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犹太人忆上海试读：
往事漫忆
[2]劳伦斯·嘉道理 （Lord Lawrence Kadoorie）亲爱的柳芭：
您1979年1月7日的来信，连同瑞娜·克拉斯诺夫人要求我谈一些我们家族与上海犹太人之间关系的信，我都已收到。
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以致我很少有时间来回忆历史往事。不过，我相信下面的一些记述可能还是有价值的。一
自2000多年前罗马人捣毁我们的圣殿开始，犹太人便流散到四方：有些人到北方去了；另一些人往西去了希腊的萨洛尼卡、摩洛哥和西班牙；还有一些人则向东方迁移，形成了一个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格达为中心的庞大的犹太人社区。
这个社区在那儿繁衍了开来。到近代，他的子孙们又跋山涉水去了印度、中国、欧洲和美洲。
巴格达犹太人中显赫的家族有：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索姆奇家族，索福家族和葛培家族等。有姻亲关系的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曾是经商的牧人。在那个时候，做生意用的货币是羊毛束，通常由牧民们经营，因此在业主们眼中，牧人们就像银行家。
我父亲埃利沙·西拉斯·嘉道理（艾利爵士），是家中7个孩子中的[3]1个。1880年5月20日他经孟买到达香港，进入E.D.沙逊公司的一家商行当书记员，一开始月工资只有37卢比。他的哥哥摩西比他先来，也在沙逊公司中任职；1883年，他的弟弟艾利斯（即后来的艾利斯爵士）也来港与他一起共事。
后来，我父亲被派往中国北方。在那儿，他时常要到开放的5个口岸——上海、威海卫、天津、芜湖和宁波待一段时间。他给我们讲述的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但只有其中一件他在宁波时发生的小事对我们家族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缺少一位经理，我父亲便留在宁波暂时掌管沙逊公司宁波办事处。这时城市里爆发了一场瘟疫，我父亲没有征得上级经理的同意便从仓库中提取了一桶消毒剂。为此，他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他感到这很不公正，提出了抗议，以致事态扩大到他被送回上海向公司本部解释此事。后来要他不必再做解释，只能服从。他又提出了抗议，结果被开除了，只得返回香港。哥哥摩西给了他500港元，并告诉他这是他能得到的一切。然而这一事件却为我们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可以说一桶消毒剂带来了嘉道理家族的盾形纹章。
此后我父亲做起了经纪人生意。他以天生的聪颖勤奋地工作着，很受人欢迎，在积聚财产方面运气不错。
1890年末，这位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凯利”的年轻人访问了英[5]国，在那里结识了F.摩卡塔先生，一位著名的塞法迪犹太慈善家。在这位先生的家中，我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劳拉·摩卡塔。1897年，他们结了婚，婚后一周他带着妻子回到了香港。
摩卡塔家族祖籍西班牙，在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时离开那里到了荷兰，后来又去了英国。在英国，他们与哥德斯密茨家族合作于1684年创建了摩卡塔—哥德斯密茨有限公司。自1696年后，这个公司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银币经纪人。
初到香港，我母亲觉得生活有点困难，因为与她已习惯了的伦敦氛围很不一样。但有一位葛培夫人对她很友善，她是位非常迷人而有特色的女士，为使我母亲熟悉变化莫测的东方生活做了很多工作。
1899年我在香港出生，我弟弟霍瑞斯1902年生于伦敦。
此后的10年里，我父亲与他的合伙人乔治·波特先生和沙逊·本杰明先生成功地创办了本杰明、凯利与波特商行，成为香港第一家经纪行。
有一件有趣的逸事形象地说明了罗伯特·伯恩斯的这首诗句：“最优秀的人制订了胆小的计划，而计划却常常失败。”海军上将德威率[6]领的美国舰队将要攻占马尼拉城，一切都处在近乎混乱的不景气状态之中。我父亲和他的合伙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为了发财致富，现在正是一个“买进”的时机。因而他们在香港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式的联合商行，专门收购马尼拉几乎所有准备出售的产业——卷烟厂、自来水工程、电车公司、金矿、办公楼，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等美军登陆后才能“大发”起来。不幸，“大发”并没有出现。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才小有亏本地逐渐卖掉他们所买下的产业。
1910年，父母亲决定离开远东去英国定居。他们在伊斯特本镇租了一所房子，我和弟弟便在那儿上学。
1911年，我父亲听说他公司的总经理用公司的资金在香港投资，公司却严重亏损。他再次回到远东，重整公司。
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后，父亲去了上海。在汇丰银行经理史蒂文斯先生的坚持下，他留在上海重新组建了大批橡胶公司——这些公司因行业不景气都面临破产。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后，决定重开自己的业务，并把总部设在上海。
1914年，父母亲和本杰明夫妇同去加拿大的班夫，与从英国去那儿的孩子们共度暑假。
正当我弟弟、我和本杰明夫妇的两个女儿在家庭女教师们带领下坐船穿越大西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结果我们不能再返回英国上学。经过一连串冒险经历后，我们这帮人用完了所有现金，但所有的人总算回到了上海，整个战争时期就在那儿度过。
没有一个城市，以后也不会再有另一个城市像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这是一个混合着东西方特色、带有强烈反差的城市。这个既有善、又有恶的东方的巴黎，为冒险家提供了一个乐园。我弟弟和我在上海继续念书——上海所提供的国际环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并使我们懂得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1919年，我们在上海的家遭遇了一场火灾，我母亲因返回屋中寻找家庭女教师而丧生，她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杰出妇女。从此以后，霍瑞斯和我担负起了以前由我母亲所担负的许多责任，为在整个亚洲确立嘉道理家族的影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20世纪20年代初，我们在欧洲度过了3—4年的日子。父亲在伦敦买下一幢房子。阿拉伯半岛的费萨尔一世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是那里的常客。在这些年月中，我们在法国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关系网。
至于我个人的学历，除了在父亲的办公室中受到训练外，就是师从著名的世界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专家J.E.萨尔蒙大律师学习法律。我[7]成了英国林肯律师学院的学生。我在那儿吃过几顿午饭，然而却一直没有时间完成我的法律学业，但我还是取得了律师资格。
我弟弟霍瑞斯想当农场主，但家庭事务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开始做大理石大厦（又名嘉道理大厦）的管理工作。由此积累的经验对他后来成为香港—上海旅店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有帮助（我们家族在该公司中享有股权一直可追溯至上一世纪，在半岛酒店中更是如此，该酒店现已闻名世界，为亚洲第一宾馆）。大理石大厦是我父亲不在上海时委托他人建造的。不幸的是，建筑师格拉汉·布朗酗酒成性，把住宅楼造成了一幢宫殿式的建筑。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回到上海时，看到的是一个烂醉如泥、正躺在医院中的建筑师和一幢拥有一个高65英尺、长80英尺、宽50英尺的舞厅；一条长225英尺的长廊再加上其他大房间的建筑。我们大吃一惊，而真正的打击则是承包商寄来的账单上所标明的巨额付款数。
我父亲喜欢款待朋友，大理石大厦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中出了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被改为市少年宫，从各个学校中挑选出来的小学生们在那里接受艺术培训。岁月流逝，得知我父亲特别喜欢的这幢建筑现在被成千上万的儿童使用着，他们从那儿提供的课程中受益，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高兴的事。
嘉道理家族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运。叔叔艾利斯·嘉道理爵士在香港、广东和上海兴办了一批学校，目的是为中国学生提供学习英语的基地，以便他们能在外国公司中熟练工作。当时中国人与教会及其学校之间有鸿沟隔阂，所以特别欢迎这些非教会学校。
父亲特别重视在中东地区建造女子学校和医院，这样当地妇女就可以享受到除了家庭教育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学校由巴黎犹太人联盟和伦敦盎格鲁—犹太人协会管理。父亲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学校应不计宗教信仰欢迎任何儿童入学。
这些学校带来的冲击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择偶时要求未来的丈夫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不再一味地服从她们的父母。也许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发动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叔叔、父亲、霍瑞斯和我对香港、上海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事务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做了一些工作。1937—1938年，霍瑞斯在救助最后一批逃离俄国、奥地利和德国的数千名犹太难民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创立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及所属学校。他鼓励青少年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要懂得当时受到的良好训练是为了在新的环境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正是这些难民生涯中不易找到的学校为他们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子女相当部分后来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美国成了有成就的公民。
除了商业来往和在金融界中的巨大影响外，父亲在上海还捐赠了一所肺结核病防治所、中山医院皮肤病防治所及其他医疗设施。
父亲因在世界各地兴办许多慈善事业，于1926年荣获大英帝国二级爵士称号。
我在20世纪30年代回到香港，重开了我们的办事处；不久，你——柳芭（我记得当时你16岁）便成了我的秘书。你对那个时期一定记忆犹新。我弟弟留在上海的公司总部，与父亲在一起。
1938年，我与老葛培夫人的孙女穆丽尔·葛培结婚。前面我已经说过，我母亲到香港后，她们便成了好朋友。二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于日军之手。冬天一到便来香港的父亲、我夫人、我以及我们18个月的女儿和6个月的儿子均被关进了斯坦利集中营，随身只携带了一些能带的东西。
战争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有它光辉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得了病，常常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其他难友交谈。他从未丧失信心，更重要的是，正如下面一段逸事所显示的，他从未丧失幽默感。
集中营里的食物很少，每天的热量约900卡路里。这自然要影响集体生活的条件并造成反应。一天，我正在领取我的那份定量—香烟、罐头、米、煮莴苣和一小碗汤，一个高大壮实的人穿过屋子大喊：“你，该死的嘉道理，你父亲不能带着这帮人溜走。我是香港警察，我想留在这儿。”我不知道他是何人，便问他想要干什么，他答道：“你父亲说他要把集中营里这些人统统带到上海去，但我不想去。”我未置可否，后来把此事告诉了父亲，说这是件很可笑的事。父亲听后说：“劳伦斯，日本人已占领并控制了整个香港和新加坡，但仍有人相信我能够在一场战争中把3500人从香港带到上海，这说明我的信誉仍是很好的。”
5个月后，由于只有关押我们的人才知道的理由，我被确认为加拿大记者，我们一家被允许与外交官一起搭乘“台南·马鲁号”船去上海。那是一艘2000吨的船，载着2000名乘客。用海水洗婴儿尿布不但对我这个洗衣人是件苦差事，而且对幼小的米歇尔也是件痛苦的事，他大声哭喊着抗议给他穿上这种带有腐蚀性的衣物。
海上旅程共9天。到上海后，弟弟与我们见了面，他住在亲戚家中，他把我们带到以前的住所——大理石大厦，大厦已被日本人接管。
我们作为英国公民，佩戴着有“B”字母的红色袖章。由于是敌国公民，日本人只允许我们去一些指定的商店购买食品。我们的所有物品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均被没收。尽管如此，当我们在中国人社区和俄国人社区遇到老朋友时，他们的忠诚、友善给了我们希望和信心——深信情况会好转，这实在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体验。
1943年，我和妻子及孩子们被关进闸北集中营。父亲有病，和一些病残者待在集中营外面，由我弟弟照料。
在集中营的两年中，我们与原籍黎巴嫩的一家美国人（由父亲、已成年的一对儿女及他们的姑姑组成）同住在一间长18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中。这位先生原是位“帕夏”（贵族），被关进集中营前曾拥有一爿上海最好的亚麻布店。他妹妹能把许许多多橄榄油肥皂带进集中营真是件幸运的事，她慷慨地让我们分享这些当时可称无价之宝的肥皂。
这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经历，它对我们以后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犹如一剂苦口的良药。从我个人后来的经历看，它使我更为明察事理，更理解真正的价值观，为人更加宽容。
近1944年末，日本宪兵队允许我们离开集中营去看望病危的父亲，我们被软禁在老家大理石大厦的职工宿舍区内，该建筑已被日本傀儡汪精卫占用，日本人让他建立和领导一个伪政府。
一天傍晚，正值上海全城灯火管制，传来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原来是上海法国领事馆前首席法官考夫曼来访。他是法国公民，未被关[8]进集中营。考夫曼非常紧张，他说维希政府在上海的支持者正在搜捕他，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一面说话，一面把一个有7公斤重的用报纸包着的包裹交给我们。在我们的追问下，他说：“这是一根金条，你们是我认识的唯一能够相信的人。”他又说了一句：“把它藏起来！”随后便走了。作为一贫如洗并被软禁起来的战俘，我们的感情十分复杂。尽管如此，约在半夜时分，我弟弟和我偷偷溜出屋子，跑到花园中，找了一棵树，把那条金子埋到树下。9个多月后，战争结束了，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那条金子，并把它还给了它真正的主人。
一天深夜，一位好友溜进我们的住地，他从一家地下电台听到原子弹爆炸和日本人投降的消息，赶来告诉我们。
1945年8月25日，第一批美军在上海登陆，他们是由肖耶少校（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率领的一支20人小队。战争尚未正式结束，他们通过瑞士领事馆设法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住在我们家中。我们极为高兴地迎接了这些客人。5年来，我们第一次打开[9]了大理石大厦中的电灯，用“K”字特制食品（一种我们还从未吃过的食品）来举行庆祝。不久，我们家便成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人活动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嘉道理家族实际上失去了所有散布在敌国占领国家中的财产。
从战争结束直至共产党人占领上海这一段时间，霍瑞斯全力应付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我则去香港再谋发展。
驻华美军指挥官海斯将军当时住在我们大理石大厦的家中，后来从重庆飞抵上海的英国总领事沃登先生也搬来同住。我急于回香港，便问他们是否可以使用沃登先生即将飞回重庆的飞机，再从那儿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去香港。他们同意了，并为我写了请给予最优惠照顾和享受贵宾待遇的介绍信。我到重庆后被安置在英国领事馆中，很快与皇家空军取得了联系，但后者断然拒绝将我作为一名乘客带走，这样便把我撂在了重庆。
一天，他们安排我乘吉普车去观光市容。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吉普车的座垫上有颗露出来的钉子，把我裤子撕破了一个大口子。我郁郁不乐地站在英国领事馆的台阶上，看上去一定很狼狈。正好一辆吉普车路过，上面满载美国兵。他们很同情我，问我遇到什么麻烦了，我回答说：“如果你们只有一条裤子的话，那你们就会明白了！”
美国兵们要我跟他们一起走。40分钟后，我那唯一的便服换成了一套地道的美军制服。当问起谁应当向谁敬礼时，我自信地说道：“在这里，谁也不向谁敬礼！”这套军服对我极其合身。离开上海前，人们要我与当局中说话算数的人取得联系，以便下达命令，通过瑞士银行解冻并汇出我们存款中的一笔钱以救济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他们中7000人左右是天主教徒，10000人左右是犹太人。
日本投降后，这笔钱被冻结，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些困难。我向前来帮助我的美国兵们叙述了上述事宜。他们认为这是随军牧师的事，便找了5位随军牧师来见我。通过这次会见，我被带去拜见驻重庆美军司令奥兰德将军。他听了我的叙述，深表同情，下达了一些命令，还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广州。我表示感谢，但觉得最好还是先去见见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他们仍然很强硬，坚持不带旅客，我提出我也许可被当作“货物”运输，他们同意了。他们让我坐在一大堆钞票上，这些钞票要空运香港，替换日本军用币。
1945年11月11日，我穿着美军军服，作为“货物”到了香港。我以前任沪港旅店业公司董事长的影响使我在半岛饭店得到了一间房间。3个月后，妇女被允许返回香港，穆丽尔能够和我在一起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弟弟也来香港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几乎是从头儿干起，经历了一段相当紧张的时期。我们两人在重建家族的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勤奋的工作和好运气帮助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原有的地位。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帮助一些运气不及我们的朋友，使他们逐渐过上较好的日子。三
去年，我妻子和我再次访问了阔别30年的中国。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
以上一系列对往事的追忆实际上并没有回答克拉斯诺夫人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家族生活于世界这一地区的百年中，“嘉道理”这一姓氏已成为香港和上海犹太人社团的同义词，其影响有助于创造外国人社区及与之有联系的中国人的历史。现在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可写，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鼓舞的时代，并继续发挥着我们的作用，这就使重述那个无疑具有魅力的故事变得困难了。您忠实的劳伦斯·嘉道理
张家哲节译自《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专论集》第1卷（1985）
[1]本文是劳伦斯·嘉道理勋爵1979年2月6日从香港写给前秘书柳芭·阿尔金的信，编者加了题目并将全文分成若干章节。
[2]劳伦斯·嘉道理（1899—1993），习称嘉道理勋爵。1899年6月2日生于香港，曾在上海和英国就读，获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以来一直是嘉道理集团的最高负责人，任该集团系统众多公司的董事长。1985年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他晚年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投资大亚湾核电站，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3]E.D.沙逊公司（亦称沙逊洋行），由伊利亚斯·沙逊创办于1872年，一般被称为新沙逊洋行，以示与创办于1832年的老沙逊洋行有所区别。该洋行在上海的业务发展迅速，曾在房地产、纺织、建筑、交通、食品、金融等行业拥有雄厚实力。
[4]英国的贵族每家都有一枚代表其家族的纹章，一般为盾形。
[5]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原指从西班牙被驱赶出来的犹太人，后泛指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西亚北非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6]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古巴、菲律宾等地爆发战争，5月，美国舰队攻占马尼拉。
[7]英国伦敦培养律师的四大学院之一。
[8]当时法国名义上由纳粹德国扶持的维希政府管理，与德、意、日为同盟国，因而法国人不被日本视为敌对国侨民。
[9]嘉道理姓氏——Kadoorie的第一个字母为“K”。
附：嘉道理勋爵会见记
潘光转眼间，嘉道理勋爵去世已两年了。两年来，人们写了许多关于他的文字。每每看到关于他的记述和评论，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6年前与他的难忘会见，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样历历在目。
1989年4月19日中午，我登上香港圣乔治大厦24层，走进一间大会客厅。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与我握手，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他，就是90岁高龄的劳伦斯·嘉道理勋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著名的嘉道理家族的最年长者，财力雄厚的嘉道理集团的象征。
提起嘉道理（准确的译音应为“卡杜里”），老上海恐怕没有谁不知道的。上个世纪末叶，英国籍犹太人埃利·嘉道理先生来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经商办实业。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他在建筑、公用、地产、金融等业获得长足进展。1926年，英王授予埃利·嘉道理爵士封号。到20世纪30年代，以埃利·嘉道理爵士父子公司为核心的嘉道理集团已成为上海滩上一大犹商财团，与沙逊、哈同、海亦姆、埃兹拉、安诺德等大财团齐名。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嘉道理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儿时常去的上海市少年宫便是当年嘉道理的宅邸。当我开始研究犹太史，特别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关系史之后，我对嘉道理家族的了解就更多了。我个人以为，这个家族在上海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中叶上海犹太商界历史的缩影。
现在，大名鼎鼎的埃利·嘉道理爵士的长子就坐在我的对面。从外表看，他并不像一个90岁的老人。他起立和坐下时无须别人搀扶，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响亮，听力也不差。我一边向他问候，一边回想着我所知道的他的简历。据国内最新版本的《当代国际人物词典》介绍，他1899年6月2日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曾在上海就读，后在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和专业律师资格。1944年埃利·嘉道理爵士去世后，他和弟弟霍瑞斯·嘉道理共同掌管嘉道理财团的业务。现在，他是埃利·嘉道理爵士继承人公司、圣乔治建筑公司、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施罗德和渣打公司、香港地毯制造商公司、南洋棉纺厂公司等许多公司的董事长和香港大学董事会董事，还兼任许多协会、委员会的主席、总裁等职务。
我是以研究犹太学的学者身份拜访他的，我们的交谈很自然地从犹太学研究开始。我告诉他，由于一些“敏感”因素，中国的犹太学研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1988年8月在杭州召开全国首届犹太文化历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犹太学研究者才第一次有机会在一起进行交流。正是那次学术讨论会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哈尔滨、西安、开封等地的犹太学研究发展迅速，并且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香港等地的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嘉道理勋爵听了这些非常高兴，关切地询问中国的犹太学研究有些什么成果。趁此机会，我将国内学者发表的一些犹太学研究著作送给勋爵，并转达了学者们对他的问候，他连声说：“谢谢！”
谈到下一段的研究计划，勋爵说：“上海曾有过一个数万人的犹太社团，犹太人对上海有一种亲切感，他们不会忘记上海，你们应该研究上海的犹太人。”我说：“您说得很对，上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的一个研究重点。”我告诉他，我这次去美国访问研究的一个课题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上海犹太难民，我在纽约、旧金山等地会见了许多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他们都对上海充满感情，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援助表示感谢，也清楚地记得嘉道理家为救助他们所做的有益贡献。听了这些，勋爵似乎又回忆起了那艰苦的战争岁月。他深沉地说：“当时，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救助这些难民，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勋爵的话使我想起了许多当年的犹太难民向我介绍的情况。1938年10月，正当大批来自希特勒德国的犹太难民开始进入上海之时，勋爵的弟弟霍瑞斯·嘉道理先生出面召集会议商讨救助事宜，上海的所有犹太团体和社会救济组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决定建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以采取联合行动帮助难民。同时，嘉道理家捐出许多钱物救助犹太难民，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专门招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嘉道理勋爵及其父亲、弟弟、妻子、子女均被日军囚禁，先是在香港，后又被送到上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勋爵的父亲正是在被囚禁的困苦折磨中去世的。勋爵一家在艰苦的年代与犹太难民及中国人民共患难，对此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话题转到了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政策上。勋爵兴奋地谈起近年来访问中国的印象及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的情况。他特别提到了1985年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两人共商建立大亚湾核电站计划的难忘情景，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只要中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信心的”接着，他又向我问起上海的市政建设情况。我尽可能向他做了些介绍，并对他说：“上海是您的故乡城（homecity），欢迎您多去上海看看。”他笑着回答说：“当然，我们这些老上海都愿意回去看看，”接着又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如果上海把门开得更大些，我们这些当年的上海居民也许还会再去上海定居的。”这使我想起了勋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的一句对中国充满感情的话：“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始终心怀感激之情。”
我知道，90岁高龄的勋爵现在一般是不会客的，此次破例已是不易，因此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会见前我曾答应勋爵的秘书将会见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看时间快到了，我便转谈轻松的话题，以便为结束做准备。我说：“勋爵您的身体仍然是那么健康，几乎很难看出是90岁的人。”他听了笑了，对我说：“前几年我还自己驾驶汽车呢，现在视力不行了，不敢开车了。”我问：“您写东西有困难吗？”他答道：“当然有困难，手颤抖得厉害，只能请秘书代劳了。”我祝他健康长寿，与我们一起迎接21世纪的来临。他听后诙谐地说：“那我就是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伟人了！”
该是会见结束的时候了，我站起来对他的接见表示衷心感谢。他却好像仍谈兴未尽，又递给我一篇材料说：“这对你们的研究可能有用。”我接过来一看，是但戈先生（M.E.Dangoor）写的《上海的犹太人》一文的复印件。我答道：“当然，这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用，谢谢您！”他高兴地说：“我将尽力支持你们的工作，包括你们与外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祝你们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这时，我突然想到应该与勋爵合影留念，便冒昧地问道：“我可以与您一起照个相吗？”“当然可以。”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站在勋爵父亲埃利·嘉道理爵士的像前合影，当他的秘书拍了第一张之后，勋爵大声地说：“再来一张。”在闪光灯频频发亮之时，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与一位90岁高龄的名人合影。
1993年8月，我应邀赴港开会。行前，我给勋爵发了传真，告诉在港日程，希望能约个时间去看他。没想到他立即回了传真，表示欢迎。到港后，我即给勋爵的秘书打电话，约好8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与勋爵见面，勋爵还接过电话对我说：“星期三上午见。”谁料，这竟成了勋爵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8月24晚，我正参加香港犹太俱乐部的一个宴会，突接勋爵秘书来的电话，说勋爵身体“有些不适”，第二天的见面改到8月26日（星期四）上午。然而，8月25日晚香港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勋爵当天下午在医院去世的消息。就这样，94岁高龄的勋爵安详地离去了。我至今仍深感遗憾的不仅是我失去了再见他的最后机会，也是因为他没有再次“重返故里”。
勋爵去世两年来，中国和上海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勋爵生前最为关怀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于1994年2月6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李鹏总理在庆典上特别赞扬了“港方开拓者”嘉道理勋爵的功绩。我想，热情支持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勋爵如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笑逐颜开的。1995年
沪上救难亲历记
[1]劳拉·马戈利斯 （Laura Margolis）以下是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至1943年2月25日这段时期上海的事态发展和见闻，此后我就身陷囹圄，我的同事曼奴埃尔·西格尔也先于我几日遭囚禁。这是我俩的共同经历，大部分凭记忆所及，难免有不精确之处，有待于西格尔的更正修改。一[2]
我们原与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商定12月8日到虹口去改组行政机构，上海的战事与珍珠港事变一起爆发，这个大都会随即被占领，打破了我们预订的计划。在头一周里，属于敌国侨民的人都奉命留在家中，等待向宪兵登记。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和我们一样属敌国侨民，主席是荷兰人，其余大多是英国人，能自由活动和行使职责的只有前船长赫尔茨伯格（专职执行委员），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无国籍侨民，父母是德国人。12月份的拨款尚未从美国方面到来，赫尔茨伯格立即把8000名受救济难民的伙食从每天两餐改为一餐，面包从12[3]盎司减至6盎司。以每天餐费花5000元中央储备券计算，他估计至少可维持到12月底。同时他通知500名雇员，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可能不得不在1月份关闭，不会再发给他们工资。这在难民、雇员中引起了对饥饿和生活无着落的恐慌。
12月15日，我们被告知日本人“目前”暂不将敌国侨民禁闭，只要乖乖地遵守军事当局颁布的规章，就有在市内活动的自由。我们去见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主席斯皮尔曼和副主席海伊姆，建议他们通知日本当局，该组织至月底不再能得到资金，让日本人知道难民的困厄。斯皮尔曼、海伊姆等3人去向负责犹太人事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犬冢大佐陈述情况，但犬冢根本不愿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在珍珠港事变前从不把他和控制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放在眼里，犬冢大佐几乎是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二
当时我们收到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电报，授权我们筹措相当于6个月拨款的借款，约18万美元。此前我们已向美国红十字会请求给予可能的帮助，它允诺，只要日本人放行，就提供5000袋面粉给我们。我们觉得最好与日本人联系一下。在提出面谈的要求后，我们受到犬冢大佐有礼貌的接待。我们用日本人爱听的口气陈述了如不能筹到款将发生的实际情况，并告诉他委员会的应急资金都冻结在银行里。犬冢要我们信赖他，答应调查冻结资金的事，说只要从中立国取得贷款就行，并同意放行红十字会的面粉，但附加条件是要我们负责解散援欧来沪犹难委员会。他对该组织极其反感，还提出要把赫尔茨伯格解职。犬冢对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这是维克托·沙逊爵士[4]出资建立的组织）也很反感。他同意继续让斯皮尔曼留任，他觉得这人不像其他人那样瞧不起他。
12月余下的日子里我们始终与犬冢保持着联系，他的办事处就在华懋饭店里。我们也住那里，直至1942年1月15日。12月末，犬冢解冻了3万元储备券给我们，这笔钱够我们在1月份用6天。三
与此同时，虹口难民的恐慌与日俱增。我们即到那里召集雇员开了一次会，如实说明情况，并在12月30日发放了当月的薪金，才暂时平息了风潮。
一位雇员提议我们与一个名叫野上夫人的日本女子接触，她在宪兵队中替宪兵首脑当翻译，很有势力。这个女人以同情犹太人闻名，是德国犹太人布拉恩先生的朋友。我们回答说迄今一直与日海军打交道，不便找其他部门（日本陆军、海军、宪兵、领事馆之间存在激烈的争权夺利，利用一方招惹另一方极端危险）。
1月5日，斯皮尔曼先生在其办公室里召集30位著名的犹太富豪开会，他们属于不同国籍，包括敌国侨民。我们也邀请了阿兹肯纳齐[5][6]社团和代表难民的中欧犹太协会的代表到会。斯皮尔曼先生和我们恳求这些人帮助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筹集资金。唯一肯定的答复来自两位阿兹肯纳齐社团的代表，他们说在这方面必须做并且肯定能做一些事。一个捷克人E.坎先生以前在委员会中十分活跃，现在以“健康”为由提出了辞职。亚伯拉罕先生（英国籍）代表塞法迪犹太人社团和最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说：“既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们也会为难民问题担心。”最后决定由一个5人小组探索筹措借款的可能性。
两天后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约我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有事相商。我们在那里见到一个名叫齐默曼的西伯利亚犹太人，他得知贷款的事，提出如能让10名左右上海最富有的犹太人担保，他愿意贷给我们一笔350万元中国货币的钱款。我们都为出现这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感到惊愕振奋，立即向斯皮尔曼先生转达。他开始找人作保，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因此未能得到贷款。四
1月初，一批日后在救助难民计划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难民把我们找去会面，设法在一个“紧急行动”中就地筹措资金。为首的是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先生和格拉泽先生，这些人在较富有的难民中组织了这次行动，在一周内筹募到3万元储备券，这样我们又度过了6天。
同时，与日本人、各委员会和个人的谈判都在进行。我们派秘书格卢克曼先生长驻虹口，但关闭了斯皮尔曼先生在公共租界的办事处，解除了赫尔茨伯格船长的职务。
l月10日，尽管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以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商借救济款，贷款仍遥遥无期。我们意识到，如我们不能筹到一定数额的钱款以维持数月，这个救济组织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将整个难民事务移交给日本人。而日本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能再对犹太人问题作出比其他事情更多的努力了，因为上海到处是饥饿穷困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我们当即召集中欧犹太协会开会，告知现有的资金只够供8000人吃4天，或4000人吃8天了，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济最困难的人以争取时间。在征得他们同意采取措施后，只剩下2500名贫病交加的人（我们去除了所有的单身汉）和老人孩子，都是最急需救济的人，仍住在我们的营地里。我们仍使两家医院和一个妇产院勉强维持下去。
当我们明白从塞法迪犹太社团和形形色色的富人行列里再也得不到帮助时，就去向阿兹肯纳齐社团的头面人物比特克先生和拉宾诺维茨先生求助。两人答应想想办法。布拉恩先生也邀我们到他家去讨论此事，他说最怕的是虹口局势失去控制，日本宪兵借口平息骚动前来接管，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同意他把事情告诉野上夫人，如果她叫宪兵队的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不反对。不久宪兵队把我们召去，听我们讲了难民的情况和筹款的打算。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日军刚占领上海时避免发生混乱，急切要在虹口保持局势平静，希望本地犹太人能帮助募款。五
1月15日，我们实际上已囊空如洗了。虽然日本海军答应解冻银行储蓄，放行面粉，但不可能关心难民问题；宪兵队竭力要强行执法；当地犹太社团还在研究和辩论如何筹集贷款。我们明白必须让人们从冷漠状态中惊醒过来。16日下午，《上海时报》记者采访我们。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避免向报界披露救济犹太难民的内情，因为日本人不赞成对此进行宣传。现在只有冒险一试了，将虹口难民快要饿死的情况公诸报端。1月18日，报上出现了大幅新闻标题。宪兵队对报道上海阴暗面大为震怒，海军方面的犬冢大佐也把我们叫了去，十分冒火，日本驻沪领事馆也要我们解释，从布拉恩先生处得知宪兵队下了逮捕令，后来还是靠野上夫人出面才撤销了命令。
电台也转播了有关难民情况的报道，并呼吁犹太社团及社会各界捐款。我们预期的反应产生了，钱款开始涓涓不断地流入。然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此之前的1月16日。上海大通银行董事舒马赫认识一个名叫考夫曼的主顾，是长期住沪的德国犹太人，最近赚了一大笔钱，舒马赫劝他把钱借给我们，这样可以避免被作为“移民的储蓄存款”冻结的命运。这个建议很合考夫曼的心意。在他来接洽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张字据，说明这些钱不是移民的储蓄。我们知道这张字据会送到纽约去兑现，成为18万美元贷款中的一部分。当天我们从考夫曼先生那里得到相当于1万美元的钱。
阿兹肯纳齐社团也任命了一个财金委员会，为我们筹措借款。在他们帮助下，我们认识了一个持挪威护照的俄国犹太人J.施里罗。此人是一个巨富，急于在财产被日本人没收前把它转移到美国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他打交道更容易些，他是个极难对付的精明的生意人。由于我们急需资金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不得不在利率上作很多让步。除他之外上海没有第二个人会拿出这些钱来借给我们。在我们筹借到的第一笔18万美元的贷款中，从他一人处就借到了13.8万美元。另有几笔贷款数额仅15—20美元。
阿兹肯纳齐社团的比特克先生（波兰籍），是少数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得十分清楚的人，他力主犹太人必须自觉地负起责任。他在所有的谈判中担任我们的财政顾问，对日本人把某一货币贬值的消息很灵通，使我们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1942年6月，日本人把重庆方面发行的法币全部收回去，限期以2∶1的比率兑换中央储备券。我们事先得到比特克先生的通知，早已用所有的法币买了食物储藏起来，因此未受损失。1942年4月末，我们的18万美元贷款已有了保证，我们制订计划使这笔钱足够维持8个月，而不是半年。5月21日接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从南美洲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通知我们停止一切联系，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前我们虽然已不能从纽约总部直接得到钱，但总希望与总部保持联系，可能找到最终解决办法，现在这已不再可能了。六
同时，我们也在改组援欧在沪难民委员会。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个臃肿的管理机构多达500名雇员，长期以来效率不高。它的中式大厨房耗煤量奇大，但效率特别差。现决定除了主席斯皮尔曼先生外，所有的机构全部解散。我们召集所有3个难民营的代表和在营外接受救济者的代表开会，要他们自己承担起管理事务。波兰籍的犹太工程师列文斯皮尔早就主张改造厨房，他计算出难民每餐5角钱内4角是煤钱。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花10万法币把它改成一个简单有效的现代化蒸汽式厨房，可供1万人用餐。最需要的设备是蒸汽锅炉，但这一设备在中国买不到。列文斯皮尔想起华懋房地产公司有弃置不用的锅炉，我们就到那里向他们商借使用，但遭到英国雇员的拒绝。我们知道这锅炉迟早要被日本人没收，取来使用是合乎情理的，于是通过野上夫人从宪兵队取得许可证，把这些锅炉搬来了。监督华懋公司的日本人很乐意地把这些锅炉给了我们。我们立了一张借据，说明只是暂时借用，随即花10万法币为新厨房配置物品。
我们觉得有责任把事务性工作向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或者不如说向残缺不全的委员会（一些人辞职了，海伊姆先生被捕了）汇报。我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只有斯皮尔曼、亚伯拉罕和霍瑞[7]斯·嘉道理3位。西格尔在汇报中直率地指责委员会组织极差，贪污盛行，对待难民像对待苦力。我们告诉他们必须解散这个委员会，另行组成一个新的、更有代表性的社团委员会。嘉道理先生和亚伯拉罕先生当即提出辞职，不愿在新委员会里任职，而斯皮尔曼先生很乐意地接受批评，同意帮助我们。
新委员会要能代表在沪的犹太教的所有派别。为此我们与代表巴格达和中东犹太人的塞法迪社团、主要是白俄的阿兹肯纳齐社团和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中欧犹太协会的领袖们接触。3月初，新的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在斯皮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开会，近25名委员出席。斯皮尔曼先生作了开场白后，我们就在委员会下面建立了管理住房、伙食、财务、募款、预算、采购等机构，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是上海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是临时性的，一旦当地社团的首领来接管，我们就立即退出。委员会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批准建立新厨房。七
1942年4月，重建复兴委员会开始与各营地里的难民一起把场地改造成菜园。兆丰路营地周围几英亩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茂盛的菜园。在一个吃不饱的年代里，这些人显示的精神是惊人的。我们也请职业[8]培训组织到难民营开课，但这个组织坚持要年轻人到他们办的学校里去上课。
1942年4—6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营地房舍严重破旧需要修缮，因资金缺少未能如愿。难民们住处充满污秽和虱子。春夏伤寒流行，医院人满为患。每天有几百人申请进难民营，有些在外的难民比营内的难民更需要帮助。我们必须对闲难情况重新调查，但手头资料数字都是过时和不准确的。幸而我们找到负责住房问题的委员、中欧犹太协会的卢茨·瓦赫纳先生，他在我们的指导下学得很快，最后把接纳入营者及有关调查的事务管了起来。我们解雇了原来管账的人员，雇用了难民中一个称职的会计师埃德尔，以杜绝账目上的纰漏。列文斯皮尔负责指导园艺计划。布拉恩利用他与日本宪兵的关系帮我们随时取得搬运东西的许可证。从公共租界过桥运送几乎任何物资到虹口都要有许可证，包括每天必需的面包。我们得到了在沪公谊会（贵格教派）的全面协作，他们在熙华德路容纳1000人的最大的难民营内工作，教导难民们自己进行民主管理，开办英语课和组织讨论会等。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忍饥挨饿的年代里，难民社团中有如此之多的活动和生活情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一实践使人确信：要是钱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要是经管资金的人对难民更关怀些，这个小群体在得到温饱后能干下多么了不起的事啊！八
在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总部来电嘱咐我们停止一切联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上海的犹太人只能依靠自己了。在沪的犹太富豪现在成了敌国侨民，不能指望总部了。小额的个人捐款已成为必要，每个人都应为之捐赠。瓦赫纳想出了一个称之为“监护职责”的主意。估计每月50元（中国货币）就够一个难民糊口，犹太社团中每一承担“监护职责”的人每月捐献50元以救助一个难民。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的佩雷茨先生很起劲地推行了这一做法。
这里我要提一下佩雷茨。1942年2月，犬冢大佐勒令关闭了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把该委员会的资金交给佩雷茨先生。此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德国难民，从1937年起就与日本人勾结，出售难民许可证给那些想让亲戚移民来上海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海对外门户敞开，根本不需要许可证。他是犬冢大佐的办事人员，犬冢总是邀他出席委员会会议，我们也不好不让他与会。不过佩雷茨在代表难民而做出的努力方面也起了相当有建设性的作用。他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资金用于分发牛奶、煤，补充救济和资助幼儿园。九
到了6月，经费困难又趋严重。美犹联合救济会的贷款最多只能维持到9月末。两家医院每月要耗费5万元中央储备券，内部问题重重。我们觉得，与当务之急相比，维持这两家医院是不必要的和耗资过于巨大了，我们与上海总医院联系，与医院院长、意大利人维奥商定，在该院同意接收我们的病人后就把两家医院的开支从预算中砍掉了。截至7月1日，所有未出院的病人都转移到了上海总医院。
同时我们又向瑞典、土耳其、葡萄牙和瑞士等中立国发电报，要求汇款。1943年，分别收到斯德哥尔摩救济欧洲犹太人组织、里斯本犹太社团委员会汇来的总数相当于977716元中央储备券的瑞士法郎，稍微缓解了面临的急难。
我们觉得阿兹肯纳齐社团没有理由把他们的救济仅限于帮助波兰难民，就要求他们参加资助德国难民的“监护职责”计划，但社团主席托帕斯先生拒绝考虑。这在该社团中引起了争议，一度严重到分裂的地步，甚至闹到一家中兄弟反目互不理睬。与托帕斯先生意见相左的一批人自己组织了中欧难民委员会，负责募款救济500名德国儿童。我们觉得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表明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对他们的德国兄弟承担了部分责任。十
7月，我们正式提出辞职，把事务交给瓦赫纳先生等人，他们已能自己处理行政工作了。我们允诺只要能自由活动就一定给予帮助。这时日本占领当局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消息。
接着好一阵子未听到佩雷茨的音讯，直至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斯皮尔曼、海伊姆（曾被捕获释）、比特克与佩雷茨及其日本朋友都被宪兵抓了起来。听说佩雷茨和他的日本伙伴在斯皮尔曼那里召集被[9]捕的那些人集会，告诉他们日本人要除掉犹太难民的计划。他的目的何在至今仍不清楚，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日本陆、海军与宪兵确实开会讨论了关于遣返犹太难民的计划。布拉恩莽撞地向宪兵首脑询问此事，结果把他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人抓了起来。
斯皮尔曼等人未几就获释了，他辞去了委员会中的职务，以免与难民问题沾上边。这时我们感到有必要组织一个当地的委员会来处理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事务。由于布拉恩与日本人的关系，让他出任主席最适宜，瓦赫纳等几个我们信得过的诚实可靠的人都进入了委员会。此前不久，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博士集中了一些境况稍好的犹太难民组成一个叫作“厨房基金会”的委员会，两人都是小有资产的来沪难民，已在商业上取得了立足之地。基金会由从维也纳来沪的波兰籍人贝尔格拉泽担任名义上的主席，他们俩是实际决策人。两人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处理所有的问题带有“普鲁士作风”，除了他们自己和亲信外从不肯让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厨房基金会计划发起一个“监护职责”运动来筹款，中欧难民委员会接管了供养500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工作。我们已唤醒了所有的人，正在发掘所有救济难民的潜在资财。十一
风声越来越紧急，我们面临着马上要被遣返回国的前景，在临行前我们必须为救济工作做好安排。我们赶紧召集厨房基金会、中欧犹太协会举行紧急会议，提议它们分别接管膳食和住房工作，美犹联合救济会则以其名义借款，按照需要支付基金。会议持续了4小时，中欧犹太协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厨房基金会在退席商议后接受了膳食和住房两项工作，实际执行上海救济难民计划。
遣返令在临动身的那天撤销了，但我们在一周内就与厨房基金会发生了摩擦。在所有的银行存款转给他们后，他们表示不需要瓦赫纳了，并把我们打算留任的百来名雇员全部解职。我们指出原来说定移交后须在美犹联合救济会同意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但对方一意孤行。鉴于没有别的组织会出来接管，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必须承认，他们有志于救济事业，工作非常努力，确实在当地募捐到比以前募集的更多的钱。不管怎么说，救济计划仍然在执行。
美犹联合救济会仍然在筹款。1942年秋，阿兹肯纳齐社团的J.施里罗先生来找我们谈借款的事，我们从他那里以大大低于官方汇率、仅3元储备券兑1瑞士法郎的代价借到了相当10万瑞士法郎的储备券，因为除他之外无人可借这么大的数额给我们，而救济资金已日趋枯竭。
12月5日，英美侨民一清早醒来吃惊地发现日本人已开始拘捕敌国侨民。我们估计在一两天内也会遭拘捕，就委托比特克先生代替我们，继续与施里罗先生谈判再借贷40.5万瑞士法郎。我们把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的借款限额定为21万美元。使我们极其惊愕的是：当天傍晚得知施里罗也被拘捕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向他借钱了。
当月，美犹联合救济会出资建立的新厨房正式开张，由厨房基金会出面举行开张仪式，许多日本官员出席了仪式。面对日本人反英美情绪的激化，我们被劝说不要出席，当时我们作为敌国侨民臂上戴着红袖章。
西格尔于1943年1月3日被捕，幸而我尚是自由之身，可以处理完借款事宜。我以6元储备券比1瑞士法郎的比价借到了相当于40.5万瑞士法郎的储备券，并与当事人商定不让社团和委员会知道此事，由比特克先生拿去投资，用投资收入作为无名氏的捐款送给美犹联救会，让难民得到每一分的利益。因为当地社团已受到鼓励就地募款，为了免得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好。十二
1943年初，我们通过机密的消息来源获知有一个把犹太难民隔离的计划，这是日本在沪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2月6日，《上海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极丑恶的典型反犹文章，点了亚伯拉罕家族、海伊姆家族、维克托·沙逊爵士和许多上海著名的犹太富豪的名字，提到他们如何靠贩卖鸦片和其他不光彩的手段致富，把这些人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典型例子。2月18日，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设立隔离区的通[10]告，从1937年起来沪的所有无国籍者必须限期迁入指定地区。通告在猝不及防的上海犹太人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这意味着那些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商业上已立足的人必须清偿产业，搬至不到l/2至3/4平方英里的隔离区去，我们的难民营和厨房正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对于经过了如此之多的苦难的难民来说，这似乎是最后一个难关，有趣的是难民团体对通告泰然处之，远较俄国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镇定，这两种人首次面临威胁。有些难民变得很歇斯底里，但大部分难民只把它看成是经受重重打击后的另一次打击，他们总的态度是，盟国已快赢得战争胜利了，只要勒紧裤带挨过这段时间，就能盼到胜利之日。我必须对大多数难民所持的态度表示赞扬。
23日晚，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俱乐部召集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社团开会，告诉几百名与会者，发布这一通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问题严重，必须对几千名无国籍者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他呼吁俄国犹太人与他合作，实际上他的讲话是一份最后通牒，要么与日本人合作，要么由日本人用他们的方式来处理。我接到的报告是日本人将把这个计划推行到底。
久保田同意厨房基金会继续活动，允许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如同以前一样，以总部的名义贷款。然而，日本人不想与除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外的任何其他组织打交道。为此组成了一个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11]救济会。日本人只跟这个救济会打交道，该救济会转而与厨房基金会和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打交道。
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感到必须单独从该社团里募款，用以建造营房和修葺房舍，为搬迁到隔离区的人员提供额外的住房设施。至1943年8月，该会已募捐到一笔150万元储备券的钱款。救济会营建的房屋净赚到一笔极可观的收入，因为迁入隔离区的人员至少90%都付得起房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房产的收益减少了，难民穷困，难以付租。9月，久保田下令所有供难民用的经费都要转交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这就是说，厨房基金会在当地募到的所有经费必须转交给该救济会。这时厨房基金会已成功地争取到900宗“监护职责”，每宗“监护职责”的捐助款从每月50元储备券增加到100元，的确干得相当好，显示了当地社团在救济工作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同时，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募集的经费也必须交给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阿兹肯纳齐社团又向其成员推行了一种税收制度，规定每人要向社团救济会交纳税收，为维持难民的生活做出贡献。
据统计，在8月1日时有16000人住在隔离区，其中至少有1万人需要全面救济或补助，但当时的经费只够供给3600人每天一餐，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计划在短时间内增加到5000人。此外，还有2870人住在我们5个营地内。有4669人每天领取6盎司面包的救济（包括一些每天可供给一餐的人和住在我们营地中的人）。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估计，若要继续维持上述开支每月将需要100万储备券。他们预计每月能筹集40万元储备券，希望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能提供余下的预算。
从1942年8月8日厨房基金会开始运作至1943年6月30日止，基金来源情况如下：
厨房基金会本身（监护职责和一次性捐款）17%
来自难民的收入（某些难民交付最低限度的面包费和食品券费）14.75%
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59.5%
中欧难民委员会8.75%
让所有无国籍侨民在5月8日前迁入隔离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把截止日期延长到1943年8月8日。在此日期之后，有特殊情况还可有例外，最多再延长3个月。1943年8月中，仅有170个家庭、60名医生、30名病人和老人以及80名其他身份的人得到例外对待，可暂时住在隔离区外。难民如能向无国籍侨民办事处证明有特殊需要且不违背“大东亚利益”，可取得通行证在白天离开隔离区去办事。8月份有7000人申请通行证出入隔离区，只发放了3000张有效期为3个月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