗马的教育实践中,不同时期对人的素质的培养有不同的侧重,因此实践中很难做到培养整全的人。古罗马的教育中虽然存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不一致,但是对后来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古罗马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中世纪的教育,例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骑士教育等;而古罗马、古希腊的教育思想一起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现代教育仍然可以从古罗马教育中获得启示。

第三章 中世纪欧洲的教育

作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中世纪通常是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0)这段时间。在此期间,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经济从庄园式的自然经济向手工业、工商业发展;封建制度经历了从开始形成到逐渐发展并最后受到打击的过程;基督教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罗马天主教和封建统治者有时相互勾结,有时相互争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等。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育以基督教教育为主,主要有修道院、主教学校以及教区学校等。中世纪的大小修道院重视对文献的抄写,各托钵体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中世纪后期封建世俗教育得到发展,主要有宫廷教育和骑士教育。在此基础之上,大学在中世纪得以产生。

一、中世纪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形式

通常将中世纪欧洲的教育分为基督教教育和封建世俗教育。在中世纪早期(5——11世纪末),学校几乎完全掌握在教会手里,这时的学生主要是僧侣,他们通过研习《圣经》、抄写《圣经》的方式学习宗教教义。后来,教学内容有所扩充,增加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七艺”,包括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但为首的学科是神学。可见,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忠实于宗教信仰的信徒,扩大宗教的影响力和权力。与此同时,封建世俗教育兴起并得到发展,主要包括宫廷教育、骑士教育以及欧洲大学的兴起和发展。宫廷教育以封建统治者聘请学者在宫廷中开班教学为形式,培养对象是贵族子弟,主要是为了培养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官吏和封建庄园的管理者。骑士教育以家庭教育作为教育形式,以平民子弟作为培养对象,目的是培养护卫宗教以及封建领主的武夫。12——13世纪,经院哲学盛行,并被称作“经院主义”。经院哲学家们主要是继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既被用来解释神学的合理性,同时其论证逻辑也被用来培养了人的理智能力和思考能力。经院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大学的产生。虽然大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学园,但真正意义的大学却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在12世纪逐渐兴起,并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其中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又因其分别作为学生型大学和教师型大学而以“母型大学”而闻名。这些大学的出现,“动摇了传统的盲目信仰,而重视人们的理解能力,启迪辩论的学风,活跃了学术思想。这种学风本身就是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传统的挑战”。

中世纪的教育思想以托马斯·阿奎那和托马斯·莫尔的教育思想最具代表性。阿奎那的教育代表一种基督教式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最终服务于宗教信仰,成为合格的基督徒是阿奎那的教育目的,也是理想的人或整全的人,但合格的基督徒只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整全的人,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局限性。莫尔的教育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教育,想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主张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重视文化教育、体育教育和劳动教育,但托马斯的教育内容作为乌托邦岛国的一部分,其实现的可能性正如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一样,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尽管如此,阿奎那和莫尔的教育思想的某些方面仍然对现今的教育具有启示。

二、中世纪的教育思想家

中世纪的教育思想以托马斯·阿奎那和托马斯·莫尔为代表。阿奎那主张基督教式的教育,成为合格的基督教徒是他的教育目的,而合格的基督教徒追随上帝,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此外,基督教徒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并且具有智慧。在阿奎那看来,合格的基督教徒是整全的人。莫尔的教育思想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为目的,重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等方面的联系,同时他倡导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一)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宣扬信仰高于理性,灵魂高于身体,神学高于哲学,精神高于物质,教会高于世俗等思想。阿奎那的教育过程主要是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义进行繁琐的论证。他的教学方法体现为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获得知识。表3-1 君主与暴君的对比

对于教育要造就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阿奎那认为,君主是理想的人,而暴君是最坏的人,君主具备代表整全人的德性。因而,最好的统治是君主的统治,而最差的统治是暴君的统治。君主考虑公共利益,而暴君考虑私人利益;君主有助于社会的统一、和谐,而暴君则会导致国家分裂。君主是德性的代表,在君主的统治下可以产生善,而暴君则是恶的来源。君主代表着完美的人,具有君主特征的人追随着神,因此,君主的德性最高,也将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具有君主特征的人——帮助别人,劝人和气,保护弱者,受神喜爱。在阿奎那看来,君主是整全人的代表,而德性对于作为整体的人是很重要的,只有有了德性才能通向幸福,才能保持社会的秩序。德性包括正义、博爱等品质,正义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博爱则要求人们能够关爱他人,例如,阿奎那认为,富人应该把财富分给穷人,而不应该贪婪,因为一个人囤积的财富实际上是属于穷人的,超出自己使用能力的,实际上就不再属于他了。

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对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追求有所认识。阿奎那主张,精神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他认为,感觉认识低于理性认识,只能作为理性认识的一个方面。“人类最高的完善决不在于和低于自身的事物相结合,而在于和高于自身的某种事物相结合”,而肉体的快乐多属于感官的快乐,属于低级的事物,作为更高级的事物,如理性,是不会从与低级事物的结合中获得快乐的。此外,对于快乐要保持适度,尤其是在感官快乐方面。“只有适度才可算是好的东西,它本身决不能是‘好’,它只是从它的适度取得它的‘好’。”换言之,凡事都有个度,掌握好这个度才能算是真的好,低于或高于这个度,都不算是好。对于这个“度”的掌握与德性是分不开的。只有道德的行为才能导向幸福。在阿奎那看来,“最好的‘好’是幸福”。

阿奎那认为,智慧高的人统治智慧低的人。在阿奎那看来,神的智慧最高,因此,人首先应该追随神,获得神的启示。作为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认为万事万物的最终目的是上帝,上帝是使人不断趋近的东西。想成为完人就是不断接近上帝,而神的理性是最高的理性。神的理智高于人的理智,人的理智所不能及的事物,就必须依靠神的理智,因此信仰高于理性。人的认识能力介于感觉和天使的理智之间,因此人会凭借感觉认识事物,而天使则凭借非物质事物认识物质事物。阿奎那认为,在人身上有某种向善的倾向,但必须经过不断的锻炼,才能臻于完善。这种锻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向善、不断趋近上帝的过程。对于德性行为的砥砺,阿奎那认为,重要的是效仿神法,他也认为人法低于自然法和神法。阿奎那认为神学是最高的科学,神学指挥一切科学。

阿奎那的教育是基督教式的教育。其教育目的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基督教思想进行繁琐的论证,以达到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的目的。通过对君主与暴君的对比,阿奎那证明了德性的重要性,有德之人是对上帝的追随,成为合格的基督教徒就要做有德之人。阿奎那肯定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智慧才能对上帝的存在进行思考,而身体和感官的快乐则会阻挠这种对上帝的认识。阿奎那的教育思想充满了宗教色彩,成为合格的基督徒代表着阿奎那的教育理想。在阿奎那看来,基督徒是整全的人,因为他们是追随上帝的人。但阿奎那主张一切学科为神学服务,一切学习为宗教服务的做法又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一个真正的“全人”不仅仅是活动在宗教领域,他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有德性的。(二)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国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杰出的学者和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的著作《乌托邦》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包括其教育思想。吴元训在对托马斯·莫尔的介绍中这样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全部著作都有教育意义。这是因为他把教育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和研究的缘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教育的场所和大学校。”在《乌托邦》中,莫尔认为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他主张公有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享有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在《乌托邦》一书中,莫尔假言自己报道旅行者拉斐尔在理想的岛屿国家乌托邦的见闻,描述了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寄托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同时饱含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是现实社会中人们学习的典范和榜样。在莫尔所处的时代,王权取得了对贵族和教会的控制,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自立门户创立了英国国教,但莫尔是罗马教会的虔诚信仰者,他不支持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的做法,因而与英国统治阶级产生矛盾。在英国资产阶级上升的过程中,他深感“圈地运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乌托邦》一书中,他以盗窃的产生为例,叙述了人们由于生活走投无路,不得不盗窃的原因。莫尔批判了盗窃罪在英国被判处死刑的做法过于严重。而且如此重的惩罚并没有使盗窃的行为减少。“你们对一个盗窃犯颁布了可怕的严刑,其实更好的办法是,给以谋生之道,使任何人不至于冒失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危险。”莫尔认为,正是由于“圈地运动”,使得人们的生计没有着落。

对于孩子的教育,莫尔重视在平时生活中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对于他自己的孩子,他在《乌托邦》开篇“托马斯·莫尔向彼得·贾尔斯问好的信”中交代回忆拉斐尔讲故事的情境时写道:“如你所知道的,我们聊时,我的孩子约翰·克莱门特,也跟我们在一起。凡是多少有益的谈话,我都要他在场,因为这棵幼树已发出希腊拉丁文学的青条,我盼望某一天有丰富的果实。”莫尔让孩子从小跟随大人,参加成年人的讨论和谈话,使孩子从小得到熏陶,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

莫尔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今时代的教育仍然有启示作用。首先,莫尔主张实施普遍的教育,所有的儿童都要接受教育,工作之余的男女成年人也要进入图书馆或博物馆进行自修。其次,莫尔主张发展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乌托邦人在工作、睡眠和用餐的时间之外,也有业余活动,但是一般都用在学术探讨上。例如,每天黎明前会有公共演讲,对于这种演讲,专门做学问的人必须出席,“然而大部分各界人士,无分男女,成群结队来听讲,按个人性之所近,有听这一种的,也有听那一种的”。对于莫尔来讲,接受教育是人一生的事情。此外,莫尔重视体育教育和劳动教育。农业劳动对于乌托邦居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练。”除农业劳动外,每个人要有一门自己的手艺,有的学木匠,有的学纺织,有的学冶炼,等等,都是乌托邦生存必不可少的技艺。

莫尔的教育思想中强调美德的重要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即使是在娱乐活动中,乌托邦人也有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在《乌托邦》中,莫尔这样写道: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夏季在花园中,冬季在进餐的厅馆内,或是演奏音乐,或是彼此谈心消遣。骰子以及类乎此的荒唐有害的游戏,乌托邦是从不知道的。可是他们间通行两种游戏,颇类下棋。一种是斗数,一个数目捉吃另一个数目。另一个游戏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于此首先很巧妙地显示出罪恶与罪恶之间彼此倾轧而又一致反抗道德,然后是什么样的罪恶反抗什么样的道德,用什么样的兵力公开避开道德,用什么样的策略迂回向道德进军,而道德优势采取什么样的防护以阻止罪恶的猖獗得势,用什么样的计谋挫败罪恶的花招,直到最后,其中一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取得胜利。

由上可见,道德教育渗透在乌托邦人的生活中,即便是其文娱活动,也有益于道德问题的探讨。美德与恶德作为道德中的相互对立的事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地探讨,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念。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乌托邦也注重尊老爱幼、善良等美德的培养。例如,在用餐开始前,会有专人读一段书,劝人为善,而且在用餐的过程中,年长者也注意考察年轻人的道德品质和性格。

莫尔认为,理想的受教育者正如乌托邦人一样,是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体力劳动,他们耐心参加,对于智力探讨,他们也毫不懈怠。例如,拉斐尔讲到,当他们把希腊文学和学术介绍给乌托邦人后,他们极其感兴趣,并且要求进一步的讲解。这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乌托邦人勤勉好学,不仅在短时间内从拉斐尔一行人那里学得了希腊文,而且记得牢固,甚至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在莫尔所构建的乌托邦里,学习的内容包括“柏拉图著作的大部分,亚里士多德论述数种,以及西俄夫拉斯塔斯关于植物的书”、“普卢塔克的作品”和“亚里斯多芬、荷马、幼里披底斯以及阿尔德用小号字排印的索福克里斯。至于历史家,他们有修昔的底斯、希罗多德,还有赫罗提安”。此外还有医药方面的书若干。

莫尔教育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教育思想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乌托邦岛国生活来描述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和理想的人的生活状态。莫尔强调教育中潜移默化的作用,主张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重视体育教育和劳动教育,且重视美德的培养。可以看出,莫尔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整全的人,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但乌托邦毕竟是一种理想,与现实有距离,是难以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教育的指导思想,莫尔的教育思想是有意义的。

三、中世纪的教育实践

中世纪教育可以分为基督教教育和封建世俗教育。而封建世俗教育又可分为宫廷教育和骑士教育以及欧洲大学。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基督教思想是贯穿所有教育形式的指导思想。即使有世俗教育与基督教教育相对应,但世俗教育也难以摆脱教育的宗教色彩。基督教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又有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学校之别。无论何种形式,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训诫教徒,传播宗教精神,巩固宗教信仰。基督教教育以古希腊“七艺”学科为学习内容,但主要是为了宗教信仰服务的。宫廷教育主要以培养贵族子弟为主,是封建统治者与宗教既联合又抗争的结果。封建统治者受基督教的影响,但又不想完全受其所控,因此想要鼓励一种与基督教教育功能相同,但以培养世俗官员为目的的教育,宫廷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相对于宫廷学校以贵族青年为教育对象,骑士教育致力于培养平民,将平民子弟培养成维护封建统治的武夫和维护宗教的卫士。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被称为“母型大学”,其分别作为学生型大学和教师型大学,为后来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模型。(一)基督教教育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逐渐兴起,教会学校得到发展,后来形成了修道院制度。到了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各封建势力与基督教教会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持,而封建统治者则为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督教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权威思想。与此同时,教会逐渐控制并垄断教育,教会学校成为权威的教育机构,而僧侣则成为权威的教育者。由此,基督教教育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古罗马教育。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主要有两层内涵,“一层是指学习基督教的各种信条,即救世所必需的真理;另一层是指道德训练,即基督教徒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律法。简言之,基督教教育是指对教徒们进行的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和行为准则的教育”。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教育为宗教信仰服务。

基督教教育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部分。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教导子女学习基督教义、坚定宗教信仰的过程,同时学习教会的规则、礼仪和行为方式。家庭教育主要通过教导其获得宗教知识,引导其进行观察、思考并判断所学知识,最后进行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体的方法运用则侧重记忆、背诵和成人良好的榜样,并将教育与崇拜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家庭教育对于培养虔诚的信徒起到重要作用。学校教育主要是教会学校,又可分为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学校。修道院学校分为内学和外学。内学指未来准备在修道院内担任职务的僧侣,他们一般从小住在修道院内;而外学指将来不担任僧侣的人,他们不住在修道院内。修道院学校这种兼收内、外学生的做法,并不将教育对象局限在培养贵族子弟和未来的僧侣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平民化,这与基督教力图成为一种普世的宗教是相一致的。修道院学校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的“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以及读、写、算和宗教规章制度等知识。“七艺”是中世纪教育的基础,尤其是重视文法和修辞,但在修道院学校,“七艺”学习都是为神学服务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法”包括拉丁语和文学的基本常识。学生掌握拉丁语后,可选读经典文学作家和基督教文学作家的作品。“修辞学”包括散文和诗的习作,也兼含一些历史和法律知识。修辞学的学习是为了分析经书的文体,训练宣教的口才。“辩证法”的内容与现代的形式逻辑类似,学习目的是为教会的宗教信条进行辩护,并打击“异端”。“四艺”的学科也是如此,都是为宗教目的服务的。音乐对礼拜是必须的,算术和天文学对计算复活节的祭奠举行时期是必须的。几何(几何学的性质是极端不定形的,它里面包含着地理性质和自然科学性质的知识,这些是从圣书中或古代作家的作品里引来的,大部分带着幻想性)在教会建筑上有作用……

修道院学校的教学方法包括“教义问答、抄写、背诵圣经段落、严格的纪律、体罚、沉思默想”。教会学校也以“七艺”为基础,但神学则处于最高的位置,“七艺”的学习仍然是以宗教为目的。“在‘三艺’各科的学习中,学‘文法’、掌握拉丁语,是为了阅读《圣经》的;学修辞学是为了分析经书的文体,训练宣教口才的;而所谓辩证法是指一种进行论战的方法,学习它的目的是为教会的宗教信条进行辩护,并打击‘异端’。”可见,中世纪西欧的教育,虽然也强调“七艺”的学习,其目的与古希腊、古罗马全然不同。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一切学习都是为宗教服务的。

作为中世纪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基督教教育对欧洲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教育一方面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传承作用,但另一方面将教育目的局限在为信仰服务上的做法却限制了教育的发展。修道院学校不仅训练修行者进行识字、诵读、写作训练,还让他们抄写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著作,对古代经典著作起到了保存和收藏的作用。但基督教教育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其教育目的并非从人的本质出发,以培养全人为目的的。基督教教育所进行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在当时是为扩大宗教影响服务的,因此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二)宫廷教育

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教育盛行,封建主也多是教会成员和神职人员,因而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思想等领域多掌握在教会手中。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政、教矛盾加大,权力争夺愈演愈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巩固其统治地位,作为控制思想领域的方式之一,其对教育的控制也逐步增强。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世俗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主要包括宫廷教育、骑士教育以及大学的兴起和发展。宫廷学校主要是培养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官吏以及庄园的管理者,培养的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中世纪的宫廷学校以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742——814)和萨克森王国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8——901)的宫廷学校最为著名。

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在位时期,大力扶持教育,兴办学校。一方面,他致力于提高教会教士们的知识水平,要求其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基督教以及基督精神,例如,他在787年前后,向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发布赦令,让其致力于文法的学习,“我们规劝你们,不仅不要忽视学习文法,而且要谦卑而不停地运用文法。这样,你们就能更易更快地深入圣经的奥秘。学了这些修辞手法以后,无疑地,读者就会更好地理解到所学的《圣经》的根本意义。为此,让既能而又愿意学习同时又希望教其他人的人们都学习文法”。另一方面,他主张通过兴办宫廷学校培养合格的官吏和庄园的管理者,他将对宫廷学校的管理交给当时英格兰著名学者约克的阿尔琴。宫廷学校的学生包括查理曼大帝本人、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王公贵族成员,甚至还包括平民子弟。据说,查理曼自己在宫廷学校中学习非常努力,为其他人做出了榜样,以此可见他对宫廷学校的重视。宫廷学校中的学习科目包括: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几何、神学和算术等。对儿童的教学方式类似修道院学校的问答法,而对成人的教学方式则采用讨论和辩论的方式。

萨克森王国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是另一个发展宫廷教育的典范。他有感于当时人们文化普遍较低的状况,决心振兴教育。他的教育措施包括:①组织人力把当时有影响的书译成英文供臣民阅读;②礼聘学者,振兴学术;③建立宫廷学校,强化国民教育。阿尔弗雷德大帝为了弥补学术上的不足,组织人员翻译古代典籍,据说他自己还亲自翻译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540——604)的《牧师的关怀》一书。此外,阿尔弗雷德大帝邀请诸多精通神学经典的大师,德高望重的学者以及擅长其他技艺的人担任顾问,并让他们参与到宗教和教育的管理中。阿瑟在为阿尔弗雷德大帝所做传记中说:“国王用其收入的一半维持一所宫廷学校,这所学校招收许多出身高贵的儿童,甚至也招收下层阶级的儿童,教以宗教、道德、行为举止和文化知识,并把自己的宫廷变成了学术、虔诚、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感情传统和艺术的中心。”

由此可见,宫廷学校在振兴世俗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查理曼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大帝对宫廷学校的重视,一方面为其统治培养了诸多的官吏和管理者,另一方面也为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使中世纪西欧的教育不至于被局限在以基督教教育为核心,以为神学和宗教服务的范围内,也为后续世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宫廷学校中的学习内容以及查理曼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教育重心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宫廷中开展的教育仍然受到基督教教育思想的影响,宫廷学校作为一种世俗教育的形式,摆脱不了当时具有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三)骑士教育

骑士教育是兴起于中世纪后期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一种集宗教教育和武士教育为一体的特殊教育。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采邑分封制逐渐形成,其中最大的封建主是国王,他将土地分给下一层的封建主,经过层层分封,直至最底层——骑士阶层,下一层的封建主要效忠于上一层封建主,维护其权益,如有需要则参与保护上一层封建主的战斗。而骑士作为最底层的贵族(也有不把他们看作贵族的情况),则成为战斗的主力,并逐渐形成了骑士制度。虽然宫廷教育的培养对象也有平民,但还是以贵族子弟为主,而骑士教育则不同,骑士教育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平民子弟。骑士教育并无专门的教育机构,教育形式属于家庭教育,骑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彪悍勇猛、信仰上帝、忠君爱国、效忠领主、谄媚领主夫人的武士。

骑士教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7岁左右,属于家庭教育阶段,由父母教给儿童宗教知识、道德知识,并让儿童参与体育锻炼。在这一时期,孩子会追随父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在耳濡目染过程中学习宗教礼仪。与此同时,培养敬畏上帝、同情并保护弱者、忠诚勇敢、诚实守信等基本品质。除此之外,也有关于基本的“七艺”知识的学习,但内容比较简单。第二个阶段,从7岁左右到14岁,属于侍童教育阶段。儿童被父母送到高一级的贵族家里做侍童,为领主和领主夫人服务,同时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参与骑士训练,学习唱歌、吟诗、下棋等文娱活动,但主要的是以骑马、赛跑、角逐等训练为主,对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够重视。第三个阶段,从14岁到21岁,属于侍从教育阶段。这一时期的准骑士们学习料理主人家的日常事务,参与各种军事训练,并准备战时随主人出征。这一时期重点学习“骑士七艺”——击剑、游泳、骑马、棋艺、打猎、吟诗、投枪。此外,骑士教育中还包括“恋爱教育”,是一种培养年轻的骑士对年长的贵妇人表现出的忠贞、奉献、守信以及爱慕等情感的教育。到了21岁,经过隆重的骑士受封仪式,准骑士转变为真正的骑士。在骑士受封仪式上,候选的骑士要宣布誓词,其内容大致为:“效忠教会和君主,攻击异端,保护妇女及贫弱,捍卫邦国,愿为同胞福利洒尽最后一滴血。”

骑士教育是西欧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其明显的封建色彩以及宗教色彩使得这种教育并不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为目的,而更多的是以保护封建主的利益为重,以服务并效忠于领主为目标,因此更多的是培养武夫,而非全才。这种尚武轻文的教育形式,使得培养出的骑士很多目不识丁,因此被后人诟病。但在骑士教育中也倡导一种“骑士精神”,即行侠仗义、扶贫济困、彬彬有礼等品质,这为后来的绅士教育奠定了基础。(四)中世纪的大学

一般认为,大学产生于12世纪的西欧。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社会的逐渐稳定、城市的产生和复兴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开始于8——9世纪、盛行于12——13世纪的经院哲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经院哲学的前身是教父学。早期,教父学否定古希腊罗马哲学,将其视作异端,反对理性,推崇绝对信仰,“经院哲学的开始,完全是为维护教会正统教义而求打倒异端学说的一种努力”。后来,随着理性的发展,教父学不再能简单地否定理性,而企图用理性来论证信仰,与此同时,关于理性与信仰之间关系的争论日渐激烈,而从11世纪末到15世纪末,在欧洲的思想界出现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即讨论个别与共相之间的关系问题。唯名论相信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否定共相的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而唯实论则认为共相的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的。围绕共相与个别的关系,思想家展开了很多讨论。代表人物如唯实论者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政治必须服从于宗教,现世必须服从于来世,哲学必须服从于神学,知识必须服从于信仰”。而唯名论者罗吉尔·培根则认为:“只有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所谓精神实体是不真实的。”发生在思想界的论争,对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个学派之间的论争有效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学术争鸣促进了古典文化的传播,思辨方法成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理性合法地位的确立明确了训练理性的教育目标,思想的争辩形成了自由研究学术的氛围,学派探究和宣传自己的思想的场所成为大学的萌芽”。由此可见,经院哲学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争论对学术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的产生创造了学术条件。

关于中世纪大学的称谓,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拉丁文字“Universitas”,实际上是指“公会”或“法团”。因此,若将其认作“大学”,也仅意味着“一定数量的、身份多元的人们所集聚的地方”,而在当时则存在着诸多种类的“公社群落”或“社群”(或称行会)——一些人组成的全体。一般来说,组成“社群”或“行会”主要是为了集结成一股力量,共同维护团体的利益。作为“大学”的“公会”也属于“社群”的一个种类,主要是指教师团体或学生团体。另外一种称谓是指“学习研习所”(Studium),“学习研习所”相比于“公会”更有学术机构的意思。而更加接近现代意味“大学”的拉丁语概念应该是“高等学科研习所”(Studium Generale)。“高等学科研习所”是一个致力于“广聚天下学子于一堂的文化圣殿”。在中世纪的大学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萨勒诺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它们也被称为“原型大学”或“母型大学”,有时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被认作“母型大学”。其中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又因分属于最早的学生型大学和教师型大学而最具代表性。

博洛尼亚大学以法学闻名于世,是一所学生型大学,大学管理主要由学生负责;而巴黎大学则是一所教师型大学,大学管理有教师行会负责。博洛尼亚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商贸尤为繁荣,为了解决商业存在的矛盾以及民事纠纷,博洛尼亚大学尤其重视对罗马法和民法的研究。后来,随着大学的发展,又增设了医学和神学等学科。作为一所学生型大学,学生拥有管理学校的权利,主要包括:推举学生校长、聘请教师、独立的司法权和学校行政权。“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由全体学生参加的大学全体会议,负责制定有关大学的重要规章制度等。”博洛尼亚大学的制度模式,为以学生为主导的大学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模式。巴黎大学因神学而闻名,同时是教师型大学的典范,因为它主要由教师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巴黎大学是经院哲学之争中的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进行论辩的场所。早期的巴黎大学主要受教会控制,教师多为神职人员,后来随着世俗教育的发展,巴黎大学逐渐摆脱了主教的控制,成为了独立的团体,而其学科也更加多样化,并形成了四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

中世纪大学以学科或系为主要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文、法、医和神四科。其中文科为基础学科,带有预科的性质,一般学制为6年,主要讲授“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以及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等内容。法、医、神为高级学科,在完成文科的学习之后,学生可以选择一门高级学科来进行专业的学习。此外,中世纪大学学科多具有职业性和实用性。法学主要研习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学习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医学著作,而神学则包括《圣经》以及经院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包括:“讲课、复述、辩论。讲课主要是教师讲读教科书,学生笔记讲课内容。教师的讲课包括评论、注解、推演、归纳等。复述有诵读原文和讨论,通常将学生分成小组,由成绩较好的学生带领复习学习的内容,然后进行讨论。辩论是将学生分成两组,分别持正反两方面意见,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敏锐性和逻辑性。”从表面上看来,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具有“通”的特征,例如,它强调“七艺”,但是,中世纪大学在课程上几乎没有注意到罗马的经典著作,而古希腊方面,又几乎完全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上,而没有关注到其他作家的经典著作。

整体来看,中世纪大学大多具有世俗性,虽与教会也有联系,但大多具有自治权,且独立于政权。与此同时,中世纪大学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除了比较基础的“七艺”学习外,学生会选择一门高等学科,如法律、神学和医学,进行专业训练,以成为专业的律师、神职人员或医生。此外,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和教师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教师,一般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学习和任教,由此加强了不同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

中世纪大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在课程上存在缺陷,课程内容贫乏、形式固定;对待教育的态度也受时代所限,“其态度趋于独断和好辩方面,完全做书册上的工夫,并没有求发现事实或启示真理的纯粹的欲望。它把经典时代的真正文字,完全忽而不顾,并绝鲜注意启发人的想象力和生活的美感方面。同样,那些教授的方法,亦纯是印板的、确定的、权威的、绝鲜许人有尝那研究和思想的风味之机会”。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忽视中世纪大学对教育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贡献。中世纪大学给现代大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现代大学中诸多方面,如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都直接来源于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在学科规划上将文科视作基础学科,并以古希腊的“七艺”作为教学内容,学成之后才可以选择法、医、神学来继续专业学习的做法,与现代美国大学盛行的“文理教育+专业教育”的模式颇为相似。与此同时,中世纪大学在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体看来,中世纪西欧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虽然可以把教育分为基督教教育和封建世俗教育,但世俗教育也具有宗教性。基督教教育以培养合格的基督信徒为目的,而封建世俗教育也受宗教的影响,在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为宗教服务。中世纪教育明显的宗教性,使其教育实践很难做到以培养整全的人为目的。中世纪西欧的教育思想以托马斯·阿奎那和托马斯·莫尔的教育思想为代表。阿奎那寄其教育思想于基督教教育上,以培养合格的基督教徒作为他的教育理想,教育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而莫尔则将教育寄托在乌托邦的世界中,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教育,也与当时的教育现状形成了对比。因为中世纪的宗教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以至于文化教育处于一个相对薄弱的时期,甚至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通常人们把中世纪称作“黑暗时代”,但作为古典文化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的一个过渡,中世纪对文化的传承和衔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主要指14——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以复兴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思想为目的的文化运动,它以人文主义对抗宗教神学,促进了文学、艺术、建筑、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得到发展。

一、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目的

文艺复兴强调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都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针对封建教育中的神道之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提出人文之学,主要研究关于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为此必须学习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对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复兴正是文艺复兴的内涵所在,而这种复兴要广泛地依赖于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除了中世纪的“七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科还增加了历史和道德哲学,重视道德教育,教材也取自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品。对古代典籍的重视是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重要特征。“文艺复兴运动,在打破中世纪神秘主义、教条主义和繁琐主义的封建学风方面曾起到过进步作用,但是这种新教育一般是建筑在对古文化的抄袭与模仿的基础上的。”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对在中世纪受到忽视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的早期,从古代典籍中吸取了较多实质的内容;但在后期,形式主义占据上风,学生主要学习希腊、拉丁文字的文法和修辞,对内容有所忽视。

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属于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肯定教育对于人的作用,宣扬个人主义以及人性观。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包括:人本主义、古典主义、世俗性、宗教性和贵族性。人本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并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强调从儿童时期开始就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追求个性发展。古典主义主要是学习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肯定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世俗性是指人文主义教育更加关注于现世,而不是来世,无论是在智育还是德育方面都强调要有一种世俗精神。宗教性是指,虽然文艺复兴对抗宗教权威,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仍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特征。贵族性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主要是以培养上层市民(或新型市民)、君主、朝臣、绅士等为主。

人文主义(Humanism),最重要的是强调“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具有完人的精神,而具有完人的精神则是要能够进行自我认识,进而能够认识世界。陈乐民在许崇信所译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中译本序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人”的介绍:把“人”作为一种单独的“存在”(Being)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古希腊精神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神里有人,“神话”归根到底是“人”的神话。荷马史诗是最早的“人”的史诗。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人间。柏拉图的“洞喻人”隐喻讲的是人怎样窥得理性的亮光。罗马时期通过征服把人政治化了,而基督教文明则一方面让上帝代表至善的“人性”,并从而制造一个以上帝为宇宙中心的时代。同时,在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本质最终是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它不是哲学体系,也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或党派服务的意识形态信条。它是萌生于每个人心中的反映人之本性的一种内在精神;它对生活怀有积极的和热忱的态度,十分热衷于改善人的生活和素养,因此它对于现世中的一切丑恶现象本能地持批判和嘲讽的态度。人文主义者重视教育对人的感化和教化的作用,相信学能开眼,持续的理性教育能够增益人的良知,教人弃恶从善。因此,人文主义在逻辑上是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相通的。”人文主义,更多的是强调人的本质,人的内在精神。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家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教育家辈出,其中代表人物有弗吉里奥、维多里诺、拉伯雷、蒙田、伊拉斯谟和康帕内拉等,他们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弗吉里奥倡导身心和谐的全人教育,反对只培养信徒的基督教教育;维多里诺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主张身心和谐发展,重视实用性,并将人文主义通才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拉伯雷要培养具有广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高尚的道德、自由的个性等特征的“巨人”;蒙田要求教育要使人在知识、能力和品德方面得到发展,尤其重视实践,重视培养人的判断力;伊拉斯谟将基督教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相结合,基督王子的教育代表了他的教育理想;康帕内拉重视社会教育、劳动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提倡直观教学法,太阳城的首领“太阳”代表了他的教育理想。以上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既有对古希腊、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复苏和继承,又有对古典教育思想的发展,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全人”的教育理念。(一)弗吉里奥

弗吉里奥(Vergerio,1349——1420),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也是第一个系统地阐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人。他致力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重视古典文化对人的完整性的强调。古希腊人的城邦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公民为宗旨,强调身心和谐发展,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游戏和讲故事中逐渐学会阅读、书写、音乐、舞蹈、体育以及各种美德和行为习惯,以一种休闲的方式使身心得到和谐发展。弗吉里奥注释的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广受重视,他的著作《论绅士风度和自由学科》受昆体良教育思想的影响,全面论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他认为,人文主义教育应该是通才教育(或称“博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其目标在于培养全人。

通才教育(或博雅教育、文雅教育、自由教育)简介:自由教育又称博雅教育,是西方教育史上历史悠久的传统,自古希腊开始,其思想与实践一直延续至今。自由教育被认为是唯一适合自由公民的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进行职业准备,而是发展人的各种能力达到一种完美的卓越,使人从无知愚昧的状态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当人将其原有的理性发展起来,才能真正具有自由。自由教育的基本条件为闲暇和自由。这儿是进行高级思辨活动的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不抱任何功利目的的理性活动,自己思考问题而不受制于别人。自由教育反对机械化和专业化的训练,反对片面的卓越以及专业的技能。它的教育目的是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人的理性和完美的才能。自由教育的内容是那些不受任何功利目的影响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如阅读、书写、音乐、哲学、几何、算术、天文、修辞、辩证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其次是音乐,它们是纯粹自由的学科。后来,自由教育的教学基本确定为以“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音乐、几何、算术、天文)为基础核心的课程。自由教育的思想影响深远,成为其后人文主义教育与科学教育、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以及某些新传统教育思想和保守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的精神资源。

弗吉里奥的教育观有以下特征:①重视儿童的教育。儿童的教育责任首先在于父母,父母应该使儿童获得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使儿童具有美德,因为这些思想将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影响。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该为青年人提供适当的教育,他提倡以“人文学科”的教育培养青年,使其增长智慧。②通才教育重视知识、智慧以及才能的发展。通才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的价值以及作为全面的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同时,全面的人强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个性,发掘人的潜力和才能。③通才教育要坚持道德教育,并将道德教育置于通才教育的首要位置。全面的人要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④在教育内容上,以“七艺”为基础,但弗吉里奥更强调历史、伦理学和雄辩术的重要性。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为现在以及未来提供经验和借鉴。伦理学的学习有助于德性的培养,使人养成正确的行为方式。而雄辩术则是人进行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能力,同时有助于锻炼人的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完人的素质之一。在“七艺”中,他认为文学具有基础地位,并可以细分为语法、写作、逻辑、修辞和诗歌等内容。弗吉里奥同时强调音乐和体育等科目对于塑造身心和谐的完人的重要作用。⑤弗吉里奥不重视绘画、法律和神学等科目,认为这些是职业性科目,与所要达到的通才教育关系不大。⑥弗吉里奥在强调文科学习的同时也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⑦在教学方法上,弗吉里奥强调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性和爱好进行有个性的培养,为其选择适合的科目。他提出四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复习、讨论、教授和练习。复习的过程有助于加强理解和记忆,讨论有助于信息交换,教授则是传授知识,而练习则是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同时,弗吉里奥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有张有弛,松弛有度,不至于使学生过于劳累,也不能使学生无所事事,以达到真正的身心和谐。

弗吉里奥的《论绅士风度和自由学科》一书,全面阐释了人文主义教育的思想,一方面它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理想,以实现身心和谐的全人教育为目标,有效地反抗了自中世纪以来以培养信徒为目的的基督教教育;另一方面,弗吉里奥也发展了古典教育理想,赋予其新的内涵,为通才教育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二)维多里诺

维多里诺(Vittrino,1378——1446),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也是实践人文主义教育的第一人,并终生致力于通才教育,其所创办的宫廷学校“快乐之家”因其环境优美、师生关系融洽、学习氛围愉悦而广受推崇,在当时成为培养王公贵族的理想场所。在“快乐之家”,学生一般要经过15年左右的学习时间,从小学学习一直到大学。维多里诺的“快乐之家”是通才教育的典范,其目的是培养全人,即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完全公民”。“快乐之家”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既提供广泛的人文主义课程,又有各种体育项目,如游泳、射箭、骑马等,以及各种有利于身心发展的游戏。因为维多里诺自身笃信基督教,其教学内容也包括神学。在教学方法上,维多里诺强调实用性,重视直观和活动,例如,维多里诺会组织学生到郊外游玩、散步,在娱乐的同时学习知识。同时,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相适宜,不能过于困难,否则不利于学生对于学习兴趣的培养。维多里诺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给予学生更多的自治和自由。维多里诺的“快乐之家”重视道德教育,但他的道德教育是以宗教为模板的,提倡以宗教教育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维多里诺对教育的贡献体现在他能够将人文主义通才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功。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一种全人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及身心和谐发展;既重视知识的传授,又重视实用性,是一种以培养整全人为目的的教育。(三)拉 伯 雷

拉伯雷(Rabelais,1494——1553),是法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其所著具有教育思想的文学作品《巨人传》通过主人公高康大接受教育的过程,讽刺了封建主义教育和经院主义教育的落后性,歌颂了人文主义教育的进步性。拉伯雷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仁爱、正义、勇敢等美德以及自由的个性,这才是真正的巨人。同时,拉伯雷强调学习的实用性,强调所学知识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实际运用,主张顺应自然的生活教育以及通过直观、参观、旅行、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拉伯雷的人文主义课程包括语言、文字、天文、法律、“七艺”以及自然科学等。《巨人传》是一部讽刺意味极强的作品,是由许多“笑料”包装而成的。拉伯雷在《致读者》中告诫读者:读者朋友读此书,任何偏见不可有,读时千万别恼怒:书中无恶也无毒。尽善尽美虽难求,却可让你开口笑;看你悲痛受折磨,选材不忍加作料,写哭不如写笑好,因为只有人会笑。

在这里,拉伯雷劝读者在阅读这部著作时要摆脱个人的偏见,并指明作者在写作中加入了许多“好笑”的材料,只从作者所列的一章章题目就可以体现出著作似乎并不严肃,例如在第一部分“庞大怪之父巨人高康大骇人听闻的传记”中前五章的标题分别为“高康大家谱溯源”、“古墓中发现的《解读歌》”、“高康大如何在娘胎里呆了十一个月”、“佳佳美如何怀着高康大大吃肥肠”以及“醉话连篇”等。但又如作者在《作者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题目恰似一些珍奇的盒子,“只要打开这只盒子,你就可以找到无法估价的灵丹妙药:超人的悟性,高尚的美德,顽强的勇气,无比的质朴,安贫乐道,一诺千金,而对芸芸众生废寝忘食、东奔西跑、劳劳碌碌、漂洋过海甚至大动干戈苦苦追求的一切,则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轻蔑”。这就是《巨人传》中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黑暗,批判教会和教皇专制统治对思想的束缚,而要通过古代思想文化的复苏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表面上的花言巧语、奇谈怪论和插科打诨实际上是作者借以讽刺社会的手法,也即是那个“盒子”,盒子中装满了奇珍异宝。

在《巨人传》中,拉伯雷强调一种“巨人精神”,这种“巨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精神,又称作庞大怪主义(Pantagruelisme)。针对中世纪教会的专权和宗教神权所造成的精神荒芜,拉伯雷认为,只有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才能解救人以及社会,才能解决人和社会对精神的饥渴。在教育方面,拉伯雷反对旧教育,提倡教育制度的改革。例如书中人物高康大的教育,首先是由顽固的神学家指导的,用陈旧的内容、落后的教学方法,将高康大教育成了循规蹈矩、呆头呆脑的书呆子。而后来,在人文主义教师的培养下,高康大实现了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在《巨人传》中,高康大自己的教育过程经历了从经院主义方式到人文主义方式的转变。首先,拉伯雷讽刺了家庭教育的不合格。高康大的父母每天在吃喝中度日,高康大小时候受父母的影响极深,“高康大从三岁到五岁,完全按照父亲的要求,受到哺养和教育,与当地的孩子一样生活着,不外乎是:喝呀,吃呀,睡呀;或者吃呀,睡呀,喝呀;或者睡呀,喝呀,吃呀”。吃、喝、睡,拉伯雷三次强调、三次重复,突出了生活的腐败以及父母对儿童教育的失职。后来,高康大的父亲大古杰发现儿子聪慧,决心好好栽培,于是请了诡辩学大师,但诡辩师的教学方法死板而且成效极低,除了背诵、抄写之外缺乏讲解的内容,虽然高康大用功读书,埋头苦读,耗时费力,但却长进很小,结果却变得“疯疯癫癫、呆头呆脑、糊里糊涂、傻里傻气了”。本来聪明而机敏的孩子,却被教育成了傻子、呆子。于是,大古杰决心为儿子重新挑选教师,这次受教育的过程是典型的人文主义的教育。首先,人文主义教师让高康大与其他聪明才子接触,进行交流,启发他的才智,使他产生学习的强烈愿望,为着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努力。其次,教师利用一切机会为他朗诵经书,解释书中疑难点。此外,人文主义教师让他经常复习、记忆和背诵,并使其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外出郊游的方式,边欣赏自然边讨论。在教学内容上,除了谈论故事之外,还包括观测天文、了解医学、研究数学、学唱歌曲、练习书法、学习骑射等内容,使高康大一改在老学究的影响下呆板木讷的行为方式,而变得灵活变通。综观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