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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4 14: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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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维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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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者弘毅

士者弘毅试读:

一、高贵的精神

[1]

忆先师陈翰笙

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首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20年后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回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兹忆当年师生事,纪念翰老,为自己余生鉴,亦为那精神薪火相传。一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九子,仅存首末两子女,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唯“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可以这样定!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八十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我国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唯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到重要的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俩了。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我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二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与先师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不讲,却讲了他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学习,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型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罗斯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管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管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道: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佐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被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国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该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由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30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路线,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三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我国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分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他因为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新中国成立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唯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盎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五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五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五年大概也就七八十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直到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五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笔者带着学生去看他。当时有电视台记者在场,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先师已过百岁,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就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先师几乎与北大同龄。北大百岁,先师亦百岁。陈翰笙20多岁回国之际,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正教授,是为当年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先生过世时,已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生命跨越三个世纪,真神人也。

先师活了107岁有余。40年代与宋庆龄办“工合”,过手的钱千千万万,大部暗中偷运延安,自己却一生廉洁简朴。他从无额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补贴出书。离去时,竟仅余不到六万元存款。大概是举丧之资不累旁人吧。先师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并随其早逝之爱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谓“来去赤条条无牵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辟一室,建“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同志亲任主任。先师工作之厅堂已原样搬入这里。翰老的亲友学生们,可在此重温那些温馨的往日。

先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奋斗了漫长的一生。其辉煌业绩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记录。但我深知,陈翰笙属于学生,他热爱学生,百岁之后甚至还“哀求”北大校方送学生给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脑里,最后的一缕余光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在北大图书馆219室开设“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经过。希望他们在中心门前的铜牌前停一停脚,像我当年那样,问一声“谁是陈翰笙?”进来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铜像和遗墨与北大学子们同在。[1]本文是2004年4月13日作者在太平洋学会“陈翰笙追思会”(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上的发言。[1]

高贵的精神

2004年3月,笔者与几位朋友一同去武汉参加关于农村问题的研讨会。91岁的张培刚先生同我等开了一上午会,还共进了极精美的午餐。见到先生依然精神矍铄,颇欣慰,亦颇多感慨。

张老先生是1913年生人,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旋即进入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20多岁的张先生才华横溢,成绩斐然。数年之内,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本著作。1941年秋,先生考上最后一批庚款留学生,赴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以其国内研究的深厚功底,先生于1945年12月即获博士学位。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评为当年哈佛经济系最佳论文,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为“发展经济学”最早的作品之一,后来更被译成多种文字。1946年2月,先生应国民政府之聘,在纽约为国工作。同年秋,周鲠生校长聘先生返国担任母校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元月,先生受聘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一年后的1949年2月,难以割舍为母国学子之师的情怀,35岁的张先生又辞职回母校任教,并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服务。他没料到,满怀育人之志的自己将几十年无缘于学术和讲台。

1952年教育部在全国实行“院系合并”改革。武大工学院被撤销,以其为核心组建华中工学院。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张先生关于市场经济的学问被认为无用,为能“人尽其用”,武大校方委派先生负责华中工学院的基建工作。从此,研究经济学的张先生便留在了工学院。10年基建和总务工作,10年政治课和政治运动,再有10年“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35岁的张先生已是65岁。65岁的张先生在“工学院”能做什么呢?转眼又是15年。直到9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变成了“华中科技大学”,这才有了经济系。到1998年,这经济管理学院拼到了教育部的“博士点”资格,先生在85岁高龄当上了“博导”,成了学校的“活广告”。50年蹉跎岁月,一颗智慧的大脑就这样被磨灭了。

午餐中,张培刚先生提到上司兼前辈学长的陈翰笙,感慨不已。张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研院社科所,中研院社科所的创始人是生于1897年的无锡人陈翰笙先生。陈先生20世纪初去美国学农学,却因为色盲,阴差阳错学了历史。他1920年得到学士学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1—1922年在哈佛学习,可算是张培刚先生的前辈校友。因为没钱继续念,陈先生从美国去了战后经济已经破了产的德国。两年后的1924年,陈先生在柏林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旋即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并由李大钊先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国际。不久,蔡先生创办中研院,请陈先生负责社科所,开创了社科所的农村调查工作。当时的农村调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培养了我国一批有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冶方。张培刚先生入所一年后的1935年,陈先生从上海秘密去莫斯科,担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陈先生不仅在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享誉国内外,还是共产党的社会活动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却是无声息的贡献。

陈翰笙先生今年高寿107岁。笔者80年代上半期有幸忝列其门下,修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学位。做学生的,当时深感迷惘:新中国成立之际先生正年富力强,以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经验,50年里,既然未担当重要的官方职位,何以再未有重要的知识贡献?后来才知道,业师为西学训练出身,又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观念与早年的“一边倒”(向苏联)政策不尽相容,加上性情刚直不阿,士、仕两途均无发展。与张培刚先生相同,陈翰笙先生亦是极好为人师的。“文革”至改革,先生闲散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桃李满天下。“文革”后先生在家授业,硕士生单兵教练,每周一课,两小时,内容包括英文、历史和论文写作。其时,先生最不忘提醒的是:(1)帝国主义一定会欺负弱小民族,而且亡我之心不死,战争不可避免,要早做准备。(2)不要忘记我国的农民,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这后一条正是张培刚先生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主题。陈先生的生日是正月初四。2004年春节,先生107岁生日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医院探望,号召学界认真学习和总结其学术贡献。在这迟来的官方承认之际,先生连亲朋也认不出了。

在午餐中,张培刚先生还提到了他的哈佛学弟兼好友、2003年春天逝世的浦山先生。笔者80年代中期硕士生毕业,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其时浦山刚调任该所所长,故笔者曾为其部曲。浦山在著名的“浦家三兄弟”中行三,亦为哈佛经济系的毕业生,比张培刚先生晚去哈佛两年,1948年得到博士学位。浦山在计量经济学上颇有造诣,当年在美国也是声名鼎盛。与张先生不同,浦山一生信奉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救中国。他在哈佛师从熊彼特,做学生时就已经是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信徒深受政府器重,归国后即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参加了板门店谈判和万隆会议。好景不长,1957年浦山被打成“右派”,自此蹉跎至“文革”,又至改革开放。当他任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时,已经疾病缠身,行路艰难了。

先生名声在外。早年许多外国人向中国政府打听浦山的下落,官方均受命回答:“他已经飞机失事摔死了。”在美国,不少在早年了解浦山智慧的人为之扼腕,声言浦山当年若不归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乃是必然。在若干国际交锋场合,笔者曾见到先生风采,那绝非常人智慧可比,亦令西洋人叹服。自归国到逝世的半个世纪里,浦山并无著名的学术成就。后来虽官至所长,仕途上亦无大成,不过数年就退休了,退休十多年后就离开了尘世。浦山之成为“右派”大约是共和国最荒唐的冤案之一。改革之后,浦山之“左”为圈内人所共知。

浦山先生于笔者既是上司,亦是恩师。笔者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以至后来去美国深造,皆因先生提携。1986年,浦山先生带团出访东盟五国,笔者担任随团秘书兼翻译。归国途中,感于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笔者在飞机上不禁对身旁的先生道:“资本主义也很好啊”。先生突然变得严厉:“难道我们这代人为社会主义奋斗是白费功夫?”与先生谈到周恩来,笔者有欠恭敬之语,立即引起先生的愤怒:“你小孩子家对周总理知道多少?”周恩来为共和国无私地操劳一生,是浦山生活的楷模。周恩来并无子嗣,浦山也没有,陈翰笙也没有。改革后,浦山应邀两度赴美国讲学,薪酬甚厚,却把省下的钱全部上交国家。前一次是1982年,后一次是1996年。在所长任上,浦山夫妇与另一家人合住一套两居室,声言要与所里的同事共甘苦,直到退休才换成小三室住房。1998年,笔者带一班北大即将出国深造的研究生去浦山家“上课”。看到“副部级”干部家徒四壁的景况,学生们无不震惊。可是,虽然陈设简单,那家里却极雅致、极整洁,透出严格西学训练和上海银行家子弟的品位。去年,参加那次“课”的学生之一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归国效命。如浦山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那学生以浦山为人生楷模,出国前一天去探望浦山,答辩后的第二天就飞回了北京,却无缘再见到他。

20世纪初的哈佛,20世纪中的哈佛,20世纪末的哈佛,都有我国最出色的人去学习,回国效力。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呢?从陈翰笙、张培刚到浦山,多少海外学子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归国服务,却在政治运动和人事纷争中蹉跎了个人前程。他们可曾后悔?

笔者曾询问陈翰笙:“当年为何要去美国学习?”他的回答很简单:“偶然吃到外国桔子,很好吃,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洋品种的桔子。”我又问他:“既然对共产党的政策有那么多批评,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他的回答还是很简单:“为了打倒军阀,让中国不再受欺负。”1989年6月下旬,笔者也询问浦山:“您对回国后悔吗?”浦山反问道:“你认为我会后悔吗?”他随即给我讲了个故事。美国经济学的右派泰斗弗里德曼是浦山在哈佛的老友,80年代来中国开学术讨论会,点名要浦山去,欲为他们当年的激烈争辩分个胜负,做个了结。会上,浦山自豪地对弗里德曼说:“快半个世纪了,你的知识一点都没进步,中国的今天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你是错的吗?”我想,当身上覆盖着中共党旗安然离去时,浦山是无怨无悔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那是个高贵的共产党员。在华中科技大学与张培刚先生共进午餐时,笔者向张先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您对回国这半个世纪后悔吗?”他的回答是:“怎么会呢?子不嫌母丑啊!”他还说:“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张先生为当时在座的晚辈们口述一联,曰:“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横批是“看待人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陈翰笙、张培刚、浦山,三位哈佛学子的才干被其兄弟们倾轧攀爬的雕虫小技淹没了,无力对抗中国社会的规律。但是,他们在祖国的一生,本身就是大学问、大贡献。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但他们的高贵精神薪火相传。于是有了代代海外学子,不顾个人的待遇前程,归国效命,不绝于途。那是什么精神?是孝道,是认国家民族为母,子不嫌母丑,回来尽孝心的大道。兄弟阋墙,立场观念不同,生存方式不同,但孝心相通。当学子们谨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中华就成为世界最大之国,其文明博采众家,而且万世一系,绵延不绝。(2004年3月11日)

又记,

笔者写完这小文后的第三日——3月13日,业师陈翰笙先生去世了。先师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他的家全然与我20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1]本文原载《读书》2004年第11期。[1]

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面对这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讲的话会不会对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场,因为我不过想讲出内心的一个感受,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一、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工作者需要祖国认同吗?这要看你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是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动想忘掉祖国,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他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30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们的话说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欢祖国,却也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十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

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没有security clearance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40年前的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当时令人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李先生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在这个新的祖国,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每次返回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就武器设计而言,他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经常挨饿。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也无法接触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杀,把案子坐实。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自己绝不会自杀。新世纪更替的2000年元旦,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他的“过错”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现在,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从而能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他却这样写道: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为科学家。二、在悲剧的祖国

大家可能会认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说法。我想进一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也是悲剧。

大前天(2月23日),《参考消息》用一整版转载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卡迪尔汗生于1936年。他11岁时,印度独立了,祖国却被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的卡迪尔汗迁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乡是印度的博帕尔。博帕尔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顺便提到,20年前的1984年,博帕尔市发生过一起著名惨案。那里的一家美国工厂泄漏了40吨剧毒气体,导致3150人立即死亡,5万人失明,8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影响接受治疗,占博帕尔市总人口的一半。[2]1953年,卡迪尔汗17岁,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理工学院学习,不久又去欧洲学电气工程和冶金。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工作,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了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了,带着他的核能知识。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努力了20多年,也拥有了原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6次公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成为祖国教科书课文里的英雄,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总统的知名度还高。巴基斯坦人口与俄罗斯相当,是美国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两倍。但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国、法国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伊斯兰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伊斯兰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使美国得以要挟其他国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三、在成功的祖国

1996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动。1999年11月20日,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6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6岁生日。第二天飞船返回时,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做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做了决定,而且做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没了感觉,就是腿软,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人,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

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可飞船还在制造中,飞船数据还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他拼命了,日以继夜阅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而且他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成功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没白没黑,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和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他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帖,也很有意思。跟帖的作者回忆说:1992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1995年,他80岁了,得到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岁。在他70岁以前,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他们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四、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我今天谈的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祖国是个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环境、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然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没有科学,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富裕。祖国靠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只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世界上得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有数百人,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而赢得诺贝尔奖,那荣耀属于一个在科学精神下复兴的古老文明,属于亿万中国老百姓那期待科学成就的眼睛。

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哪里?祖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同事。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买饭不排队,甚至加塞儿,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就不善与人合作,就会偷懒,走歪门邪道,就抄袭、剽窃、造假数据,甚至会把国家的科研经费“洗”出来给自己买汽车和房子。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落后,就贫困。

的确,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落后、贫穷,很多地方不如别人的家。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了强大的工业,实现了工业化,却发现我们夜晚的天空没有了闪亮的星斗,我们城市里的空气肮脏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变成了荒原,辽阔的草原变成了黄沙。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如此,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我们终于有了充足的食物,却没有了可以称为“安全”的食品。于是,工业化了,我们的国家却还是发展中国家,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的政策不合理,给国家带来光荣的宇航科学家却只得到很低的工资。岂止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些普通公民受了委屈,冤屈不能洗清,正义不得伸张。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公民,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们,要一起来努力,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

别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别人的家。我们的房子再破,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依托,也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依托。这房子再简陋,也能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给我们温暖和安全。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为了把这座简陋的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们要时刻准备着,准备吃亏,甚至做出牺牲,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轻人。

我们不如人,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但知耻而后勇,我们勇敢,我们不屈不挠。我们如愚公移山,前赴后继地努力,努力把国家建设成最好的家。这就是祖先留给我国精英们的忠诚精神。

忠诚是什么?忠诚是成不了一棵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树,就成为树底下的一粒泥土。这不是中国普通民众所固有的精神,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国的这种精英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落后、贫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国家先进、富裕、强大,你没有成名成家,但你永远不败,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国家共同进步。

然而,毕竟“科学无国界”啊。人们会说,你潘维讲的这许多,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吗?不,不是。我讲两个道理。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强。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人类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接近于解决了。第二,科学无国界,但高科技有国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以保持它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剥削。中国的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就是对“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实践,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侮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因此,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使命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讲了许多,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第一,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第二,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第三,祖国的成功,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们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身上,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期待着你们勤奋、诚实、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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